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岭 2020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突然宣布，将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美国以外被列入管制清单的生产设备，在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要获得美国允许。 这意味着，由台积电为华为供货的芯片产业链，或将遭到全面封杀。中芯国际，将成为华为芯片最后的依靠。 但这家企业本身，却命运多舛。 2009年，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因台积电起诉而下课，从而经历了一段没有技术主干的探索期。那时，中芯国际虽号称中国芯片巨头，但与国内同行的技术差距并不大。 2017年，神秘人物梁孟松加入中芯国际，企业迎来了加速发展期。一年后，中芯国际的芯片制程提升到14nm工艺，产品良率提升到95%。 至此，中芯国际奠定了国内芯片“一哥”的地位。 梁孟松和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都出自台积电。此前，梁孟松曾在三星电子担任研发部总经理，并在2011-2015年将三星的芯片制程工艺，提升到和台积电同一水平。结果，台积电依然挥舞起诉大棒，将梁孟松逼走。于是两年后，梁孟松加入中芯国际。 而为了应对今天的困境， 中国芯片产业发展一直在走生态路线，基本兼顾了全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 2017年IC Insights报告显示，全球前十大IC设计企业中，华为海思已名列第7位。 一边企业在推动，一边国家也在布局。 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兼顾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涵盖了IC产业上、下游。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在制造、设计、封测、设备材料等产业链各环节投资比重，分别为63%、20%、10%、7%。正是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出现后，国内芯片公司掀起集体上市潮，且上市之路都一路绿灯。 这基本坐实了中国在芯片领域全方位、全生态布局的基本思路。 现实证明，未雨绸缪非常有必要。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爆发，中国科技保卫战正式打响。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当时就有业内人士预言：这只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第一步，意在给中国高科（600730）技企业一个集体下马威。 果不其然，2019年，华为成为美国打压的第二个重点目标。而且，这次打压华为的力度之强，远超中兴，并延绵至今。 在贸易战、科技战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链的断裂似乎近在眼前。 于是从2019年8月开始，中国半导体行业迎来一波牛市。 截止2020年5月，闻泰科技（600745）、兆易创新（603986）、澜起科技、三安光电（600703）、中微公司、韦尔股份（603501）、汇顶科技（603160）等公司，市值纷纷突破千亿。 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以领头羊的身份引领着中国芯片产业崛起。 像汇顶科技的光学指纹模块，已经在国产手机中得到广泛使用，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国产芯片之一。 而基于中国在5G、AI、物联网等“新基建”的全面带动，中国的芯片市场将迎来一轮爆发，并推动中国芯片生态的整体进步。 芯绞痛 从2013年备战至今，中国芯片产业技术薄弱，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芯片设计上，华为依然需要ARM等公司在芯片架构上的授权；芯片生产上，中芯国际仍然绕不开荷兰ASML的光刻机。 而且，由芯片造就的生态环境，也垄断而封闭。 只要是PC和手机的业内玩家，就必须选择Windows或安卓的阵营，因为无法在芯片架构上绕开英特尔的X86和ARM的独家授权。 一位业内人士曾形容： “就像只有知道1+1=2，才能推算出1+2=3一样，在X86和ARM的生态中，除非颠覆Windows和安卓两大世界级操作系统，否则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两套生态内，打破对英特尔和ARM的垄断。” 而在芯片设计环节，EDA等设计软件也存在严重垄断。全球做EDA的厂商有六七十家，Synopsys、Cadence及Mentor三家公司，垄断了国内95%、全球65%的市场份额。 EDA对于芯片，就像考场上考生必须用的2B铅笔。离开这支笔，考生再优秀，也只能望题兴叹。 对于芯片设计标准的垄断，一位专业人士曾经以汽车行业举例： 国内芯片公司造芯片，就好像汽车零件厂商造出一个世界领先的零件，却无人采购。不是零件不能用，而是汽车制造时，零件参数都是照抄国外的。企业也不知道零件参数为什么设置成这样，一旦换了新零件，害怕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 这正是大部分中国芯片企业的困境。 因为未知领域太多，所以从芯片设计到芯片应用，能够形成一定自主权的，也只有华为海思、汇顶科技等寥寥几家。 芯片设计公司寄人篱下，芯片制造公司也并不好过。 芯片行业，向来赢家通吃。 通常是，老大吃好，老二吃饱，老三、老四可能生死难料。 基于此，老大、老二还会持续投入，更新技术。几轮沉淀下来，英特尔与AMD、高通与联发科的盈利差距，都是3倍起跳。至于第三、第四，若非华为倾力扶持海思、苹果绑定A系芯片，高通和联发科之外的名字可能根本不存在。 在芯片制造领域，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比如，手机SoC，大部分来自台积电；内存和储存芯片，大部分来自三星；手机相机的CMOS芯片，主要来自索尼和三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以在iPhone 6s的A9芯片上找到一些原因。 2015年，苹果将A9芯片交给三星和台积电两家企业一起生产，其中三星使用14nm工艺，台积电使用16nm工艺。 台积电的16nm工艺制程看似落后，但芯片实际投入市场后，不但性能不输，在功耗和发热控制上比三星的14nm更为优秀。鉴于芯片表现上的巨大差异，苹果公司一度因A9芯片混用的舆论倍感压力。 经过此次事件，台积电成功拿下此后大部分A系芯片订单。 大厂之间，尚且赢家通吃，小厂的生存窘境可想而知。 集邦咨询数据显示，中国1380家芯片设计企业中，80%以上企业年营收少于1亿。虽然这类企业的整体营收增速达到13.4%，但因为中国晶圆厂的代工产能无法满足芯片设计高涨的需求，导致缺口一直在扩大。 我们需要认知的事实是： 在IC Insights 5月报告中，虽然海思冲进了全球前10，但也只是第10；芯片代工上，因为受制于光刻机，只能在14nm做文章，而台积电和三星已向5nm进发。 所以，我们仍有太多短板需要补足。 芯片的战争，从中国寻求自立的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此外，稀有材料和人才保障也是中国芯片生态茁壮成长的重要土壤。而这些，都是我们尚未深入涉足的领域。 唯一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在路上。 大良机 既然芯片攻坚这么难，中国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 但芯片投资，百亿刚起步，千亿不算富，民间投资根本扛不住。这让国产芯片发展，陷入了一旦落后就一直落后的怪圈。 但这一切，随着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彻底改变，芯片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命脉产业，投资从亏不亏钱的经济考量，变成了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博弈。 据太平洋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年以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资本支出直线上升，并在2018年成功追平日本、欧洲的相关公司。 由此，海思、中芯、汇顶等一众巨头开始崛起。如今，它们都是国家半导体产业的中流砥柱。 而伴随5G、AI、物联网等领域的蓬勃兴起，中国市场的大江大海，显然能容纳更多的芯片巨头的成长。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8年，制造业巨头格力和互联网巨头阿里，分别创立“零边界”和“平头哥”。 2019年9月25日，杭州云溪大会上，阿里推出含光800 AI芯片。除了性能上号称全球最强之外，其“自研架构”格外引人瞩目。 对此，阿里CTO张建锋表示：“在全球芯片领域，阿里巴巴是一个新人，玄铁和含光800是平头哥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家推动、巨头引领，中国芯片人才开始向头部企业聚集。 某种程度上，也只有大公司开得起百万、千万的薪酬，吸引全球行业精英，并为经费高昂的芯片研发提供基础保障。 数据更能说明大公司的影响力。欧盟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公司，约占全球上百万企业整体研发经费的90%。 所以，中国芯片的生态战争，首先需要大公司为人才培养担负起责任，增强造血能力，从而实现生态层面的崛起。 事实上，芯片的人才战争一直暗潮涌动。 比如，韩国半导体人才“出走”中国，已成现象级趋势。有报道显示，中国给三星电子部长级技术人员的年薪，高达294万人民币，是韩国薪水的3-4倍。 有了人才的引入，加之大公司对新生人才的培育，中国正在逐渐打通生态体系的隔阂。只是生态化自足，涉及到人才、硬件、原材料、光刻机和芯片架构等方方面面，注定了这是一条极其难走的道路。 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的冲刺存在两大利好： 一是芯片制程方面的“摩尔定律”正在失效，让中国不再是永无止境的追赶，而存在弯道超车的可能。 二是在芯片设计领域，AI是一条全新赛道，全球尚未形成架构标准，这让AI芯片的生态系统拥有从底层重构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5G的战争前奏。 沉寂中爆发 2003年，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教授陈进，通过把摩托罗拉芯片Logo磨掉的方法，伪造出“自研”的“汉芯”芯片。 为了这块假芯片，国家虚耗了上亿资金。 自研受挫后，中国企业一度展开各种技术并购，结果在美国政府阻挠下大都失败。 自研受挫，并购受阻，中国信息产业一直严重依赖芯片进口。 1999年，中国大陆芯片销售总额为86亿美元，仅占全球市场的5.9%；但经过信息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式发展，2018年，中国进口芯片4175.7亿件，金额达2.184万亿，超过石油1.59万亿的进口总额，成为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 2010年，是中国国产手机的集体爆发之年。那一年，华为、小米、魅族都悉数登场，摩拳擦掌等待着4G时代的手机红利。 但高通这样的芯片巨头，才是时代红利的终极收割者。通过芯片，高通横征暴敛，从所有手机厂商手里攫取整机价格4%的“高通税”，高过手机厂商3%的净利润率。 由于掌控他人命脉，高通对此毫不避讳：你不喜欢没关系，“我们有钱请律师”。 2017年，苹果、三星、华为奋起反击，起诉高通。但折腾两三年，苹果选择和解，还付了45亿美元专利费；华为、三星也只能和解了事。 然而，芯片的本质上无非是高级沙子。眼见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和稀土等战略资源，被小小的芯片用白菜价换出去，中国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背后的自强与不甘，亦可想而知。 如今，5G风口已至。如果中国的芯片产业再错失机遇，芯片仍会是制约中国5G建设的最大掣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国博弈中，华为海思终成产业先锋。在经历多次迭代后，2019年9月，华为推出了可与高通、苹果比肩的麒麟990 5G芯片。 从磨掉摩托罗拉Logo的伪造“汉芯”，到2019年苹果全球发布会上，苹果CEO库克将A13与麒麟980对标，中国的芯片征程走过了太多坎坷。 然而，华为过于亮眼的成绩，引发了美国以各种名义实施的全方位打压。多少习惯了“拿来主义”、鼓吹技术无国界的人才如梦初醒： 原来只有缴够芯片“智商税”，才能平平稳稳做“全球化生意”。 从这一刻起，芯片竞争已经演变为残酷的世界级战争。也正因如此，华为、中芯国际的一举一动，都被市场密切注视。 14nm的制程远远算不上优秀，甚至只能为中低端手机的SoC代工，但2020年4月荣耀Play4T搭载着中芯国际代工的麒麟710A处理器开售时，第一款纯国产芯片的商业化量产，让无数中国半导体人为之泪目。 基于对中国芯的认可，2020年第一季度CINNO Research产业报告显示：华为海思以43.9%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高通，正式成为国内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处理器品牌。 