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 包婕 作者：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讲座教授、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包婕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一、当下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和风险背景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爆发影响，我国整体信用宏观环境受到一定影响，各产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中国第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0186亿元，下降3.2%；第二产业增加值73638亿元，下降9.6%；第三产业增加值122680亿元，下降5.2%。 其中，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全球疫情的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现金流不足、资金短缺、供应链紧张、运营成本增加等问题，一些中小企业甚至面临倒闭和破产风险。从信用维度来看，外部风险增加也导致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增大，因而在融资上中小企业可能存在门槛提高、成本增加的问题。尽管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层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和落地了相关举措来帮扶中小企业发展，各地金融机构也为中小企业融资打开绿色通道，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帮助企业共渡难关。但这也对中小企业的信用品质提出一定要求，增加扶持力度并不意味着打开风险敞口，降低信用风险防范标准。相反的，在市场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防范。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质量较低、非财务信息缺乏整合的问题，加大了政府监管和金融机构辨别优质企业的难度。因此亟需引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学和指标来帮助提高信用风险评估效率。 二、ESG在系统风险下的作用 ESG涵盖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三个维度的因素，可以有效衡量企业信用品质并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的信息基础。在当前外部系统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传统信用评估方法存在一定限制性，无法全面考量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而ESG能够通过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进而从监管、投资和信息披露等多个维度为完善信用风险防范、加强企业信用监管提供新路径。 （一）对监管层面而言，有助于信用体系完善和监管 从监管层面，纳入ESG指标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对新型信用风险的监管，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随着我国顶层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监管政策方面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约束性正稳步增强，社会参与主体的相关风险暴露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也要及时跟进政策和市场变化，充分将环境和社会指标纳入信用评价考量中，以提高信用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同时，基于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发展体系，从监管层面加大对ESG的关注度，能够引导更多市场参与者提高ESG风险意识，影响到金融机构和企业采取行动来响应监管环境变化，进而推动信用市场向更高质量发展。 （二）对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从金融机构层面，ESG有助于提高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防范，强化机构的资产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在一月以来全球市场“黑天鹅”事件不断的环境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财绿金院”）对我国公募基金进行统计，发现截至今年3月末，61.36%的国内ESG公募基金区间收益率表现优于中证全指；对标沪深300指数，则有高达93.18%的国内ESG公募基金能够获得超额收益率。市场实践证明，将ESG理念纳入投资中可以缓解市场风险，而将ESG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也是同理。中财绿金院通过对ESG与企业信用违约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违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企业ESG水平越高，发生违约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因此，通过将ESG理念纳入信用风险管理中，能够增强金融机构对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同时能够加强对企业质量的识别。 （三）对中小企业而言，有助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从中小企业层面，将ESG纳入治理体系有助于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架构，形成可持续的管理模式，进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同于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监管政策对中小企业的约束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相对较低，这也导致了中小企业治理相对不完善、信息透明度不足、合规性有待加强。