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鹏元征信因存在“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活动”“企业征信机构任命高级管理人员未及时备案”两项违法行为，被央行没收违法所得约1918万元，并处罚款62万元。至此，鹏元征信成为了首个因擅自从事个人征信业务而被处罚的企业征信机构。 “此次对于鹏元征信个人征信业务的处罚，应该主要是针对其业务渗透最广、营收最高的‘天下信用’板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齐岩冰律师认为，征信机构的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资质已在2018年百行征信成立之时宣告终结，“但近几年来，鹏元征信旗下的‘天下信用’通过在各类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捆绑分成等模式，依然在百行征信之外深入开展个人征信业务，且有不断扩大业务规模的趋势。”齐岩冰说。 尽管鹏元征信回应称已完成全部整改内容，能够继续为用户提供服务，但市场的变化似乎昭示着，鹏元征信“天下信用”板块未来的生存情况不会太如意――与鹏元征信遭到处罚同期，央行批准了朴道征信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后者成为继百行征信之外的第二家个人征信机构；且鹏元征信的主要适用场景――互联网金融也正处于全面清零状态。 实际上，个人征信业务的牌照发放一直比较谨慎，截至2020年7月末，在央行分支行完成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已有133家，而目前仅百行征信、朴道征信两家机构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 “天下信用”无证开展非议多 2005年，鹏元征信成立，并在成立10年后与芝麻征信、腾讯征信等7家机构，获央行批准开展第一批个人征信试点业务。然而，该8家试点机构无一通过审核。 不过，从始至终未单独获得个人征信牌照的鹏元征信，却从未停止发展个人征信业务的脚步，甚至带动了一股面向C端提供信用报告的热潮。 按照鹏元征信官网介绍，2016年“天下信用”推出，用户可通过其查询企业信用、自己的信用，或授权他人查询对方信用报告。 其最广泛的用途，当属帮助借款人查询自己是否存在失信违约行为。近两年来，天下信用频繁出现在各消费金融公司或小贷平台公众号的菜单栏，或APP内，用户花费9.9至50元不等的费用即可查询。 但天下信用的用户体验却不尽人意。 诸多投诉人称，在明知自己存在借贷逾期的情况下使用天下信用，却未能得到任何关于借贷的记录。“因房贷信用卡相关问题想查询自己的信用，在交付了39.9元后给出的是毫不相关的结果，明明存在逾期却不显示。”王女士投诉道。 另有不少消费者因被贷款平台APP拒绝提供放款额度，而在APP引导下使用天下信用查询风险报告。令人不解的是，不仅天下信用并未查询到不良记录，“无失信记录”的借款人在报告查询后也仍未得到APP的借款业务批准。据 此外，消费者对于“天下信用接入的数据是否真实可信”的质疑也是层出不穷：“输入手机号和身份证号码、交29.9元就查到别人的隐私，这公民信息还得到保护吗”？ 捷信消费金融APP导流天下信用 不仅如此，随着监管禁止现金贷搭售砍头息，鹏元征信还被用户投诉以风险评估报告名义，联合现金贷平台收取变相砍头息，风险评估费达388元、480元、600元以及1000+元。 鹏元征信微信公众号曾介绍道，小贷、P2P、第三方支付是其数据覆盖的主要场景。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鹏元征信的收入构成中，个人征信产品占近70%，企业征信占25%左右，其他产品服务占5%。 但如今，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愈发严厉，再加上个人征信牌照空白，鹏元征信的导流渠道开始闭塞，C端数据源的获取出路也逐渐缺失。 行业秩序日益规范生存难 目前，个人征信的行业秩序正在依托牌照发放进行规范。 在百行征信的个人征信牌照到期的前两个月里，央行受理并于2020年12月25日批准了国内第二张个人征信业务牌照――朴道征信成为获批机构。天眼查显示，北京金控集团、京东数科、小米电子以35%、25%和17.5%的持股比例成为朴道征信三大股东。拟任的董事长赵以邗来自央行征信中心。 这侧面意味着，那些通过对外输送个人征信产品、提供有偿数据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再次被监管予以牌照方面的警示。 事实上，从数量上看，个人征信牌照发放与企业征信资质相比，的确极为谨慎。截至2020年7月末，在央行分支行完成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已有133家，而目前仅百行征信、朴道征信两家机构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 在批准日当天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还强调，征信经营的是信息，信息涉及到人民的信息权益维护问题，在监管上一定要把信息安全和权益保护放到首位。 而本次鹏元征信的处罚，也显示出央行对征信市场的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强度不断加大。齐岩冰向 记者了解到，在市场规范下，曾经未通过试点验收的8家个人征信试点机构也开始转型服务于B端，如前海征信、中诚信征信、中智诚征信和华道征信主要提供企业征信产品。芝麻信用则在2019年末停止与金融机构合作，提供企业信用报告、企业风险监控，和面向C端的芝麻分服务。而拉卡拉（300773）旗下的考拉征信，已于2020年11月主动申请注销企业征信业务经营备案，团队疑似已经解散。腾讯征信则在近几年未对外披露信息，官网显示正在维护。 而鹏元征信，也有媒体报道称，其团队已经从巅峰时期的300多人到2020年11月初的100人左右。
信用评级市场再爆腐败大案。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指出，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近日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文章指出，今年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查处该案是金融反腐从传统信贷领域向中介信息服务领域拓展深化的积极突破。 东方金诚此次“东窗事发”，进一步暴露了评级机构在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据悉，目前除东方金诚4名人员外，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还涉及多名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信用评级企业问题频发，既有外部因素，亦有企业本身原因。从外部环境看，信用评级植根于债券市场，但是债券市场长期处于刚性兑付等非正常状态，使得信用评级往往只能“锦上添花”，对于债券发行和投资缺少一“评”定音的能力；从评级机构看，部分评级机构过于追求市场规模和利润，将评级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抛诸脑后，内部流程不严谨，考核机制不规范。 今年三季度，证监会债券部、有关证监局、沪深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和交易商协会在对大公国际等7家评级机构开展2020年联合现场检查工作时，就发现了评级规范、评级方法或模型、数据库系统有待完善，评级业务制度执行不到位，评级项目质量控制不足等诸多问题。 