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金融》|金融科技发展的本质与方向来源：《中国金融》2021年第4期作者：陈忠阳 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导读：是否承担和经营风险是金融与科技的本质差异，对金融科技解决信用风险难题、替代银行承担风险、普惠大众等作用要更加理性地看待金融科技在过去十几年中迅猛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遭遇很大挑战，产生了严重问题，并导致了困惑、争议乃至误区。科技和金融的关系是什么？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的教训和启示是什么？金融科技在未来的“新金融”中如何定位？面对P2P导致的一地鸡毛，我们不应该试图将其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创新简单切割，而应该去总结和反思，把它当成我们付出昂贵的试错成本之后所拥有的宝贵财富，在此基础上为未来金融科技发展理清方向，也避免再次陷入“雷区”。金融和科技的不同商业本质金融科技到底是科技还是金融，是Fintech还是Techfin？对此，我们需要从金融的本质去思考，去找答案。将金融简单定义为资金融通是有局限的，资金融通只是金融的表象和载体。金融的本质在于对实体经济的风险承担、管理和配置，是通过资金融通的表象和载体来分担企业发展的风险，包括可能的损失和盈利。金融机构的本质是承担和经营风险的企业，其基本的商业模式就是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而且，这里所谓的经营风险和以风险换收益是指承担别人的风险，保险公司最为典型，银行和证券投资机构也是一样。而科技公司的本质则是经营科技的企业，其基本的商业模式是以技术（工具和方法）的发明创造和应用来换收益。尽管科技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也要承担风险，但主要都是自己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风险，而不是别人的风险。因此，是否承担别人的风险，是否以承担风险来换取收益，是判断一家所谓的金融科技公司到底是科技公司还是金融机构的基本标准。按此标准，一旦科技公司的盈利模式变成以帮别人承担风险来换收益，那么它就不再是科技公司，而是金融企业了。金融科技发展的方向性迷失根据是否承担风险的判断标准，过去乃至现在的许多金融科技企业，尤其是P2P公司，都实际上存在着发展方向的迷失。本应是以技术开发和应用服务来换取收益的金融科技（FinTech）公司变成了承担他人风险的“科技金融”（TechFin）公司。主要的技术途径包括做杠杆、期限错配、资金池、兜底、产品嵌套（如资产证券化）等。这些做法在持牌金融机构是很正常的，因为它们处在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下，符合高风险、高收益和强监管的基本商业模式的要求。但是包括P2P在内的许多自称为金融科技的公司也采用这些做法，从事风险经营活动，从而变成了实质上的金融企业，但又不在监管范围之内。这就是从事P2P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走向迷途最后全军覆没的症结所在。金融科技发展出现这种方向性迷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金融业利润的诱惑。在经济体系的各个行业中，金融业是公认的高收益行业，因为金融机构是低资本高风险运行的行业。而相比之下，科技行业一般而言不是高收益行业，除非具有垄断性的科技产品，而即便如此，在科技迅猛发展和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垄断性技术也很快会被不断创新的科技所迭代，而这些科技创新本身都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不是将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做衔接，科技行业发展会更加艰难。因此，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在服务金融机构过程中面临高额利润诱惑，开始承担金融风险。其次是外部监管的缺失。金融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其行业运行特点除了低资本、高风险、高收益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强监管。然而，在金融科技承担风险和转向实质性开展金融业务的过程中，由于对这种新的金融业态缺乏明确监管职责定位和成熟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监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缺位的。最后是对金融科技的虚幻认知。这是我们整个行业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是认为金融科技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进而可以解决信用风险问题；二是认为金融科技可以替代金融，变成科技金融，“助贷”可以变成“主贷”；三是认为金融科技可以普惠大众，普惠金融主要依赖金融科技。这些认知都夸大了现阶段金融科技的作用，有一些过度乐观，从而也导致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出现集体性迷失。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科技目前关注的金融科技（Fintech）一般是指近十多年来兴起的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物识别、区块链、知识图谱、边缘算法等为技术内涵的科技在金融机构业务和管理中的应用。显然，这些技术本身和金融没有直接关系，甚至相差很远，是纯粹的非金融科技。这一概念下的金融科技一般不覆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金融产品工程、风险因子计量和风险资本管理技术。这些技术往往不使用大数据，而是用特定的小数据，如组合投资技术使用市场价格波动数据，基于KMV模型的信用分析技术使用股票市场数据，Creditmetrics（信用计量）技术使用外部评级数据，等等。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些金融科技在金融产品定价、组合管理、衍生产品设计、风险计量、资本配置、限额管理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科技。有一种经典的风险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金融科技。企业风险分为业务风险、财务（金融）风险、运营（操作）风险和战略风险。在这种分类下，财务（金融）风险的内涵与操作风险相区别，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另外一个视角是金融产品定价。除了保险外，金融本质上不是为操作风险融资，而是为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甚至是流动性风险而融资的。因此，金融产品的定价因子通常可以包含信用因子、市场波动因子乃至流动性风险因子，但一般不包括操作风险因子。迄今为止，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主要作用于操作风险因子，主要降低的是金融业务中的操作风险，如欺诈风险、道德风险等。对真正构成金融风险的信用、市场和流动性风险这几个因子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这些真正金融风险影响更大的是前述的金融工程和风险因子计量技术。从以上分析看，严格意义上讲，Fintech其实只是“金融机构科技”（Financial Institution‘s Technology）而非真正的“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金融科技与信用风险关于金融科技对金融的作用，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金融科技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因而可以降低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但是，从现代风险管理的专业语言和逻辑来看，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问题出在对风险相关概念的认知上。现代的信用风险主要是指还款能力的风险，“无钱不还”的风险，是借款者的发展风险；而“有钱不还”的还款意愿风险（欺诈风险）则属于操作风险。近些年金融科技中所使用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主要应用于前台业务中对客户的信息获取、控制和反欺诈，解决的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诚信问题，降低的主要是金融业务中的操作风险，而对以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和前景风险为本质内涵的信用风险作用有限。