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发布的上交所总经理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坚守定位，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加大对技术过硬、代表性强、市场认可度高、已启动上市准备的科技创新企业服务力度。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梳理，截至4月24日，科创板运行9个月以来，已有98家企业上市，总市值达到1.34万亿元，募集金额合计1183.72亿元。从行业来看“科创”成色十足，主要集中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科创板作为新设的增量板块在企业申报时就已规定是要符合国家战略、突破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因此研发投入占比成为衡量此类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要考核及参考指标。从资本市场运行角度来看，一方面，科创板已运行满9个月，整体运行平稳，有助于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科创板不仅为科创型企业提供了全新融资通道，也为创投资金搭建了新的退出渠道，更好的完善了私募投资和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用市场化的方式为中国科创型企业定价。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科创板公司科技属性较强，成长潜力较大。目前看，科创板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较高，但根据已公布年报的6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2019年业绩，其中23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增速超过了50%，实现了高速发展。由此可见，科创板个股质量较高，这些高成长个股受到资本的青睐，愿意付出高溢价购买；而上市公司也能够以公允的估值获得融资，并借此加速企业的扩张、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科创板中已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起了并购重组，去年12月6日，华兴源创公布了科创板首个并购重组计划，并在今年3月9日披露重组草案。4月10日公司公告，收到上交所审核问询函。 业内人士预计，并购重组、再融资作为科创板的基础制度今年将会进一步推进，年内并购重组规模也将进一步提升。此次上交所总经理工作报告提出，做好科创板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审核工作，优化审核注册衔接机制。 (责任编辑：张紫祎)
百舸争流科创板 283天，100家！科创板站上新起点 4月29日上午9点30分，光云科技(688365)将在上交所科创板首发上市交易，成为科创板第100家上市公司。 这距离科创板首批25家公司集体上市，过去了283天。 2019年7月22日，黄浦江畔的一声锣鸣，见证了科创板的诞生，中国资本市场迈入新时代。今天，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突破100家，科创板建设站上新起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10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注册地与国内科创生产力的地域分布高度吻合，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这五个省市。其中，注册地为北京的科创公司有17家，广东18家，江苏17家，上海16家，浙江10家。 从行业分布来看，科创板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高度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细分行业龙头集聚。在这100家企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占比超过60%，分别为39家和25家，此外，高端装备、新材料和节能环保行业的公司分别有15家、12家和9家。 科创板设立之初，就瞄准了那些能诞生真正“硬科技”公司的行业，提出要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开市至今，科创板在高端医疗设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行业，吸引了一批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并汇集了中微公司、澜起科技、泽璟生物等一批市场知名度和科研硬实力兼具的科创明星公司。 从公司特质来看，科创板体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例如，首家以港元为面值的红筹企业华润微电子，首家同股不同权企业优刻得，尚未实现盈利的泽璟生物，都见证了科创板全新上市门槛体系的开放。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全球投行委信息传媒行业组负责人王彬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科创板对券商投行来说带来的业务模式改变是巨大的。科创板落地后，投行工作在强调规范的同时更注重价值发现，投行价值也在承销、定价过程中得以更好地体现。 对科创企业来说，不少企业过去由于内部结构、盈利情况等特殊性无缘A股，科创板则让这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有了更多的选择。 从二级市场的反响来看，科创板交易运行整体平稳。上交所官网显示，4月28日，科创板前99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达到1.31万亿元，平均市盈率88.17倍，当日科创板成交金额178.49亿元，占整个A股市场的2.64%。 市场化定价也已经深入人心。 截至4月28日，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分化明显。金山办公、中微公司、安集科技上市以来的累计涨幅超过400%，另有32家科创板公司的股价自上市以来实现翻倍。与此同时，有10家公司的最新股价比发行价还低，其中“破发”最厉害的是久日新材，股价较发行价下跌26%。 283天，科创板建设进入新阶段。 4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创业板将接棒科创板试点注册制。 上交所表示，创业板改革秉持了与科创板改革相一致的理念和思路，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和法治的作用、更具包容性创新性、注重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等。