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据央行网站，6月19日，人民银行2020年调查统计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总结了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条线工作，明确了2020年调查统计工作重点。 会议指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均产生深刻影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调查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2020年，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条线要高质量完成金融基础数据等各项统计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高质量建设统一管理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和数据分析平台，高质量开展国家金融基础数据的综合应用工作，巩固和拓展金融业综合统计成果，高质量建设符合大数据发展方向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自觉践行“两个维护”，加强调统条线党的建设。要落实“忠诚、专业、务实”要求，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要用好上下联动机制，推动调查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
今年的毕业季非常特殊，也尤为艰难。在此，我们提供一份金融行业的就业指南，帮助有志于在金融行业开启自己职业生涯的学生朋友找到心仪的工作岗位。 金融包括哪些行当？金融的功能是调配资金余缺，本质是风险的配置。资金的供给方和资金的需求方对资金的期限要求、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因此需要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来满足这些差异化的需求，也由此生发出不同的金融门类，例如银行、证券、保险等等。目前，国内与金融业务相关的牌照就多达十多种，包括银行、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信托、券商、金融租赁、期货、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基金子公司、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牌照、小额贷款、典当、保险、保险销售等等。这些直接从事金融业务的行当加上上层的监管机构（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底层支撑金融业务开展的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各类交易所）就构成了整个金融的组织生态。 金融行业工作岗位面面观每一个金融行当都有若干的核心业务，例如银行的核心业务包括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等；券商的核心业务包括经纪业务、信用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和自营业务等等。各个金融行当围绕核心业务组成若干职能部门，也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工作岗位。这些职能部门根据其和业务的关联强弱，一般可划分为三类：前台、中台和后台。以私募证券基金为例，前台是直接和利润创造相关的部门，例如交易（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交易指令）、研究（为基金经理提供研究服务，例如对宏观、行业和个股走势的判断）和营销部门（直接向合格投资者或者通过各类渠道间接向合格投资者兜售基金产品）；中台是为前台提供直接支持的部门，例如产品（负责基金产品的研究、发起成立等）、法务（各类合约的审定等）、合规（销售过程等方面是否符合监管的规定等）、风控（策略风险、交易风险的把控）、IT（研究支持系统、交易支持系统的设计、实施、部署和运维等）等；后台则是为整个公司运营提供基础支持的部门，例如人事、行政、财务等。 哪个岗位适合你？在介绍完金融的行当和相关的工作岗位后，我们就要开始琢磨哪些工作岗位适合你。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强调的是没有一岗定终生这回事。我们的职业生涯很长，长如马拉松，第一份工作好与不好，就好比在一个马拉松比赛开始时，你领先或者落后别人一两个身位，这种优势或劣势微不足道，并不能影响整个比赛的胜负，在长长的职业生涯中你有大把的机会实现超越。我们在考虑自己和岗位的适配性时，建议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专业、能力、志趣和机会，前三个因素也是面试官非常看重的。专业是一种硬实力。对于初入职场的学生来说，面试官往往通过你毕业的学校、专业排名、专业知识的笔试和面试来衡量你的专业水平。不同的行当、不同的岗位对专业的要求差异很大，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在金融行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例如券商、基金公司的行业研究员，就非常希望招收与特定行业相对应专业的学生；而量化分析师，则非常青睐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力可看作一种软实力。例如你的创造力、团队合作的能力、领导力、抗压能力等等，业界现在已经发展出了非常多的方法来测试这方面的能力，例如无领导小组讨论等等。不同的岗位对软实力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交易员要求你的抗压能力极强，而研究员则非常看重你的创造力。第三个是志趣。也就是你的职业志向和你对特定职业的兴趣，志趣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形塑的，但你面对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时，你要问一问这个工作岗位是你感兴趣的吗？是你达成职业志向不可或缺的一环吗？如果是，那么你就要向面试官展现你对这个岗位的热情。向面试官展现志趣最好的方式是讲述你为这个岗位做了哪些准备，最有力的是你的实习经历。最后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机会。机会是创造出来的，这往往也是很多初入职场的学生最欠缺的。首先要积极主动发动一切资源来寻找工作机会，包括你的父母、老师、学长、实习导师和公开的求职渠道。其次对求职机会要珍惜、要重视，包括了解你面试的单位、岗位，精心准备求职材料和面试，在准备求职材料的时候切记不是突出你自己，而是突出你和这间公司、这个岗位的适配性。最后要注意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不能一味追求求职的最优解，有时满意解也是可以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对于伸过来的工作橄榄枝不要轻易说不，它可能不是你最满意、最理想的工作，但却是一个可接受、也能为你整个职业生涯提供敲门砖、垫脚石的工作。求职是职业生涯、人生历练的开始，走好这一步非常重要。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祝初入职场的莘莘学子们好运！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创新改革的不断深入，绿色金融作为亮点愈发受到关注。根据2016年央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实现资金要素的绿色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显著，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业务发展先于标准制定、标准工作碎片化、研究泛概念化等问题。因此，作为保障绿色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技术支撑，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十分必要。 ●绿色金融标准化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发展迅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不断转变，加之逆全球化浪潮来袭，我国金融业需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服务功能，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开展紧跟形势、适应新需求的金融标准化工作十分重要。2017年，央行等五部委共同发布了《金融业标准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以下简称《规划》），旨在进一步优化金融业标准体系，提高金融业标准水平。绿色金融作为维护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新业态、新领域，同样需要开展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绿色金融标准化工程也被《规划》列为五项重点工程之一。 早在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央行及银监会就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绿色信贷规范性政策，此后，国内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随后的十余年间里，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标准及相应的统计制度，并在信息披露规范和信用评价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与此同时，区域性绿色金融试验区也在积极探索地方性的绿色金融标准。例如，浙江湖州2018年发布了首批涵盖绿色融资项目评价规范、企业评价规范、银行评价规范以及专营机构建设规范的四项绿色金融地方标准，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区域性探索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发展迅速。但是，绿色金融标准在实践过程中也在统一性、覆盖范围、组织形式等方面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一● 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能够产生环境效益的项目，这些项目被称为“绿色项目”。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是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中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明确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范围。目前，不同的绿色金融标准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建设工作开展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有《赤道原则》《绿色债券原则》和《气候债券标准》等。而我国还处于绿色金融标准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外标准不统一之处在于，国外绿色金融标准并未对绿色项目的技术指标作出具体要求；而我国为了更好地引导产业发展，在划定绿色项目目录时对技术指标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我国机制尚不十分健全的绿色金融市场而言，这种顶层设计无可厚非，也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和实用性，但随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与开放，更为灵活、客观的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值得探索。 对于我国绿色金融标准间对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是针对同一种绿色金融产品，不同部门发布的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存在差异。例如，“核能的开发利用”在发改委发布的《绿色债券指引》中属于绿色项目，但是在央行的《绿色债券公告》中却没有被认定为绿色项目。这种差异不仅影响标准的严谨性和权威性，同时容易形成套利空间，不利于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权益。第二种是针对不同的绿色金融产品，不同绿色金融标准对于绿色项目的认定口径也不一致。例如，央行发布的《绿色债券公告》与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在支持项目的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带来重复性的认定工作，增加业务成本；同时还将导致标准相互割裂、衔接困难，为绿色资金的流动设置障碍，降低绿色资金所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短期来看，绿色项目认定口径的不一致会对绿色金融的业务开展产生负面影响，增加监管难度；而从长期来看，也不利于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外延与拓展。 ●促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 有国内学者认为，解决目前绿色项目认定口径不统一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种思路是主管及业务开展部门互相承认对方的绿色项目名录，但这种做法要求金融产品发行人及投资者对所有的绿色项目名录都清楚了解并能够清晰辨别，不仅增加了发行人及投资者的负担，也不利于市场形成统一的认识。另外一种思路是国家指定负责机构牵头，组织其他相关机构和专家，研讨制定一个通用的绿色项目目录，所有支持绿色项目的金融产品都以此通用目录为标准。后者能够促进市场形成对绿色项目的统一认知，也较前者更为简便。但随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依照通用目录进行项目筛查缺乏灵活性，同时还有可能引发权力寻租等问题。 国外绿色金融标准中对于融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十分重视，这为我们探索绿色项目认定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赤道原则》为例，其并未限制支持项目的所属行业，但会依据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及风险程度分为A、B、C三类，分别适用不同的条款。这种项目分级管理的模式，使得绿色项目的认定与管理更加立体化、多维化。将客观、严格的项目潜在环境影响以及风险程度评估报告作为该项目是否能够获得绿色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能够有效统一绿色项目的筛查口径，同时保证客观性和灵活性，这不失为探索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统一化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国情特点，因此在完善我国绿色项目认定模式和口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能一味盲从国际标准。例如，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同国际标准一致将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使用等项目排除在绿色项目范畴之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其对于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总体来看，统一绿色项目的认定模式和口径，促进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化，将有力保障我国绿色金融标准的准确性、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有利于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而准确引导资源配置、把控资金流向、保障市场秩序、防范市场风险，精准地为绿色环保、污染防治、清洁减排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动能，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助力我国生态 注：本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这是蚂蚁针对支付宝母公司启用新名称“蚂蚁集团”的最新回应。 