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美IPO融资超过3.59亿美元仅仅8个月后，金融壹账通（OCFT.US）8月又进行了一次融资额达3.24亿美元的定增。 从财报数据来看，在定增前金融壹账通账上还有大量的资金，为什么要在短期内再次定增？ “实话说我们并不缺钱。本次定增是因为看到市场确实不错，投资者对我们的认可度也在增加，同时从长期来看，公司也确实有融资的需求。”金融壹账通董秘、企业金融CEO费轶明在接受专访时对此回应道。 相对当初10美元/ADS“流血价”的IPO，此次18美元/ADS并实现150万股超募的定增结果无疑令金融壹账通非常满意。 “定增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说明公司的运营模式和商业逻辑得到了全球投资人的认可。希望此次募集资金能够支撑我们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费轶明称。 IPO后8个月再融资为哪般 8月13日,金融壹账通宣布公开定向增发1800万股ADS，这距离其IPO仅仅8个月。 这么短时间内，难道金融壹账通又缺钱了吗？ 从此次定增的招股说明书来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末，金融壹账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还有5.35亿元，包括离岸银行存款在内的暂时受限现金24.93亿元，其流动资产总计有70.34亿元，和刚完成IPO时的2019年底差距不大。 显然，此次金融壹账通的定增并非因为缺钱。根据费轶明介绍，此次定增并非是“从长计议”的，而是因为碰到了市场和业绩的双重机会。 从市场来说，Wind资讯显示，标普500指数从3月末的低点之后一路上扬，金融壹账通股价从年初至8月初的涨幅高达138.48%，市值从上市首日的36亿美元,上涨到定增公告日的近67.77亿美元；从业绩来看，在8月5日发布的二季报中，金融壹账通二季度收入为7.74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22亿元增长48.4%。毛利润增长了93.4%，达2.97亿元。 市场机会和业绩的相辅相成之下，金融壹账通决定抓紧时机，在二季报面世之后立刻启动了定增，而这次定增的结果在费轶明看来也超越预期。 2019年12月13日，金融壹账通以ADS形式在纽交所上市，考虑到当时美股市场环境，为了抓住上市窗口，其最终10美元/ADS的发行价较A轮融资价格打了将近五折。 不过，在仅仅过去8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金融壹账通此次定增的最终定价为18美元/ADS，较定价当日(8月12日)收市价仅有1.9%的折扣,较增发开始日(8月10日)收市价折让10.7%,均大幅低于过去几年中概股增发的平均水平(4.3%和12.9%)。 尽管折扣较低，然而金融壹账通本次增发得到了投资者3.5倍的超额认购，相当于在增发1650万股ADS的基础上再超募150万股。 “IPO时我们接触了很多投资人，我们希望挑选长线的投资人，但一些长线投资人认为我们从2015年成立到去年底上市，时间还太短，想再观察一下。而上市之后这段时间业绩表现不错，投资人也对我们有了信心。” 据了解，在参与金融壹账通IPO的最大五个投资者中，有四个继续参与了此次定增，另外还包括一些新增的长线投资者。 定增的钱拿来做什么 金融壹账通在IPO之后仅仅8个月就再次定增，除了市场给了好的时机外，其本质还是金融壹账通在目前成立四年的时间点上仍然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 根据定增公告，金融壹账通计划将利用发售所得款项净额来提升其平台和技术能力,并用于国际扩张和战略投资以及一般公司用途。 费轶明表示，产品研发会是募资用途的重要方面，而目前公司整体的研发费用占到了所有间接费用将近一半的比例。 “作为一家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公司，我们和一般软件公司‘卖人头’的作业方式并不一样，而是提供模块化、参数化配置的产品，在标准化的同时也能适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做出这样的系统不仅需要很大的技术投入也需要懂业务的团队。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期我们需要非常大的投入。”费轶明称。 持续对于研发的投入使得其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平安内部会将孵化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分为设立平台、流量及数据积累、收入爆发式增长、利润贡献四个阶段。而平安对于“独家兽”之一金融壹账通的发展阶段定位还在第二到第三个阶段之间，没有到利润贡献阶段。 但在上市之后，盈利依旧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从金融壹账通的上半年财务数据来看，其上半年7.46亿元的归母净亏损额相较去年同期的7.55亿元并未继续扩大，而是略微收窄，但离盈亏平衡仍有相当距离。 “集团和投资人当然对我们有盈利的期待和要求。美国的同类公司盈利用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希望能更快一些达到盈利，但这肯定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达成的。我们目前在第二、第三阶段的首要工作是提升客户渗透率，尽力形成一个客户多个产品的局面，这样盈利就自然而然会到来。”费轶明表示。 而除了盈利问题之外，另一个在金融壹账通上市就伴随其左右的质疑则是对平安集团的依赖。从上半年整体来看，金融壹账通来自平安集团的收入占比在五成左右。 “我们希望第三方的比例会持续上升，但现在平安在收入中的比例保持在一定水平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费轶明看来，平安对于金融壹账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客户；平安的技术资源也能帮助金融壹账通完善产品；同时，金融壹账通的客户——金融机构们面对新机构和新产品通常比较谨慎，如果有在平安集团内部子公司的成功使用经验，对于金融壹账通建立市场信任和品牌声誉会很有帮助。
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北京市金融服务开放如何跟进？ 9月7日，国务院发布批复，原则同意《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其中，26项主要任务中有多条涉及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加强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以金融街、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为主阵地，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在京设立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进资金跨境流动便利等。 《方案》明确了目标，到2030年，实现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资金跨境流动便利、人才从业便利、运输往来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基本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服务业经济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 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对记者表示，方案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实”。一是明确指出了要建设国家服务业综合开发示范区，“这意味着，将来有可能会以北京这个综合示范区的建设向全国来复制推广”；二是，限定时限，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体系，服务业经济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与国际规则标准相衔接，目标任务具有挑战性，这也看出了中国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他称。 金融领域亮点多 金融业对外开放是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业内认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金融重镇之一，在监管、市场、客户、人才、金融科技、公共服务和商务环境等方面均有较强的优势。 从内容来看，关于金融开放，《方案》亮点颇多，涉及三个方面，包括：行业扩大开放与准入；股比方面，涉及到控股、外商独资；业务层面也涉及具体可操作细节，比如研究适时允许在京落地的外资银行稳妥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参与境内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等。 何海峰认为：“能够从行业准入、股比、业务上给出全面回应，是非常‘实’的。” 比如，在加强金融服务领域改革创新方面，《方案》提出，推进金融领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相关政策在京实施。支持社会资本在京设立并主导运营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支持外资投资机构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试点。深入实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逐步放开公开市场投资范围限制。 《方案》指出，进一步推动新三板改革，全面落实注册制，切实提升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打造服务中小企业的平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境内上市服务平台并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外商独资企业申请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符合条件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申请转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优先在北京市允许跨国公司设立外商独资财务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在京财务公司获得结售汇业务资格，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买方信贷和延伸产业链金融业务。支持更多外资银行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研究适时允许在京落地的外资银行稳妥开展国债期货交易。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参与境内黄金和白银期货交易。支持具有一定规模、运营稳健的在京外资法人银行申请参与公开市场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获得人民银行黄金进口许可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主承销资格。支持相关企业通过收购、参股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从事第三方支付业务。支持证券公司从事沪伦通中国存托凭证业务。审慎有序进行金融综合经营试点。推动北京铁矿石交易中心等大宗商品交易场所依法合规探索开展非标准仓单交易等多种交易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商品定价机制。 9月6日，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要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合作，加大宣传推介和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优质国内外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来京发展。支持合资理财公司、外资证券、期货等机构在京发展。支持在京外资机构参与股票、债券等交易，参与北京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改革试点。 