信息透明度低加大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壁垒，一些中小企业常常因为低于融资门槛而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如果说财务指标评判的是企业的经营能力，代表了企业的信用能力，那么ESG则代表了企业的管理能力，代表信用品质。通过ESG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自身信用品质，能够依靠绿色金融工具进行投融资，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获得更低利率，通过绿色信贷获得利率优惠，通过绿色票据获得再贴现优惠。另一方面，在面对加大的市场风险时，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一些企业甚至难以持续经营。中小企业需从自身视角出发完善内部治理、提高抗风险能力，才能从市场风险中涅槃重生。因此，将ESG纳入企业管理将有利于提高企业信用品质，能够促进公司经济转型、提高经营效率、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助力。 三、将ESG纳入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的政策建议 （一）将ESG纳入信用体系，增强监管数据整合 建议监管部门将ESG相关指标纳入信用体系，同时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整合。通过ESG指标整合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的信息，能够将当前各部门分散化的信息加以有效应用，有利于提高相关部门的监管效率，促进依法行政和政府决策。通过进一步打造企业ESG信息相关平台，有关监管部门可以应用ESG信息监测企业的非财务指标和违法违规的实际情况，进而优化企业监管方式，实现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监管部门提升自身的依法行政水平和效率。 （二）加强金融机构指导，提高信用风险防范 建议金融机构将ESG理念纳入现有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中，强化风险管理能力。通过ESG信用评估体系，金融机构可以从除财务指标以外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非财务维度来衡量所投资产的信用品质，在中小企业本身财务信息利用价值较低的情况下，结合非财务信息能够弥补传统信用评估体系的不足，有助于完善和优化金融机构信用管理体系。通过将ESG纳入投资理念，逐步将资产分布向可持续、高质量的产业转移，在系统性风险加大时，这类高质量的资产主体往往有更强的风险适应能力和管理能力，更能够帮助金融机构实现“风险向质量”的转移，进而缓解外部风险带来的冲击。 （三）开展企业ESG培训，鼓励加强ESG信息披露 建议通过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引导，逐步加大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和能力建设的培训，并将培训范围逐步从上市公司扩大到涵盖中小企业。通过对企业进行ESG能力建设指导，提高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认识，帮助企业了解企业ESG整合的有用性和必要性。通过将ESG理念融入公司管理战略、提高ESG表现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市场价值，在经济转型大环境下实现市值回升，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提高企业ESG相关信息披露，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企业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融资渠道，并降低融资成本，进而使得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讲座教授，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实验室负责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 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飞机载客量不足。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以直播卖货来说，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图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生活带来巨变。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比三个月前的预测调低了6.3个百分点。 近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讲述他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 南方周末：现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涉及多个方面，如何在效率上进行权衡？ 李迅雷：这个很难，因为没有足够大的数据量，只能先做了再说。总体上，我认为还是要平衡，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要平衡，不能只考虑供给，不考虑需求。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就提出，中国人大概还有5亿人家里没有卫生设施，通俗地说，还有5亿人没坐过马桶，但是今天我们的马桶还是过剩。产能过剩，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南方周末：你近期撰文呼吁现金补贴居民以拉动需求。从操作层面看，它难在哪？ 李迅雷：对。从操作层面来讲，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僧多粥少，中国人理想中一向“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果政府补贴居民，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如果只是定向补贴给部分企业，社会关注度会大幅下降，操作起来更容易。 