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吉林省迎来近十年上市“过会”企业最多佳绩。截至2020年12月15日，已实现4家企业通过证监会发审会或注册（以下简称过会），在东北三省中排第一（辽宁省3家，黑龙江省1家）。 其中：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来德）已于9月3日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大正元）于10月22日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12月4日取得证监会证券发行批文，将于12月24日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奥电气）于12月2日获得证监会注册，将于12月24日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汽车）于11月5日通过证监会发审会审核，将于近期进入证券发行程序。另外，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11月11日也通过深交所上市委审核，将于近期提交证监会进行注册。 奧来德、吉大正元、英利汽车、研奥电气的连续顺利过会，凸显了吉林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突出成果，将进一步激发吉林省资本市场活力，提振更多企业上市信心，带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主动对接资本市场。
作者|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24期 我国金融标准化建设成绩斐然 “十三五”时期，我国金融标准体系日益完善、实施效能明显增强、国际联动成果丰硕，为开展“十四五”时期金融标准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优化供给结构。“十三五”时期，我国共发布金融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122项，公开现行有效团体标准37项、企业标准4069项，适应新时代金融发展需要的新型标准体系逐步健全。国家标准夯实基础，金融工具分类、保险术语等国家标准有效服务金融管理需要。行业标准引领发展，金融行业标准从过去技术标准单一供给，成功转型为目前的“技术标准+业务标准”联合供给。团体标准蓬勃兴起，有关金融团体加强标准研制，为团体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企业标准开拓创新，在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的带动下，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果显著，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 坚持为民利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金融标准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消费者服务体验。网上银行系统、金融分布式账本、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等金融标准有效满足了特殊时期金融机构的线上服务创新需求。银行营业网点服务企业标准“领跑者”机构带头作为，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以国家标准为蓝本，迅速制定疫情期间业务办理指南、网点疫情防控等企业标准，高效安全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金融服务需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力实施国家标准，积极解决生僻字识别的难题，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金融服务的基本权益。 强化应用实施。标准支撑金融风险防控的作用明显增强。移动金融客户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数据安全分级、金融科技创新等标准为金融APP风险整改、新技术金融应用风险专项摸排提供了技术依据，支持监管部门开展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护，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和包容审慎的金融科技创新环境。标准辅助金融治理的价值逐步激发。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按照要求披露金融产品和服务所执行的标准，支持社会各界依据标准开展质量共治，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标准实施保障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品被纳入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体系，“标准+检测认证”实施模式进一步夯实，国家级金融科技测评认证中心顺利筹建，金融科技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 扩大双向开放。“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国际金融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国际标准“引进来”步伐加快。金融业通用报文方案、唯一交易识别码等国际标准转化有序推进。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实施成效显著，路线图和多项应用规则相继发布，我国企业持码量大幅提升，更好地满足了跨境贸易和交易需求。我国标准走出去取得突破。2020年9月，首个由我国专家召集制定的ISO金融服务标准《银行产品服务描述规范》正式发布，目前正在积极牵头编制移动支付、区块链、绿色金融等多项国际标准。“一带一路”标准交流持续深入，围绕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国家标准编制形成多语种外文版标准。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标准委、金融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农业银行、外汇交易中心、网联清算公司、数字货币研究所、跨境清算公司、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中证报价公司、蚂蚁集团、清华大学、金电公司等单位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充分肯定金融标准化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问题和不足，如金融标准建设整体上不均衡不充分、金融数据标准供给明显不足、金融标准专业研究机构缺位、金融标准人才短缺等，需要我们在未来工作谋划和实践中加以重视、切实解决。 强化金融标准化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为金融标准化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首先，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服务国内大循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为民利企”总体原则，构建适应新形势下金融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标准体系。一是要满足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充分发挥标准的基础作用，研制既有利于金融科技创新发展、又能满足金融治理需要的标准规范，支持构建高效可靠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充分发挥标准的桥梁作用，支持金融市场交易报告库等跨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治理的统一性和穿透性。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作用，以金融安全、消费者保护为重点，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细化成金融标准，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要满足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旺盛，金融数字化转型势头强劲，对数据融合和科技创新应用的需求十分迫切。支持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标准要靠前作为。一方面，加快研制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数据标准，推动金融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强化标准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金融应用中的引领作用，支持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三是要满足金融普惠服务的需要。在涉及消费者安全隐私和企业合法利益的领域，标准要筑牢底线，创造公平公正、安全放心的经营和消费环境。在创新金融产品供给、优化金融服务等涉及金融消费者体验的领域，标准要抬高标杆，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等促进社会公平的领域，标准要突出公益属性，支持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消除“数字鸿沟”，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智能化的数字金融服务。 其次，金融标准化工作要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标准是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是联通国际经贸活动、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世界各国对标准广泛重视，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积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一是增加参与主体和渠道，推动市场主体按需参与标准化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盈利或商业组织，多维度、多领域、多渠道参与金融国际标准治理。二是加强“引进来”走出去，更大范围采用国际先进适用标准，更大力度提升在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促进中外标准体系融合发展。三是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跟踪、参与、联动和共享机制，支持外资企业公平参与金融标准化活动，构建公平高效、开放透明的标准化生态。 构建金融标准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未来一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金融标准化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构建立足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强化顶层设计。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发布金融业标准化“十四五”规划，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精准把握国家战略、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在金融风险防控、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对标准化的重大需求，突出金融标准化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完善标准体系。厘清数字金融标准化需求，重点补齐金融数据安全、信息保护等涉及人民财产安全的基础通用类国家标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聚焦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强化监管科技、合规科技等规范指南类行业标准，以开放和包容方式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强化金融团体标准监督管理，规范金融团体标准有序发展，扩大先进适用团体标准供给；充分发挥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应，增强企业标准创新活力。 加强应用实施。强化标准在法律法规等制度执行中的作用，畅通监管规则援引金融标准的渠道。打通标准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形成标准实施激励机制，创造有利于金融机构知标准、用标准、守标准的良好氛围。持续做好“金融标准 为民利企”主题活动，总结重庆和浙江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成果经验，向长三角地区和成渝双城经济圈推广，进一步激发标准实施创新活力。重点开展金融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积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标准，主要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标杆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以大带小”促进全行业形成争当“领跑者”的良好氛围。 参与国际治理。坚持开放融合、互利共赢，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增强先进适用国际标准的转化，探索双多边国际互认形式和境内外机构联合研究机制，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一带一路”金融标准交流“朋友圈”，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完善金融标准国际化工作推进机制，以智库专家为抓手，加快国际标准化人才储备。 优化体制机制。推动制定金融标准化管理办法、金融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等制度。筹建金融标准化研究院，更好满足金融业对标准化服务的需求。推进所有金融行业标准统一发布工作。推动金融标准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持续开展金融标准化学科教育，促进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提升新时代金融标准化人才队伍水平。