科创板和创业板都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将通过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下一步，科创板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产品创新等基础性制度改革的先行先试仍将继续。上交所将从四个方向发力。 一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科创板注册制改革“试验田”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全力配合创业板、新三板市场化改革推进工作； 二是不断优化提升科创板注册制改革“试验田”基础性制度建设，提升市场活跃度、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三是坚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板块定位，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登陆科创板，扩大板块示范性和引领性； 四是稳住金融基本盘，加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韧性，助力企业平稳度过经济波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100家，是科创板的新起点。 展望未来，王彬表示，国内的科创企业储备量完全足以支持科创板的持续发展。 截至4月28日，共有258家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其中111家的注册结果已经出炉。(责任编辑：赵金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哈佛商业评论 当当网的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创始人离婚大戏之后，最近又上演了抢公章大战。不论结局如何，公司元气都会受到损伤。为什么当当网会形成如今这种局面？背后暴露的是众多家族企业都会遇到的治理结构问题，像当当网这样夫妻店的模式导致公私界限不分明，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管理。曾有当当离职的管理人员表示：其他公司领导做决策，考虑的是数据、市场、竞争对手，但在当当，高层的夫妻关系却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治理结构事关家族企业的生存。而家族企业要想不断传承下去，除了需要良好的治理结构，还要保持家族吸引力，在家族内外找到并培养潜在的高管人才，以及将CEO接班人选拔制度化等，如此方能实现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普遍面临公司治理、传承甚至生存难题，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韩国斗山集团（Doosan Group）在CEO人选上出现兄弟争斗后陷入一片混乱。在美国，新英格兰连锁超市Market Basket在两名家族成员（两人为堂兄弟，皆为创始人的孙子，一个是董事，另一个是CEO）进行权力大战之际，遭遇员工抗议，导致公司销售额损失5.83亿美元。 据家族企业协会（The Family Business Institute）分析，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传承至第二代，12%的企业能延续到第三代，仅有3%的公司能发展到四代或四代以上。即便能传承四代以上，这些企业的价值观也多半在最高领导者更替的过程中被严重稀释。 如果这些家族企业具备关键人才管理、领导力培养和传承能力，它们将受益无穷。但是该怎么做呢？它们可以效法那些表现卓越的企业，比如大型家族所有或家族控股并且成功发展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企业。 在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萨宾•劳（Sabine Rau）的建议下，亿康先达国际公司与国际家族企业协会合作，一起对全球50家主流家族企业进行分析。它们每一家的年收入都超过5亿欧元，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行业。尽管存在个别企业治理不佳和传承规划不足的情况，多数企业提供了家族企业留住核心人才的宝贵经验。 家族与公司界线要分明 良好治理结构是基础。即便是那些领先企业，非家族成员C级高管中也有1/4的人表示，他们最初在考虑加入公司的时候，对它的治理情况有所担忧。他们不确定高管的自主权有多大，是否存在隐性议程（hidden agendas）和裙带关系；公司管理是否缺乏活力，会做出非理性决定。 在我们调研的50家主流家族企业中，94%的受调研企业由监察顾问委员会所控，这些委员会平均约9个成员。家族代表在这些委员会的平均占比分别是欧洲46%、美洲28%、亚洲26%。 在多数情况下，家族与公司存在明确区隔。英国一家知名消费品公司非家族成员CEO说，“我们有正式的治理结构，能明确家族与公司的界线。”美国一家高性能材料制造商称：“我们有监督委员会，家族的每一个支系都能派一名且只能有一名成员进入公司。每当一个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就要提名一位外部的非家族成员。” 对那些想要雇用和留住最佳人才并长期拥有竞争力的家族企业来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显然是第一道槛。无论是已经上市或者部分由专业的投资者（比如私募公司）控股、还是完全由某个家族掌控的企业，只有做好公司治理，才能做出上佳决策和卓越管理。 家族吸引力是关键 尽管家族企业需要像非家族企业那样建立治理结构和提供发展机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但它们也必须当心不要丧失自身的独特性，也就是“家族吸引力”。 我们调研的企业通常都会保有1-3名家族成员处于企业的核心位置，一如太阳系中太阳的地位。这些人定义了企业形象，用清晰明确的价值观和共同愿景协调不同人的利益。他们聚焦于下一代，而不是下个季度，更倾向于采用能将用户和员工放在第一位并强调社会责任的战略。 他们有很强的个人魅力，能吸引人才慕名而来，并留住这些人。日本一家教育企业的非家族成员CFO告诉我们：“我之所以加入公司，是因为我发自内心地崇拜家族的族长。”一名瑞典媒体企业非家族成员CEO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喜欢这个家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实实在在富有魅力的一群人，令人乐于为他们管理公司。”另一名高管也表示，“公司的股东都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很棒的一点是我们能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会思考留给后代什么遗产”。 当单独一名家族成员（或几名步调完全一致的成员）在家族企业中处于适当的位置上，能令企业在雇用和保住人才以及公司发展方面明显受益。 