设立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提出，在京设立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 《方案》显示，要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在重点园区示范发展。以金融街、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丽泽金融商务区为主阵地，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示范区。进一步支持依法开展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支持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企业依法设立金融科技公司。探索开展适合科技型企业的个性化融资服务。在京设立国家金融科技风险监控中心。 何海峰认为，金融科技是最大的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发生质变，但是金融科技是把双刃剑，也有可能带来金融的不稳定，出现金融犯罪，《方案》提出对金融科技风险进行监控非常及时且必要。 “北京是国家的金融管理中心，金融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管理风险，从未来看，很大程度上都与金融科技活动息息相关，这也把金融风险管理上升到了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这一点，可以说是方案中金融领域的最大亮点，是值得重视的内容。”何海峰强调。 殷勇6日表示，要深化金融科技改革创新，深入开展金融科技监管沙箱试点，利用冬奥会等场景在数字货币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力争取得引领性突破。支持金融科技底层技术研发，拓展应用场景，推进金融领域数字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科技的标准创制和标准输出。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霍学文9月7日在2020年服贸会“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 助力企业留青山赢未来”政策宣传会议上指出，北京市已经试点两批金融科技监管沙箱，第一批完全是持牌金融机构，第二批是持牌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各有牵头，第三批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前两批共17个项目均已入箱，第三批将会同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加强推荐。
投资要点 今日的英国股市极具特色，行业权重上金融、石油业处于为明显的位置，消费、服务行业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工业与计算机业则属于弱势。 互联网泡沫期间，英国电信通讯公司风光一时，但是在泡沫破灭后跌落得最深；2003年后大宗商品出现牛市，石油、采掘业拉动了整个大盘；金融危机期间，倚重金融业的英国经济与股市受损非常严重。金融危机后至今日，英国在复苏过程中的股市上涨十分疲软，远不及同期美国股市，在不同的行业结构和经济环境下，英美股市逐渐脱钩，渐行渐远。 风险提示：市场波动风险。 《全球资本市场历史》专题之四 一、引言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已经先后有多个国家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如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然而若要论最早发展出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则非英国莫属。 看英国股市两百年的风风雨雨，不仅仅是观察英国经济、国运的历史沉浮，更能一窥世界大势的山河变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资本市场发扬光大的国家，其对后世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影响几多。一旦了解了英国，我们就能扫清资本的历史迷雾，把握资本的发展主线，看到资本的未来道路。 为此我们撰写了《全球资本市场历史》系列报告。本篇报告为系列第四篇，回顾了英国股市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 21世纪以来，英国的改革红利日渐消退，国家经济结构趋于陈旧。没有了强壮的躯体，英国股市就如同一个年迈的“没落贵族”，步履有些蹒跚。不过毕竟曾经辉煌过，今日英国依然继承了丰厚的殖民遗产，伦敦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英国股市地位犹存。 二、2001-2019 黄金时代悄然褪色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世上唯有‘变化’才是永恒”，在瞬息万变的股市更是如此——没有一个股市可以永远保持上涨，任何的“黄金时代”也必将成为过往。果不其然，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两场重大危机接踵而来，为英国股市蒙上了一层阴影。 2.1、两场危机袭来 1999年互联网泡沫到达巅峰，短短三四年时间，互联网相关企业的股价动辄上涨数倍。当时因为股权增值而手握重金的电信公司互相攻入对方的地盘，抢夺用户。为了消灭竞争对手，英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沃达丰（Vodafone）敌意收购德国电信公司曼内斯曼（Mannesmann），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并购案，并成就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集团——沃达丰集团。不过风总有停下的一天，过去乘着风飞得越高，未来就有可能跌落得越狠。因为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沃达丰的股价旋即就走了下坡路。 从1999年中开始，因为经济过热，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进入了为期一年的加息周期。为了稳定汇率，英格兰银行跟随美联储部分加息。连续上调的利率增加了借贷成本，股市中的资金压力加大。最终股市资金回流至银行体系，引发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从2000年初至2003年初，英国股市经历了漫长的3年下跌，股指跌去了47%。期间沃达丰的股价也从400英镑每股跌至78英镑，缩水80%，完全不复当年的光辉。 虽然通讯行业一蹶不振，英国股市还有其他的基本面。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大宗商品行业带动英国股市从谷底反弹。2002年开始原油、矿石价格加速上涨，上游原材料企业盈利提升，相关股票跑赢大盘，原油与采矿业在英国股市中的市值权重由2002年的14%上涨至2007年底的26%。那么这一轮大宗商品牛市是如何出现的呢？ 最主要原因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提振作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工业化加速，高额投资下产出高增长。例如钢材产量6年上涨超过250%，并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旺盛的中国需求提振了上游原材料价格。 其次是房地产建筑需求。互联网泡沫破灭后，2001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为了稳定经济信心，美联储选择将利率一降到底，其他国家或主动或被动降息，开启了全球央行的宽松时代，英国央行政策利率也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降。超量资金最终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催生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繁荣的房屋建筑活动支撑了上游原材料需求。 最后还有伊拉克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为了报复伊拉克对恐怖分子的支持，美、英为主的联合军队于2003年3月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石油供应，美英在战场上的物资消耗，也提升了石油等军需品需求，扩大了石油供应缺口，进而支撑了价格。 由中国需求、房地产泡沫支撑的本轮大宗商品牛市持续到了2007年中，随着新一轮的美联储加息，房地产泡沫被戳破，并引发了美国次级贷款偿付危机。因为美国金融机构深入到全球金融活动之中，次贷危机很快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业为支柱产业的英国深受其害——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经济最糟糕的2002年，英国尚且能保持2.4%的实际GDP增速，然而在金融危机之中，英国的GDP萎缩了4.2%，取得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差表现。本次金融危机中，英国股市又从2007年的高点下跌超过40%，跌回了互联网泡沫后的起点。 2.2、英、美股市的脱轨 2009年1季度，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救援下，世界经济衰退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英、美股市开始同步反弹。从80年代起，两国的股票市场就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一起度过了相似的80年代消费股牛市、90年代互联网泡沫、07/08年金融危机。然而最近的十年中，英、美股市却上演了截然不同的一幕：在美国一方，代表大盘指数的罗素3000指数自金融危机后的低点上涨了360%，然而在英国一方，富时全指却仅上涨了110%，远逊于同期美国股市的表现。为何金融危机之后，英、美两国股市表现的差距这么大？ 首先从根本上来说，英国股市的行业结构过于陈旧，制约了它的成长性。英国股市中，金融、能源、矿产等高权重行业均属于周期性行业，然而金融危机后关键的高成长性行业却缺席了。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牛市主要是由计算机相关行业贡献的，美股中诞生出“FAANG” 这种市值上千亿甚至接近万亿，为世人所熟知的股票。反观英国股市，则基本上错过了最近一波移动互联网革命浪潮。目前富时100指数成分股中仅有3支与计算机/软件相关的股票，其中最大的一支——赛捷集团（Sage Group），市值与美国头部高科技企业市值差出整整两个量级。 因为坐拥顶尖大学，英国本土其实并不缺乏培育优秀高科技企业的土壤。然而撒切尔改革后，英国对外资过于宽松的政策，使得本国难以培养起独立的民族企业，更多的优秀企业早在初创时期就被外资盯上并收购，化为跨国科技企业的一个工作室，而非登陆伦交所上市。 其次，欧洲作为英国企业的主要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缓慢，拖累了英国上市企业的业绩表现。由于人口老龄化、福利制度等社会问题，欧洲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增长趋于停滞。 2009年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随后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财政问题。主权债务危机的显现，反映出欧洲自身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要通过大额政府赤字来维持需求和就业的问题，最终积累的财政矛盾威胁到欧元区的稳定。债务危机中，各国政府为了履行加入欧元区的承诺，经历了痛苦的紧缩过程，拖累了区域经济的复苏。 最后，英国退欧的不确定性，也妨碍了英国经济与股市表现。2013年，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他原以为本次公投是“一箭双雕”之举，然而出乎他的意料，2017年脱欧公投中“离欧”派胜出，卡梅伦只得黯然离职。 脱欧带给英国极大的不确定性，离开欧盟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将可能不会实现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以欧洲大陆作为主要销售市场的跨国企业，将会第一个受到冲击。 