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金融近年来受到国家层面多项政策鼓励，是我国融资结构改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企业的重要抓手。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来鼓励并推动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一、国家政策层面汇总及解读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与中小微企业有关的话题成为热点，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多次提及相关内容，2019年4月，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围绕中小微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出了五大举措。随后7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应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基于核心企业与上下游链条企业之间的真实交易，整合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类信息，为供应链上下游链条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二、各省市政策汇总及解读2019年，深圳、浙江、珠海横琴、广州、成都等先后出台供应链金融专项文件;同时，不少地方相继展开供应链金融地方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协会、服务中心等服务供应链金融发展。2019年1月，深圳出台《关于促进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意见》，成为全国首个市级供应链金融专项政策。该政策首次从监管层面对供应链金融进行了定义，并强调“持牌经营”;此外，该政策首次从监管层面全面考虑供应链金融相关企业发展遇到的具体痛点提出针对性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行业意义。另外，珠海市横琴新区金融服务局于2019年7月发布的《横琴新区关于促进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扶持办法》则在落地举措上给行业带来了不一样的意义。而在2019年12月成都市印发的《关于精准支持现代供应链体系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供应链金融奖励政策的延续。整体来看，更特色、更细化、更“个性”是地方供金政策的方向，凸显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和地方经济形势的精准把握;供应链金融各主体应积极关注企业所在地方的政策，积极利用、广泛开展，以政策利好促进企业、行业发展。未来，更多地方政府或许会展开更多行动。
摘要：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特别是强调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符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也体现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而准确理解“本土（投资）偏好”的具体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下阶段推动金融双向开放的力度和节奏。 股票通业务双向开放是本土偏好的自然实验 长期以来，市场上流传一种说法，即由于中国房地产和股票价格较高，存在资产泡沫。如果取消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境内投资者很可能会把持有的房地产和股票卖掉，进而引发资本大量外流、人民币汇率急剧贬值。然而，先沪港通再深港通启动的股票通业务试点，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仅仅靠讲故事，前述判断不攻自破。 从2014年底股票通业务逐步启动以来，该业务项下累计跨境资金流动净额时正时负。其中，2015年11月中旬之前、2019年1月底至5月中旬，以及2019年9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超过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其他时间段，则为陆股通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规模小于港股通南下资金累计净流出。截至今年12月11日，股票通项下累计净流出资金3020亿元，净流出峰值为2018年2月23日的3349亿元人民币。 这反映了金融双向开放的所谓制度中性，即金融开放本身不能决定资本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资本流出入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股票通双向开放的机制设计上依然保留了“宽进严出”的监管痕迹，对沪市和深市港股通设定了每日各420亿元的投资额度，低于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各5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额度。 当前南下资金净流出较多，一定程度与港股估值较A股估值更为便宜有关。尽管如此，却没有出现内地投资大量抛售A股置换港股，跨境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出的情况。今年以来，日均沪市和深市港股通每日投资额度使用率平均都在5%左右。 从月末港股通累计买入成交净额与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之比看，到今年11月末，该比例为1.6%，创下历史新高，较2014年底启动之初肯定是有一定升幅，但从占比看依然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港股通只是中国居民海外股票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我们从国际投资头寸角度考察，到今年6月末，证券投资项下的对外股权投资资产余额4106亿美元，与同期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之比为3.24%，占比仍旧不高。 如果说后一种情形显示的国内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程度较低，主要是受资本管制因素影响的话，前一种情形在投资额度较为宽裕的情况下，则更多体现了“本土偏好”逻辑下的市场自然选择。 所谓“本土偏好”（home bias），是指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在本土而非海外市场的现象。