我国普惠金融普遍存在成本高、风险大、服务不均衡、商业模式不可持续等问题，金融机构究竟该如何破局？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合作导师姜兆华认为，普惠金融发展“破局”，关键是打通“经络”。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三大“痛点”。世界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都在积极探索，寻求破局。无论是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模式，还是美国的社区银行模式，目前都没研制出一个世界范围普遍公认可以根治中小微企业融资痛点的“灵丹妙药”。 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普惠金融基础薄弱，起步较晚，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差万别。近年来，通过“下沉金融服务”，初步形成了以国有金融企业为主，民间资本为辅的融资渠道。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9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92%，较2019年12月份下降了0.96个百分点。 可以说，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由于我国地域、文化、经济差异明显的特征，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充分地矛盾也相对突出。 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看，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切肤”之痛，需要金融机构主导“唱大戏”，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以普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和扶贫攻坚的责任担当，自觉扛起振兴普惠金融的大旗。 一、突破三大“障碍”，增强免疫 普惠金融的发展首先要突破“不敢贷、不能贷、不愿贷”三大“障碍”，增强普惠金融的群体“免疫力”。 （一）突破“不敢贷”的心理障碍。小微企业贷款风险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银行给小微企业放贷款往常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慎之又慎。在基层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谁发放小微贷款多，谁的不良贷款往往就会比较多，被问责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扣奖金、罚绩效成为大概率，弄不好还可能丢了“官帽子”。尽职免责缺乏明晰条款，在基层分支机构往往就是一纸空文。实践中，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发生，总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瑕疵”或主客观“因素”，而这些都可能成为信贷审批人员没有完全尽职的问题，和被处理问责的依据。 （二）突破“不能贷”的政策障碍。“没有正规财务报表，没有充足抵押担保，没有规范公司治理”，这是小微企业融资的先天性“病理”，客观上增加了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技术难度。目前，商业银行推广的中小微信贷产品，大都围绕房产、土地等易于变现的抵质押物来创设的，纯粹基于信用担保的中小微信贷产品并不多。没有抵押物就不能贷款的“当铺”思维，在很多商业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仍然根深蒂固。现实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压根就没有抵押物，即使有也基本都抵押了，亲戚朋友能借的几乎借了遍，能押的也几乎全都押上了。中小微企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融资矛盾仍然是一个扯不清的“两张皮”。 （三）突破“不愿贷”的经营障碍。实事求是讲，给中小微企业贷款，很多金融机构内心是不情愿的，如果没有监管的考核指标“逼”着干，很多分支机构是不会主动干的。基层分支机构做小微企业贷款内生动力不足，普遍认为：做小微企业贷款费时间、耗人力、不赚钱、风险高，往往“赔本赚吆喝”，出力不讨好。很多人都算过一笔账：做100个10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不如做1个1亿元的国有大企业贷款赚钱来得快，也不如做100个100万元的个人按揭贷款收入来得更安全。如果单纯算银行效益账，做什么贷款可能都比做小微企业贷款划算。没有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没有成型的打法是普惠金融发展不起来的最大“困局”。 二、打通三大“经络”，活血化瘀 破解普惠金融发展困局，最关键的还是要打通“经络”，抓住数据、信用、场景三大融资要素，活血化瘀，疏通融资渠道。 （一）统一数据平台，打通信息“孤岛”经络。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哪？难在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工具了解到每个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目前，信息数据的重要性、安全性和应用性，受到各行各业的普遍重视，医疗卫生、机关学校、税务工商、金融机构等越来越多的行业主管单位都投入了巨资，搭建属于自己的个性化信息平台。但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本行业的个性化信息平台只是解决单一行业某个“点”上的行业应用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流和数据库。大数据的闭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数据平台分散、信息不共享，不仅仅是社会成本高低的问题，更是小微企业偿债能力强弱判断决策的问题。 （二）完善信用体系，打通抵押“当铺”经络。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目前我们的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以至于很多商业银行过度依赖抵质押物对小微企业贷款，这是商业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融资的最大“拦路虎”。因此，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体系建设，将是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精准“滴灌”的重要切口。 （三）发挥场景优势，打通融资“壁垒”经络。商业银行应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以支付场景为切入点，把核心企业上下游关联的小微企业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串联起来，把小微企业清算个人货款的支付端口的数据链接起来，通过供应链融资，降低核心企业财务成本，提高小微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打通小微企业融资“壁垒”。 三、激活三大“潜能”，强筋健骨 普惠金融发展模式能否长久持续下去，核心是提高金融科技的应用价值，激发“数据、系统、风控”三大核心“潜能”，形成普惠金融发展的独特优势。 （一）激活数据“潜能”，提升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通过金融科技对业务模式的解构与再造，商业银行已经实现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批量获客，精准画像，在操作程序上实现了线上自动审批、智能贷后监测，从而在技术层面解决了中小微企业“缺信用、缺信息、缺信任”的融资难问题。广大中小微企业可以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接入渠道更广阔、审批更便利的运营平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了新的破解之法。 （二）激活系统“潜能”，提升融资成本的可负担性。普惠金融金额小、笔数多、客户分布广、资质差别大的经营特点，决定了传统银行信贷审批、放贷边际成本高。金融科技可按照实体经济的经营逻辑，发挥大数据分析价值，激活系统“潜能”，跨周期、跨行业、跨地域筛选挖掘具有一定融资承受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实现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以此为基础开展的信贷业务，都是基于真实的生产和交易场景，既不需要实物资产抵押、也不需要担保圈互保，因此不会形成系统性风险。系统潜能的激活，既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又降低了银行的信贷成本，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融资贵的问题，是一个银企双方皆大欢喜的事情。 （三）激活风控“潜能”，提升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金融科技赋能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防控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可以从更多维度收集用户的非 结构信息、动态信息，可以更加精准地反映客户的财务状况和行为偏好。通过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定义用户的信用状况，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更加高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驱动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走向智能化和场景化，进一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慢的问题，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
