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传递重大信号。 1、经济运行恢复常态，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730政治局会议称，“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 我们此前提出，中国在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1-3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8%、3.2%、4.9%，我们预计4季度GDP增速在5.5%左右，基本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2019年GDP增速6.1%，作者在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反观欧美疫情持续失控，蔓延时间长，经济大幅负增长，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结构看，中国生产10月工业生产增长6.9%，已经恢复到去年正常水平，主要受益于疫情有效控制和对内外需恢复；三驾马车中，10、11月（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11.4%、21.1%，贸易顺差584.4、754.2亿美元，大幅超过2019年出口0.5%的增长水平，主要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居家办公宅经济出口和对欧美亚等生产替代效应；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12.2%，远超去年水平，主要受益于“两新一重”和房地产投资。 同时，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展望2021年，就业、收入和消费低迷，小微企业仍然十分困难，金融风险频发，投资面临回落压力，出口高增难持续。因此，慎勿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慎谈货币政策收紧。 我们在2019年下半年提出“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在2020年上半年提出“新基建”“中国经济复苏将领先全球”；在年底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但不宜盲目乐观”。 2、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4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0月26-29日五中全会审议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相较于“十三五”时期明确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以及由此而来的2016-2020年GDP年均增速至少6.5%，五中全会没有对未来五年设置具体目标，只说今年把目标完成，然后到二〇三五年“再迈上新的大台阶”。表明中央淡化GDP的意思很明显，不会再像2009、2012、2015年那样进行强刺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将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五中全会透露重大信号 极简解读》）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从六方面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扩大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参见《“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2010年我们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作者提出“新5%比旧8%好”“改革牛”，2015年提出“经济L型”。 3、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增强消费、投资新基建和调整收入分配是主要抓手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提法从“需求侧管理”升级到“需求侧改革”。 疫后关于扩大需求和需求侧管理的中央论述较多：327政治局会议明确定调要扩大内需。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和“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五中全会继续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需求侧改革对当前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的边际效益最大，我们认为增强消费和投资新基建是最重要抓手。从需求侧改革内涵来看，一是着力点转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疫后中国经济恢复生产端快于需求端，核心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果，需求端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的效益最大化。二是从供给端发力，供给创造需求，创新激发潜在需求。需求侧改革更需要依托于增量市场的拓展，而非存量市场的代替。 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是需求侧改革的重要内涵。“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要做好需求侧改革，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与供给侧改革的相互平衡和促进，本次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更加重视收入分配公平，提升人民幸福感。需求的实现受到人民收入的限制。西方国家正深陷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阶层固化、政治极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沼。我们应当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4、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互联网巨头和金融巨头们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技创新意识 4季度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监管态度和工作重点。 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反垄断旨在抑制市场负外部性，鼓励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近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相关的政策密集出台，主要官员密集发声。 10月31日，刘副总理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明确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对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势对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限定商家在竞争性平台间进行“二选一”，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侵犯隐私等乱象进行规范；明确将大型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行业纳入宏观审慎监管。 11月11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一是厘清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定义和监管体制，明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应当主要在注册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二是明确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注册资本、控股股东、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应符合的条件。