理论上讲，大多数投资者都知道“不要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但“本土偏好”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资本流动限制、额外交易成本、流动性考量、汇率波动风险、海外政治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等，都会影响投资者涉足海外市场的意愿。例如，内地A股投资者热衷于炒小、炒差的做法，在香港市场由于换手率低、流动性差等原因，就不太吃香。这类风格的内地投资者显然就会减轻投资香港市场的意愿。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实验基础，我们才更加有信心有序扩大对外投资渠道。证监会领导10月24日对外表示，正在研究完善沪伦通制度，使其覆盖欧洲主要资本市场。同时，也因为“本土偏好”，香港市场将继续在支持内地资本“走出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本土偏好”还表明，我们在海外市场天然具有信息劣势，必须敬畏市场、量力而行，坚持投资者适当性，坚持价值投资。扩大对外投资不是说外汇供给多、外汇形势好，就是时间窗口，还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在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近年来，境内机构（包括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和衍生品交易踩雷或爆雷事件频发，我们当引以为戒。 本土偏好同样事关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 正如笔者11月17日在专栏文章《“十四五”规划部署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文中所言，这种既要“稳妥”又要“慎重”的表述有可能弱于市场预期。然而，这反映了当前中央对于国内外形势清醒冷静的判断。其中，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完善是制约我国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两大掣肘。 据中央结算公司统计，到今年11月份，外资已连续第24个月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然而，截至11月末，外资持有的2.77万亿元人民币债券中，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主权和准主权债合计占到97.1%，其他类型债券占比不到3%。今年前11个月，外资净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8893亿元，其中净增持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合计为8798亿元，占到98.9%。 外资之所以不太碰其他类型的人民币债券，并不是因为有政策限制，而是基于国债是无风险资产、企业债是风险资产的市场自然选择。最近，国内出现多个高信用等级的国企信用债违约事件，再度暴露了国内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在于按照“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国内资本市场建设。尤其要从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贮藏功能、金融属性。因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将越来越大。“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其中，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对于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至关重要。据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中的阐述，下阶段，央行在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完成这些工作，均非一日之功。 外资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救世主”。如果我们资本市场制度不健全、宏观调控不完善，外资要么看不懂，不愿进来，要么进来后，利用规则兴风作浪。不成熟的金融开放往往以金融危机收场，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屡见不鲜。即便大国也不能例外。如日本当今陷入经济停滞、金融战败，一定程度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日元国际化时，在金融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准备不足有关。 亚洲地区搞出口导向，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搞金融中心，却酿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将贸易开放的成功经验外推到金融开放，而一定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可持续、可预见的金融开放，将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吸引中长期资本流入，降低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磨刀不误砍柴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才有望行稳致远。
环球网讯为促进金融控股公司专业管理队伍的形成，规范金融控股公司运作，防范经营风险，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金融控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简称董监高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据央行关于董监高规定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监管主体。人民银行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董监高进行备案和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下，负责住所地在本辖区的金融控股公司董监高的备案和监督管理。设定任职条件。一是通过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金融控股公司董监高的任职条件。二是根据职务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任职条件，如对董事长、总经理等工作年限要求较高。