中国肺炎疫情、美国流感、东非蝗灾、澳洲火灾，2020年初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提醒人类，灾难并不少见，它可能在下一刻就会降临。和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相比，普通中小企业抗风险的能力更弱，遇到一次“黑天鹅事件”，便可能元气大伤甚至破产“死亡”。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的调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85%的企业现金无法维持3个月以上，而怎样帮助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下“活下来”，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01疫情之下，现金为王如果摊开一个企业的账本，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支出主要分为两块：人力支出，包括员工的工资、社保和公积金，这部分的支出占小微企业支出的比例会达到50%-60%；租赁成本，例如场地、设备、办公用品等等，这部分的支出也可以达到总支出的20%-40%。面对企业的实际负担，近日，人社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研究制定了《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明确了免、减、缓三项措施。蚂蚁金服区块链专家梁蓉认为，国家出台的政策非常止渴，但是就现阶段而言，小微经营主体的法人数量占国家法人经营主体的99%以上，又因为一些实际的考量，部分小微企业仍然面临非常大的困扰。“所以，从我们看到的小微企业账面上的现金流，能够抗住人力支出和租赁支出这两块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西贝的老总会有那样的结论。”成都中科大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大旗”）副总经理杨陈说到， “应对此次危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抗击打能力，而抗击打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现金。”中科大旗是一家深耕于旅游业的科技企业，主要为全国景区酒店开发智慧系统，年销售超亿元，是数字文旅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在它背后，有全国数百家小型厂商源源不断的提供硬件设备支持。疫情发生之后，旅游行业首当其冲。中科大旗很快便感受到景区客户的业务数据呈现“断崖式下跌”，在中科大旗的网络交易系统上显示，以往使用它产品的景区在假日期间能达到很大的业务交易量，而今年基本等于零。“原来春节黄金周光交易都要做到上亿，今年大家坚持了几天吧，就全面关停了，交易量跌至百万。”大年三十，在四川文旅厅值班的杨陈说。营收暂时归零并不是最可怕的，人们都知道当疫情过后，旅游业的业务数据一定会有爆发式的增长，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手握足够的资金熬过这个“冬天”。如果中科大旗下游的景区现金流崩溃，将影响到未来旅游旺季的营业额，最终会影响到中科大旗的产品销售；若中科大旗上游的数百家中小企业熬不过去，等到疫情过去，没有它们的设备支持，中科大旗等核心企业也很难快速的恢复到当初的水平。产业链上共生死，中科大旗以及上下游的中小企业都需要足够的现金度过这次危机。面对这个问题，杨陈说道，“疫情未发生时，景区只要开门营业，有门票收入就会有很多银行提供授信（贷款等）服务。但是一旦遇到这么大的疫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就有可能降低，这意味着它们将没有充足的现金支持。”02供应链金融成为“保命符”就像疫情下，人们需要足够的口罩，中小企业若能拿到足够多的银行授信额度，将成为他们在危机下的一张十分重要的“保命符”。供应链金融成为这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的希望。据工信部统计，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达到3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90%以上，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可以说，中小企业撑起了我国经济的半边天。在整个经济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银行一般会为信用良好的中小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可以满足这些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短期（临时性、季节性）资金需求。但当疫情等“黑天鹅事件”发生，考虑到中小企业资产匮乏、财报不规范、经营数据不完整等因素，银行更愿意对像中科大旗这样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提供帮助。酒类垂直电商1919董秘晋青海深有同感。因为1919也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起来，对整个的产业链上面的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非常理解。“银行也希望为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但是苦于几点：第一，银行的风控管理体制；第二、银行的服务效率；第三、银行的管理要求。这几点导致很多小微企业很难满足银行的要求。”但是银行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蚂蚁金服区块链专家郑浩表示，流动资金贷款对于银行，风险等级很高，而供应链金融相比流动资金贷款，增加了贸易背景（比如中科大旗等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业务流水）进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掌握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来判断这些贷款是否能收回。通过供应链金融，核心企业（比如中科大旗）的征信被释放出来，匀给这个产业链上的配套企业。只要这些“配套”的中小企业有真实的订单，有应收应付的款项，就能证明它们的信用等级，核心企业可以为它们授信，当核心企业也流转不开时，银行还可以发放贷款。当然，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仍然还未建立。虽然供应链融资能有效规避单一企业的信用风险，但却不能完全消除信用风险。而区块链的出现，正是解决“信任”问题最好的办法之一。供应链金融+区块链，为这些多方参与者提供了更安全、透明的解决方案，给人们留下的“空间”似乎变得更大。03“双链通”模式下的小微企业蚂蚁金服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2019年8月，蚂蚁金服和成都银行合作，用区块链技术改造传统的供应链金融，开创了“双链通”模式。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协作网络——蚂蚁区块链“双链通”全面升级开放，这一模式已在成都率先跑通。在“双链通”的创新模式下，核心企业“上链”后，买方的真实交易背景连同付款承诺生成一笔笔应收凭证，由卖方认领后，成为了可流转、可融资的资产。银行通览供应链上的信息，知道订单最终供应到哪家大型企业的产品线，知道借的钱将流向主营业务的正常供给，也知道你有偿还能力。贷款风险变得更加可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就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目前，已有超过3万家企业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融资服务。简单解释一下蚂蚁金服的“双链通”模式：链路上核心企业产生的付款，由核心企业来签发付款凭证，如果小微企业手里有付款凭证，就可以向“链上”的合作银行在线申请贷款。而且，小微企业不需要跑柜台去完成各种手续，而是全部线上化，最快可以达到秒级放款。这些小微经营者，只要根据双链通的产品要求注册“上链”后，拿着核心企业的凭证就可以在授信额度内找银行贴现。与此同时，贴现也非常灵活。梁蓉说到，“如果凭证的面值是100块钱，但是他只需要用一块钱，也完全没问题。所以，对小微经营者的金额小但非常高频的需求，能够完美匹配。”中科大旗是“双链通”上的一员。在交易的过程中，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性使得银行和中科大旗都可以十分明确的掌握旅游景区线上交易的一些情况和流水。而中科大旗在上“链”这个过程中也受益颇多，在疫情下不仅帮助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共抗危机，还变相做到了资产穿透，向上可以核查投资者，向下可以识别合作的配套企业，使得自身的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郑浩表示，中科大旗这种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不仅“欠条”能帮小企业拿到贷款，还能盘活整个链条上的资金需求、融资需求和信用资产，“是区块链上的重要节点，供应链上的中流砥柱。”1919是另一家受惠于“双链通”的企业。2014年在新三板挂牌的1919，当年的门店只有70家，应收账款只有3亿多。2018年，1919的应收账款达到了38亿。1919董秘晋青海表示，目前，1919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线上以“1919吃喝app”为核心，线下布局全国500多个城市和1900多家门店，全国注册会员用户有1200多万。以1919为例，其上游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包括了茅台、五粮液、洋河、国窖以及众多的国外酒类品牌。对于这些顶级企业，传统的银行会将酒厂作为核心、酒厂的经销商作为N，实现“1+N”仓单的收取方式。但是，酒类行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现款交易，对资金流的流通要求非常高。把产品供应到1919的平台上之后，酒类龙头企业希望快速周转、回笼资金。但是从春节开始，受疫情的影响，1919的1900多家门店有1/3开不了业。即使已经开业的线下门店，也会受到比较严格的管控。从去年开始，1919就与双链通进行合作。在春节过后，1919已经给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提供了接近一亿的资金流量。晋青海说到，“上游的一线酒厂拥有大量资金，他们也希望参与到酒类流通的供应链金融当中。我觉得，从整个双链通的模式来说，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风控模型、性能体系，以核心企业为主整个产业进行赋能。”如果说，中科大旗和1919仍算是规模较大的企业的话，那么蔡世蓉的店算的上是真正的小微企业。蔡世蓉是成都百脑汇经营配件店的个体户，由于货源和资金都不足，目前只好卖些存货。销售直线下降，但人员开支、房租、税金等成本都不降，据估计第一季度的营收入将近“腰斩”。但蔡世蓉非常淡定，因为注册资本只有30元的成都百脑汇“冠勇专卖店”，已经和注册资本超过2000万的中科大旗一起在蚂蚁双链通上完成融资，她的手里攥着中科大旗50万的“欠条”。因为同在一条区块链上，即使对方“业务出现问题”，也不怕拿不到回款。如果遇到疫情等不可抗力，对方实在周转困难，区块链还为蔡老板们提供了一个“托底方案”——可以凭借“欠条”，也就是应收账款，向银行申请贷款。“双链通”真正做到了对小微企业的扶持。04渡过难关，等风来虽然疫情还未达到拐点，但供应链金融提高企业抵抗”黑天鹅事件“风险的能力受到了政府部门以及各大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利用区块链技术，供应链金融这一融资模式将被大大激活，信贷可得性、融资覆盖面会大幅度提升。目前，蚂蚁“双链通”已经服务了全国超过3万家中小企业，主流银行还在陆续“上链”。梁蓉说到，“我们注意到了小微企业这种经营困难的状况，对一些特殊的行业、特殊的企业进行了一些费用的减免或者优惠，也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和供应链金融的结合帮助这些因为疫情，资金暂时有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
李奇霖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还在继续恢复中。工业增加值同比高位回升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从1.8%提高到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4.3%提高到5.0%。结合11月官方制造业PMI来看，当前经济处在主动补库存阶段。我们这篇文章聚焦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上。重点分析这个平时不太受关注的指标，原因有三：一是它前11个月累计同比增长0.2%，今年首次转正；二是它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比较强的同步性，分析民间投资有助于判断制造业投资的趋势；三是相比于房地产和基建，民间投资受政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它更多是企业自主行为。增速转正意味着疫情对民营企业预期的扰动，快消退殆尽了。严格从定义上看，民间投资和平时所理解的有点不太一样。很多人习惯上把民间投资等同于民营企业的投资，但实际上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类看，除了纯民间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外，民间投资还包括工商登记注册为混合经济成分中，由集体、私营、个人控股的投资主体单位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简单来说，就是民间投资除了民营企业的投资外，还包括了少量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投资。不过这部分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了，占全部民间投资的比例也低于10%，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有限。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是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一群主体。它们在做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时，除了看当下的订单需求和盈利情况外，还要看未来的盈利预期。通常只有当未来的预期收入，能够覆盖投资成本，也就是能够赚到钱时，民营企业才会主动扩大投资。推动民间投资累计增速转正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最重要的肯定是订单恢复。