三是规范业务经营规则，提出网络小额贷款金额、贷款用途、联合贷款、贷款登记等方面有关要求。四是督促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股权管理、资金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等，依法收集和使用客户信息，不得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五是明确监管规则和措施，促使监管部门提高监管有效性，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六是明确存量业务整改和过渡期等安排。 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无论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均可能形成垄断，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粘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一是消灭竞争，长期以来互联网企业以“融资-补贴-扩张-再融资”的范式，在购物、外卖、出行、社区生鲜等多个民生领域跑马圈地，资本成为资源配置的风向标，流量变现成为核心商业模式，小企业逐步退出竞争；二是侵害消费者权益，诱导过度消费、会员之上再收费、“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隐私数据被贩卖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屡见不鲜；三是“大而不能倒”酝酿系统风险，例如互联网消费贷、现金贷等产品规模巨大，通过助贷和联合贷等方式获得银行大比例出资，信用审核、风险控制等职能由平台管控，一旦平台风控出现问题，风险将向银行端转移。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为防止实体经济过度资本化，防止企业利用融资圈钱“割韭菜”等。 比如，有些平台经济先通过引入资本“烧钱”把同行竞争者包括中小竞争者赶出市场，垄断市场后再对客户提出涨价、“割韭菜”。 再比如，部分长租公寓通过多轮资本融资，高价抢收房源，再以低价租金吸引年轻人和金融机构签订长期借贷合约，机构将长期租金一次性付给平台，平台再按月向房东给付，由此平台得以获得现金流做大规模。但这种模式本质缺乏盈利能力，资金链断裂引发巨大风险，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再比如，近年以特斯拉为代表的美国高科技公司进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取得巨大创新成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互联网科技巨头则试图利用资本优势和低价补贴，下沉社区，试图从底层大众劳动者——菜贩子手上榨取最后一枚铜板，和下层人民抢饭碗，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反弹。互联网科技巨头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大量的数据资源、领先的数字技术，人们期待巨头们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不能痴迷于流量变现、急功近利地赚快钱，更应承担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民众的社会责任。虽然金钱不分善恶，但商业应有道德，德以载富。民众对大型互联网企业显然有更多的创新期待和社会责任期待。 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华为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华为是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数万工程师是和平年代的战士，捍卫了国家的科技荣誉并造福社会。 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放缓，不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我国近十年来也出现社会财富向头部集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基尼系数由2015年的0.465上升至2018年0.468，税前收入前10%的人群收入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35.56%提高至2019年的41.43%，个人财富排名前10%的人群占社会财富的比重由2000年的47.75%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67.41%，分配不均的结构性问题显现，不利于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5、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以及自身发展战略需要，近年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被频繁提及。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730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五中全会将“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列入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主动地位的关键。”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关键就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打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号，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战略遏制。2018年3月的《301报告》和5月的美方要价清单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2019年5月16日，特朗普签署总统令，试图切断华为供应链；美国频频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不仅逐渐扩大打击手段和范围，且不断泛化制裁标准。 中国要发展核心技术，攻关“卡脖子”技术。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领域、而非补贴特定企业，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切实提高科研人员与教师的收入待遇，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 当前中国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领域缺乏主导权，对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基础较为薄弱。以5G为例，在发展过程中，我国通讯行业遭遇了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以5G安全问题进行的全方位打压。2018年4月，美国禁止中兴购买美国公司敏感产品，中兴业务一度陷入停摆，随后美国又多次对华为进行打压，对其5G设备进行封杀。中国只有在5G技术积累、设备制造以及终端操作系统、技术标准等方面取得优势，才能在层层重压下保证5G产业链的安全，赢得5G产业正常、稳定发展的环境。 11月26日下午，看到任正非送别荣耀的讲话，悲壮。像是送别即将闯荡世界的爱子，万般殷切叮嘱。这不是一个阵地、一个城池的胜败。作为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面对美国的打压，华为在炮火中挺进，没有被打垮。这次我们不仅没被打垮，反而被打醒了。“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卡脖子”难题，拥抱全球化。任总是一代英雄，华为和荣耀的员工是和平年代的战士，为家园和荣誉而战。