金融科技应用对信用风险的作用机制有正反两种情况。正面的情况是贷出机构在金融科技的支持下，客户的覆盖范围增大，服务的便捷程度提升，同时也因为反欺诈信心和操作风险管理能力增强，操作成本降低，贷款机构可能会放出更多的贷款，承担更多的信用风险。当然，这是“有了金刚钻去揽瓷器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风险承担，是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表现。反面的情况是在金融科技应用中出现庞氏骗局和高利贷，这也是此轮P2P发展最后陷入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其中，P2P目标客群庞大，展业迅速，拥有高大上的互联网金融和Fintech形象，加之一段时期内的监管缺位，庞氏骗局更容易发生。而高利贷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除了利率远超监管红线的现金贷、“714高炮”等明显具有高利贷性质的网络贷款以外，一些在监管红线之内的贷款产品也可能涉嫌高利贷。因为，高利贷的本质特征是与实际风险不相匹配的高利率，是一个相对概念，即利率高是相对风险承担而言的。对于某些平台而言，由于大数据等技术大幅降低了信贷欺诈和操作风险，平台的经济关系又实质性发挥了抵押和担保的作用，从而大幅降低了信用风险，接近监管红线的高利率与实质性的风险承担相比显然是不匹配的，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仍然具有高利贷性质。此外，还有消费者保护问题。一些高利率贷款即便收益相对于风险是合理的，但由于面向实际上没有承受能力和发展前景的借贷者，利用互联网的便利诱导不合适的借贷群体（如在校学生和低收入者）大量借贷，仍然具有掠食性高利贷的性质和作用。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可以普惠大众吗？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确可以帮助降低获客成本和管控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可能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和乐观。首先，利用金融科技开展普惠金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普”易“惠”难。金融科技本身只能管“普”，很难管“惠”。构建在市场化商业运行模式基础上的金融科技应用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和超额利润，可能被经营者以利润分成方式和投资者以金融科技公司上市溢价方式截留，金融科技本身无法实现将其惠及大众。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前述金融科技平台沦为庞氏骗局和高利贷陷阱。这样，普及大众不仅没有普惠大众，反而可能“普害”大众。其次，对于持牌银行来说，金融科技可能有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小银行科技力量薄弱，往往难以独立发展金融科技，不得不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走向助贷模式。如果对其不加以有效监管，银行和客户往往难以享受到金融科技的“普惠”之效。最后，对于大型银行而言，金融科技加持下的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但要防止出现超低利率带来的“溺爱式”贷款问题。由于金融科技解决的主要是操作风险问题，小微客户信用风险相比于大中企业仍然是比较高的，按照市场规律理应有较高的利率，但是近年来一些普惠贷款利率已经接近大型企业优惠贷款利率，这种“溺爱式”贷款长期看可能难以持续，对机构自身会积累金融风险，对市场定价体系形成干扰，对借款企业的“溺爱”也会影响其正常的财务和投资决策等问题，应该引起重视。金融科技发展的教训和启示第一，要提升基于风险的现代金融理念，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理性认知。我们要超越资金的表象，认识到金融的风险经营本质，在此基础上提升对金融科技的认知，认识到是否承担和经营风险是金融和科技的本质差异，对金融科技解决信用风险难题、替代银行承担风险、普惠大众等作用要更加理性地看待，为未来金融科技找到正确发展方向提供认知基础。第二，金融科技的发展要分野，要加强对风险承担的监管。科技服务与风险服务要分开，受监管服务与不受监管的服务要分开。在此基础上，要将承担风险的金融科技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使其接受统一的金融监管。第三，在服务客户层面，金融科技要从监控走向帮扶，着力提升企业发展能力和信用水平。前期的金融科技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生物验证、知识图谱等技术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该利用金融机构的信息和技术优势，指导企业生产和营销方向，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管理的水平、团队素质乃至完善发展战略，从而提升企业的信用水平，降低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这是金融科技可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向。第四，在金融机构自身管理层面，要加强统一金融科技应用管理。在金融机构前中后台的科技应用中，前台科技应用主要解决获客与反欺诈等业务操作问题，中台科技应用主要解决产品定价与风险资本配置等政策问题，后台科技应用主要解决支付清算、报告与数据管理等运营问题。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新兴技术，加强客户、产品、流程、数据、风险和资本等不同要素维度的管理，并将新兴金融科技与发展了数十年的金融工程、全面风险管理技术有机结合，搭建起前中后台统一的金融科技应用和管理框架。第五，要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高度重视金融科技风险及其管理。从算盘到计算机再到大数据，金融机构历来是科技应用的弄潮儿。巴塞尔协议下的操作风险定义中，科技系统、人员、流程及外部事件被列为四大风险因子。相应的科技开发和运行风险、外包风险、数据风险、业务连续性风险、声誉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管理方法体系。尽管新兴的金融科技并没有给金融机构科技风险带来新的类型，但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复杂性明显增强，这无疑加大了金融机构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暴露，应该成为未来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管理和监管重点。■
1. 背景国家又让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了。6月1日，央行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央行将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央行会同财政部使用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购买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好处显而易见：①降低实体融资水平；②提升普惠金融贷款收益率。2. 做小微？非不愿，实不能！笔者认为多年来，中小银行不愿意2B做小微企业融资，主要原因有2：1）收益率低小微企业利润率低，中小银行资金成本高，给小微企业融资首先不赚钱，有违商业本质，所以做高收益的C端消费贷是中小银行的必选。2） 风险高，技术不成熟我国小微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7年，给小微企业融资风险需要考虑太多方面，了解一个小微企业的技术手段不足够。3. 中小银行2B金融的3个方向中小银行做2B金融，时间由远及近大概可以分为3个方向：1）区域或特定市场小微企业实地核实当年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搞小微企业，做些批发市场类的小商户贷款是这个模式。还是传统下线尽调的思路。风险评估依托：企业信用报告、银行流水等。2）依托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做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是这几年特别火的个概念，所谓1+N模式，主要是依托核心企业的付款信用，做上游供应商的保理业务。如果核心企业配合，可以通过线上确权的模式，进而衍生出来“X信、X单”等电子支付凭证为代表的多级流转这种概念。