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中，G20领导人峰会提出了多个重要的全球普惠金融发展倡议，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则在提供快速、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7月2日举行的“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圆桌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称，和全球一样，中国也特别重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面临众多挑战，包括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并保持简捷和有效的公司治理，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等。 周小川认为，需要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到2019年，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法人和个体工商户占市场主体的90%以上，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专利发明权、超过60%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不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来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2015年，中国制定了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 周小川也谈及了从中国普惠金融的实践和发展进程中得出的体会。在他看来，六方面内容尤为重要。 首先，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这需要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等。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其次，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 同时，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周小川说，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还要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周小川认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此外，周小川认为，需要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对普惠金融机构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 周小川说，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也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疫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断加速。周小川认为，疫情加大社交疏离，数字普惠金融体现强大优势。 事实上，中国一直鼓励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2016年，G20杭州峰会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企业更是把普惠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业务突破口。 过去，传统的普惠金融业务往往把焦点放在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获得贷款的难易和成本上；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大大延伸了金融服务的半径，而且大大拓展了金融服务的类别，从账户开立、支付、存款、理财到贷款、保险甚至期货交易，基本金融需求和升级的金融需求全部涵盖，而且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移动终端完成。周小川说，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编制全球普惠金融指标时就十分重视多类别的普惠金融服务，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贷款。疫情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优越性。 周小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克服信息不对称，为小微企业纾困；无需线下分支机构，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生成个人信用信息，减少对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降低金融机构信用管理成本。 “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周小川说。 但周小川也指出，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各国和各地区更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防止边远山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或老年人由于无法接触或有效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之外。这个问题在疫情下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还要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需要在普惠性与安全性和隐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数字技术加速落地。 “在孟加拉国，本地版‘支付宝’bKash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让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第一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津贴。”7月2日，在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云端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 井贤栋介绍，孟加拉国作为纺织业大国，在当地，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应用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实现远程开户，这个功能上线不到3个月，就使得bKash的注册用户数增加了超过350万，让更多孟加拉人享受到数字普惠服务。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和bKash合作，还新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据了解，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现金社会，但同时也是全球互联网普及最快的区域之一。与此同时，这里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6亿人口中有超过70%的人都没有银行账户，金融服务留有巨大空白。