题：《薛洪言：央行专项调研联合贷款 释放了什么信号？》 作者 薛洪言(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一则《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引发市场关注。 7月17日，银保监会刚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联合贷款基本监管规则。此次央行摸底调查，要求银行填报“余额”“加权利率”“不良率”等关键信息，不免引人发问，央行此举，到底是为了什么？ 联合贷款的争议 从好的一面说，联合贷款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科技惠及更多借款人，也为中小银行提供了互联网转型的拐杖。 但同时，监管又担心一些银行产生依赖心理，风控流于形式，最终蜕化为资金管道。 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担心，早期网传版本的联合贷款监管规则征求意见稿中(2018年11月)，除明确强调银行“不得将风控等核心环节外包”外，还就地方性银行的跨区域贷款业务设定比例要求(向外省客户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总余额的20%)，对联合贷款业务的占比也做了上限规定(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余额的50%；接受客户推荐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联网贷款余额的30%)。 不过，经过多轮次征求意见后，在今年7月的正式发文中，上述定量的比例限制统统取消了，而是将权限下放给银行，要求银行对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总额纳入限额管理，并对单笔贷款出资比例实行区间管理。 办法公布后的答记者问中，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态办法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趋势，抛弃一刀切的简单监管思路，原则导向为主，并预留监管政策空间。” 但市场信心似乎仍有不足，一有风吹草动，就以为“一刀切”要来了。 “一刀切”不会来 在规范引导联合贷款的同时，也要着力避免银行蜕化为资金管道，但为何“一刀切”的办法行不通呢？ 比如2018年11月的版本，要求“接受客户推荐的商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联网贷款余额的30%”。 设定30%的上限，似乎万事大吉了，只有30%的比例，怎么折腾都不怕出问题。问题是，剩余的70%从哪里来呢？由于大多数银行缺乏自有流量，这70%只能靠助贷业务了。 结果就是，一家银行的互联网贷款，三成联合贷款，七成助贷，接下来就不得不制定助贷业务管理规则了。 此时，助贷业务已经占比七成，再简单限定比例就行不通，只能出台一些精细化管理政策。 既然最后还是要出台精细化的管理政策，那为何不直接对联合贷款进行精细化管理呢？毕竟相比助贷，联合贷款发生于正规的持牌机构之间，更容易管理。 所以，类似30%的比例限制，只有在银行具备能撑起70%规模的自有流量时才行得通，否则，只是把银行从联合贷款推到助贷上去，没有本质的区别。 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银行缺乏自有流量，银行通过联合贷款也非能从外部平台获得大量新用户。所以，除非全面禁止互联网贷款，否则人为设定30%或50%的联合贷款比例限制并没有意义。 所以，正式发文取消具体的比例要求，更多的是一种实事求是，为这种新型业务、为银行留出发展空间。 监管从来不是欲擒故纵的游戏，而是在客观现实的约束下寻找最优解。在互联网联合贷款上，监管政策既为新兴业务留足了空间，也抓住了联合贷款风险管理的要害，可以说前瞻性、包容性、透彻性都兼顾到了。 监管的关切 此次央行调研，重点关注“余额”“加权利率”“不良率”等数据。 看到这几个指标，多数人会担心监管是否又要出台收紧政策。毕竟，近些年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是事实，疫情之后消费贷款不良率攀升也是事实。 在我看来，监管更关注的应该是个人短期贷款余额的缩水问题。自2020年以来，金融机构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出现跳水式下降， 2020年2月末降至最低点13万亿元，较去年末缩水2.43万亿元，6月末回升至14.34万亿元，仍有较大缺口(详见附图)。 当前，无论是疫后经济恢复，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背景下的“经济内循环”建设，都需要消费拉动，各方的政策重心仍在促消费上面。 消费贷款余额的缩水是消费持续低迷的外在表征，促使消费贷款余额回升，也是促消费的重要手段。此刻，更没有对消费贷款踩刹车之理。 站在央行的视角，更多地是关注货币金融政策对于促消费的配合与拉动，此次摸底，不妨理解为评估消费贷款促消费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不良率问题，也不会成为简单收紧的导火索。 从上市消费金融机构一季度财报看，拨备快速提升、利润缩水成为常态。疫情之下，逾期率和不良率快速提升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贷款余额缩水还会产生分母效应，让不良率看上去更高。 面对不良率攀升，单个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就是提高门槛、加大催收，结果就是所有机构竞相收紧贷款，导致行业贷款余额大幅缩水，借款人资金链更加紧张，不良率更高，陷入囚徒困境。 监管机构要做的，则是要实施逆周期管理，把银行从囚徒困境中解救出来。具体而言，就是禁止一刀切地收贷，鼓励银行对因疫情原因资金出现短期困难的借款人续贷，并允许缓报征信。 所以，此次央行对不良率的关切，释放的绝不是政策收紧的信号，恰恰可能是为了厘清问题，继而支持联合贷款发展。 互联网贷款，离不开联合贷款 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是对已发展壮大的互联网贷款的事后追认，以有形之手规范引导互联网贷款发展方向。这一政策相当于肯定了互联网联合贷款的正面价值和合法定位，对主流银行、互联网平台是利好的。 互联网贷款涉及用户和资金两端，鉴于流量和资金的不均衡，联合贷款就是互联网贷款的主流模式，这一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鼓励互联网贷款是顺应金融科技转型的大方向，鼓励引导联合贷款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对于互联网贷款的主要载体——联合贷款，我们理应有更多的信心，固然要持续关注，防范风险；更重要的则是持续引导，推动创新发展。 薛洪言 中新经纬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本文不代表中新经纬观点。