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6、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撰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出：“房地产业影响投资和消费，事关民生和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在业内提出了经典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在此框架基础上提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地挂钩”。 7、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4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刘副总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中指出，“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郭树清在“十四五”规划辅导文章《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提出，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管好货币总闸门；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紧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 郭树清11月22日在《求是》发文《坚定不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提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叠加碰头，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随着国际收支状况逐渐好转，国内企业、政府、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产品和市场结构日趋复杂、透明度较差，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我循环、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一些不法金融集团和违规金融活动野蛮生长，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违纪违规行为持续蔓延。如果放任自流，势必酿成系统性风险，产生颠覆性影响，严重危及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 提出主要金融风险为，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影子银行层层嵌套规避监管隐蔽风险、问题股东恶意操控甚至掏空金融机构、打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旗号“无照驾驶”“遍地开花”、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大中型“僵尸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违规大规模举债形成隐形债务风险、金融不服务实体经济空转套利等。 未来的关键是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尽最大可能提早处置不良资产，防止高风险影子银行反弹回潮，及时处置不同类型机构风险，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11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研究规范债券市场发展、维护债券市场稳定工作，会议指出，近期违约个案有所增加，是周期性、体制性、行为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责任。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从大局出发，按照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二是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8、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贸易摩擦，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刚爆发，主流媒体和市场出现严重误判，“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影响不大”等观点流行。 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就鲜明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1）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规则制衡中国。2）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并打压中国高科技。3）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4）人才方面，美国可能会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人文交流，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2018年以来，在市场陷入悲观情绪时，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如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距离发达国家仍有约20个百分点的空间，潜力大；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美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开启新周期，释放巨大活力。（参见《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央行的大换岗从年初持续到年末。 据财新消息，有关组织部门已任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兼任外管局局长，原外管局局长易纲不再担任此职，央行内部已宣布。目前易纲仍为央行副行长兼中财办副主任。如实，在央行的行领导新班子中，除行长周小川和副行长潘功胜外，全部为新面孔。 让外界疑惑的是，此前潘功胜并没有外汇管理的经验。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在加入SDR之后，正是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当口，缘何会有这样的部署？短期来看，新官上任的他将如何面对2015年12月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急剧波动呢？此次角色兼任，究竟是弥补短板还是短期代理？一线银行家 翻开潘功胜的履历，两次大行IPO经历，使潘功胜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少壮派”银行家，而多次求学经历提升了他所处的平台和视野，成为职业发展的“助推器”。 1983年，20岁的潘功胜毕业于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嘉兴学院前身）财务会计专业。因成绩突出，被留校任经济系教师。 4年后，不甘于现状的潘功胜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起人力资源方向的硕士，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3年，潘功胜进入工商银行住房信贷部，担任副主任，一干就是4年。1997年10月，潘功胜第三次踏进了大学校门，作为重点培养的中层干部，以博士后研究人员身份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佳奇商学院学习，其间还在英国渣打银行接受了为期8个月的在职培训。 回国后，潘功胜调任工行计划财务部短暂任职后，被调任至人力资源部任副总经理，负责精简机构，为工行上市做准备。 此后，工行开始实行全面成本管理，大量削减分支机构并裁员。然而，大刀阔斧的“瘦身”也带来了一些遗留问题，关于内退员工待遇问题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潘功胜作为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一度压力山大。 之后他被派往工行深圳分行，出任副行长。但不到一年，潘功胜又被调回总部，出任计财部总经理兼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在姜建清的领导下，负责实施工行IPO工作。 