如果真要操作，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因为现在毕竟是大数据时代，居民存款、征税记录、水电煤气等情况综合起来，基本可以确定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哪些可以排除在外。 南方周末：现有的政策对中小微企业有许多帮扶。这些企业的背后也是一个个人，像这类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是否更值得鼓励？ 李迅雷：我觉得帮扶中小企业可以做，但中小微企业那么多，如果每家都补贴，需要补多少钱？补贴中小企业很多时候是给了企业主。为什么就不能直接补给工人？他们有了钱的话，就会消费，他们也不会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就饿死了。给企业部门实质是“输血”，给居民部门则是“造血”，因为前者是制造产品，后者才是最终消费。不断输血的结果，往往是制造“过剩”，而造血的结果是创造需求。 补给企业家的话，是不是每个企业都得补？补的理由是什么？怎么体现公平问题？有些企业家可能会对政府行贿，骗贷、骗补。 南方周末：帮扶、补贴中小微企业的一个逻辑是，至少可以让企业先撑下去、活下来，也能保住工人的就业岗位。 李迅雷：对，但这个逻辑比较间接。你怎么能保证企业能救活，怎么保证他们一定不裁员？你把钱给了企业家，都由他来操作。钱落到了老百姓的口袋里，不管怎样，他总能活下去。 钱拿给企业，救了企业，再过几个月，他说又不行了，你再给？然后员工该失业的还是失业。你知道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平均只有2.5年。即使没有疫情，中小微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也就是2.5年，个体工商户大约1.5年，都很短。 你一定要把钱贷给那些要破产的企业，对银行来说也不是市场行为。 比如像西贝、海底捞这类企业，即使不补贴，也有很多PE、VC愿意来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类企业能够做大，银行也会主动给他贷款。 所以，一定还是要由消费来拉动，否则补贴给企业之后，员工还是拿不到钱、没钱消费，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还是过剩了。 我一直呼吁，要从需求端去落实我们的政策。过去、包括现在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在供给侧，都在补企业，减税、免租等等，这些有错吗？也没什么大错。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类似“把牛奶倒进阴沟”的现象。 十年前，中国是靠投资拉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GDP中，投资占比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现在经济增长则主要靠消费。居民日常消费，吃喝住行，休闲娱乐、养老、保健等等，消费在GDP占比超过60%，无论是增量增量还是存量占比。美国也一样，美国经济也不是靠高科技拉动，而是消费占到GDP的80%。 南方周末：消费要怎么才能拉起来？ 李迅雷：从需求端入手，一方面要补贴，就是政府花钱，另一方面是改革，但这个难度就很大了。改革涉及各方利益，动谁的奶酪都不好动。富人的钱太多、穷人的钱太少，这些年来，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大幅高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2016-2019年，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而中等收入组的累计增长只有19%，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的差距均在扩大。 如果能匀一下的话，中国经济就起来了，消费就起来了。 7年前我就撰文：《中国经济就像一杯沉积的液体》，虽然总量够大了，国民总收入体量也够多了，关键是结构问题，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下面沉淀得太多了，很难动，如果搅拌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搅拌就得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故现在靠政府补贴实际上就是增加政府的债务，只能由子孙后代来还，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改革的难度很大，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次应对疫情方面，我国所采取的举措与西方国家有显著不同，它们是疫情防控粗枝大叶，财政、货币却大放水，几乎没有改革举措。我国则有效控制了疫情，货币财政政策有序推进，此外，改革力度较大，重在治根。如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交易机制；资本市场上创业板实施注册制改革等。 南方周末：这一轮疫情会带来什么变化？ 李迅雷：疫情加速了分化。 首先疫情加速的新旧产业的分化；如信息技术产业更加快速发展，3月份在绝大部分产业亏损的情况下，计算机制造产业和烟酒产业一样，保持盈利。疫情增加了企业和个人对视频会议应用的需求，App Annie最新报告显示，商务视频会议应用程序一直在经历爆炸式增长，刚刚在3月份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下载量。线上办公APP钉钉和腾讯会议持续占据国内应用免费榜排名的前两位，白领开始习惯，甚至开始喜欢线上办公，云办公行业有望迎来跨越式发展。 其次，疫情加速了头部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很多小企业生存不下去了，但大企业还是可以正常运转。以卖房为例，今年一季度，前十大开发商的卖房收入只下降不到10%，而楼盘销量后100名的开发商下降了约40%。越小的开发商越是卖不动，可恒大说要打折了，大家都来抢。疫情之下，阿里巴巴、腾讯一样赚大钱，但是路边的小餐馆就经营不下去了。这样趋势下，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居民部门也是一样。 第三，加速人口的分化。从去年的数据看，浙江人口的净流入量已经超过广东，杭州的流入人口超过深圳，说明浙江经济的新动力更足。但总体而言，全国的人口是在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发达地区集中，北方流向向南方。