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由中国人民保险冠名，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华夏时报》共同主办的“脱贫：媒体、企业的温度和力量”——第十三届（2020）人民保险中国经济媒体高层峰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举行。行业资深专家学者、主流财经媒体总编辑、企业高管等共聚一堂，深入探讨媒体、企业在脱贫攻坚、公益慈善事业中如何发挥作用，分享优秀扶贫公益案例，助力中国公益财经事业新发展。著名财经评论家、华夏传媒CEO水皮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经济媒体峰会已举办八年，共十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为公益，这与过去都不同，而这与我们的时代变迁、新旧媒体转折有很大关系。”媒体具有天然的公益属性，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间，它扮演着趋利避害、引导国家平稳前行的瞭望者角色。2020年的新冠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是一场成功的战役，媒体的公益属性也因此在这一年特别突出。对此，水皮谈到：“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完成了扶贫脱困、环保、化解金融风险的三大任务，以三年为期，今年实际上是收官之战。同时，这很有可能构成我们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中国经济也可能由过去的下行调整周期转变成上行周期。”此外，对于企业在疫情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水皮先生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在今年这种特殊情况之下，中国的企业的确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市场主体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稳定了市场的运营、社会的运营。”水皮说。此外，对于企业的公益付出，水皮也给予了中肯评价：“在我们梳理的百强榜中，我们发现从国企到民企，从大企业到小企业，真的是体现了我们拳拳的公益之心、爱心，付出不在大小，而在于认识。”具体到《华夏时报》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凸显公益主题的，水皮认为，作为中国残联举办的主流媒体，《华夏时报》本就以弘扬人道主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民生发展为办报宗旨，在今年下半年版面的调整上开始聚焦企业的公益案例，每期有3到4个版面介绍公益项目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加强相互交流与传播，让我们的公益投资、公益项目投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据水皮介绍，《华夏时报》将从今年开始编制《公益财经百强榜》，“我们希望能够高举公益财经这个大旗，把中国企业的正能量做更好的传播。”水皮说。
1. 背景国家又让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了。6月1日，央行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央行将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央行会同财政部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购买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好处显而易见：①降低实体融资水平；②提升普惠金融贷款收益率。2. 做小微？非不愿，实不能！笔者认为多年来，中小银行不愿意2B做小微企业融资，主要原因有2：1）收益率低小微企业利润率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高，给小微企业融资首先不赚钱，有违商业本质，所以做高收益的C端消费贷是中小银行的必选。2） 风险高，技术不成熟我国小微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7年，给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需要考虑太多方面，了解一个小微企业的技术手段不足够。3. 中小银行2B金融的3个方向中小银行做2B金融，时间由远及近大概可以分为3个方向：1）区域或特定市场小微企业实地核实当年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搞小微企业，做些批发市场类的小商户贷款是这个模式。还是传统下线尽调的思路。风险评估依托：企业信用报告、银行流水等。2）依托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做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是这几年特别火的个概念，所谓1+N模式，主要是依托核心企业的付款信用，做上游供应商的保理业务。如果核心企业配合，可以通过线上确权的模式，进而衍生出来“X信、X单”等电子支付凭证为代表的多级流转这种概念。风险评估依托：核心企业数据和信用。3）依据数据做数据信贷用税务数据、发票数据等可替代数据做纯信用贷款是目前最“时髦”的2B金融，线上化程度最高，依托互联网流量，而且需要基于数据的风险建模等特点鲜明。各个银行也纷纷推出了税金贷、发票贷等产品。但中小银行由于网点、人员、开户条件的限制，往往采用放款给C端企业主或它行打款到B端账户的纯线上模式。而大行有的还要求用户线下网点开户，把这种产品做得不伦不类。再呼吁一下，容许对公电子账户的开立政策对2B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是技术层面的基础，监管让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还是很必要的。4. 中小银行2B金融方向怎么选？笔者认为，央行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40%的政策解决了中小银行做小微的“收益问题”；如果容许对公电子账户，则解决了中小银行做小微的“技术问题”，有了这些真正的支持，中小银行才会从战略层面认真考虑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融资，而不是现在用房抵贷来“充指标”。那么，中小银行2B金融方向在哪里呢？1）靠企业信用报告的线下尽调模式中小银行做这种模式，基本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没有人，没有分支机构，没法开户，小微企业信用报告也没啥内容。2）依托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虽然这个模式业内还在红红火火的讨论，但笔者的认为，这并不是中小银行的“菜”。中小银行鉴于区域局限性、风控人员多是传统对公授信的思路，在无法实地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能看的上的核心企业，估计都是国内响当当的“龙头”，可这些“龙头”们哪个不是金控平台搞起来，自己产业链的的核心资产（应付账款），怎可能给外部银行“用我的信用挣我的钱”，肯定是自己“再挣一次供应商的利润呀”。即使为了关系银行搞一点，也是有良好关系的“大行”，中小银行们，不好意思，你们的资金价格太高了。3）可替代数据建模的模式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小银行2B金融的未来之路。虽然要建系统，要招建模的团队，但这些起码是中小银行自己可控的。目前业内税务数据、发票数据都已经得到了国家，以及行业认可，形成了一套风险可控的模式。微众信科、航信等第三方机构的类标准化技术输出的业务已经成熟，而且像华夏邓白氏之类专门做企业征信的机构，还在不断研究类似“企业付款及时性季度指数”的其它可替代数据及模型，未来市场可期。5.小结：一句话，中小银行应该做些“脏活、累活、技术活”大力发展2B金融，《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下发，消费金融领域大行们已经带着低成本的资金纷纷杀入了。在消金基础上，靠着助贷“躺着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转型2B金融，选对未来模式才是正道，欢迎大家文内留言讨论