如果没订单，现有产能都还有不少闲置的，企业是没有动力去扩大投资的。目前国内需求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外需也一次次地超预期，企业加大马力生产。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已连续3个月高于7%，而且高于整体的工业增加值同比，也要比疫情前的水平要高。订单多了，生产强了，企业有动力去扩大投资。相比于内需恢复，出口强劲对民间投资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国内需求里，固定资产投资恢复的速度，要比消费快得多，结果是工业品涨价压力明显大于消费品。中上游的工业品生产企业，以国企为主，因此内需恢复对国企需求的拉动可能更大。而出口强势，让民营企业更受益。支撑今年中国出口的一股重要力量是海外需求缺口，尤其是消费品的缺口，消费品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主要是民企在生产。因此，出口回升，让民企订单恢复得更快。这在数据上也有体现。海关总署把出口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其他性质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今年5月以来，其他性质企业的出口表现，要远好于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它9月和10月的增速都在20%以上。历史数据显示，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回升，不一定能够带动民间投资增速向上，但民间投资增速向上的时期，都有先出现制造业企业家信心指数的回升。出口强势，不光给民营企业带来眼前的订单，还能改善它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在判断未来的时候，很容易套用亲身经验。一季度疫情主要在国内，采取了严厉的物理隔离措施，国内需求断崖式下滑。海外疫情爆发初期，出口企业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认为海外需求会和国内一样冻结，有些企业返工后又停工。但实际情况是，疫情在海外失控，现在都没有出现拐点。欧美大放水，它们消费受到的冲击比生产小，库存去化，通胀预期升温。新兴市场国家忙于抗疫，也满足不了缺口，出口份额向中国转移。一些出口企业手里的订单，生产计划都排到2021年年中了。这自然会改善它们对未来的预期，以及扩大资本开支的意愿。我们看到，今年制造业的贷款需求指数首次超过基础设施业，最近几个月的M1同比也快速回升，存款活期化，为资本开支提供资金支持。在今年信用环境整体宽松的基础上，政策还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制造业企业以民企为主，中小企业基本都是民企。根据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今年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为30.5%，连续11个月回升；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6%，近7个月增速连创有统计以来新高。订单回升、预期好转，加上信贷政策的重点支持，民间投资将继续修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将是下一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但后续制造业企业通过技改提高生产率的概率要更高一些，因为前几年产能过剩的教训太惨痛了，而且人力成本和原料价格的刚性成本压力还在，通过技改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还可以降低成本，更可能被企业接受。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大增，侧面也反映了技改在加快。民间投资增速转正，加之出口强势，能够带动就业，这又会向消费传导。民间投资、出口和消费，都是经济内生性的动能，这些经济内生性力量强了之后，对房地产和基建这两条老路的依赖就少了，地产调控和地方债务监管有可能会进一步收紧，需要关注土地产业链的风险。（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自从中国开始建立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拥抱市场机制，并积极接纳全球最佳实践以后， 中国经济便迈入了腾飞阶段。如今，中国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中国在2013年跃居全球第一大商品贸易国，拥有110家《 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与美国的数量相当）,而且无论作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目的国还是对外投资来源国，中国都已跻身全球前两位。然而，中国经济尚未实现与世界的全方位融合。中国企业的绝大部分营收仍然来自本国市场。国际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时，依然要面对运营与监管方面冗杂的掣肘因素。尽管中国蓬勃的数字经济产生了海量数据，但跨境数据流的规模仍然较为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全球其他经济体受益良多——消费者得以享受中国出口的低价商品，跨国企业也从迅猛扩张、活力四射的中国市场中捕获了新的增长来源。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要付出某些代价，首先便是中等收入就业岗位的流失，这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世界各国也随之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于是，贸易争端时常见诸媒体头条，技术流动面临新规审查，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地缘政治局势越发紧张。经过了若干年的深化合作之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是否将逐步走向弱化？我们是否会见证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已达到顶峰？反之，如果双方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将催生哪些机会？将对双方带来多少经济价值？在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中企业又该如何自处？本报告分为6章，首先我们将从8个维度审视中国经济与世界融合的现状（第一章），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依存度的变化，并根据具体行业和国家展开详细分析（第二章）。随后将针对技术领域（第三章）以及消费市场（第四章）展开详细分析——技术创新是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关键，中国也不例外；而消费市场更是中国乃至全球目前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价值的变动。最后，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探索企业高管面对这种变化应如何调整经营方式。本研究的基础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早先对于全球价值链变动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中“新中国效应”正驱动全球需求增长及提升行业成熟度的研究。正文：虽然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中国经济尚未全方位实现与世界融合。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名义GDP总量来计算，中国 在2018年已达到美国的66%,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MGI连接指数"根 据商品、服务、金融、人员和数据流动情况对各个经济体的参与度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中国 2017年的连接程度位居全球第9。2018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6%。然而，中国经济存在进一步与世界融合的空间。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程度，我们从8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与世界融合的程度（见图1）。贸易。在全球贸易舞台上，中国既是重要的供应方，也是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在2009年成为 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3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7年的11.4%。我们分析了18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3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是中国，65个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是中国。但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差异较大。中国对某些地区（尤其是邻国）和行业的影响偏高，尤其是那些技术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整合的地区，以及将中国视作关键市场的资源出口行业。2017年， 中国以 2270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相当于2005年的三倍；同年，中国 的服务进口额高达468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大服务进口国。不过，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 全球份额尚不及商品贸易——2017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为6.4%,约为商品 贸易占比的一半。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的增速快60%。企业。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企业总数从10167家增长到37164家，大约保持着16%的年增速。其中一些已成长为全球性企业。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中有110家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接近美国的126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2014-2016年间，经济利润排名全球前1%的企业当中有10%是中国企业，而1995-1997年间这一比例尚不足1%。虽然这些企业在中国境外的营收有所增长，但即使是其中的一些全球性企业，其海外营收的比例仍不足20%。相比之下,标普500企业的平均海外营收比例则高达44%。另外，2018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100强中仅有一家中国企业。资本。2015-2017年间，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也是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然而中国距离金融体系全球化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2018年，外资在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在债券市场中为2%，在股票市场中约为6%。另外，中国2017年 的资本流动输入和输出总额（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贷款、债券、股权和准备金）仅相当于美国的30%左右。人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人员流动（也即留学生和游客的流动）正在快速增长。中国现已成 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和游客来源地（留学生总计60.84万人，为2000年的16倍；2018年中国出境游达到近 1.5亿人次，为2000年的14倍） 。相比之下， 2017年来华留学和旅游的人数分别仅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3%和全球出境游人次的4%。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一直高度集中，仅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国就吸引了约60%的中国留学生。2017年，约一半的中国公民的出游目的地在大中华范围内，另有29%的游客会前往亚洲其他地方。移民流动的规模一直很小。1990-2017年间，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8%，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0.2%。