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 “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提出明确要求。不久前，国务院召开的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视频座谈会提出：“合理把握政策力度、选择政策工具，探索出的经验要继续坚持，今年行之有效的直达机制等改革措施该坚持的要坚持。”经济政策中的“直达机制”，本质上是宏观调控的创新与完善，对促进中国经济加快复苏、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以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我国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了传导效率，对冲了经济下行风险。比如，在逆周期调节中引导市场利率下降，不再单纯依靠传统的降息、降准，而是通过对企业的贷款延期、信用支持等措施，进一步明确目标取向、直面市场主体，切实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再如，推动财政资金直达和减税降费精准投放，截至10月底中央财政直达资金1.7万亿元已基本下达到位，地方实际支出1.198万亿元，有效增强了基层财力水平，有力支撑了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工作。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直达机制”以普惠式、精准性的调控方式，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 就下一步工作而言，相关经验亟待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下去。一方面，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尽管主要经济指标逐步回稳向好，但市场主体逆风前行的困难仍然不少，需要我们保持政策连续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努力做到科学预判、主动加力、打通堵点。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传导中存在一些问题，究其原因有利益格局的藩篱，有本位主义的掣肘，也有体制机制的不畅。“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的要求，具有强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我们不仅要根据市场主体需要和形势变化适时优化政策，还要更多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在财税金融等领域完善“直达机制”，进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同样离不开“直达机制”。过去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各环节中存在一些堵点、淤点、难点，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抬头，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商品流通成本难降。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到今年的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强要素保障、产销对接，政策着力点都在通堵点、清淤点、破难点。接下来经济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仍要牢牢抓住“畅通”二字下好先手棋、推动系统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直达机制”不等于“直接买单”。纾困资金直达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创造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是对政策传导机制的自我革新与优化。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继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并推动宏观调控向宏观经济治理稳步提升。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都迫切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促进资金畅通、循环畅通、政令畅通。建立健全各领域“直达机制”，强化政策引导、改革创新，我们一定能共克时艰，在新发展阶段开好顶风船、走稳上坡路，赢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光辉未来。
11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进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周强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金融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建设，为维护金融市场繁荣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政法委领导下，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推动“两个一站式”建设为抓手，全面建设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最高人民法院与金融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合作，先后开展保险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试点工作和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超过20万件证券、保险类纠纷通过非诉讼渠道实现多元化解。此次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就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开展合作，实现多元解纷机制金融领域全覆盖，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周强强调，要充分认识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领域纠纷集中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是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加强金融制度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强要求，要大力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确保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发挥实效。要积极参与建设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与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加强协作配合，为群众提供多途径、多层次、多种类的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促进非诉解决机制与审判执行工作的顺畅衔接和高效流转。要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功能转型升级，强化多元解纷实体化运行功能，实现一站式快速解纷。要持续推进金融纠纷“分调裁审”改革，推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构建科学、精准、高效的案件流转、调裁对接、程序转换机制，更好实现源头解纷、分流提速、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周强强调，要健全保障体系，狠抓贯彻落实，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健康发展。要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与金融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解组织加强信息共享、监督管理、执法联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加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宣传引导，让人民群众全面了解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社会认知度和信任度，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维权观念，主动选择多元解纷机制，促进金融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要加强对金融审判骨干培训，积极拓展与金融管理部门的业务交流，促进提高审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金融审判队伍，为做好审判和多元化解工作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郭树清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刻把握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金融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建立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在金融领域的实现形式，对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促进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开展了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建设试点工作，加强跟进指导，及时交流总结，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开展以来，消费者获得感不断增强，金融机构纠纷解决和自我整改效果不断提升，消费者保护监管工作得到加强，取得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 郭树清强调，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以及各金融机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要尽快形成高效率诉调对接模式，打造高标准纠纷调解机构，建设高水平调解队伍，苦练内功，真抓实干，把此次会议要求落实到位。要结合行业实际，优化立案前委派调解流程，提高立案后委托调解质量，推进一站式多元纠纷调解机制建设，发挥行业调解机构的专业优势，更好服务于法院审判工作。要健全内部管理、调解规则、文书格式、统计档案、调解监督等制度，保证调解工作有序运行。要加强调解员培训，使其既掌握金融法律业务知识，又具备较高的品德操守、调解技巧和沟通能力，打造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调解队伍。