寻找未来领导者 那些有良好治理结构和家族吸引力的企业通常能轻易吸引到家族和非家族管理人才。不过你要如何决定究竟哪位适合你公司的最高位置呢？所有人才，特别是家族成员必须接受能力、潜力和价值观方面的评估。 我们调研的家族企业中，最难的就是对继任者价值观的考察。我们发现，每家公司的家族和非家族高管常常用诸如尊敬、正直、谦逊、激情、适度和雄心等词汇来形容公司精神，用词重复率高达95%。一家德国零售业务分公司非家族成员CEO在提及集团CEO时称：“我们步调一致，做事方式相近，他理解我推动企业前进的承诺。”一家中国消费品公司家族成员女性董事长表示：“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愿景，能信赖彼此。” 家族成员告诉我们，当他们考虑高管候选人时，与企业文化的匹配度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对家族成员高管来说，与企业文化匹配很容易，他们主要担忧的是个人发展。我们调查的企业中，有40%将下一代的家族成员放到董事会和委员会中，以便培养他们的业务和管理技能。 卓越的家族企业通常会尽早找到并培养未来接班人，无论他们是家族成员，还是非家族成员、有潜力的员工，抑或是与公司毫无关联的外部人员。潜在接班人会得到公司的细心培养，以便让他们为更高级别的职位做好准备，并令他们的价值观和能力与职位相匹配。一名中国公司的非家族成员高管向我们描绘了他所在公司的做法：“由家族而非企业出资，我们成立一所企业大学，并在MIT和斯坦福大学培养100名后备管理者。” 家族企业CEO制度化选拔 每一家公司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未能找到合适的CEO接班人。在我们的调研中，大约30%的受访企业只有一个接班人选，约2/3的企业没有适当地规划接班人筛选流程。相反，它们通常的做法是，由家族中一名重要成员凭直觉选出接班人，然后经由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任命，随后将接班人介绍给公司的其他人知晓。 事实上，当企业有计划地对多名候选人进行调查，能更有效地找到合适的CEO人选。它们会积极主动并有战略性地挑选CEO人选。瑞典一家媒体公司的家族成员董事长展开了一场复杂的评估活动：“我决定让7名董事挨个面试CEO的接班人选，他们可以选择一对一的方式，也可以与其他人一起面试。随后，我们会交换意见，得出最终结论。” 在考虑CEO接班人选时，多数公司都有一个清晰的层级顺序：先家族成员，后内部人才，第三步才会从其他公司的高管中寻找。我们非常赞同这种做法，因为它能让企业进行准确的评估，并有一个延展的流程。家族企业的文化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内部选拔最有可能让企业成功传承。 当然，最初的磨合期能让新任命的CEO得以胜任或归于失败。就我们的经验来看，磨合期适当的支持能将任命风险降低一半。尤其是当非家族成员CEO入主公司时，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要想避免此类问题，家族企业必须确保，新任CEO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公司，并让他明白自己是关键决策者，以及让他与重要的家族成员见面，并让双方保持良好联系。 “当我们任用某个人，我们会像战友般陪伴他，”一名家族成员CEO说，“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们会将他介绍给其他人认识，会帮助他，并定期与他会谈。这种做法会私下传播开来。” 对家族企业来说，高管人选，特别是选拔最高管理者的决策很可能成为一枚定时炸弹。幸好，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如果能建立起良好的治理结构，以此划定底线，保持家族吸引力，在家族内外找到并培养潜在的高管人才，以及将CEO接班人选拔制度化，并建立新任CEO的过渡流程，企业就能找到并留住人才，并且基业长青。 (本文作者介绍：《哈佛商业评论》创建于1922年，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志性杂志，被全球商界誉为“管理圣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不能忽略提供70%就业的私人企业和个体户 中央强调要更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对冲疫情的不利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疫情特别国债，新基建等力度空前，逐步落实。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保障充分流动性。这些政策，起到了重点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增加补充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别政策安排，会更好地提振生产和消费，更有利于民生经济，更好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真正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 中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为主体的经济，至少就业角度是如此。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从业人员，占到了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70%。 中国当前劳动力大约8亿整，失业人员3000万出头，就业人员7.7亿。这7.7亿全部就业者，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2.01亿，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 私营企业是最近几年保持经济活力的主体。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单位数（城乡加总），2018年为3143万户，比上一年增加15%，平均就业人数7个人不到；就业人数为2.2亿，增长7.4%。 个体工商户，更是中国经济的细胞，新陈代谢，活力四射。2018年中国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增长了11%。就业人数1.6亿，增长了13%。 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一共提供3.8亿非农就业岗位，占全部非农岗位近70%。 这些小微企业种类繁杂，如神经末梢亦如毛细血管，有的也许相当于关键的免疫细胞，经济的心肌细胞。他们分散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采掘，加工制造，建筑建设，交通运输到更加广泛的第三产业。他们有的属于传统产业，也有的属于新兴产业。有的属于高科技研发，有的属于馄饨摊民生必需。他们是整个经济最主要的部分，却也是政策常常关注不够，甚至忽略的部分。 小微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在此次疫情中受伤最深。