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承担着减少信息差异、为投资者购买债券和证券市场债券流通转让活动提供信息、推动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的重要职能。人无信不立，债无信则无法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因此，信用评级机构出现的腐败，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信用债市场的基础。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腐败行为重拳出击，也是呵护债券市场发展、夯实债券市场基础的应有之义。 信用评级行业不能评而无信——只有“评”而没有“信”，要拿出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评级机构要主动维护良好的评级市场环境，诚信执业，遵守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和内部质量管理，坚决杜绝不正当的市场竞争行为，充分发挥信用评级的风险预警作用，切实发挥债券市场“看门人”作用。
引言 各位领导上午好，我是赵伟，现在担任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很荣幸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我们的年度观点。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抱朴守真》，题目朴素的理解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今天汇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理一下政策思路，只有认清转型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当下政策内核；第二部分讨论下明年宏观运行的主逻辑，这块目前市场争议较多，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论证，提出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将是明年主逻辑；第三部分，对明年主要经济变量进行拆解和分析，从中寻找投资机遇。时间原因，我尽可能精简。 正文 一、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我国早期发展阶段，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基建和地产是常见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早些年经济“效率”高，根本上是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缺少有效约束。2017年之前，地方政府对债务负担的考虑较少，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背景下，各地有非常强的动力做大GDP，并带来杠杆的持续攀升、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地产链条对应的加杠杆行为，有点类似“货币化”的一个过程，早入场者都是受益的，压力堆给了后入场的年轻人。 以前杠杆较低、债务负担不大，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效率非常高。随着杠杆的不断抬升，债务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及经济行为空间形成明显压制。我们之前构建过一个指标叫融资付息率，用债务付息规模与新增融资之比，刻画资金利用效率的变化；这个指标随着杠杆不断抬升而抬高，2008年的时候约20%，而现在已经在60%-70%左右。指标抬升至40-50%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继续加杠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已经显著下降。近些年经常看到的，杠杆率持续抬升，而经济增速逐步回落。 从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看到债务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压制，尤其是传统行业。我们梳理今年前三个季度信用债发行的募资用途，发现，80%左右的资金用来“借新还旧”的，进一步印证，伴随存量债务的不断累积，企业现金流自由度越来越低，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认清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近几年的政策思路。2016年以来，政策重心始终在“调结构”上，阶段性的“稳增长”操作，更多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而不是重走老路。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不良习惯导致的慢性病放任发展下去，会影响生命，做手术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何解决？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旦有生命危险，立马缓一缓，恢复下状态；状态修复好了一些，就继续做手术。我在新书《转型之机》中用了足足一章的内容，专门讨论“去杠杆”、“调结构”与“新旧动能切换”三个概念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三个词放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是同一个意思。真正实现去杠杆，要靠“调结构”背景下加快新旧动能切换，而不是简单的收缩债务。 近些年政策思路一直一脉相承，政策操作上也有很强的逻辑性。尽管问题的根源在实体经济，首先解决的却是金融体系杠杆过高、资金空转等等问题，否则贸然在实体“拆雷”或导致“火烧连营”，进而加大经济运行成本，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我们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就是要梳理这些问题，通过持续抬高短端利率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随后通过资管新规相关的诸多细则约束金融机构行为。2018年，开始将去杠杆的重心从金融体系转向实体经济。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等原因共振，导致国内经济冲击较大，2019年“缓一缓”。如果不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出现，今年部分政策本应一定程度回归，比如资管新规到期带来的信用收缩，及对传统增长逻辑的冲击等。 疫情背景下的政府“加”杠杆行为，要客观理性的认识。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保护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所有经济体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破碎”重建的成本会非常之高。客观认识的第二层含义，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本轮稳增长政策中非常克制。