经过了两年的混乱和争吵，英国政府并没能拿出一个有效的脱欧方案，无协议脱欧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无协议脱欧后，英国将会和欧洲大陆间出现硬边界、贸易关税增加，货物和资本进出欧盟可能会出现障碍。面对脱欧风险，英国企业在投资上踌躇不前，而索尼、松下、联合利华等跨国巨头则纷纷表示要将欧洲总部搬离英国。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英国股市自2018年5月以来就处于震荡下跌当中，走势与同期的美股出现了背离。 行业结构与经济环境的不同，最终让英美两国股市渐行渐远。目前造成两者走势背离的因素还看不到消弭的迹象：一方面欧美各国民粹主义兴起，逆全球化大行其道，各国经济有所背离，股市关联度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英国股市甚至是整个欧洲已经失去了发展先机，似乎难以紧跟下一次科技革命，看不到未来的成长空间。当前的英国股市，似乎已经完全从上个世纪末的黄金时代中黯淡了下来，还没有等到黎明前的曙光。 2.3、仍具特色的英国股市 从1698年在乔纳森咖啡馆创立至今，伦敦证券交易所已经经历了300年的风风雨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伦交所在规模上逐渐被美国、日本、中国等后起国家的证券交易所超越。今日按市值排名，伦交所的位次滑落至第七位，落后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东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和泛欧证券交易所。虽然近3.7万亿英镑的市值规模（2018年底）不及同侪，伦敦证券市场仍不失为一个极具特色的证券市场，它在行业侧重度、集中度以及全球化水平上都具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 在行业权重上，英国股市呈现出“两超多强”的格局。“两超”分别是金融业与石油石化行业，分别占据英国股市市值的19%与15%。早在19世纪初，金融机构在股票市场上的占比层超过80%，可谓是一家独大。随着工业、消费、其他服务业相继兴起并进入股票市场，金融业在股票市场中的权重直线下滑。 直到撒切尔政府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行业占比才重新反弹。去监管化强化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90年代英国金融活动蓬勃发展，金融机构信贷扩张，银行资金进入并控制实体企业，扩大了整个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分量。至于英国股市中石油石化行业的强大，则是英国殖民遗产和北海石油共同孕育的结果。 其余在英国股市中占比较大的行业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消费类，20世纪80年代英国消费行业乘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东风崛起，如烟酒食品、家庭及个人用品、商贸零售等行业在股市中均有一席之地；一类为高端服务业，如传媒、医药、旅游等，90年代英国开启去工业化时，上述行业均为重点发展的对象。最后，还有一行业不能被笼统的归为上述两类，但依然在股市中具有重要的位置——矿产采掘业，它和石油石化行业一样，从英国的殖民遗产中成长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行业在股市中居于弱势地位。其一是广义概念上的工业，包含钢铁、机械、化工、军工、建材在内的工业部门在英国股市中的比重不超过7%，与英国去工业化后，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格局相匹配。另一个则是计算机相关行业，虽然90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二板市场（AIM）以吸引创业公司，但遗憾的是英国本土并未培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并能够影响大盘走势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在行业集中度上，英国各行业龙头占据了同业股票市值的绝对比例，集中度非常高。当某一新兴行业度过高速成长期，由增量发展变为存量博弈时，行业内各企业竞争、兼并加剧，企业数量减少成为行业进入成熟期的必然现象。自上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发展相对停滞以来，股市中企业数量即开始减少。在90年代服务业的春天中，上市企业数量一度反弹，但2000年后再次下跌。直至今日，英国股市中的企业数量已经由60年代的超过4000家锐减为仅剩1000多家。在这1000家股票中，前100家权重股在股市总市值中市值占比超过80%，这也使得富时100指数（FTSE 100 Index）成为英国股市的代表性指数。 在行业发展周期的因素之外，英国国内市场较小也是集中度较高的原因之一。英国人口仅有6600万人，国内消费市场仅能容纳两三个行业巨头。特别是少量巨头全球化较为成功，开拓出庞大的海外市场，从而在市值上进一步碾压了国内小型企业。 英国股市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与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相符。在殖民时代，英国企业的经营范围遍及广大殖民统治地区，本就具有一定的全球化基础，在上世纪80、90年代又踏上了全球化的第一班车。今日在富时100成分股中，企业超过70%的营业收入是在海外取得的。富时250成分股中，企业的海外营收比例下降至50%左右，不过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仍然属于较高水平。 今日英国股市带给我们的印象或许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老牌、没落，甚至有点死气沉沉。不过只要把握住上述这些特点，聪明的投资者依然能够在合适的时机挖掘出英国股市的投资价值。毕竟事物总是在变化的，300年间英国股市经历过高潮、也陷入过低谷，当今的低迷，或许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小插曲。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股票市场，在未来究竟是否会重现光辉，还是就此消沉？相信时间会告诉我们最终的答案…… 三、风险提示 市场波动风险。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目前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陈雨露：央行正在构建监管科技应用框架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 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 陈雨露指出，在服务好国内经济的同时，中国金融服务业也不断的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努力承担必要的国际金融责任。 一方面我国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 同时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目前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 另一方面，我国也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 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 此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和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之一。绿色金融也已经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新的样板。 金融体系数字化、普惠金融数字化还有很大空间 金融科技方面，陈雨露认为中国金融科技近年来呈现着发展速度快、增长质量好、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局面，正在推动着金融业态、金融产品和金融传统发展模式发生深刻的变革。 但金融科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也依然突出。金融体系数字化、普惠金融数字化还有着很大的进步空间，消费者对金融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人民银行去年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守政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质增效，已经初见成效。 正在积极构建监管科技应用框架 陈雨露表示，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构建监管科技应用框架，健全监管的基本规则体系，努力为金融科技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推动金融服务业的现代化变革。在服务世界级新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推动我国向金融强国迈进。 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雨露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性体制，推动金融业迈向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制度性、系统性开放，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提供高水平的金融支持。 周亮：银保监会落实资管新规要求，防止影子银行反弹 银保监会副主席 周亮 周亮表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对金融的需求。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系统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 一是努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紧扣六稳六保的要求，全力以赴促进国民经济正常循环，千方百计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探索应急贷款和应急融资的机制，推动金融系统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实现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运用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金融业务的模式，提升服务的效率，加大金融扶贫力度，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优化三农金融服务。 督促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 二是坚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早谋划、未雨绸缪，督促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落实资产质量分类。 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增提拨备，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今年我们预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3.4万亿元。 同时我们要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的长效机制，对各类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完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 严格规范股东股权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压实三个责任，即压实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的责任。稳妥地处置高风险、中小金融，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 同时要落实资管新规的要求，防止影子银行的反弹。