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本来生生死死，生命周期就很快，遇到外部冲击，自然是受伤比较深。如果政策得当，加以船小好掉头的特性，小微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也将是迅速走出衰退，复苏经济的最主体力量。 小微企业吸收的就业人员，是对整体经济的巨大贡献。他们创造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收入，按其比例，是经济的基本盘。基本盘受伤动摇，其他政策事倍功半矣。这就是欧美国家宏观政策中，小企业的员工工资因疫情经济停摆期间，政府补助甚至代替发放工资的原因。这并非偏爱小微企业，而是保护整体经济的理性考量。 中国最近几年，梳理政府功能，减少政府各种加诸经济的不必要管制审批，私营企业与个体户也受益匪浅，从这数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快速发展，可以为证。 当此经济衰退，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受伤颇深的时候，宏观政策一篮子计划，明确和完善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势在必行。 政策重点三方面。第一，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扶持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减少各主管部门大面积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教条主义管理和干预。许多部门懒政、教条地执行陈旧的法规，对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缺乏保护和服务意识。借助此次疫情，要建立保护促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制度框架法制框架，出台相关法律。 第二，各级财政特别疫情国债，要有相当的比例，比如至少1/3用于私人企业和个体户的减负与扶持上。这好过等到事情糟糕，被迫发放失业救济。地方政府部门应该有这样的远见。 第三，金融机构应该研究开发专门的金融产品，服务于私营企业与个体户。 70%非农就业的私营小微企业与个体户，是稳定的基础，也是大众消费的重要来源。宏观上无论通过直接补助还是税费减免，其收益远大于今天财政的支出。而且，这些小微企业一小部分是未来伟大企业的胚胎。许多大型国企和其他大企业，其运行也依赖于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小微企业的良好运作。这些小微企业，是大企业的手足。无手足，大企业废人也。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潘向东 房价上涨或下跌太快都会引发危机 大家说的回暖估计是看的个别城市，觉得深圳、杭州这些地方在回暖，但假如看30个大中城市，你会发现目前也仅仅是恢复到过去水平的六成左右，看70个大中城市也会发现，并不像大家在一线城市感受到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房地产的调控要因城施策，可能一线城市确实回暖了，需要一些调控措施，但在更多城市需求还是比较低迷，要避免房价回落的问题。首先，我们当然不希望房价过快上涨，但是不是跌下来就好呢？跌肯定也不行。现在我们涉及商业银行160万亿的贷款，绝大多数都是跟不动产抵押相关，假如房价跌下来，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抵押品出现问题。还记得2018年吗？股市下跌的时候多少上市公司大股东都面临质押危机，后来是国家通过纾困基金才把质押危机解决了，那还是股市，涉及金额还相对较小。再看看房地产市场，这里面要是出现快速下跌的话，导致的质押危机完全有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所以对中国来说，只要房地产没有爆发大的问题，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就很小，但假如房地产这块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质押品，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很多也都跟房地产、土地质押密切相关，假如房价快速下跌，地价肯定也会跌，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质押来做信贷、做发债，可能都会面临问题。房地产这块我们是不愿意看到房价上涨的，但也更不愿意看到房价出现大幅下跌。 从目前房地产30个大中城市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因城施策也是这样，有的城市，比如深圳、杭州，有些偏暖迹象，但对其它一些城市，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觉得可能面临的问题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要考虑到的，毕竟疫情冲击之后，很多企业受影响，居民收入就会受到冲击，当他的收入受到冲击时，更多居民在购房时就会趋于谨慎，所以我们要谨防这方面给我们经济带来的影响。 消费券应该发给中低收入阶层 首先，在疫情冲击之下，作为国家政策来说首先需要有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保民生，保民生最重要的是保中低收入阶层，即便发消费券，那也是发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在疫情冲击之下，很多家庭可能因为海外疫情的影响和国内一些领域消费的急剧萎缩，有些家庭的收入急剧下降，因为伴随有些家庭成员失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国家也要考虑避免这些群体返贫，不妨推出一些支持政策，保障这些群体的收入不要受太大影响，未来国家财政要朝着这方面努力。假如这方面得到保证，再去考虑国家的大幅刺激计划，包括大家所说的基建刺激计划，新基建刺激计划这些中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作为消费本身来说，过去对中国消费的两大影响，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汽车，这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主要的支出领域，剩下很多的是日常消费，至于一些娱乐消费，在目前疫情没有完全解除警报的情况下，老百姓做线下娱乐消费估计还是会谨慎，未来要带动消费，估计还是要通过这些方面着手，怎么样加快城市化建设。二是汽车消费，我们看到上周末四部委发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包括未来一些地方政府估计也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至于大家说的“报复性消费”其实也体现在与汽车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报复性消费，日常消费当然在，一些娱乐消费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它也不可能“报复”，就像吃饭，一天也就是吃三顿，怎么报复也回来不了多少。