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到来，越来越多亚洲国家政府意识到必须通过互联网和新兴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用好数字技术红利支持经济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浪潮之下，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正在增强，这也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记者了解到，除了孟加拉国，菲律宾支付宝“GCash”等当地电子钱包也纷纷配合当地政府发放经济补助。 为何各国政府纷纷选择了电子钱包？ 井贤栋说，主要是由于银行账户在一些国家的普及度有限，数字钱包账户作为重要补充，能有效扩大经济补助发放人群；另外，数字钱包在数字身份认证方面具有技术基础，能确保资金有效发放。 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亚洲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篇》报告指出，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对于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未来，报告建议，要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7月2日，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并尝试建立了“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 (AIFIE)”。根据AIFIE综合指标，得分较高的国家有新加坡、韩国、阿联酋、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巴林和哈萨克斯坦等，中国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七。 近年来，亚洲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已达到或赶超世界水平。然而，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依然较大，经济与教育等因素制约着基础账户覆盖程度。博鳌亚洲论坛是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凝聚正能量的重要对话平台。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论坛呼吁全球携手共同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和重大经济与社会挑战。此次的报告也旨在梳理和交流亚洲普惠金融的经验做法，推动亚洲金融发展。 具体而言，AIFIE指数评估了五方面因素，包括国家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经济金融环境、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素养与保护。此外，指标中还增加了“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这一主体因素。在将六个维度指标进行同等权重平均后，得出了最终综合指标。亚州27国样本中，综合得分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是: 新加坡(得分88，下同)、韩国(76)、阿联酋(74)、以色列(72)、日本(72)、马来西亚(67)、中国(62)、泰国(60)、巴林(58)、哈萨克斯坦(55)。其中，得分排名前五的国家均为高收入国家，可见国家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的普惠金融生态情况也越好。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于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后，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用。近十年来，G20 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多个倡议，全球和区域普惠金融联盟相继成立。亚洲地区地域辽阔，对普惠金融需求旺盛，但亚洲各国各国储蓄情况分化，居民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有待提高。因此，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亚洲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 报告提及了亚洲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的特点。在世界银行Findex 2017年样本国家中，地处亚洲的国家33个，其中账户拥有率最高的为日本(98%)、新加坡(98%)和韩国(95%)，而账户拥有率最低的国家为阿富汗(15%)、巴基斯坦(21%)和柬埔寨(22%)。在亚洲没有金融账户的居民中，平均有14%的受访者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作为没有金融账户的主要原因。 开具金融账户的最重要文件便是居民的个人身份证证明。在亚洲一些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大量“无国籍人”并没有个人身份证明。而缺少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一方面阻碍他们获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了这些人的其他基本居民权利，如就业、就医、获取社保、为子女办理出生文件等。其他类型的开户证明文件还包括个人工作证明、地址证明等。 选择“由于缺少必要文件”为没有金融账户的原因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为阿塞拜疆 (32%)、菲律宾(32%)和柬埔寨(28%) 等。 报告提及，这些国家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可得性的方式便是进一步减少开户文件要求，实现便捷开户。另外，平均有13%的受访居民选择“由于金融机构太远”而没有金融账户，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铺设和运营成本昂贵，采取数字化金融服务可以部分解决金融机构物理网点覆盖不足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国家战略地位不断确立。报告称，2018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全面定向降准，国务院设立5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督部门多次定向指导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国家政策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另外，针对贫困地区，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为优惠的利率，鼓励贫困地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合理确定贫困地区贷款利率水平。截至2019年6月底， 全国扶贫再贷款余额1492亿元人民币；在财税支持方面，主要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实行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减征所得税，提高贷款损失准备税前扣除标准，扩大呆账核销自主权等税收优惠等等。 未来亚洲发展普惠金融，机遇与挑战并存。报告称，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普惠金融提供了新动力，帮助亚洲传统金融服务较为不足的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然而，亚洲减贫任务依然艰巨，各类金融服务供给差异显著，技术创新带来数字鸿沟和安全性问题，征信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评价体系有待改进。