每个中国普通消费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为优秀的中国企业投票。 有从业者观察表示：无数地方都梦想成为“中国硅谷”，甚至拿出几十亿补贴建厂。 但芯片的生态战争，注定有人去拓荒，有人打基础。 它比一场真实战争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背后的动员、谋划、粮草安排都需要更顶层的设计与部署。 这是一场备受的世界大战，也是改变世界产业格局的博弈大战。它既是资本战、市场战，又是人才战，也是持久战，现在的情形看，还是一场几乎你死我活的恶战。 它的成败，不仅将关系到一众高科技企业的命运，也将在科技驱动经济的时代，关乎国运，关乎你我的未来。 面对全球割裂、面对芯片霸权，除了胜利，中国人已经无路可走。 始于创新，涨于沉淀。 在过去几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增长主要依赖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需求，以及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应用的扩增。 下一个十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增长态势有望持续，主要市场驱动力量包括现有产品的持续强化、人工智能产品和5G网络等新兴技术的融合、汽车和工业电子行业的迅速增长。 在2020年，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46亿美元，增长迅猛，发展空间巨大。 在AI、5G的新浪潮之下，时代正在呼唤新的芯片巨头的出现，而全球范围内，中国芯片厂商也在迎头赶上。 历史上，每一代半导体新巨头和新兴地区的出现都伴随着终端迁移和技术的变革。 中国正处在AI产业发展最为迅速，5G布局最为积极的时期，同时聚焦在这两个领域的创业也充满活力。 未来，国产芯片厂商将努力站在科技变革时代的风口。国产芯片崛起正当时。
中国证券报统筹利用国内外市场 探索发行流行病债券等金融产品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面对此类冲击强、偶发性的公共事件，资本市场如何能够转危为机，进一步发挥管理风险、市场定价功能，服务实体经济应对此类事件？为此，笔者认真研究了国际市场上专门针对此类事件开发的金融工具――流行病债券和相关的巨灾债券，并就我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相关金融工具、培育相关市场做了一些思考。发挥券商私募子公司优势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八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投早投小。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简称“券商私募子公司”)通过设立并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非上市公司股权进行直接投资，并主要通过二级市场完成退出，是证券公司服务实体企业客户和长期资金客户时间最长的业务。随着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新三板精选层以及转板机制的快速推出，券商私募子公司将会成为证券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创业板注册制步入实操 申报通道今日启动“创业板改革推进速度超出大家预期，上周五晚间发布政策，本周一就开始受理。我们周末两天都在加班准备申报材料，希望能够尽早提交，抓住时间窗口。”某国内大中型证券公司投行部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手里有数十个创业板项目储备，最近工作强度非常大。根据安排，15日起，深交所将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市场人士表示，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步入实操阶段，中介机构既要比拼速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报，更要重视质量，切实担负起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爆款”背后的浮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最近“爆款”基金接二连三，浮躁了公募行业的人心。百亿级以下的首募，已经不易撩动业内的神经，两三百亿级别的首发，才是许多基金公司艳羡的对象。据说，一些弄不出“爆款”的基金公司，各路人马甚至整日思谋，如何上一些手段来达到目的，结果不仅擦边球遍地乱滚，甚至还爆出了一些丑闻。这种浮躁和急功近利，显然不利于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业内有识之士的抨击。比如，一些以“长跑”著称的大中型基金公司高管，就屡屡抛出针对业内追逐“爆款”的冷思考：假如自身的能力建设不够，一时的“爆款”不过昙花一现，并不能成为基金公司长期发展的助力。恰恰相反，如果沉迷于追逐“爆款”的短期之乐，却有可能荒废基金公司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实在是得不偿失。上海证券报外资加仓汽车股 一汽解放领涨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指数成分股随着基本面数据出现好转，北向资金近期对汽车股进行了大力布局。数据显示，6月以来北向资金增持华域汽车（600741）（600741）、潍柴动力（000338）（000338）、一汽解放（000800）、上汽集团（600104）（600104）等4只股票的数量分别为3359万股、2784万股、680万股、677万股。此外，新能源汽车销售回暖趋势明显。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国产特斯拉销量11095辆，环比增长205%，销量超出市场预期(预期值在5000辆至6000辆)。受此带动，多只新能源汽车概念股也获得较大涨幅。期货策略业绩领跑 股票私募加仓追赶私募最新成绩单近日出炉。据统计，截至5月底，今年以来共有11822只产品收益为正，占比72.92%，其中管理期货策略以9%的平均收益率强势领跑。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份A股演绎结构性行情的过程中，股票私募仓位不断提升，今年以来的业绩也从2.34%升至5.45%。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期货策略私募业绩领先，主要是由于一季度市场波动较大，但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市场风险偏好回升，A股市场将亮点纷呈，股票策略私募业绩有望反超，后续可聚焦业绩短期受损但长期逻辑向好的板块。创业板改革落地 将推动资本市场进一步提质增效根据正式发布的创业板改革相关制度规则，此次创业板改革重新明确了板块定位，在试点注册制的同时，优化了创业板IPO的标准和条件，允许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企业赴创业板上市，为未盈利企业上市预留了空间。同时，改革围绕注册制同步优化了创业板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包括构建市场化的发行承销制度、完善交易机制、完善退市制度、构建更符合创业板公司特点的持续监管体系等。跨境电商 新监管方式开启试点 新业态逆势增长潜力足“稳外贸”又有新动作。根据海关总署最近发布的公告，海关总署将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南京海关等10个海关开展跨境电商出口新监管方式的试点，自7月1日起施行。具体而言，试点的10个海关将增列两个新的海关监管方式，代码分别为“9710”(简称“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和“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的货物)。 “这次试点的10个海关，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对外贸B2B出口需求较大，有助于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一般贸易出口受阻的问题。这一政策将引导一般贸易企业向跨境电商B2B出口发展，实现一般贸易向数字贸易的发展，是外贸的转型升级。”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李峄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李峄表示，对跨境电商B2B单列监管方式，可以提供更好的通关服务，提高全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物流配送能力。记者了解到，此前海关的跨境电商出口常见监管模式代码为“9610”， 主要特点是“清单核放、汇总申报”，主要针对销售对象为单个消费者的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服务，也就是B2C模式。专家表示，此次海关增列两种跨境电商新监管模式对于海关统计全口径的跨境电商规模也很有意义证券时报IPO现场检查常态化 问题企业须从严打击首发企业现场检查制度正式实施三年多来，已形成常态化运转态势，在净化市场环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效果显著。约有200家在审企业接受了证监会的现场检查，近百家公司撤回了IPO申请终止审查，也有部分企业因“带病闯关”被移送稽查调查处理。这表明了监管部门从源头上严防问题企业上市、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决心。一段时间以来，在注册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股常态化发行也在继续，通过充足的新股供应，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发行环境，一大批优质企业登上了资本市场的舞台。但也有部分拟上市企业企图钻空子，为了尽快上市，带病申报、抢跑占位，明明不符合上市条件却要硬闯A股赛道，在信息披露上做文章，有的未完整披露关联方及其贷款走账、资金拆借等资金往来情况；有的会计基础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有的存在体外资金循环、异常关联交易等虚增利润、侵占资产行为。对这类问题企业必须从严从重打击。首家外卡组织来了！美国运通获颁银行卡清算业务牌照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开放大门开启。6月13日，央行与银保监会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由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持股比例50%)、连连数字科技合资发起的“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通公司”)获得资质许可，这也是继中国银联之后，监管面向首家外卡组织颁发的第二张该类资质许可证。创业板引导理性定价 中长期资金优配比例逾七成询价定价是IPO的关键环节，定价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的切身利益，更直接影响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6月12日，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规则落地，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的相关改革文件正式出炉。 此次改革既总结了科创板实践经验，又结合了存量改革的特点，其中在引导审慎定价方面，监管层作出了多项安排。比如，通过建立以专业机构投资者为参与主体的询价定价机制、设置限售期、重视中长线资金报价参考、优化保荐机构跟投制度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引导市场各方理性定价。 证券日报深交所今正式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IPO 5套上市标准体现包容性主持人孙华：6月15日起，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创业板改革正式进入实操阶段。今日本报对创业板的上市条件、交易制度、退市机制等变化结合相关制度规则给予详细解读。创业板交易制度 四大变化提升市场活跃度 专家建议投资者做三方面准备日前，备受瞩目的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规则正式出炉。6月12日，证监会发布了《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与此同时，深交所也发布了相关的业务规则及配套安排。今日视点：创业板注册制试点四大亮点 6月15日起，深交所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申请，标志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正式启动。