用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来刻画刺激力度，中国显著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就更明显了。疫情初期，三四月份国内流动性环境极度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诱使出现资金空转、违规套利等问题。有一些企业发债融资之后，存入结构性存款套息差，从企业发债规模的异常程度跟踪来看，三四月两个月的套利资金估计可能有万亿规模。监管机构反应迅速，5月就开始打击违规套利行为，短端利率从极度宽松状态逐步回归正常水平，5月至10月结构性存款已压降超过3万亿元。 7月部分城市的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收紧，8月“三条红线”的调控政策出台，随后的一段时间，领导讲话时开始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政策正常化等。防风险，防的主要是旧增长模式下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稳”杠杆隐含的是结构性“去”杠杆。再比照海外，以美国为例，财政刺激规模占去年支出比重高达34.5%，远高于中国的10%左右；货币政策层面，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降息直接降利率降至0-0.25%，无限量的量宽，导致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在经济远未修复到位的时候，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局部政策就开始逐步退潮，这与传统周期大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放在转型框架下就很好理解了。近些年，政策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在“调结构”上，“调结构”的大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容忍度较传统周期要低很多。换句话讲，“稳增长”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如果影响到“调结构”就本末倒置了，这时候就需要政策适当“微调”以应对。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的节奏本就是错位的；再考虑到国内外政策在“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的差异，会使得2021年国内外经济的表现大相径庭。海外本来就处在周期复苏的起点上，加上今年的货币宽松加码，会使得外需修复的强度堪比2017年，甚至某些时段修复的强度可能比2017年还要强。政策退潮的背景下，内需则相对平淡，尤其与“加”杠杆相关的经济逻辑，在明年都会不同程度的衰减。 二、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这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我再简单展开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讨论下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逻辑是什么？最近在路演过程中，发现，很多机构内部对明年宏观形势展望时，分歧与争议都特别大。疫情影响下，经济活动的修复存在明显“错位”，疫苗推广的时点，政策“退潮”的节奏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研判，加大市场分析难度。有一个巧妙的视角，我们知道经济运行不是线性的，向上的动能很难量化；但是政策“退潮”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信用“收缩”是可以找到“锚”，辅助我们的判断。把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的脉络、力度梳理清楚了，明年宏观经济的主逻辑，相应的市场投资逻辑、机遇与风险，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我们先看下，今年信用环境的显著超预期，主要来自哪里？政府“加”杠杆行为起到了主要贡献。债券融资中，政府借债规模相比去年大幅提升，企业借债行为改善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基建链、地产链，贷款结构指向的方向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疫情背景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后延至明年底，使得非标收缩放缓，也是重要贡献，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为典型代表。 2021年，政策“退潮”过程中，从“加”杠杆到“稳”杠杆，自然会带来一定的信用“收缩”，我们可以简单做些测算。明年特别国债可能不会再有，赤字率也可能有所回落，使得国债净供给明显收缩。再看地方层面，财政部2015年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率100%警戒线，过去几年地方债务率基本都在80%以下，今年“加”杠杆下直接跳升至接近100%。对明年而言，假设地方债务率100%，即便把分母项尽可能给的高一点，地方债额度也很难超过4万亿元，比今年少近1万亿。“加”杠杆到“稳”杠杆过程中，仅政府借债行为可能就要有2-3万亿元的信用“收缩”。 企业债券融资在今年的明显放量，与今年特殊的政策环境紧密相关，明年也要大幅削减。3、4月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放量，主要用于套息差，明年不具备这样的货币流动性环境。从债券融资的分行业数据来看，发债放量最多的板块主要服务于基建和地产，政策“退潮”过程中，企业债券融资缩量中性情境下，可能要比今年少1万亿左右。 匡算下来，仅政策“退潮”带来的信用收缩的力度可能至少在3-4万亿元左右。明年还有一个影响信用环境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使得相关资管产品在资管新规实施之后逐步收缩，但今年明显放缓。明年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很多通道类业务不能做，可能带来多大的信用收缩影响，我们也相应做了测算。 截至今年年中，资金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这三个通道业务的规模约为13.5万亿元，假设自然到期而不是硬性压降的方式，通道业务压降到明年年底大概能压降70%-80%、对应通道业务规模收缩在10万亿元以上，相对应的信托和委托贷款的渠道算下来大概是在3-3.5万亿元左右。而这个地方还可能存在一定低估，通道业务收缩的过程中，信托、委托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也会随之压缩，进而影响到企业景气状况，相应企业发债或借贷融资的难度也会随之提升。此外，还有“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对信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现实世界中，经济行为与信用行为经常是互相支持、互相加强，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让模型预测的“锚”尽可能“牢靠”，我们在预测过程中，反复论证，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景。