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对亚洲各国继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五大建议。首先，制定全局战略，完善普惠金融治理体系，鼓励和动员各部门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其次，共同建设高质量、多元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继续推动完善征信体系、支付体系、动产抵押体系、数字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推行“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商业导向，关注并满足中小企业和特殊群体的真实需求；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鼓励监管部门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寻求技术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平衡之道，遵循《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关注数字安全、数字鸿沟、消费者保护等问题；最后，加强亚洲地区普惠金融的交流与合作，利用好“一带一路” 倡议等区域和全球化动议带来的各国协同发展机会，充分发挥国际机构促进跨国交流、经验共享的作用。
小微企业的重要性及其面对的困境，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和社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 7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携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了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并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下称《报告》）。 《报告》首次推出亚洲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指标，对27个亚洲样本国家普惠金融生态体系进行客观评估，总结了中国、日本、韩国、印度、蒙古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的生动案例，并提出包括构建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利用好“一带一路”等区域和全球化倡议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与会嘉宾指出，普惠金融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扶持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提升社会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普惠金融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普惠金融更在及时、精准提供无接触金融服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发表主旨演讲时预计，后疫情时代，用户会更加认同无接触式金融服务，金融数字化转型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各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征信系统、反洗钱系统和金融服务技术标准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问题，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小微企业困境成为亚洲各国关注焦点 由于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不同，亚洲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也呈现显著差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AS（金融服务可得性调查）提供的有限数据，《报告》获取了亚洲十国中部分国家的两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指标：首先，中小企业拥有贷款账户的比例，代表着一国中小企业所获金融服务的广度；其次，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体现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深度；此外，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对各国中小企业融资效果的满意度数据作为金融服务需求方的满意度指标。 《报告》显示，在亚洲十国样本企业信贷情况中，柬埔寨、沙特缺少FAS的中小企业信贷广度与深度数据，仅有满意度数据；韩国、马来西亚、中国仅有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日本仅有信贷广度数据和满意度数据。从中小企业信贷深度来看，现有数据表明，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表现较好。 “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有效配置，则成为各方化解小微企业困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共识，在亚洲甚至全球，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底蕴。”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 小微企业往往是社会就业和税收的重要贡献者，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但在田国立看来，小微企业又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普遍存在缺信息、缺信用、缺资金，面对风险较为脆弱等问题，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易产生排斥性问题，所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成为全球性难题。 周小川表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小微企业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方面源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风险高、竞争力不强和资信不足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则与包括营商环境、金融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金融生态密切相关。 周小川称，多年来中国通过持续的制度变革推动普惠金融生态改善，花大力气改革农村信用社，增强服务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能力，逐步建立起大中小型金融机构都参与进来的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同时，加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通过技术创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亚洲范围内各国的民间合作越来越频繁，互联互通正在增强。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在会上介绍，疫情期间，作为纺织业大国的孟加拉国，已有超过150万没有银行账户的纺织工人用本地版“支付宝”bKash实现远程开户，超过150万的纺织工人首次用手机领到了政府津贴。