图片源自网络 7月30日，浦发银行发表声明，回应客户“被贷款1200万元”一事。 近期，有网友程某发文称，在银行打印个人征信报告时，发现其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于2011年及2012年有两笔各600万元的贷款，合计1200万元。报告显示该贷款已还清。 针对上述指控，浦发银行方面表示，司法鉴定机构7月30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程某于2011年向成都分行申请个人经营性贷款600万元和1年续贷的《借款申请书》《个人信贷业务谈话调查记录》等材料上的署名字迹与程某2020年6月、7月分别提交成都分行的《申请》和《异议申请书》等材料原件上的署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浦发银行方面表示，将依法依规采取后续措施，切实维护该行声誉。 对于浦发银行的最新发声，程某亲属表示认为鉴定不构成法律效力，程某并未与浦发银行一同去过鉴定中心。“我们不知道是怎么鉴定出来的，用什么作为鉴定的参照物？按照要求当事人本人应该在鉴定中心的老师见证下提供很多份签字和手印，提供素材，然后再审核和比对。他们自说自话的鉴定我们不能认同。” 程某亲属称，浦发银行总行和客服热线至今未联络自己，成都分行曾于29日下午致电邀请其面谈。 此前，程某亲属对搜狐财经表示，程某并未向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上述合计1200万元的贷款，拿到贷款合同复印件时，发现涉及的签字及手印均不是程某本人，系模仿签字。 与此同时，该案件牵扯出了程某担任股东的一家公司。贷款合同复印件显示，两笔贷款最终流向的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程某亲属提供的录音显示，有位“王总”在录音中承认签字系由公司财务人员代签，程某亲属称王总系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浦发银行方面的回应也提到，程某于2011年向成都分行申请个人经营性贷款600万元，期限为1年，用于汶川某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程女士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2012年该笔贷款到期后，续贷1年。 天眼查显示，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为2004年5月，程某持股8%，前三大股东孙孟君、孙俊超及杨永秀分别持股32%、20%和14%。 图片源自网络 7月29日，风波中的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程某对两笔600万元贷款均知情，“这与程某及其儿子向媒体爆料称完全不知情的说法不符，程某的情况也不属于媒体报道中‘被贷款’的情形。程某恶意谎报‘被贷款’，其目的是想通过此类手段向我们索取非法利益。” 对于顺发电熔冶炼公司的声明，程某方面表示系“贼喊捉贼、颠倒是非”。
一个工商银行，一个贵州茅台。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过去一年，大家一直在猜测，贵州茅台的市值何时会超越工商银行，成为中国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 新冠疫情会成为加速器，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2020年2月3日，新年开盘第一天，工商银行收盘价5.16元，贵州茅台当时收盘价986元，半年时间不到，2020年7月30日，工商银行的成交价在5元左右，贵州茅台的成交价在1700元左右，简单的类比，工商银行的市值不增反减，而贵州茅台的市值增长了70%还多；工商银行的市值在1.7万亿，贵州茅台在2.14万亿左右；工商银行的市盈率在5倍，而贵州茅台的市盈率在47倍；工商银行的半年利润估算在1600亿-1700亿左右，贵州茅台的利润在266亿；正常情况下，工商银行每年增长5%左右，贵州茅台的增长已经由过去的30%下滑到目前的13%左右，茅台当然是好公司，而且具备稀缺特征，但是工商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目共睹，更具备系统重要性地位，生活中，可以没有茅台，但不能没有工商银行。简单地说，同样拿出1.5万亿收购资金，在现实的交易中，你是愿意收购工商银行还是愿意收购茅台？ 有同学质疑银行股利润的真实性，水皮认为大可不必。一方面，银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也是相对透明的行业，作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现在银保监会的监管措施非常到位，影子银行都没生存空间，资管新规正在落实，作假难度太大；还有，更重要的是工商银行也好，其他大行也好，主管都是中管干部，他们频繁调动，根本没有什么作假的动力，为人作嫁的事情多少人会作？不过同理，没有作假的动力，可能也没有维护市值的动力，由此带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股目前的价格是制度性折价吗？这种折价是否是信任度折价？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同样是国企，工商银行是折价，贵州茅台是溢价？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体现？我们知道一般央企的主管部门是国资委，但是金融行业特殊，至今不知归属什么部门主管，银行的股东有财政部的汇金，有证监会的证金，有社保基金的投资，还有银保监会的保险，表面上看各类国有股东齐全，公司治理合理，但是结果可能是九龙治水，市值管理难以落实，国有金融股权的保值增值无从谈起，半价出让股权的现象一再发生，让人难以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定价权该由谁掌控的问题。