风险评估依托：核心企业数据和信用。3）依据数据做数据信贷用税务数据、发票数据等可替代数据做纯信用贷款是目前最“时髦”的2B金融，线上化程度最高，依托互联网流量，而且需要基于数据的风险建模等特点鲜明。各个银行也纷纷推出了税金贷、发票贷等产品。但中小银行由于网点、人员、开户条件的限制，往往采用放款给C端企业主或它行打款到B端账户的纯线上模式。而大行有的还要求用户线下网点开户，把这种产品做得不伦不类。再呼吁一下，容许对公电子账户的开立政策对2B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是技术层面的基础，监管让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还是很必要的。4. 中小银行2B金融方向怎么选？笔者认为，央行购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40%的政策解决了中小银行做小微的“收益问题”；如果容许对公电子账户，则解决了中小银行做小微的“技术问题”，有了这些真正的支持，中小银行才会从战略层面认真考虑支持实体经济小微企业融资，而不是现在用房抵贷来“充指标”。那么，中小银行2B金融方向在哪里呢？1）靠企业信用报告的线下尽调模式中小银行做这种模式，基本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没有人，没有分支机构，没法开户，小微企业信用报告也没啥内容。2）依托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模式虽然这个模式业内还在红红火火的讨论，但笔者的认为，这并不是中小银行的“菜”。中小银行鉴于区域局限性、风控人员多是传统对公授信的思路，在无法实地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能看的上的核心企业，估计都是国内响当当的“龙头”，可这些“龙头”们哪个不是金控平台搞起来，自己产业链的的核心资产（应付账款），怎可能给外部银行“用我的信用挣我的钱”，肯定是自己“再挣一次供应商的利润呀”。即使为了关系银行搞一点，也是有良好关系的“大行”，中小银行们，不好意思，你们的资金价格太高了。3）可替代数据建模的模式笔者认为，这才是中小银行2B金融的未来之路。虽然要建系统，要招建模的团队，但这些起码是中小银行自己可控的。目前业内税务数据、发票数据都已经得到了国家，以及行业认可，形成了一套风险可控的模式。微众信科、航信等第三方机构的类标准化技术输出的业务已经成熟，而且像华夏邓白氏之类专门做企业征信的机构，还在不断研究类似“企业付款及时性季度指数”的其它可替代数据及模型，未来市场可期。5.小结：一句话，中小银行应该做些“脏活、累活、技术活”大力发展2B金融，《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下发，消费金融领域大行们已经带着低成本的资金纷纷杀入了。在消金基础上，靠着助贷“躺着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转型2B金融，选对未来模式才是正道，欢迎大家文内留言讨论
P2P清零了，批判与反思成了主流声音。作为一种投资者警示教育，严厉批评未尝不可；但对金融从业者、潜在的金融科技创业者，若也把这段历史简单看过，一概否定了事，是无法真正吸取经验教训的。 后视镜思维下，P2P的缺陷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历史进程本身已经把千万种可能性走成了唯一的一条路；身在其中时，受各种正面、负面因素影响，眼前总有多条路可选，不是那么容易看清的。正因如此，简单对P2P下个断语，是远远不够的。 事出有因 谈论中国历史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如是说： “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产生一种骂历史、骂祖先，甚至骂地理的读物。……可是这样情绪激动之后，把当初寻觅因果关系的初衷整个忘记。凡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说历史为何如是之展开，无法坚持历史应该如是展开才合情理。” 同样，对于P2P，与其抓住事后的问题批个不停，或纠结于“如果当初这样或那样就好了”，不如剖析其兴起的大环境与土壤，寻觅背后的因果关系，知其所以然，然后镜鉴未来。 国内最早的P2P产生于2007年，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支付也刚刚兴起，金融线上化的土壤还不成熟。作为一种创业舶来品，P2P几乎一点水花也没能溅起。 到了2012年前后，尽管P2P尚不为大众所知，但智能手机驱动的“互联网+”浪潮已经开启，电子商务、团购、微博、微信……，越来越多的场景从线下走到线上。虽然人们还不习惯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但对于金融业务的线上化，已经做好了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我在银行工作，就已经听闻个人金融部的几个同事跳槽去了P2P公司，当时还颇感惊奇，事后来看，或许这便是两三年以后银行员工离职潮的滥觞。 2013年，互联网宝宝理财引来全民热议，被视作互联网金融元年，整个社会舆论都不吝赞美之词。支付、理财的线上化，又加速了贷款线上化，在用户心智层面，在线上办理金融业务，渐渐成为一种风尚，成为某种新生活方式的象征。 至此，P2P的市场环境才趋向成熟了，在互联网金融的大旗下，P2P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截止2014年末，运营平台1575家，待还余额超过千亿。 致命缺陷 P2P的快速发展，除了大环境给力，主流平台推出的“担保兑付”模式也至关重要。 2009年，红岭创投等平台推出了担保模式，出借人不需再评估单个项目风险，只要评估平台的跑路风险即可，大大降低了决策成本，也给P2P投资披上一层“低风险”的外衣，为2013年之后P2P乘风而起奠定基础。 经历过P2P爆雷潮，我们已知道担保兑付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扩大规模的利器，也是风险反噬自身的利刃。除此之外，平台兑付还是资金池模式的元凶。 事后看，抛开蓄意欺诈的伪P2P不谈，多数P2P平台都死于资金池，有了资金池就有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简单清晰的信息中介变成了复杂的类银行业务，披着信息中介的帽子又缺乏杠杆约束，不可能不出问题。 但资金池并非凭空的“创新”。P2P点对点模式与资金池模式本不相容，之所以从点对点过渡到资金池，中间需要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平台担保兑付。 既然平台承诺本息保障，点对点也就不重要了，为提高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池模式应运而生，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担保兑付背离了信息中介定位，但当时主流的资管产品都有刚兑属性，P2P平台的做法也就不显得突兀。此外，不少平台的本息保障引入了担保公司，也有些平台主打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房抵、车抵或股权质押等“低风险”业务（不论真假，起码宣传上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本息保障看上去是可行的。 当然，事后看，市场还是低估了担保兑付模式的巨大破坏力，这背后，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风险无人识？ 这几年P2P问题频发，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不能理解：为何P2P快速崛起时，其潜在风险不受重视呢？ 其实，市场对P2P的风险很早就有认知。2014年虽是P2P大发展之年，也是问题集中显现的一年，先后有275家平台出现问题，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资金兑付出现问题，涉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的更是比比皆是。 针对行业暴露的这些问题，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也在各种场合给出了解决思路，涵盖了资金第三方存管、严禁平台兑付、严禁资金池、充分信息披露等要求，与后续P2P备案的基本规则一般无二。 举例来说，早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就已经提出“P2P和众筹融资要坚持平台功能，不得变相搞资金池，不得以互联网金融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存款、非法集资、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等非法金融活动。” 这句话对P2P的风险识别是很准的，后续P2P平台出问题，多数都死于资金池运作或非法集资。但看到风险，不代表要一杆子打死。 