当地政府还推出了免费健康险、在线发工资和助学金等一系列零接触数字服务。 《报告》建议，在亚洲普惠金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低收入国家、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人群的金融服务覆盖，提高正规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和贷款服务的可获得性。在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方面，应进一步提升中低收入国家贷款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助力中小企业做深、做实。 金融科技让经济末梢得到雨露滋润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的颠覆式改变已是大势所趋。 “过去，大银行普遍把精力放在大企业身上，一方面做大企业贷款有规模效应，边际成本低而收益高；另一方面，方法上以建立正面清单为主，企业提交资料，银行审核，通过批贷。而小微企业融资的特点是‘短、小、频、急、散’，靠一笔一笔审批的正面清单很难适应效率性、专业性要求，再加上小微企业风险相对较高，不愿做、不会做、不敢做就成了大银行在面对小微企业时的真实状态。”田国立指出，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转型可能和内生动力，通过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金融科技赋能普惠金融，产生了业务模式和流程的裂变效应。 疫情更是加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井贤栋认为，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浪潮的到来，数字技术红利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无论在生活服务，还是在商业运营、数字公共服务领域，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田国立表示，未来，普惠金融将继续深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应用，着力数据资产的经营和信用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体现银行的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根植并融合大众市场，深耕草根经济，让经济底层和末梢能够得到金融服务的雨露滋润，以金融化方式整合社会资源，真正解决社会问题。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发展，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实现了创新与融合，亚洲各国逐步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但消费者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暴露在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风险当中。 对于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在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新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亟须采取有效的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科技滥用，构建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为此，监管当局可主动利用“监管沙箱”对新技术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的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加强从业机构行为规范和责任能力建设，通过信息披露、风险提示等手段，提高普惠金融全流程的透明度；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数字鸿沟和业务外包风险的管控，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数字和隐私保护法律框架，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宣传。
6月27日端午节假期，一则“证监会正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 站在银行的角度，获得券商牌照，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盈利能力方面，银行可以称之为“印钞机”，2019年整个证券行业133家券商净利润1231亿元，不及工行净利润的40%。由此可见，券商这块骨头，不仅没有多少肉，银行还要为此承担混业经营的风险。 站在券商的角度，即将面临的是在客户数量、资金实力、业务覆盖度等方面远胜自己的银行老大哥，特别是中小券商，以后的日子自然会变得更见艰难。 即便证监会在6月28日晚正面作出回应，但并没有直接否认，这意味着具体方案或正在研讨中。受此影响，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券商板块应声下跌3.17%，而银行板块仅下跌0.43%（A股指数下跌0.60%）。 那么，证监会透露出这样的消息，或将成为一条鲶鱼，搅动整个证券业，甚至中国金融业。 追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其实，如果大家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会发现，“证监会正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其实有迹可循。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系统整体处于高度被压抑的状况，所有的金融资源均由国家进行统一调配，全国主要的金融机构仅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银行首先从财政部独立，之后“工农中建”四大专业国有银行 也相继从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立出来从而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格局。1983年国务院发布相关规定，决定了1984年1月开始，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至此才确立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1995年《人民银行法》颁布，规定了人民银行需要承担金融监管职能，同时也应当和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共享信息。 也正是这段时间，我国金融业从被压抑到井喷释放，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显著增加。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也在“野蛮生长”，表现出明显的混业经营特征，各类金融机构涉及多种不同业务。 以银行为例，当时是可以从事证券、信托，甚至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体、办工厂做贸易。由于当时监管水平有限，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也不完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通货膨胀、海南房地产泡沫、深发展用银行资金炒作自己的股票等。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临危受命，戡乱金融市场。