离岸市场可能我们说了不算，比如美股，比如港股，但是如果A股也是如此，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其实，四大行由于历次护盘，大多数流通盘也已经在国有机构手中，市面上真正流通的极少，比如中行，但是这些机构基本上是被动持仓，没有主动管理，不抛已经算讲大局，讲政治，推动金融股价格合理回归的难处不在资金，而在于意识，如果不作为，那就有一万条理由，如果负责任，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定价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同行，更有国际的同行，比如美国银行，比如汇丰银行，比如花旗银行，比如美国运通。对比这些银行的市盈率，即便在美国股灾之后依然平均在10倍左右，股灾之前就更不用说，如果中美银行发生并购(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证券、基金、保险领域完全有可能)，那么从市值角度而言，中资银行就丧失了起码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资本市场给予折价的公司都是风险高的公司，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的风险高吗？为什么老百姓愿意把钱存在银行拿三个多点的利息而不愿买入市盈率才不到5倍，股息率都超过6%的股票呢？不是同一家银行吗？价值投资难道不是需要国有机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吗？北上资金在金融股上频频砸盘难道大家都可以熟视无睹吗？大行间的较量难道资本市场可以独善其身或者放任自流吗？上证指数这么多年低迷直到7月22日才有改进，但是上证权重中有三分之一的金融股，金融股的估值回升才是上证走出扎实上升通道的根本，这才是本质，核心，剔除点ST，延长点新股时间只是旁枝细叶不会起太大作用，还记得特朗普-27%的梗吗？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就是美国经济的脸，那么上证指数就是中国经济的脸，特朗普为了维护道琼斯的上升通道可以威胁美联储，可以攻击鲍威尔，可以盘前发推，虽然吃相难看，但是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三大指数能创新高，是不是也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呢？ 2008年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上证指数从年前的6124点直落1664点之后反弹在年后接近3478点，如今十年过去上证指数连3458点都迈不过去，正常吗？金融股的估值一贬再贬，甚至沦为砸盘工具难道不应该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吗？水皮不是个阴谋论者，但现实如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无形之手迷茫之际，有形之手正是发挥引导作用之时。 上海市值最大的是贵州茅台，深圳市值最大的是五粮液，中国股市进入“两瓶酒”时代，值得我们骄傲呢，骄傲呢，还是骄傲呢？
四川程女士“被贷款”1200万一事有了新进展。 7月30日，涉事银行浦发银行对表示，四川程女士“被贷款”1200万元一事所涉贷款的《借款申请书》《个人信贷业务谈话调查记录》等材料上的署名字迹与程女士2020年6月、7月分别提交成都分行的《申请》和《异议申请书》等材料原件上的署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 此前程女士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其到银行办事，随机在银行打印了个人征信报告，却意外发现自己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有两笔合计1200万元的贷款。程女士还称，通过申请银行当初的贷款合同复印件发现，两笔600万的贷款合同中关于她的签名、指纹均为冒名签署，程女士对此贷款完全不知情，更不知道资金去向。一时之间，引起热议。 随后，浦发银行于28日回应称，对于网络报道涉及成都分行的有关信息，总行高度关注，立即要求成都分行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成都分行分别于2011年、2012年向程女士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个人身份证、户口本，以及个人的质押存单等贷款申请材料齐全，最后一笔贷款本息已于2013年全部结清。 据悉，该笔贷款资金使用方为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下称“汶川顺发”），程女士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天眼查资料显示，汶川顺发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500万元，法人代表、大股东为孙孟君，程女士持股比例为8%。公司官网显示，公司主要从事碳化钙、镍铁生产，现有员工1200余人，公司资产总额5.8亿元。 另外，据天眼查显示，孙孟君以及其他股东均有股权质押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程女士也有40万股，于2011年3月质押给浦发银行成都分行，目前显示仍有效。 对于浦发银行的回应，程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进一步表示：这是避重就轻，如果仅凭公民或股东的个人资料就可以去浦发银行办理个人巨额贷款，不需要本人到场，不需要鉴证签字，不需要审查，银行的监管审批制度何在？ 对此，7月30日，浦发银行再度发声称，司法鉴定机构7月30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上述贷款的《借款申请书》《个人信贷业务谈话调查记录》等材料上的署名字迹与程女士2020年6月、7月分别提交成都分行的《申请》和《异议申请书》等材料原件上的署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尽管上述贷款业务发生已时隔八年，我行将坚持实事求是、审慎稳健的经营管理原则，查明事实，依法依规采取后续措施，并切实维护我行的良好声誉”。 同日，涉事公司汶川顺发也发表了一则声明。汶川顺发表示，股东程女士通过微博，其子杨先生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发表不实言论，其不实言论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多个微博注册用户转发及通过多个媒体发布及转载，引发了社会关注，上述二人不实言论及行为给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干扰，严重破坏了企业的复工复产。
