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今日发布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22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33万亿元，同比多增2.31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3482亿元，同比多增3385亿元；委托贷款减少2306亿元，同比少减2627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295亿元，同比多减2223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862亿元，同比多增4250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33万亿元，同比多1.76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3.79万亿元，同比多1.3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2461亿元，同比多1256亿元。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8099亿元。 从结构看，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9.2%，同比低9.4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占比1.7%，同比高1.6个百分点；委托贷款占比-1.1%，同比高2.3个百分点；信托贷款占比-0.6%，同比低1.2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1.9%，同比高2.2个百分点；企业债券占比16%，同比高5.3个百分点；政府债券占比18.2%，同比高1.4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1.2%，同比高0.4个百分点。 注1：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得不与病毒长期共存；那么，常规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何以应对？尤其是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它们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疫情“新常态”下的发展局面。 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结束，疫情可能二次暴发；给经济社会运行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带来极大冲击，甚至正在激化国际矛盾。 面对重大疫情，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分化。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主要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纷纷推出力度空前的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其中，美国央行从3月3日开始紧急降息；3月15日再次降息，累计降低基准利率150个基点至零利率水平，并推出75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3月23日，进一步宣布将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会也快速审议通过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计划，并宣布将跟随疫情恶化情况不断加码，现在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到5月末，上述经济体政府救助计划规模基本上都超过其GDP的15%，有的已经超过20%，并纷纷表示，政府救助力度仍可能根据需要进一步加大。 相比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表现得非常谨慎，政策调整力度远低于上述主要经济体。5月份“两会”审议通过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上年为2.8%），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并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这体现在舆论和认知上，就表现为很多人对美国等经济体紧急推出超常规政策举措的严厉指责，认为他们是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在对外转嫁责任并变相掠夺国际财富。同时也引发了对现代货币理论（MMT）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不少人认为中国不能跟随美国的政策步伐，政策上必须强调“不搞大水漫灌”，要保持宏观政策调控空间。 如此，是否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集体失智？非常时期祭出非规货币政策当属不正常？似乎对美欧日英等实施超常规宏观应对举措的做法，还需要仔细斟酌。 与此同时，认清趋势，且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转“危”为“机”，理顺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勿错失疫情带来的变革良机。 不得不面对的深刻挑战 现在，传统货币理论与宏观调控运作正面临“需求不足”、“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币值稳定偏离”等诸多深刻挑战。 传统上，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社会物价总指数（具体表现为CPI）或通货膨胀率（CPI增长率）的基本稳定（理论上认为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为2%-5%），并据此采取措施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 但是，由于信用货币的投放越来越依赖社会货币需求和负债的增加，并且货币政策传导上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实体经济”的二元体系，货币政策传导环节增多；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金融市场会分流货币，并削弱货币总量变化对CPI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占比）不同，对货币总量和CPI有着很大的不同影响；货币总量中存在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之分，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不同，导致货币流动性不同，对CPI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等因素，很容易造成“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加剧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严重通货紧缩的尴尬局面”；进而造成CPI的稳定与货币币值的稳定发生偏离等一系列信用货币运行的新特征。 当社会主体主动压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时，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并加剧经济下行，此时就需要国家实施逆周期调节，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扩大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其中，央行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就是推动降息，将利益分配的天平向资金需求方倾斜。 但在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时，就需要实施超常规政策举措，包括央行对金融机构存放央行的存款实施负利率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或者央行直接在金融市场上有选择的扩大资产购买，向金融机构或企业部门投放流动性，并引导资金投向政策鼓励的领域；或者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扩大货币投放。央行要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领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力度空前的救市运动，有效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与严重冲击，但也使得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现象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等超常规政策举措。这成为信用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证明，在面对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挑战时，越是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越是能有效抑制危机的爆发和可能的损失。相反，不能及时采取强有力扩张性政策举措的，可能酿成重大危机和巨大损失。 