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及纳税人逾380万户次，民企成为最大受益者 8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重庆市纾困惠企的减税降费政策加速落地，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260多亿元。市税务局的数据显示，重庆市新增减税惠及纳税人超过380万户次，21个行业门类均有税收减免优惠。从类型看，减税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民营经济，减免额度占62.6%。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出台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涉及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外贸稳外资等多个方面。 为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重庆市今年压减工序、缩短战线、提高速度，不仅有效缓解了困难企业的资金压力，还极大带动了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一方面，重庆市开发的“点即报”系统节约80%以上办税时间，这套系统上半年已在全国推广；另一方面，推行“全程电子退库”，退税业务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较以往压减超过50%，单笔退税最快当天即可到账。此外，重庆市还建立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一体式督导一股绳聚力落实机制，信息共享、办法共研、问题共解。同时，实施“银税互动”、提升涉税数据增值服务，将纳税信用与金融信贷挂钩。 在减负的同时优化制度、改进管理，是重庆市减税降费的一个特点。 以小微企业为例，重庆市除了减少有关税费，更是以此为契机，建立首期3.5亿元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贷款损失，担保公司、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代偿补偿金、银行按4∶2∶2∶2的比例分担风险，推动财政金融良性互动，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再比如，统筹抓减税降费与税费收缴，除了公开减税降费政策，还实施税费缴纳简化办、网上办、自助办、预约办“四办”服务。 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如何？江津区双福工业园的重庆润通集团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政府已减免集团各项税费1700余万元。不仅如此，4月该集团出现资金周转压力的时候，江津区通过先办理出口退税、后补交资料的方式，为企业办理当月退税884万元。上半年，该集团营业收入实现逆势上涨，产销同比增长10%。 “减税降费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及时雨’！”位于北碚区的重庆三圣实业股份公司负责人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出现资金短缺。该公司向政府申请了4笔共计2.9亿多元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这些资金不仅落地快，且费用低。如今，企业生产正常，市场销量较好。 减税降费等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叠加，助力市场主体增强活力向前走。上半年，全市新设立各类市场主体22.6万户，同比增长12.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货物进出口增长3.5%。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 7月新增社融1.69万亿，新增贷款9900亿，均低于万得统计的市场预期均值。 由于上半年较高的增量与去年同期同样偏差的数据，社融存量增速依然保持上行，从12.8%上涨0.1%至12.9%，但增速较上半年明显放缓。 宏观视角来看，7月信用扩张速度放缓，主要是因为宽信用的力量暂时减弱，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降低。 由于经济整体处于复苏的轨道，社融和货币供应量增速已经明显高于去年年末，保市场主体抗疫的需求随着疫情影响的淡化也大幅减弱，央行没有必要继续保持1-4月份的宽信用强度，逐步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恢复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央行5月份以来的重要工作。 从货币市场利率来看，央行最为重视的市场利率DR007在5月份后便一直处于上行的状态，银行的同业负债利率3MShibor在近两个月也在大幅上行。 我们在6月份金融数据点评中也提到过，7月初央行曾经联合银保监会召开了金融稳企业保就业座谈会，在会上，央行已经不再强调“加大逆周期调节”，对信贷的态度已经转变为了“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与市场主体实际需求保持一致”。 这里面透露出的很清晰的信号是下半年信用扩张要依靠实体的融资需求驱动，信用供给端的政策红利要退出消失了。 在这样适度的政策原则下，信用扩张的放缓是理所当然且情理之中的。 微观视角来看，社融增量低于预期，主要是因为非标（信托贷款+表外票据）大减，而表内信贷和债券融资由于央行边际收敛的货币政策和监管，又无法放量抵消非标负增所致。 信贷：低增量与好结构并存，监管与政策调控影响较大。 9900亿的信贷是最近五个月的最低增量，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的作用。 每年6月份银行为了应对半年度的存款和贷款规模考核，会冲量消耗大量的储备项目，使7月份可贷项目相对偏少。 而且为了尽可能多的扩张规模，很多银行还会与企业合作协商，用较多超短期贷款或票据来冲量，这容易造成6月份的短期贷款高增，但这些超短期贷款进入7月份会大量到期，造成7月份企业短期贷款普遍低增，从而拉低信贷的总体规模。 从近三年的数据看，7月份新增信贷总量普遍要比6月份低4000-7000亿，企业短期贷款要低2000-6600亿不等。 但季节性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信贷的低增长，因为今年9900亿的增量，实际要比最近三年同期的均值更低（1.05万亿）。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监管的因素在其中。 一方面，据我们草根调研了解，7月份有部分银行收到了监管的窗口指导，对信用扩张的规模以及结构有明确的要求，尤其是在票据层面，要求压缩可能会造成金融监管套利的票据规模，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 （最终在7月份体现为票据和企业短期贷款规模大幅减少，企业中长期贷款高增） 同时，也有部分银行反映，在上半年大量投放普惠金融贷款后，银行MPA考核压力加大，需要调整相应的结构参数方能达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部分银行的放贷积极性。 