通过打击违法违规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 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监管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提升综合服务水平，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实现分账管理、分类核算。 同时我们还要深化中小金融机构改革重组，督促城商行、农村的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内部治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在减灾、防灾和救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 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有力引导理财、保险资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引进更多专业化、有特色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 四是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莫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是说，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在做。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宣布实施了34项银行保险业的扩大开放的措施。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修订已经基本完成。 近两年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公司来华设立各类机构近一百家。这说明外资金融机构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金融发展充满着信心。 周亮表示，我们将继续秉持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原则，落实内外一致，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措施。引进更多的专业化、有特色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 鼓励中外资机构在产品、业务、管理、人才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稳步推进中资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深化“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方星海：证监会下一步的四个工作重点 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方星海表示，今年以来，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态势。前8个月，沪深港通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1265亿元。对外开放引入境外资金进入我国股票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未来将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 他认为，持续对开外放使我国市场价值投资理念更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所谓“牛短熊长”、脉冲式的市场正在消失，更加理性的市场正在形成。 我国股票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 截至目前，我国股市总市值70万亿元，占国内GDP70%，上市公司接近4000家。今年以来我国股市表现平稳，日均成交额8000亿元左右。 方星海表示，回顾近三十年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我国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外开放步伐是平稳的，没有对市场造成冲击，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证监会将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方星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说明，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也推动了金融业和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境外投资者实现投资增值的同时在引导价值投资理念、提升市场透明度、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这些境外投资者我国的资本市场也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对外开放给我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很多正面影响。方星海表示，对外开放有效改善了资本市场结构，我国金融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占比偏低，大量的储蓄通过债权形式转化为投资，抬高了宏观杠杆率，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通过开放发展壮大资本市场，显著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对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需要更多能吸收风险的股权投资来培育和支持创新企业。 股权融资不断增加也反映出资本市场功能作用发挥正不断增强。方星海称，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资本市场运行质量的提升，价值投资理念更加巩固，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长期困扰我国股市的所谓“牛短熊长”，也就是脉冲式的市场正在消失，更加理性的市场为IPO常态化发行和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基础。 截至今年9月3日，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持有我国股市的股票市值2.01万亿元，在A股流通市值的比重是3.28%，如果加上QFII和RQFII的持股，所有外资持有我国流通股市值的比重是4.69%。 方星海表示，与日韩等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超30%以上相比，我国资本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还是很小，对外开放引入境外资金进入我国股票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 证监会下一步工作重点 方星海从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下一步证监会的工作重点。 方星海表示，证监会将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促更大的开放，形成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 一是持续完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拓宽ETF互联互通，便利境外机构配置股票ETF以及人民币债券资产，持续加大商品期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特定品种范围。及时创造条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提供良好的风险管理工具。 二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性对外开放。推动修订后的QFII、RQFII制度规则尽快发布实施，持续完善和深化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提升国际资金的投资便利性，增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意愿和信心，进一步畅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有序流动，形成优势互补，促进良好的循环局面。 三是不断提高证券期货业双向开放的水平。继续落实好放宽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政策，鼓励境外优质证券基金期货金融机构来华展业，支持境内经营机构走出去，促进资本市场生态改善。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及时防范和化解跨境资本市场风险。加强与境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的沟通和政策协调，强化跨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严厉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自身监管水平，健全跨境资本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做好输入性风险防范应对，不断提高开放环境下资本市场运行的活力和韧性。 本文原发于华尔街见闻
有一连串的市场现象需要解释，厘清逻辑，是下一步投资的秘钥。 金融市场出现三个奇特现象： 1、8月开始，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大涨特涨； 2、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突然下跌； 3、黄金价格大跌。 这些现象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从外部解释会上大当。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投资市场最大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人民币汇率创下一年三个月以来新高！ 人民币汇率这段时间大涨特涨，黄金价格大跌特跌。 9月3日，央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319元，环比上升57个基点，连续第8天上升，创下2019年5月14日以来的新高。9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8359。 8月前半个月，美元持续疲软，中美高层通话后，人民币展开补涨行情。当月，人民币汇率大涨1.84%，创下19个月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 进入9月，人民币汇率势头更猛，在岸、离岸价格快速突破6.84、6.83、6.82关口，在岸价格一度触及6.81大关，离岸一度刷新2019年6月以来的新高至6.8124。 看后视镜的解释是，市场终于摆脱了中美贸易和美联储的不确定性，经济转型有所成功，所以人民币大涨。 简直是胡说八道！ 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压制政策就没停过，最近把手又伸到了中国芯片制造最重要的企业中芯国际，从中印边界、台海到欧洲，挑动情绪无所不用其极，新冷战政策非常明确。 不要对美国现政府的包容抱有任何幻想，有时候，天真是弱智的反应。 反观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健，在人民币涨跌前后，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那么，人民币汇率为什么大涨？ 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从欧洲到亚洲，都在帮助压低美元指数，扶持美国经济。 中美贸易的实质是我们在按照第一阶段协议的规则行事，我们在履行协议，进口农产品和能源。 其他国家对美国也在让步，从美元指数就可以看得出来。今年8月，美元指数下跌1.29%，一度跌破92，创下2018年5月初以来的新低。 资金大举做空美元，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对冲基金做空美元的仓位达到约10年来最高水平，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的最新调查数据，36%的基金经理今年下半年的主要外汇策略是做空美元。 