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建部和央行联合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会后新闻稿指出，为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增强房企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近期，围绕规则和房地产市场的讨论持续升温。记者走访了多家参与会议的房企高层和监管部门后获悉，会上央行领导阐述了融资规则出台的背后逻辑和未来取向。将房地产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作为调节宏观经济周期工具，短期看刺激效果明显，但长期副作用很大。中央明确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的手段。企业应该也需要准确把握好政策取向，认识到稳健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宏观层面意义。建立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政策的规则化和透明化，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座谈会也是监管部门与企业行业加强沟通、交流互动管理思路的具体体现。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房企对新规的关注点差别较大，会上代表性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土地储备如何估值、多元化经营是否区分，以及规则何时向行业推广等问题上。对此，央行和住建部一一进行了回应。知情人士透露，新规则明年起将逐步覆盖更多的重点房地产企业。不用房地产刺激经济是长期政策基调从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看，2008年以来，经历了几轮房价上涨周期，2009年、2013年、2016年，都是房价大幅跃升的时期。回顾这些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将房地产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作为调节宏观经济周期的工具，的确每次对经济下行都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带来的成本都是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跳升，历史教训深刻。十九大以来，中央确定了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方针政策——“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过去2~3年，中美贸易摩擦、疫情冲击产生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央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疫情冲击下也没有拿房地产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但在经济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这样的房地产政策到底能坚持多久？是不是会放松房地产调控？是否还会将房地产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房地产企业、银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方都在等待、观望、博弈。下半年，房地产开发商刚刚从疫情冲击中回暖，新规出台将给行业带来多大影响，牵动市场神经。综合各方观点来看，新规的制定出台仍然是基于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的思路，坚持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取向，激励和约束并重，有利于企业准确把握长期政策基调和政策取向，对市场形势和行业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有利于 “稳预期”。新规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金融安全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呈现了一些突出特点。比如，行业集中度明显提高、负债率高且增速较快、单家企业负债规模大等。数据显示，2019年末，上市或发债的300余家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7.4％，较2015年末增长5.3个百分点，不少大型房企杠杆率还在高位攀升。房地产行业整体负债率高且增速快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金融行业的视角看，房地产与金融是一对孪生兄弟，房地产贷款占整个银行业贷款的三分之一，长期的共生互利关系将两个行业紧紧捆绑在一起。房地产金融风险历史上一度成为最重要的金融风险点之一。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在高杠杆、高负债的背景下，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存在两个“悖论”：一是尽管杠杆率已经非常高，很多房地产企业仍然加速扩张，金融机构也愿意继续“借钱”给高杠杆房企；二是与其他行业追求存货高周转率相比，房地产行业普遍追求存货的低周转，企业手中的土地储备越来越多。两个“悖论”反映出房企和金融机构对于房价继续上涨的预期：只要房价继续上涨，加杠杆囤地就有利可图。但高负债背后则对应着高利率。据市场机构统计，2019年，80家代表性房企平均融资成本7.5％，不少高杠杆房企境外发债利率长期在10％以上。这意味着，每年房价上涨的幅度需要高于利息的资本化率，否则高融资成本很难维系。这一旧逻辑在过去几轮房价上涨周期中也被反复验证。在“房住不炒”和“三稳”基调下，原本依赖房价持续快速上涨的高杠杆、高负债模式面临较大风险，这也引发市场对于上述行业惯用逻辑能否继续成立的怀疑。