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主持会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通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公布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十大典型案例”。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上海银保监局负责同志先后作交流发言，介绍开展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经验。各银行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在最高人民法院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级地方法院主要负责同志，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银保监会各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主要负责人、调解员代表等在各视频分会场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19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在京联合召开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债券市场和司法实践交流座谈，研究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依法促进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座谈会并指出，债券市场是直接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为人民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加强债券市场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周强强调，要依法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要用足用好现有制度，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安排，保障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投资者履行统一行使诉权的职能，贯彻落实诉讼经济原则，促进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要依法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严格落实债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在债券兑付和信息披露上的第一责任、债券服务机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核查把关责任，坚持权责相一致原则,促使责任主体尽责归位。要全面加强债券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强化与债券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债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债券纠纷排查预警机制，拓宽投资者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推动形成投资者保护工作合力。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座谈会上表示，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和防范化解风险的客观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一直以来都很关心和支持金融行业，为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将要研究出台的会议纪要文件，对于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意义重大。 刘国强强调，要提升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在债券违约处置中注重公平原则，包括债权人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完善庭外重组方式，构建多层次的违约纠纷化解机制，形成非诉讼方式与诉讼方式有机衔接的多层次债券违约纠纷化解机制。健全违约前的风险防范与处置机制，实现债券违约风险的早发现、早识别和早处置。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座谈会上表示，证监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总目标，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完善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证监会将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压实债券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改善债券市场环境，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 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积极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聚焦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问题，完善违约债券监测机制，丰富市场化违约处置手段，推出违约债券交易试点，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统一执法。下一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抓紧出台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的各项制度规则。 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发展改革委、司法部、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高级人民法院分管院领导及民商事审判部门负责人，部分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金融委办公室）印发《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金融委办发〔2020〕1号），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协作的重要举措。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设在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由其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接受金融委办公室的领导，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不改变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改变中央和地方事权安排，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金融委有关部署，强化金融监管协调，促进区域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推动金融信息共享，协调做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金融监管合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目前，各省级人民政府正在陆续建立地方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履行属地金融监管和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处置责任。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和地方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各有分工和侧重，将相互支持配合，形成合力，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同时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这些新形势新要求相比，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不断在经济体制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创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化问题导向，把握正确改革策略和方法，持续优化经济治理方式，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促进改革发展高效联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创新制度供给，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适应和引发有效需求，促进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 （一）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坚持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推动一个，运行一个成功一个，盘活存量国有资本，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深入开展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基础上，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要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企业，探索将部分国有股权转化为优先股，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对国有资本不再绝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制度。 （三）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深化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提高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供给质量，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构建有效竞争的电力市场，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竞争性环节电价，提高电力交易市场化程度。推进油气管网对市场主体公平开放，适时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健全竞争性油气流通市场。