还有其他消费，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因为收入影响，老百姓还是偏谨慎的，总体而言我个人觉得，面临大的疫情冲击时，国家政策更多是以托底思维来做，和2009年不一样，2009年面临的是全球金融危机，随着全球流动性缓解，经济就会慢慢恢复，那时候出一些大的刺激政策，随之而来马上就会见到效果。但这一轮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即使是刺激，很多方面老百姓也不太敢消费，而且疫情目前还在延续之中，作为政策的推出，我觉得还是保民生比较重要。 创业板注册制长期会使市场走向成熟 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推出注册制？ 首先从国家大背景来说，是为了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拓展直接融资，现在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钱怎样进入实体经济，不在金融市场里空转。现在看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很多银行是不敢贷的，一是行长要终身追责，二是贷出去了本金收不回来怎么办？资产负债表恶化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的是收不回本，但银行赚的是利息，面临的风险是本金的丧失，这时候银行当然会谨慎。这时你想让银行大幅扩充信贷，很多时候是不太现实的，也解决不了现在中小微企业的困境。 资本市场会看资产负债表，但它更多会看中长期的发展，看企业的走势架构，会看到战略前景，虽然很多企业不盈利，但投资者依然追逐。这次你看创业板注册制推出的时候也说了一条，“并不对企业盈利做要求”，过去很多企业发展很快，包括阿里、腾讯等，以前为什么不能在国内上市？主要原因是过去我们上市有一个三年盈利的要求，但这些企业当时都达不到，所以它们去海外上市了，但后来它们的爆发期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理念。所以理念不一样，商业银行放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是不一样的理念，现在要解决当前的困境，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加快直接融资，对企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我们未来经济是向着高质量和经济转型的方向发展，经济高质量和转型的第一个方面是很多企业面临产品的转型升级，这种升级和发展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另外，我们提倡创新型、服务型企业的发展，因为转型升级就是朝着创新型服务型企业发展，朝着享乐经济这块发展，这样的企业很多是体量小、投资额也小、未来不确定性比较大的，对于这种企业的转型，商业银行放贷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体量小，商业银行评估不容易，它有多大的团队来评估？二是不确定性较大，可能面临本金丧失，它赚的是利息，损失的可能是本金，这笔生意当然划不来。但我们资本市场是广大投资者自己的评估，相当于成本由投资者自己承担。作为很多投资者来说，投100个项目，有10个成功了，90个失败了，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成功的。但商业银行假如投100个项目，90个成功了，10个失败了，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失败，因为那10个损失都是本金的丧失。所以不一样，经济转型时会更多依赖于资本市场。 第三，从市场本身来说，过去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炒垃圾股、炒壳资源，很多时候是把一些金融资源浪费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上市制度和退市制度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你看现在创业板不仅仅推出注册制，也同步推出了退市制度，这时候金融资源往往会聚集到真正优秀的企业身上，也就是让企业真正的发展，而不是跑到资本市场上套现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利于资本市场中长期发展的，至于短期会不会有一些冲击，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1、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额其实是有限的，资本市场上那么多中小企业上市，它的融资体量本身就不大，不像以前的大巨头，上来一融资体量非常之大。 2、它是对科创板的补充，因此创业板覆盖面更广了，科创板对一些行业还是有限制，创业板这方面更广。所以推出注册制和退市制度之后，这个市场会慢慢走向成熟的方向。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宋向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2009年，创业板横空出世，资本市场竖起里程碑；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中国资本市场开辟了新的试验田；2019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审议《证券法》修订草案，推动创业板及主板证券注册制；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明确提及科创板注册制试点。 2020年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方案。证监会当晚即发布配套的制度修订草案，公开征求市场意见。 这不是一条线性向上的时间线。它曲折迂回，饱含血泪。周期性危机、黑天鹅事件、国际经济格局冲击、全球疫情，外部变量从未平静。 重新审视发展的第一性问题 刘俏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在人类拥有统计数据以来，还没有任何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还能保持3%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 从经济学意义上拆解经济发展的因子，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因素）分别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对经济增长施予了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因子对其的拉动作用不甚相同。 