这背后的原因恰恰就是：信用货币体系必然导致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并导致货币不断贬值；必然在促进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达到高峰后，导致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导致发展速度加快回落，进而引发货币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甚至引发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挑战，必须实施逆周期调节，其中，扩张性货币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扩张性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货币加快贬值，并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持有货币性资产的群体，其财富将在无形之中更多地转移给增加负债并相应扩大投资或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贡献的群体。所以，通过调节货币总量和货币币值，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调节社会主体投资消费的意愿，就可能成为货币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根本路径。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是保持CPI的基本稳定，而可能不再是保持货币币值长期基本稳定。 这种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方式，也许远比通过财政增加税费收入和转移支付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更广泛、更深刻、更容易，而且货币政策在运用上，可能也远比财政政策具有更大的收放调节灵活性、自主性。所以，宏观调控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货币政策，而且不得已越来越走向超常规政策举措之路。 其中，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上并不是不可能、不可行，但要实施这种特殊政策举措，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制度，保证财政赤字规模和运用的合理性，实现良好效果。没有约束的随意扩大赤字货币化，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应的，也会使得货币金融风险隐患与逆周期调节的难度越来越大。由此，传统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工具越来越难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局面，正面临深刻挑战，需要深刻变革。 变革？变革！ 回眸历史，正是得益于一系列重大改革，经济才得以走出困境。疫情“新常态”下，我们亦不妨做好实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准备并推动宏观调控变革。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推行高度公有、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大大抑制了货币金融的需求和功能发挥。到1978年末，我国M2与GDP之比连32%都不到。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生产与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货币需求必然大幅度扩张，物价必然大幅上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1993年中国经济明显升温，到1995年出现严重过热现象，相应的，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也急剧扩大（从1979年到1995年，货币总量算术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8.78%，1995年末M2与GDP之比上升到99.04%，1996年达到105.96%），CPI随之大幅提升。由于种种原因，这也在货币金融领域引发了诸多乱象和严重问题。 正因如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国家颁布了“预算法”并从1995年1月1日实施，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列赤字预算和发行债券。1995年又颁布实施“央行法”与“银行法”，但在实际执行中遇到很大阻力，难以真正落地。直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冲击，再加上1998年夏季南方洪灾，当时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滞涨挑战，货币金融问题随之集中暴露。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 其中，在货币金融领域主要包括： 宣布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将央行及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人事管理从地方党政机关脱离出来，由中央实施垂直管理，有效削弱了地方党政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按大区设立中心分行，削弱地方党政对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的行政干预；财政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成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剥离商业银行非银行类业务和附属公司，中“证监会”基础上，成立“保监会”，对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创新结算工具、严格结算纪律，推动全社会清理“三角债”（相互拖欠）等。 正是实施这样的强力改革，才有效抑制了地方对货币金融的行政干预，进而到1999年“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才真正得以落地实施，货币投放和总量增长才开始得到有效控制。 面对1998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集中落实到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积极引进社会资金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上。这推动国家将大量的资源转化为收入，收入再增加投资，投资再扩大杠杆，带动整个经济止跌回升、加快发展，为加入WTO奠定了重要基础。2001年正式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各种资源价格快速提升，也推动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资金运用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 财政收入结构上，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性收入快速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快速提升，财政结余整体上明显改善，税费征管的压力不断减轻，政府优惠政策不断加码。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政府（财政）对央行货币的需求状况。 货币投放结构上，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国家外汇储备）投放基础货币（央行的外汇占款）快速增长，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快速提升。相应的，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等信用投放的压力明显减轻，在货币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负债率或宏观杠杆率随之降低。 资金运用结构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分流了大量货币（资金），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快速扩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CPI的提升。 这种局面总体上从2000年维持到2010年。 其中，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也给外贸依赖度很高的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中国因此实施了力度巨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猛发展，国家重新放开部分省市发行政府债券。2009年M2增长28.42%，M2与GDP之比从2007年末149.37%快速提升至2009年末173.93%。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2010年经济增速重回10%以上（10.45%），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 但受到全球经济总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大幅衰退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1年开始不断下行，当年增长9.30%，2012年下降到7.65%。为追求较高增长速度，各级政府都加大了投资和刺激力度，因而也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快速扩大，财政与金融风险快速聚集。为此，中央于2014年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不能再追求两位数的高增长，而要追求高质量中高速度增长。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无序扩张。