最终，工行于2006年10月成功上市，工行已然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宇宙”银行。2008年5月，时任工行董秘、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的潘功胜调任农行副行长，分管农行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农行IPO等事项的具体运作。 在潘功胜的组织和协调下，农行IPO团队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科学设计发行方案、引入“绿鞋”机制，精心提炼“县域经济蓝海”投资故事等方式，为IPO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0年农行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股改之后，农行的经营和利润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2012年半年报显示，农行在总资产、净利润等指标上已反超中行。 在完成了两家国有大行上市使命后，2012年他赴任央行，成为继朱民之后，近年来第二位从商业银行副行长任上胜任央行副行长的官员。学者型监管 在一次回母校嘉兴学院座谈时，潘功胜在鼓励学弟学妹时表示，从学生到踏上工作岗位再到今天的自己，他一直坚持的是“学习”。 因此悬在他头上的头衔特别的多：从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002280）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到全国金融青联常委、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导师等等。 在操盘两家大型银行上市后，潘功胜连续推出了多部专著《国际大型银行成长之路》《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上市银行价值分析》和《大行蝶变-中国大型银行复兴之路》。其中还凭借《大行蝶变》一书获得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著作奖。 “这个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的多的行长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些腼腆。”这是他留给多次接触过财经记者的第一印象，但在交流中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位监管者的果敢。 他是出镜率最高的央行官员。每次出现，潘功胜带来的话题都不一样。从提示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风险，到建言健全贫困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再到呼吁打破刚性对付还原真正市场。 目前潘功胜分管央行研究局、办公厅、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司、调统司，原外管局局长易纲还分管国际司、货政一司和二司等。 此前他还分管过征信业务、互联网金融等业务，堪称是全面监管人才。但遗憾的是，履历表上却不见他拥有外汇管理方面的经验。 但一位曾经采访并到过他办公室的前记者曾描述过这样的一个细节，在他农行的办公桌上经常摆放着许多世界知名的英文报刊。 “潘行长是一位具国际视野的银行家，他可以用英语交流，特别是在说专业词语的时候，他可以准确引用与中文对应的英文单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和他的国际同行增进了解和沟通。”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7月，潘功胜在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和交通银行联合举办的2015年国际货币论坛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提出，下一步应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进一步健全市场利率的定价机制，增强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而这恰恰是加入SDR后，人民币在国际化征程中即将要面对的两大关卡。
记者张铭研《贸易金融》记者获悉，日前，光大银行进一步整合链上优质资源，重磅推出“阳光交e链”综合化服务区块链平台，截至2020年4月10日，光大银行“阳光交e区块链”业务规模达到1016亿元, 链上累计业务笔数1477笔，位列链上同业第一。其实，从去年习大大公开强调发展区块链技术以来，区块链技术正处在加速演进成熟过程中。中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基础，技术研发、标准研制、生态培育、行业管理等工作有序推进，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适用场景和应用逻辑已较为清晰。区块链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近年来，光大银行积极落实国家关于“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的要求，搭建以区块链、大数据、云存储等金融科技支撑的全线上化贸易金融产品体系，成功开发孵化了“福费廷区块链交易平台”，深度参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开发的“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并取得较好的应用成果。据了解，2019年10月25日，光大银行联手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成功搭建并上线“福费廷区块链交易平台”。这是光大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在区块链技术运用上的首次试水，即以去中心化、不可篡改、高透明度、强安全性为代表优势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支撑，以多家银行共同参与的多节点、分布式记账的联盟链为部署方式，实现了跨行福费廷交易的询价报价、资产发布、资金发布、交易撮合等全流程在线高效处理。过去5个月，光大银行“福费廷区块链交易平台”业务量增长迅猛：上线1周即破10亿，1个月破100亿，2个月破200亿，4个月破600亿，5个月业务量破千亿。同时，“福费廷区块链交易平台”历经5次升级改造，链上功能不断优化完善。除了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福费廷业务场景外，光大银行还深度参与并上线了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开发的“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该平台能有效帮助银行把控融资风险，解决银行在传统出口贸易融资中普遍面临的真实性审核难度大、重复融资、业务办理效率低等问题。助力抗疫 “阳光交e区块链”发挥在线优势“阳光交e区块链”是光大银行整合贸易金融区块链优质资源“福费廷区块链交易平台”和“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重磅推出的综合化服务区块链平台，旨在搭建一个集表内外、本外币、结算融资、利率汇率、区（自贸区）内外、境内外于一体的线上化、综合化服务区块链平台，实现“阳光交e区块链”统一平台下多产品应用场景支持。今年年初，我国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目前各个企业面临复工复产，保持良好现金流成为难题。缓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压力，获得低成本资金，供应链金融成为化解现金流断裂风险的重要手段。银保监会首席检查官杨丽平表示，运用金融科技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有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供应链业务系统，通过与核心企业、政府部门相关的系统进行对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链条上的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供应链融资服务。疫情期间，“阳光交e区块链”更是发挥了在线业务效率高的优势，助力抗疫企业快速办理结算融资。例如，光大银行郑州分行某企业客户急需对其采购的一笔以国内信用证结算的国内贸易获得融资支持，要求实现当天到账、融资成本尽可能低。