1993年起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了整顿，国务院规定商业银行需要与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分业经营。1995年后《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 等多项法律相继颁布，标志着我国金融体系以分业经营为主要状态。1998年后，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的相继成立，形成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系，其中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专门负责对券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管，而人民银行则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宏观调控。 在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并在防范金融风险蔓延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类金融创新急剧迸发；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提速，外国资本加速涌入中国，也在冲击着国内金融业，使得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愈加明显。 出现了持有多种金融牌照，经营多项金融业务的金融控股集团，他们除了会面临各业务板存在的单一风险，还将面临其他业务板块传导过来的风险，显著增加了金融控股集团面临的风险水平。监管体系也随之做出相应调整：2017年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成立了新的银保监会，由“一行三会”变为“一委一行两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统计数据和信息共享，并增强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功能监管。 即便银行的金融控股集团可能存在混业经营，单就银行本身，还是中规中矩地做着银行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卖保险，也没有去炒股；即便银行作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服务客户，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发生。 如果银行获得券商牌照，将意味着银行业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或将再次发生变化。那么，为何此刻监管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竞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2001年，中国历时6年长跑，加入WTO，首位亚洲籍世贸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这样评价中国入世的意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会更开放，经济发展将更快。”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系统作为支撑。除了上述监管体系的改革，还有就是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通过引入国际顶尖金融机构，来激发国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2018年4月28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即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达51%。2020年4月1日起，证监会取消了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 至此，已有瑞银、摩根大通、野村东方、摩根士丹利、高盛、瑞信6家外资控股的合资券商，摩根大通期货也成为我国首家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未来，外资将有更多机会控股合资券商。 但不少人表达了对于“金融狼”的担心，担心外资金融机构借着金融开放趁虚而入，蚕食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要金融开放，但现在连一家和瑞银、大小摩能打的金融机构都拿不出手”。 所以，中国的金融机构，距离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格局是“大银行、小证券、弱保险”，银行体量最大，证券次之，保险最小。为此，我们就拿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银行领域最强的金融机构进行比较，看看谁更胜一筹。 2020年7月1日，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了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中国“宇宙行”毫无悬念的霸占榜首，而美国的“小摩”（摩根大通）仅次于“工建农中”，位列全球第5位。 1、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盈利性指标 从体量（总资产）上看，1个工商银行≈1.6个摩根大通。在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上，摩根大通分别仅比工商银行低54亿美元和82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工商银行营收增速较高，说明其赚钱能力更强，但摩根大通的归母净利润增速更胜一筹，高出工商银行7.32个百分点，表明其盈利能力更强。 综上可以看出：工商银行在体量和赚钱方面完胜摩根大通，但摩根大通具有“小而美”的特点，盈利效应更强。 2、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主营业务拆解 为了进一步探索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小而美”的摩根大通，现对两家金融机构的主营业务进行拆解。正整体上看，工商银行主要从事的是商业银行业务，即负债业务（存款业务）、资产业务（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摩根大通除了从事商业银行这块业务，还有投行业务。 可以看出，工商银行超过99%的营业收入来自商业银行业务，而对于摩根大通来说，商业银行业务营收约占总营收60%，投行业务贡献了40%的营收。说明摩根大通相较于工商银行，盈利模式更加多元化，这或将是其“小而美”的原因。 3、工商银行vs摩根大通：市值和股价 截至2020年6月30日收盘，摩根大通股价94.06美元，总市值2866亿美元，市盈率9.52；工商银行股价0.71美元，总市值2520亿美元，市盈率5.26。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于摩根大通的认可度，要比中国资本市场对于工商银行的认可度更高。 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摩根大通股价走势相较于工商银行更加稳健。 工商银行上市以来股价走势图 摩根大通上市以来股价走势图 超速：券商牌照，不止牌照 银行若获得券商牌照，势必会对证券业产生深远影响，甚至会重塑行业格局，绝不仅仅是一块牌照那么简单。 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领域的大门越开越大，国际顶级金融机构纷纷来华设立控股或独资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国内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这股势力了。 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国内金融机构，在体量和营收方面一骑绝尘，但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远不及摩根大通等国际顶级金融机构。 目前，金融领域混业经营已经在进行，并由延续的趋势。银行若获得券商牌照，对内，就像一条鲶鱼，搅动整的证券业，激发券商的竞争力，部分中小券商或将面临洗牌；对外，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 从2018年持续至今的中美贸易战，最终将从经济贸易争端，演变成金融领域“制空权”的争夺，谁若在金融方面败下阵来，很可能面临对方“金融战”的攻击，通过金融政策、工具等各种手段颠覆一国经济，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说到头，中国的金融开放，混业经营的趋势，饱含这中国对未来国运之争，这一战，我们必须要赢。