这个工作，从10月底之后到现在，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以地方债务为例，如果按照红线要求及逻辑推演，中性情景下，地方债规模也要比今年少2万亿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中性情境下给的假设是，地方一般债1万亿与今年相当，地方专项债3万亿、比今年仅少7500亿。 在这样一个中性偏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我们测算下来明年底社融增速要回落至10%左右。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很难接受，觉得有2018年的“前车之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2018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当问题出现时“打补丁”效率会更高，但“调结构”的方向从来没有变过，“加”杠杆到“稳杠杆”杠杆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杠杆继续加下去，融资付息率会更高、资金利用效率会更低。 三、从“错位”到“收敛” ，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时间原因，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再展开，简单做一个总述。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本身存在“错位”，政策“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会使得明年内需和外需形成鲜明对比。外需会非常强，本身是周期性的复苏，加上今年又投放了很多货币。内需来看，政策重心已逐步回到“调结构”，从“加”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自然会带来信用“收缩”，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与2018年会有本质不同。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而明年的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会格外明显。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 大类资产配置的结论，自然也就推演出来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风险是“阶段性”的、机会是“结构性”的。风险是“阶段性”的，是因为大家对于政策“退潮”存在明显的预期差，预期差收敛的过程中，市场会有较强的调整压力。但是，很快大家就会认识到，信用“收缩”或政策“退潮”过程中，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结构的分化会非常显著。 债券市场而言，从信用收缩开始的那刻起，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了。只是操作层面，有三个难点。第一，利率债属于典型对总量经济反映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的波动在变小，利率债的波动性也在变小，波段变短会倒逼交易者左侧思维；第二，左侧思维对择时的要求很高，但明年基本面格局让择时的难度大幅上升，内需短期无法证伪，外需还在加强，待内需能够证伪时，通胀预期又会有干扰；第三，信用收缩过程中，信用风险的暴露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的负债并不稳定，交易难度进一步抬升。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利率债的机会相对更好把握一些。 综合来看，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亦是一个非典型的经济阶段，用周期框架去套，哪个阶段都不太像。对资本市场而言，有机遇也有风险。 我今天就主要汇报以上这些内容，各位领导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一手向企业收钱，一手出具高等级信用评级。一纸案件通报，让信用评级行业买卖评级报告的痼疾，暴露出不为人知的细节。 近日，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两名前高管，因收受巨额贿赂、为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等问题，被“双开”并移送检察机关。 企业“花钱买评级”是信用评级行业饱受诟病的痼疾，此前就有评级机构收取大额咨询费后，提高企业信用评级遭受处罚的案例。如今，通过向“掮客”付费以提高信用等级，似乎是一种新的做法。 相对于规模百万亿的债券市场，评级行业规模并不大，但评级机构却俨然是绝对的主角，评级机构内部人员、承销商、社会中介，几乎都成了评级机构的“朋友圈”。 地位强势的承销商、投资机构，为何愿意向评级公司俯首？在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利益？又是谁在利益链中获利？ 掮客登场 前脚获得高评级，后脚债券就违约，在债券市场，一些企业“花钱买评级”已经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2019年8月，大公国际在评级过程中向13家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提供了合计超过7800万元的大额咨询服务，并向18家公司债发行人提供金额超过1.2亿元的大额咨询服务，被证监会、交易商协会暂停相关业务资格一年。 “在评级过程中，尽调、评审都按正常标准去做，但会通过其他方式得到其他好处，比如收取大额咨询费，然后再把评级调高。”华南某股份制银行资深债券人士对记者表示。 而东方金诚案件的情况，显然与上述情况不同，暴露出这一灰色地带的新情况。作为评级机构高管，崔润海充当着类似“掮客”的角色。 上述东方金诚案件信息显示，崔润海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营销副总裁、市场开发部市场总监，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 金永授则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评审委员会主任、副总裁、总裁，东方金诚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 案发后，崔海润承认，为顺利通过评审，他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主管评审总裁与企业吃饭，还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 在这之前，已有一些企业试图通过中间人运作上调信用等级。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公布的一份判决书就曝光了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东辰控股”）以支付巨额费用的方式，通过中间人“买评级”的内幕。 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法院2019年4月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7年底，东辰控股与筴宏克签订协议，通过付费的方式，委托筴宏克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为其办理增信事宜。