疫情之后，就业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 南方周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通过数字化工具，打破疫情期间的时空限制，让经营得以继续。 李迅雷：是的。新基建将为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提供契机，2019年新建5G宏基站数为15万台，根据中泰通信组测算，预计2020年新建5G宏基站数增至60万台、2022年达到最高120万台，随后将逐步回落。至2025年5G基站规模有望超过550万台。 不过，5G已经说了很长时间吧，但现在我们仍在用4G手机。问题核点还是在于需求有多大？手机销量已经连续几年下降了，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反减，则消费不起来，工业制造业搞得再多也没有用，不落实到消费这一端，是没有意义的。 以直播卖货来说，这是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对称，对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成本下降、减少库存肯定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在于，它没有对劳动生产率带来多大的提升，它利用平台、大数据的优势，创造了一定的价值，但不是像苹果、特斯拉那样大规模生产所直接带来那种价值，它也改变不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行的趋势。比如，线上消费额增加了，线下就减少了。 我们看待一件事物，要明白有些是增量、有些则是替代，替代对GDP拉动没什么作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存量经济时代了，经济增速可能会越来越慢，所以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经济结构调整好、改善好。 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都在下降，中国也在下降了。比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在明显放缓，而不是在加快，这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在原先的巨人的肩膀上，做一些小修小补，只是处在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之中。我们的科技已经足够先进了，过去进步得快，现在放缓。这样一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整个经济的增速也应该是下降的。 （此文在南方周末记者黄金萍采访、发布内容基础上有所修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退市之路越畅通，注册制推进越顺畅，股市才能通而不痛 创业板注册制来了。 4月27日晚间，证监会和深交所相继发布多个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配套业务规则，并就此公开征求意见。 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创业板退市制度也同步迎来调整。一是丰富完善退市指标，加大“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的出清力度；二是简化退市流程，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三是强化风险警示，对财务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退市设置退市风险警示制度。尤其是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市值均低于五亿元，是新增的条款，也等于是新增了退市指标。 而对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在推行注册制后，处罚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监管的手段更加丰富，退市的步伐也更快。 事实也是，如果上市公司不能对退市制度有敬畏之心，出现严重问题也能够继续在市场逍遥自在，甚至可以当作炒作工具，损害普通投资者利益。那么，市场也就无秩序可言，无规范可讲，就无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殊不知，按照目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上市公司的数量已经较多，尤其是新三板，在自身活力不强、交易不够活跃、企业没有达到上市目的的情况下，通往主板的路又迟迟不能通畅，因此，企业进入新三板上市的积极性已经很弱很弱，甚至可以说已经没有多少兴趣。更多的企业，把上市的希望寄托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而科创板由于起步较晚，且因为涨跌幅限制放宽等方面的因素，对投资者的选择门槛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容纳的上市公司数量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退市制度做保证，不能让更多失去市场生存条件的企业退出去，市场的容量就会成为问题，推行注册制的难度就会很大。 就创业板而言，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市场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上市公司数量、扩大市场规模，而必须保持一定增速、一定数量。推行注册制后，企业进入市场的速度肯定要加快，如果只进不出或快进慢出，创业板也会很快陷入数量瓶颈和面临规模压力。因而，必须加大退市力度，让不具备继续在市场生存的上市公司尽快退出，从而给其他企业留下更多的入市空间，避免数量太多给市场带来容量压力。 更重要的，一旦退市之路畅通了，市场之水就会越来越活，上市公司对退市的敬畏之心才会越来越强，滥竽充数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真正形成良币驱赶劣币的市场竞争机制。尤其重要的是，垃圾公司、低劣公司不再在市场兴风作浪，投机者就无法利用普通投资者的跟风心理，恶意炒作。上市公司也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投资价值。