图片来自网络 7月28日，天津银行通过其官方微信平台发布了一则招聘公告，宣布将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副行长。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的选聘职位包括行长一名，全面负责银行日常业务的经营管理；副行长三名，分管批发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1名；分管零售银行、业务营运及金融科技业务1名；分管风险、内控合规及法律事务1名。 图片来源：公众号天津银行 公开招聘银行总行行长、副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并非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一般做法，但近来似乎成为了一些城商行的常规选项。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以来，已有包括朝阳银行、曲靖市商业银行、嘉兴银行、枣庄银行、天津农商行在内的近十家城商行采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聘用其总行行长、副行长。而温州银行更是在2017年年底面向社会市场化同时选聘董事长、行长和监事长。 不少银行也在公告中表示，公开招聘总行高管是为了更好地引进高层次银行管理人才，拓宽选人用人渠道，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和契约化管理的工作机制。 根据天津银行招聘要求，应聘行长一职需要有3年以上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业务部门正职或一级分行副职及以上职务，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总部高级管理层成员的任职经历，年龄一般不超过53周岁，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55周岁。 副行长需要担任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业务部门副职或一级分行中层正职及以上职务，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主要业务部门或一级分行正职及以上职务3年以上，年龄方面，一般不超过50周岁，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52周岁。 这也意味着，此次招聘后，天津银行将有望加入一位“65后”行长和几位“70后”副行长。 在薪资方面，天津银行并未在其公告中详细说明，仅表示“参考市场同类可比人员薪酬水平，提供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薪酬待遇”。 搜狐财经从天津银行2019年度年报中了解到，2018年度，其时任行长孙利国的税前报酬为95.12万元，三位副行长的平均年薪约为87.14万元。将之与A股上市城商行进行比较，天津银行在高管薪酬方面略高于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但较宁波银行、长沙银行、上海银行等还有一定差距，其副行长最低薪资在参与排行的14家银行中处倒数第六位，尚不足宁波银行的1/3。 数据来源：各银行2019年度财报 制表：搜狐财经 就在这则公开招聘公告发出的前一日，天津银行宣布，原董事长李宗唐因年龄原因辞去天津银行董事长、执行董事等职务，并选举行长孙利国为其新任董事长，但其任职资格尚需银保监会核准。 图片截取自天津银行公告 公开资料显示，孙利国，56岁，自1985年于天津大学毕业后至2003年均在建设银行工作，历任支行行长、分行办公室主任等职。2003年任渤海银行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助理，主持筹建办公室日常工作。随后任职渤海银行，历任该行董事会秘书、副行长、监事长等职。2016年8月，与李宗唐同时进入天津银行，履新天津银行党委副书记，自2017年2月起，担任天津银行行长。 天津银行高管变更并不频繁，除前董事长李宗唐因年龄原因辞任外，今年以来仅原副行长梁健法于1月因工作调整辞职。相关资料显示，天津银行目前仅有两名副行长，张富荣、张颖，二人均为女性，其中张福荣58岁，张颖仅44岁。 公开资料显示，天津银行成立于1996年11月，于2016年3月在香港上市。截至2019年末，天津银行的资产总额为6694.01亿元，营业收入为170.54亿元，同比增长40.5％；净利润为46.09亿元，同比增长8.9％；利息净收入增长明显，较2018年度，增幅为97.2%为132.23万元。天津银行在规模上，总体与2018年上市A股的城商行长沙银行相当。 资本充足率方面，截至2019年末，天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5.2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62％。高于长沙银行数据，也高于A股上市银行平均水平。 但在资产质量方面，天津银行表现略有逊色。截至2019年末，天津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98％，同比上升0.3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20.58％，同比下降29.79个百分点。而与之规模相当的长沙银行，2019年度不良贷款率仅为1.22%，拨备覆盖率为279.98%。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度天津银行资产减值损失为74.30亿元，同比增长113.4％，这导致了天津银行的净利润增长远低于其营业收入增长。