中国网科技12月15日讯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2020年会(2020 ICCAD)暨重庆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近日在重庆召开，志翔科技亮相大会，携手合作伙伴珠海ICC协会，现场展示了专为集成电路企业远程办公、协同研发等多场景设计的数据安全保护、高效远程办公与多地协同研发解决方案。 2020年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占比提升至13%，高端芯片取得长足进展 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发表了题为《抓住机会，实现跨越》的报告，根据2020年的总体发展情况，对十三五中国芯片设计业的发展进行了小结。 魏少军表示，2020年的报告涵盖2218家IC设计企业，比去年新增438家。报告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芯片设计业规模从1325亿元增长到3819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3.6%，是同期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近6倍。2020年，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占比预计达13%左右，比2015年的6.1%提升超过两倍。中国开始进入以CPU为代表的高端芯片领域，并在嵌入式CPU、半导体存储器、FPGA芯片和EDA工具等多个领域实现突破式发展。 挑战依然严峻，创新不足等问题仍是芯片企业发展障碍 整体而言，2020年，得益于资本市场的火热和政府政策的红利，中国半导体行业仍保持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大量创业团队涌入，短短5年间，国内新增近2000家芯片企业，行业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等问题严重。企业生存尚且成问题，研发成果安全也难以保障，严重打击行业创新积极性，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 今年的疫情和个别国家的技术保护政策，暴露出更多行业短板。年初疫情突发，一段时间内大部分企业只能远程办公，而对数据防泄密有严苛要求，一向以隔离式本地办公为主的IC设计企业而言影响极大。 志翔科技创始人蒋天仪博士介绍，“当时，公司的百余家IC客户中，配置了远程办公作为日常需求的不到5%。一时间客户纷纷紧急要求新增远程办公安全配置，和要对现有远程服务做扩容。新找上门的IC设计企业也不少。”对于IC设计企业而言，知识产权(IP)的安全是第一位，是企业的生命，因此为了保证相关数据安全，很多企业选择在便捷和效率上做出妥协。“我们想做的就是帮助这些公司减负，帮他们解决好数据安全的顾虑，可以专注于芯片技术的创新，这是志翔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携手产业链合作伙伴，志翔一站式解决方案守护核“芯”安全 逐步复工后，志翔科技从北京走进深圳、珠海和广州三地IC设计园区联合当地IC行业协会，与100多家芯片设计行业客户、科研机构、高校院系代表面对面分享与探讨了IC设计企业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挑战，解锁时间与地点限制，在数据上云、远程办公等各场景下，做到多地高效协同研发和数据交互安全便捷兼顾，实现核“芯”数据安全可控。 同时，志翔科技也不断的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共同为芯片设计企业打造更加安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志翔科技创始人蒋天仪博士介绍，“近期，公司和紫光芯云达成战略合作，会将志翔安全产品服务接入紫光芯云平台，和紫光芯云一起构建以芯片行业需求为中心的云服务安全接入生态体系，更好的服务于芯片企业，为其核心数据安全、高效研发运维、简捷IT和成本优化提供一站式服务支撑。” 志翔科技的至安盾?智能安全平台过去5年服务着包括紫光展锐、华大九天、寒武纪等在内的百余家中国顶尖芯片设计企业，志翔的至明?智能主机安全响应系统2019-2020年两年入选Gartner《云工作负载安全保护平台市场指南》。在IC设计行业领域，志翔科技从行业需求理解，到产品服务能力都有深厚的经验积累和技术领先优势。“保护创新，支撑业务高效运行，服务好满怀激情的中国芯创业者，助力产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是志翔科技未来将持续致力和探索的方向。”
9月7日，住建部发布《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从出租与承租、租赁企业、经纪活动、扶持措施、服务与监管、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对租赁市场的秩序进行规范。其中明确提出，住房租赁合同需网签备案，住房租赁企业不得违规使用“租金贷”，存在“高收低出”、“长收短付”等高风险经营行为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对于租金上涨过快的将采取必要措施稳定租金水平。 征求意见稿对住房租赁合同提出了网签备案要求，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过房屋网签备案系统进行备案。住房租赁企业租赁住房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住房租赁的，由住房租赁企业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过去租赁市场在备案方面几乎是空白的，此次明确了各类租赁合同都必须备案的规定。”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该内容有很大的创新和约束性。同时，承租人在申请公共服务时，相关部门需要查询备案信息，该规定使得“备案”在合同中的地位大增，类似备案的模式，有助于促进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长租公寓企业因“高收低出”、“长收短付”、“租金贷”等高风险经营行为而爆雷跑路的现象，征求意见稿也提出明确监管要求。其中明确提出，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另外，住房租赁企业存在支付房屋权利人租金高于收取承租人租金、收取承租人租金周期长于给付房屋权利人租金周期等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房产管理等部门应当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加强对租金、押金使用等经营情况的监管。同时，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制度，将租金、押金等纳入监管。 另外，对于租金价格，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赁指导价格发布制度，定期公布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租赁住房的市场租金水平信息。对于租金上涨过快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稳定租金水平。 对此，严跃进认为，这意味着“稳租金”成为监管核心，第一，租金指导制度将加快建立，体现了政府对于租赁市场引导的导向，即形成地方“基准租金”的概念。第二，租金公示制度将加快建立，后续各个区域和不同住房都会公布相关租金信息。第三，租金监管制度将加快建立，“稳租金”概念提出，成为“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后的第四个“稳”，后续租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租金稳定也会成为考核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扶持政策，鼓励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给住房租赁企业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也明确了对于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的惩戒措施。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认为，伴随着我国住房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数量不断扩大，市场运行的规则也日益复杂，过去只针对房东和租户的法规已难以覆盖对整个市场的指导和监管。行业此前出现了长租公寓企业跑路、租金贷、虚假房源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租客和房东的权益。征求意见稿从租赁出租和承租、租赁企业和经纪活动监管等方面对租赁市场的主体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租赁市场监管制度化、常态化。