这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维护经济社会稳定与财政收入不足的巨大压力，当年经济增长7.40%。 为解决这种困境，国家在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同时，积极推动股票市场和公私合营项目（PPP）的发展，以求引入社会股权资本，降低政府资金压力和负债率。但由于种种原因，PPP远未达到预期的发展效果，而股票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到2015年7月又急速下跌，引发“股灾”，留下严重的经济“后遗症”，金融风险更加显现。2015年经济增长进一步降低为6.90%，M2与 GDP之比则达 到202.97%。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确立了“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点，其中包括“去杠杆”以及配套的金融严监管，要求坚决守住不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恰恰在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出现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发生深刻逆转： 财政收入结构上，房地产、教育、医疗三大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力急速减弱，其深层次问题集中暴露，政府资源性收入总体上出现负增长，但政府支出的压力反而快速增强。为此，政府一方面加强税费征管，另一方面则大幅扩大负债，财政赤字率随之不断提高。 货币投放结构上，2015-2016年央行外汇占款大幅收缩数万亿元（相应收缩银行存款和流动性），之后，外汇占款持续维持稳中有降的态势。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的继续扩张，由此，货币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这势必造成银行流动性的紧张，此时理应配套实施降准，向银行释放被冻结的资金，但由于认为普遍降准属于“大水漫灌”，不符合结构性改革要求，从2016年开始，基本停止普遍降准，只是小幅度地实施定向降准，转而扩大央行资金拆借以解决银行资金需求，但这却提高了银行资金成本。此时国家推动“去杠杆”，进一步强化了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和金融套利问题，货币总量增速随之大幅下降，2017、2018年M2仅增长8.11%和8.07%。进入2018年大量企业由于流动性枯竭而破产倒闭，经济社会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所以，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宏观政策不得不做出很大调整，加大了减税降费、降息降准和货币投放的力度，但M2增速仍然非常低迷，2019年也仅为8.74%，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明显放缓，通货紧缩的态势明显增强，当年经济增速下降为6.3%。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极大冲击。在付出极大努力下，中国率先取得抗疫决定性胜利，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6.8%，创下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新低。进入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明显改善，但面临全球疫情大暴发，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大宗商品市场剧烈动荡的严峻局势，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依然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基本稳定，但却存在很大风险隐患：疫情暴发以来，不得裁员降薪的压力更多地压给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而不是像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大量的由政府（财政）进行弥补或救济。这样，政府的压力被大量转移，财政赤字被大量掩盖。但问题是，现在疫情并未根本解除，甚至二次暴发的压力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多方面的风险挑战巨大，一旦社会主体承受力被突破，经济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届时，政府还是不得不紧急救助。这是需要高度警惕并充分准备的，超常规的宏观政策，即使现时尚不需要启用，也不代表不需要弄清楚、准备好。 这还涉及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央行）的关系。即使1995年颁布了“预算法”、“央行法”、“银行法”等法规，但有关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关系仍有待细化和规范，实际运行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变相突破的做法，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难以如实反映，并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这在2015年之前，资源性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尚不突出，但在此之后，随着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宏观调控亟待深刻变革。 新冠疫情大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力度空前的政府救助行动，给我国宏观调控深化改革、理顺机制带来非常难得的机遇，理应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勿失良机。
很多人困惑，社会越来越进步，为何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同“教育越进步，对学生要求越高”一样，社会在进步，对年轻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压力的来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小学的数学题越来越难，初中生的英文水平越来越高，高考的整体难度越来越大。教育在进步，学生水平在提高，为确保区分度，考试难度只能越来越大。考试难度增大，反过来又加剧课业竞争，学生压力越来越大。进步的“悖论”这两年，很多人讨论内卷问题，即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工作越来越努力，但从结果上看，付出更多，幸福感和成就感并没有增加，甚至不增反降。努力与进步，反倒带来更大的压力，这就是进步的“悖论”。这些年，大学应届毕业生应该都有体会，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三十年前，大专毕业就是人才；二十年前，大学毕业才算人才；十年前，211成为隐形门槛；这两年，985毕业也未必找到好工作。高等教育入学率越来越高，这是教育的进步，但毕业生增多导致僧多粥少，好工作却越来越难找。同样，在一家企业中，随着员工平均工作效率的提升，员工的竞争压力也在加大。平均60分时，70分的员工日子滋润，还能升职加薪；当平均水平提升到90分，80分的员工反倒成了吊车尾，有末位淘汰的风险。从结果上看，越优秀的公司就得越努力，也越辛苦。这种“进步悖论”现象，还能推广至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就认为，历史上人类农业革命的真正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依托农业革命，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类族群得以扩大；但相比采集时代，个体牺牲了饮食多样性和更灵活的作息，生存质量反而下降了。存量财富凸显年轻人的压力，还与横向比较相关，尤其是不同的人，背后有不同的家庭。比如，同样两个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收入相当，但一个家里全款出资买房，一个自己付房租，还要攒首付。不考虑其他支出，两个人仅仅在房租、房贷支出上的差异，就能很快在财富积累上拉开差距。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但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不平等本身未必是坏事，关键问题是判断它是否为正当的，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年轻人之间这种因家庭背景产生的差距，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呢？理由就是经济的发展。相比一穷二白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积累的存量财富越多。存量财富可以代际传递，使得家庭背景在年轻人竞争中的作用快速扩大。90后常常羡慕70后，因为70后有着相似的家庭，且成长于经济拓荒期，机会多多，人生际遇全靠自己奋斗。在社交平台上，很多00后自称焦虑一族，因为彼此间差距拉得很大：有些00后，在一线城市有几套房，有些人，则几乎不可能在一线城市买房。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升值，房子，已经变成横在年轻人之间的一堵墙。此外，经济增速放缓时，增量财富的创造速度下降，还会进一步凸显存量财富的重要性。比如，经济下行期，很多人工资收入下降，但房东的租金收入可能不降反增。另外，财富是可以流动的，国内增速放缓、机遇减少时，还可以跨国转移，在全球范围内追逐高收益。好在，社会自有其调节机制。当存量财富占比越来越高时，会对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对存量财富调节的需求，如当前房产税的呼声正变得越来越高，而遗产税也会提上日程。