一位接近监管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房地产企业负债对应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可以由房地产行业主管部门从企业端加强管理，也可以由金融主管部门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角度进行管理。新规则通过引导和约束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并通过与企业的持续沟通和交流，引导其更加关注自身的财务稳健性指标和负债水平，按照审慎稳健经营的方向，主动调整负债规模和杠杆率。据记者了解，座谈会上相关领导表示，房价的过快上涨，推高生产要素成本，严重侵蚀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还会撕裂社会，造成严重社会不公平，激化社会矛盾，阻碍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稳健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的宏观层面意义，有益于实体经济、居民个人、金融机构，也有益于房地产企业自己。房地产融资规则化、透明化，设计了科学合理的过渡期安排将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规则化、透明化是新规出台的另一目的。记者获悉，会上央行领导表示，过去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政策并不那么透明，多数时间是通过对银行窗口指导的方式进行，企业有时也十分困惑。中央明确提出“房住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以来，房地产行业和企业自身也有较强的调整意愿，但出于政策可能变动以及行业竞争等考虑，多数房地产企业还处于观望状态，既不利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安排，也容易陷入多方博弈的局面。目前，监管部门设置“三道红线”，根据各家房企财务状况，按照踩线条数不同，从多到少分成“红-橙-黄-绿”四档进行管理，每降一档，企业有息负债规模增速阈值的上限增加5%，即橙色档、黄色档和绿色档的有息负债增速分别不超过5%、10%、15%。这一规则被市场总结为“三线四档5%”新规。业内人士表示，融资管理规则为企业安排了过渡期，对市场的影响有限，有助于企业稳妥有序逐步降低杠杆水平。参会的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房企对新规的关注点差别较大，会上代表性的诉求主要集中在土地如何估值、多元化经营是否区分，以及规则何时向行业推广等问题上。以恒大为代表的土地储备较多的企业，希望将持有的按成本计价的大量土地增值部分计入资产，体现企业真实偿债水平。对此，央行相关人士回应，规则计算主要基于经审计且公开披露的财务报表，土地由谁估值，按照什么标准估值，会计准则及审计都有明确的规定。依据会计准则和财务报表，能够保证规则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如果企业财务报表违反会计准则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也会有相应的处理。此外，“规则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合理约束高杠杆企业负债行为，引导企业加快开发，避免囤房囤地行为，如果对土地增值的处理不遵循会计准则，相当于释放了鼓励企业囤积土地以待升值的信号，与规则初衷不符。”央行人士称。而绿地、阳光城等地产以外多元化经营较多的企业，希望核算时能够把城市更新、教育等其他业务的负债剔除出来，不纳入有息负债管理。央行和住建部回应，房企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无论从目的还是操作性考虑，规则计算的依据都是企业的财务报表。如果按照会计准则，相关领域不纳入合并报告，规则适用时也将遵循同一原则。同时，规则对于符合住房制度改革方向的领域也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对企业内部设立的住房租赁法人，符合国家住房租赁政策导向的，就可以从合并报表有息负债中剔除。一些负债指标较好的企业则更关心“三线四档5%”新规是否以及何时推广至全行业，担心15%的规模限制会打破现有竞争格局，给规则适用以外的企业反超机会。对此，央行和住建部表示，房地产行业集中度很高，高负债问题也主要集中在重点企业，规则针对重点企业，依据则主要是会计报表，推广至全部11万余家房地产企业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但明年起将逐步覆盖更多的重点房地产企业。对于适用规则的企业，未来有望拥有更大的融资灵活性。实际上，规则本身也是各方意见的反映，体现了行业整体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近期，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表示，融创已经对政策有了判断，提前进行准备；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回应员工对融资新政的讨论时表示，国家过去几年“控房价、降杆杆、启动内需、实现双循环”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落实和清晰化、可操作化，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会上央行领导表示，建立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政策的规则化和透明化，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就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快推进住房租赁市场顶层设计，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支持“租购并举”。这些新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会与市场不断沟通、评估、校正和完善。