非上市中小银行上半年经营数据近期陆续披露。在疫情影响下，中小银行总体经营业绩如何，对于利润是否进行了审慎反映，对于潜在风险是否充分计提、备足了吸收损失的“粮草”？这些问题都受到市场关注。 记者统计了截至7月29日在中国货币网上披露第二季度业绩报告的逾50家中小银行数据。其中，披露了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数据，并有去年同期数据作对比的银行共42家。 在这42家银行中，有29家今年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占比近七成；有25家银行与去年同期相比加大了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力度，占比近六成。其中，有7家银行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幅超100%，肇庆农村商业银行、承德银行的增幅分别高达583%、327%。 总体看，上半年中小银行加大了拨备计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未雨绸缪”的经营思路。 中小银行净利润同比缩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些银行利息净收入或中间收入下滑，表现为营业收入总体下滑。例如，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今年上半年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均录得负值。更多的是一些银行大幅提高拨备，“吃掉”了一部分利润，甚至部分银行上半年营业收入稳健，但净利润增速为负。比如，山西盂县农商行2020年上半年营收与2019年上半年营收相差不大，分别为2.28亿元、2.72亿元，但净利润却同比“打了对折”。2020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0.32亿元，较2019年上半年同比下滑57.93%。 净利润减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计提拨备大幅提高。该行今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0.86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提0.45亿元。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明确表示，一些机构拨备不达标，即便按照现阶段拨备覆盖率最低标准100%测算，银行机构仍有缺口合计超过3500亿元。若均摊到全年补足拨备缺口，这些机构利润增速将大幅降低，有的甚至为负。 但也有一些银行虽然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但净利润同比增多，比如安徽桐城农商行、安徽太和农商行、山东龙口农商行等。资产减值损失这一调节利润的“工具”，明显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以安徽太和农商行为例，该行今年上半年营收3.22亿元，同比下滑6.94%；实现净利润为1.0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11%。该行今年上半年拨备计提规模减少，计提规模从去年同期的1.11亿元降至9306万元。 也有不少中小银行在大幅计提拨备后，还能实现营收、净利润“双增长”。承德银行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39亿元，同比增长43.22%；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后，该行于今年上半年计提了6.25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比大增327.24%。在拨备计提增加3倍的基础上，该行上半年还实现净利润8.42亿元，同比增长11.38%。
编者按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提法，既生动形象又意味深长。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应对疫情冲击、共克时艰之年。 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持续出台系列扶持实体经济，支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外贸企业等的政策举措，出实招与企业一起共渡难关。金融机构也积极响应监管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快速推进优惠贷款发放，创新金融扶持手段，为实体经济复苏夯实基础。 自今日起，本报将刊发系列报道，聚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创新举措，定格金融呵护实体经济的点滴瞬间。 随着疫情阴霾逐渐散去，位于深圳市东门社区的方块西点面包店也逐渐恢复了顾客盈门的景象。 但受疫情防控期间人流量减少、销售收入下降的影响，店主刘先生反映，面包店房租水电、人员工资和原料货款的资金缺口加大。 深圳农商行在走访中了解到刘先生的诉求后，通过申请人民银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资金，仅仅用2天时间就为企业提供了“信用贷款+财政贴息”的融资组合方案，发放了3年期随借随还“小商贷”40万元。 这是今年上半年金融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资金活水不断流，创新渠道勤“灌溉”，千方百计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缩影。展望今年剩下的5个月，在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的大格局下，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将保持合理增长，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有望持续下行，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资金保障 以解燃眉之急 浙江省绍兴市创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产品用于呼吸道病毒检测。自复工复产以来，公司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更新购置设备、采购原材料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上虞农商行在了解企业融资需求和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疫情审批绿色通道，在一天时间内就将1000万元贷款投放到位，极大缓解该公司资金暂时性短缺的问题。 