价值投资理念也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 注册制，不是不强调企业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企业管理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而是把对企业能力的判断权、评价权交给了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企业的去留。自然，那些没有竞争力、没有核心产品、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就很难在市场立足。显然，这也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有利于调动企业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更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者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 从创业板即将推行注册制的准备情况来看，深交所仍然对入市企业提出了一些财务指标方面的要求。这也主要是基于目前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注册制仍处于探索阶段，一旦注册制试行成熟，更多的指标还会进一步放松，门槛进一步降低。这也意味着，对退市的要求会更高，对入市企业的数量、规模、指标等也会更加宽松，更多的企业会因为适应不了市场竞争而被淘汰出局。毫无疑问，这是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应当说，近年来，在退市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过去可以在市场苟且偷生的企业，一个个地被“请”出了市场，从而对其他企业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冲击力。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退市的步伐也一定会更快、力度更大，更多企业可能会在注册制的推进和退市制度改革的加快中进入退市行列。那些不具备上市条件，但想通过关系等上市的企业，也就只能选择放弃，或通过技术、研发、管理、效益等逐步提高之后，再选择上市。 总之，只有具备良好的退市基础，形成良性竞争的退市机制，注册制推行才会更顺畅、更健康、更有序，才能真正促进上市公司的质量提升和企业竞争的良性循环，使资本市场步入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从而让上市公司更加敬畏退市、敬畏市场、敬畏投资者。 谭浩俊
举办国家级购物节顺应了消费者已经养成的新消费习惯，将实现线上引流带动实体消费，不仅能解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帮助生产企业拓展内销渠道，消费者还能由此买到更多质优价美的产品，获得更多实惠。 贯穿整个“五一”假期的“双品网购节”来了。4月28日，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政局与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正式拉开帷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月10日。据介绍，“双品”指的是，“品牌消费、品质消费”。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芳莉表示，第二届“双品网购节”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扩大国内需求。 受疫情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但是，与网络相关的消费新业态表现抢眼，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9%，增速比1月份至2月份加快2.9个百分点，网购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 当前，正值复工复产、扩大消费的关键时期，举办国家级购物节的意义不言而喻。“电商在推销农副产品方面非常重要，举办‘双品网购节’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受疫情影响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同时，还能帮助外贸生产企业拓展内销渠道，对冲外需下滑影响。”骞芳莉说。 据介绍，本届“双品网购节”参与电商企业超过百家，数量是首届的10倍。参与企业将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以拼团秒杀、以旧换新、新品首发等多种玩法，匹配无接触配送、咨询推荐、售后保障等多种服务，全方位、全流程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为了进一步释放消费需求，各地也纷纷推出各种购物节。在上海，“五五购物节”即将开启全城打折季；在武汉，汉口北春夏电商直播采购节正式开幕，老板们纷纷变身主播，以专业视角隔屏带货…… 专家表示，举办购物节顺应了消费者已经养成的新消费习惯，实现了线上引流带动实体消费。不仅帮助企业解决了销售难题，消费者还能买到更多质优价美的产品，获得更多实惠。 随着各种购物节陆续上线，“打折”和“打几折”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增加吸引力，各地、各大电商纷纷使出新的“撒手锏”——消费券。例如，广西、河南、江西等地将在第二届“双品网购节”活动期间发放惠民电子消费券；多家电商平台也将联合商家，在实行价格直降、现金满减、消费满赠等多种优惠的同时，投放消费券。 同时，部分购物节还首次把餐饮、旅游等服务类商家纳入活动范围。例如，美团点评、携程、爱奇艺、VIPKID等服务类企业将首次亮相“双品网购节”。“2020深圳线上购物节”更是覆盖了餐饮零售、海鲜美食、家装家具等多个领域。 此外，汽车也被拉进了购物节“朋友圈”。上海“五五购物节”期间，拼多多将通过大额直降的方式推出一批“五五折”耐用品，定向补贴上海地区居民。据了解，首批上线的耐用品中，包含上汽集团新款凯迪拉克XT5、大众途观、大众途昂等车型，每辆车最低直补超过10万元。 参加购物节的企业营销模式也有了很大改变，短视频、直播等促销新媒介被广泛应用，直播带货将与消费者进行更亲密的接触。“双品网购节”期间，企业将以直播带货形式大力推介“双品”商品，部分企业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助农直播，助力优质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时，与我国签署“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也将通过新媒体介绍他们的特色产品。 事实上，疫情发生后，各类购物节推出的各种小创意、大举措，都是从消费者新消费习惯发力，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专家表示，今年举办的各种购物节加快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新消费模式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举办购物节还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对于短期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因疫情被抑制的消费需求有望得到快速释放。(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冯其予)