“联通”千行百业的物流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据新华社报道，9月9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建设。要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 物流快递龙头们如何看待新的机遇与挑战？“此次会议明确了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物流行业的长远发展指明方向。”京东物流集团CEO王振辉如此对上海证券报表示。与此同时，一些优势快递巨头已经加速智能信息化转型，这正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必经之路。 新定位：高效链接国内外生产要素 菜鸟网络总裁助理熊伟倍感振奋：“快递物流在国内已成为类似于水电煤一样的基础设施，高效率、低成本的属性，令其不仅支撑起国内、国际的电商消费，还凭借优质服务多方位拉动消费。”在他看来，国家将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可吸引更多社会力量进入物流领域，从而加速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共同打造数字化的物流基础设施。 “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此次会议明确了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物流行业的长远发展指明方向。”面对物流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王振辉表示，物流快递企业既能加速供应链变革，又能推动物流普惠的实现。 王振辉解释说，物流供应链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一系列环节，物流快递企业可链接产销两端，能有效助力改造传统产业，进一步释放市场潜能。与此同时，新发展格局之下，不仅要求物流要素高效集聚，通过优化配置提升流通效率，还需减少流通障碍，实现物流数据标准化，发挥全行业的规模化效应，而物流快递企业可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不同发展地区、国内外要素高效连通。 中通快递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面对新形势，物流快递企业在帮助整个社会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工厂到用户、田头到餐桌”全链路管理的同时，还能通过加速全球网络布局，链接全球更多生产者、消费者，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 显成效：“新物种”拓宽行业发展视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流通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战“疫”中独树一帜的顺丰控股即为典型代表。除了凭借“天网+地网+信息网”三网合一的智能物流体系全力配送抗疫物资外，今年上半年顺丰控股率先引入无人机在武汉市、十堰市等多个地区提供小批量、多批次、点到点的医疗、民生物资物流解决方案及运输，累计飞行730 余小时，飞行里程超2.2 万公里，运输物资超20 吨。 定位于智能物流服务平台的上市公司传化智联，已初步形成一张“全国骨干流通网”。传化智联高级副总裁兼董秘朱江英介绍，公司已开展业务公路港64个，覆盖27个省区市；今年上半年入驻物流企业11177家，累计车流量1527万车次。 基于数字化能力创新模式，菜鸟物流则开创性地实现了C2M供应链和产业带的联通。“我们通过大数据结合平台流量权益、市场淡旺季等因素，为工厂提供生产、销售及入仓备货的预测，从而降低供应链履约成本、提升库存周转、改善有货率。”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透露，预计未来3年，菜鸟物流要服务10个产值过百亿元的产业集群、1000个产值过亿元的工厂。 总部位于新疆的广汇物流则尝到了提前布局冷链物流的“甜头”。广汇物流称，其已建成的北站冷链物流基地（一期）于2019年底投入运营，在今年年初，该项目运营公司——汇领鲜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防疫物资保障重点单位，而在7月，汇领鲜公司对接蔬菜、水果、畜产品生产基地，有力保障乌鲁木齐市居民居家生活需求。 物流上市公司百世集团则把区块链技术运用于物流场景中。 疏“梗阻”：加速智能信息化转型 不过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 发力智能信息化、数字化转型升级也被“写入”多家物流快递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中。顺丰控股透露，今年下半年的发展计划为，一手抓网络拓展，一手抓科技提升。 从事第三方物流的上市公司天顺股份则透露：公司将紧跟“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积极融入新疆“交通枢纽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建设，布局全球化的供应链服务网络，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拓展航空、国际公铁联运业务，并不断筑牢业务根基，加强各业务领域融合衔接。 就行业如何有效畅通产业链问题，朱江英认为，一方面围绕供应端的“自主可控补短板”，发挥物流企业的平台化、网络化优势，有力促进生产服务业与制造流通业的融合联动，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围绕供应端的“数字经济锻长板”，物流企业应持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要素流动“可视、可追、可控”，加速供应链降本增效，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竞争力。 据王振辉观察，国内物流业一方面需要提升物流技术的标准化，否则行业规模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物流基础设施发展仍然不均衡，城乡差距较大。