为做好新老衔接，深交所于6月15日至6月29日(共10个工作日)接收中国证监会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在审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从6月30日起，深交所开始接收新申报企业提交的相关申请。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上市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把真实的上市公司交给投资者，把风险水平适当的投资产品卖给适当的投资者，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按照6月12日发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简称《创业板再融资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简称《创业板持续监管办法》)和《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简称《保荐办法》)，精简优化发行条件、提高审核透明度、强化信息披露责任、加大违法惩罚力度是试点工作的主要亮点。49家券商“保驾护航”科创板 大投行时代或有一批航母级券商出现截至2020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已满一周年。截至目前，申报科创板企业总数已达340家。340家申报上市企业的背后，离不开49家保荐机构的“保驾护航”。科创板及注册制改革的推进，除了为券商带来真金白银的业务增量之外，也在重构券商业务生态，使各业务模块协同性增加，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随着券商运营模式的不断调整，一批大型航母级投行有望浮出水面。人民日报五月人民币贷款增加近一万五千亿元 精准滴灌 “贷”来新动力（新数据 新看点）“连续三笔贷款救急，我们的干劲更大了！”前段时间，订单增加、资金吃紧，让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刚泉有点心慌。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发放的贷款及时到位，让他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只用3个工作日，就向我们发放了2000万元防疫专项贷款，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只有1.5%。”朱刚泉说。优惠接二连三。“第一笔贷款到位后没几天，另外两笔加起来近1亿元的贷款又来了！”朱刚泉笑着说，银行又向他们发放了5000万元防疫贷款和475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同样很优惠，充分保障了企业复工复产的资金需求。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连续公开市场操作、定向降准、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部门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1万亿元，重点支持实体经济。5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8万亿元，同比多增2984亿元。
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技术与资本。二者结合，构成大国竞争力的关键。在当前疫情趋于稳定、经济走向增长复苏的紧要阶段，更期待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打造科创金融支撑发展的新动能。 一、未来之重：走出疫情危机影响的根本路径在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给全国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回信中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这为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实现增长复苏、国家走向繁荣强盛指明了方向。 疫情的发生，对经济造成了全面冲击。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有效实现疫后经济的恢复增长，迫切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需求。过去我们的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与人口红利，由此彰显出中国的巨大市场优势。但从市场规律看，通常消费需求的显现与社会撬动需求的手段相关。当科技被广泛应用时，消费需求的能量激发将会呈指数级上升。这些年来，中国市场需求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光纤、宽带、移动通讯、北斗、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人们容易看到的是那些商业模式迭代、品种业态翻新、消费方式便捷等带来的中国市场繁荣，而没能看到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大规模现代科技基础设施的运用，其实这才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真谛。由此，现在互联网公司越来越多的成为科技公司。疫情过后，我们需要更多地深挖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及新经济涌现出的成果，同时洞悉把握未来新的市场需求，充分释放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能量，这是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复苏、真正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2008年以来，经过几轮大规模需求刺激，我国激发需求的空间已不如以前，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有效性在降低，由此带来的扭曲则可能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我们更多应该看到“新”，而非单纯的“建”。当下，以新兴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新型基本建设正恰逢其时。相信我们在新基建方面的努力，不仅仅是有效带动内需，更重要的是抓住当前全球科技产业重构布局的机遇，打造出中国更多硬核科技的创新成果，成为我们领先于世界数字经济的契机。 二是效率。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们追求增长效率的手段惟有科技创新。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科技创新，不但可以创造更多产出，而且是更富效率地创造产出。面对疫情带来影响，我们既要现实纾困，更要立足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办法，不再是大水满贯，也不是简单扶弱、照顾，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顺应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去择优扶强，让好企业充填社会活力，让市场去调节和疏解问题。从长远看，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都应更多向那些现代科技企业、那些具有高成长性和影响带动力的企业倾斜。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是由伟大企业承载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复苏和未来振兴，寄希望于一批像华为这样伟大科技企业的诞生，未来中国经济的亮点一定是“创新经济”。 在开放的环境下，检验经济增长效率的最终标尺是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越是融入国际环境，就越需要考虑国际要素变量对我们的影响。当前，疫情给我国增长环境带来的最大制约，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变迁。认识这一影响，我们需要自信但也需要理性。不能简单以为我们是“不可或缺”，而不以为然。经济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实质表现为一种复杂的产业生态关系。在这个关系体系中，重要的不在“你有什么”，而在“你能控制什么”；不在“有没有你位置”，而在“你占据什么样位置”。有时候，“需要你”还不等于就是“由你说了算”。 这些年，我们以工业门类齐全、占全球30%的制造能力和巨大市场规模的优势，赢得了全球经济生态圈的机会，并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恰恰就是制造业，这是最能集中承载硬科技成果的领域，目前我们总体上还没有突破高端，许多还是中低端制造，甚至有的还是代工生产。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我们有些还未占据高端生态位，多数是制造的“承包方”，还不是“发包方”。过去我们的“追赶”是靠科技，今后“制胜”更要靠科技。随着疫情后全球经济的洗牌布局，关键看我们如何赢得产业链条建设的主动权、掌控权。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位置为王”的时代，没有高端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引领，我们就不能真正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不占居全球产业生态的“高端位”或“有利位”，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应该是疫情后我国经实现济增长复苏的根本立足点。 一百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都能很快摆脱危机波动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日本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这些当年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共同之处，都是在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着眼于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 几乎每一次经济陷入衰退，都意味着新的技术创新正在酝酿，经济的复苏及繁荣即将到来。在中国，2003年非典过后，我们迎来了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又培育了一大批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天，要走出疫情危机，创新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科技没有起来，中国的经济马达就不能说真正启动了。一场疫情之所以不能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那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增长的内生动力不会改变。 二、瓶颈之困：制约我国创新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资源错配 经济秩序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的分配。科技创新要承担对发展的使命，必须适应并遵循这一规律。这些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布局和改革的核心线索一直就是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可惜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与经济资源特别是金融发展不能高度融合，还存在“两张皮”现象。这要从科技和金融的两个不同维度来分析。 从科技角度看，科技需求特性与资本供给存在矛盾。科技尤其是那些突破性、颠覆性创新，能给市场带来巨大收益，但这种收益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人们事先无法知晓究竟能否成功以及成功概率多大。这种不确定性和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还不一样，这是金融资源进入创新的突出障碍。此外，创新对资本的需求量大，投资周期也长，也给金融资源高效配置以及资本市场的健全提出更高要求。