若未能在2018年6月30日前，将东辰控股的信用评级，从AA提高到AA+，筴宏克应在2018年7月5日前，向东辰控股返还收取的增信费用。 总部位于山东东营的东辰控股，曾经名列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民营企业500强。不巧的是，运作上调评级之时，留给东辰控股的时间已经不多，2018年6月，其下属13家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涉及资产账面价值11.6亿元。 而筴宏克的“增信”运作也未能取得成功，东辰控股及其发行的多只债券还被大公国际列入信用观察名单，主体信用等级最终被下调至A+。到了2018年11月，东辰控股发行的“16东辰03”违约。 判决书内容还显示，双方签订协议后，东辰控股已按约付款，由于未能实现评级上调，东辰控股多次克追讨，但筴宏克仅归还了一半费用。2019年2月，法院判决筴宏克限期支付未还资金及相应利息。 不过，在判决时没有披露筴宏克“运作”的对象，是评级机构本身，还是其工作人员。 “现在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基本上还是卖方付费，买方付费肯定要客观一些，但由投资者付费的评级机构很少。”某私募债券人士对记者说，评级费用由融资方出肯定会出现问题。 朋友圈 评级机构存在的不正当竞争、对高风险企业预警缺失等问题，带来的信用评级公信力不足，饱受市场和投资者诟病。 12月11日，央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 “肯定会参考评级公司的评级，至少是个指标吧，但也只能做个参考。”某私募债券基金人士对记者说，对于私募机构来说，投资的时候，主要还是靠自己内部的评级系统来决定。 不同评级机构之间的差异和评级标准存在弹性，为花钱“买”评级这一灰色地带提供了空间。尽管自身市场规模有限，但评级机构俨然是绝对的主角，除了审计和法律中介机构，评级机构内部人员、承销商、投资者，几乎都成了评级机构的“朋友圈”。 作为承销商的银行、券商，具有资金优势，也更熟悉企业融资动态，因此握有大量项目资源，评机公司为了获得项目，需要与承销商搞好关系。但在一些债券发行中，承销商却反替企业向评级机构垫付评级费用。 同样来自裁判文书网2019年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某券商员工谭某，为债券承销与发行方进行了沟通，沟通期间，发行方与评级机构签订了评级协议，谭某为了承揽项目，替发行方垫付了评级费用。判决书还显示，承销方代垫评级费用，乃是行业惯例。 而东方金诚案件通报也显示，崔润海在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的同时，还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债券发行中，承销商有时会向企业推荐评级机构，但最终决定权在企业手中，并不一定会选择承销商推荐的评机机构。同时，评级机构也有自己的资源，评级机构的高管掌握的资源更丰富。为了争取项目，承销机构特别是承揽人员也要与评级机构搞好关系。具有影响力的承销机构，为了帮助企业提高评级，也会利用自身资源，向评级机构施压。 与股票市场不同，债市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公募基金等金融机构。从表面上看，企业花钱买来虚高甚至虚假的评级，一旦发生违约，投资者将成为受害者，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评级虚高已经不是秘密，但在银行内部，评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一家企业的债券能不能进入投资准入库，评级是决定性因素。评级高的债券，进入准入库要更容易一些。 利益链 对企业来说，信用评级越高，债券发行就越容易，融资成本也越低，因此，降低债券发行难度、压低发行成本是企业的主要诉求。 “为了完成发行、降低融资成本，发行人自然愿意向评级公司付钱。”上述私募人士说，这是现在评级虚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企业为此付出的“增信”费用，远低于融资资金和相应成本。 由于评级涉及多个步骤，“企业花钱买评级”要打通评级公司内部多个环节。业内人士说，整个过程中，“增信”费用可能涉及评级机构的市场、评审、管理层等多个环节，而非某个人或单独环节。 上述案件通报也显示，东方金诚案件难以一人成案，评级机构内部也往往需要领导人员、评审人员、作业人员、市场人员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金永授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影响评审结果。 不过，相对于向评级公司付费，“打点”其工作人员的成本更低。根据崔润海案发后交代，一次为企业上调信用等级，对方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东辰控股付给筴宏克的“增信”费用则为300万元。同直接与评级机构合作支付大额咨询费相比，企业付出的相关成本要低很多。 除了企业和评级机构，企业获得高等级信用，债券承销、投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能从中获益。 “信用等级高了，债券好卖，企业的成本也降低了，能得到更多的销售费用，承销商也有动力帮企业做高评级。”上述银行人士说，项目做成了，承销商、评级机构都能受益，而且承销商的销售费用要远远大于评级费用。承销机构的承揽、承做、承销整个团队，也能因此获得更多收入。 上述银行人士还称，信用等级的高低，作为授权指标直接影响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内部决策层级的决策和审核程序。在同等条件下，如果能得到高评级，部门就拥有投资决定权，反之可能需要总行投决会、贷审会审议才能决定，这也涉及到机构内部的部门和个人利益。
2009年的欧债危机实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统一货币区中不同成员国主权债务信用突然分层，信用利差突然扩大，乃至于最终发生违约。我国的政府债务一直存在着央地不平衡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正在债券市场中形成愈发不可忽视的信用风险，需要警惕可能突然发生的急剧信用分层和信用利差扩大。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依靠的是各个成员国央行购买各自的国债，其本质是债务货币化。对我国而言，政府杠杆率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关键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债务结构的两个不平衡问题。 一、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堪忧 地方政府实施扩张财政政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债券以及城投债券两种债务融资模式，在刺激经济、引导投资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扩张，偿还能力及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过快，但缺乏稳定持续的财政收入做支撑，未来偿债压力较大。为缓冲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发行规模均达到历史高位，截至12月29日，分别发行了6.4万亿元和4.3万亿元，较2019年分别增长了45%和20%，债务余额分别达到25.4万亿元和10.6万亿元，较去年均增长了20%。