这是一个宏大而艰难的题目，但如果要谈论FinTech，这是一个绕不过去话题，别无他法，必须首先面对它。为什么要先谈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词汇之后，又一个社会化热词。然而，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个新词。我们梳理了金融IT先从金融电子化到金融信息化，再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这里的每一个历程里都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这样一个概念和提法。“数字化转型”这个社会化热词这两年整个行业又在提起，“要不要做数字化转型？”“如何做数字化转型？”“转型后是什么样子？”是每一个CIO或者高管都思考过的问题，严重点说，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01.定义那我们在谈论金融或者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时候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如同要先理解金融科技FinTech这个词的含义一样，首先要理解“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微软Office为代表的办公软件袭卷全球，PC初步提升了个人与企业效率，在金融行业大展身手的主要代表企业如IBM、Oracle、SAP、EMC、HP，通过面向内部用户设计和内部业务流程的电子化，替代原有的手工作业流程。金融行业初步从手工操作实现了电子化。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业务流程电子化”。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浪潮掀起，基础电信网络逐渐普及，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等广泛连接企业与个人，企业自有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深入提升个人与企业的局部效率。金融行业实现数据的集中，并开始利用数据去辅助经营管理，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使得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基于‘信息’”。现如今，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企业级信息技术兴起。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并广泛连接消费者和用户，电商、公共云数据中心、共享服务等第三方社会化平台开始渗透并全面接入企业的流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态被打破，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效率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政府、企业与个人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数字化则需要企业的组织架构、运转模式、决策方式都要基于数据进行变革。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让与企业所相关的人员和物理对象、都处于数字环境中，万物都以数据的方式存在，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都通过数据智慧而连接。这也就是过去五年以来，云、大数据、移动、社交、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流行技术名词，带给商业变革的启发。同时，转型又是什么呢？是从A到B，我认为B只有一种，那就是数字原生企业。比如在电子商务行业数字原生企业的标杆就是阿里巴巴，它首先占据了数字化的交易场所，然后才会有数字化的人和数字化的货，并衍生出金融、营销、物流等服务。与此同理，在金融行业的标杆就是网商银行新网银行这些数字原生互联网银行。回到开始的话题，我们再来定义在金融科技时代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新兴技术将与企业相关的人、物、组织、主体对象连接在数字环境中，以数据的方式存在，实现数据决策和智慧交互，最终重塑企业的价值。02.目标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又是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逻辑的“起点”，企业为什么要做数字化转型？是为了去适应和面对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并快速做出反应。而这一动作的目标就是实现企业价值。企业经营有几种价值：1是经济价值，2是客户价值，3是社会价值。在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我认为主要是是：向数据要价值。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有效利用数据去达到这些企业的多种价值或达到一种价值。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就是充分利用科技技术，利用内外部数据去创新商业模式、研发新产品并精确定价、开拓新市场和新客户，并进行精准营销和严控风险。在为客户提供更贴身更优质的服务、为客户、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对于金融行业来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属性会进一步的加强重塑金融角色，调整经营取向，通过重构信用体系，降低服务门槛，下沉金融服务，扩大覆盖面，实施精准滴灌，这些都是目标。同时，金融行业不仅是金融服务提供者，也是融智赋能的资源整合者，需要通过广泛链接、融合以及资源配置，参与更多社会角色。比如：通过利用大数据、AI、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的技术将单笔信贷成本从1000多元降低到20元左右，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难推广的问题，利用大数据、联邦学习等技术，重塑风险评估体系，解决长尾客户风险评估难的问题等等。03.要素数字化转型从哪几方面去考虑呢？企业的经营的本质是将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组织起来，以更高效、更低成本来满足客户需求，实现价值。这些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是企业经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数字化转型亦是。我个人认为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战略上全局意识首先是管理层文化、思想、理念上的“数字化”，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全局战略。科技在企业中地位、科技人员的占比、每一款产品设计的流程，到每一个业务部门中的独立科技力量的存在、技术创新对业务的推动力和创新速度、任何一个新的想法的决策和执行速度、线上业务的迭代速度，最后再到企业内部数字化的管理和资产的数字化，方方面面组合在一起形成数字化。而这些基因绝不是靠传统IT信息化建设模式，科技部门被动支撑业务发展、业务外包和现有业务流程支撑新业务能够短时间脱胎换骨的。也不是靠单纯的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各种开源技术，因为这些技术的使用并不难，难的是去形成相应的价值观、文化和整体机制。所以在企业内部仅仅靠推动新技术落地来实现数字化转型，实施过程中非常容易停滞，推动难度也很大。厘清现状如何，仔细分析当前的现状，明晰业务需求，梳理监管要求和行业领先者的做法，将企业的最顶层业务战略方向和科技结合起来，设计转型的蓝图、路径，快速迭代，不断试错，充分发挥自有优势，结合自身的特点和未来的目标谈起，并不是盲目的追随，设计合理的路径以及路径上的每一个节点，制定实施策略，规划设计实施保障机制。治理层面的支撑首先，需要去考虑是成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才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有科技力量聚在一起。随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把信息技术用于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了很多西方国家超过差不多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也有很多科技领域出现了跳跃性发展，而不像西方国家有很多经历了传统技术过渡到新技术的过程。