6月22日，市场消息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蚂蚁的全称已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字眼变化，最关键之处在于——去“金融”，变“科技”。尽管蚂蚁在回应中强调技术初心，但其低调的更名举动，在近几年互联网巨头（BATJ）所谓“去金融化”趋势中，仍被市场部分解读为互联网金融浪潮的终结。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告诉记者，这是大势所趋，但不是去金融化，只是更突出科技属性，并不会因此削弱金融业务。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 对于更名，蚂蚁在回应中说：“新名称意味着我们将全面服务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升级的需求，但蚂蚁还是那个蚂蚁，坚持创新，用技术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级明星企业，不想成为“大象”的蚂蚁，仍然成了巨无霸——业务涉及支付、银行、消费信贷、保险、基金、征信、评级、金融云、数据库等。最新一轮融资后，市场对其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其最重要的板块——支付宝用户数超过12亿。 数字化升级，是蚂蚁今年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刚刚结束的陆家嘴论坛上，蚂蚁掌舵人井贤栋说，当前正是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的时刻。尤其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全域数字化、全链路数字化的趋势，数字化生活习惯正在更广泛深入地养成，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全面走向数字化，城市治理、城市运营正在全面数字化。 基于这样的判断，在今年3月，蚂蚁已将支付宝升级为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全面向B端商户开放。 为数字化升级，蚂蚁着手做了一系列准备——5月，蚂蚁重新整合支付宝搜索业务，首次独立为事业部；6月，蚂蚁又将数据库产品Ocean 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欲将科技产品商业化。 上述种种举措得以“乘风破浪”，背后在于蚂蚁所强调的技术基因，这也可理解为本次更名的源头。 以支付服务起家的蚂蚁，早先有着浓烈的金融色彩，手持多张金融牌照。而科技定位的明确，是发生在井贤栋接任董事长的次年。 2017年3月，蚂蚁首次宣布，蚂蚁金服未来会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并首次向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次月，蚂蚁又向外解释，目前申领牌照所从事的金融业务，目的不在金融本身，是想通过这些试验田去沉淀底层技术，这些技术也会开放地去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 此后，蚂蚁开始向外界不断强调技术基因，用“Tech Fin”来定义自己，逐步撕去金融标签。 绕不开的监管因素 至蚂蚁金服更名完成，传统上的四大互联网巨头（BATJ）中除了腾讯外，其他3家都已经从名字中剔除金融元素。 2018年9月，京东金融更名“京东数科”。当时公司称，数字科技更能体现集团整体定位。京东金融CEO陈生强当年4月曾表示，将把原有的金融业务不断地转给金融机构，定位为一家服务于金融机构的科技公司。 但无法否认的是，巨头们着手转型，更多强调自己不做金融，只做服务和技术输出，绕不开的是互联网金融严监管。 如果回溯时间线来看，互联网巨头的金融布局大概始于2013年前后，“去金融化”则从2017年左右开始，恰与2016年互联网金融严监管启幕吻合——从网贷、银行、基金、互联网资管、小贷、消费金融等，无一不在整顿之列。 市场分析认为，布局宽泛、横跨多个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公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不得不弱化金融属性，回归科技服务机构。 剔除“金融”二字，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巨头不做金融，金融业务仍将是重要业务板块及盈利来源。有数据显示，蚂蚁2018年收入中，60%来自支付接入费用，技术服务费与金融收入相当。
从巴伦支船长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的荷兰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助下，指挥着3艘小船和17名水手开始远航，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亚洲。这年他46岁，之前的两年曾两次远征北极，都无功而返。 巴伦支船长的第三次探险到达了北纬79°39′的地方，这是人类北进的新纪录。他们继续向东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三文雅岛（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岛屿），在北极圈过冬。他们熬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靠打猎充饥，靠动物的皮毛御寒。8个人病死或冻死。1597年夏天，小船终于从坚冰围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伦支船长却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块浮冰之上。 如此险遇和困境，船员们却没有动过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货物又回到荷兰，还给了委托人。 巴伦支船长航行过的一片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巴伦支海，他的故事成为一些商学院的领导力案例。但在荷兰人心中，这更是一个对委托人负责的关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兰14家贸易公司组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投资人拿着钱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记下投入额，公司许诺未来按股分红。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并将一些国家的权力注入，如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如出现纠纷，甚至可以发动战争。 东印度公司10年后才开始分红，此前股东可以把股票流转，在阿姆斯特丹大桥上自发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经纪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义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办理支付业务，在商户存款限度内以转账形式替他们付款，不另外收费。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所以当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的白银仍可自由地从银行的金库中进出。