另一方面，随着监管打击金融套利，压缩银行“高息揽储”的结构性存款工具，不少银行在负债端的压力加大，缺乏中长期负债，表内出现了一定的流动性错配，银行信贷投放的意愿可能有所下滑。 最后，在信贷结构上，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是居民中长期贷款继续保持了6000亿以上的高增长。被很多投研人员所诟病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居民加杠杆缺位的问题，似乎正在被解决。 实际上，如果我们剔除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2月份（疫情让居民无法消费与看房），会发现，今年其他月份的居民贷款增量一直是高于2019年的，在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条件下，居民加杠杆其实并没有缺位，居民的购房需求一直在释放。 7月份继续高增的居民中长期贷款，背后最关键的支撑力量也是偏低的房贷利率。信用环境虽然较上半年有所恶化，但现在商业银行一般贷款加权利率已经低于房贷利率，房贷已经是商业银行最具赚钱效应的资产之一，在比价效应下，商业银行可能会将更多的信贷份额向房贷倾斜，从而使房贷在下半年继续保持高增，对房地产行业的景气度构成支撑。 非标：边际恶化且将持续拖累社融。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一直强调非标会是下半年社融最大的拖累，因为：1）监管打击信托融资类业务与通道业务的决心和力度都非常大；2）信托行业频频暴雷，让信托产品的募集难度进一步加大，已经负增长的信托贷款会继续恶化。 7月份的数据显示，这一趋势确实在持续。信托贷款新增-1300亿，是2019年以来的最大负增量，接近2018年严监管时的水平。 现在，据我们了解，部分信托公司受制于非标投资比例、融资类信托产品难备案等监管限制，已经在逐步转向发力金融类产品与投资类产品，将过去投资非标的模式，转为投资单个房企发行的非公开债券，以此完成“非标转标”间接为企业融资的目标。这一转变可能会推动部分非标融资转向债券融资。 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在7月份的负增长，其逻辑和企业短期贷款相似，都有季节性因素的作用，最近5年，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都是明显的负增长。 债券融资：总量下降但结构优化。 7月债券融资总量新增2300亿，是今年债券融资的最低值。这主要是因为7月份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性较大，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意愿受到影响，部分企业观望，在等待更好的发债时点。 特别国债、专项债等利率债的大额供给，配合着央行紧平衡的流动性管理策略，也挤占了金融机构配债的额度。 同时，金融机构在经历7月中上旬大幅度的收益率上涨后，情绪也变得悲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采用高票息短久期的防守策略，低评级主体的发行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小，因此从结构上看，债券融资结构更加优化，7月份低评级主体和高评级主体的债券净融资额基本是五五开。 货币供应量：M1增速回归正常，M2增速减缓。 M1增速6.9%，较6月份大幅回升0.4%，主要原因是： 1）翘尾因素改善，我们在6月份M1增速为何下滑时曾说过，6月M1增速的下滑是“假摔”，主要由翘尾因素大幅下降导致，7月份翘尾因素从1.5回升至4.15，自然会带来M1增速的回归； 2）房地产销售继续好转，带动居民存款向企业活期存款转移。7月份，30大中城市成交面积同比增速从9.36%继续上行至11%，相对应的，构成M1的单位活期存款增速也从6月份的6.01%回升至6.44%。 M2增速大幅下降0.4%至10.7%，其趋势与M1明显相反，主要是因为信贷的增长要明显低于去年同期，信用扩张放缓。 从分项来看，对M2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增长了1.8万亿的非银存款。如此大规模的非银存款增量，主要是因为7月份的股市的火爆，使企业、居民部门的存款搬家，证券公司的保证金存款增长以及广义基金在银行的非银存款增长所致。 后续，我们认为信用扩张将继续放缓。 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进一步弱化了“逆周期调节”，强调了“精准滴灌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政策层面给实体的信用供给红利将继续收回。企业和居民层面所能感受到的流动性条件将比上半年边际收敛，社融若扣除政府债券，其存量增速可能已经出现拐点。 但考虑到现在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就业、居民收入、消费与制造业投资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指标依然偏弱，央行货币政策也不存在大幅快速收紧的基础，信用扩张也不会出现戛然而止转为明显的紧信用，社融存量增速即使下行，其幅度也有限。
山东省新泰农商银行主动联系对接辖内医疗科研单位、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活物资领域等涉及疫情防控的企业，强化信贷支持，重点落实其资金需求，第一时间安排专人、专班服务，确保资金支持及时到位，以金融之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该行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建立快审快贷通道，对存量、新增业务和到期贷款归还、转贷等明确操作流程和实施要求，成立企业贷款服务专班。今年以来，累计发放企业贷款36笔、金额5.6亿元。 该行首先积极联系对接企业，信贷人员通过微信视频、语音通话等途径向企业讲解有关信贷政策，通过二维码方式为企业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及时了解企业资金需求；其次调整调查方式，通过微信实时视频观看生产经营情况，落实有关调查事项。目前，该行已对公司类客户全部梳理完毕，涉及200余户，金额42亿元；梳理涉及生活物资领域客户200余户，金额5000余万元；已成功对接一家有意向的企业，新增意向贷款金额800万元。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布了“关于扩大‘清洁网络计划’以保护美国资产的公告”， 并呼吁全球盟友以及政府和行业伙伴共同加入该计划，以建立一个“清洁堡垒”确保所有国家的安全。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份行政令，表示将在45天后禁止美国国民或企业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业务往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处罚。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及app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科技的铁幕已经在中美之间缓缓落下，中美在科技层面的脱钩在不断加深，两国的企业和民众已逐步感受到科技脱钩带来的不良影响。 