下面是美元指数的月K线。 从图上看，美元指数从4月开始进入下行周期，考虑到权重问题，欧元、日元等兑美元必然上升。 到了8月，美元下跌幅度缩小，9月至今，美元指数上升。原因在于，人民币等币种接过了接力捧。 高盛经济学家说，虽然中美争端仍然敏感，但贸易协议今年不会撕破。 翻译成市场语言，人民币汇率兑换美元接下来两三个月大概率上涨，到了全球大投资者的收获季节，然后下跌。 连具体的点位都有了。9月1日，高盛表示，1美元兑6.7元人民币的12个月预测存在下行风险，而汇丰目前预计，今年年底是6.7元，远高于此前预测的6.95元。 我的预测在6.8左右。 神逻辑啊，跟现在的黄金逻辑简直是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人民币上涨还有什么原因呢？ 主因之一是持有人民币资产有钱赚，中美利差扩大，美联储维持惊人的低息，而中国央行的保持利息稳定，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超过230个基点，国际投资者可以获得汇差和利差双重收益。 外资源源不断进入人民币资产，尤其是中国债券市场。据FX168，9月2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布数据，截止8月底，中债登记为境外机构托管的债券面额高达24619.55亿元，环比增加1178.31亿元，上升5.03%，从2018年12月以来连续增加了21个月。 只要有巨大的利差，外资就会想方设法得到汇差和利差的双重收益，外资进入越多，人民币汇率也就越坚挺。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 中国为什么允许外资源源进入？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上升？ 近两个月，央行没有利用逆周期工具遏制人民币走势，在岸人民币也在大幅升值，说明这次升值被默许了。 我国的顺差在缩小，无法通过制造业的大幅顺差获得美元。 9月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郑薇表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的顺差85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规模稳中有升，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万亿美元，较年初增长了44亿美元。 一年几千亿顺差的甜蜜幸福，一去不复返。 人民币汇率弹性就得增强，人民币汇率必须越来越市场，否则人民币一崩紧，经济就地动山摇。 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人民币汇率上升会让一些传统制造企业破产，破就破吧，低效的制造企业十年前要淘汰一波的，总是狠不下心来，这次不狠心也得狠心了。 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出现局部战争，美元和黄金的流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坚定的长期看好股市 这几天，有个关于金融方面的会议在召开，一行两会、外汇局官员都参加了。表面看来，波澜不惊，其实暗含深义。 9月6日，“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在北京召开，主题就是“新金融、新开放、新发展”。 这次会议，传递出几个重要信号。 不管世界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依然举行，金融国际化没有停步。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在服务好国内经济的同时，中国金融业、中国金融服务业也不断的追求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努力承担必要的国际金融责任。 一方面，我们取消了对银行、证券、期货和基金管理等领域的外资持股限制，降低了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股东资质方面的限制，同时我们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积极推动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的国际接轨。 在今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中，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正式清零，目前上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更多的外资和外资机构正在有序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外资机构在进入、进入，再进入。 中国开放了35种大类金融牌照，包括银行、保险、资管、券商、期货、信托、不良资产管理，还涉及金融基础设施牌照，如信用评级、托管、支付。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41家外资银行，其中11家国际性银行或者投行参与到证券行业，有64家保险公司存在外资参股或者外资战略性投资。 全球排名前20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有11家资管机构在中国非常活跃。 友邦人寿获得了外资独资人身险牌照，安联保险获得独资保险控股牌照，贝莱德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独资公募牌照，东方汇理资管成立了外商控股合资理财公司，橡树资本新获AMC牌照，花旗银行新获托管牌照，美国运通获得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 资本市场牛短熊长正在消失。我们不能昧心说，资本市场已经牛长熊短，但起码是可以预期的。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会议上提出，我国“牛短熊长”的市场正在消失，将进一步扩大沪深股通投资范围和标的。 外资在进入、进入，再进入。 国家外管局发布的数据是，今年7月，外资净增持境内上市股票和债券规模同比增加了1.4倍，外汇储备余额连续4个月正增长。 中国的牛市，刚刚起步。 既然如此，截止9月4日的一周，股市为什么大跌呢？ 三大因素：金融战，获利了结，价格太高。 虽然人民币汇率可以上涨，但双方股市，是金融战的主战场。 9月4日，全球股市下挫，尤其是纳斯达克，9月3日暴跌了4.96%，9月4日下跌了1.27%。 此前最受追捧的科技股成为这次市场剧震的罪魁祸首，大型科技公司的跌幅创3月份以来最大。 纳斯达克上涨太快太高，纳斯达克100指数六周内暴涨18%，热门科技股的交易价格都比200日移动均线高出70%或者更多。 相对来说，此前下降较多的能源股、航空股相对坚挺。要知道，2020年，能源股和金融股都表现不佳，年内分别下跌了近43%和19%。 已经下跌得如此之惨了，还能怎么跌？接下来的消息，本质上都是利空出尽。 为了腾挪资金，资金从流动性最好的黄金和人民币资产流出。 截止9月4日的一周，北上资金净流出超200亿，为今年单周净流出第五位。今年以来，单周净流出之最为3月9日到3月13日，当时北上资金共计卖出417亿元。 A股进入慢牛，这个判断不会变。 全球同此凉热，股市一跌，以股市上涨作为吹牛资本的特朗普又要抓狂了，他肯定挺住大洋彼岸不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做好心理预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我们是从光脚的时代过来的，离饥饿时代不远，人家还穿着皮鞋呢，我们怕什么？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速度和规模上，都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冲击全球经济金融，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危机远远没有结束，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曾经写道：“危机开始之时，也是思考启航之点。和危机同时进行的，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政府、业界对危机根源的询问，对危机教训的研究，对未来方向的探讨。现时、历史和未来都在拷问我们。”未来充满挑战，也满是机遇。 一、疫情：“长尾”和“肥尾”化，复工抗疫并存“新常态” 全球疫情继续指数级上升。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具备“大流行病”特征起，短短6个月不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迅速扩散至全球六大洲210个国家和地区。截至8月24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共23856369例，累计死亡818058例，死亡率3.4%。日均新增确诊高达23万例。新增确诊数量居高不下，累计确诊规模高位递增，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峰值仍然未现。 美国疫情快速增长，形势严峻。美国在3月实施“社交距离”和局部“封城”政策后，疫情蔓延得到初步控制，新增病例从每天3万例降到1万例，纽约市新增病例连续下降，已经降到日增1000例以下。但管控措施仅仅维持了不到4周，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检测范围有限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推动仓促复工，疫情又开始反弹。美国4月16日宣布市场再开放计划以来，单日新增确诊数量围绕3万例波动式起伏，7月开始日增病例重新攀上5万~7万例高峰。截至8月24日，美国累计确诊5915630例，当日新增4.2万例，累计死亡181114例，死亡率3.1%。感染率达到1.75%，超过1.5%的大流行病临界点。疫情在美国各州之间蔓延，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等成为新的重灾区。美国疫情在得到暂时控制后大幅攀升，峰值仍然未到。因为确诊高平台，指数级增长，美国疫情发展令人担忧。 4月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出现结构性变化，向新兴市场国家蔓延。截至8月24日，美国之外，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成为世界确诊病例最高的国家，巴西累计确诊3627217例，当日新增2.1万例，累计死亡115451例，死亡率3.2%。印度累计确诊3164881例，当日新增6万例，累计死亡58546例，死亡率1.8%。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有限的检测能力，导致确诊人数与实际感染人数偏差过大，以死亡率作为指标对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调整后，估测确诊病例可能低估50%以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医疗系统资源匮乏，检测诊治能力薄弱，部分地区人口居住密集，也没有足够的生活条件执行社交隔离的遏制政策，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力较弱，感染数据的跟踪披露也难以反映疫情蔓延的实际严重程度。疫情在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暴发会将全球带进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发展轨迹明显呈现区域转移趋势，并以波浪的形式持续发展。疫情先在亚洲暴发，然后到欧洲，再到美国，目前到新兴市场国家。疫情波浪式的持续发展整体拉长了世界疫情蔓延的时长，跨过夏季延续到秋冬季，加之确诊病例居高不下的高平台，成为第二波疫情反弹的温床。 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急剧下跌，很快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经济压力日益增加。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各国政策转向，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选择解禁“封城”，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共存的阶段。但是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欧美国家大部分没有采取类似韩国早期的大规模检测、中国严格的跟踪和分级隔离等强力措施，离全面控制疫情还有相当长距离。