极速扩张的债务规模虽然缓解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但却加大了未来的财政偿还压力。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存量债务规模较大，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存量规模已达3.8万亿元，且依旧在以近20%的增速在不断滚动；而经济落后的地区偿债压力较大，贵州、青海及东北三省未来两年财政收入用于债务还本付息的比例均超出70%。 其二，地方政府债务的信用分层将会加快，债务的区域性不平衡风险加剧。近期超千亿的国企信用债违约打破了债市中的国企信仰，进一步引发了对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同时也加剧了各地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地方城投平台多数由地方国资委控股，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多数因政府背书的原因，存在评级虚高的现象。如此次国企AAA级信用债违约，对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及发行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省市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在11月10日前后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扩大（见图1），如云南省AAA级城投债利差已经由10月底的220BP扩张至333BP。从各地城投债券的融资成本看，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信用利差变动相对平缓，平均涨幅约在20BP左右，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信用利差涨幅均在50BP以上，云南、吉林等地区信用利差上涨幅度甚至超过100BP。经济落后地区的债务偿还压力本就已不堪重负，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地区的债务违约风险，地方财政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 图1 部分省市AAA级城投债信用利差 （%） 数据来源：WIN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注：城投债信用利差为城投债券与同期限中债国开债的利差估值进行余额加权计算所得。 其三，区域性的财政风险通过债券市场传导形成金融风险压力。截至2020年12月28日，在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的存量占比已增至64%。我们预计在2021年至2023年至少有8个省市需用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偿还到期债务本息，而地方政府的融资主要依靠债券市场。一旦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将会对整体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形成强烈的冲击，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尤其是地方商业性银行的金融风险。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的财政体制，同时，政府的功能尚未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后人口红利时代着重于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 第一，债券发行与债券使用期限错配，同时，债券使用的效率较低。地方政府债券和城投债的发行期限相对较短，而发债资金多数投向基建及房地产等长期项目。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转型，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多数政府投资项目很难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尤其专项债券项目周期远远长于债券期限，项目现金流的短缺使得债券到期还没有形成收益，甚至多数省份存在专项资金无法使用的问题，债务资金闲置，不能有效转化为政府支出。 图2 2020年11月各省市财政自给率[1]（%） 数据来源：WIND，CEIC，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第二，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事权和支出责任。自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体制呈现“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局面，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过大，事权层层下放，尤其到基层政府其事权和支出责任远远超出其财政收入所承受范围。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不断上升，其累计增速一直快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速，2019年底地方政府用53%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全国85%以上的公共支出项目。多数省市的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自给率超出50%的省市不超过10个（见图2）。从中央和地方公共支出比重看（见表1），中央政府只有在外交、国防、金融监管及粮油物资方面承担了较大的支出责任，对于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民生类项目，以及一些跨地区的要素流动性项目如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环保节能等，事实上均由各地政府承担。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效率低。横向来看，多部门管理造成债务的使用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管理涉及到各地财政、央行、发改委、国资委等各个部门，且多部门均有其自己的审核和绩效标准，直接增加了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成本，降低了债券资金的经济效应。纵向看，多级财政体制使得省以下地方隐性债务尾大不掉。省以下政府没有债券发行自主权，尤其县级及县以下政府可使用的地方政府债券微乎其微，因而只能采取其他隐性的融资渠道。 三、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其根源在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遗留的弊端，即财权上收、事权和债务下放。 第一，加快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强中央的财政职能和协调作用。对于涉及要素的区域流动和全国统筹的项目如社保养老体系、环保节能及基础教育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进行承担，可以通过增加国债规模进行融资。