三是结合金融控股公司特点，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人员构成提出针对性要求，如所控股金融机构含商业银行的，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应分别至少有一人有该领域任职经历。加强任职管理。一是对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等部分职务设定任同一职务时间上限。二是对兼职和代为履职等行为进行规范。三是提出公示要求，董监高的聘任或者解聘情况应当通过公司官网公示。规定备案流程和材料。一是明确董监高人员的任职统一向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二是对董监高任职备案时间、材料内容和形式等作出规定。三是规定不需备案的改任、兼任情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对相关人员的任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是通过审核材料、考察谈话、调查从业经历等方式对相关人员的任职条件进行核查。二是通过现场检查及非现场监管等方式对相关人员进行监督检查。三是对相关人员实行建档管理，及时记录有关监督检查事项。明确管理手段。一旦出现相关人员不符合任职要求的情形，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要求限期改正，并视情况采取记入信息系统、出具风险提示函、监管谈话、要求对相关人员限期调整、实施行政处罚等措施。董监高规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国发〔2020〕12号）、《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 第4号，以下简称《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11月1日《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变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符合任职条件，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据《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经批准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金融控股公司许可证，凭该许可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登记为金融控股公司，不得在公司名称中使用“金融控股”、“金融集团”等字样。（记者 谭雅文）
中原银行是河南省属法人银行，总部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2014年12月26日，中原银行正式成立，掀开了金融豫军发展新的一页。2017年7月19日，中原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刷新了国内金融机构从成立到H股上市的最快纪录。 截至2019年6月末，中原银行全行资产总额6520.25亿元,较成立之初翻了三番。下辖18家分行和2家直属支行，共有营业网点472家；作为主发起人，在省内设有9家村镇银行和1家消费金融公司。 中原银行立行伊始坚持“科技立行、科技兴行”，秉承“稳健创新进取高效”理念，不断探索融入金融科技，大力发展移动金融、线上金融，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居国内城商行领先地位，荣获“2019年度金融科技服务银行天玑奖”等荣誉。从2018年起，中原银行开启数字化转型，以打造敏捷银行、未来银行为目标，全面启动科技和数据能力建设。 系统架构师 工作内容: 1.深入分析挖掘业务需求，主导从业务架构到技术架构的实现过程，负责评审、设计应用系统架构方案； 2.负责企业级架构规划的目标梳理和实施路径实践，通过具体项目不断完善规划内容； 3.负责推进DDD的实践和推广，对实施团队进行培训赋能； 4.负责架构治理平台的功能设计以及研发工作，协调各方做好相关功能研发和项目推进； 5.负责编写架构管理规范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及时面向开发团队进行宣导； 6.负责新技术的研究分析，评估新技术引入相关可行性及风险。 任职要求: 1.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Java或C开发经验，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5年以上（资深8年，中级3-5年）技术规划、架构设计相关经验，具备良好的基本功，熟悉数据结构和算法，具有计算机领域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3.具备丰富的架构设计经验，能够准确、全面的理解业务，并根据业务发展设计合理的架构方案； 4.熟悉各种设计模式，熟练掌握基于SpringCloud的微服务架构体系； 5.具备良好的系统分析能力、抽象能力，能够抽象并设计通用框架及模块； 6.具备良好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沟通能力； 7.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工作主动、严谨，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7月14日，金融壹账通与全国壹号令联盟、上海中安科技于上海举行签约仪式，未来三方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智能创新应用科技领域和业务领域开展紧密合作，共同构建车联网+金融科技的创新生态。金融壹账通投资一账通总裁杨潇、金融壹账通投资一账通副总经理潘玲、壹号令运营商联盟理事长、上海中安科技董事长杨辰曲、壹号令运营商联盟副理事长徐华平等领导出席参会。杨潇在签约仪式上详细地介绍了金融壹账通的发展历程，他指出，经过四年多的不断发展与创新，金融壹账通已从当初平安输出科技成果的窗口，变成了国内外广大金融机构信赖的合作伙伴。如今，金融壹账通基于世界领先的金融科技技术，赋能各应用场景，帮助广大金融机构以及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三升两降目标。杨辰曲也表示对金融壹账通技术实力以及赋能成果的认可，他进一步指出，希望未来通过与壹账通深度的探讨与合作，能有效赋能车联网新生态，帮助广大运营商数字化转型，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据了解，中安科技是交通管理领域的专业服务商，由中安科技牵头组建的“全国壹号令联盟”旨在为广大运营商提供科技服务平台，共享数据和服务资源，为道路运输互联网及信息服务行业创造价值。而金融壹账通在平台建设、数据治理和挖掘以及运用人工智能降本增效等方面均有成功经验。三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整合客户、市场、渠道、技术资源，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运营成本，改善客户服务体验，共建车联网+金融科技的创新生态。