同时，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有效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和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 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疫苗，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截至8月初，全球有150种新冠肺炎疫苗在研发过程中，6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已经进入临床Ⅲ期招募和接种，是全球首个启动Ⅲ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美国莫德纳公司（ModernaInc．）在过去两年针对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苗的研发经验上，发现新冠病毒（COVID-19）的基因序列与MERS非常相近，因而转向COVID-19的信使RNA疫苗研究，也获得美国监管批准。但是临床Ⅲ期大规模测试疫苗耗时更长，不确定性仍存。 综上，疫情曲线还在上升，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快速上升的确诊率看，用模型模拟，目前报告的世界疫情确诊数量仍有低估，还有患者没得到检测和认定，整体疫情还在上升期，峰值仍然未到。病理上病毒有其独特的非线性暴发的发展和演变路径，从单个国家疫情的发展趋势、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发展轨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三个维度看，并根据确诊病例、日增加率和死亡率的已有数据模拟，全球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在各国的“解禁”政策下，疫情成为“长尾”和“肥尾”，疫情将至少在今后12个月在全球广泛存在。 疫情在全球波浪形持续发展，确诊病例高平台持续存在，形成病毒大规模蔓延和暴发的温床，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不知道全球是否会有第二波疫情，但一些模拟表明，世界可能发生第二波疫情的概率在上升。世界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与隔离遏制举措将在12个月内继续存在，世界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新常态”。 二、市场：下跌、分化后与央行博弈震荡 疫情冲击经济增长前景，削弱企业盈利预期，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在现代通信技术下，信心传导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传导，我曾经说过，“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市场从贪婪到恐惧的变化是瞬间的事”，全球股市先于经济波动而大幅下跌。 年初至3月23日，美国历史性地发生4次市场熔断，三大股指平均累计下跌42%，当时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市场股指累计下跌均超过50%，几乎回到2008年的低点。市场大幅波动反映了市场对疫情发展悲观，政府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 各国央行随即迅速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宽松流动性下，股市又迅速反弹，仅仅两个月后，美国股市迅速反弹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超出了危机前最高点。股市经历了一个急剧的下跌和一个急剧的反弹。股市反弹的时候，股市的估值也发生了强力反弹。标普500的平均估值过去20年在18~20倍之间，疫情危机前最高达到了30倍，3月份股市大跌的时候跌到15倍，现在又回到了24倍。 股市稳住了吗？衡量股市变动，经济增长前景是一个重要变量，如前所述，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是大幅下滑的。公司盈利预期是股市估值的主要指标，疫情前美国2020年公司盈利预计为增长6%左右，在疫情暴发后迅速下跌到-9%~-6%。信心是股市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历史上美国股指发展和消费者信心高度相关，美国股指曲线和消费者信心曲线高度拟合，直观可以看到有高达90%以上的拟合。但本次疫情危机中，两者背离，消费者信心急剧下跌下股市却继续强劲反弹。 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公司盈利下跌，盈利前景为负，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滑，而股市的指数和估值在上升，因为流动性的大量支持。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欧央行、日本央行等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几乎是无限制地购买资产，甚至直接参与商业银行的贷款，成为金融中介。央行提供无限的流动性，支持了股市反弹，这是一个流动性支撑的反弹，而不是业绩支撑的反弹。 比较1929年经济大萧条股市下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股市下跌和本次疫情下股市下跌，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每次危机都有股市下跌。1929年大萧条股指下跌的幅度超过今天，在政府支持流动性后出现了反弹和暂时的支撑。但流动性没有解决根本的产能大规模过剩和股市大泡沫问题，所以市场继续下跌，政府又出台支持政策，市场缓缓反弹。但因为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企业破产不断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恐慌蔓延，股市挡不住大跌，形成了大萧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股市下跌曲线为：先是2007年初新世纪地产破产，其实这已经是严重预警，股市下跌。下跌后美联储发声会提供流动性稳定市场，市场稳住并有一小波反弹。接着发生贝尔斯登公司破产，股市又开始下跌，当时市场已经非常紧张。然后美联储又开始支持流动性，市场又稳住了。但是房地产泡沫和次贷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流动性也没有解决次贷产品的流动性问题，股市在2008年秋季急剧下跌。 2020年股市下跌速度则是最快的，表明股市敏感、脆弱、联动快。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是史无前例强大，所以市场迅速反弹，反弹规模远远地超过1929年和2008年的反弹。 比较1929年、2008年和2020年的股市波动，显然，波动和调整还在到来中。当市场是流动性支撑的市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波动是必然的。今天的根本问题是疫情。只有控制了疫情，恢复了经济，企业开始产生利润，居民开始消费，市场才会在新的基准上平衡并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股市还会不断地根据疫情发展、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居民的消费信心调整，不排除有大的震荡。 股票市场震荡下跌和央行利率急剧下调下，债券市场也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图8是对国债市场未来2年的收益预测，最深的颜色是收益率为负的债券比重。灰色收益率是0%~1%的债券，占了债券市场的绝大部分。黄色部分是收益率1%~2%，尚有非常小部分的债券收益率在2%~3%。 债券市场进一步分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券利率水平大跌，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差却在上升，美国和德国等避险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至今下跌到0.73%，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期下跌42个基点至-0.58%。但意大利为代表的疫情严重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上行，意大利德国10年期国债利差不断扩大，至3月16日达到278个基点。公司债券市场分化严重，低评级债券、垃圾债券的利差迅速扩大，特别是能源部门的债券，利差一下子涨到2500个基点。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利差也在扩大。 以本次央行迅速下调利率为零为界，全球央行政策利率走完了一个长周期。以美国为例，美联储短期利率从1929年大萧条后下降为零，维持到1940年经济逐渐恢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经济恢复，利率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有危机，利率就下调，危机过后就上升，最高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沃尔克把利率水平提高到18.6%，以控制通货膨胀。 此后利率整体是下降趋势，危机时利率下调，危机后上升，利率空间得以保持应对未来危机。2015年底美联储开始升息，但经济疲软，升到2.5%后停止并降息，而这次疫情冲击，一下降到零。这几乎是一个百年周期。 往前看，因为经济进入严重衰退，经济慢复苏，中期内我们没有看到利率上升的可能。因为一旦利率上升，历史经验表明，往往会引起新一轮流动性紧张和债务危机，通常会触发金融危机，引起经济的衰退。我们预测未来5年，美国经济继续低迷，收入分配继续恶化。为了维护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稳定，美联储只能被迫继续购买资产，扩张资产负债表，并可能进入负利率。 长期的零利率或负利率会在根本上改变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尤其是风险定价。 负利率一旦产生，只会逐渐扩大。负利率带来负利率资产，今天全球已经有18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在负利率区间，德国的10年和2年期的国债都有负利率，荷兰已经有居民住房贷款负利率。世界进入负利率时代，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资产进入负利率范围。 在主要以央行流动性支持下反弹的金融市场，形成市场和央行博弈的新格局。关于未来股市的走向，公司盈利和消费者信心都成为次要变量，央行是否有扩张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市场是否有能满足央行购买资质的金融资产，成为最主要的因素。 三、经济：慢复苏和“日本式衰退” 3月以来，在疫情冲击下，全世界近80%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封闭措施来防控疫情。封闭措施和社交隔离对生产、消费和信心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经济活动进入突然的停滞，瞬间冲击全球经济，全面进入严重衰退。 在需求侧，封城加上社交隔离导致消费突然中止，导致消费停滞，各国采取关停商铺、停止公共活动（电影、体育和餐饮等）措施，直接对服务业造成重创。我们估测，受疫情冲击，各国消费的静态损失都在3个百分点的GDP以上。在供给侧，防控措施导致各地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受到了快速且严重的破坏。全球范围内的供需都受到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GDP收缩超10%。经济损失波及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市场，还是低收入国家，都受到了影响，无一幸免。 疫情对经济冲击之强和速度之快都远超预期。今年2月疫情露出端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下滑0.1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3%。