有了市政担保，阿姆斯特丹银行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 日内瓦大学教授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中说，过去的300年，仅有3个金融中心站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巅：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伦敦及1945年之后的纽约，伦敦和纽约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领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赋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一体两面地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基石，一边是契约责任，一边是金融与商业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等等。而对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当时荷兰在贸易、船舶制造与航运、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地位。 17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万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世界的一半。从1602年到1782年，它分给股东的红利是成立时股本金的36倍。它拥有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占领了中国台湾，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殖民地（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用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大洋洲的国家新西兰，在北美大陆哈得逊河河口兴建“新阿姆斯特丹”——他们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建立贸易站时，这块土地的价格只有60荷兰盾。1664年，英国舰队开来，荷兰将这里让给了英国人，英王查理二世交给他的弟弟管辖，将其领地从英国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于是更名为“纽约”，即“新约克城”（New York City）。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欧洲的金融中心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影响才是世界性的。其背景是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从地中海地区发展到南欧再到全世界。亚洲的丝绸织品、香料、棉花、茶叶，美洲的金银、糖、烟草、染料、毛皮，非洲的黄金、象牙，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奢侈品、武器，所有这些产品之间发生了交易。在此过程中，荷兰也成为“海上马车夫”，它造的船又大又结实，性价比高，航速快，17世纪末英国船只中还有1/4是荷兰建造的。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一位诗人在颂歌中写道：“……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准确地说明了荷兰是通过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成就的一个商业帝国。 金融、贸易和航运，荷兰一个也不缺。 威廉·彼得森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在荷兰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家”，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和伦敦崛起的理由也是系统性的。 英国在1588年赢得与西班牙海上争霸战的胜利，在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了荷兰，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也后来居上；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了政治制度的框架； 珍妮的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19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 国家对外扩张蒸蒸日上，实则需要财政和金融打底。17世纪下半叶，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英国王室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但《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由于议会掌握了最高权力，王在法下，财税大权遂从国王转到议会，国王不能再利用特权征税或赖账不还。从1690年起，议会还加强了对税收用途的控制，规定专款专用，国王不得随意挪用，并设了专门机构监督审查。 1692年议会授权征收土地税，这笔税收直接上缴国库，不经国王之手。1693年议会颁布《矿业皇家法案》，凡在采矿过程中发现贵重金属，不再属于王室，而归矿业主所有。 这种种限制，让王室的财源顿时减少，只能靠借债填补赤字。当时王室借债的对象是民间的金匠，他们借给王室的利率很高，最高为年率25%-30%。 王室必须找到新的筹资渠道。1691年，伦敦的金匠商人威廉·彼得森与几个合伙人向王室提交了一份成立国家银行的报告。他们可以向王室政府提供100万英镑的贷款，政府每年支付6.5万英镑的利息，并允许他们发行的票据成为法定货币。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 1693年，威廉·彼得森再呈报告，希望筹集120万英镑，贷给王室政府，政府每年支付10万英镑利息，授权允许他们享有发行与所借款数额相等的货币。经过激烈讨论，1694年3月议会批准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采用股份认购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威廉三世和1286名商人认购了120万英镑的股票。7月27日，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威廉三世为其颁发了“皇家特许状”，王室为银行背书。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是私人股份制银行，目的是给王室提供贷款，支持军费，为国分忧，它享有一般私人银行不具备的一些特许权，最重要的是“货币（纸币）发行权”。经过漫长的演化，到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银行特许法案》，英格兰银行正式成为政府管辖下的、拥有唯一法偿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再后来，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商业银行业务，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主要履行三大职能：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 英国的《权利法案》和宪政体制，让政府的权力从无限变为有限，变为正常化，这使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可预期程度大大提高。伦敦的信用就是从这样的框架里长出来的。 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可以看到，银行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央银行就是国家利益在金融领域的最后守卫者。 梧桐树下的协议与1907年的J． P． 摩根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纽约。 1792年5月，华尔街68号，一棵梧桐树下，24位股票经纪人签下了一份协议：“我们，在此签字——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彼此优先权。”