当时，主流金融体系在普惠群体融资难、民间金融规范化、传统金融创新求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市场各方对互联网金融寄予厚望，愿意包容新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普惠群体融资难。截止2014年末，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仅为3.5亿人，年增长保持在3000万人左右，信贷服务基本仍在存量客群中打转。同时，2010-2015年间，除房贷以外的个人贷款增速持续下滑，普惠金融破局变得愈发急迫，这种情况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贷款模式探索自然被给予厚望，而P2P恰恰是个中翘楚。 此外，当时P2P平均出借利率高达18%以上，现在看不可思议，在当时并不算离谱。2014年之前，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事实上，市场甚至希望借助P2P的力量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下行，毕竟相比线下，线上模式低成本、高效率特征广为人知。 更重要的是P2P行业的规模尚小，一般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市场的容忍度也就高一些。所以，尽管市场人士都呼吁平台不能刚性兑付，不能搞资金池，但也仅限于呼吁。毕竟大家的共识是解决问题需循序渐进，急是没用的。 硬着陆 可是，当P2P发展速度远超市场预期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互联网的“破坏力”。 2015年中，泛亚金属交易所爆雷，下半年，e租宝兑付出现问题。百亿级平台接连出事，针对P2P的监管提速。但借助互联网威力，P2P扩张的速度远超规则落地的速度，短短两三年内，竟趋近于“大而难倒”之势。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总原则下，大而难倒也不能不倒，不得不以“硬着陆”结束。 2014年末，P2P待还余额刚突破千亿大关，2017年9月，便已突破万亿大关。在这期间，P2P监管暂行办法落地，持续夯实地方监管力量，备案开始推进。进展不可谓不快，只是P2P扩张速度更快。 同期，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改革，结构优化、优胜劣汰，一些经营困难、产能过剩的企业无法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继而转向了P2P平台。而P2P大扩张过程中，不少平台为追求规模背离了小额普惠定位，也在积极向企业借款人靠拢。二者的结合，为2018年中的爆雷潮埋下隐患。 这次爆雷潮的展开，是环环相扣的流动性危机。2018年6月16日，唐小僧爆雷，市场解读为平台返利模式的陷落，行业内出现了流动性冲击波，但大平台依旧具有吸引力；7月14日，投之家爆雷，市场开始对所谓的大平台失去信心，引发行业流动性恐慌。之后半个月内，日出借人数从2.3万人降至6000人左右，流动性压力袭击所有平台，很多实力薄弱的平台在冲击下陷入困境，引发爆雷潮。 当然，此次爆雷潮，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此一役，各方对P2P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之前小心翼翼地整改是为了避免批量爆雷冲击出借人，既然已经对出借人造成巨大伤害，小心翼翼就没有必要了。 2018年8月，全国P2P网贷整治办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以12月末为限，要求P2P走完“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三道程序，整改全面提速。 再后来，在严监管约束下，头部平台加速转型，中小平台持续退出，在此起彼伏的清退潮中，P2P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镜鉴未来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P2P短短几年的兴衰，尽显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百态，几乎每一类机构，都能在这段历史中找到一个剖面。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真正让人感慨的，还是兴衰背后不同平台的不同结局。 P2P作为一个行业覆灭了，但并非每一家平台的下场都很惨淡。这背后的区别，便是行业发展蕴含的经验教训之所在。 那些成功转型的平台，既没有提前预料到P2P的清退结局，过程中也曾采用“担保兑付”模式，最后之所以挺了过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始终敬畏市场、持续夯实发展基础（客户、风控等），并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愿意着眼于未来随时调整策略。 行业发展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由偶然性因素引发，偶然性又受必然性制约，二者互为因果，使得在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也使得预测市场终极走势变得不可能。唯一能做的，便是对市场保持敬畏，不去做一些与基本规律相左的事情；同时，积极把握能把握的，以不变应万变。 P2P的覆灭，有一定的必然性，但背后也受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若只是对P2P简单下个断语，不仅会抹杀这段历史蕴藏的多种可能性和启发意义，也无益于培养我们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 展望未来，B端产业互联网的大潮迎面而来，这其中，也蕴藏着很多机会和陷阱。何为机会、何为陷阱，我们无从识别，但如果能吸收P2P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一些。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增长新征程，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和战略布局。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更需要以此为指引，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高效和普惠的现代金融体系。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 国内循环重回“双循环”的中心，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从国内外循环的角度，我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单纯国内循环阶段，借助国际大循环带动并发展国内循环、“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阶段，并转向当前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否定之否定，找到经济发展的中心，重回初心的内在发展规律。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基石。当前，我国的经济已发展成具有生命的复杂系统。生命是在循环中展现功能，完成价值实现和自我成长。国内循环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更需要“五位一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内经济增长则进入消费主导，投资发挥关键作用，进出口发挥支撑和优化功能的阶段。 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抓住突破口，在具体的改革和政策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是从规划到现实转化的关键和难点。“种子”决定了未来的“大树”性质，“始即是终”。未来5年是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5年，现实的“种子”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规划，而是由行为显示并凝聚成的。 新发展格局 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制造强国、交通强国，还是科技的自立自强，都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需从“有”到“好”转变，发挥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一，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需要发展内嵌式赋能型金融。