等“考上大学”再说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很多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显得没有那么大压力。学学他们怎么做的，对我们是一剂良药吗？恐怕学不来。发达国家年轻人没有压力的表象背后，是福利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发达国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存量财富，有能力建立更完善的社保体系，不努力也饿不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增量财富有限，存量财富的代际传承影响更大，不平等加剧，很多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被锁死，努力也未必能改变什么。不平等加剧，不但不能学，还要引以为戒，要借助政府调控之手在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最优解。而福利社会，背后是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的财富积累，不是想学就能学的，需要足够的本钱。据《21世纪资本论》数据，1900-1980年，全球70%-80%的商品与服务的产出都集中在欧美，即便到了2010年，占比也高达50%。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但从财富积累、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我们还在路上。尤其是这两年中美的大国博弈，竞争加剧，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这和孩子的教育是一样的，小学很苦，中学也苦，为何家长不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因为有升学竞争，不刻苦学习考不上985。什么时候能放松一下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告别了低层次低平台竞争。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可能正处于高三，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此刻松口气，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因为若不能参与高等教育，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没有本质区别。可能没道理，却是真实世界的游戏规则。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们想要的，不是一时的幸福。是可持续的幸福。要学会延迟满足，等考上大学再说。生命以负熵为食物理学中有个“熵增定律”，认为孤立系统总是趋于熵增，即除非有外力做功，系统总是从有序走向无序。比如，一个房间缺乏清理，就会布满灰尘；一个组织缺乏管理，必然混乱倒闭；甚至宇宙作为封闭系统，缺乏外部能量输入，也必然走向死寂。同样，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个体奉献出时间和精力，以此对抗无序。于个体而言，就会表现为一种压力。所以，某种程度上，正是年轻人的压力，推动了社会持续进步。当前，年轻人的压力，大都可归结为经济压力：不能在心仪城市买房的漂泊感，工作乏味不敢辞职的无力感，管不住手又无力偿还账单的自责感，甚至自由的灵魂被现实束缚的愤怒感……这类问题，本质上就是经济不自由，不能潇洒地说走就走、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问题是，哪有真正的随心所欲、无压力的生活呢？对于熵增定律，物理学家薛定谔曾引申道，生命以负熵为食。食物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食物对抗死亡；学习是一种负熵，生命体靠学习对抗无知。或许，压力也是一种负熵。正是经济不自由产生的压力，才是我们努力走向经济自由、追求自我实现的起点。
618来了，818在不远处，之后还有双11。你争分夺秒地抢优惠券、准时下单，结束战斗的瞬间，你长松一口气，又随即陷入空虚，心里有个声音警示你：当心消费主义！一方面，追求更好的消费品，是人性使然，收入水平的提升，自然带来消费标准提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享乐主义依旧心存警惕，批判一切过度消费的苗头。正是这种相反的张力，给很多消费者带来认知失调：一边借助消费彰显自我，疯狂买买买；一边又自称“剁手族”，愧于将消费记录示人。购买时有多狂热，下单后就有多心虚。精致穷消费超过基本需要，必然与享受有关。很多人对享乐主义心存警惕，对消费文化也就心存疑虑，甚至口诛笔伐。这背后，并非食古不化，根本在于市场经济内部的失调：生产领域，强调竞争与效率，要求自律、勤奋、奋斗、理智，鼓励醉心于事业和成功；消费市场，追求更大的销量，强调的则是时尚、自我满足、及时行乐，鼓励攀比心理。然而，生产者脱下工装就是消费者，工作中一套文化，生活中另一套文化，消费心态怎能不别扭呢？此外，工作场所强调满负荷投入，恨不得把所有时间耗尽；而消费生活又要求足够的休闲，无论餐饮娱乐、美容旅游还是体验经济，都是杀时间的项目。这也导致一种尴尬：能赚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可能没钱。生活性服务业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靠低收入人群支撑，后者靠借钱撑得一时。社会上，有一群自称“精致穷”的男孩女孩，赚得不多、对精致的追求不减，宁愿花光工资装点门面，甚至不惜背上高额债务。正是这类现象的日益增多，引发大众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很多人更是质疑，消费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在互联网语境下，我们都活在他人的关注里，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得以实现。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关乎能够标示地位的潮品、奢侈品等。很多年轻人，恰好处于寻找社会认同的心理发展阶段，误以为可以用特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从而跨越经济能力追逐高消费，被经济压力反噬。这类现象频发，的确值得反思，文化日趋多元化，不同的消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土壤，不同的个体却未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选择错误，就会导致经济基础与消费认知的失调，诸如“精致穷”等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金钱压力经济学家凡勃仑指出，“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引起生活方式重新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些力量以金钱压力的形式体现。”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土壤。消费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到了该崛起的时候。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里斯琴•恩格尔就发现，消费选择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需求。只有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时，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奢侈品、娱乐消费等改善型、享乐型消费才会相继提上日程。食品位于消费阶梯的底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被称作恩格尔系数，比例越低，人们越不需要为食物发愁，生活水平越高。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物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已不足30%。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对于消费的理解和认知也在逐渐改变。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解为三个层面：技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中轴是资源分配，追求效率，谋求最佳效果；文化层面的中轴是实现并提高自我的愿望。经济层面，追求效率始终强调奋斗与自律；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并非总是强调勤俭与节约。到了一定阶段，二者就会产生相反的张力。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自我满足源于攒下一笔钱，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由于经济层面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不变，当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从勤俭转向享乐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相斥性——效率与享乐的冲突。这个时候，在文化层面，“节俭VS享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如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于1956年所说：“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享受生活，是道德的勤俭VS享乐，是当前消费文化的核心争论点之一。经过40多年的高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消费阶梯”较高的位置——追求个性化、时尚，青睐奢侈品，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崛起，意在解除“勤俭文化对一部分群体的认知桎梏”，宣扬“享乐也是道德的”。