这是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 25年后，1817年3月8日，纽约证券和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诞生，后来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的金融天然具有自发生长和直接融资的传统。先是野蛮生长，然后逐渐规制化，或行业自律，或宏观监管。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完成了很多以前想不到的奇迹，连接哈德逊河和伊利湖的伊利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条将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联系起来的快速运输通道，使海岸线与内陆间的运输成本减少了95%。1817年纽约州州长德威·克林顿提出这一构想时，预计要耗资700万美元，是联邦政府一年收入的1/3，联邦无力支付。克林顿大胆设想，以纽约州的名义发行运河债券。华尔街热捧运河债券，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原计划10年完成的工程，提前2年就修通了。 在伊利运河之后，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在南北战争中为林肯政府融资5000万美元，华尔街都鼎力支持。内战结束后，南方的将军说：“我们不是被北方的军队打败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败的。”华尔街的支持使北方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而南方光靠消耗农场主的资金，政府很快就濒临破产边缘。 金融站在哪一边，那一边就获胜。 由于天生自由经济，美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私人背景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摩根）是最为彪炳史册的一位。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几乎是靠他一己之力才逃过生死劫难的。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从1902年到1907年发电量增长了1倍多，百业兴旺。资本的巨大需求促使机构与个人过度举债，1906年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信托公司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1907年10月，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对联合铜业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市场传言尼克伯克即将破产，从第二天开始，存款人都到银行提取现金，造成挤兑。 在尼克伯克等参与铜矿股票投机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后，整个银行业对信托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要其立即还贷，信托公司到处借钱，不惜利率冲高到150%。银行间市场一片惜贷，市场流动性完全停滞，市民在各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款，股市暴跌，纽约市政府无法发债，纽约证交所差点关门。 1907年的美国还没有美联储，救市重担落到J． P． 摩根身上。这位多病的老人挺身而出，在他的私人图书馆召集了一个银行家联盟，要求大家出资，承诺保证市场流动性。联盟成立了紧急审计小组，评估受困的金融机构损失，为他们提供贷款，购买他们的股票。摩根先注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动用罗斯福政府批准的2500万美元，最终化解了危机。这之后，意识到“不会永远都有救世主摩根”的联邦政府决定重建金融系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很快成立。 J． P． 摩根说过，风险即机遇，如果政府和法律不做，我自己来！但事实上，凡是政府有求于他，他总是义不容辞。南北战争时，联邦政府为稳定经济和购买武器要发行4亿美元国债，这么大的数量只有伦敦市场可以完成，但英国支持南方，不可能帮助北方融资。当联邦政府问摩根是否有办法时，他回答：“会有办法的。”他并未急着推销，而是先通过新闻界广泛宣讲爱国主义，并亲自到大街小巷，带头为前线募捐。在人民被动员起来后，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就变成购买国债，国债很快销售一空，摩根也从政府手中获得了一大笔酬金。 美国金融史上，在充满创新精神的私人金融家与在每一次危机后“打补丁”的监管者之间，一直存在着伟大的博弈和微妙的平衡。总体看，华尔街越来越规矩和被律师思维影响，但在西部的硅谷，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推动又在驱动新金融的创新。扎克伯格的Libra就是其中之一。美国金融发展的一个启示是，永远不能让私人资本或政府监管完全占上风。 1991年一位老人的希望与金融的黄金时代 如果以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源，距今已经400多年。 400多年前起步的阿姆斯特丹，300多年前起步的伦敦，200多年前起步的纽约，都曾登上世界金融体系之巅。后两者至今仍双峰并峙。巅峰不止于高峰，而是一览众山小的顶峰。 以百年为尺度，下一个，是谁？ 上海有没有可能？ 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代理处，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开始，上海就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象征。其间有起有伏，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特有的基因和气质——重规则、守契约、讲专业——一直留存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 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是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远超东京等城市。 当时的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云集，截至1936年末在沪外资银行达27家；中资金融机构总部集中，截至1937年末，有各类中资银行83家，其中总行或总管理处57家；主要由上海众业公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组成的上海证券市场，是亚洲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上海金业交易所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1926年成交的标金（重10两的标准金条）达6232万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上海外汇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和市场成交量均位居亚洲各国前列；上海的票据贴现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的交易也十分活跃。直到抗日战争，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才逐渐衰退。 半个多世纪之后，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位1920年从黄浦江畔出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充满开放意识的领导人，把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的要求交给了上海。 1992年，十四大宣布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长期战略。2009年，国务院颁布国发19号文，提出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眨眼间，已到了交卷时刻。 