记者从人民银行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5万亿元，同比增长26.5%，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末分别高1.1个和3.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上半年增加2万亿元，同比多增7539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增量。 从支持的户数来看，截至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964万户，同比增长21.8%。其中，6月当月增加102万户，同比多增32万户。 不仅仅是针对小微企业，上半年金融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均在加大，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较高，有效地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金融机构超储率1.6%，比去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升；货币乘数6.92，比去年同期高0.79，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合理让利 恰似雪中送炭 疫情发生以来，广西南宁市六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营出现困难，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在了解情况后，为该公司办理了一笔50.7万元的抵押贷款，同时为该公司大幅下调贷款利率，较同期利率下降116个基点，并为企业减免抵押登记费、评估费、保险费等费用3805元，切实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河北承德燕峰药业主营中成药品研发、生产、销售。河北银行承德分行将该公司的贷款纳入河北省“中央银行支小再贷款专项额度”名单内，执行疫情防控期间小微企业优惠贷款利率4.55%，利用政策优势主动为企业降低贷款利率2个百分点，直接为企业节省资金成本14万元。同时，该行为企业减免了疫情期间柜面、网银结算手续费近1万元。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着力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引导贷款利率持续下行。从全国范围看，今年6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4%，较去年7月LPR改革前下降0.68个百分点。 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据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介绍，1.5万亿元分三块：第一块是利率下行实现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让利，大概9300亿元；第二块是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加上前期的延期还款付息政策工具大约让利2300亿元；第三块是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 工具创新 源头活水直达 “去年闹非洲猪瘟疫情，今年闹新冠肺炎疫情，原本计划买生猪全自动化管理设备的几十万元资金一下子没了着落。没有抵押物，向银行贷款怎么也张不开嘴。”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白石头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泳林原先抱着这样的想法。 该公司位于罗霄山脉，是一家经营生猪养殖、水果种植的企业，总投资700万元，流转土地50亩，年可出栏生猪约2500头，产值约750万元，年利润约200万元。 人民银行出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后，汝城新阳村镇银行第一时间安排客户经理对该公司进行实地调查，在掌握企业生产场地为租赁、企业主唯一抵押物正在按揭中的情况后，银行主动提出信用贷款方案，全额满足30万元企业融资需求，并与企业签订稳岗保障书。据了解，白石头生态种养殖公司保证维持现有32个就业岗位，包括2户贫困户，每人年收入约3万元。 为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人民银行6月1日出台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分别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政策刚刚出台的第一个月就取得了不错效果。以银行办理贷款延期为例，数据显示，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6月对13.3万户企业延期还本3828亿元，对9.7万户企业延期付息232亿元。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1887亿元、延期付息18亿元。地方法人银行对9.1万户企业延期还本1997亿元，对3.6万户企业延期付息71亿元。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709亿元、延期付息12亿元。 除了上述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创新外，各地还在探索其他方式。比如，人民银行宿迁中心支行自主建设“企业信用等级认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宿易贷”融资服务模式，有效破解银企融资信息不对称，推动扩大信用贷款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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