但决定市场资金流向的最终还是资本回报，因此，重要的是科技本身必须具备成长能力，科技成果需要有资产价值，科技企业家要有强烈的资本意识和企业综合管理能力，一切都要具有变为金融产品的实际价值，这是科技与金融结合、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的基本要求。 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资源布局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单位。从政府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布局看，60%在机构，20%在高校，在企业的不到15%。大量在机构和高校的资源，由于本身不具有市场属性，很难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近年来，国内企业对创新的资源投入显著增加，已占到全社会研发投入的近80%，但企业投入更多还是投向技术的具体应用，尚无更多地涉足真正有核心技术突破的重大创新，有些地方的企业研发机构多半是空壳，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研发活动。一些创新企业在市场上的绩效表现不佳，也就很难获得资本的青睐。 从金融角度看，这是市场机制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资本的功能是能够为创新增长的全生命流程提供市场服务的，金融是创新的养料，但这很大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由于资本是逐利的，在市场早期，这种本性可能更加突出，它对创新行为的取向更多是短视的，表现得往往不那么“耐心”。像国内腾讯、阿里这样大资本，宁愿投资美团、滴滴打车、共享单车、互联网咖啡，也很少去投资芯片、操作系统及通信技术。投资终端消费品市场，容易获得庞大的用户流量及数据，短期内实现规模扩张。这与上游投资相比，显然是周期短、回收快、风险低。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取得成果在进入产业化时，是科技最需要资本支持的，而实际也是最难得到支持的。 在我国科技成果研发到产业化之间，多半存在一个投资真空地带。对科技来讲，这是发展的“死亡谷”；对资本来讲，这是动力的“缺失区”。中国科技创新的瓶颈，表明上看是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实际是背后制约这一转化的金融缺失。许多科技创新的结局不是败在技术研发上，而是死在“没钱”走向市场的产业化路上。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上的真正差距，其实是有些不在技术，而在技术背后的市场力量。埃隆·马斯克追逐科技梦想的一步步成功，其背后是资本支持创新的成功，是科技人在资本市场筹钱募资的那种“腾挪神功”。本来，“烧钱”的事，拼的就是你有多少钱以及往哪砸钱。 中国是个资本大国，国民储蓄率高达47%，金融资产264万亿元，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财政性资金存款30万亿元。超大规模的市场资源，是支持创新的有力手段，问题是如何用好。我们坚信，依靠我国强大的制度优势，完全能够组织起推动创新的巨大力量，切实把这些优质金融资源转化为科技金融财富，让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 金融支持和哺育科技，不只是创新的需要，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一方面，金融的根基在实体，长远看，金融服务的实体一定是指那些具有活跃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性的创新企业，归根结底是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这是金融领域走出危机波动影响、获得长期繁荣发展的希望。历史反复证明，没有科技和实体的有效供给支撑，金融再怎么“繁荣”也终将是一堆被挤破的“泡沫”。2008年的那场美国金融危机，直接表现的是次贷衍生品泛滥及监管失控等原因，其更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始终缺乏足够的创新成果支撑新产业兴起以弥补网络经济收缩，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对此，我们应有这样的洞见和防范。另一方面，金融的本质在价值流通。金融通过货币信贷、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众多产品种类，对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资源进行资产化和证券化，为市场提供像金融资产一样的投资产品，使创新资源具有金融属性，实现更广范围的流动，从而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的资本驱动。稳定的金融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不断拓展新的空间。金融支持创新的逻辑在于，金融产品选择科技，然后由科技实现增长，最终金融在增长中获得收益。没有资本市场的推动，我国的科技是做不起来的。科技本身的风险需要大家来承担，收益也要大家来分享，高风险高收益。某种意义上讲，科创金融的实力决定了国家科技竞争力。 三、破冰之举：新一轮科创金融发展需要变革性的系统布局 围绕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在我国已探索多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为适应我国科技创新布局，特别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全国科技金融兴起，一时涌现出一批银行内科技专业营运机构，以及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专属科技信贷产品，资本市场上的显著标志是“新三板”开设。但由于我国金融领域没有大的体制性改变，现有传统体制框架下的科技金融发展难有实质性进展，一些围绕科技发展的金融创新探索，如“科技支行”等几乎是名存实亡，其他资本市场的创新成果也亟待改革完善。当时，金融面对的科技形态还比较单一，所以叫科技金融。现在，创新的生态已经形成，创新创业的氛围兴起，发展呼唤科创金融，期待金融资源与科技创新的全面深度融合。 近年来，随着经济对金融需求的增加，以及互联网科技、数字科技和智能科技等创新成果的广泛应用，金融对科技的兴趣前所未有，金融科技获得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金融发展的空前繁荣。然而，在我国金融创新领域，金融和科技的结合，实则表现为科创金融和金融科技这两种形态方式，分别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金融科技是金融领域把科技当作工具手段，通过科技成果的运用来改变和创新金融发展的形态和业态，其实质是用科技改造金融，让金融变得更有效率、更富竞争力；而科创金融则是金融对科技创新创业的全面渗透，通过资本市场和资本工具的运用，实施对创新活动的扶持，其实质是金融哺育、赋能科技，让科技企业和经济活动取得更大产出，使增长更具活力。在国家创新发展的整体布局中，科创金融实际是重大战略安排，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和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科技发展的最终方向和归属，不只是繁荣金融本身，重要的是通过金融效率提升，来更好地反哺实体、支持科技，从而推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现。在大国竞争时代，中国加快疫后经济增长复苏的特殊背景下，“科技呼唤金融”的意义影响，似比“金融运用科技”来的更迫切、更深远。 总体上看，科创金融在我国金融领域还是一个新探索，有许多体制性的条件影响，在我国经济已经转向创新驱动，新的发展模式需要金融领域作出一些突破性改变和制度性创新。 1、 重视发展面向创新的政策性金融 在我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基本融资格局下，银行金融机构是满足科技及实体经济对资金需求的主渠道。现有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信贷占到80%。但中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决定了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启动，下面经营层面的许多努力都难有实质性改观。科创行为同时具有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尤其是在进入市场前的早期阶段，市场潜力大，风险性也更大，商业银行是以储蓄存款为经营基点，需要安全和及时回报，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科技对资金的需求。 走出这一困惑的出路，寄希望于国家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性金融手段。建议参照我国在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建立国家层面的科技开发银行。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办储蓄、不办存款，可以运用批发性融资或市场募资，为科创企业提供股权投资，或提供银行贷款，同时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认股权等一整套金融服务，实现科创的风险与收益匹配。长远看，可以用投资收益弥补信贷的亏损，使政策性金融运营得以持续。建立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意义，主要不在它运营本身，而在它对全国科创金融体系建设的影响和带动。 2、推动商业银行业务模式的主动创新 目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是科技及实体经济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也是应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在当前金融去杠杆与新型监管背景下，需要适时加快构建新型银行评价体系，调整和完善考核指标，努力为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创新和实体经济适当松绑，提供有利环境，以充分释放银行对创新和实体经济的服务潜力。更重要的是推动商业银行主动而为，即便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商业银行对科技创新及实体经济的扶持仍是有很大作为空间的。 一是在机制建设层面，银行金融机构要作出适应于科创发展的结构性安排。加快改变银行主要依靠息差收入生存的经营格局，鼓励发展投资银行，完善投贷联动机制，探索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提高试点的实质性成效。尤其在股权融资方面，将投贷联动不只是作为获客渠道，更多是银行收益模式和风险抵补的途径，包括开展与优质风投机构合作，实行VC主投、银行主贷。银行对早期科创企业采取认股期权办法，通过未来超额收益，形成风险抵补，可以解决传统银行机制为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抵押依赖问题。此外，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的经验做法，银行内部设立科技信贷专营机构。目前，国内有些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已取得良好成效。其中，核心的是有效提供适合科创特点的专属融资方案。传统信贷方式下，银行往往先体现贷款利息等收益，不良出现滞后。而实施科创金融，不良则可能先期出现，而抵补不良的投资所产生超额收益需要一个周期。这就必须建立一个相对跨期的平衡调节机制，以应对拨备体系、风险与收益确认体系的挑战。 二是在业务操作层面，鼓励开展面向创新创业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业务组合创新。在我国，政府、园区、国有投资平台以及产业创新组织等，是个具有很大能量的金融价值资源。银行要善于加强与科技产业园区、政府服务平台、科技孵化器、融资租赁公司以及工业互联网等专业性平台的合作，充分利用平台资源的杠杆纽带作用，设计组合性的银行金融产品，拓展金融业务服务创新的范围，同时也分散风险。 银行开展业务创新的关键，是银行自身的变革觉醒。支持和培育创新，实则是为银行自身储备未来。目前，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有些并不涉及太多体制机制问题，现有条件下就可以有所作为。如银行对地区信用评价体系，许多还是多年一贯制的评估办法；对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固定资产估价折扣标准，也大多是常年固定做法；在放款形式上，容易从自身保利润的角度出发，采取年初开闸、年底关闸的做法，年底乃至四季度停贷已成“惯例”，等等。现在的发展形势变化很快，这些不合时宜甚至不公平的陈旧信贷管理方式，无疑加剧相关企业运营成本，更是挫伤了科创企业的积极性。为缓解而不是加剧“贷款难”“贷款贵”问题，银行系统应当尽快予以改变，也可以改变。 