有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制于很多非常滞后的管理，甚至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管理体系。任何企业做大规模的变革会碰到的阻力：“第一是老员工企业文化，第二是管理层是否高度一致，第三是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成效。”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设计多漂亮的路线图、建设多好的系统，而是先要考虑的是成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才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有科技含量的人聚在一起。对业务非常清楚的年轻人或者有经验的老人，如何把这批想干事的人整合在一起成立组织或者团队，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这可能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工程就是企业的‘上’和‘下’同时进行的工作，更多的是Top down自上而下，只有一把手强力推动，才会清除掉一切的阻力。其次，在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后也会面临“治理”的问题，数字化最先改变的是决策流程和组织形态。云计算时代，企业要全面数字化，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与客户产生链接，所有的决策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展，原本以部门为节点，凭经验做决策的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数据+算法”的决策方式。企业与人效率与能力都将得到全面的提升。“数据+算法”实现分四个环节：一是描述，发生了什么？在虚拟世界描述物理世界发生了什么；二是洞察，为什么会发生？事物产生的原因；三是预测，将会发生什么？研究与预判；四是决策，应该怎么办？提供解决方案。描述、洞察、预测、决策之后，可能都需要人来参与决策，但是人工干预会越来越少，系统参与的决策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发展，效率与能力都将得到全面的提升，就需要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的阶段。所以，早晚都得面对，还不如从一开始就需要去考虑治理层面的问题和意识到重要性。架构的梳理重塑对企业来说，换企业级信息系统不像个人换手机，想换就换、一年换一次，由于系统实施、数据迁移涉及到大量的投入，以及人员使用习惯改变困难等问题，企业级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在十年左右。快速发展的新兴企业开展进行系统建设，往往采用当前最新的技术，在技术应用上具有“后发优势”；而具备一定历史包袱的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因为技术发展的“代际革命”，面临IT应用现代化和技术架构现代化的问题。以银行业为例：银行当前的IT平台架构主要是集中式架构、业务流程繁琐；在技术支撑方面，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处理速度慢，需求响应周期长。分布式架构的灵活性、扩展性、低成本等特性，决定了分布式架构在银行业面临业务品种和业务量爆炸式增长过程中会成为新型业务架构的必然选择。核心业务系统的业务逻辑、以及应用前后台之间都是紧密耦合，所以既不能做到业务逻辑的灵活组合，也无法灵活地调整用户界面前台。在转型过程中会选择采用微服务这样的基于业务元素的数字化抽象范式，这样的范式使得软件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发现、使用、分享、创造各种业务服务。同时，由于客户行为的改变，对服务、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原有系统架构提出了挑战，比如:数字化移动平台已经成为客户第一选择服务窗口, 移动化将承载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是必然趋势。当然选择什么样的架构与金融企业的自身的数字化进程、类别、业务和资产规模，所处的地域，监管政策的调整，战略发展方向都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分布式、云平台、中台这样的大共识下，还有着很多不同的考量与方案。我们也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纪金融企业都都需要采用分布式数据、建设私有云。技术和人才技术是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没有必要赘述，但要提出的观点是：1.系统性创新：新兴技术的使用绝对不是什么技术最热就使用什么，而是要和业务结合起来，联合业务创新。2.与业务协同发展：不单纯追求前沿热点技术，而是根据自身业务要求和特点最大限度的运用信息科技发展的成熟成果，只有业务与科技一起协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企业的价值。3.成本的有效性：过分追求架构的先进性和对未来扩展的支持，将会消耗大量的IT资源。需要谨慎评估，做好关键项目投资收益分析。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快速抢占竞争护城河之时，往往也是技术飞速迭代的爆发期，这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人才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除了如何构建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组织能力、通过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吸引、配置、培养合适的人才外，只谈谈一个观点：“将”来才有将来。一个头脑清楚，关键决策能够拎得清的领导者，知道自己所做决策的长期影响，或者说是有能力预见这种长期影响，并据此作出明智的决定极为关键。同时，除了需要具备数字化思维，坚定的信念，快速了解业务的能力、全局视野和规划能力、抽象业务场景的能力外，还需要拥有沟通、说服和拒绝的能力，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能从上至下推动事情进展。此次引用一句很贴切的话：只需要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就行。一个很好的人来了，就会带来一连串很好的人，局面也就自然打开了。本文
全球在过去20、30年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表现在增长速度非常低，也没有什么通胀，利率也长期低迷，同时全球的债务规模非常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过去全世界经济学家对这些困难之间的紧密关联度认识其实是不够深刻的，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一些大企业的放松监管，最后发现效果非常不好。 今天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找到这些挑战和困难之间的深度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够走出去。我认为一些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些大家相对比较悲观的觉得很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反而认为疫情冲击下，会使得这些问题可能得到局部的一个缓和以及解决。 有一张漫画，漫画上有一艘巨轮，巨轮可能代表某个国家或者代表全球的整体经济，（巨轮）上写着GDP。在今年的航行过程中间，它遇到了一个深水炸弹，这个深水炸弹就是我们说的“新冠病毒”。 本来全球的GDP增速是很缓慢的，这个船开得很慢，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全球封锁，显然经济增速是非常糟糕的，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反弹，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在过去两年，我同样用一个船来代表全球很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遇到了一个低增长的问题，不过船上的人把问题归咎到海里的一条鲨鱼，鲨鱼身上写着“关税”。我们知道2018、2019年经济越走越慢，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发起了对很多国家的贸易战，不光是对中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像日本、欧洲，包括像加拿大、墨西哥。 