深化铁路行业改革，促进铁路运输业务市场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实现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业经营。完善烟草专卖专营体制，构建适度竞争新机制。 （四）营造支持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市场、政策、法治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增加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完善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健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营造有利于化解民营企业之间债务问题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 三、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 （一）全面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激励。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快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和履职方式。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产权权能，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有效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二）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维护清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建立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使清单事项与行政审批体系紧密衔接、相互匹配。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提升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建立市场准入评估制度，定期评估、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改革生产许可制度。 （三）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修订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抽查、考核、公示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存量政策。建立违反公平竞争问题反映和举报绿色通道。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培育和弘扬公平竞争文化，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 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一）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投资者保护。探索实行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 （二）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推动实施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推动土地复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定价基准作用，提升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双向浮动弹性。加快全国技术交易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科技成果、专利等资产评估服务，促进技术要素有序流动和价格合理形成。 （三）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方式。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建立土地征收目录和公共利益用地认定机制。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土地资产处置，促进存量划拨土地盘活利用。健全工业用地多主体多方式供地制度，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完善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跨所有制流动渠道。抓住全球人才流动新机遇，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机制。 （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提质增效。推进商品市场创新发展，完善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全面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建立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长效机制。构建优势互补、协作配套的现代服务市场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全链条标准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流通”，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五、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完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发挥民生政策兜底功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加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建设，构建国家粮食安全和战略资源能源储备体系。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 （二）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依法构建管理规范、责任清晰、公开透明、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强化监督问责。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建立和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三）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综合监管，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制定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规则。加强薄弱环节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消除监管空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依法依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责分工，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制度。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多元投入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攻关。建立健全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科研储备和支持体系。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形成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更多支持企业承担科研任务，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绩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五）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强化对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的支持，加强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同。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健全有利于促进市场化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六）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照后减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入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适时在全国范围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七）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新型监管机制。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建立政府部门信用信息向市场主体有序开放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培育具有全球话语权的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信易+”工程。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建立政务诚信监测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加强违法惩戒。加强市场监管改革创新，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以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疫苗安全为重点，健全统一权威的全过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网络市场规制体系，促进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健全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 六、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健全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进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扩大工资分配自主权。