但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仍处在耐用消费品阶段，在为房子和车子攒钱，他们要捍卫的，是对“勤俭节约”的道德认知。很多人习惯进行代际比较，80后勤俭、90后享乐等等。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认可什么样的消费理念，与其自身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按照代际贴标签的做法，简单粗暴，惹来诸多非议。在B站《后浪》视频刷屏后，快手推出了《看见》，讲的都是年轻人，却是不同的画面。经济基础不同，争论消费理念无疑鸡同鸭讲。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勤俭节约与享受生活，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抗，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两者都没有错，适用不同的发展阶段。只要与经济状况契合，消费也罢、存钱也罢，没有对错之分。勤俭节约，是道德的；享受生活，也是道德的。美日经验我们当前经历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美国的消费主义大潮，始于1970年代。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美国步入消费主义的狂欢，1970年起，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13.5%降至2005年的3.2%。面对消费的狂欢，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未欣然接纳，很多社会学者撰文，痛斥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批评 “把某一种生活标准等同于生活方式和特定身份（中产阶级）的标志”，并指责广告的推波助澜作用。然而，文化大潮一旦转向，不把能量耗尽是不会回头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战后美国经济步入黄金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削弱了大萧条下的不安全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以信用卡为代表的负债型购物工具出现，大额消费时再也不必担心资金不足，贷款促消费有了基础；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的崛起，在塑造品位、造就偶像上远胜流行小说，为消费文化兴起立下汗马功劳；19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在文化上为消费主义奠定基础。社会做好了准备，文化转向，势在必行。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2012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教授发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从消费角度把日本社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年），只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特权的消费时代；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迎来大众化的消费高潮；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从家庭向个体转变，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开始追求自然、舒适、宁静的生活方式。对比三浦展的阶段划分，我们正处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期。消费大潮，刚刚拉开序幕！购物后，能不心虚吗？丹尼尔·贝尔说过，人类最深刻的冲动力之一是将社会体制和信仰神圣化，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并抵制死亡的虚无。但贝尔也坦承，自我中心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社会的约束及与他人的分享，使得后工业时代缺乏一个能深入人心的道德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消费文化，“勤俭节约”已不足以对所有的消费做出道德评价。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社会文化层面，需要更多包容。回到个体视角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如何解决“剁手购物后心虚”的认知失调——我们既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生活，潜意识里又认为节俭才是美德。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意识不停在变迁，我们又何必画地为牢？当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追问欲望的来源，就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2、[美]索尔斯坦·凡勃仑，《有闲阶级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投放方式变了，运用场景变了、流动性变了……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这又造成至少“四大影响”：“需求”成为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会同比例扩张……而负债与货币总量超越社会财富更快增长，却似乎没有引发通胀。 如此，五大变化与四大影响的共振之下，传统货币理论遭受重大挑战，是该“守”？还是该“攻“——适应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新变化新影响，推动创新与发展？ 这需要对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运行的新变化、新影响有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 “五大变化” 而今，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发展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方式深刻变化。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机构首先要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主要是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进行货币投放，并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增强货币的信誉，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种以储备物价值作为支撑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价值投放”。 由此，尽管现在各国货币已经废弃金属本位制，告别实物货币时代，转化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但各国央行基本上都保持或多或少的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各国黄金、白银储备价值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高低，也成为其货币优劣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也成为货币之间汇率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黄金、白银的供应量跟不上全世界的需求，很多国家难以买到足够的黄金、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购买国际上流通性强的国家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货币储备物，并由此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 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货币确定价值、保持信用和社会流通的重要保证。但货币又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储备物进行投放，否则，就会退回到金属本位制货币体系，使货币的供应完全受制于货币金属的供应而脱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际需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投放必须另辟蹊径、做出创新。 实际上，正是因为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使得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这种金属的实际供应，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变化有机配合、灵活适应，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实物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纸币的出现和运行，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其实并非必然是自然界的贵重物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的工具，货币首要的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就应该使一国货币总量必须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可用于交易的社会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这就要求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而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格同样需要用货币加以标识。