我国的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金融与产业、科技发展之间仍存在割裂，“两张皮”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和科技正发生深刻变革，金融不仅需要加速融入产业和科技，“看见”、“看懂”并设计“信得过”的机制助推产业和科技的发展，还需借助这场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身转型，更需要借此嵌入经济和生活，从“显”到“隐”，实现金融和服务对象关系的重构。 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保证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扩张。二是在尖端创新方面逐步掌握主动权，占领前沿。三是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发展支持制造强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开始就将金融内置于产业发展之中，打通技术、产业和金融的知识（技术）和政策壁垒，让产业（技术）、金融和政府三者自然“成长”。为此，需要发展内嵌于产业的金融体系，金融为产业所用而非产业仅是金融运作的载体，允许产业内生的金融业态涌现。首先，我们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金融（政府、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正是技术、产业和金融从经济中相对独立出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分合合，在周期波动实现各自最优功能的过程。因此，技术、产业和金融的融合是在现实的互动、波动中完成的，是共融于企业和产业的成长过程的。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其次，需要基于微观企业资金需求创设能充分挖掘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形式。除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主要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满足方式不同外，对于处于相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有不同种类的资金需求，需要用不同的金融形式加以满足。特别是对于非核心企业，其价值（商业信任的基础）较难发现和挖掘，需要穿透企业主体，从商业过程中寻找信任基础。即金融体系需要深入了解商业过程，发现并充分挖掘商业信用，创设出与企业内在价值相一致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此外，金融支持制造强国，还需要与这一轮科技发展相结合，主要表现为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和场景化。 第二，政策性金融将发挥更重要作用。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正式步入高质量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发展格局。单纯追求投资回报的商业金融已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略布局的需要，但完全依赖财政资金又不足以实现，其中的缺口将不得不寻找中间道路。政策性金融是处于财政和商业金融之间的广阔地带，以商业运行的方式实现一定的财政性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已大幅度扩张，商业金融机构也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即使是央行，也开发出多种结构性工具，带上一定的财政色彩。我们还尝试了多种更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做法，如PPP、产业基金等。这些努力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弥补了缺口，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有效运作机制。“十四五”规划描绘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和重大战略举措。结合这些战略谋划和未来的经济前景，我国财政减收增支的因素较多，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未来财政压力仍然较大。虽然在规划中强化了财政统筹和预算管理，为保障重大战略任务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显然为了完成这些战略规划，还需要进一步紧密财政与金融的更紧密的、可持续性合作。因此，寻找更有效的渠道和机制来弥补高质量发展与金融资源之间的缺口更显迫切。更多直达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思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可能是另一个思路，寻找既能避免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带来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又能激励相容地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特定人群、领域和地区，也将是政策可能的设计重点。这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特别是设计好基础设施的合理的运作模式和投融资体制。 第三，要适应金融开放、转型和数字化的宏观管理和调控需要。“十四五”期间，国际社会处于“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两个大局”，总体环境复杂严峻，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适应性变革极其重要。我国已选择基于金融双向开放的稳慎人民币国际化。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的融合，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频繁，有必要尽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框架、工具。针对经济转型，我国提出了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控。这既意味着宏观调控更加关注机制建设，重视长效机制和自动稳定机制，发挥规则的预期引导作用，也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局限于逆周期的需求管理，而更重视具有打开经济增长空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经济中可以超越周期的力量，还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重视周期转换特别是增长动力转换中的过渡性安排，平衡“破”和“立”的关系，把握其中的力度和节奏。当然，“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积极进行数字经济布局。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运行将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和管理还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转换、调整和重构。 总之，为支持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金融体系既要激活活力，又要引导投向，还要保证系统稳定。当经济系统已成为复杂系统时，金融系统也需要及时转向复杂系统，以价值引导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以市场涌现的内在规则约束市场行为。