3、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 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工具手段的创新，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便捷、低价的服务。当下，国内金融科技的发展，要注重把好科技手段应用的力道与方向，首先是银行自身的经营转变。就像练武一样，没有武林高手那种数十年积淀的深厚内力，想靠一本武功秘籍来个“一招制敌”是不行的。银行服务理念、机制活力以及业务套路不变，光指望技术的武装是难以凑效的。 目前，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不能仅满足于金融机构对市场流量的获取，以及对销售方式和销售业绩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去突破解决银行金融机构的重大瓶颈性问题：一是如何提供金融产品设计的技术支撑，以更好地服务于科创企业和实体经济；二是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为更多支持科创和实体经济打开大门。 一个模式是否成功，关键看收益能否覆盖风险和成本，并可持续。金融科技不光解决效率，也提供更多风险控制的手段和思路，这应是金融科技发力的主攻方向。银行金融机构要善于研究并顺应科创发展的规律，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尤其是数据识别和算法运用，建立成熟的风控模型和客户筛选模型，掌握并贯通客户及时真实信息，以解决信贷业务里的信息、信用缺乏问题。金融科技能够帮助更好地分析客户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技术虽不能做到让谁贷款，但可以更好识别不能贷款的人，让那些不能贷款的更加难贷到款。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智能风控，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从多维海量数据中深挖关键信息，掌握借贷主体与其他实体间的关联，从而提升贷前、贷中和贷后各个环节风险识别的精准程度。如一些科技中小企业谈不上什么品牌，历史也不长，财务也没实力，但这些企业往往是占据产业链中的一环，只要找到一个低成本的风险识别手段就可以为这个企业提供融资，如可以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监控企业在供应链体系中的运转状况，基于它的数据就可以赋予一定的信贷支持。无锡等地运用物联网技术，为银行提供信贷安全支撑。企业出险大多是难免的，但也都有先兆。对企业物权的技术监控有助于及时处置，且不发生对企业运营干涉，还能清楚界定责任，从而确保企业风险不延伸到信贷风险，通过技术实行中间隔离和剥离。这是目前金融科技成功运用银行风控的一个典型范例。 科技为银行控险助力，是我国科创金融发展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即便是在监管持续加强的环境下，从面上看，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和不良贷款余额仍在不断上升，表明金融科技在金融风险防范方面的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解决好这一问题，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实体、支持创新的步子就迈不开、走不远。 4、 拓宽科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 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特别是市场资金资源，资本市场建设是最有力通道。拓宽这一通道的有效途径，不是简单地增多或扩大股票市场入口，而是显著增强现有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这是保证股市发展活力和市场定价机制的关键。股市的健康发展是让市场充满活力，使股市按正常规则流动起来，让更多富有价值的科技企业参与进来，而不是单纯指望新股上市。从市场反应来讲，无论投资者还是上市企业，几乎都盯在新股上市发行上，中国股市一贯是“见新就炒”，“敲锣”效应远比“市值”效应强许多。实际上，从股市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来讲，从股市的资本市场调节作用来讲，都应更多关注股市的流动性指标，而不是简单的看新股上市发行。 其一，入市与退市的流动。保持这种大的流动性，是维护股市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股市管理基本是上市容易退市难，这跟中国许多资源配置的状况一致，几乎都是“上车容易下车难”，由此造成股市质量不高，垃圾股、僵尸股太多，股票市值上不去。资本市场退出不充分，不仅限制了更多好企业的进入，也限制了一级创投市场的发展。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尚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创投基金缺乏足够的退出通道。受此影响，除了谋求海外上市及并购的可能性，不少创投机构在投资协议中都订立了企业对股权回购的条款，一旦触发大量股权回购，对企业将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蔓延至银行的科创金融业务，形成潜在风险。 讲股市的进入，我们在科创板已实现与美国相似的注册制办法，降低准入门槛。但在退市方面，还要落实政策规定，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并常态化，将违法违规企业赶出市场，让僵尸企业离开市场，使更多有投资价值的科创企业进入股市，确保投资者有机会实现更多价值回报，形成良好的市场循环。股市走向成熟的标志，就看能不能实施正常退市机制把名不副实企业淘汰掉。中国股市若真能舍得淘汰99支垃圾股，而培育诞生出1家华为式企业，那便是功德无量。目前，市场化操作实际并不轻松，障碍多半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策的执行，包括地方行政和社会层面的配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带头发挥好作用。 其二，不同市场板块的流动。这似乎就更难。如新三板，当年也是为解决科技中小企业社会融资而设立的。但事实上，企业挂了新三板不但难以融资，而且在流动性差的情况下，企业价值无法体现，也没有什么转板的制度衔接。企业上了新三板还增加规范成本。由此，需要加快启动新三板的改革，关键举措是要将转板功能放开。从支持和推动科技创新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科创板，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完整资本生态。 5、 实施对各类基金手段的积极引导 各类基金特别是创投基金，是资本市场直接支持科创发展的有效手段，其显著效用是它能够以早期天使、种子资金、风险资金、股权投资等多链条投资方式，服务科创企业从起步到扩张的全生命周期。发挥好这一效应，突出要解决投资的短期行为问题。目前，大部分投资不在科创的种子期，基本都在企业扩张期或后期投资。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真正用于股权投资的不到1万亿，大部分是投资于别的，还有二级市场证券。尽管股权投资总量也不算小，但用于支持科创企业的比重实际很小。去年，早期与创投机构的募资金额下降34.4%和28%。 实施对各类投资基金的引导，需在几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是行政约束，利用现有基金备案的行政过审程序，对各类基金的功能定位实行约束，保证一定比例的基金资源用于支持科创企业，特别对本身就是针对早期投资的基金，实行严格的投资行为监督，以防止投资阶段后移，确保功能扶正；二是政策激励，稳定和完善对创投的免税措施，支持创投机构发行债券，鼓励公司发展创业投资，加入更多战略投资者，促进产业向科技方向整合升级。同时，对PE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探索实行税收中性政策。企业所得税不能合并缴纳，实际上是不鼓励投资科创。如果投资损失可当年抵补，这对增加股权投资、支持创新有积极作用；三是长资注入。中国的基金投资实际不缺资金，缺的是长期资金。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改善LP来源结构，鼓励并适度释放养老资金、保险资金以及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资金进入投资领域。短资充斥市场，就不可能有更多创新所期待的“耐心资本”；四是人才保障。投资运作，关键在人。中国注册私募管理人24000多家，从业人员23万多人。但现有人员中真正懂企业、善科技的不多。许多投资机构埋怨没有好项目，实际不是项目不行，而是人的问题。一些资金从机构划分讲是长期资金，但真正要变为长期投资，需要有合格的投资人制度和严格的投资纪律。没有合格的投资人和受托人，基金投资的方向把不准，长期资金也会变为短期资金。 拥有10万亿庞大目标规模的政府引导基金，对市场资金引导有着重要作用。现在，一些科创项目实际要由政府引导基金来投，以此带动社会资本的加入。但有些地方的引导基金风险偏好很低，项目投资只能赢、不能亏，就不能支持科创。扭转这一倾向，需要的是“两个放开”：放开考核，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放宽容忍度；放开管理，重要的是选择好优秀的GP团队，然后放手让市场去管理。 6、转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方式 政府资金投入基本分为两块：财政预算资金和产业化专项资金安排，这对科技创新尤其是早期未进入市场竞争前阶段的资金需求，是重要的保障。实践中，无论是那一块资金的安排使用，除了财政公共资金性质约束限制外，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量的不足。这些年，政府的研发经费支出连年稳定增长，但对于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用于科技项目上的直接资助扶持，怎么也是“杯水车薪”。即便许多地方设立“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以激励银行增加对科技信贷的投入，其覆盖面也是有限的。地方上这类资金一般5000万左右规模，通常是政府承担90%的贷款损失，银行承担10%的风险责任和相应利息损失。一个银行每年大概300亿科技贷款规模，如按常规放大10倍计算，补偿金覆盖规模也仅有5个亿，无论如何覆盖不了银行300亿规模的违约风险。况且，政府就这点规模还要面向区域内整个银行，各家风控能力又不尽相同，要达到实际全覆盖几乎不可能的。 克服政府资金面临的窘境，除了持续增大财政科技投入外，重要的是进一步调整政府科技投入的方向和方式，尽量减少对科技项目的直接扶持，更多是通过对其他相关主体的激励引导，以增加和放大对科技的投入，真正实现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如设立科技金融专项，完善风险补偿和业务补助方式，建立银行风险缓释资金池，引入政府贴息或外部风险缓释机制，保障银行有动力增加对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提高担保代偿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融资担保服务能力；加大再贴现资金支持力度，提高专项票据再贴现额度等。 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维护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是建立科创金融秩序的前提保障。政府对科技的引导性撬动性支持，最需要也最有条件的行动，是加快建立社会信用共享平台，包括建立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融资评价体系，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整合并贯通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渠道信息的交叉验证数据，为金融机构从整体上控制风险支持创新提供帮助。 7、 构筑科创金融发展的良好生态 科创金融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领域的一项新兴事务，需要多种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既要金融机构加快付诸实施，也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联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更好支持科创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无论从技术到资本还是资本到技术，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结构链条。贯通这一链条的关键，是要突破两大障碍：一是技术要成为资产。要加强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为技术成果提供市场分析、质量评估、策划推广及商业谈判等市场服务，让市场更多认识技术成果价值。加快发展会计、审计、律师等专业机构，针对性提供科创企业上市辅导、债权融资和股权投资指导、信用资信评估等专业化服务。二是资产要实现交易。科技成果的商业价值难评估难交易，导致银行或投资机构不敢投，是技术进入资本市场的严重制约。要着重扶持技术资产评估中介的建设，完善专利、注册权、商标、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法，提高质押融资监管的容忍度和实效。2019年，我国有效专利实施率为55.4%、产业化率为38.6%，呈逐年上升趋势，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释放还是有巨大潜力的。要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同时，协同发展保理、融资租赁等类金融产品，使更多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具备足够的金融属性，为技术资产真正成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创造条件。 商业教育培训是科创金融生态建设的重要一环。在科技与资本对接还缺乏太多沟通渠道的阶段，要鼓励发展面向科创金融的专题培训和实训，提升相互认知，促进科技与资本两界在理念和操作层面上的融通互动，推动科创金融的加快发展。