这样，货币就不再是自然界有价值的实物，而成为一种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纯粹的价值表征物（所以，信用货币也被称之为“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增长变化而灵活调节其投放和总量。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货币价值观测并据以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现代社会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并可能不断进行交换和流动，在这情况下，仅由货币投放机构（如央行）独自把握社会财富的总量及其变化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 考虑到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要进行财富交换，就需要使用货币；如果有人要从别人手上换取所需要的财富，就需要先拥有足够的货币；如果其货币不足，则可以先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并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拥有的可变现财富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显性或阴性）。这样，就将需要使用货币的社会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金融机构等）全部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对社会财富增长变化的判断和把握上，进而以货币需求为导向，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相应安排货币供给。 这种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信用投放”。 由此，货币的信用投放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和方式，也使货币投放方式上出现了价值投放与信用投放并存的二元结构。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深刻变化 在信用投放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的情况下，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货币的总量和质量。如果社会财富的数量和价值被严重高估，就会由此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滥发，并进而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正是很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对存在的坏账损失要及时识别并消除，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贷款人，都要及时进行破产重组，将其形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超发的货币处理掉，确保货币的质量。 这其中，严格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至关重要，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 中央银行被赋予货币现金（纸币和硬币）的规则制定及其印制、投放、回笼、销毁的监督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监测和货币总量调控（即货币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的特殊使命。由于其可以直接印制货币，就使央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财务约束（如果形成坏账损失，央行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予以弥补）。如何允许其直接面向社会主体，特别是面向政府提供信用投放，就很可能造成货币的超发滥发。因此，绝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的方式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将货币的信用投放交给财务约束较强的商业银行进行，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中央银行可以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相关方面的监管，并成为“银行的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拆放，传导其货币政策意图，维持货币币值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商业银行承担货币信用投放的职责，成为货币投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控制不住投放质量，形成的坏账损失必须及时提取损失准备或直接核销，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破产重组。 这样，就形成货币投放机构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机结合的二元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借贷方式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直接投放的货币，在货币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国家统一的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不能因此将货币划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至于投放出来的货币，是表现为现金还是存款，是在央行的存款还是在银行的存款，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并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和银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只有转化为央行或银行的存款才是其负债，而其投放货币本身，已经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货币投放机构的负债。现在依然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其三，货币应用场景深刻变化 货币投放社会后，就会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还会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占用。 这就形成了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就会旺盛，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交易保证金的规模可能随之扩大。反之，实体经济下行，相关的投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交易保证金的规模也可能随之收缩。甚至金融交易市场大幅下跌，造成投资者扩大损失，也会影响到实体领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总体上，金融领域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加了货币总量的需求，并分流了实体领域的货币数量，削弱了货币总量扩张对实体领域价格的影响。 其四，社会投融资结构深刻变化 投放到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平均分配和不断流通的，而是有的人拥有货币却不需要使用，形成货币的沉淀。而有的人需要使用货币，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货币。此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投融资，将沉淀的货币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出借货币的人也可从增加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利息或红利）。 社会投融资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形成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二元结构。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货币）融出方与融入方直接进行资金（货币）转让的投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的赠送、借贷、投资等。直接融资只会转移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银行，银行在此基础上，在保留适当的支付准备金后，将其余部分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去，这样，货币所有者和资金融入方之间，就加入了银行这一中介环节，因此被叫做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存款人的存款只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支持，并不会因银行发放贷款而减少存款（货币）。