2020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全球化遭遇严重打击，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从政治、经济、环境多维度来看，中国再一次来到历史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12月5日，笔者参与了“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该会议是由凤凰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凤凰网财经、中华网财经承办。这一年来，旧物速死，新物速生。国家、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在用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和世界。因此，笔者梳理了众多重要嘉宾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国务院参事、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十四五”时期，要紧紧围绕增强我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下工夫、谋改革、扩开放、促创新，只有提升金融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增强我国金融的抗周期、抗风险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军事、科技、产业、产品的竞争，同时也更是资本、货币、金融的竞争，是金融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在金融领域，货币政策非常关键。中国银保监会副部长级干部、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认为，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调控手段是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变化最后都会作用到货币供应的增量变化上。综观近20年来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其基础货币的投放与控制，从大的方面来看，一是受外汇储备的增减变化影响很大；二是2013年之后新出台的一些政策性操作工具，如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逆回购等。一般情况下，当外汇储备处于不断的增加状态，就以收购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来投放基础货币；当外汇储备处于减少的情况下，就以其他政策工具投放基础货币，并对冲因外汇储备减少而收回的货币。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以来，由于全球各国货币政策集体调整所带来的货币环境的变化，人民币由贬值压力转变为升值压力，外资从流出转变为流入，必然会对中国的货币管理形成多方面潜在的影响。这使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货币特征等也会随着发生变化，并对宏观经济调控、资本市场、企业经营管理等都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变化、影响，一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短期内外界甚至很难把握和理解。金融的责任和担当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主要分享了关于金融在疫情期间的责任和担当。他在演讲中提到，今世界的金融体系和1929年的金融体系有着巨大的不同，1929年的时候，全球尽管已经有了中央银行体系，但是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中央银行没有灵活操作货币发行的权限，因为黄金的储备直接决定货币发行量的，所以金本位制制约了在特殊危机情况下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扩张的可能性。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体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G20体制下，金融稳定理事会对G20政策的协调和在全球的推广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大的建议和引导作用，因为最终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建议要经过G20领导人的批准，所以金融稳定理事会在这种特殊危机的情况下，对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特殊危机的情况下得到了突出的运用，而且危机也使数字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上升的空间，包括数字货币、数字税收等新的政策议题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了，所以数字经济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根植于产业，服务于社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工业门类齐全，尤其是以电子消费产品为代表的生活类消费品的生产制造，更具有产业链、供应链的明显优势。由于我国疫情控制的好，中国国内供应链先于其他国家得以恢复，转移到国外的一部分生产回归国内，这也拉动了中国的出口。未来，随着“十四五”时期的到来，金融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我们改革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坚定，我们将逐步构建起金融大国、金融强国。
对于下一阶段金融风险的演变，既要统揽全局，又要把握重点。从全局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金融体系“对内”要承担这些约束下的经济波动风险。 过去多年，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金融监管理念和实践也有了深刻转变。正如郭树清主席在《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文章中所言，“金融领域出现了新的重大挑战”，要“有序处置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剖析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风险处置举措和进展，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前瞻性特征。 2016年是中国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的重要分水岭。“十三五”伊始，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央将“新常态”作为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防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任务之一，通过“三三四十”、“回头看”等系列举措，取得了金融风险防控的重大成效。此期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出发点是“消除”金融领域存在的监管套利、无序扩张、结构失衡和信用偏离等系统性问题，整治的重点是“拆解”资金空转、影子银行、违法腐败及互联网金融乱象等已经渐成趋势的重大风险隐患。 “十三五”是化解中国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的关键五年。在2020年收官之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系统性和关键性进展，在主要领域实现了对风险问题的“手术”式治理。 主要体现在：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大幅收缩。各类非银金融机构通道业务得到有效控制，小贷、典当等非金融机构民间融资纳入规范化管理。 二是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大幅压降。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至2020年8月末的15家，比2019年初下降99%，网贷机构数量、参与人数、借贷规模连续26个月下降。 三是作为滋生风险的重要“温床”，金融领域违法与腐败行为受到严厉惩治。恶意操控金融机构、利用内幕消息干扰市场运行、金融管理部门人员“监守自盗”等行为大幅减少。 四是作为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三季度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2.16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季末低0.3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增速连续26个月回落。 对于下一阶段金融风险的演变，既要统揽全局，又要把握重点。从全局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金融体系“对内”要承担这些约束下的经济波动风险；而新冠疫情及未来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困难，金融体系“对外”面临的风险形势十分严峻。