6月10日，满载500吨武汉市及湖北省企业生产的口罩、隔离衣、光缆等物资的汉欧班列从武汉发车，预计15天后抵达德国杜伊斯堡。随着浴火重生的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加快恢复，从“世界驰援武汉”到“武汉回报世界”，武汉重振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 就在几个月前，一列冠名为“黄鹤楼酒·陈香号”的汉欧国际班列，也是从武汉发车，发往德国汉堡港。作为中华老字号，鄂产中国名酒，黄鹤楼酒的欧洲之旅，代表了武汉的民族企业长期以来跟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深厚的友好关系，他们将“汉产精品”带给“一带一路”的沿线亚欧国家，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传播内容，又一次彰显中国品牌力量。 作为楚酒的代表，黄鹤楼酒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1984年和1989年蝉联中国名酒称号，是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全力打造的六大支柱产业及百年名牌工程之一。 然而，疫情袭来之时，白酒旺季骤然变成消费寒冬，企业压力、发展压力、成本压力扑面而来……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黄鹤楼酒业科学应变，从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努力于变局中开新局。公司积极策划“新消费场景”，推出黄鹤楼酒·汉清酒特惠活动，创造了一个“历史性销售奇迹”：从4月1日到9日，9天时间订单量超5万箱逾30万瓶，赢得消费者纷纷点赞。 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黄鹤楼酒业从容应对挑战，将落实“四不”要求，化压力为动力，奋力完成公司全年各项经营目标，为武汉重振加油助力。 秉承企业“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战疫期间，黄鹤楼酒业也积极践行本土企业使命、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慰问一线医院、社区近700家，捐款捐物超4020万元，与武汉共进退、共发展、共复兴。 古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金辉来汉考察时，感慨于武汉蓬勃向上的城市精神和黄鹤楼酒业人的澎湃激情，赋诗三首，抒发情怀，催人奋进。代表了奋进的黄鹤楼酒新营销人对武汉这片活力热土的深切热爱，也更加坚定了黄鹤楼酒传承和复兴百年品牌的强大决心。 在党和国家关怀下，武汉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重振大武汉的征途上，黄鹤楼酒业作为本土企业的代表，必将凝心聚力，再显担当，与中国名酒古井贡酒（000596）一起实施双名酒矩阵、双市场共振、双品牌驱动、双百亿目标，不断创新突破，跑出品牌向上“加速度”，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传播荆楚文化，讲好鄂酒故事，擦亮金色名片，酿造楚酒新高度，用复兴中国名酒的实际行动为武汉经济重振雄风汇聚新动能。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向往美好并不是奢侈的梦幻，而是一种激励自我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精神和未来如何更加对称和平衡？这是无法回避的思考和抉择。 乱世之年 2020年快要过半。这半年全球重大新闻几乎都是负面。新冠疫情，弗洛伊德事件，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失业潮、倒闭潮、债务潮，“去全球化”升温，中美关系再降温，等等。 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数字化发展。但社交媒体上的极化与撕裂，也在加剧焦虑。焦虑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猜测战争。 新冠疫情是2020年的最大标签。累计确诊感染人数很快会突破800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月11日通报说，“欧洲情况在改善，但全球总体疫情在恶化。过去两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报告新病例都超过10万例”，“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自满。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仍然易感”。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6月1日宣布，在赤道省的一个卫生区暴发了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4例已经死亡，存活的2例病人正接受治疗。谭德塞说：“这提醒我们，COVID-19并不是人们面临的唯一健康威胁。” 对疫情的惶恐加剧了自我封锁和相互封锁，这又和全球化的分化相一致。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过渡期到今年底，6月12日英国和欧盟确认，英国不会延长过渡期，从2021年1月1日起将“重获政治和经济独立”。 今年还发生了原油价格暴跌危机。除了需求疲软，背后是沙特、俄罗斯和美国的三角博弈。如果未来人们出行减少，或更多使用电力，石油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电气化的能源供给将更多地依赖光伏、风力发电和电池，这又会形成新的能源地缘政治，从过去追逐油田到追逐稀有金属矿山。 乱世中需要方向、共识、互助。但2020年全球领导力异常缺乏。无论是疫情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还是美国主动放弃了领导力，结果都令人沮丧。一位日本学者说，世界正朝“零大国”时代发展，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意识和能力都在明显下降，但当前也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 人类需要洗礼 我一向乐观，但这半年感到，时间越是推移，事态越是发展，不乐观越是增加。 上周我和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交流，前不久他带头参加了“深圳十峰”全面健身登山活动，从梧桐山、七娘山、大雁顶到莲花山，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登山，九点之后干其他事。双休日一天登两座山。很快就登完了。他说，我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状态。他在以色列读书，做风险投资，做“深潜”项目，做公益，做华大联席董事长，做中日间的沟通，做N多的事。 城市动起来，走出新冠阴霾，这是“深圳十峰”活动的出发点。69岁的王石的状态启发我，面对外部变化，抱怨于事无补，总是要动起来，做好能做的事，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变化的俘虏。 2020年诸多危机的叠加爆发，不会轻易散去。深度的危机，需要深入的思考。 对置身现代化、全球化大潮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谁怀疑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现代化是中国百年之梦，也是圆梦的现实路径；融入全球化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天时地利，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 我仍然相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方向，但也意识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涵，以及利益的分配，需要再定义和再平衡。疫情按下“暂停键”也是对过去某些发展模式喊停，强制调整。这里的核心在于，人类的发展如何不逾越环境的承受力，和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 我不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何时开始，但我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一定和从高碳到零碳，从熵增到熵减，从聚敛到普惠，从脆弱到安全等等相关。人类需要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可信任的发展，否则一定会失衡、失序、失灵。 人类需要一次洗礼，企业也需要自我超越，建立新共识，弥合旧裂痕。 最近我先后参加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举行的“新冠疫情与新商业文明”研讨会，领教工坊、秦朔朋友圈、《南风窗》等发起的“成就美好企业——新鹅湖之会”，提出了“中国企业要做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文明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反映企业的社会成本占用和社会价值贡献”等观点，我也从一些企业家和专家的分享中获益匪浅，在此和大家进一步分享。 环境与女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如果人类发展只有亢奋进取的阳的一面，没有和谐共生的阴的一面，环境将无法承受。 从1万年前到工业革命发生，地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基本保持在280ppm（ppm为百万分之一的计量单位）。这是一个评估基准线。1958年的浓度为316ppm，1960年代之后浓度陡升，到2016年每个月的浓度都超过400ppm。2019年5月11日，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探测到的浓度突破415ppm。 地球有这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是在300万年前，那时地球温度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20米，南极冰盖超过1/3融化。环境科学家认为，人类正朝着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持续前进。 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未来所做的最悲观预测情景是：人口爆炸、技术停滞、排放不断增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在2250年达到2000ppm。这个水平接近侏罗纪恐龙生活的年代，地球温度将灾难性地上升9℃。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协定》设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 我把新冠疫情的“暂停键”视为给人类的反思时间，用来延缓过猛和过于粗放的生产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危机的大爆发。很多研究证明，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频发，加剧了物种变化与变异，提高了流行性病毒出现的概率，而且当它们出现时，人类往往不明根源，束手无策。 远景能源集团的创始人张雷说，如果任由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继续，未来的上海可能会变成海上。 