这方面还需下大功夫。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了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会后照例公布了中国民企500强榜单。 今年，华为以超过8500亿营收排名第一。这是一份有10年历史的榜单，每年都有一些争议。 比如为什么总是没有阿里、腾讯，证券时报的解释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背景影响了资格。 这啥意思乃悟不明白，但是万科这种大股东是国企的公司咋就能混进来呢？ 领导们说过，这个榜单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晴雨表，今年有些公司遇到了特大暴雨，比如8月23日申请破产的重庆力帆，没有能挺到颁奖日。 而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因为不好意思，比如去年的第二名海航和第六名京东，他们没有破产，默默退出群聊罢了。 这个晴雨表的信息量还有很多。 今年，民企500强共雇佣员工1043万余人： 比上一年度减少了13万。 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上榜企业从2015年的134家下降到了96家。天津的上榜企业从13家下滑到了8家。西部地区如云南、贵州、新疆则常年不变。从来没有企业上榜的两个省份是： 西藏和甘肃。 有大约54%的企业家认为市场订单减少，6成的企业家认为经营成本高企。感到融资困难的企业数量比2017年增加了30家。投资“一带”和“一路”的企业分别减少了6%和24%。 主办方没有公布500强的总营收。还好这不是特别复杂的运算，乃悟掰着指头算了一下，今年500强的总营收约等于： 30.17万亿元。 这个数据和前面的数据发生了激烈冲突。去年，500强总营收为28.5万亿。收入增加了，利润增加了，你们裁员这么多还说生意不好做到底是几个意思？ 其实，答案就藏在细节里。 要想进入这个榜单，年收入至少要达到202亿。来自重庆的华宇集团今年挺进了前100，在榜单上的营业收入为777亿。前段时间华宇集团发债券的时候公布过年报，去年营业收入为： 135亿。 中间差的这600多个小目标，是颁奖前刚中的彩票吗？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新希望的身上。去年年底，四川省公布了四川企业百强榜，新希望以1311亿元的营业收入排进了前三名。今年年初，媒体们说，新希望的营业收入为1590亿元。 而到了民企500强榜单里，新希望的营业收入变成了1618.87亿元，以500万的优势力压万达集团。 还真是手里有房的干不过手里有猪的。 虽然榜单只有10年历史，但工商联对全国民营企业进行调查的做法始于1998年。按照企业自愿的原则，他们会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摸底。 但企业的经营数据来源其实是各地政府审核和当地工商联自行上报，不是评选产生。 乃悟查了一下，华宇集团的老总是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新希望的刘永好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这么搞下去，华为明年还能进前10吗？
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10日在京举行，会议同时发布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华为以营收8588.33亿元蝉联第一，苏宁、正威国际分列第二、三位，营收分别为6652.59亿元、6138.99亿元，排名前10的企业营收均超过3000亿元。 今年榜单中较为知名的企业还有：联想第7位、小米第18位、百度第50位，它们的排名相较去年均有上升。 对比去年榜单可见，今年榜单的入围门槛达202.04亿元，比上年增加16.18亿元；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89.18亿元，比上年增加3.56亿元；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289.51亿元，比上年增加48.39亿元。 同时，今年入围榜单企业的经营效益和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指出，今年入围榜单的企业，营收总额为30.17万亿元，同比增长5.85%；资产总额36.96万亿元，同比增长6.78%；税后净利润1.39万亿元，同比增长8.06%。 产业结构方面，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第二产业有331家，其中制造业企业288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入围企业164家，比上年增加7家，资产总额和营收总额分别占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59.34%和36.34%。 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稳步增强。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的企业321家，其中超过10%的企业186家；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的企业59家，其中超过10%的企业5家。 同时，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02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408家企业通过自筹资金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分别占500强企业的80.4%、81.6%。民营企业500强有效专利数量增长8.46%，国际专利数量增长明显。 不过，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也面临一些困难。报告显示，缴税负担、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依然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最主要的成本负担，企业盈利面临更多挑战。 同时，企业投融资活动更加谨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开展并购重组活动较上年减少30.73%；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尚未有效缓解，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感到融资、难融资贵的企业数量继续增长。