未来，三方将在智能创新应用方向上，以智能化和自动为标准，围绕车联网生态建设，运用智能识别、智能语音、流程机器人等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客户体验，最大程度降本增效。例如将智能识别技术赋能壹号令联盟业务运营平台，从而实现对各类业务文件的自动化解析和信息抽取，以更高质量的解析数据为业务运行提供更优的数据支撑；而智能语音技术通过定向应用可为联盟构建统一的行业化服务能力，助力运营商营销获客，为终端用户建立陪伴式服务体验。金融壹账通旨在打造全球领先的面向金融机构的商业科技云服务（Technology－as-a-Service，简称“TaaS”）平台，于2019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股票代码为“OCFT”），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融合丰富的金融服务经验与领先科技，为金融机构提供"科技+业务"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三升两降”，即提升收入，提升效率，提升服务质量，降低风险，降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全国壹号令联盟”是本着为广大运营商服务的宗旨而成立的是一个严肃、开放的组织。秉承“为合作伙伴创造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并以“诚实、宽容、创新、服务”为企业精神，通过自主创新和真诚合作为道路运输互联网及信息服务行业创造价值。联盟最先开展为全国各地的运营商提供“交通部壹号令即车辆技术档案平台”落地服务的指导和技术支持。后续连续开展了“北斗数据共享增值”项目和“车辆监测平台”共享等项目。上海中安科技是一家创立于1998年，集IT咨询、项目管理、软硬件研发、工程实施及系统集成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高新企业证书、软件企业资质和国家测绘乙级资质。研发型高科技企业，持续不断投入研发，在交通大数据处理、公交车载终端方面的技术在全国名列前茅。公司专注于基于位置服务和交通云数据、通过收集各类移动车载传感数据来实现对相关分散资源的监控与调度的前后端软硬件一体化体系的设计、开发与服务。
当阿里系企业蚂蚁金服即将登陆科创板的时候，平安旗下的金融科技企业陆金所控股（下称“陆金所”）在10月8日也正式传出将“冲刺”纽交所的消息。《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当日，陆金所正式向美国证监会SEC首次公开递交F-1文件。根据招股书显示，高盛、美银、瑞银、汇丰和平安证券（香港）等国际投行成为陆金所此次上市承销商，而陆金所的财务数据也显示，其在2019年的收入为478亿，净利润达到133亿元；2020年上半年收入257亿元，净利润73亿元。2017至2019年，陆金所控股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近50%。“招股说明书没有披露实际拟募资金额，但据此前市场传闻，陆金所此次IPO将募集20亿至3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达达、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国内公司纷纷赴美上市，目前陆金所控股融资额度最高，有望成为今年在美股上市的最大中概股IPO，并且可能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的金融科技IPO。”对此，国内一家大型券商金融科技分析师李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传闻落实交出靓丽财报就在今年8月，蚂蚁金股正在启动H股和A股科创板两地上市流程，10月长假的最后一天，传闻许久的陆金所同样冲刺纽交所IPO。值得一提的是，陆金所在美国证交会官网招股书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1-6月，陆金所控股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78亿元、405亿元、478亿元和257亿元，净利润分别为60亿元、136亿元、133亿元和73亿元。而从利润贡献看，基于科技平台收入成为陆金所控股主要收入，该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2017年61.9%，增长到2020年上半年的87.7%，主要包括零售信贷交易促成服务费和理财交易服务费。根据国际第三方咨询机构Oliver Wyman报告显示，陆金所控股两项业务在非传统金融机构零售信贷市场和非传统金融机构财富管理市场（货币基金除外）的业务规模分别位列第二、第三。近三年时间，陆金所控股两大主营业务的增长势头迅猛。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及2019年，陆金所控股基于旗下平安普惠，实现新增贷款总量分别为3438亿元、3970亿元和4937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19.8%。即使在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2020年上半年，其新增贷款也同比增长24.8%，达到2845亿元。而对于融资用途，陆金所也表示，此次融资将用于产品开发、销售与营销活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资本支出；技术投资或收购；全球扩张等方面。记者了解到，“轻资本”是陆金所此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另一重要信息。在零售信贷业务中，贷款资金中由第三方提供资金的贷款占比从2017年的51.8%已经上升到2020年中的99.3%，由公司承担的信用风险从2017年12月31日的24.6%降为2020年6月30日的2.8%。在财富管理端，陆金所平台8600只产品100%来自429家第三方金融机构，平台无需担负产品兑付信用风险。不得不提的是陆金所从网贷业务起步，而伴随着国家对于网贷行业的持续整顿，在陆金所两大板块业务中的财富管理中，虽然受到网贷等产品调整影响，陆金所控股的网贷存量资产已由2017年的3364亿元降至2020年上半年的478亿元，业务总占比从2017年的72.9%降低到当前的12.8%，虽然财富管理平台收入较往年下降，但客户资产规模企稳回升，产品调整带来的转型阵痛已近尾声。“我们的非网贷业快速增长，投资于现有产品的客户资产规模(不含网贷)已从2017年的125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269亿，在总资产中占比从2017年的27.1%提升至当前的87.2%，复合增长率达39.4%。同期，财富管理平台客户留存率与活跃投资者增长均保持持续增长。2017年至2019年，陆金所投资者留存率每年都在90%以上，活跃投资者复合增长率达到14.1%。”10月8日，陆金所相关人士也对此表示。超豪华投资者名单披露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与陆金所的财务数据相比，在这份招股书中，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陆金所详尽披露了此前三轮融资后的全球投资人名单，而这份名单堪称“超豪华”。