7月1日晚间，北京证监局挂出了京东数科辅导备案信息，这家曾被称作“京东金融”，承载了京东集团金融科技希望的公司，已于6月28日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计划在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五矿证券、华菁证券4家券商联手保荐下登陆科创板。 人们于是明白了，为何刘强东在6月22日重回京东数科董事长宝座，京东数科又为何在同一时间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就连6月25日，京东将收购京东数科36.8%的股权，并向其追加投资17.8亿元的举动，也瞬间有了合理的解释。 尽管京东数科以“静默期”为由，对于上市后续时间表等相关问题不予回应。但券商中国记者还是调查发现，京东数科人事架构调整其实早有“端倪”，目前金融业务仍是这家估值近2000亿公司的盈利核心。 京东数科拟登科创板 此次京东数科豪气地选择了4家券商组成联合保荐团队，其中还包括国泰君安和中信证券这样的行业龙头，充分显现出其对于实现科创板IPO的志在必得。 根据辅导协议约定，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五矿证券及华菁证券选派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辅导工作组，并会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机构协助完成。且根据京东数科的实际情况，辅导机构也将择机安排公司主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辅导。 具体的辅导内容主要包括：发行上市相关法律法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财务管理及内控体系、公司独立运行、关联交易及重大投资决策程序、公司发展战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信息披露等。 官网信息显示，京东数科是一家致力于以AI驱动产业数字化的新型科技公司。该公司以AI、数据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数字科技为基础，建立并发展起核心的风险管理能力、用户运营能力、产业理解能力和B2B2C的企业服务模式。 京东数科表示，自己的使命是“以科技为美，为价值而生”，经营的宗旨是从数据中来，到实体中去，通过数字科技助力相关产业降本增效，提升用户体验，最终实现新增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公平与普惠的社会价值。 截至目前，该公司完成了在AI技术、机器人、数字营销、智能城市、金融科技等领域布局，服务客户纵贯个人端、企业端、政府端，累计服务涵盖4亿个人用户、800万线上线下小微企业、7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1.7万家创业创新公司、30余座城市的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 今年618京东媒体开放日，京东数科用户中心总经理江明丽对外公布了公司旗下京东金融的最新战绩——618当日，白条交易额3分钟突破10亿元；618期间，白条免息商品累计销售5000万件；“白条免息+金贴”的优惠方式累计为消费者节省30亿元，同时助力合作商家客单价提升超过60%。 京东拟取得京东数科36.8%股权 6月25日晚间，京东集团计划重新拿回京东数科36.8%股权的消息，激起了行业的热切讨论。 根据当天订立的协议，京东集团将通过一家并表中国境内公司，转换对京东数科的利润分成权（基于双方于2017年订立的框架协议），并向京东数科增资17.8亿元现金，以取得京东数科共36.8%的股权。 此前在2017年3月，京东集团曾对京东金融（京东数科的前身）进行重组，出让其持有的全部（占比68.6%）京东金融股份，并取得40%的利润分成权。根据框架协议约定，这一分成权可转换为京东数科40%的股权，这一比例目前因融资等原因被摊薄至35.9%。 该交易目前尚需获得必要的中国监管批准及达成若干其他条件。交易完成后，框架协议（包括京东集团与京东数科当前的利润分成安排）将终止，京东数科将成为京东集团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方。 需要注意的是，京东数科股东于6月20日一致通过决议案将京东数科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刘强东及其控制实体宿迁领航方圆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宿迁领航方圆”）于京东数科分拆及私募融资交易时所收购的股份将享有每股10票投票权。 在这一情况下，预计京东将实际持有京东数科约18.7%的投票权，而刘强东及宿迁领航方圆合共持有的投票权将占京东数科全部投票权的54.7%。换言之，即便未来京东重新拿回京东数科36.8%的股权，但绝对控制权仍在刘强东个人手中。 刘强东紧握京东数科控制权 事实上，为了迎接科创板上市，刘强东近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将京东数科重新抓在手心，尽管京东数科似乎并未真正离开过。 天眼查数据显示，6月22日，京东数科的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正是由于京东数科股东6月20日一致通过决议，将京东数科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并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使得刘强东及其控制的实体，能以同股不同权的方式，获得京东数科54.7%的投票权。 就在同一天，京东数科还对董监高名单进行了变更，其中刘强东取代余睿成为新的董事长，章泽天、章肖明等多人卸任公司董事，刘强东助理张雱等人新增为董事。而此时距离今年2月底刘强东退出京东数科，仅过去了4个月。 从董监高名单来看，法人陈生强系京东数科CEO，2007年4月加入京东集团，曾任京东商城首席财务官（CFO）。2013年9月起，陈生强担任京东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京东互联网金融团队的组建及业务发展。在公司财务管理、投融资、管理整合与优化等方面成绩可圈可点，是由京东内部培养的核心高管。 今年曾短暂接任京东数科董事长一职的余睿，是京东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CHO）。余睿2008年以管培生身份加入京东，通过轮岗机制，在京东集团、京东零售、京东物流等众多管理岗位进行历练，担任过多个一级部门负责人，据称系兼具不同业务和职能模块经验的年轻京东高管。 而同为京东管理培训生出身的张雱，则被外界认为是刘强东最为倚重的助理，名下有着400多家公司，且近年来频频被变更为京东系企业法人。 可见，尽管刘强东曾在今年上半年短暂退出京东数科，但不管是火速重回董事长之位，设计取得京东数科超过50%的投票权，还是安插亲信进入京东数科，都显示出其对于京东数科的掌控从未减弱。 金融仍是京东数科盈利核心 事实上，京东数科人事架构调整早有“端倪”。今年以来，券商中国记者曾有报道，京东数科谋划上市已早有谋划，在人事及组织架构、收入结构等方面都有做了调整。 事实上，今年年初， 完成从“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后，其已进行了组织架构大调整，重构了前中后台。期间高管团队也有变化，比如原京东金融任副总裁、财富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周宇航离职，重新回归从弘康人寿。 京东金融2013年10月开始独立运营，2018年9月，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称坚持数字科技战略，加大在数据和技术上的投入、任何与数据和技术无关的业务都不做。