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几经修补的世界经济依然没能走出过往历史的阴影缠绕，思想领域对现代性破碎的反思结合实体经济的疲弱、不均发展，最终促成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曾经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全球分工贸易体系的局部瓦解和回潮。在国外，经济全球化遭遇民粹思潮狙击，再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在国内，疫情爆发及其后的常态防控固然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型已成定局，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成为重要战略抉择。 诚然，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新时代中国顺应当前国内外形势进入新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决择，在这个框架下，安全将再次超过发展成为首要关注对象，一系列生产要素面临盘整，历史的惯性由此转向。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高速发展一直有赖于对外开放，后者的作用不仅是直接作用于拉动生产，更在于对经济面貌整体的重塑，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呈现正相关的态势。展望未来，双循环如何接棒“外循环”，继续助力经济高质量成长，就成为社会各界不仅热议，而且需要解答的话题。 具体到金融领域，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陈雨露副行长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一文中指出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要看到格局中既有“国内大循环”，又有“国内国际双循环”，前者为“主体”，后者则要“相互促进”，要以独立自主为着眼点畅通国内大循环，通过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国际循环，坚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以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体系集成创新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让我们随着陈雨露副行长的思路深入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新时期、新格局下的金融发展战略，自身也仍然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把握第四次金融革命的机遇，引领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科创金融体系，继续支持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是金融行业乃至整体经济当前所面临挑战的破题关键。陈雨露副行长明确，新发展格局中的最大痛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赋予了金融业新的历史责任，金融科技引领的金融业集成创新将成为第四次金融革命的突出特征。 首先，是完善产业链创新链融资体系，有力地支持高端制造业、创新企业和引领性产业集群的发展；其次，着力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探索以数字普惠金融等方式推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通过金融支持民生发展和乡村振兴；最后，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同时，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通过高水平开放引进国际金融资源参与“双循环”。围绕着以上论述，陈雨露副行长进一步提出了为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金融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十大问题，涵盖了金融科技、科创体系、基础设施、绿色金融、产业链金融、普惠金融暨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当前热点。 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从“供给侧”到“双循环”，国家对创新的追求将持续深化。而所谓创新，除了基础科学、前沿科技之外，也更多依赖市场主体在商业应用层面的探索与尝试。科技引领下的金融改革开放新格局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相关各方的协同参与，需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有可能“知行合一”，实现效能提升与风险防控、经济发展与普惠民生的平衡统一，最终达至双循环体系的畅通发展。 一是深化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合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机构无疑是主力军，其责任自然当仁不让。但也应该看到，科技不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长项，不但面临着能力鸿沟的跨越，也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局面；对于科技企业而言，和金融结构的合作，既保证了其科技利器有了用武之地，同时避免了其独自发展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因此，需继续引导各方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常态可持续的合作机制，避免前期短视、无序发展对金融乃至社会秩序的破坏。 二是引导渠道拓展向风控深化的转移。当前，金融机构对科技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获客渠道的扩展与服务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这无疑是金融科技的一大亮点。但也应该看到，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与作用是风险定价，与之相应金融科技的核心作用其实也应在于重构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引导各方深化和改革现有的风控制度和模型，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 三是维护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金融技术产品的创新，既会带来新的风险，更有可能放大现有的风险，显著增强其风险烈度。金融科技带来的新风险，还需在金融科技本身获得解决思路与途径。一方面要积极吸纳科技创新的前沿成果为我所用，大力发展监管科技，特别是在风险实时监测、平台安全评估、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快速落地，在企业合规信息报送和行业风险全息图谱等方面深化扩展。另一方面则要探索与新格局下新业务需求和风险形势相适应的柔性监管手段，完善包容审慎的创新监管工具应用范围和长效机制，将风险防范的思维、方法贯彻金融创新始终。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方能真正助力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行稳致远。
12月9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上海科技金融国际论坛期间，德勤分享了世界经济论坛与德勤对全球金融行业技术趋势的联合调研报告《乘数效应：融合领先技术，激发创新动能》，围绕“领先技术协同部署”，探究了多种技术融合的方向与应用实践，识别了技术融合在未来将对行业带来的长远影响，以帮助金融机构管理层与监管机构有效理解并应对这些变化，以及更好的洞悉金融服务业创新发展方向。 报告提出了六个重点领域（存贷款、投资管理、支付、保险、资本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的行业用例，从而描述各个领先技术群的融合应用所形成的四大差异化创新路径： 第一，构建泛金融生态体系：多项技术融合将使得数据共享、联合建模、产品服务对接等方面的门槛显著下降，加速泛金融生态系统的形成。 第二，实现物理与数字世界的有机融合：利用新兴技术将实物流程相关数据嵌入金融产品，可更好地评估风险和价值，核实交易身份，确认信息来源，优化产品分销。 第三，重塑交易流程：利用现代化的数据传输和价值转移路径，实现金融交易的去手工和去中介化。 第四，重构核心处理功能：利用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可以为金融机构构建起更准确、细化、高效的数据计算与处理能力。 报告认为，综合采用新兴技术以创造全新机遇、改变竞争动态、促使行业应对系统性挑战的方式众多。在技术部署上，金融机构应以生态系统为导向，专注于客户，协调敏捷。同时，金融机构（以及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须应对以下运营环境挑战：高度普及大众化、挑战重重、摒弃原有假设。尽管环境挑战较大，但行动条件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熟。 德勤中国副主席、全国金融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吴卫军说：“德勤担任世界经济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20余载，并连续多年联合发布研究报告，共同探讨新兴技术在金融行业的颠覆性效应，以及如何通过金融科技为机构赋能增值。随着研究视野与深度的演进，我们逐步意识到各类领先技术的协同融合将为金融机构的创新带来更多可能性。”