美国单方面推动中美科技脱钩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在访美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两国在科技层面一直以合作交流为主。但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调整了对华战略，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双方在科技方面的分歧和争端不断增加。 2018年底，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出台了一份针对关键新兴和基础技术以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矛头直指英特尔、高通等芯片公司的对华业务。同时，美国还以各种理由将包括中兴、华为、海康卫视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加入“实体清单”。截止到目前，这个清单中的中国科技公司已经有100多家。美国还不遗余力对华为进行了一系列打压，不仅严禁相关芯片企业对华为供货，还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等盟友将华为排除出5G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华为在这个领域的技术是全球领先的。此次对于TikTok和微信的“封杀”是此前一系列“脱钩”动作的延续。美国单方面的一系列行动加速了中美科技的脱钩。 科技脱钩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 由于美方突然单方面按下暂停键，我国的科技企业短期内将承受阵痛。8月7日，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示，由于美国制裁，华为麒麟高端芯片在9月15日之后将无法制造。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华为“只是做了芯片的设计，没搞芯片的制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现阶段还面临着一些“卡脖子”技术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相关科技行业的产业链早已全球化布局。以芯片产业为例，五个主环节包括材料、装备、制造、设计、封装测试，已经形成一个高度分散化的全球产业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全部产业链条。而TikTok则是以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付出巨大努力完成国际化布局的范例，美国此次的打压无疑会使很多中国科技企业此前的国际化布局努力化作泡影。目前，微软等公司已经在和字节跳动谈判收购Tiktok位于美国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业务。 对于美国来说，同样要承受中美科技脱钩带来的损失。一是短期来看，相关企业将会损失巨大的市场。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芯片行业出口额为460亿美元，其中88亿美元直接来自中国，占比接近20%。而在2019年中国国内手机芯片市场，美国的高通公司以41%的份额高居榜首。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会给相关企业将会带来巨大损失。根据荣鼎集团最新的报告，2019年中国对美国ICT行业的直接投资（FDI）下降了78%，与2016和2017年相比更是下降了接近100%。二是长期来看，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将会受损。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生产基础，这对于中国科技发展与创新具有巨大的优势。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会让中国企业“被迫”进行产业升级，尽管这一过程要承受很大的痛苦。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给半导体行业协会做的报告，如果中美真正脱钩，美国很可能会失去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短期会被韩国所赶超，长远看会被中国赶超。 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民众是不愿意看到两国科技脱钩的，他们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全球化走到今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来说仍然给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企业和民众带来了更多的福祉。当今的世界，搞两个世界、两套系统，把意识形态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冷战思维是行不通的。期盼美国能够从两国共同的利益出发，早日停止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无理打压，中美在科技上应该尽快回到交流合作的正确道路上去，更好的服务两国的企业和民众需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今年以来，金融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超过12万亿元。这些资金重点支持了哪些领域？未来金融业还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持？来看本台记者对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专访。 最新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与此同时，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今年上半年为5.94%，相比去年下降0.76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对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是最大的。前不久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讲到，全国3000多万家小微企业，现在有2000多万家获得了银行贷款，我们统计的数字是2360多万家能够拿到银行贷款。这个水平，三分之二以上（小微企业）能拿到银行贷款，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发放的贷款增加了，利率下降了，而更让众多企业欣喜的是，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出台政策，因疫情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延期还本付息。