鼓励企事业单位对科研人员等实行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第三次分配机制，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全面推开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健全基本医保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加强社会救助资源统筹，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兜底机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三）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完善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健全国家储备体系，完善储备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 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和高质量发展，促进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更大范围流通，依托各类开发区发展高水平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加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力度，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东中西互动协同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二）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赋予其更大的自主发展、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管理权限。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三）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提升一般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升级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降低关税总水平，努力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出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建立健全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保护外资合法权益。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提升对外投资质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积极推动和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谈判，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的经济发展倡议、规划和标准的对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与治理改革以及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 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一）完善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物权、债权、股权等各类产权相关法律制度，从立法上赋予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位并平等保护。健全破产制度，改革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推动个人破产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修订反垄断法，推动社会信用法律建设，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生态环境、农业、财政税收、金融、涉外经贸等方面法律法规。按照包容审慎原则推进新经济领域立法。健全重大改革特别授权机制，对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法规的重大改革，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改革试验和实践创新。 （二）健全执法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执法事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明确具体操作流程。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优化配置执法力量，加快推进综合执法。强化对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判，完善涉及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公民财产行为的法律制度。健全涉产权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 （三）全面建立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审计制度，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加强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推动审批监管、执法司法、工程建设、资源开发、海外投资和在境外国有资产监管、金融信贷、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财政支出等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依法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四）完善发展市场经济监督制度和监督机制。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政治监督，严格约束公权力，推动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纪委监委监督责任。持之以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依规依纪依法查处资源、土地、规划、建设、工程、金融等领域腐败问题。完善监察法实施制度体系，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坚决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实现执规执纪执法贯通，促进党内监督、监察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协同发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九、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举措有效实施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改革落地见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贯穿于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方案、推进改革实施等各环节，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健全改革推进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或实施措施。从国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要求纵深推进，在精准实施、精准落实上下足功夫，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盯住抓落实。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发挥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先行先试作用。 （三）完善改革激励机制。健全改革的正向激励体系，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注重在改革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那些具有改革创新意识、勇于改革、善谋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果，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正确把握干部在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加强对改革典型案例、改革成效的总结推广和宣传报道，按规定给予表彰激励，为改革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来源：新华社
构建规则统一的债券违约制度框架再进一步。 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发布。《通知》旨在加快完善规则统一的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 业内人士表示，违约是成熟债券市场中难以避免的现象。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如何高效处置违约债券，更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成为相关制度建设的关键。《通知》的发布，重在构建规则统一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是推动债券市场规则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 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违约处置机制的“短板”成为制约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痛点。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债券违约处置的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导致债券违约处置周期较长，处置效率低，处置效果有待提高。同时，过低的兑付比率和冗长的处置周期，挫伤了投资人积极性，使投资人对中低资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债券产生规避情绪。 为补齐债券违约处置“短板”，过去一段时间，监管部门多措并举，推动完善违约处置机制。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发改委、证监会积极发挥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作用，推出到期违约债券转让机制、畅通违约债券司法救济渠道、实施债券市场统一执法、细化投资者保护安排、丰富市场化处置手段，不断加快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 “《通知》有助于构建规则统一的债券违约处置制度框架。”