过去的粗放增长时代，借力于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叠加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人口红利优势，资源型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时还受益于制度倾斜，即非均衡市场所有制形态下的资源偏好。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的发展失衡。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率会从要素的粗放投放走入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的时代。换句话说，世界最大流量场的优势还在，只是发展动力从数量走向了质量。 经济体本身的内驱力、创造力、反脆弱力，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中的全局工业体系，都影响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 这种发展新体系的关键来源于哪里呢？ 化整为零地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依然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第一性问题。从事金融行业20多年，说到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困境，包括2020年开年这次疫情的种种影响，我的体会太深刻了。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有限，资金成本高企。间接融资模式天然不利好民企，而直接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一言难尽。经营优质的民企在一次次合规、一年年排队中逐渐耗尽元气。畅行无阻的是谁呢？——“行业扶持、全局统筹”。 直接和间接的融资通道的堵塞，一方面削弱了民企直面市场的竞争资源，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不得不改善经营、内部造血。信贷与货币化推升了经济发展，而最能激发经济增长活力的民营企业，双脚却在赛跑一开始就被绑上了沙袋。 对比中美两国2019年上半年证券市场市值前十的企业，结构化的问题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加华资本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美国是科技与消费服务为主，而中国仍以资源型、调控型的非市场化企业为主。制度导向几乎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也因此大大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这些大市值的行业和公司，本应是资本市场的顶梁柱。当顶梁柱出现了结构化问题，外观再宏伟的桥梁也将溃于蚁穴。 这样的资本市场，该如何为实体经济造血赋能？实实在在经营的企业家们，信心何来？ 为什么站在市场中心呼唤注册制？ 我是和中国资本市场同步成长起来的一批人。 1990年上交所开锣鸣市，几年后我便加入这个行业。尽管中国交易所的资金体量在世界范围内处在前列，但扣除新股发行、政策扶持等因素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在企业直接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实则微乎其微。 指数起起落落，如今也归于原点。 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金融市场主体失效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结构因素所导致的市场主体定位问题。 结构失衡我就不详谈了，我们是一条腿赛跑的选手，资源分配和制度体系上的非公平竞争有其历史和现实层面的多重原因。乐观来看，一条腿我们还能跑成世界老二，要是沙袋真能丢掉，长期眼光的“Long China”必然是个好策略。 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势能的核心策源地、最大能量场。 我想重点谈谈第二点，这也恰是此次注册制落地后，可能会部分改善的关键问题——结构失衡背景下，监管机构、投资银行、拟上市企业三大市场主体的角色定位。 在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中，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在于功能监管，通过规范企业参与市场的行为，建立公平公正的运营体系。正是在发行股票与市场反应的相互博弈中，企业实现了价值发现。 但中国资本环境下，证监会的功能从行为监管变成了市场干预，审核制令市场供给错位，从市场需求向实业配置资源的资本市场功能也被削弱。 正因如此，中国的投资银行体系角色严重缺位。大量的窗口指导、上市辅导、合规检查压力，使得中介机构在拟上市企业合规事务上耗费太多精力，却忽略了市场给予它们的使命——为股民、为股市、为社会筛选出优质、可上市、经营良好的公司，利用资本的力量杠杆化好公司的商业价值。 相应地，经营良好的拟上市公司，也将提升经营能力的诉求变成了法律财务的合规改造。长时间的申报审查、上市辅导，审核卡顿，让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流动与价格信号发生了严重扭曲。三年申报期间，企业稳住了业绩增长，但真正上市后却不得不面对生命周期中的衰退，成长期最大的价值红利就这样被错过了。 注册制新风涤荡人心，雾霾里仍有光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夜，我这个金融老兵又多添了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标签。在这两个角色间切换，对资本市场的诡谲变化，我更能感受冷暖。 这几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许多激励全社会创业创新的政策，新三板、科创板都是大刀阔斧、实打实的激励。我看着许多年轻人走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也亲自陪伴了诸多企业家成长为行业龙头。 大风大浪见过不少，手上流过的资金少说也有800亿元。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始终难解的结呢？ 有的。 这个倾注我20多年人生时光的行业，似乎离真正的“价值创造”，总差着那么一小步的距离。我想，可能我这一生都无法离开这份事业了。但如果事业的根，扎在一抔失去营养的土壤中，再茁壮的树苗，再勤奋地浇灌，都无法栽培出一片茂盛的丛林。 2020年开年，疫情肆虐、我意难平。作为第一批站起来呼吁政府托底的业内人士，我的立场不光是个投资人，更是中国社会里最普通的民众之一。我希望见过周期起伏、路远马亡仍不弃远途的人，最终真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科创板试点、债券市场试行到创业板草案，注册制的推行步步深入。