今天，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不仅形成了涵盖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与场外衍生品、黄金、保险、信托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建成了上海清算所、中国信托登记公司、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IPS）、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中债担保品业务中心等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 今天，上海已经形成了各类中外资金融机构集聚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充满创新活力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体系。原油期货、国债期货、股指期货、股指期权、黄金ETF、跨境ETF、ETF期权、外汇期权、铜期权、同业存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等产品陆续上市，跨境人民币业务、投贷联动等业务创新不断推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QDLP）在全国率先推出，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自由贸易账户试点。 这些概念离一般人似乎很远，但从国际一流金融中心建设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产品推出的背后，都充满了极其不易的创新探索、上下沟通、左右磨合。 今天，从内涵功能看，上海已经具备了价格形成、资产定价、人民币支付清算、服务实体经济（2019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为12.7万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总额的85%以上）等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今天，从开放水平看，上海的跨境资源配置能力已经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上海成功启动了“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黄金国际板、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再保险业务等等。截至2019年末，共有273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已累计发行3356.7亿元，A股相继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指数，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 今天，从发展环境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营商环境显著改善，法治、信用、人才环境也更加完善。陆家嘴金融城在全国率先实施了“业界共治+法定机构”公共治理架构，在31.7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聚集了4万多家企业，上海47万金融从业人员中30多万都在陆家嘴。如同丘吉尔所说，“由于金融城的存在，伦敦才配叫伦敦”。由于陆家嘴的存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才有了灵魂的栖息之地。 过去二三十年，是上海金融发展的黄金时代。 无论登顶多么漫长，有梦想就会有希望 当今天探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明天，往往会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未来超过美国，上海挑战甚至超越纽约不在话下。 一种是，在利率汇率市场化、货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尚未完全实现，法治、人才环境与“纽伦港”相比还有差距时，上海要建成“最高级”而不是“比较级”的国际金融中心，遥遥无期。以资本市场为例，沪深交易所还没有一家外国公司上市，如果我们的市场只为本国公司提供证券发行业务，完全放弃“离岸业务”，是无法和纽约、伦敦的市场媲美的。债券市场也有类似问题。 我赞同基于第二种立场的一些观点，即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法治化，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在有些方面，单点的政策试来试去已经有很长时间，应该尽快落实为通则和规制，全面推开，深度推进。有些政策创新的帽子很大，却光打雷不下雨，让人干着急。 更开放，更自信，这不仅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利，对整个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服务全球化，也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但同时，我也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登顶之路，一定会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某个国际版本的照搬。金融抑制不可取，但在整个金融文化还不够健全、体制性结构性扭曲依然不少的背景下，多一些稳定的考虑，也并非多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城市的战略，也是国家的战略，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时时刻刻都在服务全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路径不可分，和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也密切关联。 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稳定的最终达成，靠的不是封闭和收缩，还要靠改革，靠形成真正可信赖的制度环境和法治环境。同时，还要善于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比如，今天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的时代。由于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金融技术的普惠化创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中国有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绝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这条线东边，西边则非常荒凉。但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明，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开始突破胡焕庸线，从2011年到2018年，东西部移动支付覆盖度指数的差异缩小了15%。传统金融无法实现的服务的普惠化，新技术会帮助实现。 尤瑟夫·凯西斯在《资本之都》中文版序言中提出过几个观点，值得倾听—— 1、一座城市崛起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与其所在国家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 2、国际金融中心领导地位的轮换是非常罕见的； 3、轮换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往往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的结果； 4、上海要想追随18世纪阿姆斯特丹、19世纪伦敦和20世纪纽约的脚步，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必须要超过美国。