图片来源 / 图虫 《人物》杂志9月8日发布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引发很多讨论。 大家关心这个问题，不仅是关心外卖骑手的遭遇，更是因为很多人都有面临“系统”算法前相似的困境。在国外，网约车、外卖平台对员工的劳动关系等，也多年是个引起争议待解的问题。 技术的控制并不是新鲜事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外卖骑手和卓别林在1936年《摩登时代》里演的流水线上扭紧六角螺帽的工人一样，都是受技术控制。只不过控制人的技术变了，从机械化工厂流水线换成了计算机算法。 算法想让骑手送货更快，和工厂流水线想让工人动作更快，都是为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工厂内封闭环境好控制，公共空间开放环境不确定因素多，控制难度更大。以前还只是工厂内部的安全生产问题，现在引起交通安全等社会问题，外部性更大。 根本在于企业盈利追求和社会责任的矛盾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这几年关注度高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企业，因为头部平台基本形成了垄断之势，和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次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多数是对用户造成了危害，如百度魏则西事件，滴滴女乘客被害事件，而这次主要是对外卖骑手（本文为简化称为员工，但他们多数没有和企业形成传统稳定的雇佣关系）的压榨。由于外卖骑手不遵守交规，对路上的其他人也可能造成危害。不管是对用户还是员工，其实都是一个企业怎么处理自己盈利追求和对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中美都形成了少数外卖平台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局面。中国的市场集中度更高。 美国消费市场分析公司Second Measure统计，2020年6月，美国餐饮外卖市场份额第一名DoorDash（拟于今年IPO）为45%，第二名Uber Eats（Uber已上市）为24%，第三名Grubhub（已上市）为22%，第四名Postmates（未上市）为8%。第五名Waitr为不到1%。 Uber 今年5月欲收购Grubhub未果（6月，Grubhub 被总部在荷兰的Just Eat Takeaway以68亿美元收购），7月宣布以26.5亿美元收购Postmates，还待监管审批。 据 Trustdata 统计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团外卖占中国外卖市场份额的 67.3%，饿了么及其旗下“饿了么星选”共计 30.9%，形成双寡头格局。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引起争议的共性问题，一是对餐馆收取的佣金定价，二是劳动用工形式和薪酬支付。 美国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戴维·西西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Uber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向司机支付基本生活工资，而Grubhub则存在通过欺骗策略及勒索费用剥削当地餐馆的‘黑历史’。” “今年4月，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和其他食品配送公司被消费者起诉，被指在外卖订单中收取了过高的佣金。实际上，在全球许多国家，餐饮外卖的高佣金也引发了舆论争议，在有的国家，外卖平台佣金加上税费，餐馆需要支付订单金额的四成左右，这些费用被转嫁给了消费者，高额佣金引发了餐馆行业和消费者的不满。”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18年9月签署了“第5号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5，简称AB5）。根据这一2020年1月生效的法案，企业必须将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在内的“零工经济”工人作为正式雇员对待，而不是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s），使他们有权获得最低工资等雇员保障，并有权组织工会。 2019年年底，优步（Uber）与Postmates等向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认为该法案是不理性的、违反了美国宪法，剥夺了工人享有的灵活性，要求阻止该法案生效。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有所不同的问题，美国是小费引起的骑手薪酬不透明问题，中国是交通安全问题。消费者给的小费，DoorDash分给骑手的比例不透明，引起骑手抱怨。 美国的小费文化，中国倒不存在。DoorDash声称付给骑手平均每个“活跃小时”（active hour）的工资是18.54美元，但有媒体调查骑手发现扣除骑手自己支付的成本外，只有11%的工作纯收入在联邦规定的最低小时7.25美元以上（注4）。在中国比较突出的交通违规和安全问题，在美国没这么明显。估计是不敢这样，虽然外卖员是比一般行人着急，也骑车/开车速度挺快。似乎和美国比起来，在中国当外卖骑手相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一些，对送餐时间要求的压力更大一些，而这两者之间也有因果关系。 这问题到底怪谁？ 怪消费者？ 