但银行发放贷款又会增加借款人的存款（货币），所以，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总量。 相比于实物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社会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同，所以，即使社会财富相同的两个国家，由于融资结构不同，其货币总量也会出现很大不同，甚至出现类似于中国的GDP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的货币总量却大于美国的现实状况。当然，这会反映到货币币值上，两国货币的汇率也会不同，美元汇率会大大高于人民币。 由此，撇开融资结构的不同，简单以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率来说明货币是否超发，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高低也是不科学的。 其五，货币流动性深刻变化 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投放出来后，就表现为社会上的现金以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简单讲，社会上的“现金+存款”就构成了货币总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不计入）。 已经投放出来的货币，并不是全部都会一直用于社会财富交易、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财富交易、处于沉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主体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或收缩。这样，就在货币总量中，形成“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并存的二元结构。 即使社会主体将其闲置的货币交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间接融资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看似增强了货币流动性，但结果是又派生出新的货币，而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沉淀货币），由此，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只能使货币总量中沉淀货币的比重随之加大，货币的流动性（流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值）相应降低，也使财富规模相同情况下，货币总量随之增大。 相应的，即使在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甚至在货币总量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降低，依然可能导致物价平均水平降低。由此，对社会财富平均价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货币总量，而是流动货币的数量，是货币的流动性。 “四大影响” 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深刻变化，带来了货币理论与政策实施上的四大影响： 其一，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 不少人认为，货币从实物货币体系转变为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的投放不再受制于货币实物的供应，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投放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 这不仅表现在央行要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愿意将储备物出售以换取货币（除非实施强制收购），更重要的是在信用投放情况下，货币投放更取决于社会主体扩大负债获取货币的意愿：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向好时，社会主体更愿意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需求随之扩大，货币当局要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转差时，社会主体扩大负债和投资消费的意愿减弱，货币需求萎缩，此时，货币当局要扩大货币投放就很被动，甚至可能出现利率为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情况，这样，货币当局要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就会非常被动和低效。 其二，央行扩大资产规模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 由于存在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传导体系，央行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的政策意图，主要是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还需要商业银行再传导到社会层面，就出现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其中，在经济加快发展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旺盛，资产价格上升，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更有保障，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考虑，商业银行更愿意扩大货币的信用投放。但此时为防范通货膨胀风险，央行可能需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控制货币投放，这就可能遇到来自银行层面的阻力，有时仅靠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配合行政手段加以调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萎缩，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也不愿扩大信用投放，就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态势，此时央行则需要扩大货币投放，但由于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央行扩大货币投放可能更多地淤积在商业银行层面或流入金融市场“空转”，而进入不了实体领域。因此，央行扩张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步扩张。特别是央行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时，实际上是在收缩货币供应，更不会引发货币总量的同比例扩张。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但其货币总量的增速却低得多，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增长。因为央行大规模扩表，就指责其“开足马力印钞票”、“疯狂大放水”是不科学的！ 其三，货币总量增长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 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货币总量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价指数的提升速度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有人说，2020年年1月末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所以，此时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元），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物价水平或货币币值要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只看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对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总量中还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真正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变化，是货币流动性的变化。即使在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或者真正用于交易的财富规模减少或增大，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由此，货币政策只盯着消费物价指数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其四，负利率时代正在走来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这样，信用货币必然会出现一种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局面： 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负利率与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这种局面并进入负利率时代。