我在3月19日写到，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的经济冲击将远远超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 4月10日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5月10日IMF进一步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4.9%，贸易下滑11.9%。同期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5.6%，贸易下滑15%。疫情严重冲击全球贸易。在人流、物流和贸易流大幅停滞下，WTO预测全球贸易在2020年下滑15%~30%，远远大于2009年全年全球贸易下降10.4%的冲击。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我在IMF工作时，有机会观察到多次国际和国家经济危机，发现通常一个典型的经济金融危机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阶段，第二阶段是偿付危机阶段，第三阶段是经济恢复和增长阶段。三个阶段也会交叉和重叠，但经济金融变化的特征和深层次问题是明显有区别的。本次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刚刚度过了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正在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通常也是企业破产的高峰阶段。 度过了第一阶段的现金流危机阶段的冲击，企业仍然面临未来真实生存能力的挑战。在偿付能力阶段，企业有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危机，以及在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下企业面临生产转型的问题。如果是经营不善导致的财务问题，可以是企业技术性破产，通常可以通过财务重组解决；但如果是经济结构变化，企业无法适应市场、产品和行业变化产生的经营困难，企业只有倒闭破产。美国发生的企业破产宗数已经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企业破产量。 本次偿付危机的企业破产高峰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和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仍然难以预测。进入偿付危机阶段，取决于危机对经济结构的破坏程度，会有不同时间长度和规模的企业破产重组，行业和产品结构变化引发的产业重组。在这个阶段，会有大批企业倒闭。政府的巨大挑战在于如何辨别企业是处于财务性困难还是结构性困难，是技术性破产还是真破产。在这个阶段，宏观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供给侧的政策组合，包括财政精准支持、产业政策指导、充分市场竞争政策等组合。 疫情的“长尾”和“肥尾”继续威胁实体经济复苏。首先，消费恢复缓慢，反弹滞后，总需求的下跌是直线的，但反弹却难以弥补损失的消费缺口。以美国9·11事件为例，美国航空、酒店和旅游业受到严重冲击，5年后才恢复到事件前的峰值。我国在2003年非典期间，在宏观刺激政策下，当年我国投资、制造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和贸易都在疫情结束后迅速强劲反弹，当年GDP增长超过2002年的9.15%达到10.02%，唯消费增长7.35%，低于2002年的消费增长8.06%。 其次，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和产业链运转，大规模破坏总供给。全球中小企业占GDP的比重60%以上和就业的80%以上，历史数据显示，持续停工超过3~6个月，30%的中小企业将无法维持经营；停工6个月以上，一半以上中小企业将会破产。疫情冲击下，电子产品、汽车、仪器和重工等全球重要产业链停滞，影响经济同样重大。 第三，大规模的失业恢复非常困难。防控疫情期间，裁员和减薪给就业市场带来重创，失业率飙升。在美国，2020年3月到6月期间就有超过400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在欧洲，德国政府的特殊补贴计划下，隐含450万人失业。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掩盖了真实失业率。4000万人的失业是一瞬间的事，但是要让4000万人重新回去就业就非常不容易，因为整个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企业倒闭，原来的公司都不存在了，原来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整个劳动力市场会发生结构性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需要长时间调整。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能力和空间继续在第二阶段偿付危机阶段支持企业，并在第三阶段，扩大投资规模支持经济复苏。 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意大利2008年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06%，2019年增长到135%，IMF预计2020年将达到155%。美国2008年政府负债占GDP比为74%，2019年增长到109%，IMF预计2020年将达到131%。各国政府高财政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 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欧洲债务危机后欧洲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目前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仅为-0.5%，几无货币政策空间。美国在2007年9月金融危机前联邦基金利率高达5.25%，为应对危机，美联储连续降息至2008年12月的0~0.25%超低水平，累计下调超过5个百分点。而此次疫情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仅为1.5%~1.75%，仍处低位，可执行货币政策空间大幅缩减。 政府已经面临政策空间枯竭的困境。在流动性危机的危机第一阶段，为保障实体经济和居民不出现大规模破产和失业，维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各国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以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以减少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美联储和欧央行等各主要央行放宽了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信贷向实体经济的流动。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再次回到零利率时代，针对疫情紧急出台“零利率+无上限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工具用到极致。财政救助方面，美国财政3轮救助计划总共提供约2.5万亿美元支持。欧洲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复兴计划和上万亿欧元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些救助都逼近了政府已有的政策空间极限。 2020~2022年全球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抗疫和复工并存，居民担忧未来，会增加储蓄，使得储蓄率上升。在美国和欧洲，居民拿政府救济金存在银行不消费，消费持续下跌，使得储蓄率升到历史高点。同时因为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产业结构变动不确定，企业投资愿望急剧下降，我们同样观察到美国已有的企业兼并项目被大批取消，统计表明私人投资降到最低点。 所有这些都预示，世界经济复苏将会是一个缓慢的弱过程，我们预测，世界经济在未来5年都会在低增长阶段。因为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美国和欧洲的通货膨胀预期非常悲观，未来通货膨胀率超过1%的概率很低。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负利率，美联储零利率，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步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利率下降为0，通货膨胀在0.7%和负值之间波动，经济增长平均为0.5%~0.8%。主要支撑点是政府不断地发行债券刺激和维持经济稳定，央行则不断地扩大资产负债表，不断地货币化财政赤字。这是日本模式，欧洲也已经在2012年欧元危机后进入这个格局。美国也在疫情推动下进入了这个状况。 四、展望：新趋势和新视角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我们看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构建新的思维框架。 1）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百年不遇的疫情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构建面向未来的以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系统。 第一，建立智能化敏捷的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TTTT系统），包括检测疑似病例（Test）、追踪确诊患者（Tracking）并追溯其接触者（contactTracing），加上医疗系统的能力（Treatment）。从源头、传播途径和治疗三个维度遏制疫情，精准抗疫。 第二，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增加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以及民间机构间的信息共享。 第三，加快加强构建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疗体系，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完善地方流行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类似“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 第四，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 第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 第六，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 2）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各国财政部和央行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来避免金融和经济崩溃，这些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迅速缓解了危机的流动性问题，稳住了市场和经济。但财政部和央行都跨过了传统的“红线”，进入新的领域，留下了影响今后经济金融发展和稳定的现实压力和制度挑战。 世界各国政府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发达经济体中，通过收入支持、扩大失业保险、工资补贴、工资津贴、税费退还及豁免实现的直接转移占GDP的比重高达10%。同时，财政对过渡性融资，即企业延期缴纳所得税、个人税款及贷款，以及或有融资，包括股权注资和贷款提供担保等或有融资，占GDP的30%。两者共计注入资金占GDP的40%。IMF预测，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基本赤字将增加GDP的8个百分点。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公共债务将大幅增加。而更高的债务水平，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会给潜在的增长带来压力。 制度的挑战更为严峻。例如美国今年政府债务迅速从占GDP100%飙升到130%，远远高于传统共识的60%的上限。因为经济低迷，政府债务还在继续上升，但是在零利率下，传统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不重要，因为虽然债务上升，政府的债务付息成本在下降。