为此，要做好应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前瞻性准备，特别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重点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 从国内金融风险的“苗头”来看，应高度关注如下方面，有序处置重点领域风险： 一是不良资产风险。当前，不良资产风险已经跃居各类金融风险首位，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达1.96%，监管提出2020年要处置3.4万亿不良贷款，规模较2019年实际处置额高出48%。而受经济运行及财务计量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将继续暴露，不良资产余额预计最快也要到2021年底才有企稳减少的可能，因此要“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 二是金融科技风险。我国金融科技体现出明显的“跑得快，监管慢”特征，在风险防控方面经验不足，正在面临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寡头垄断等多重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三是交叉性风险。在综合经营、跨界布局和科技进步等推动下，金融风险的交叉性、融合性只会有增无减，风险交叉传染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危害更甚。为此，要高度重视，有效提高对跨行业、跨市场等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甄别、防范和化解风险。 当前，监管层面针对潜在风险，积极推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坚决打击恶意“逃废债”，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不断推向深入。“十四五”时期做好金融风险防控，要加大科技手段运用，加快“监管整合”向“监管融合”转变。 最近，郭树清主席也表示“在监管方面加大科技运用，提升监管效能”。只有不断提升监管效能，才能有效做好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才能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这是一个宏大而艰难的题目，但如果要谈论FinTech，这是一个绕不过去话题，别无他法，必须首先面对它。为什么要先谈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词汇之后，又一个社会化热词。然而，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个新词。我们梳理了金融IT先从金融电子化到金融信息化，再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这里的每一个历程里都离不开数字化转型这样一个概念和提法。“数字化转型”这个社会化热词这两年整个行业又在提起，“要不要做数字化转型？”“如何做数字化转型？”“转型后是什么样子？”是每一个CIO或者高管都思考过的问题，严重点说，这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01.定义那我们在谈论金融或者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时候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如同要先理解金融科技FinTech这个词的含义一样，首先要理解“数字化”（Digitalization）的定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微软Office为代表的办公软件袭卷全球，PC初步提升了个人与企业效率，在金融行业大展身手的主要代表企业如IBM、Oracle、SAP、EMC、HP，通过面向内部用户设计和内部业务流程的电子化，替代原有的手工作业流程。金融行业初步从手工操作实现了电子化。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业务流程电子化”。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浪潮掀起，基础电信网络逐渐普及，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等广泛连接企业与个人，企业自有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深入提升个人与企业的局部效率。金融行业实现数据的集中，并开始利用数据去辅助经营管理，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使得企业的运营和管理基于‘信息’”。现如今，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企业级信息技术兴起。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并广泛连接消费者和用户，电商、公共云数据中心、共享服务等第三方社会化平台开始渗透并全面接入企业的流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态被打破，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效率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政府、企业与个人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数字化则需要企业的组织架构、运转模式、决策方式都要基于数据进行变革。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数字化”的定义是让与企业所相关的人员和物理对象、都处于数字环境中，万物都以数据的方式存在，它们之间的关联和互动都通过数据智慧而连接。这也就是过去五年以来，云、大数据、移动、社交、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流行技术名词，带给商业变革的启发。同时，转型又是什么呢？是从A到B，我认为B只有一种，那就是数字原生企业。比如在电子商务行业数字原生企业的标杆就是阿里巴巴，它首先占据了数字化的交易场所，然后才会有数字化的人和数字化的货，并衍生出金融、营销、物流等服务。与此同理，在金融行业的标杆就是网商银行新网银行这些数字原生互联网银行。回到开始的话题，我们再来定义在金融科技时代的“数字化转型”，最终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新兴技术将与企业相关的人、物、组织、主体对象连接在数字环境中，以数据的方式存在，实现数据决策和智慧交互，最终重塑企业的价值。02.目标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又是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逻辑的“起点”，企业为什么要做数字化转型？是为了去适应和面对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并快速做出反应。而这一动作的目标就是实现企业价值。企业经营有几种价值：1是经济价值，2是客户价值，3是社会价值。在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我认为主要是是：向数据要价值。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有效利用数据去达到这些企业的多种价值或达到一种价值。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就是充分利用科技技术，利用内外部数据去创新商业模式、研发新产品并精确定价、开拓新市场和新客户，并进行精准营销和严控风险。在为客户提供更贴身更优质的服务、为客户、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对于金融行业来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属性会进一步的加强重塑金融角色，调整经营取向，通过重构信用体系，降低服务门槛，下沉金融服务，扩大覆盖面，实施精准滴灌，这些都是目标。同时，金融行业不仅是金融服务提供者，也是融智赋能的资源整合者，需要通过广泛链接、融合以及资源配置，参与更多社会角色。比如：通过利用大数据、AI、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的技术将单笔信贷成本从1000多元降低到20元左右，解决普惠金融成本高难推广的问题，利用大数据、联邦学习等技术，重塑风险评估体系，解决长尾客户风险评估难的问题等等。03.要素数字化转型从哪几方面去考虑呢？企业的经营的本质是将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组织起来，以更高效、更低成本来满足客户需求，实现价值。