另一方面，对于发展日益分化的不同地区尤其中西部等落后地区，需要中央政府改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支出的分摊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 第二，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加快推进债券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首先，债券发行应当基于当地发展的项目需求，在项目的选取和审核上需要对地区的长期发展潜力进行合理的规划，促进项目与债券的匹配度。对于缺乏稳定现金流的投资项目，应减少或者不允许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其次，增强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的匹配性，精准使用债务资金，提升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简化财政体制的多层嵌套，提升财政支出效率。 第三，实施存量地方债务置换，对于增量地方政府债务分区域采用不同的融资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首先需以时间换空间，增加地方政府债券中再融资债券的规模，同时对隐性存量债务进行置换清算，增加国债规模来置换已到期的部分隐性债务。同时，由中央有关部门对不同区域实施信用风险评估，分区域实施不同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对于财政收入稳定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可以采取备案制；而对于财政收入不稳定、经济落后地区，应该对地方政府发债采取严格的审批制。此外，可以借鉴日本模式，结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优势，通过政策性银行发债，再由政策性银行为缺乏发债条件的地区提供政策性贷款。 [1] 此处各省市财政自给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算所得，用以衡量该省市的财政基本支出资金来源于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比例。
信用评级的小行业中，衍生出了大腐败。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知名评级机构东方金诚两名高管的违法行径。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经查，崔润海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金永授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截至目前，除东方金诚4名人员外，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还涉及多名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12月11日，央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更多详情可点击《信号！刚刚，央行重磅发声，评级虚高、事前预警功能弱…这一行业遭点名！还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力出手》。 近期，债券违约风暴席卷市场。由于信评机构的“发行人付费”模式，其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独立性问题备受关注。这一场调查风暴还将牵扯出哪些问题，市场将拭目以待。 12月14日，北京证监局发布处罚公告称，东方金诚存在以下违规事实：信息系统不足以支撑开展评级业务的内控及合规管理要求。部分项目评级模型定性指标上调理由依据不充分；未对影响受评主体偿债能力的部分重要因素进行必要分析；使用了不满足假设条件的评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决定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期限3个月，整改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 系列金融腐败案牵扯多人 今年6月，东方金诚两名前任高管被媒体曝出双双被调查的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今年4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负责人发生变更，由崔润海变更为潘超。此后，在中证协官网披露的资信评级公司信息公示中，金永授的名字随即消失。 时隔半年，这一消息最终被中纪委所证实，并披露更多细节。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信息显示，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均被“双开”，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具体来看，2019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在进行线索核查中发现，银保监会会管企业中国东方旗下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崔润海与他人合谋，帮助江苏某企业调高信用评级，收取巨额好处，涉嫌职务犯罪。2020年1月3日，崔润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此后，崔润海很快交代，为感谢在信用评级方面提供的帮助，曾送给时任东方金诚公司总经理金永授好处费。在崔润海被留置后不久，东方金诚组织召开了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警示教育大会。两天后，金永授主动投案接受审查调查。 经查，崔润海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营销副总裁、市场开发部市场总监，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数家证券公司介绍发债业务，收受巨额贿赂。金永授利用担任大公国际评审委员会主任、副总裁、总裁，东方金诚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帮助，为相关银行介绍工程项目，收受项目介绍人、受评企业贿赂。 而随着金永授、崔润海的到案，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窝案的“盖子”逐渐被揭开。今年7月1日，东方金诚一名部门负责人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几天后，又一名员工主动交代违规收取“评级费”等问题……截至目前，除东方金诚4名人员外，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还涉及多名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小行业衍生大腐败 据介绍，信用评级是指以一套相关指标体系为考量基础，标示出各类市场参与者及各类金融工具发行主体偿付其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度量违约风险程度的活动或过程。