技术。近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大幅增长。国内研发开支从2000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 2018年的2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中国仍需要进 口，例如半导体和光学设备。此外中国也需要海外知识产权的引进。2017年中国的知识产权 进口额为290亿美元，而知识产权出口额仅为50亿美元左右（ 为进口额的17%）。与中国签 订技术进口合同的国家的地域集中度非常高，逾一半的海外研发采购金额集中流向三个国 家——美国（31%） 、日本（ 21%）、德国（10%）。数据。中国拥有超过8亿名网民，规模全球居首，虽然近年来跨境数据流有所增长，但总体规模依然有限。中国的宽带数据流动总量位居全球第八，仅为美国的20%，考虑到中国庞大 的数字经济体量，这个流动规模可谓小之又小。环境影响。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如今已占到全球年排放总量的 28%（ 虽然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已下降很多）。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开发可再生能源，2017 年在这一领域共计投入了约1270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的45%，相当于美国或欧洲（ 均为410亿美元）的3倍。中国之所以努力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是为了履行签署 《 巴黎协定》 时的承诺，即在2005-2020年间将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该目标已于 2017年底达成），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的各项问题（包括空气质量问题）[4]。根据世界银行的 数据，2016年中国的PM2.5浓度中值（一项空气污染指标）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 3.7倍。文化。中国为了向世界发扬本国文化而投入了大笔资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0年的298所增加到了2017年的548所。近年来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文化娱乐产业提供融资，辅之以有竞争力的制作设施，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影片来华拍摄：2017年全球票房前50强的电影中，有12%的影片至少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分内容，而2010年仅有 2%。不过，尽管投资甚巨，但中国尚未对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文化产生显著影响。仅举一例：中国电视剧的出口额仅为韩国的 1/3 ，而中国十大顶尖音乐人在全球领先的一个流媒体平台上的 订阅总量仅为韩国十大顶尖艺人的3%。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我们从贸易、资本和技术方面审视了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之后发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在上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上述8大维度中选取了贸易、技术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对中国与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进行了分析。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这三方面均有 所提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有所降低（见图2）。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了 “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旨在通过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衡量这些经济流动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研究显示， 2000-2017年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 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则在2007年达到0.9的最高点，到 2017年则下降到0.6。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2015 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中国国内消费占GDP增长总额的比例超过60%。2017-2018年间，中国约有76%的GDP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GDP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在2008 年，中国的净贸易顺差还占到GDP的8%,但到2018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3%左右，低于德国或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净贸易顺差占GDP的5%?8%）。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这些显著变化不但左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彼此依存的态势。中国对世界经济依存度的下降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相比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提高的空间。在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统计数据，自从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平均关税税率已从2000年的16%降至2009年的约9%。但2017年的平均税率却上升到了 10.6%（需要注意的是，税率水平在2018年宣布新一轮关税下调后或将再一次降至7.5%）。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2017年的平均关税仅为3%~4%左右。此外，资本方面的壁垒始终存在。虽然经合组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为中国评定的指数已经从 0.74下降到了0.39，但仍然远高于0.08的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在此需要指出：该指数可能并未考虑到中国最近为减少监管限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上升，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市场、供应方和资本提供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目前中国在全球家庭消 费中的占比仅为10%,但在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另外，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甚至更高） 。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15-2017年间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和目的地。但我们对 73个经济体和20个行业的分析显示，不同地区和行业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存在较大差异。地理位置邻近中国、资源贸易占比较高，并且参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最高我们从国家层面研究了各个经济体对中国的进口（国内产值出口到中国的比例） 、出口（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占国内消费总额的比例）和资本（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例）的依存度。自2007年以来，在我们研究的73个经济体中，有69个经济体的国内产值相对于中国的进口的依存度上升；有72个经济体的国内消费相对于中国出口的依存度上升；还有58个经济体 的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上升（见图3）。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的联系因区域供应链而愈加紧密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那些对华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它们往往通过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对华贸易在国内产值中占比很高。例如新加坡的对华贸易额（包括进口和出口）几乎占到了国内产值的30%。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全球价值链呈现出区域化属性加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的态势。2013-2017年间，区域间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增加了2.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显著，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其中一些经济体对中国资本的依存度也同样明显。举例而言，2013-2017年间， 马来西亚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6%；在新加坡则为5%。资源丰富的国家更依赖中国的需求对外出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显著依赖中国的需求。以南非 为例，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其国内总产值的15%，而2003-2007年间这一比率仅为2%。与之相似，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先前这一比率仅为4%。仅铁矿石出口一 项就占到了澳大利亚对华总出口的48%（矿产和金属共计占到出口总额的84%） ，澳大利亚采掘业21%的产出都流向了中国。一些新兴经济体和体量较小的成熟经济体也高度依赖中国的投资举例而言，2013-2017 年间，埃及从中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其国内投资总额的13%，巴基斯坦则为8%。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不只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其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来源和第三大国外援助来源。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非洲的房地产、能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相比之下，大型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较低从国内经济体量的角度考虑，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相对较低。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另外，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不同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各不相同我们择取了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综合分析了全球各国对中国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依存度 （见图4）。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研究主要涵盖的是基础产业和制造业，而非服务业，这是因为基础产业和制造业的贸易属性更强，可用数据更多。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极为庞大，几乎所有行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存于中国：在20个行业当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中占比超过20%。