受疫情影响，当时郑州分行还未全面复工，分行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利用“阳光交e区块链”光速对接多个同业，最终于当日下午以大幅低于LPR的融资成本为客户实现了融资资金全额到账，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光大银行表示，未来将不断扩大区块链在业务中的应用，打造贸易金融+区块链的金融科技名品，提升客户服务质效，丰富平台应用场景，推动链上业态与技术的不断创新迭代，持续做大做强交易型银行业务，切实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双十二作为年末最后一个大促,人们的购物热情不减。为助力大家买买买,苏宁支付优惠活动多多:银联码全国重点商户5折购、南京地铁免费乘、联合主流银行最高24期免息再满减……这么多“好事”岂能独享?苏宁支付重磅推出邀请好友双重好礼,邀请好友后你可领取5元奖励金,好友可得258元新人大礼包。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是苏宁金融初级实名用户,就可以参与邀请好友活动,通过登陆苏宁金融APP或苏宁金融微信公众号分享二维码或活动链接给您的好友,好友接受邀请并于7天内完成苏宁金融实名绑卡,您就可获得5元/新用户的奖励金;好友可获得258元新人大礼包。 您每月获得的奖励不超过200个新用户,每日的奖励不超过20个新用户。佣金将与其他推荐任务佣金合并,于次月20日(如遇节假日,将会顺延发放)按照国家扣税标准代扣税后,发放至您的苏宁金融账户中。 秉承“全场景 更普惠”的服务宗旨,苏宁支付近年来覆盖了消费购物、生活缴费、娱乐充值、智慧出行等诸多场景,并依托场景资源和科技优势,不断提升优惠力度和服务水平。趁着双十二活动正酣,赶紧呼朋引伴下载苏宁金融APP参与体验吧!
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注重指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11月19日，央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聚焦“金融产品创新”，围绕政策工具创新、信贷产品创新、配套服务创新等主题介绍了相关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关于取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本金专用账户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总行已经批准我们可以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表示，在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推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搭建国际投资者了解国内市场的平台，根据总行授权按月发布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并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代理境外机构投资人民币资产。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周逢民介绍了济南分行在便利小微企业首次贷款方面的尝试。周逢民说，从去年4月份开始，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启动了“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对成长期、有潜力、有市场、未获贷的小微企业，逐户建立培植档案，“一企一策”提供金融服务方案，组织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首贷通”“商e贷”等首贷产品，支持小微企业站稳脚跟、良性发展。比如，在山东滨州设立首贷服务中心，通过设立“首贷咨询”窗口，实现首贷培植“服务靠前一步、问题及时清理、业务高效办理”，已累计帮助2814家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首贷。截至10月末，山东已培植各类小微企业12.24万家，其中获首贷企业11.31万家，获贷金额1344亿元。“江西作为革命老区，近几年在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方面承担了很多的改革任务。我们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创新，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行长张瑞怀说，金融部门主动策应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苏区振兴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打造“金融+扶贫车间”“金融+旅游”等特色融资模式，创新油茶贷、脐橙贷、光伏贷、电商贷、乡村旅游贷等信贷产品。截至9月末，江西全省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164亿元，同比增长21.5%。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率先在全国推进农垦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新的业务快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田哲表示，工行始终坚持以金融科技助力产品创新，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放。一方面，着力于增加线上信用贷款产品供给。运用大数据，丰富线上信用类贷款——“经营快贷”产品体系，有效覆盖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截至9月末，“经营快贷”产品已为100余万户小微企业主动提供信用类授信超8500亿元，贷款余额超1000亿元，较年初增长203%。另一方面，着力于拓宽线下非抵质押融资渠道。通过深化银政、银担、银保合作，以客户共管、风险共担的模式，拓宽融资覆盖面。例如：作为首批合作银行，工行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签订了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合作协议，并在全国率先落地第一单贷款业务。“线上化、数字化是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疫情暴发加快了这一进程，我们也在很多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以‘零接触’方式创新服务客户。”中国民生银行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周伯婷说，民生银行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进一步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开通“自助转期”，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即可完成续贷。1月至10月，民生银行无还本续贷方式小微贷款投放2120亿元，其中一半都是由客户自助方式完成。（记者 姚 进）