外卖服务中消费者希望快，就像消费者总是想买便宜货一样，都是核心关注点。但和过去不同的是，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更换服务者的转换成本大为降低，只在一个APP的下载甚至只在一个小程序的点击之间。有的APP可替代性低，比如微信。有的APP可替代性极高。消费者教育也是需要的，要尊重、体谅提供外卖服务的劳动者，要适当换位思考。但是特别重视速度的消费者，对服务者还是会用脚投票。所以消费者教育会有所帮助，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怪企业？ 企业总要压低成本、提高效率、赢得客户，也就是增加利润，利润是任何企业最重要的追求。企业战略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低成本和差异化。除了低成本之外的所有战略几乎都可以归为差异化战略——不是以低价，而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客户的偏好，比如集中于细分市场，也是一种差异化。而差异化之后，还是要竞争谁能更低成本地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所以，企业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是永恒的，企业可能也会自律，讲商业伦理、讲社会责任，这从长远看有利于企业发展，但和企业短期盈利追求间是有矛盾的。如果企业在利润压力下没有足够的自律，过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到了损害消费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就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干预。 怪政府？ 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就是划定各方的责权利边界并予以强制执行。比如交规方面。“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是企业算法逼迫骑手普遍性违反电动车速国标、普遍性违反交规，因为几百万骑手的存在，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骑手个人的问题，是否需要处罚企业？ 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保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人社部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互联网企业是否需要遵守？平台趋向把成本外部化/社会化，能否允许。这还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市场失灵和有形之手失灵 关于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名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即资本家、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这句也经常被引用来描述资本。 其实，资本“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既可为善，也可为恶。为善还是为恶，并非一念之间，而是资本趋利动机和其他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千万不要把资本、把企业妖魔化。企业自律是基石，也需要媒体、监管部门、法律的外部监督和约束。 “资本”根本没有一般人想象得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谓“资本”，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投资者资金的合成。外卖平台普遍盈利困难，美团2019年才在成立9年后首现实现盈利。美团2019年餐饮外卖的销售成本为446亿元，其中支付给399万外卖骑手的成本为410.4亿元，从积极的方面看的确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特别在疫情下就业困难时期。美国的外卖平台龙头DoorDash去年营业收入近10亿美元，亏损约4.5亿美元，现在它准备上市，投资者和分析师在担心外卖平台很难盈利，未必是个好的投资。 不过股价倒涨得不错。美团点评2018年上市发行价69港元，现在涨到230多港元。Grubhub2014年上市发行价26美元，现在约70美元。 市场能自动解决很多问题，但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也存在政府失灵。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的，需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问题解决靠谁？ 《人物》这次的深度报道，总体反响正面，引发社会关注。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报道发声看起来以善意推动了改变，但其实却只是无用的“圣母”。“试图解决一部分弱者的问题，结果却给另一部分弱者造成问题。”（注5）我反对这种看法。媒体对社会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虽然媒体有时也令人失望，在新时期下同样面临很多挑战，本文不讨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也称“黑幕揭发运动”）是个突出典型。当时一些媒体记者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揭发丑闻，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揭示，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中国非常需要更多调查记者去深入报道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一报道，已经使美团和饿了吗做出反馈，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也会有所改善。 