疫情、瑞幸、中概股、当当，我们最近听了太多资本市场的坏消息，是时候来一剂强心针了。这次注册制快速推广至创业板，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互联网公开资料，来源请见图片水印 首先，金融市场会直接受益，底层基础设施的优化会带来资本市场供求关系、交易结构的逐步平衡。 基础设施太重要了。我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过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性问题，一是科技创新，二是消费服务。其中，科技创新呼吁更多的资金资源支持，而消费服务则需要更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同时，推行注册制更要关注顶层制度结构和法律体系的匹配。信息披露为主的上市环境下，提升违约成本至关重要，否则某些弄虚作假、欺瞒民众的企业伤害市场的行为将难以遏制。 此外，中国创投机构发展走入3.0时代，一、二级市场利润空间收窄后，真正懂行业、懂产业、深耕价值的投资机构会成为价值收获者。 几十载背光播种、韬光养晦，如今优质资本与实业在更加健康的制度体系下，相互促进，也在创新创新、技术迭代、消费服务、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等诸多层面，同频共振。 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局面。 投资人与创业者，都需要来自主流社会更多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可，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乃至社会进步，都是非常重要的。 注册制的步步落实后，此前说的主体角色错位也将会有显著的改善。这是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变化双向激发的结果。 投资银行专注于价值判断，为社会找到真正值得资本青睐的好公司；监管机构回归行为监管，通过信息披露、规范治理等方式稳定市场供需关系；优质的企业则能够专注经营，不必为合规改造、发行审核等焦头烂额。 浪潮中裸泳的投资机构，也会逐渐被海浪击退，守正出奇的资本将赢得更多的信赖。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红利，会吸引外资重新衡量A股的全球资产配置价值，对冲近期国际市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疑虑，以最快速度恢复国际资本环境对中国公司的信心。 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期，特别是降低疫情对经济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也会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提升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在这种动态变化中，资本市场逐步实现供需平衡，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自发而成。 往小了说，这有利于对冲由瑞幸事件引发的“中国公司经营质量集体遭质疑”的负面影响；往大了说，这更是我们依托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有利尝试。 恒产者有恒心，企业家都期待着公平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胸怀使命感的投资机构，我们应当发声，呼吁重构公正普惠的资本市场秩序，保持供需两端资源势能的充分释放，在博弈中实现平衡，在市场中发现、传递、创造价值。 中国金融市场底层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让中国经济活水流动，更能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它所产生社会效益之大，远胜于其对金融市场的初始功效。 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公平的市场秩序中建立全新的商业文明，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也相信，这一切会以注册制的层层深入为开端，成为未来巡航之标。 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组成颗粒之一，我们都渴望“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能量感召，渴望在中国这座宏大的梦想舞台上演更多的奇迹。而奇迹是什么呢？ 奇迹本生于平凡。 总有人在平凡中坚持、蜕变、创造，实现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超脱，他们一生所能，都在为“人生价值”二字深情注解。 当个体都心怀希望地向往美好生活，被赋予追求幸福明天的外部环境与权利，并且都有斗志去成就未来更好的自己时，“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将不再是一句空话。 更长远地说，这一轮的注册制改革，很有可能将激发更多个体层面的信仰和力量，在金融、经济、社会乃至哲学意义上，都会释放其巨大的变革势能。这能量之珍贵，或许要20年后的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 如今机会正喷薄而出，真正有能力、有意愿的人，势必会在广阔天地间有所作为。 或许不必20年之久，或许它就在下一个黎明旭日。 2020年无法重启，但希望仍在，希望永在。 (本文作者介绍：加华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小鲁2020年4月22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应对疫情冲击与要素市场改革”，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小鲁出席会议并发言。 第一，现在面对疫情的冲击，宏观政策的重点是救企业、保民生，特别要防止再次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 我们过去因为长期的刺激投资、长期的货币宽松，导致的结果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个情况最近几年有一点缓解，但是并没有根本上改变。