此外，中国在全球服务消 费中的占比也在上升。这说明对于寻找增长来源的企业而言，中国市场的机会不容忽视。我们根据贸易依存度的不同，将行业归纳为5个类别：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些深度整合的贸易领域当中， 中国的角色既是供应方，也是市场。总体上，这些领域的贸易属性通常很强。中国在这些领域 的高占比反映出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贸易——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产出占比也很可观，全球份额高达38%~42%。对于贸易属性极高的轻工制造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全球各国高度依赖中国的产出。某些行业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厂”，生动地表明了全球各国对中国生产的依存度。中国在全球轻工 制造领域（例如纺织和服装）的份额甚至高达52%。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各国也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出口：中国占据了全球纺织和服装出口的40%，家具出口的26%。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不断取得进展，全球上游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均有所提高。那些为进一步加工提供原材料的行业都要依赖中国的进口。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大幅提升了对原材 料和中间品（用于加工成最终商品）的需求，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升了中国的整体商品需求。2003-2007年间，中国贡献了全球采掘业进口额的7%，在2013-2017年间这一比例更升高到21%。在另一些全球贸易属性较强的行业中，中国并不是主要参与者。在一些着重于服务快速增长的本地需求、且有本地成分要求的行业，因此尽管这些行业的贸易强度很高，但并不太依赖中国。以制药行业为例，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药品出口的4%、全球进口的3%。同样，虽然 汽车领域的贸易强度较高，但中国的贸易额仅占全球出口的3%、全球进口的7%。不过，这些行业在中国都有相当庞大的需求，因此对于想要涉足这些行业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市场。没有加入全球贸易的行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往往较低。我们把5个贸易强度占总产出的比例较 低的行业归为“本地自产自销”的一类。尽管贸易强度相对较低，但中国仍在其中一些行业占据了很大份额。举例而言，中国的金属制造行业占据了全球出口的23%，农产品行业则占据了全球进口的18%。中国已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全球大国，并在很多技术领域跃居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根据2017年的统计，中国的手机销量占到全球销量的40%，电动车销量占到64%，半导体消费占到46%。中国市场已经为很多高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 的增长机遇。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MSCI）的统计，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有14%的营收来自中国。在数字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普及的时代，持续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链是最复杂的价值链之一，尤其需要各方通力协作，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其中，并占据了相当大的全球进出口份额。以集成电路和光学设备领域为例，中国的进口额高达国内产值的5倍。在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如何演变时，技术可谓是一个核心关注点。由于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国外的技术流动，所以为了促进本土创新并提高生产率，中国需要保持甚至加强获取技术的力度。全球各国也对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越发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一些国家出台了新的法规，对获取外国技术的中国投资展开更密切的审查。人们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技术链是否会 脱离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国政府针对技术领域本土化所提出的目标。根据《中国制造2025》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政府重点发展的23个子领域中的11个领域，国家提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 份额的期望值为40%~90%。中国在各个行业都在发展本土价值链。中国内需的增长以及国内价值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期全球范围内贸易强度的下降。中国正在消费更多其生产的产品。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技术市场似乎都呈现出本地化的趋势，只是不同行业程度各异。在光伏面板、高铁、数字支付系统和电动汽车这些行业，中国企业在本土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90%。而在半导体和飞机制造等行业中，中国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都很小，而且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对此次研究的大多数价值链而言，中国仍有很大的全球化潜力。若论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在海外光伏面板市场占据了高达50%的份额；若论全球化程度不足的行业，中国在飞机制造行业的市场份额尚不及1%（见图5）。为了衡量中国与世界在技术链上的融合程度，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11个领域择取了81项技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对其中超过90%的技术均采用了全球标准（见图6）。至于中国标准与全球标准相左的少数几项技术领域，都可以用经济动因加以解释。以聚氯乙烯（PVC）制造业为例，中国采用的煤基工艺在成本上低于国际上更普遍的乙烯基工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中国的本土厂商有能力生产60%~80%的技术，这意味着仍然有至少20%~40%的技术需要跨国企业输入。此外，我们对同类标准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供应商可以在40%~60%的技术研究中实现与国际供应商同等或更好的效果。在一些尚未确立全球标准的新兴技术领域（例如5G、人工智能和量予计算），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便在这些领域，中国也从设备进口、人才引进和国外投资中获益良多，而且今后还将继续使用这些资源。全球各国的经验均表明，一个国家若想向技术链的上游挺进，必须具备四大要素：（1）大规模投入资金；（ 2）拥有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渠道；（ 3）进入庞大的市场；（4）推行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有效制度。日本（ 汽车） 、韩国（半导体）和中国（高铁和液晶显示器）曾经的技术飞跃无不表明上述四大要素对于科技发展和创新不可或缺。举例而言，中国的高铁行业便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中国政府从2004年以来持续投入巨资完成了2万公里铁路建设。中国也与全球4家领先的老牌高铁企业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总里程数占全球 65%。由于高铁被中国列为国家重点产业，企业高管和工程师都明白任务的紧迫性，因此能够高效调动资源，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针对中国的运行环境开发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大规模部署。我们从以上四大要素入手，对中国的技术行业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第一个（投资规模）和第三个（市场）要素上拥有极大优势。中国不但有能力提供充沛的科研资金，也拥有足够 的市场空间来推动技术的商业化。因此，中国向技术链上游挺进的关键点就落在了第二和第四个要素上，也即积极开发和收购核心知识技术，以及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以确保其生态系统具有足够的竞争活力来促进创新。对这两个要素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加强资本、知识、人才流动都可以加快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速度。我们分析了中国在3个全球技术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评估了全球技术链继续整合将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何种影响：电动汽车：这个行业在中国发展得十分繁荣，并且显现出全球整合的趋势。2011-2017 年 间，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实现了超过90%的年增速，主要动力来自大举投资和政府支持。但只有国内生产的汽车才能享受政府补贴。2017年，中国本土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厂 商）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国际市场中占比却不足5%。虽然本土OEM厂商 更依赖于国内市场，但中国也从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获益良多。中国的多数电子器件和电路元件都是从欧洲、日本和美国进口的。从产品质量上看，中国制造商在某些领域相对落后，例如中国顶尖电池制造商生产的电池产品在能量密度上要比日本顶尖企业低 30%~40%。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国内电动汽车行业竞争力的计划，对企业的补贴预计持续到 2020年；对合资企业的限制也在放松，为跨国企业打开了新的机会。机器人：虽然国内生产商在该行业的某些子领域中崭露头角，但中国一直在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优势来获取核心零部件和高端产品解决方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占全球工业机器人总销量的36%。从整体上看，外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了逾50%的份额，但中国 本土企业也在逐步取得进展，尤其是在规模较小、复杂度较低的应用领域。中国的OEM厂商目前在点胶、堆垛塑料成型和金属铸造机器人领域获得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在焊接及物料处理机器人领域仅占据约10%的份额。具体到伺服马达、减速齿轮、控制系统等需 要顶尖技术才能生产的核心组件，中国仍然要依靠在国内设厂的外企或者从国外直接进口。半导体：中国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技术链的整合。半导体已成为中国的战略性产业，获得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和投资，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2018年的集成电路进口额甚至超过了原油。中国的集成设备制造和装备行业的全球化程度极低，但在无芯片制造设计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全球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1%增加到2017年的15%。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计划，希望国内80%的半导体需求到2030年可以由国内企业来供应（包括在华外企），相比2016年的33%实现大幅提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有助于中国加速这一进程。遵守全球标准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的全球知识和技术，便于相关资本、知识和人才的流入。