但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地理解到全球的低增长并不仅仅来自于贸易摩擦，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低增长才是常态，绝大部分时间由于生产力低下，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资本稀缺，人类的历史是低增长的。高增长往往来自于人类历史上一个片断，比方说战争之后有一个经济的复苏过程，或者说像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疫情过后会带来一个经济的增长。 我们知道疫情使得低增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低增长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总是讲跟人口有关，人口老龄化，需求不足，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不够，我们经常讲科学是生产力，过去这些年科技创新，围绕着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可能提高了生活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对需求端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深层的原是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储蓄远远大于他们的私人投资，也就是总需求是不足的。我们看一下日本、欧元区、美国，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在日本和欧元区发生得很早，美国相对晚一点，它大概在2010年左右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 什么原因导致了储蓄大于投资？可能是老龄化，也可能是科技不足，也可能是投资的效率不高，也可能是产能过剩。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更加深层的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中间有钱的人占了1%，他的财富非常多，他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相对来讲都比较低，能花出去的钱很少，这样大部分钱被存在了银行里面。美国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变得开始比较严重。 在中国，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其实中国的投资倾向这些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储蓄大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发达国家比中国更加严重。 不过，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弥补了总需求，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时松时紧，也为宏观和市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不断走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利率跟低增长的问题一样，几千年可能都是低增长，有数据记录的，可能过去几百年是低增长。但是利率水平在过去700年不断地从高走低，资本越来越多，过去很稀缺，利率很高，现在资本非常充分，利率越来越低。 在这种私人储蓄大于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意识到它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来自于贫富差距，富人有钱，花的不够；穷人没有钱，或者说一些小企业没有钱，这样的话它必须要去借贷，穷人也需要去借贷。 即使他们去借贷去增加需求，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家庭、企业总的需求依然是不够的。在总需求不够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来加杠杆，所以这些年，日本、欧洲、美国政府的赤字债务都不断地增加，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总需求越来越少，最后全球陷入到经济通缩的状况。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很多问题，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会把很多心中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上图大家的直觉是相反的。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如果它的债务越来越高，他要再去借贷，面临的利率应该是更高的。但是这一点在整个国家层面却不成立，我们看到日本、新加坡、英国、中国、美国、欧元区这些国家整体的债务非常高，日本接近400%。但是这些国家的利率越来越低。 相反，很多欠发达国家或者是一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它们整体的债务很低，但是利率却非常高。当然我们可以讲资金在发达国家更多，在发展中国家更少，所以有利率上的差别。 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发达国家这么严重。在发达国家有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严重的过度储蓄的问题，有严重的利率被储蓄高于投资压低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间，国家需要不断地去提高公共负债来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 理解这一点以后，在今年的疫情过后全球的贫富差距其实反而是打破了历史的规律，变得越来越扩大了。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呢？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有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The GREAT LEVELER》（《大平衡器》），国内中信出版社把它翻译过来，叫《不平等社会》。 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在历史上面有四件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暴力，包括一战和二战这样历史的战争。第二，王朝的崩溃、帝国的更迭。第三，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第四，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大流行病、各种各样的疫情，比如像黑死病可能造成了欧洲一半人口的死亡。疫情过后劳动力就变得严重不足，接下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财富有所增加。历史上每次大流行病之后贫富差距都有所缩小。 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使得这个历史规律被打破了，因为全球为了防止衰退，资本市场大跌以后担心需求不足，所以政府都非常积极地救市，采取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宽松政策，目的就是让总需求保持一定的水平。 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开始是受益的，而且有些行业受益很大，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企业、科技企业、龙头企业。所以，彭博的一个统计，全球富豪榜的财富在疫情之后快速超过了之前的新高，之前大概是2.6万亿美元，现在大概是2.8万亿美元，这还只是一少部分美国的富豪。 在中国同样有统计显示，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中国的亿万富翁整体的财富在疫情过后增加了41%。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我们之前讲的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会变得更加严重，未来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利率可能走得更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过度储蓄来自于经济中间的哪个部分。