到6月底，已有2.46万亿元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贷款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优惠，众多企业绷紧的资金链得到了缓解。 上半年银行业累计新增的12万亿元人民币贷款都流向了哪些领域呢？郭树清透露，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以及小微三农是重点。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今年制造业贷款增长是特别多的，上半年新增相当于过去四年的总和。中长期贷款，主要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今年的比重比过去也是提高的，增长了13.4%，也是近些年少有的。整个贷款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很好，都有很大的改进。加快了我们经济的恢复。 总台央视记者 王雷：下半年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还有哪些计划？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小微企业非常关注，总书记最近又和企业家开了座谈会，下一步我们首先是做好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另外，我们进一步还要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的发展。上半年直接融资比重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从32%上升到36%，这是股票和债券加起来的融资，我们希望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融资，来支持企业。 郭树清表示，下半年金融管理部门将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幅增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长期资金支持。加大金融与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配合，形成集成效应。对暂时遇到困难但仍有前景的企业，要加大金融支持，促进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循环。 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银保监会主席 郭树清：银保监会、人民银行也研究了一些储备性的政策，进一步支持经济的发展。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服务业，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我们也正在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比方说救急性的贷款和救急性的融资，我们正在探索，在有些省份进行试点，我们相信下半年我们做得会比上半年做得更好。 （总台央视记者 肖璞 周旋 王雷 王瑄 庄胜春 杜雷鸣 张勇 郑忠营 于谭）
一、五年来汇改成效显著 “8.11”汇改迄今已有五年。五年来，人民币汇率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这与2015年推行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8.11”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重要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了收盘汇率+一揽子货币汇率+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之后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合中间价机制改革完善举措，包括资本流动、交易成本、离岸市场和市场预期管理等一系列适应性和配套性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从总体上看，人民币汇率五年来保持基本稳定、阶段性双向波动、弹性明显增大，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从2015-2016年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形成的相互促进的反馈循环，到2017-2020年在外部强烈冲击下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有序双向波动、资本流动基本平衡，表明五年来的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方向正确、措施得当。 811汇改以来取得的成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各方面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影响。一是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对外向型经济和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外汇市场环境，有助于对冲汇率的顺周期波动，降低相关企业的汇率风险。二是汇率弹性增大有助于抵御外来经济波动的冲击，有助于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尤其是有助于避免货币政策在内外平衡方面陷入困境，使得货币政策可以较为专心致志地应对国内经济问题。汇改最大的成效是使人民币汇率机制成为应对外部强烈冲击的“缓冲器”。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等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霸凌政策之下，人民币汇率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并在供求关系影响下双向波动，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强烈冲击、保持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的支撑。三是五年来汇率总体上是双向波动，而且是阶段性的双向波动，这样就改变了一个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一边倒的市场汇率预期，即或者是持续升值或者是持续贬值的预期，导致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分化，有利于资本流动的平衡，减缓资本大幅流出的压力，并有利于保障外汇储备处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四是汇率的双向波动和弹性增大，有助于培育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汇率管理能力，提高其对汇率波动的适应性。