记者通过招股书获悉，多家国内外明星投资机构参与，如莱恩资本（LionRock）、摩根大通证券、瑞银伦敦分行、日本金融公司SBI控股、中银集团、民生银行、碧桂园控股、国泰君安、沙特主权基金、卡塔尔投资局、麦格理集团等。而与陆金所股东名单相符的是，近年来，陆金所也一直在走国际化的道路。10月8日，本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6月，陆金所旗下公司陆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正式获得香港证监会批复，取得第1类证券交易牌照。结合此前已获得的香港证监会第4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牌照、第9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陆金所香港可正式向香港地区所有客户提供线上投资理财和财富管理服务。与此同时，陆金所控股旗下服务香港居民的线上财富管理平台“陆香港”APP也在今年8月上线。而早在2017年7月，中国平安在新加坡宣布集团旗下陆金所的国际业务平台，陆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新加坡）有限公司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原则性批准“资本市场服务牌照（Capital Market Securities License，下称CMS）”，正式在新加坡开业，并将在2017年第三季度上线。这也是首个将国际总部设于“一带一路”金融枢纽新加坡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彼时陆国际成立之初，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就雄心勃勃的表示，陆国际在新加坡的成功开业，也得益于新加坡金融监管部门专业、严苛又勇于创新的监管理念，陆金所国际一定会在新加坡茁壮成长，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投资者青睐的财富管理平台。“成立陆国际开放平台，是陆金所国内金融科技实践经验的海外输出，是为投资者带来优质财富管理服务的价值创造。未来，陆金所控股将一如既往保持开放、创新、进取的精神，将中国金融科技经验成果与世界分享。”在当时，陆金所控股CEO计葵生也称。“陆金所成立多年来，无论是国内业务还是国际业务发展，都是通过两条腿在走路，而尤其这三年来，陆金所在海外业务布局方面走的很快。同时，陆金所这次披露的多达38家三轮融资的国际投资人名单，这与平安其它其它两家独角兽金融壹账通和平安好医生的阵容显然不同，陆金所在纽交所上市也并不令人意外。”对此，香港资本市场一位分析师林家俊在10月8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事实上，在市场人士眼中，无论是蚂蚁金服的A+H上市，还是陆金所的纽交所IPO，接下来全球资本市场上必将“好戏连台”，而这两家国内最大的金融科技巨头如何表现，也值得期待。附：陆金所控股控股历史融资投资者名单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 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 事出有因 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 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 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 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 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 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 致命缺陷 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 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 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 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 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 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 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风险无人识？ 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 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 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 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 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 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 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 硬着陆 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 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 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 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 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 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 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 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镜鉴未来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 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 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 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 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 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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