我们知道经济中的三个主体，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左边这张图显示非常清晰，过去40年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但是美国存款机构里的储蓄却越来越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一方面储蓄越来越高，压低了利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利率越来越低，政府压低利率、降息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刺激投资，但是大家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投资，有一部分消费，但总体来讲存的钱依然是越来越多。这张图很清晰地显示，这次疫情过后储蓄大大增加，而不是把它花出去、投资出去或者消费掉了。 对于过度储蓄的来源，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怪到中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过度储蓄的主要来源，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储蓄，而且把贸易上的顺差投到了美国的国债上，压低了美国的利率。 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层面，无论是哪个发达国家，政府和家庭个人的储蓄比重基本上是往下走的，都是慢慢地减少的，而唯一增加的主要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这样一个发现在过去一两年里获得了一个欧洲学术界的大奖。 这个研究特别指出，在各个行业的龙头以及科技大企业，它们的盈利、收入远远大于它们的投资支出。我们都知道这些企业现金非常充分，即使它进行扩张、招聘，即使进行了一些收购、投资，相对于它们赚的钱来讲远远地少。 所以，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里面，当然它们也把一部分钱用来回购这只股票，但这样又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进一步使得储蓄越来越多，过度储蓄越来越严重，增长越来越低，因为总需求越来越弱。即使企业和家庭去借钱消费，也无法弥补有钱人或者是富有的企业减少的消费。 今天我们都知道科技企业现在在全球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的问题。过去由于全球低增长，各个国家都希望放松监管、鼓励创新，希望科技企业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能够带来整个实体经济的提高，能够带来就业率的上升。 可是纽约大学Thomas Phillipon教授等人最新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大企业虽然都如雷贯耳，觉得他们都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公司。但是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错觉。现在的大公司，无论是美国最大的20家公司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4家公司，它们招聘的人，它们进行的投资，它们销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前20大公司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四大公司。如果拿掉Walmart，剩下大企业与实体的联系要远远弱于历史上前20名或者每个行业的前4大企业。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公司有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有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企业。今天的企业基本上是偏科技。另一个衡量指标是这些科技大企对整个实体经济其他企业的帮助到底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它的贡献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 研究发现无论怎么去衡量，现在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业，它们对实体经济，对其他企业的帮助越来越少。原因并不太明显，因为我们一方面感受到大企业带来生活中效率的提高，但是大企业的垄断性也越来越强了。 在赢家通吃的模式下，他们的成功也就代表着其他企业、其他同行的相对衰落。而且由于大企业的过度储蓄现象很明显，整个经济中间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它们的贡献是不足的。 更加要命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小，相对于过去历史上其他的大企业。原因还是我刚才讲的经济中间过度储蓄、贫富差距导致了总需求的不足。 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始慢慢地重新去看待这些科技企业，它们到底是在做贡献，还是说在赢家通吃？到底是在为其他的企业赋能，还是把其他企业的盈利赚到自己的口袋里来。 欧洲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是第二个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第三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很可能在监管方面会比美国和欧洲走到更前面去。 当然我们也要区分，科技企业有软科技和硬科技。美国头部的这些大科技企业，在硬科技上面是很强的，这也是中美两国之间产生竞争关系以后，美国为何能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加以遏制。 美国的科技是非常强的，但美国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速越来越低，现在要加强监管。对中国现在来讲硬科技公司还不够硬，而且中国的很多大的头部企业并没有在追求硬科技上产生像美国同行这样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 当然，中国由于人口密度高，科技创新的形态更多，对贫富差距扩大有可能产生和美国不同的结果，最近北京大学沈艳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缩小了省内的不平等，但是扩大了省际的不平等。 更加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对实体的贡献，可能与美国的经验不同。我们需要扎实的研究来比较，为监管政策提供依据。 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说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未来的世界在疫情之后，这些挑战会变得更加严重还是有所缓和？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就是大分流，中国曾经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在乾隆以后，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历史上叫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另外一种情况，过去我们说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合流，这个趋势逆转了，大家走得很近。但是现在因为新冠疫情，未来是合流还是分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监管。过去20年由于低增长，全球政府都对金融企业、科技企业，对大企业，对创新非常包容，非常松的监管。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的监管。我刚才提到科技企业研究的问题就来自于《The Great Reversal》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科技企业在美国制造了非常严重的垄断问题，导致了美国的低增长，导致了美国一系列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今天全球面临的很多挑战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字母D来代表。