这场被称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又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之前的改革努力没有能避免这场危机呢？ 在美国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中，差不多每隔十几年就有一次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经历了那么多次之后，为什么2008年还会再来呢？过去多年的改革怎么就不能根除金融危机的种子呢？ 金融危机有时候就能颠覆一些固有观念。就在2009年初，正处危机高潮时期，一位在香港做私募基金的朋友老刘激动地跟我讲，“简直难以相信，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到99美分，几个月前还20几美元！”我说，“大家花旗银行会破产，撑不下去了。”他说，“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百年老店，美国最大的银行！如果这个银行也倒，那整个华尔街不是都完蛋了？”所以，二话不说，他就买了一百多万股。 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到2009年已经是197年的老牌公司，它的一生几乎就是华尔街的一生，不管从哪个意义讲，花旗银行就是华尔街的象征，也是美国金融实力的象征。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花旗是市值300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的银行，也是盈利水平全球第一的银行，一年盈利270多亿美元。可是，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在2007年之前培植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并带来金融海啸时，以前看似倒不了的老店未必就不能倒。所以，我跟老刘说，“不能因为一个公司老或者大，就认为它不会倒！”2009年初，花旗市值跌到不到25亿美元！ 2008年10到11月，财政部等联邦政府机构注资将近500亿美元到花旗，并且提供数千亿担保之后，还是不够，到2009年初花旗再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机构投资者和美国政府筹集了1000多亿美元资本金，最终依靠美国政府的全面救助才避免了破产，也因此使美国政府成为花旗的最大股东。当然，这些救助也使老刘的投资在两三个月内翻了一倍多，尽管这是美国政府史无前例救助的结果。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花旗还不是最悲惨的金融机构。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五大投行全军覆没——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接管，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第三大投行美林被收购，最大的两家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分别享受政府的救助；第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被国有化，依靠1850亿美元的政府注资和救助才免于倒闭；“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 这场被称为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又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之前的改革努力没有能避免这场危机呢？ 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危机的核心地带在美国，但很快蔓延到欧洲，也波及到了广大新兴市场国家。 关于那次金融危机，你可以记住以下几个危急时刻： 2007年7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支房地产基金清盘，标志着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开始崩盘。 9月14日，英国300年来首次出现银行挤兑，英格兰银行救助北岩银行。 2008年3月14日，美联储提供了300亿美元支持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 7月1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房地美和房地美的救助计划。 9月7日，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托管。 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同一天，美国银行收购了第三大投行——美林。 9月16日，美国财政部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并获得其79.9%的股份；同一天，第一储备基金由于持有雷曼兄弟的债务而跌破净值，触发了货币市场基金的挤兑。 9月2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购买高达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的草案。 9月21日，美联储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至此，美国的五大独立投行全部消失。 10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7000亿美元的问题金融机构救助计划。 9月到10月间，多个欧洲国家纷纷接管或者救助本国银行。 11月23日，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宣布了对花旗集团的救助计划。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股票市场也剧烈动荡。2009年3月9日，全球股票市场跌到了过去十年内的最低值，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7年的高峰下降了57%。 金融危机带来了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从2007年2月开始出现衰退，GDP增长率在2008年第三季度达到了-1.3%，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分别为-5.4%和-6.4%，失业率飙升，2009年末超过了10%。这是“二战”以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收缩。大衰退的代价严重：400万美国家庭失去了房子，超过2600万人失业，近11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 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发酵中，比如，2016年是国际社会充满“出乎预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国脱欧，接着是美国特朗普胜选总统，再就是意大利的公投结果。驱动发达国家相继“出乎预料”的共同因素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这种社会潮流只是2008金融危机后果的延续表现，是大危机带来的一连串反应的一个环节，就如1929年金融危机引发类似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各国关起大门的经历一样。 2008年金融危机的成因 那么，这次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学界讨论最多的几个关键因素如下。首先，是货币政策的问题。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联储为了避免经济衰退，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先后六次降息，使得美国长期维持着1%的历史低利率。这就导致过多的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使2001年到2006年间的美国房价快速上涨，出现巨大房地产泡沫。 其次，是“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都积极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要求金融机构为那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支持，让他们能够享有自己的房屋。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住房贷款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导致了很多没有信用、没有偿付能力的人群获得了住房贷款，也就是“次级房贷”，从而导致银行的基础资产蕴含着大量风险。这也大大推动了房地产泡沫，并最后通过“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此，房地产泡沫是危机的首要原因。 再次，就是美国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我们之前谈到，因为银行挤兑恶化了经济大萧条，所以1933年美国推出存款保险。那项创新降低了挤兑风险，但同时鼓励银行去冒险。这直接影响了2007年之前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的房贷发放行为，让它们敢于冒险，通过高杠杆追逐利润，却忽视市场扭转时可能引发的风险。 最后，也是我们之前谈到的，1930年代大萧条初期银行持有太多流动性差的贷款，所以，为了增加住房贷款的流动性，先是建立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让银行随时可以转手卖出去住房贷款，后来也把这些住房贷款打包、做资产证券化。再后来，又有华尔街公司推出专门投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的基金产品，专门针对特定投资者发售这些基金的份额，等等。 这一系列的创新就把原始出资人和资金的最终使用者之间的交易链条拉得很长，先是贷款经纪商把钱贷给要买房子的家庭，并把贷款合同卖给银行，银行再把贷款合同转手卖给房利美，房利美再转手卖给吉利美，由后者再打包卖给住房按揭贷款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再卖给投资者，等等，整个链条中的每一方都赚一些手续费和佣金，但每一方都不为贷款最后是否成为坏账负责。因此，最初的借款方是否有还款能力，就没有谁去管了；委托代理链条太长之后，风险就被不断扩大。 从最后的两点，你看到，在美国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有改革和创新，但这些改革和创新都对于解决造成上次危机的原因有效，可是又都埋下了新的危机种子，而这些新问题的种子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等到下次危机才知道。