总的来说，我们的资本形成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几，但是消费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这不但和世界其他国家差异非常显著，而且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相比，现在消费率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投资率仍然高10个百分点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再搞扩大投资、搞货币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第二，可能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现在最需要的是救活广大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现在这些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破产倒闭，会产生大量的失业，对这些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现在已经采取的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减免政策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范围还是小了，恐怕要对中小微企业，凡是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大规模的税收减免政策，减税降费，也包括减免社保缴费，才能救活更多的企业，才能保住就业。 另一方面，要对因为疫情影响而倒闭的企业、失业的人群和生活困难的人群进行大面积的救助。尤其我们国家2亿多农民工中间，多数人还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这些人丢掉了工作，待在家里出不来，他们就丢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所以要研究具体措施，对失业的人群提供大范围的救助，这既是雪中送炭，也是扩大内需。 第二，疫情面前更加需要推动市场化改革。只有通过改革理顺结构，才能使经济恢复活力。靠改革来启动内需，靠改革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 关于开放土地市场的问题，中央出了一个关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文件，因此在这个时机推进土地市场的改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需要全面落实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其实这个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早已提及，但是多年来并没有落实，其中还涉及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应当取消所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本来是农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主人有权自己决定的事情，以所谓经营性来划线，决定哪片地能够入市、哪片地不能入市，是不合理的划分，实践中也行不通，应当取消。 另一方面，关于农户的宅基地。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大量农民进城，有些已经长期定居，有很多农户的宅基地空出来了。现在需要使资源合理配置，允许农户通过市场转让他们空置宅基地的使用权，使这些土地重新被利用。需要取消只允许在村集体内部转让宅基地的限制。有这个限制，等于不开放土地市场、不允许土地转让。实际上，在村集体内部根本没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所以，这个限制有必要取消。配合土地市场的开放，各地需要建立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公开透明、合法合规的市场交易，同时要有效地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因为目前按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怎么让农户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配合这个改革，需要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 再一方面，要鼓励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因为有些边远地区，不在城市化范围的地区，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变为耕地，同时允许建设指标在占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市场交易，可以允许跨地区交易，通过这种交易使得有土地资源的和需要土地资源的供求双方对接起来。这是推进土地市场化非常重要的渠道。在土地交易过程中间，有些地方的土地价格会大幅度地增值，我认为在减少政府征地、卖地的同时，可以对土地交易过程中大幅度增值的土地开征土地增值税，这个土地增值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源，可以专项用于补充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的农村村庄占地，不包括耕地，接近15万平方公里，就是2.2亿亩，村庄占地大规模超过了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土地的使用本来是很不经济的，因为很多村庄占地过多。而且城市化在进行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迁移。城市化未来还要继续进行，还会有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有大量的农村土地已经出现荒废或者将要荒废，所以开放土地市场和开放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市场，可以使大量的有效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未来城市化继续推进，可能还需要占用1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耕地。粗略估计一下，15万平方公里中如果有1/3，也就是5万平方公里的村庄占地能够进入市场，有效利用起来，未来一半的城市化用地就可以不占用新的耕地。这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事情。同时，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可能至少是10万亿元以上的规模，会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和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繁荣乡村有重大意义，会成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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