这事如何解决呢？ 维舟认为，“从历史上看，有三种演进可能：一是依靠公权力来‘主持公道’，但最终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统’。二是社会的自组织化，不同利益团体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过复杂的博弈、交易、妥协，为自身争取利益。三是自我边缘化，即对这些系统完全失望，变成游离其外的一分子——这看似是撤出，但其实也是博弈。” 我觉得其实是一和二的结合。社会利益的博弈最后反映在公权力如何来划定各方责权利，如何“主持公道”上。公权力，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部门等。 这是个困难的博弈过程。比如，在美国，关于零工工人福利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早在2013年，就有多起针对优步、Lyft和其他零工经济公司的诉讼。上文提到的优步与Postmates起诉加州零工经济法案，2020年2月，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拒绝了优步与Postmates提出的阻止加州零工经济法案生效的要求，称该法案的公共利益超过了这些公司的担忧。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法官Dolly Gee表示，虽然这些公司已经证明，他们可能因该法案而遭受一定程度的不可弥补的损害，但这些潜在的风险远不如该法案在设定生活工资和管理就业方面的公共利益重要。 2020年5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根据AB5法案正式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指控这两家公司将网约车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直接导致了加州数十万工人被剥削。贝塞拉指出，“创新并不是要求你虐待员工。加州有保护工人及其雇主权利的基本法律，我们要确保优步和Lyft能够遵守游戏规则。”来自旧金山、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市检察官也已经加入了贝塞拉提出的这起诉讼。加州劳工专员Lilia García-Brower 也另案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同样指控其损害工人利益，使工人没有带薪的病假、超时工资补偿和最低工资等雇员应享受的权利。此前劳工专员已接到近5000件工人对这两家公司克扣工资的投诉。优步则反击说政府应更关注于解决300万加州人失业的问题，为他们创造工作，而不是要毁了外卖行业。优步和Lyft还发起加州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废止AB5法案。 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各方利益的平衡是个难题。比如既不能让外卖平台成本过重导致严重亏损，也得保护工人权利，还会经过各方力量反复的博弈。 对一些问题，平台有其解决方式。比如外卖送餐平台面临的吃饭高峰人员紧张、其他时间闲暇的问题，东南亚打车租车服务供应商Grab和进入外卖领域的Uber通过相关多元化来解决。Grab主席Ming Maa说：“我们可以让司机在高峰时段载客，午餐和晚餐时间送外卖，中间时段送快递。”用一套运输网络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为司机/外卖员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也能降低为消费者送货的成本。 科技发展引起的新问题，可能最后科技发展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比如，以前的工厂很多残酷压榨工人，被称为“血汗工厂”，现在再进现代化工厂流水线，工人大多很轻松，看看机器避免出故障，或在流水线起承转合一些未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的环节干预一下。除了研发人员，流水线上工人面临的更大问题可能是单调乏味，还不如送外卖有意思，所以年轻人更不爱干。现在的外卖骑手，终有一天大部分可能被无人机、机器人取代。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文/ 吕秀伦 “你看上了他的利息，他却瞄上了你的本金。” 彼时的长租公寓领域似乎成为了资本必争之地，当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资本大潮褪去，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与无辜的业主、租客。 “经历了房东停水停电、驱赶、换门锁，维权一点结果也没有。”一位郑州长租公寓租客小李说到。 而像小郑遭遇长租公寓企业卷款跑路，租客、业主等一样维权的人不在少数，百度搜索输入“长租公寓”“维权”关键词，检索结果竟高达2110万条。 据此，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不完全统计了2017年——2020年8月底长租公寓“阵亡”企业名单。 意外的是，经过数据统计，竞已有70家长租公寓企业爆雷。这70家背后又是多少租客与业主辛酸、博弈，租客交了房租被房东驱赶，房东也没有拿到租金，租客与业主似乎都没有过错。 而第一责任人长租公寓企业却逃之夭夭。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3月20日，租客发现“我乐公寓”人去楼空，经营者“失联”，疑似跑路，波及约300位租客、业主维权。事发后，我乐公寓负责人却曾通过短视频平台炫富，或是为了证明没有跑路。然而，通过多种方式却联系不上该负责人。 数据显示，2020年8月以来，全国多地的长租公寓接连发生爆雷潮。8月初，成都巢客遇家跑路，17000名租客、房东损失高达上亿；8月底，杭州友客公寓、巢客公寓、适享公寓接连被曝光出事，有人刚交了上万元房租，中介拿钱就跑路，上万房东炸锅。 8月31日，上海岚越公寓宣布资金链断裂、办公室人去楼空，寓意公寓也疑似暴雷，已解散所有工作群。此外，沃客公寓、若扑公寓、连合之家等长租公寓企业也被爆料跑路。 