同时，历史表明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非是拥有一个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的充分条件，纽约1914年开始挑战伦敦的时候，美国的GDP已经是英国的2.5倍，人均GDP也比英国高20%，但仍然用了30年时间（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完成了替代过程。因此，上海或上海-香港联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和全球地位。虽然全球经济力量从大西洋时代到太平洋时代的迁徙是一个大趋势，但这个过程会很漫长，甚至也会有曲折。 不过，有梦想才会有希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梦想，就是登顶全球金融体系之巅。梦想有多大，自我超越的意愿和不断创新的行动力就会有多强。 从登顶全球的梦想来说，过去20多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只是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在中国新的全球地位和人民币资产地位的基础上，更具挑战性也更具吸引力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上海有条件也应该走得更快。
“上海正成为开放的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全球一流投资者只要投资人民币资产，首先会想到上海。”央行行长易纲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演讲上如此肯定。 “钱在哪儿，金融机构就会去哪儿。”资管业务具有天生的资金聚集性，金融的本质则是服务于资金。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国际资管中心的建设进程至关重要。 在两天的陆家嘴论坛期间，不少外资金融机构负责人都认为，海外投资人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而中国，尤其是上海的金融开放试点赋予了他们绝佳的机遇。 央行副行长、外汇局局长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推动上海成为金融机构，尤其是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推动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开放政策，研究推出新的开放举措，继续支持上海吸引更多全球一流机构落户，助推上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市场。”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强调，上海将朝着具有更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进一步打造金融开放的枢纽门户，大力推进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和结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中心建设。 中国资管行业开放三步走 中国资管行业的开放进程循序渐进，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早允许外资入股境内的资管公司，到外资通过QFII/RQFII额度参与投资中国境内市场，再到批准外资私募以外商独资企业的模式成立境内全资控股公司并在境内募资。 伴随金融开放进程不断扩大，一批又一批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近年落户上海，或积极谋划在中国的布局和发展。截至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 其中，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全国首批2家获得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外资私募机构——路博迈、富敦均位于陆家嘴；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登记的143家获得公募基金资格的金融机构中，有63家在上海办公，其中有23家为中外合资机构；全球第一家、目前规模排名第五的国家主权基金——科威特投资局在陆家嘴设立了在伦敦之外的第二家海外投资办公室。 除了金融机构进场数量增多，就资金体量和份额而言，资产管理业务如今在国内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根据报道，在全球主动管理的对新兴市场基金的配置中，2019年4月时，全球对于中国的配置大概在25%，仅一年时间，今年4月，这一数据已经增长到35%。 今年3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升至全球第四，其中投资管理跃升到第二位。 新一轮开放，外资加速入场 今年2月，央行等五部委颁布了“金融30条”，4月又逐步取消了对于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这些都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新的里程碑事件。 1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或者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为外资机构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也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的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当日，证监会核准摩根大通期货为首家外资全资控股期货公司，股权结构变更后，原珠海市迈兰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威望创业投资公司一共持有的51%股权将全部收归摩根大通。 自今年4月1日起，外资机构可以正式向证监会申请独资的公募基金牌照。至此，获得公募牌照成为众多外资资管巨头的目标，路博迈、贝莱德与富达国际，在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期待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布局。 路博迈首席运营官安德烈·科马洛夫（Andrew Komaroff）在论坛上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大型的保险集团和信用集团，以及成熟的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希望能够帮助散户和机构投资者更好地管理他们的基金和资产。 论坛期间，全球管理规模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BlackRoc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 · 芬克 （Larry Fink）发表演讲称，疫情后的世界将变得不同，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全球体系脱钩等各种担忧，但中国仍然是贝莱德最大的长期投资机遇所在地，将帮助投资者加大对中国在岸市场资产的配置。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金融机构也对未来的资管行业竞争新格局充满期待，希望外资的入场能够提高整个行业的专业度和国际认可度，并将其与本土机构自身优势结合，优化全资管行业的产业布局。 论坛上，中国太保集团总裁傅帆就表示：“与国际先进同业相比，国内现金管理资产机构在风险控制以及系统支持等方面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是，从基本面来看，国内经济持续、长期稳定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这些都使得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基础越来越坚实，发展空间广阔。” “随着专业投资者的增加，普通投资者的选择会更多，最优秀的专业投资人也将脱颖而出，行业布局将更加合理优化。