尤其是使得企业认识到靠自身的能力很难来有效地应对汇率波动风险，从而比较主动地来寻求金融机构的帮助，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向型企业能够运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从而提高其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 二、“8.11”汇改的三点经验值得关注 五年来汇改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认为有三方面的经验。首先是改革个综合性和配套性，即不仅仅是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还涉及到资本流动、交易成本、离岸市场、市场预期的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政策的完善，是个配套的综合性改革，因此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其次是针对不同部门的实际情况，实施“对症下药”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对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是逐步的放开，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企业部门的用汇需求，允许其资本流进流出更加便利。但在居民部门方面，却是进行了合理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过去可能要来得更严格一些。因为在居民部门存在着一系列非理性的用汇需求，导致资本非理性地流出，因此需要更加严格的管理。正是因为分门别类的进行针对性的管理才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再次是离岸和在岸政策举措的有效联动，即对在岸市场管理的同时，对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和交易成本等也进行了及时的主动的管理，从而在很多程度上避免了离岸市场的波动对在岸市场所带来的冲击。 三、未来汇率机制改革步子可以迈得更大 在五年来汇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具体有以下四点想法。 未来为了顺应国内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进一步扩大企业部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程度，允许企业部门在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或者说基本满足企业部门的用汇、跨境借贷和投资的需求，基本实现企业部门的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 允许汇率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汇率弹性加大会对企业的汇率风险带来进一步的压力，这有助于促使企业在未来会更加自觉地来运用金融衍生产品，将其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从而提升和加强企业这方面的意识。也就是说，要推动企业更多地运用金融机构的衍生产品来规避汇率风险。如果说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整个经济体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就会大大提升，就不必再担忧汇率波动的冲击了。考虑到企业部门现在各方面条件越来越成熟，汇率波动幅度加大之后将会有助于推进企业自觉地来运用这些工具，而银行提供避险工具所收取的费用成本对于企业来说，也将达到可以承担的程度。 提升未来汇率机制改革以及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和前瞻性。透明度和前瞻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市场的运行效率，市场能够更好地把握政策的脉络，进而有助于顺应政策的需求，更加明确市场运行的目标。这将有助于形成理性的市场预期，并稳定市场预期。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离岸和在岸市场的协同管理。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同时，未来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在外部环境尤其较为恶劣的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的影响和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为此特别需要关注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未来人民币将进一步国际化，在各国更多持有人民币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管理境外人民币市场汇率波动的影响，对于将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需要储备相关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加强离在岸市场的协同管理。
环保企业怎么布局“十四五”？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 “全球最大环保展”来了——8月13日，第21届中国环博会在上海开幕。为期3天的展会，将迎来24个国家超1800家知名环保企业参展，全面展示和探讨水、固废、大气、土壤、噪声污染等治理解决方案。 8月12日，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环博会首场高峰论坛——2020中国环境技术大会率先举办。 以“展望‘十四五’——科技助力生态环境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论坛吸引了政、商、学等各界环保人士，基于分析“十四五”时期全球及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大势，探讨生态环境技术创新方向和产业发展的模式，共谋环境经济复苏与产业发展。 技术引领企业开创蓝海 “科技”成为整场论坛的高频词和核心词，也成为环保企业布局“十四五”的共识。 “我们真正能拿出来、能够彻底解决环保问题的核心技术、能够起到闭环作用的环保技术并不多。”谈及行业现状，中广核环保总经理雷霆坦言。 在他看来，技术引领是环保行业进入“十四五”的关键。为此，中广核环保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在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方面，创新研发高效新一代污水处理技术；在危废处理方面，在国内首次应用“等离子熔融固废处理技术”，项目落地无锡。 “首创股份‘十四五’规划中，在战略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升级，将资源发展型调整为高质量发展主题，明确以运营、技术内涵式的集成助推企业发展。”首创股份副总经理江瀚直言，“现在是企业技术驱动的转型期。”据悉，首创股份构建了从前端科研基础理论开发，到科技实际应用转化，再到工艺打造及商务技术推广和集成等的全技术产业链，并针对不同的业务板块所处的具体阶段，有所侧重。 以有机废弃物资源化为核心的维尔利，也涉及孵化业务。维尔利副总裁李遥表示：“我们从技术起家，了解技术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挑战，所以希望能够将经验、能力赋予这些企业，促进快速发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生态赋能，在各个有门槛的领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让专注智慧水务多年的国祯环保看到“希望”。国祯环保技术总监李涛直言：“依托大数据和智能化，我们有可能找到一些优化配置的智慧化方案，进而改进水务行业标准化体系和管理体系。”在他看来，智慧水务背后是传统水务行业的智慧化升级，是整个行业的管理变革和技术变革。水务行业要破壁，联合IT、传感器、仪器仪表信息化企业推动行业进步。 此外，科技企业也在加快对环保产业的赋能。“华为正在加快为生态环境信息化和智能化赋能。”华为生态环境技术系统部技术总监李彪表示，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热点为智慧环保带来便利。如在环境监测和巡查执法领域，无人机及无人船采集数据、实时传到云端，云端通过AI进行分析生成结果，在5G网络覆盖下，可实现园区排污巡查、污染溯源等全环境监控。 环境市场空间持续扩容 “虽然环境产业的发展经历了迂回曲折，但整体而言环境市场空间依旧在扩容，产业投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赵笠钧说。 以新基建为例，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中包含大量的绿色成分，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充电桩及特高压等直接属于相关绿色标准的项目。而新基建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对产业具有显著的提质增效作用。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介绍，绿色2020年新基建七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在2.17万亿元左右，其中，可以明确归为绿色新基建的三大投资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为1.42万亿元，占比高达65%。 环保企业敏锐地意识到“十四五”带来的空前市场机遇。论坛现场，清新环境、首创股份、中节能环保、中广核环保、高能环境、维尔利、永清环保等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从细分领域和企业实践出发，探讨如何更好地抓住机遇，实现企业及行业跨越式发展。 清新环境总裁李其林表示，清新环境紧跟国家区域化发展趋势，做好区域环境服务，并进军工业危废、工业节能、余热利用等领域，打造全要素服务能力及工业加市政服务能力。 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旗下环保企业总裁叶明强看来，美丽乡村建设、环保城市打造、绿色工厂、无废城市等都蕴含巨大市场。如低碳的绿色工厂园区模式，需要资金20亿元至30亿元；无废城市建设，每座城市的投资都在50亿元至100亿元之间，市场巨大。 同时，长江黄河大保护与生态修复也为环保企业带来机遇。高能环境副董事长刘泽军表示，公司是较早参与长江大保护、流域治理的企业。围绕长江领域，高能环境业务涉及工业场地修复、工业危废处置、生活垃圾治理，初步计算项目约100多个。以餐厨垃圾处理为核心的维尔利，则围绕长江流域进行超20个餐厨厨余垃圾项目、超200个农村项目和10个河道修复项目。 三峡资本投资业务部总经理张甄海则在思考环保行业的商业模式。他给出突破支付困境的3个方向：探索受益者付费，把污染治理与土地开发结合起来；探索污染物处理方式转变，从减量化到资源化；探索环保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绿色低碳发展任重道远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仍处于‘短板’和‘弱项’地位，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仍处高位，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谈及我国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现状，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严刚坦言。 严刚表示，“十四五”时期实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潜力来自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发展绿色转型、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等。为此，“十四五”期间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运输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等，强化指标、控制区域、减排措施等的协同治理，并通过信息化应用、科技支撑等，满足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需求，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系统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则包括统一规范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天地空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精准智慧的生态环境信息化应用体系、先进适用的生态环境科技支撑体系、创新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支撑体系等。 此外，要强化风险防控，牢守环境安全底线。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全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强化化学物质、重金属、危废监管，加快补齐危废、医废收集处置设施短板等。 “绿色低碳发展任重道远，环保产业天地广阔，技术创新大有可为。”生态环境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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