新三板企业奔向精选层的“脚步”停不下来，第二批四家申报精选层公司来袭。截至4月28日截稿时止，日内新增国源科技、艾融软件、晨越建管和流金岁月4家公司申报精选层，且都已公告停牌，目前申报企业累计已达7家。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继首日3家申报精选层的企业因递交材料而正式停牌后，4月28日又有4家企业申报，这表明拟申请企业前期的精选层准备工作很充分，也显示了新三板企业对精选层的信心和渴望。预计在五一假期前的两个交易日还会有超过5家以上的企业递交申请，4月29日或产生第一家精选层正式受理企业，新三板巿场对此充满期待。 “这4家公司完成验收辅导的时间也比较靠前，相对第一批营收和规模体量较大的细分行业龙头公司，第二批获批公司也有相应的特点。”安信证券新三板研究负责人、研究中心总经理助理诸海滨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流金岁月是从IPO排队后变换到精选层申报的公司，艾融软件属金融IT行业的代表，长期服务工商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这类金融行业巨头。另外，晨越建管虽然是从建筑工程领域的咨询服务公司，但近几年增长非常稳定，每年复合增长30%，2019年净利润达到7100万；国源科技专注于地理信息和农业大数据领域，在国土和农业确权领域领先。 本报记者梳理后发现，这四家企业各具不同的盈利模式和行业特点。流金岁月是电视频道综合运营服务商，该公司已累计获得30余家省级卫视频道、10家购物频道、3家卡通频道对公司提供覆盖服务的授权，为10余家电视频道提供电视剧、电视栏目营销推广服务，在二轮独播、省级地面电视台发行中有一定优势。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98亿元，同比增长12.79%，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117万元。 主营业务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晨越建管，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营收占比集中在5%左右，通过提供工程咨询服务获取相关业务收入。公司现已具备覆盖工程咨询全产业链的专业资质，涉军、涉核、涉密，业务领域广泛，具有较强的业务承接能力，是国内一流、全产业链运营的工程咨询企业。该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67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7064万元。 另外，艾融软件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金融IT解决方案供应商，金融科技核心领域产品全覆盖，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3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343万元。该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期限均已连续超过5年，包括工商银行、上海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始创于1998年的国源科技在国土和农业确权行业领先，专注于地理信息和农业大数据领域，2019年营收3.22亿元，归母净利润4570万元。该公司自主研发了五项核心技术，取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近年加大研发投入，拟建立农业地理大数据平台。另外，同行业挂牌公司有68家，其中创新层企业有7家，而从营业收入、净利润、研发费用角度看，公司排名均在前三。 本报记者还注意到，截至目前，又新增2家企业通过辅导验收，分别是佳先股份、亿童文教，因此累计已有15家企业通过了辅导验收。另外，至少有30家中小券商和投行积极参与到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这也利好券商投行业务的发展。 “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与IPO的较大差异性，为中小投行提供更多机会，特别是有特色的投行服务能够使其获得一定竞争优势，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中小投行通过新三板业务实现突破。”国都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许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谈及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与IPO业务的区别，许达认为，从服务企业类型上看，精选层企业普遍规模偏小，IPO企业普遍规模较大；从收费上看，精选层企业融资规模少，相应保荐承销收费也低，而IPO业务融资规模大，相应保荐承销费也多。 许达进一步表示，如果仅从投入产出比看，精选层“小IPO”业务需要保荐机构提供更多的服务，面临更多的风险，收取更少的费用。不过，“小IPO”业务只是投行业务的开始，保荐机构为一个成长性企业提供精选层服务后，还可以持续为其提供再融资、转板保荐、上市后再融资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服务，与客户共同成长。