出乎意料的是，2020年内已有40余家长租公寓爆雷，纠其倒闭原因，要么是资金链断裂，要么是高进低出、长收短付。 反观2017年至今公开资料显示的长租公寓爆雷数量，2017年，长租公寓仅有4家倒闭，而到了2018年就上升到12家，2019年10家，2020年年内就已高达爆雷数量就高达40余家。可以说是倒闭数量成倍数增长。 2019年流传这样一句话：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可能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就公开资料数据而言，似乎这句话用在长租公寓领域再合适不过了。 不仅长租公寓大、中、小企业接连爆雷或面临经营困难，就连大型房企，似乎在长租公寓新赛道上也止住了前进步伐，如，远洋、朗诗等房企剥离长租公寓业务，或许原因是“养壳”太烧钱，长期亏损已经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盈利。此外，万科泊寓“万村计划”也已触礁搁浅。 数据显示，TOP30房企逾六成涉足长租公寓业务。而结合各房企公开披露的情况来看，房企布局长租公寓大多是对业务多元化尝试。但整体来看，各家布局规模较小，业务营收占总营收的比重也较低。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房企布局长租公寓或是看好未来的发展空间。当前房地产开发仍是房企主业，且长租公寓多处亏损状态，因此规模较小。 有数据显示，全国住房租赁市场租金规模超万亿，且每年新增租金规模约1000亿元。庞大市场份额，人人都想分得一块蛋糕，但无序下的竞争、扩张，加之新冠疫情对其严重影响，致使长租公寓企业拿着最后一根“高进低出”的救命稻草也已无效，导致卷款跑路等情况时而发生。 伴随着长租公寓接连爆雷潮，租客、房东维权活动愈演愈烈，此事，受到了央视等媒体关注报道，致使消声灭迹近两年的长租公寓再次喧嚣尘上。 单就2017年至今长租公寓倒闭70家数量而言，这可能是庞大市场的冰山一角，或许还有很多未被曝光出来企业。 长租公寓本就是2016年风口上的产物，资本蜂拥而至。如今多地监管部门出台监管政策、租房风险提示公告等，一时间让长租公寓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租客、房东漫漫维权路仍在进行，只是倒闭掉的长租公寓运营商却跑路，已无踪影。 未来，长租公寓路在何方？ 敬请关注•见地时间：业内大佬、媒体大咖、资本达人现场直播，拨开迷雾，看长租公寓的现状、困境及未来。>>>点击观看直播
“银行基层机构和人员为什么惜贷、不愿意贷呢？因为不划算，绩效低或者没绩效。为什么惧贷、不敢贷呢？因为不良高、怕问责。建立健全对小微企业敢贷、愿贷的机制，归根到底是解决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问题。”9月10日，在央行举行的第二场“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一级巡视员毛红军这样说。 近年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监管部门出台了很多政策。政策背后，也需要银行有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会上，毛红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敢贷、愿贷”是机制问题，“能贷、会贷”更多是能力问题，要对小微企业做到“能贷、会贷”核心就是对银行的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出要求。涉及人才、技术、产品、信息等多个方面。既要具有银行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有监管推动引领的作用。 她表示，在人才方面，形成服务小微的专业机构和队伍；在技术方面，运用大数据帮助解决“缺信息、缺信用”瓶颈；在产品方面，持续创新产品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在信息方面，推动建设涉企信息、信用信息的共享平台。 不过，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一些风险特点，商业银行、基层网点和业务人员对于小微企业一直存在惜贷和惧贷心态。基于此，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差异化监管激励政策和引导措施，逐一解决银行惧贷、惜贷的问题。比如，在资金端，通过引导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对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优惠，解决银行基层做小微不划算的问题。 毛红军表示，目前全国性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中均按照不低于50个基点给予优惠，一些银行的优惠力度还达到了100个基点以上。 其次，在内部考核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将普惠金融的指标在其分支行绩效考核的权重提升到10%以上，解决小微条线没有绩效的问题。“有的股份制银行这项权重已提高到20%。”毛红军称。 此外，针对不良高的问题，实行风险管理差异化。此前，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考虑银行根据不同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差别化地制定内部的容忍度，针对今年疫情影响，特别提出商业银行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分支机构可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毛红军称。 另外，针对“怕问责”，实行尽职免责的差异化。银保监会对小微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工作制定了监管指导性的文件，要求商业银行细化授信尽职免责的内部制度，建立明确的工作机制和申诉异议渠道，为基层员工解除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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