券商中国记者最新了解到，截至6月底，京东数科“已完成了在AI技术、AI机器人、数字营销、智能城市、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布局，累计覆盖4 亿个人用户、800万线上线下小微企业、700多家各类金融机构、17000家创业创新公司、30余座城市的政府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 不过，从公开介绍情况来看，金融尤其是消费信贷业务仍然是京东数科核心盈利来源，这也和其他同类型公司类似。 京东数科持有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基金保险经纪、商业保理牌照等，同时正在申请民营银行；其金融业务板块涵盖了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支付、农村金融，以及金融科技输出。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9年底，消费信用产品京东白条的信贷余额达700亿元、消费贷产品京东金条余额逾1000亿元。 此前公开报道显示，京东数科已完成了三轮融资，2018年B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1330亿。如今京东集团17.8亿元增资对应可取得京东数科0.9%的股权，则简单估算可知，京东数科估值已接近2000亿元。而截至目前，科创板市值最高的金山办公市值也不过1516亿元。
7月1日，中国平安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决议：为配合公司战略转型升级需要、加强“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机制，聘任姚波出任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Co-CEO）。 同时，鉴于当前公司的决策体制、运行机制完备，人才梯队完整成熟，经多年实践证明现行模式行之有效，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同意马明哲个人提出的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的请求。辞任首席执行官后，马明哲继续担任董事长，按《公司章程》规定，在董事会休会期间，代表董事会推动公司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决议，负责公司的战略发展、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以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等职责，继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三位联席CEO形成更加稳固的集体领导团队 中国平安董事会认为，姚波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精湛的财务精算专业水平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由姚波先生担任公司联席CEO，作为公司整体经营性运营管理、风险管控及协调职能的负责人，是对“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机制的有力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从战略规划到落地的管控体系。 自2008年出任公司首席财务官以来，姚波全面负责公司战略实施、计划落地、财务企划、资金与流动性风险管控等职责，并领导建立了一套贯穿“战略-计划-追踪-落地”完整的经营管理体系，为集团在多领域、多元化的纵深发展和开拓，确保经营安全稳健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和支撑作用。 未来，平安三位联席CEO，谢永林、陈心颖、姚波将形成更加稳固的集体领导团队，与其他条线职能执行官一起，协同“金融”及“科技”业务条线，更强有力地推动公司战略升级，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谢永林，作为公司总经理兼联席首席执行官，其核心职责以分管集团金融业务板块为主，包括主管平安银行业务，以及分管团体客户综合金融业务以及金融板块相关专业公司的发展，协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 陈心颖，作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其核心职责以分管集团科技业务和创新业务板块为主，包括负责金融科技、医疗科技、智慧城市以及相关生态圈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分管科技类、创新板块专业公司的发展。 姚波，作为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主要职责为负责集团的战略规划，业务目标制定、目标追踪和绩效考评，主管集团预算管理委员会、产品委员会、战略发展中心，以及财务、企划、精算、资金等管控等职能。 马明哲将继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公司自2018年经董事会批准建立联席CEO机制以来，经过两年的过渡与磨合，三位联席CEO与各职能执行官“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矩阵管理”模式与制度化流程运作已经成熟，对“金融+科技”“金融+生态”转型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为公司未来长期可持续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当前公司的决策体制、运行机制完备，人才梯队完整成熟，经多年实践证明现行模式行之有效，马明哲本人提出，其不再兼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职务。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尊重马明哲的个人意愿，同意其辞去公司CEO职务的请求。 董事会表示，作为中国平安的创办人、创始人，马明哲带领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型综合金融集团。一直以来，马明哲先生始终牢记为股东负责、为客户负责、为员工负责、为社会负责的企业使命，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带领全体员工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不仅圆满完成了历届董事会下达的各项战略及经营目标，而且清晰地规划了公司的发展远景及实施路径，塑造了持续创新进取、包容协同、价值导向的企业文化，构建了“执行官+矩阵”的科学的集体决策机制，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很强竞争力、执行力的国际化、专业化人才队伍，为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及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董事会对马明哲先生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展望未来，中国平安表示，在以马明哲董事长为首、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的核心团队的领导下，以及职能条线执行官的协同合作下，公司凭借清晰的发展战略，科学稳固的集体决策及经营体系，坚定实施“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转型，增强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营环境能力，实现长期可持续稳健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和更辉煌的成就，向百年事业继续坚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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