这些资源如何进行有效的配置，是企业经营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数字化转型亦是。我个人认为有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战略上全局意识首先是管理层文化、思想、理念上的“数字化”，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全局战略。科技在企业中地位、科技人员的占比、每一款产品设计的流程，到每一个业务部门中的独立科技力量的存在、技术创新对业务的推动力和创新速度、任何一个新的想法的决策和执行速度、线上业务的迭代速度，最后再到企业内部数字化的管理和资产的数字化，方方面面组合在一起形成数字化。而这些基因绝不是靠传统IT信息化建设模式，科技部门被动支撑业务发展、业务外包和现有业务流程支撑新业务能够短时间脱胎换骨的。也不是靠单纯的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各种开源技术，因为这些技术的使用并不难，难的是去形成相应的价值观、文化和整体机制。所以在企业内部仅仅靠推动新技术落地来实现数字化转型，实施过程中非常容易停滞，推动难度也很大。厘清现状如何，仔细分析当前的现状，明晰业务需求，梳理监管要求和行业领先者的做法，将企业的最顶层业务战略方向和科技结合起来，设计转型的蓝图、路径，快速迭代，不断试错，充分发挥自有优势，结合自身的特点和未来的目标谈起，并不是盲目的追随，设计合理的路径以及路径上的每一个节点，制定实施策略，规划设计实施保障机制。治理层面的支撑首先，需要去考虑是成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才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有科技力量聚在一起。随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把信息技术用于商业领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走完了很多西方国家超过差不多七八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过程，也有很多科技领域出现了跳跃性发展，而不像西方国家有很多经历了传统技术过渡到新技术的过程。有很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制于很多非常滞后的管理，甚至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管理体系。任何企业做大规模的变革会碰到的阻力：“第一是老员工企业文化，第二是管理层是否高度一致，第三是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成效。”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设计多漂亮的路线图、建设多好的系统，而是先要考虑的是成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才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有科技含量的人聚在一起。对业务非常清楚的年轻人或者有经验的老人，如何把这批想干事的人整合在一起成立组织或者团队，来推动数字化转型，这可能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工程就是企业的‘上’和‘下’同时进行的工作，更多的是Top down自上而下，只有一把手强力推动，才会清除掉一切的阻力。其次，在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后也会面临“治理”的问题，数字化最先改变的是决策流程和组织形态。云计算时代，企业要全面数字化，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方式与客户产生链接，所有的决策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展，原本以部门为节点，凭经验做决策的方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数据+算法”的决策方式。企业与人效率与能力都将得到全面的提升。“数据+算法”实现分四个环节：一是描述，发生了什么？在虚拟世界描述物理世界发生了什么；二是洞察，为什么会发生？事物产生的原因；三是预测，将会发生什么？研究与预判；四是决策，应该怎么办？提供解决方案。描述、洞察、预测、决策之后，可能都需要人来参与决策，但是人工干预会越来越少，系统参与的决策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发展，效率与能力都将得到全面的提升，就需要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的阶段。所以，早晚都得面对，还不如从一开始就需要去考虑治理层面的问题和意识到重要性。架构的梳理重塑对企业来说，换企业级信息系统不像个人换手机，想换就换、一年换一次，由于系统实施、数据迁移涉及到大量的投入，以及人员使用习惯改变困难等问题，企业级信息系统的生命周期在十年左右。快速发展的新兴企业开展进行系统建设，往往采用当前最新的技术，在技术应用上具有“后发优势”；而具备一定历史包袱的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时，因为技术发展的“代际革命”，面临IT应用现代化和技术架构现代化的问题。以银行业为例：银行当前的IT平台架构主要是集中式架构、业务流程繁琐；在技术支撑方面，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处理速度慢，需求响应周期长。分布式架构的灵活性、扩展性、低成本等特性，决定了分布式架构在银行业面临业务品种和业务量爆炸式增长过程中会成为新型业务架构的必然选择。核心业务系统的业务逻辑、以及应用前后台之间都是紧密耦合，所以既不能做到业务逻辑的灵活组合，也无法灵活地调整用户界面前台。在转型过程中会选择采用微服务这样的基于业务元素的数字化抽象范式，这样的范式使得软件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发现、使用、分享、创造各种业务服务。同时，由于客户行为的改变，对服务、业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原有系统架构提出了挑战，比如:数字化移动平台已经成为客户第一选择服务窗口, 移动化将承载越来越多的金融业务是必然趋势。当然选择什么样的架构与金融企业的自身的数字化进程、类别、业务和资产规模，所处的地域，监管政策的调整，战略发展方向都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在分布式、云平台、中台这样的大共识下，还有着很多不同的考量与方案。我们也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纪金融企业都都需要采用分布式数据、建设私有云。技术和人才技术是数字化转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没有必要赘述，但要提出的观点是：1.系统性创新：新兴技术的使用绝对不是什么技术最热就使用什么，而是要和业务结合起来，联合业务创新。2.与业务协同发展：不单纯追求前沿热点技术，而是根据自身业务要求和特点最大限度的运用信息科技发展的成熟成果，只有业务与科技一起协同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企业的价值。3.成本的有效性：过分追求架构的先进性和对未来扩展的支持，将会消耗大量的IT资源。需要谨慎评估，做好关键项目投资收益分析。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快速抢占竞争护城河之时，往往也是技术飞速迭代的爆发期，这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人才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除了如何构建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组织能力、通过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吸引、配置、培养合适的人才外，只谈谈一个观点：“将”来才有将来。一个头脑清楚，关键决策能够拎得清的领导者，知道自己所做决策的长期影响，或者说是有能力预见这种长期影响，并据此作出明智的决定极为关键。同时，除了需要具备数字化思维，坚定的信念，快速了解业务的能力、全局视野和规划能力、抽象业务场景的能力外，还需要拥有沟通、说服和拒绝的能力，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能从上至下推动事情进展。此次引用一句很贴切的话：只需要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就行。一个很好的人来了，就会带来一连串很好的人，局面也就自然打开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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