竞争带来的更多的创新也将使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费用降低，惠及普通投资者。”先锋领航集团CEO巴克利（Mortimer Buckley）在论坛上称。 新一轮开放正在路上，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论坛上表示，近期将推出六项举措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包括增加新的机构投资者，批设更多银行理财子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允许境外专业机构发起设立控股理财公司等。 傅帆则表示，“上海要建成全球的资产管理中心，既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长三角地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与很多全球发达的区域相似，这有利于资管机构引入国际上行之有效的业务模式来开展财富管理业务，也使本土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到海外、合理配置资产成为可能。” 资管行业的上海机遇 经过多年发展，上海已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最齐备的城市之一；成为我国金融产品最为丰富、金融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上海建设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清算和业务中心，为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提供了更加高效便利的市场平台，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 不过，也有银行业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境外投资者在要素市场的参与度还不算很高，尽管股市和债市交易量位居前列，但境外投资者持有量占比低于一些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因此，在岸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放，以提高境外投资者的参与度。 加快推动在岸市场开放，不仅将有助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还将有助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辐射效应。 对此，潘功胜在论坛上表示，要支持上海建设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金融中心，支持上海率先实现更高水平的资本项目开放，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比如，支持上海发挥人民币资产发行和交易中心的独特优势，创新丰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满足全球各类投资者的投融资需求。 在新的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继续重点建设五个中心，即金融资产的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示范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易纲称。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未来，金融对外开放将会继续有序推进，外资参与境内市场和内资参与境外市场的规模和程度会随之不断扩大。此外，金融机构开放力度也将加大，在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落实降低准入门槛和持股比例、放松业务限制等已宣布政策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将会及时跟进。 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与监管的沟通互动至关重要，科马洛夫认为，“监管要给市场提供良好的环境，监管的框架要变得成熟和有力，为上海营造高效的营商环境，同时还要加强金融技术的环境建设，将金融技术融入实践，比如培养金融科技企业，与资管企业并驾齐驱，实现上海的弯道超车。” 巴克利则表示，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监管环境，对于上海至关重要，此外，上海还需吸引全球最好的金融人才，确保这些人才拿到执业证照。 “身处长三角的上海有着人才优势、客户优势、财富优势和监管的执行能力优势，通过国际化和开放，上海将会进一步受益。”朱宁表示。
引导利率下行 降低负债成本 减少金融收费 在国常会定调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目标后，日前包括央行、银保监会在内的多部委迅速展开部署。据了解，下一步金融监管部门将推动落实降低债券利率、打击资金空转、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减少金融业收费等多项举措。业内人士预计，货币政策方面，降准政策仍有空间。 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金融部门向企业让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利率让利；二是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让利；三是银行减少收费让利。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近日指出，要推动银行负债端成本下降，进而引导贷款利率下降，让利实体经济。此外，要推进银行机构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减少人工管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针对整个金融系统，不过考虑到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地位及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该让利政策任务大部分集中在商业银行。据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推算，今年银行通过信贷对实体让利将达到约1.18万亿，占1.5万亿的79%。 为进一步推动金融系统“合理让利”，监管层还将通过系列政策为其腾挪更多空间。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目前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还在研究和准备中，后续待开展一段时间、经验成熟后，会逐步放宽试点范围。同时他指出，给实体让利，今年银行利润会受影响，但银行还有很多其他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银保监会正与其他单位一起研究，包括开发更多的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 中信证券认为，近期监管层大力整治结构性存款，意在打破银行负债利率难以下行的桎梏，同时将贷款和LPR利差纳入MPA考核指标，继续压缩银行信贷利差。 货币政策方面，机构预计降准可能性有所增加。17日国常会指出，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进一步指出，让利会对银行的利润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影响取决于负债端的利率下降的幅度。“下一步视情况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可能性。因为对中小银行而言，它的主要负债来源是以存款为主，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对中小银行负债成本下降有很大作用，能够对中小银行让利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表示。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