某上市券商债券业务部负责人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当前，我国公司信用类债券主要包括企业债、公司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这三类信用债券的发行主体、管理部门和上市交易场所不同，由此导致我国不同种类信用类债券的一些具体规则有所不同，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也存在差异。 上述人士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央行会同相关部门接连发布多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重磅政策文件，显示出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联席机制作用有效发挥，债券市场各项基础制度正进一步完善，相关监管规则逐步统一。 两大核心机制受关注 在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中，有两大制度颇受关注，即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通知》指出，充分发挥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在债券违约处置中的核心作用。 在近年来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中，这两大制度在债券违约处置中的作用也愈发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0年5月22日至6月3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连续发布了四批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受托管理人名单。目前，该名单包括50家机构，受托管理人涵盖了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多种不同机构类型。此外，6月30日，上海清算所推出债券持有人名册定期推送服务。发行人开通定期推送服务后，上海清算所按照月度、季度或年度的频率向发行人定期推送债券持有人名册。 业内专家认为，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都是为了解决债券持有人集体行动困难的重要机制。引入多元化专业机构担任受托管理人，有利于发挥受托管理人在资产处置、法律服务方面的专业优势。进一步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机制，有利于债券相关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促进共识达成，提升议事决事的效率，也有利于风险事件化解和处置，保障投资人权益，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探索多元化处置机制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债券市场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表现均受到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信用风险事件的发生和处置受到关注。 《通知》明确，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提高处置效率。其中就包括违约债券交易机制，通过债券置换、展期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等处置方式。联合资信研究表示，当前我国债券违约处置方式包括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债务重组、处置质押物、自筹资金和交易转让等，其中采用破产重整方式的发行人家数和债券数量最多且进一步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支持各类债券市场参与主体通过合格交易平台参与违约债券转让活动”是政策指引的方向之一，也是近年来各方探索的重要方式。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债券市场风险事件增多，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理念的基础上适时引入债券置换机制，将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债券市场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实体经济企业渡过短期流动性危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今年是沪港通“通车”六周年，这是MSCI启动纳入A股进程的基础，同时也正式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该项目获得了2014年度“上海金融创新奖”特等奖。 即将进入2021年，国际投资人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和开放进程有何期待？近日，MSCI亚太区指数解决方案研究部主管魏震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在A股纳入因子提至20%后，市场认为MSCI在2021年进一步开展扩大纳入的咨询仍存挑战，魏震对此表示：“中国监管层对进一步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是很大的，加速推动互联互通机制下的重大改革步子如果能走得快一点，A股纳入进程也可能加快。当前亟需解决的包括境内外衍生品、资金结算、陆股通交易假期和综合账户机制等问题。”此外，明年在科创板纳入互联互通机制名单后，MSCI旗舰指数也将纳入符合条件的科创板股票。 魏震同时表示，MSCI在时机成熟时将加大对中国债市的研究和指数布局，今年年初MSCI就推出了发达国家公司债ESG及因子指数系列。此外，MSCI的模型分析显示，以一个发达市场国债模拟投资组合为例，若将10%的权重重新分配给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该投资组合的风险将比原组合下降7%。 互联互通机制受国际投资者好评 2014年沪港通和2016年深港通的创立，推动了MSCI开启基于互联互通机制的A股纳入进程。近一年来，北向资金净流入总量达2225.77亿元。数据显示，按三季末收盘价，QFII持有的545股A股股票整体市值突破2000亿元，持仓市值较去年末增37.48%，较2010年末增近3倍。 “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是个非常好的机制，近年受到了市场的检验，备受国际投资者好评。”魏震称，国际投资者对A股的投资体验越来越多，也会提出更多建议，包括去年MSCI提出的下一步纳入A股的四大挑战——风险对冲和衍生品工具的获取、中国A股较短的结算周期、陆股通的交易假期安排、在陆股通中形成有效的综合交易机制，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他称：“投资者在进来前和进来后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进来前考虑的是对该国市场是否有信心，资金能否自由进出，但进来后会更多考虑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交易和结算流程是否方便。”不少国际资管机构对记者提及，众多跟踪MSCI指数的被动型基金管理人尤其关注操作的便利性，对投资效率的重视度更高。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综合交易机制的问题已有解决方案。早前，港交所宣布，于7月10日推出SPSA集中管理（Master SPSA）服务，作为进一步服务沪深港通的新措施。综合交易机制是发达市场基金管理人的通行准则，但中国境内的做法有所不同，在穿透式监管下，中国境内采取实名制交易，每个投资者的身份都要确认。而国际机构所管理的资产组合背后可能有大量的账户，在中国境内实名交易机制下，就要一个个去做交易，每单交易所得到的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这对境外机构并不适用。港交所最新推出的Master SPSA则是一种满足国际投资者下单需求的变通方式。 “但这仍非传统意义上的综合交易机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设机制，因此国际市场的买卖双方机构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和了解。在过去几个月的参与过程中，国际机构投资者反馈了一些问题，仍需逐步磨合沟通。”魏震称。 改革提速将加快纳入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际投资者对于MSCI能否在2021年开启扩大纳入的咨询意见不一，部分接受记者采访的主动型管理人普遍表示支持，但全球投资人类型众多且诉求不同。魏震对此表示，需要进一步听取投资者意见，纳入因子和阶段不同，投资者对相关问题解决进度的要求也不同。 魏震强调，如果改革推进步伐更大，纳入进程则有可能提速，而未来超预期纳入的前提可能在于，2019年3月宣布推出的港交所与MSCI中国A股指数期货合约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以满足国际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同时，资金结算、交易假期和综合交易机制等问题能够被进一步改善。另外，在沪深港通的额度方面，尽管总额度已取消，且沪深港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分别至520亿元，但未来仍需关注会否出现单边的大幅买入触及单日额度的风险。 “中国股市需要加速机构化，强化公司治理。”他称，过去几年，MSCI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例如，MSCI多次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等机构举行ESG披露和评级培训，监管机构和数百家上市公司代表参加培训。 加大对中国债市的研究布局 一直以来，MSCI主要以股票指数的编制和解决方案闻名，但加速国际化的中国债市同样吸引了MSCI的目光，中国债市也将是国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关键部分。 魏震表示，今年1月8日，MSCI推出MSCI固定收益ESG及因子指数系列共15只；今年10月29日，彭博巴克莱MSCI新兴市场亚洲信用债ESG指数系列正式推出，该系列由3个指数构成，是首个追踪亚洲（除日本）新兴市场美元计价的信用债表现、同时纳入ESG风险和敞口衡量指标的彭博巴克莱MSCI系列。 近期，MSCI的研究提及，以美元发行的10年期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比美国国债收益率高约50个基点，但低于AA级美国公司债收益率，这表明市场认为中国具有相对较高的信用度。同时，过去8年，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显著高于美国国债。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美联储购入创纪录的国债以求缓和金融市场及稳定经济，导致上述差异有所扩大。截至11月10日，以人民币计价的10年期中国政府债券收益率比同类美国国债收益率高出250个基点。 根据MSCI的模型分析，以一个发达市场国债模拟投资组合为例，若将10%的权重重新分配给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该投资组合的风险将比原组合下降7%。同时，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考虑将ESG因素与传统金融因子一并纳入固定收益投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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