这就是金融危机历史不断重演的原因，尽管每次危机的形式跟上次不同。 也正是由于1930年代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没有救市，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几乎没有犹豫就去救，包括后来推出几轮“量化宽松”刺激政策。而这样做当然避免了1930年代的挤兑和经济大萧条。但，这样做是否又埋下种子，为下一轮危机做铺垫呢？ 今天我们谈到的要点是，第一，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是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引发许多美国金融机构倒闭，重塑全球金融格局。从中让我们再次看到，没有什么老店“大而不能倒”的。 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很多，与全球经济失衡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跟1930年代大萧条的原因一致：都是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太大。这次房地产泡沫是“9.11”后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铺垫的，也跟多年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密不可分。 第三，实际上，193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包括存款保险、二级住房贷款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都是为了纠正造成1930年代银行危机的原因而做的。但是，这些创新带来道德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去冒险，为这次危机做了铺垫。而这次美国政府积极主动救市，也是为了避免1930年代政府不作为带来的挤兑危机而作，因此，结果是这次的危机没有蔓延太久，造成的后果也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是，这样做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可能为下次危机埋下了种子。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日前，由北京品牌协会、北京商报社主办的2020年度（第六届）北京金融论坛在京召开。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科技与数据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施闻捷就“普惠金融扶助小微成长，创信云贷再添融资利器”主题进行分享。施闻捷表示，建设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功能对外赋能，具体体现在对社会赋能，对企业用户赋能。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创新小微企业信贷融资服务模式，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联合中关村管委会共同启动“创信融”平台，着力建设“创新·信用·融资”试验田，为小微企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创业提供金融助推。施闻捷表示，早在9月初，建设银行就已与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合作，引入“创信融”大数据平台数据，为小微企业创新推出了全流程线上融资产品“创信云贷”，以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助力首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
《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多部门正密集谋划一揽子举措，加码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新政涉及系统重要性银行、影子银行、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此外，将针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挑战，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对金融科技巨头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专家表示，当前有针对性的金融风险整治行动已常态化，从政策制度层面进一步补齐短板，将能有效强化金融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和稳定性，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更强的制度保障。 局部性风险仍存 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收官之年。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金融风险已由发散状态转为收敛。 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近日表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资产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0万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从2017年初到今年9月末，银行业处置的不良资产超过之前八年的总和。 互联网金融风险也大幅压降，全国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由高峰时期的约5000家逐渐压降，到今年11月中旬归零，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有序化解，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初步得到控制。 尽管金融风险整体形势稳定，金融监管也面临很多新的严峻挑战。“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疫情冲击下新老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不法金融机构依然存在，非法金融活动屡禁不止。”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表示。 郭树清指出，当前金融相关制度存在较多短板，金融法治还很不健全。一些基础法律制定修改需提早谋划启动，有的规章制度落地执行变形走样。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一些法规专业性操作性不足。金融机构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尚待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交易活动缺乏有效约束。 一揽子补短板政策在途 记者获悉，为继续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一揽子监管补短板政策正在酝酿。 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明年1月1日将正式施行。下一步，央行将会同银保监会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公司治理、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还将建立早期纠正机制，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降低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建立健全资本内在约束机制，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提高自救能力，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 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继《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之后，监管部门将完善制度框架，对金控公司监管制定更具体的操作规则，比如并表管理、资本管理、关联交易管理的规则等。 “此办法主要针对的是非金融企业控股金融业务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而针对金融企业发展形成的大集团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相关管理规定，将更好补充整个金融集团的监管框架。”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说。 针对高风险影子银行，监管部门将完善监管制度，确保监管全覆盖，不留监管空白和盲区；统一同类机构和产品的监管标准，减少资金空转式的套利；完善影子银行的风险分类、风险权重、资本拨备计提等标准。 尹振涛表示，影子银行风险主要是业务的复杂性，金控公司风险主要是规模大、关联性高，加强对这些领域的监管，都是补齐金融监管短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创新监管手段适应新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监管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的同时，监管手段也将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适应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融资结构也将发生变化，特别是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给监管带来更多挑战。