在张雷演讲前，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气候变暖有两个原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联合国的报告明确指出90%是人为原因，即工业化、城镇化过度开发，过度使用石化燃料，等等。他提出，今天要重读《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这两本书。 张雷说，这两本书我都看过，两位作者都是女性。 《寂静的春天》是蕾切尔·卡逊写的，反映了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1964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几个月，蕾切尔死于癌症，但她的声音并不寂静。1970年4月22日，美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约2000万人参与，这一天后来被确立为“世界地球日”。蕾切尔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增长的极限》是由罗马俱乐部1972年3月完成的一份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1973年石油危机后得到广泛关注。该书的第一作者德内拉·梅多斯是一位女性，她还写过9本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著作。她于2001年去世。 张雷发现，女性领导者都非常重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芬兰首相桑娜·马林、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都在谈论为世界实现零碳排放、解决气候危机而努力。她们都是女性。欧盟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冯德莱恩也是女性，她强调环境保护是“最紧迫的任务”，为此提出《欧盟绿色协议》，欧盟在2030年前必须把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碳排放量的50%。 冯德莱恩说，仰赖石油与污染来刺激经济成长的策略已过时。绿色协议不仅能降低碳排放量，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刺激更多的创新想法。 过去两年，瑞典的女中学生、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成为全球网红。她的名言是“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 （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 桑伯格在斯德哥尔摩长大，她尤其担忧北极冰雪融化的威胁。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就没必要谈其他事情了。只要一打开电视，一切就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 2018年8月25日，桑伯格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而是走到议会大厦门口，为了气候问题而罢课抗议。此后每周五，她都会准时来到议会大厦门口，拿着“为了环境，罢课！”的牌子，静坐抗议。在她罢课两个月后，斯德哥尔摩有数百名学生加入其中。 当女性为可持续发展呼吁和行动时，男性掌权者在想什么？2018年5月，张雷参加了由梵蒂冈教皇召集的各大石油公司CEO的会议，在闭门会讨论气候危机时，所有能源公司CEO都说他们有股东利益在背后，无能为力，一些大型投资基金也表示，作为受托人，他们有fiduciary duty （受托责任），要给投资者最好的回报。 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股东利益，即使对环境有影响，也没有办法。 这时张雷问：“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巴黎协定也刚签署，在座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在本世纪末可以实现2℃之内的温升控制？认为能做到的请举个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时又是一位女性发声了，她是一个国家主权基金的负责人，她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看到地球就此沉没。 一年后这批CEO和基金管理人又聚在一起。一位石油企业的CEO对张雷说：“这一年我们做了很多可持续方面的投资，有了很多变化。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是，是真实的故事。” 原来，这位CEO有一天回家，看到女儿非常沮丧，哭了一晚上，临睡前才告诉他：“爸爸，你是石油公司CEO，但今天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告诉我，石油公司正在破坏人类的未来，改变气候和环境。我感觉非常耻辱。我曾经以你为荣。” 就像桑伯格的一个停学行动影响到整个欧洲，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CEO的行动改变，源自女儿的遭遇。 “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遵循摩尔定理持续下降，今天已经显著低于化石能源的成本。每个人只要有善良的初心，形成社会共鸣，不经意间都会影响和改变社会。”张雷说。 5年、10年前，就有不少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对全球传染病的危险发出呼吁。但面对这一“灰犀牛”，甚至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装作看不见。最后，该来的还是要来，而且一来就不会轻易走开。 如果有更多女性担任组织领导，世界会不会更美好和和谐？ 如果我们把猜忌、仇恨、戾气、欺凌、不公平、以邻为壑等等也视为碳排放的一种，如果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可以时时发布全球各地人们情绪的碳排放指数，我们会不会更加克制和明智？ 共创共享 在新冠疫情中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流，问疫情对他们的思想有何影响。有一点很意外，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说，如何解决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使社会更加“橄榄化”，非常重要。疫情让强者更强，行业集中度更高，对他们这些龙头、冠军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弱者只能被收购或倒闭，贫弱者规模扩大化，一方面会使社会有效需求上不来，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贫弱者增加对富强者的负面情绪，都不是好事。 在我看来，解决贫富分化，靠重回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是断然不行的，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上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和公平待遇，提升其人力资本，并创造更好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很多农民工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不了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问题，解决不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者，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消费者群体。他说：“我的同事也做了一个分析，农民工在不改变就业、不增加收入、不改变其他所有人口特征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就能够提高27%。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身份给了农民工太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敢正常消费。” 不过，在促进普惠与包容性发展方面，企业还是可以付出很多努力。美国100多年前的“进步主义“时代，就在反对垄断和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促进自由竞争、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在最近的研讨中，我看到的一个从企业内生角度帮助解决贫富分化、实现普惠发展的趋势，就是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资本利益分配，让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价值链利益分配。 领教工坊创始人、管理学家肖知兴说，从他多年来的观察看，那些真正能够做大做久的企业，都不是“为老板打工的企业”，而是“共同的事业”。如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顺丰的“让一批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海底捞的“双手改变命运”，德胜洋楼的“让农民工成为绅士”，木屋烧烤的“成就平凡伙伴”等理念、机制与实践，本质都是通过民主化、普惠化的参与、激励和分享，打造命运共同体，让事业生生不息、长治久安。 肖知兴说，华为最早真正的飞跃不是请IBM做咨询，而是在1995、1996年，把员工薪水调到跟外资企业员工一样。那时在外企上班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内企两百块钱一个月，深圳高一点，也就五六百一个月。华为从五六百直接提到三四千，这是什么样的魄力？逻辑很简单，它的对手是朗讯、摩托罗拉，你得跟竞争对手一样的价格，才能招到好的员工。“在此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间有这么一堵柏林墙，华为把这堵柏林墙给拆倒了。” “海底捞的道德激情是什么？双手改变命运。海底捞的员工基本都是农民工，早期都是从四川简阳走出来，一米四几、五几的小姑娘，跑到大城市，被歧视甚至被侮辱。张勇说，海底捞要建一个平台，让你们用双手改变命运。不看户口、不看学历、不看背景，只要你愿意干，能服务好，你就能做到领班，做到店长，做到大区经理。做到店长后就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享（包括徒弟再开店的利益分享），年薪可以有几百万，还配保姆、配司机。” 张勇曾说，我不在意赚多少钱，目标只有三个，第一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第二是让跟我干的弟兄们能用双手改变命运，真正激发潜能，自然而然、由内到外地把品牌做起来，第三个目标才是把海底捞开遍全国。“要让员工对顾客好，你就必须对待员工像家人一样好，这是海底捞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 我在研讨中碰到了木屋烧烤的创始人隋政军。他是山东人，1991年到深圳闯世界，2003年辞职创业，创立了木屋烧烤。 隋政军在连锁发展过程中踩过一个“坑”。在他刚有10家店时，负责出品的200多号员工组织了一次罢工，他们包下一个饭店，把隋政军等管理层找去，当场递上一封信，写了10条，包括出品间的人可以由他们任命，工资由他们来调整等。这件事让隋政军形成了“人才是靠不住的”的管理哲学。 创业第六年，赶上用工荒，隋政军给员工涨了50%工资，还是留不住人。2015年木屋烧烤继续扩张，冬天出现大面积亏损和资金链断裂，他卖房子，当掉父亲的房子，才得以维持公司生存。 隋政军的真正突破是在领教工坊学习时的思维改变。当时他为木屋烧烤设计了一个“高大上”的使命：“打造中式生活空间，为中华餐饮饮食文化走向世界而奋斗”。肖知兴一看，立即反对，“这个使命完全无法让你的员工兴奋起来”。后来口号变成“百城千店，有我一份”，再升级为“成就草根人才”，再到“成就平凡伙伴”。 隋政军说：“从本质上说，我就是个典型草根，第一份工作在深圳当保安，靠自己拼搏奋斗发生了质的改变。我想我的使命应该是带着普通员工们一起改变自己的命运，享受美好生活。”比如，凡是木屋烧烤的老员工，无论是厨房阿姨，还是扫地大叔，只要工作满三年就有资格在公司抽签，获得门店一定的投资份额。他将门店分红权逐渐放给员工，从10%到50%不等，门店分红比例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宽，并让更多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的红利。 每家企业情况不同，不可能都沿用海底捞和木屋烧烤。但这些企业成功的背后，的确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共创共享，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实现普惠式发展。这一点正越来越普遍。 向往美好 今天很多企业都在暗淡时刻。但也有很多企业，展示出坚不可摧的生机与活力。 这个时候，是思考本质性问题的时候：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会继续分析。 下一个美好时代在哪里？ 这篇文章仅仅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两个命题，但它们都展示了对称性的重要： 当你把高碳的、熵增的东西加给外界，它们必定向你还击。大量急功近利、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熵增行为，既伤害外部环境，也扭曲自己的灵魂。下一个美好时代，需要和谐、节制、智慧、有价值的增长。 这一轮全球化受挫于资本与劳动利益分配的失衡。政客抓住失衡，强化脱钩迷思，进而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可见资本和劳动利益的过度不对称，一定会被校正，并且付出惨痛代价。 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向往美好并不是奢侈的梦幻，而是一种激励自我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精神和未来如何更加对称和平衡？这是无法回避的思考和抉择。