蓝色框里这一类是经济学家过去谈论比较多的。是赤字、债务、违约，我们都知道最近中国有一些国企面临连环违约的问题。 去杠杆，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过去中国去杠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在去杠杆。 人口问题，全世界老龄化、低生育率，这会导致之前积累的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口少，增长会变少，违约可能性更大，债务更难以解决。 还有一个是通缩的问题，因为总需求不足，全世界贫富差距很大，导致经济潜在倾向于通缩。为了防止通缩，全世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主要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房地产刺激政策。在美国、日本，主要是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现在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美元可能会面临着一个贬值周期，过去人民币也曾经有贬值压力，这些问题严重到最后可能发展成衰退，或者是严重的衰退、多年的衰退，我们就叫“萧条”。 这些问题经济学家都有很多探讨，但是对它背后深层的原因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认为是人口的问题，或者认为是科技不足的问题，创新不足的问题，觉得通过创新，通过发展科技可以解决。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想法是比较失败的。 科技企业发展越来越大，赢者通吃之后，使得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使得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蓝色框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贫富差距。 现在全球的贫富差距，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不公平的感觉非常强烈，穷人阶层形成了严重的失望的情绪，也可以用字母D来代表，叫Despair。恰恰是因为蓝领工人的失望、绝望的这种情绪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他们直接帮助了美国全球的民粹主义的崛起。 再看一下上图黄色框的D，这里就有像科技公司带来的这些破坏，Disruption这个词在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是一个褒义词，认为是创新，毁灭性的创新，但今天重新去理解它，很有可能它就是破坏，它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带来了很高的效率，但是它带来的利和弊到底是不是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度地去研究。 科技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它成为一个追求流量高的平台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虚假信息泛滥的来源。这个时候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信息，什么是假的信息，导致了人们思想上面的混乱。 还有就是在环境和气候上面的破坏。中美脱钩，中美之间争端的问题，以及逆全球化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大的问题是民主的悖论，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针锋相对，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混乱。 最近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指出，西方国家现在价值观的混乱也达到了一战之前的高点。价值观混乱就会带来科技公司虚假信息的泛滥，就会带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到底怎么搞，美国和中国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在现在拜登的想法和中国的想法比较一样，特朗普的想法是不在乎环境变化，不在乎气候的变暖。 中美脱钩的问题，争端的问题，除了经济上面的变化，中国变得相对富有，美国相对落后、贫穷，其实跟价值观的混乱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民主悖论就更加不用说了，在美国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些年经济上的变化，以及科技平台上信息的泛滥，导致他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乱。 将来全球到底是大分流还是大逆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疫情使得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极大地扩大，急速地扩大。贫富差距问题导致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很有可能使得经济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难以解决，现在赤字和债务都大大增加，未来一些企业的违约可能会更加明显、更加严重，通缩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货币的贬值压力会变大，经济可能会衰退。 当然我们也希望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对科技企业严监管，施加一些征税。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在这一点上相对来讲是有一点共识的。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可以使得这些经济问题得到一定的缓和甚至逆转。但是如果不去理解这个深层的联接，采取原来的方法继续刺激、继续宽松、继续很松的监管，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个人认为，疫情会使得黄色框里的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有恶化迹象，比方说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疫情中会显得比较紧张。但等到疫情过后，大家会深层次地理解到，价值观混乱很可能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科技公司在信息泛滥上导致的一个结果。 这一次新冠疫情，会使得我们冷静下来去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生命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有很多争端，但是它们可以在几个大的方向上往一致的路线去走，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比方说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再比方说中美都同意环境的重要性、气候保护的重要性。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往同样方向去走，我反而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未来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很大的缓和。所以，相对其他经济学家比较悲观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对乐观的。 最后，20个D的挑战最终也要靠一些D来解决，比方说发展Development，还有我们要去做一些设计，过去有些问题，我们放松了监管，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去管，要设计（Design）一些东西。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是Deep，我们将来一定要把科技和实体深层连接，那种简单追求流量、追求眼球的技术，会带来更多的破坏。 但是如果科技企业和实体企业深度地连接，深度地互相帮助、互相赋能，我认为未来可以解决像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本轮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如同一块突如其来的巨石砸向平静的水面。