在一系列措施之下，GMV破万亿、平台用户近6亿成为拼多多年报里最显眼的数据。过去的一年，拼多多成交额10066亿元，与上一年的4716亿元相比，增幅达113%。 进入四月，拼多多的股价和行情开始一路走高。截至美东时间4月27日收盘，拼多多最新市值已达613亿美元（约合4337亿人民币）。 4月25日，拼多多发布2019年年报。年报显示，2019年，拼多多实现GMV（成交额）10066亿元，平台年活跃买家数达5.852亿，实现年营收301.4亿元。现金储备方面，拼多多持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共计410.6亿元，其中不包括2020年一季度11亿美元的定向增发融资。 从用户数等核心数据来看，创立4年半的拼多多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在此背后，拼多多的两大核心战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即助力外贸转内销和百亿补贴。此前，青岛市政府、宁波市政府已经与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推动外向型产能转内需市场出台一系列方案。 就在4月26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与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东莞产业特点和拼多多平台优势，围绕帮扶企业拓订单、稳产能、稳就业，以及推动外向产能转内需市场等目标，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 拼多多将联合东莞市引入超过10000家优质东莞企业和品牌，打造面向平台6亿消费者的“东莞优品馆”，商品覆盖东莞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和丰富的产业带资源。同时，借助直播等新型数字化展销技术，双方将推动东莞制造的消费品全链条，在线上冲击1000亿年销售额的目标。 外向产能转内需市场 刚跻身万亿俱乐部的拼多多动作不断。4月26日，东莞市政府与拼多多达成全面战略合作，联合推出“东莞优品·直播嗨购”系列活动，推动东莞制造消费品冲击1000亿线上年销售额。 同时，通过技术研发、流量支持和数据倾斜等资源支持，加速“东莞制造”和“东莞智造”产品上行，打造贯通线上全链条消费品供应链的生态体系，推动东莞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东莞市副市长万卓培表示，“双方将携手打造好东莞优品馆，策划好品牌活动，培育好特色产业，树立好标杆企业，实现政府、平台、企业‘三赢’局面。双方将以今天的签约仪式为起点，不断推动合作登上新台阶。” 数据显示，2019年，东莞出口总值超过8600亿，是中国第三大外贸城市；电商层面，东莞市的全年电商交易额达到5000亿左右，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约400亿元。此次合作将结合东莞产业特点和拼多多平台优势，在后疫情时期，帮扶企业推动外向产能转内需市场，实现拓订单、稳产能、稳就业的目标。 自3月以来，拼多多以“产业带复工大联播”、线上“拼交会”等举措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将线上创新展销模式落地东莞，有力地帮助东莞市的服装产业带直连中国内需大市场。拼多多通过直播等展销形式，直接拉动大朗镇的毛织产业带各类产品累计成交额达1820万元，以及虎门镇女装职业套装产业带累计成交额超过1600万元。 目前，东莞市的制造业企业入驻数、累计订单量，以及成交额均位列拼多多平台的前列。东莞市辖各镇聚集的一批产业集群，比如女装名镇虎门、羊毛衫名镇大朗、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长安、家具专业镇厚街等，在拼多多上孵化出一批新品牌，吸引了众多的消费者。 “过去几十年，东莞家具企业的主流渠道是在线下开专卖店，或是依赖海外订单。今年我们遇到‘黑天鹅’疫情，现在的家具门店基本没有或者很少有客流，工厂复工复产又面临订单不足。”东莞名家具俱乐部理事长林炳辉表示，家具企业将借助“东莞优品·直播嗨购”活动，加速新渠道的拓展。 行业人士认为，拼多多三个合作市的共同特点是，均有很强的制造业实力。东莞是“世界制造业之都”，宁波是外贸大市，青岛有产业集群带，这些地方的制造企业和品牌，正面临转型的契机，与拼多多之间的合作可谓天时地利。 加强平台治理 除了加大补贴，力促内需之外，拼多多对于平台自身的建设，也加大了力度。 4月24日，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与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签署知识产权协作备忘录，将在知识产权注册申请服务、知识产权侵权第三方认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领域社会共治三大方面，围绕15项具体工作开展深层次协作。 在此之前，拼多多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该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平台全年研发费用高达38.7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247%，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平台治理和风控系统的持续升级。 “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治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拼多多联合创始人孙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成立以来，知识产权保护一直都是拼多多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的步伐更是越来越快。 目前，拼多多已经开通了在线、热线、舆论和政府投诉对接四大渠道，及时发现、核实及处理相关的侵权销售行为。通过多渠道拓宽维权路径，平台将维权端口进一步前移，力争在初发、萌芽阶段就解决侵权问题。 在一系列措施之下，GMV破万亿、平台用户近6亿成为拼多多年报里最显眼的数据。过去的一年，拼多多成交额10066亿元，与上一年的4716亿元相比，增幅达113%。 商家数量方面，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平台年活跃商家数超过510万，较上年同期的360万增长41.7%。 基于疫情期间“抗疫助农”等业务的展开，今年一季度，平台新增涉农商家超过27万，接近去年全年新增数量。此前，拼多多发布“2019年农产品上行发展报告”，宣布将继续以农产品上行为核心战略，未来5年内投入不低于500亿元支持农业农村“新基建”，助力农村地区打造100万家年销售额过百万元的店铺。 拼多多预计，今年一季度，平台包括国内外品牌、外贸企业、产业带集群企业等在内的新增商家数量，将迎来大幅增长。 团队规模上，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员工总数为5828人，较上年同期增长58%。2019年，拼多多研发费用为38.7亿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247%，平台研发费用占收入比重达12.8%。