武汉封城，各市县相继出台封闭管理政策…… 当从武汉回到老家过年的曾山，得知项目上防疫的同事已经连续坚守了10多天的时候，他决定无论想什么办法都要回到项目上去，为奋斗在防疫一线的同事分担工作。 曾山，湖北武汉保利天悦中心物业区管。作为家中的独子，曾山每年春节都会回湖北省荆门市钟祥老家与父母团聚，今年也不例外，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今年春节后的返工回程路竟然如此艰难。 2月是武汉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期，各市、县、区都相继出台了道路和社区封闭管理的政策。急于返回项目与同事们共进退的曾山，辗转联系村委，拨打市长热线，协调防疫指导中心……在几经坎坷终于拿到放行证明后，突如其来的大雪却切断了回程的路；当千辛万苦赶到镇上坐车，车子却又在黄陂被拦下…… 然而，他没有放弃。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选择骑行60公里。期间，经历饥寒交加，被遣返，手机没电等困难。最终，他花了9个小时，骑行60多公里回到了项目岗位，参与到防疫的战斗中。 回到项目后，曾山第一时间与连续多日值班的同事进行换岗。疫情期间，许多企业未能复工，为保障大楼里企业的环境卫生，他组织保洁和客服人员，上门给企业消毒和绿植浇水。 3月底，保利天悦中心的企业们开始着手准备复工相关材料，由于大部分企业的公章都在办公室，业户办理复工材料需要用到公章，但武汉仍然处于交通管制状态，所有业户都无法出行。3月26日，一场大雨刷爆武汉人的朋友圈，一位业户急着需要用到公章，曾山费劲千辛万苦从企业户内拿到公章后，冒着大雨骑着电动给业户送了过去…… 疫情当前，每个人都是主角。如今，武汉逐渐恢复到往日的样子，但曾山并没有放松，巡楼、测量体温、提醒业户洗手等仍然是他的工作日常，“虽然武汉已经很久没有新增病例，但疫情期间留下习惯，我会保持下去。”他微笑说道。
财经讯 在家电行业有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可谓是“中国最低调富豪”。学历只有小学，却把1家资产5000元人民币、只有23人的小厂，打造成现在市值超4000亿人民币的家电巨头。坐拥1800亿身家，2019年胡润富豪榜排名第4，被董明珠视为“最大的敌人”，他就是美的集团（000333）创始人何享健。 何享健，1942年8月出生于广东顺德，1968年5月，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了“北街办塑料生产组”，1980年开始制造风扇，进入家电行业，1992年推动美的进行股份制改造，2001年完成了公司高层经理人股权收购，2012年8月26日，何享健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现任美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荣誉主席。 据美的官网介绍，美的1968年成立于中国广东，如今是一家覆盖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创新业务四大板块业务的全球科技集团，在全球拥有约200家子公司、约150,000名员工，业务涉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的连续四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2019年排名第312位。 家族财富位居胡润榜第四 控股7家上市公司 天眼查信息显示，何享健目前仍控股五家公司，包括美的控股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君域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美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佛山市顺德区利迅投资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据胡润研究院2019年10月10日发布了《2019胡润百富榜》，时年77岁的何享健及其儿子何剑锋以 1800 亿元排名第四，这是何享健在胡润百富榜上的历史最高排名，这也是制造业在2019年榜单中的最高排名。2020年2月26日，何享健家族以1820亿元财富位列《2020胡润全球富豪榜》第41位。2020年4月7日，何享健以216亿美元财富位列《2020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36位。 2020年4月31日，美的集团公布了其2019年年度报告和一季度报告，其中，2019年营收2793.81亿元，同比增长6.71%，归母净利润242.11亿元，同比增长19.68%；而一同公布的一季报，其营收同比下滑22.86%，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21.51%，疫情给美的的一季度经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何享健是以制造业起家，但是其对资本却十分看重。“我们要从做产品到做企业，从做企业到做资本。下一步，我们的企业不光要讲效益、讲现金流，更重要的是看企业的市值，进行市值管理。现在的世界靠的是科技和资本，只要有钱、有科技，就什么都能做到。” 2001年，何亨健和管理层完成了MBO，美的由乡镇企业变为民营企业。2004年，美的并购了合肥荣事达和广州华凌，继续扩大在家电业的份额。同时，美的不断在尝试多元化。 何享健在不断将部分白电资产调整到上市公司后，何享健开始为美的电器（000527）找寻外资战略投资者。而引入高盛，也成为其资本运作中的一出大戏。 2006年11月25日，美的电器发布公告，将向高盛集团全资子公司GSC apital Partners Aurum Holdings 定向增发7559.5万股，以募集资金7.17亿元。据悉，高盛集团进入后，将占美的电器扩大后总股本10.7％，成为美的电器第二大股东，这项交易仍需商务部的批准。 2007年6月，美的电器收到了国家商务部签发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文件，原则同意公司向美国高盛集团（Goldman,Sachs＆Co.）全资拥有的GS Capital Partners Aurum Holdings定向增发7559.5万股。 引进高盛，美的电器募集资金约7.17亿元，计划将募集资金的27.89％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另外的72.11％即5.17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预计资产负债率降低到55％左右，以此实现降低负债率的目的。 2013年9月18日，美的电器（000527.SZ）从深交所注销，美的集团取代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代码更改为“000333.SZ”，股票简称更改为“美的集团”。集团整体上市后，上市公司将不再仅有冰洗空等白电业务，小家电、物流和电机业务也将进入。 在早年完成简单并购后，轻车熟路的何享健开始在上市公司中大施拳脚。截止目前，美的在科创板已投资3家企业，它们分别是乐鑫科技（688018.SH）、埃夫特和有方科技（688159.SH）。 在2019年5月8日之前，何享健还是小天鹅A（000418.SZ）的实控人，但在2019年下半年时，小天鹅A（000418.SZ）并入了美的集团（000333.SZ）。除此之外，何享健还间接控制德国上市公司库卡集团（KUKA Aktiengesellschaft），并与其儿媳卢德燕共同为新三板公司美的物业（839955）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卢德燕还是港股上市公司美的置业（03990.HK）的唯一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儿子何剑峰则实际控制着A股上市公司盈峰环境（000967）（000967）、华纳百录（300291.SZ)，加上美的集团（000333.SZ）、合康新能（300048）（300048.SZ）在内，总数继续维持在7家。 美的接班人：不选“独子”选“职业经理人” 现今，国内很多富豪家族都迎来了第二代接班人，比如香港的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大陆的碧桂园、新希望集团等等，这些庞大的家族企业，毫无例外都将权柄交道了家族的第二代传人手中，子承父业，这是中国最传统、最常见的传承方式。 与许多白手起家的中国商人不同，何享健选择在“企业外”培养自己的儿子。据悉，何享健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世界500强企业，从中总结出一条规律：很多企业的没落都和家族式管理、传承脱不开关系。何享健在客观分析了他的家族以及美的运营情况之后，认为家族式企业对美的弊远大于利，所以他很早就放言，美的一定不会成为家族式企业。为了兑现这一承诺，2012年，何享健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又在不久后退出集团董事会。在“美的系”企业决策层里，没有何氏家族成员，包括何享健及他儿子何剑锋。何氏家族仅仅作为大股东存在，即使在持股方面，子女也都避开，形成“公公+儿媳”的持股组合。 何享健唯一的儿子何剑锋，多年来无意涉足美的的经营，在2012年美的集团更朝换代中，仅以董事身份，位列在新一届美的集团董事会的10名成员之一。但这一切，似乎并不阻碍何剑锋在美的集团之外的商业江湖中“锋芒毕露”。 据了解，1994年之前，何剑锋是做空调制造相关生意。1995年到2002年他成立了多家企业，包括广州东泽电器公司、顺德北滘盈科电子公司，并且成立了盈峰集团。他做的行业涉及到了商业零售、电子、投资等，在这些领域中，他后来才把重心放在投资上。 可是在2003年之后，何剑锋突然频繁出售资产，套现1.2亿元。先是卖掉了盈峰集团控股的东泽电器，然后又卖掉了盈峰集团旗下的现代电器，最后又出售了金科电器。东泽电器是当年广州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将电器业务都出售之后，何剑锋便开始注重投资。 2007年，何剑锋还成立了合赢投资，专门做投资业务。接着，他还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权收购了。也正是在这一年，父亲让何剑锋回到美的工作，接手美的持有的上市公司上风实业25.2%股份，成为上风实业的第一大股东。 2012年，年过70的何享健考虑退居二线，希望何剑锋能回来继承家族企业，可是何剑锋不愿意。何享健而后将公司交给了与儿子何剑锋同岁的方洪波。 有意思的是何剑锋一方面崇尚自由，追求自己的兴趣，另一方面却不断从美的集团获取资源、人脉资源，在美的的生态链里，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在盈峰控股官方发布的关联企业中，美的控股、美的集团、美的地产赫然在列。 与此同时，虽然美的集团现由职业经理人方洪波管理，但退居幕后的何享健，仍然掌握着美的的战略方向。 据悉，美的集团控股股东为美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5.49%，美的控股由何享健实际控制，持股94.55%。美的控股剩余的5.45%股份，则是由何剑锋的妻子卢德燕持有。早在2009年，卢德燕就曾以19亿元的身家跻身胡润女富豪榜的第42位。 儿子“远走高飞”，除了儿媳，两个女儿在家族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大女儿何倩嫦实际控制的合肥百年模塑科技（000700）有限公司，同时，何倩嫦与其妹妹何倩兴，均为合肥市会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上述企业主要生产模具、塑胶制品，属于美的集团的上游产业。 工商资料显示，何倩嫦、何倩兴均为佛山市顺德区盈海投资有限公司（均持股4.55%）、广东顺德瑞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持股4.55%）的股东，这两家公司大股东均为盈峰投资。盈峰资本管理的基金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宁波普罗非、何倩嫦、何倩兴均在股东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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