全球价值链整合还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创造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这一过程也将惠及全球其他国家——首先便是获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同时，全球整合也会催生全新的创新合作机会。举例而言：随着硅基半导体芯片逐步逼近“摩尔定律”预测的性能极限，石墨烯和氮化镣等新材料的涌现以及3D和光电予等设计方式的创新都会为全球合作打开新的天地。中国快速扩张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重要机会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扩张中变得更加自信、富裕、更加乐于尝试新鲜事物，从而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纽带。消费市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国际企业创造了巨大机 会。到2030年， 58%的中国家庭有望跻身“大众富裕”或以上阶层，这一比例将超过韩国目前的 55%。中国城镇消费者的支出水平正在向世界其他国家靠拢。中国城镇消费者用于可支配性支 出的收入也在增多。食品支出在中国家庭总消费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0%降低到了2017年的 25%，已经与发达国家如今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无几——日本为26%，韩国为29%，美国为17%。在华外企将可能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中国消费市场已经与全球高度整合。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逐步降低了外企在华运营的门槛，并从2004年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国内所有市场经营零售业务。中国还开放了分销领域，允许外资分销企业申请全国性牌照。因此，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相当可观。我们分析了十大消费领域的30种顶尖品牌，发现2017年在华外企的平均市场渗透率为40%，在美国这一比例仅为26%。某些行业的渗透率甚至更高，例如在美妆和个人护理领域中跨国企业的渗透率高达73%（见图7）。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和品牌的发展也被带动起来。在我们研究的30个消费品类当中，外国品牌在其中11个品类中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在这些品类当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质量和营收业绩已经可与外企相媲美，其中有些企业已经开始走向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尤其是高端领域）曾经由美韩两国的生产商所主导，但现在中国手机品牌已经逐步 出口东南亚、非洲和欧洲。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中国智能手机在非洲大陆、印度和 马来西亚的市场份额超过30%。中国的移动游戏产业在2016-2018年间增长了250%，《王者荣耀》和《终结者2：审判日》等不少国产游戏已经出口海外。我们要着重指出以下两个可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巨大商机的趋势：中国消费者期待拥有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选择。随着收入的增长，中国消费者渴望拥有更多选择。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很流行，但我们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广泛的消费 升级。麦肯锡2018年全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整体处于消费升级状态，而全球另外10个顶尖经济体的平均比例为17%。某些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对国内品牌有所不满，部分原因在于产品质量不佳，而且选择较少——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均如此。不过，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便于中国消费者获取海外商品的渠道，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5-2017年间，中国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110亿元人民 币(约合170亿美元)。我们预计，服务将成为下一个在竞争中精益求精的领域。中国的服务行业仍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一些高收入居民因为对国内服务的品质怀有担忧，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国外的服务。虽然政府已经实施了一些针对向外资开放服务行业的举措，但外资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增加境外消费。中国的人员流动逐渐加大(尤其是学生和游客)，让目的地国家的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商机。中国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地，中国公民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出游消费分别相对于两国国内个人消费的7%~9%。中国留学生也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澳大利亚2017年对华教育出口额高达100亿澳元(这还不包括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各国企业不妨积极适应中国公民的习惯和 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以充分把握上述趋势带来的商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变动中国与世界似乎都在重新审视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全球化的意外后果以及利益分配不均的问 题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高度关注的话题，在美国，还有人担心“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导致了制造业岗位的流失。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酝酿出台法规来加强对外商投资交易的审核——当所涉技术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时尤为如此。这些情况都预示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正在减弱，但彼此脱离并非不可避免。我们着重择取了5项可能导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的发展趋势，并模拟了这些趋势可能引发的价值创造或流失。这5项发展趋势是：(1) 成为进口目的地；( 2) 服务业的开放；( 3) 金融市场全球化；( 4) 协作解决全球议题；( 5) 技术和创新的流动。我们使用麦肯锡全球增长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并利用外部研究对结果进行了调整，最终发现：如果上述5项趋势均向加强联系发展，则中国和世界到2040年有望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减弱联系则可能令巨大的经济价值面临风险。这种价值绝大部分都表现为对GDP的影响，其余 则表现为其他价值形式，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选择不同，将导致社会成本出现或升或降 的分化。到2040年，可能受到影响的总价值或将达到22?37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GDP的 15%~26% (见图8) 。只要这种经济联系发生变化，无论是加强还是减弱，总会有一些利益相关方得益或受损。例如，东南亚国家也许会因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而受益，因为其他国家对它们的出口需求将会 增加；而假如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那么中国某些行业的劳动者和企业必将经历阵痛，因为政府将加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力度。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估算相关价值，我们在模拟时设 定了一组具体的条件和假设，所以这些估算结果不应被视作对未来的预测。例如，在所设定情景下，我们假定了各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会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技术交流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我们在模拟研究中排除了几个因素，包括与政治议程和军事干预相关的风险。本模拟研究侧重于长期影响。我们并不是在试图预测当前关于贸易和关税辩论的结果。中国可能成为新兴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出口目的地；但如果联系减弱，全球贸易流动将会收缩。根据各方的一致预测，中国从当下到2030年这段时间的消费增长可能将高达约6万亿 美元，相当于美国与西欧的总和，是印度与整个东盟国家的约两倍。中国可以通过进口更多 优质商品来满足中产阶级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期望，同时刺激国内消费。世界其他国家也将从中获益。在将发展重心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以后，中国会从新兴经济体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更多优质商品，从而帮助其他经济体创造更多就业。然而，假如全球联系减弱，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导致长期关税升高、全球贸易额收缩、生产率降低；发达市场的消费品价格可能上涨。在中国，贸易收缩或将导致制造业岗位供给过剩。模拟结果显示，与贸易相关的经济价值可能高达3~6万亿美元。中外企业都有望从服务业的开放中获益；但如果始终不放开服务行业的限制，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将继续存在。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增大，2018年占国 内GDP的比例达到52%,而2010年只有44%。但服务品质、服务能力和准入问题却影响了很多服务业子领域的发展；而外企面临的种种限制也会阻碍竞争和现代化进程，进而抑制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20%~50%。虽然中国政府 最近出台的一系列举措显示出扩大开放的信号但外企的某些经营障碍或仍将存在。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发生变化后,服务领域受影响的经济价值将在3~5 万亿美元之间。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便可拓宽资本分配的选择范围、提高分配效率；反之则会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面临更多波动，并且阻碍生产率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消费者在分配资产时的选择很有限,由此便导致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回报率承压等一系列问题。国企债务在中国企业债务中的占比高达70%,但只贡献了略高于20%的工业产出。倘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全球市场进一步对接,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或可拥有更多选择,资源配置效率也将有所提升。反之,倘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联系减弱,则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例如不良贷款风险）将会升高,导致商业利率和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从而推高融资成本。模拟显示,这一选择涉及到的经济价值共计约5~8万亿美元。中国能够为解决全球议题做出更多贡献；但如果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减弱，则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合作深度都将削弱。