在持续创新的技术应用支撑下，2019年，拼多多人均创造GMV达1.73亿元。 拼多多在年报中表示，目前尚无法合理估算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平台发展前景的影响，为应对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企业做好了充足的现金储备。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拼多多持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共计410.6亿元，其中现金和现金等价物57.7亿元，短期投资352.9亿元。 3月底，部分长线投资人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购买拼多多新发行的11亿美元A类普通股，定增资金9日内完成到账。据相同口径的汇率推算，目前拼多多持有的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共计487.1亿元。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除了社交电商平台的属性之外，拼多多的补贴、营销政策是其各项数据增长的一大原因，将大量的广告费用直接让利消费者，能够用高性价比的商品吸引更多用户。疫情之下，补贴政策有望在大环境中持续刺激消费，进一步提升平台销售额。
本报记者 朱宝琛 在浙江湖州市织里镇开了一家小型童装厂的倪先生，最近朋友圈里发送的，基本上都是关于童装的图片。 这位80后的企业主，此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服装厂迟迟不能开工深感担忧。不过，现在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他的童装厂的生产也已经步入正轨。 “现在童装的出货量还行，跟去年差不多。”4月27日，倪先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业界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活，则社会经济活;中小企业兴，则社会经济兴。稳住中小企业，就是稳住经济的“半壁江山”。 倪先生的童装加工厂，可以看作是国内众多中小微企业的一个缩影：“元气”正在慢慢恢复。 可以佐证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日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部分云平台大数据监测显示，截至4月15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为84%。而两个月前这一数字尚不足30%。 “为稳定亿万家庭生计、稳住国内就业大局，国务院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预计未来会有一揽子的相关扶持政策陆续出台。”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他建议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合力效应。货币政策继续加大信贷力度，帮助更多的受困中小微企业“活下来”，稳定“基本盘”；财政政策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让能活下来的企业“活得更稳健”。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逐步落实落地，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加快，工业产品销售开始回暖，企业利润呈现一些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36.7%（2009年5月以来的次低值），前值-38.3%。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小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利润降幅不同程度收窄。 “可能与前期国家出台的定向扶持政策有关。”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国家已经陆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但政策落实尚需时间，产业链上下游需求的打通也需要行业合力。若后期全球需求持续性疲软，且供应链中断时间持续较长，企业资本支出和现金流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现金流压力将对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形成压制。 他同时表示，小微企业是“六个稳”与“六个保”的交集——“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宏观政策从结构上而言，应该更多向小微民营企业倾斜，短期内以纾困为主。 伍超明建议，要加快落实已出台的货币扶持政策，将资金尽快发放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手中，以解其燃眉之急，让更多人的企业“活下来”，加快企业复工复产。要加紧推出更大力度普惠性财政援助政策，如抗“疫”特别国债规模提高至2万亿元以上、狭义的赤字率提高至3.5%，保证普惠性财政援助的资金来源；直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提供补贴或资金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要加紧落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到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此外，建议鼓励部分中小微企业加快并购重组。这一方面可有效缓解处境艰难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防止企业破产清算、职工失业，且规模扩大后，企业融资渠道或明显拓宽，融资成本也有望进一步下降，企业抗风险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帮助其增强市场话语权、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编辑 上官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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