11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进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金融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建设，为维护金融市场繁荣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推动“两个一站式”建设为抓手，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最高人民法院与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合作，先后开展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试点工作和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超过20万件证券、保险类纠纷通过非诉讼渠道实现多元化解。此次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就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开展合作，实现多元解纷机制金融领域全覆盖，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周强强调，要充分认识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领域纠纷集中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加强金融制度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强要求，要大力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保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挥实效。要积极参与建设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与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加强协作配合，为群众提供多途径、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促进非诉解决机制与审判执行工作的顺畅衔接和高效流转。要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功能转型升级，强化多元解纷实体化运行功能，实现一站式快速解纷。要持续推进金融纠纷“分调裁审”改革，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构建科学、精准、高效的案件流转、调裁对接、程序转换机制，更好实现源头解纷、分流提速、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周强强调，要健全保障体系，狠抓贯彻落实，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健康发展。要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与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加强信息共享、监督管理、执法联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宣传引导，让人民群众全面了解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社会认知度和信任度，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维权观念，主动选择多元解纷机制，促进金融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要加强对金融审判骨干培训，积极拓展与金融管理部门的业务交流，促进提高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金融审判队伍，为做好审判和多元化解工作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郭树清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把握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金融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建立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实现形式，对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促进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开展了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建设试点工作，加强跟进指导，及时交流总结，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开展以来，消费者获得感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纠纷解决和自我整改效果不断提升，消费者保护监管工作得到加强，取得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郭树清强调，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以及各金融机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要尽快形成高效率诉调对接模式，打造高标准纠纷调解机构，建设高水平调解队伍，苦练内功，真抓实干，把此次会议要求落实到位。要结合行业实际，优化立案前委派调解流程，提高立案后委托调解质量，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发挥行业调解机构的专业优势，更好服务于法院审判工作。要健全内部管理、调解规则、文书格式、统计档案、调解监督等制度，保证调解工作有序运行。要加强调解员培训，使其既掌握金融法律业务知识，又具备较高的品德操守、调解技巧和沟通能力，打造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调解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主持会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通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公布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上海银保监局负责同志先后作交流发言，介绍开展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经验。各银行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在最高人民法院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级地方法院主要负责同志，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银保监会各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主要负责人、调解员代表等在各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与金融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证券公司业务、平台、账户、产品的创新都将依托于金融科技的发展。例如，量化或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要借助于金融科技的力量。不过，由于金融科技短期内较难产生显著效益，若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良好的执行力，金融科技对证券公司生产力的提升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应，因此证券公司的金融科技建设往往被中小券商忽视。从国内证券公司的成功经验来看，依靠金融科技实现业务超越式发展的典型案例有两个：一是华泰证券，依靠“系统优势+互联网营销”实现经纪业务占有率第一；二是国金证券，其成立的专业托管子公司——国金道富依靠技术优势，在主经纪商业务（PB业务）方面实现了领先，极大地推动了经纪业务的发展。 目前，证券公司在金融科技的投入主要体现在信息系统方面，从国内证券公司信息系统投入力度的横向对比来看，2018年东兴证券在信息系统的投入位于全行业中等偏上水平，与资产、营收规模匹配；信息系统投入金额为1.54亿元，排第22名，信息技术人员薪酬为0.677亿元，排第21名，信息技术投入考核值达1.375亿元，排第24名。尽管公司在信息系统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较大，但尚未达到以“系统”为核心竞争力的品牌效应。因此，未来东兴证券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APP等手段创新业务模式，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盈利能力。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投行业务数据中，近50%的支出是网络信息费用的支出，信息系统的投入在券商经营成本中占据重要比例。未来东兴证券将加大对于行政办公、客户营销和维护、人力资源考核、财务报销等各类信息系统的资金投入，降低公司行政管理、日常办公、人力资源考核、合规风控等体系的成本，进而提升公司运营管理体系的综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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