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规则尚无定法，而中国可以为解决全球化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已经加大对国际机构的承诺（以及融资力度），并且对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新机构给予大力支持。例如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和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0%和20%。中国也在积极组建区域贸易集团， 逐渐成为制定全球化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参与者。例如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正在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炭解决方案。不过，中国仍有潜力开发更多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向世界输出，例如共同定义全球化数字治理，以及填补每年预计约3500亿美元的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1]。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或发生变化，这方面涉及的经济价值可能在3~6万亿美元之间，并且将在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一系列与全球公共产品相关的话题上拓宽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全球技术流动可能会增加，从而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反之则会逐渐削弱全球生产率。创新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 心动力之一（既包括自主创新，也包括进口创新），并逐渐促使中国经济整体向价值链上游 挺进。若要加强技术流动，中国与世界需要携手构建一套彼此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能够动员全球共同参与，通过透明、可信的流程解决知识产权问题，就可以提高外企向中 国出售技术所获得的收入，同时减少知识产权侵权的可能。一项研究显示，知识产权侵权使得美国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对中国来说，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整合，有助于扩大获取 国外技术的种类，促进与国外投资者、机构和人才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但如果当前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下去，那么长期关税将会上升，技术流动也将受到实质 性的限制，于是创新便会受阻，生产率增长也会大幅降低。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与中国的联系减弱意味着逐渐失去全球技术领域的关键供应商和市场，而且中国愈发活跃的技术 创新也无法再向国外出口。2019年初，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了探测器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中国目前还在联合埃及等新兴经济体共同研发卫星。如果联系减弱，中国也将失去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模拟数据显示，这方面涉及的价值在8~12万亿美元之间，具体取决 于技术流动的方式，以及对生产率增长的后续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选择和情景（以及后果）不只意味着中国需要采取行动来积极应对，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各国可以共同思考并改革全球贸易体系。提升争端解决效率和扩 大包容性，并让全球进一步分享中国经济开放创造的利益，惠泽更广大的群体。如果中国的金 融行业实现了全球化，届时全球各国都应当对中国投资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关于应对气候变 化的问题，各国需要明确拟定目标和里程碑，避免一些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全球福祉。此外，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技术与知识产权流动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技术投资和国家安全问题所持的态度。鉴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企业需要调整经 营方法，才能在新环境下繁荣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甚至还会潜藏风险。因此，企业需要从以下 4个方面 考虑如何调整发展战略：评估自身在短期和长期受中国与世界之间经济联系变化的影响程度。为了理解中国与世界 的经济联系的变化将对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企业应当首先评估自身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依存度可以体现为很多形式。我们在衡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时，已经为8个维度设定 了可供企业检验和追踪的具体指标。企业可根据各自的依存度来评估联系发生变化后可能 产生的风险和利益。即便在应对短期波动和不确定性之时，企业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 期基本面，积极思考哪些长期趋势可能对自身产生影响— — 例如收入增长、技术流动和本地竞争加剧。明确投资方向和价值链布局。由于上述情景和所涉及到的经济价值与每一家企业息息相 关，企业高管可通过把中国的投资承诺等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确定企业在中国市场 的发展战略，并确定中国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应当明确自身在中国市 场的期望——希望把中国市场作为关键的增长引擎，还是只想参与小众行业？举例而言，假 如中国未来仍然是全球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那么企业不妨把优化投资纳入长期战略， 甚至加大投资，并且加倍关注核心价值的创造（比如大力投资于研发创新） 。如果中国不再 是重要的增长和创新来源，企业就应该考虑把商业活动和投资转向其他地区。培养自身的卓越运营能力，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鉴于监管及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更加灵活以实现其价值定位。各国政府在跨境投资、并购以及技术和人员流动方面的 作用越发凸显。企业应该重视业务市场的当地情况，因为情况可能发生骤变，敏感性可能会升高，在运营上犯下的错误将迅速升级，吸引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企业也不妨考虑调整运营足迹，但这需要企业本身具备足够的敏捷性，也意味着要向风险管理投入更多资源。培养并保持幸存者心态。有一些企业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危机时刻，却依然能够繁荣发展。它 们往往都保持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通畅的融资渠道，并且拥有广泛的业务领域，不至于在某一行业衰退后就一蹶不振。然而，危机和不确定性也会创造某些机会，由此产生的压力会 推动企业重组，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提升经营健康，并催生一些业务开发以及外延式增长的机会，使其得以拓展业务范围或提升市场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贸易的动力源泉，但其与世界融合的进程仍不乏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变化。由于中国经济正逐步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同时世界各国也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未来这两方会不会相互脱离？如果联系减弱，那么双方都会损失巨大的经济价值。相反，加深彼此间的整合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这种联系未来将如何变化，依赖中国经济的企业都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繁荣发展。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9日讯（记者 何潇 马先震） 12月4日，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安徽省中药饮片（含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省本级日常监督检查信息通告（10月-11月）显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润三九”，000999.SZ）、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精华制药”，002349.SZ）旗下企业因在检查中均存在缺陷项目，遭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告诫，并责令限期整改。 检查结果显示，安徽华润金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厂外车间）在“双随机一公开”飞行检查中基本符合GMP要求，但存在主要缺陷1项、一般缺陷3项，遭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告诫，并责令限期整改。检查时间为10月22日至10月23日，检查人员为王璞，程世云，赵轩。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为张箭，质量负责人为秦海军，生产负责人为刘娟娟。 此外，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在“双随机一公开”飞行检查中基本符合GMP要求，但存在主要缺陷1项、一般缺陷3项，遭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告诫，并责令限期整改。检查时间为10月26日至10月27日，检查人员为张亚中，戴芙蓉，庄琦，樊亚军。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为杨小军，质量负责人为彭瑞潭，生产负责人为孟伟。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安徽华润金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18日，注册资本1.66亿元。该公司大股东为华润三九，持股比例为99.46%。 华润三九是大型国有控股医药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健康服务。2000年3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000999，2008年正式进入华润集团。公司产品覆盖领域广，产品线丰富。自我诊疗业务覆盖了感冒、皮肤、胃肠、止咳、骨科、儿科等近10个品类，处方药业务品种覆盖了肿瘤、心脑血管、消化系统、骨科、儿科等治疗领域。 保和堂（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19日，注册资本2.36亿元。该公司大股东为精华制药，持股比例为51%。 精华制药由原南通中诚制药有限公司（南通中药厂）变更、重组南通制药总厂（南通制药厂、南通制药二厂）优质资源，并吸收民营资本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以及自然人投资设立。2010年2月，公司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证券代号：002349。公司已有六十多年的制药历史，开业以来一直是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制药企业。如今，作为一家综合性的现代化GMP制药有限公司，正成为国家在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西药与中成药制剂生产销售和研发方面的主力企业，并涉足生物医药领域。 GMP全称GOODMANUFACTURINGPRACTICES，中文含义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良好作业规范”、“优良制造标准”。GMP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过程、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按国家有关法规达到卫生质量要求，形成一套可操作的作业规范帮助企业改善企业卫生环境，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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