一般分为企业信用评级、证券信用评级、项目信用评级、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广泛运用于债券市场等金融活动中。 通常，被评定机构评定信用等级越高，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成本越低；信用评级机构声誉越高，被投资人采用的越多。因此，资本市场中发行人普遍具有获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高信用等级的动机，这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评级寻租的空间。 在忏悔录中，崔润海讲述了他第一次利用评级寻租的经历：“客户表示愿意多拿些好处费来调高信用级别。为顺利通过评审，我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了主管评审的总裁与客户一起吃饭，客户获得总裁认可。我认为调高级别没有太大问题，就答应了客户的诉求，他也表示愿意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分别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评级报告如愿以偿出具，客户也兑现了酬金。” 类似地，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为怕别人发现，我对自己关注的项目，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虽然表面上不直接介入和操纵评审工作，但我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此来影响评审结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指出，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暴露了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的一些特点。一是论单收费、量钱评级。信用级别买卖是信用评级行业寻租的重要形式，即以调高信用级别为筹码，收受受评企业好处费。二是利益勾结、“熟客”作案。其腐败问题难以一人成案，需要评级机构人员、受评企业和债券承销商等各利益相关方联合作案。三是面广人多、案情交叉。需要形成查办合力，才能查清案件。 纪检监察组指出，信用评级行业是国家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领域，行业规模虽小，但事关金融风险防控和行业稳定发展。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评级是信用中的信用。做好信用评级领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对深化金融反腐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东方金诚遭“换帅” 作为业内知名评级机构，此次东方金诚两名高管遭遇调查，无疑对公司形象造成一定影响 公开信息显示，东方金诚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为1.25亿元，是中国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东方金诚的控股股东为四大AMC之一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以分公司为主要载体的信用服务网络。 2019年9月，东方金诚因对个别发行人出具的评级报告数据计算不准确以及网站披露的评级模型信息不完整等问题，被交易商协会给予诫勉谈话处分，并责令全面深入整改。 根据通报，在此次案发后，中国东方公司党委对东方金诚党委班子进行了调整。天眼查信息显示，今年6月，东方金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罗光变更为崔磊。当月，中国东方举办了2020年警示教育大会暨首届“廉洁东方日”活动。 案发后，东方金诚建立健全责任落实制度机制、选优配强纪检监察力量、防控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廉政风险，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纪检监察组相关同志指出，虽然发生了金永授、崔润海案，但不能因此抹杀东方金诚近几年的发展成果，抹杀整个团队整个公司的成绩。这些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越早暴露越早清理，就越能让东方金诚轻装上阵、奋力前行。 今年11月，东方金诚推出“廉洁金诚”的微信公众号，打造“指尖上的连接平台”，东方金诚董事长崔磊指出，东方金诚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不断净化政治生态，正确把握、深化运用一体推进“三不”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方略，以“廉洁东方”文化品牌为统领，积极探索实践具有东方金诚特色的“清廉评级文化”。 违约频发评级机构遭质疑 正如此次纪检监察组所言，从公司数量上看，信用评级的确是个“小行业”。 目前，中证协官网公示信息中，只有13家公司在内。传统意义上，大公资信、中诚信、联合资信、东方金诚、鹏元资信、上海新世纪等几家公司，几乎已可囊括业内绝大部分业务。 近期，债券违约风暴席卷市场。 11月30日，中证协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涉及10家评级机构。通报指出，三季度新增6家违约企业，其中两家企业因违约前已终止评级不再涉及跟踪评级事项；新增的4家有评级的违约企业，分机构来看，联合评级3家，大公国际、东方金诚、联合资信和中证鹏元各1家。 此外，今年三季度，共有136家发行人更换评级机构，其中17家发行人的新承做评级机构所给级别高于原级别，占比12.50%，同比提高1.29个百分点。在变更评级机构后级别上调的发行人中，大公国际上调家数最多，有13家，占其承做更换评级机构发行人家数的40.63%，中证鹏元和远东资信分别有3家和1家。中证协关注到个别评级机构对发行人主体级别调升的比例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评级虚高等风险隐患，对相关评级机构进行了约谈。 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与此同时，外资评级也在打入国内金融市场，标普、惠誉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陆续获准进入。不过，从人员数量和业务量上来看，外资评级仍在积蓄力量。 为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行业发展，12月11日，人民银行组织召开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认真总结了近年来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情况和有关问题，交流借鉴国际评级机构业务开展的经验，研究讨论了进一步规范发展我国信用评级行业的措施。 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潘功胜指出，信用评级是债券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关系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国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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