刚开始，大家只是看到了落石所激起的巨大水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落石所激起的涟漪，将渐渐的从中心开始扩散开来。 随着涟漪一波又一波的向外延展，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资本市场的格局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脆弱的平衡 几乎任何一次与金融有关的危机事件，都逃不了对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冲击。 但流动性的冲击，仅仅是个表象问题。如果不把引发流动性冲击的源头问题解决，新的冲击就极有可能再次出现，甚至形成持续性“债券违约->；债券抛售->；产品赎回->；债券抛售->；债券违约”的负向循环。 看上去，新的稳态正在形成。近期，一连串国企违约导致的市场恐慌，已渐渐过去，银行间市场看上去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稳态之下，其实是脆弱的平衡。 目前，流动性分层的问题并没有有效解决。由于担忧违约事件的再次冲击，银行对于许多非银机构依旧谨慎。而非银机构，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产品账户，只能通过彼此抱团腾挪来维持资金的紧平衡。散户赎回债基的浪头刚过，可机构赎回产品的压力又仍在路上，这时，一旦再有国企违约，大量产品类账户此前所维持的紧平衡，将再次被打破。 到那时，一场新的负向循环又将随之展开。 本轮债券违约事件，与以往多轮违约潮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债券投资人开始对“政府信仰”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相应的，大家也开始纷纷抛售某些国有企业的债券，来回避潜在的信用风险。 可信仰，极难定价，又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边界去隔离。因此，在无法定价的阶段，不少机构干脆选择了对“有潜在风险的国企”、甚至“有潜在风险的区域”一刀切。 当金融机构对国企、城投的“信仰”减弱，当信用债市场定价体系出现紊乱，对于许多债务高企的企业而言，都将面临3个无法回避的问题：①债券非标化；② 债务短期化，③授信机构集中化。 资产规模大、债务规模重的企业，往往利润薄。这时，资金成本上升1%，就可能让有些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由于担心企业盈利情况恶化，债券投资人率先抛售资质较弱的债券，商业银行在接棒的同时，看着融资利率高企的企业，即便不选择抽贷，也大概率会选择提高融资利率。 可企业的融资利率一旦出现系统性抬升，又将出现刚才的恶性环形，一直到企业的盈利出现系统性改善，或者彻底倒下。而一旦债券市场有新的企业陆续躺倒，一场更大的负向循环，也将随之到来。 与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相比，企业的流动性问题，更像一只灰犀牛。它演绎的更加隐秘、更加缓慢，可一旦这股势能开始加速，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将是巨大的。 目前看，如果没有强势的外部力量，给这场违约所引发的负向循环刹车，那这次负向循环的终点，可能将离我们非常遥远。 信仰的萎缩 信仰削弱的背后，是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减弱。 而对于那些资质相对较弱的国企而言，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的减弱，形成了一场市场化倒逼的改革。 城投公司将进入加速整合期。城投公司整合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城投领导看的明白，金融机构投资人更想的清楚。但到了落实层面，由于企业整合涉及的问题过多，不少明确提出要加大城投整合力度的省份，推进动力也不足。 但改革从来都是倒逼的。在本轮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大幅收缩的背景下，许多体量小、资质弱的城投公司，在公开市场融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这类机构所在地的城农商，往往也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授信。 这时，如果地方政府不想看到违约，大城投整合小城投，将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在金融市场的倒逼之下，那些面临流动性困局的国有企业，也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一轮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的淘洗。 伴随着信仰走向终点，大量此前被“信仰”所虹吸的金融资源，也将发生重新分配。物极则必反，当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的处境不能更加艰难的时候，一些此前被大家忽视的优质民企，也将在国企信仰收缩的过程中，重回投资人的视野。 而金融机构倒逼国有企业的加速整合的过程，最终，又将加速金融行业本身的整合与出清。 此前，不少小型金融机构的核心商业模式，就是“高收益资产”匹配“高成本负债”。由于那些“高收益资产”往往有国企信仰加持、历史违约率又极低，因此，这一模式在过往养活了包括银行、基金、券商等在内的大量金融机构。 但下阶段，随着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众多中小国有企业进入整合周期，此前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许多中小金融机构，业务规模也将面临大幅收缩。 对于债券市场而言，信仰的削弱与国企的整合，意味着曾经规模巨大的“低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大幅萎缩；而对资产管理机构而言，“低风险、高收益”资产的萎缩，则意味着此前单纯依靠此类资产套息的机构，将逐步遭遇规模缩减、甚至出局的风险。 当“信仰套息”的红利不再，一场金融机构的加速洗牌，也将在所难免。 资产的重估 信用债市场的估值重构，只是个开始。 国有企业的债券、信托、租赁、信贷，构成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底层资产。而这些底层资产，又是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重要的投资方向。 本轮国企违约所引发的信用债市场估值重构，其实只是债务类资产再定价的一个部分。而在国企信用债再定价的背后，是规模体量超10万亿级的债务资产的再定价。 如果一家企业的公开债券价格大跌，那么，这家企业其它类型的融资工具，无疑也要大幅折价、甚至已经违约。相应的，银行理财、信托计划、债券基金等，大量投资于这类债务的各类金融产品，也将面临再定价的问题。 当此前高收益的底层资产不再安全，那么，年化收益“6%-8%”的信托产品、年化收益“4%-5%”的银行理财，规模的萎缩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当这些10万亿级、年化收益“5%-8%”的“刚兑型”产品规模加速萎缩，又将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金融市场真正的“无风险利率”将出现系统性的下移，而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将出现系统性的抬升；也意味着，超200万亿的中国居民可投资资产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对普通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而言，没有了“高收益、刚兑型”的理财产品，他们的资金要么回流更加安全的存款类产品，要么流向“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资产（比如股票）。 对资产管理机构而言，“5%-8%”的刚兑型产品缺失所形成巨大真空，将形成一片巨大的新蓝海。近期，各家公募基金积极推出“固收+”产品的背后，其实是在抢滩登陆这10万亿级的新蓝海市场。 对股票市场而言，伴随着大量新产品、新资金的持续涌入，股票市场的下一个10年，也将出现类似房地产市场上一个10年一样的红利期。 信用债市场估值重构所引发的金融资产估值重构，将进一步引发10亿级别的金融产品的格局重构，而这也是“破刚兑”、“净值化”监管导向下，所必将经历的过程。 违约的阵痛尤在身边，短期看，它甚至有加剧的风险。但对很多人而言，长远看，一场更大的时代红利也已走到了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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