例如，欧元区的整体债务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79%上升到2018年的100%，但同期政府付息成本占GDP的比重却从2.8%降到1.8%。因为债务的可持续性主要看付息水平的可持续性，这样在零利率政策下，政府似乎可以继续并无限制地举债。新的政府债务和财政约束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利率水平上升呢？政府借债的市场新边界又在哪里？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各国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行动，防止金融崩溃。 一方面，央行使用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稳定市场。先是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美联储还介入了市政债券市场。这样，央行进入了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在日本，为避免家庭、企业及市场的情绪急剧恶化，日本央行扩大了资产购买，包括购买日本国债、企业债以及购入股票ETF等，提供了高达120万亿日元的市场支持，约相当于日本GDP的20%。 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下调了购买资产的信用级别，有时甚至低于投资级别。就美国而言，美联储向地方当局扩大了支持。大量流动资金以极快的速度注入市场，短短几周内，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就大幅增长，大大超过了2008年~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幅度。 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的职能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央行在危机中履行了传统职责，即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通过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能正常运作，继续提供信贷。但是，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还直接进入市场，成为“最后做市商”，在市场参与者争相出售资产以获取现金、市场做市商无法应对美债等长期资产供应的激增时，购买了大量美债。美联储还在财政部及国会的支持下，成为非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重启2008年危机时曾推出的商业票据和资产抵押证券融资机制，设立贷款给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并购入企业债。央行从“最后贷款人”到“最后做市商”时根本的职能变化，严重影响央行的独立性。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而且介入和“移动”市场，市场出现了新的市场和央行的“博弈”。最后，尽管央行采取了关键举措，但其影响仍有一个根本局限：央行能提供临时融资，但不能转移实际资源。 美日央行的上述种种做法是否会侵蚀央行的独立性，是时下热议的问题，如果央行持续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政府可更容易发行政府债券，并将收入用于财政支出，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这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和独立性是不是风险？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央行跨过了“红线”却是不争的事实。央行的货币政策如何退出更是现实的挑战。 3）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 对新兴市场而言，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更加严峻。除了全球化面临威胁，全球价值链遭受破坏，防控措施导致各种经济活动受到影响，许多新兴市场还不得不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汇率下跌的困境。这些国家的侨汇收入是最重要的外资来源，总额一直大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总和，但在疫情中急剧下滑。 在紧迫的形势下，新兴市场财政部门也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支持卫生部门、家庭和公司。一些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扩大了对非正规部门工人的社会援助，为特定行业提供了补贴。但是，因为本国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新兴市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资源限制，初步估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财政转让约占GDP的3%，或有融资也是相近的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刺激水平，新兴市场的降息幅度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即便如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恶化和财政赤字立即引发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并造成了资本流动的逆转。疫情危机的前八周就有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资本流动的跌幅，远超美联储在2013年5月22日暗示可能削减购债规模带来的“削减恐慌”以及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下跌总和。在巴西和波兰等国，外国直接投资变成了资本外流，套利交易发生了逆转。本币债券的利差与外币债券的利差飙升。紧随其后的是债务评级被下调。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重新定价，导致新兴市场金融状况急剧收紧。 危机明显把世界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能“尽一切能力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国家和集团，主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可以不断货币宽松。另一个是只能“尽一切能承担的成本挽救经济和金融”的没有国际储备货币主权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地位问题就这样具体而残酷地摆在了世界的面前，构建公平、包容和有效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这样摆在了国际社会面前。 4）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 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内在原因。2008年危机以前，美国劳动力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年增长3%降到了2008年左右的低于0.7%。特别是男性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了4个百分点。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从最高的2000年左右的4%降到了2008年的2%。同时收入分配急剧恶化，从1980年开始，最高收入1%的家庭，累计收入增长率达到了280%，最低的20%仅增长25%左右。这是危机前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但政府并没有察觉这些根本的结构变化，反而在政治上出台了社区住房政策，希望通过住房发展，解决民众福利和公平，并推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结果让已经在深处发生变化的、开始脆弱的经济面又选择了错误的新政策和导向。这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下降到年增0.8%的水平，收入分配继续恶化。1980年以来，美国最高收入1%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2%翻番上升到24%，而底层50%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却下跌了一半，从24%掉到12%。 疫情是对全球经济最具有破坏性的一次冲击。疫情危机下，产业链被打断，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劳动生产率将进一步下滑，我们预测全球劳动生产率都将大幅下滑，连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会滑落到0.3%左右。收入分配急剧恶化，发达国家中低收入群体，非白人居民的疫情感染率远远高于平均数，经济体中最脆弱的部分，即中小企业和非熟练工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发展中国家约1亿人口因为疫情重新回到贫困线下。 中期内，经济缓慢增长，失业居高不下，央行零利率，股市继续高扬，经济结构改革步伐缓慢，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收入则继续偏向有资本的群体，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恶化。制定包容的经济金融政策，防止经济问题向社会和政治问题转化是疫后经济金融最大的挑战。 5）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疫情危机的速度和规模以及政府反应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在IMF工作时观察到，危机中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关联系数和互动系数急剧上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实体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全球经济金融的联动是一个新的网状结构或板块结构，外部的冲击影响变得日益重要，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全球经济关联的结构的理解。我们观察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初期并没有大量物资和资金流动，但全球金融市场的关联和互动系数迅速地从20%左右上升到90%。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增长的关联和互动系数也迅速地从不到10%上升到76%。 世界经济金融的高度互动是因为世界经济金融越来越多地成为以信心主导的经济金融活动。现代通信技术发展让信息瞬间传遍全球，市场信心/情绪很容易在瞬间变化。全球经济金融成为一个新的以信心为基础，以信息传导为主导的密切关联和高度互动的全球经济金融。本次疫情危机中，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又一次急剧上升，全球经济波动、震荡、溢出、关联和互动达到新的高峰。疫情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冲击的速度和规模表明，今天各国独立的宏观经济金融管理边界已经被严重冲击，预案外部经济金融冲击、储备政策空间、加强国际沟通合作都是今天宏观经济金融管理的重要议题。而外部冲击的速度也对宏观管理的灵敏度和反应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疫情是一场完美风暴，它不但改变今天，也在改变远方的地平线。未来正在我们眼前展现，但世界经济金融已变成市场和政策的博弈，不确定性陡增。在巨变的世界经济金融面前，我们唯有保持谦卑并认真观察，以从中捕捉机遇，化解风险。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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