监管部门需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完善监管手段，防止过度创新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表示，为顺应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趋势，应进一步深化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应用，将更多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创金融领域的金融科技创新纳入测试范围。同时，应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加快完善金融科技创新风险监控规程，综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增强数字化监管科技手段，使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始终做到看得懂、穿得透、控得住、管得好。 针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新的监管手段正在加快探索。目前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已覆盖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雄安新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9个试点地区，旨在打造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规范和引导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郭树清还表示，针对金融科技巨头，将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他还指出，将强化监管科技运用，加快金融业综合统计和信息标准化立法。抓紧建设监管大数据平台，全力推动监管工作信息化、智能化转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2月9日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了以《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低碳发展》为题的视频演讲。他表示，近期，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的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易纲说，当前，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等全球共同挑战的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依然紧迫。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危害持续时间将更长，影响范围也将更深远。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易纲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 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易纲指出，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易纲举例，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易纲表示，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 易纲介绍，4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今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 在他看来，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得益于不断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政策逐步落地。 易纲透露，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彰显坚定履行减排承诺的担当和决心。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低碳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视频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荣幸受邀以线上方式参加本届金融科技节。当前，在各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等全球共同挑战的同时，环境和气候问题依然紧迫。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已演变成全球性问题，造成的危害持续时间将更长，影响范围也将更深远。 近期，中国提出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决决心。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加快推进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的低碳转型，在气候目标的约束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四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截至今年6月，中国绿色信贷余额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人民银行推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政策逐步落地。目前，人民银行正在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将传统化石能源的生产、消费类项目移出支持范围，增加气候友好型项目，彰显我们坚定履行减排承诺的担当和决心。同时，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政策激励，对银行绿色金融业绩进行评价。 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中国绿色金融产品起步较早，种类日益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涉农绿色保险、清洁能源保险、绿色信托等产品逐渐成熟。 三是建立绿色金融试验区。2017年以来，中国先后在六省的九个市(州、区)建立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试验区在绿色金融政策架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经验。 同时，中国积极倡导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个平台，与新加坡等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一是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财金议程。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讨论，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凝聚了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共识。 二是共同成立NGFS。2017年12月，人民银行、英格兰银行、法国央行、新加坡金管局等八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NGFS。 三是联合发起IPSF，推动形成全球通用的绿色分类语言。2019年10月，人民银行代表中国参加了IPSF，与欧盟、新加坡等国共同动员私人部门资金开展环境可持续投资。近期，中欧在IPSF下共同牵头成立了绿色分类术语工作组。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将碳中和作为长期愿景，未来绿色金融将有更大发展空间。下一步，人民银行将重点推进几项工作，更好支持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 一是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今后，在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标准的修订过程中，要保证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支持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二是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三是提高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人民银行将投入更多资源，跟踪分析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 四是便利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我们将通过修订国内标准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准的趋同。 此外，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绿色金融。中国的部分绿色金融试验区已经对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场景融合进行了探索。在湖州，当地政府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搭建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减少环境气候相关信息不对称，帮助绿色企业、项目与金融机构快速对接。人民银行还可通过该平台监测银行绿色贷款等数据。 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运用前景非常大，今天很多金融科技公司也受邀分享一些前沿的解决方案。我们愿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整合有利资源，动员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低碳和可持续发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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