这使传统货币理论遭到重大挑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超出社会财富变化的货币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面对通胀或通缩，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零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底线。 但如果央行政策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爆发战争等）形成重大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又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此时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央行与财政必须强化配合、增强合力，此时还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证明，在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及时采取超常规宏观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其效果比不采取或延迟采取这些措施要好得多，其货币不是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在社会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陷入零利率陷阱或流动性陷阱之后，央行采取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推动货币总量进一步扩张并压低货币币值，将财富更多地从货币型资产占有者转移给扩大负债并扩大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作出贡献的群体，这有利于充分激活社会资源，并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其阻力远比财政增加设定对象的税费收入低得多），以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同时，压低货币汇率，也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使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所以，政府（财政）必须配套提供社会救助计划，提高低收入阶层基本保障。同时，货币总量的扩张，也容易积累更大的通货膨胀隐患。所以，必须谨记，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在一般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才不得不采取的无奈选择。作为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日常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要有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严明的财政、货币纪律做保障。 由此，新变化新影响之下，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货币理论亟待重大创新！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刺激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 投放方式变了，运用场景变了、流动性变了……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这又造成至少“四大影响”：“需求”成为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货币总量会同比例扩张……而负债与货币总量超越社会财富更快增长，却似乎没有引发通胀。 如此，五大变化与四大影响的共振之下，传统货币理论遭受重大挑战，是该“守”？还是该“攻“——适应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新变化新影响，推动创新与发展？ 这需要对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运行的新变化、新影响有充分认知和准确把握。 “五大变化” 而今，信用货币运行体系的发展正在强化“五大变化”： 其一，货币投放方式深刻变化。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机构首先要通过购买货币储备物（主要是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进行货币投放，并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增强货币的信誉，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种以储备物价值作为支撑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价值投放”。 由此，尽管现在各国货币已经废弃金属本位制，告别实物货币时代，转化成为完全的信用货币，但各国央行基本上都保持或多或少的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各国黄金、白银储备价值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高低，也成为其货币优劣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也成为货币之间汇率确定的重要影响因素。 由于黄金、白银的供应量跟不上全世界的需求，很多国家难以买到足够的黄金、白银作为货币储备物，于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购买国际上流通性强的国家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货币储备物，并由此与国际社会保持更加密切的经济联系。 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是货币确定价值、保持信用和社会流通的重要保证。但货币又不可能完全通过购买储备物进行投放，否则，就会退回到金属本位制货币体系，使货币的供应完全受制于货币金属的供应而脱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际需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投放必须另辟蹊径、做出创新。 实际上，正是因为以某种贵金属作为货币，使得货币供应完全受制于这种金属的实际供应，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变化有机配合、灵活适应，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才意识到这种实物货币体系需要深刻变革。纸币的出现和运行，使得人们进一步发现，货币其实并非必然是自然界的贵重物品，作为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价值储藏的工具，货币首要的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理论上就应该使一国货币总量必须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可用于交易的社会财富的价值总量相对应。这就要求货币必须从社会财富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而原来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则必须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格同样需要用货币加以标识。这样，货币就不再是自然界有价值的实物，而成为一种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纯粹的价值表征物（所以，信用货币也被称之为“主权货币”、“法定货币”），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增长变化而灵活调节其投放和总量。由此，也就产生了关于货币价值观测并据以进行货币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道，成为现代社会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种类繁多、分布很广，并可能不断进行交换和流动，在这情况下，仅由货币投放机构（如央行）独自把握社会财富的总量及其变化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 考虑到货币是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要进行财富交换，就需要使用货币；如果有人要从别人手上换取所需要的财富，就需要先拥有足够的货币；如果其货币不足，则可以先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申请贷款或发行债券等），并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拥有的可变现财富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显性或阴性）。这样，就将需要使用货币的社会主体（企业、家庭、政府、金融机构等）全部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对社会财富增长变化的判断和把握上，进而以货币需求为导向，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相应安排货币供给。 这种以借款人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投放，称之为货币的“信用投放”。 由此，货币的信用投放就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和方式，也使货币投放方式上出现了价值投放与信用投放并存的二元结构。 其二，货币投放机构深刻变化 在信用投放成为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的情况下，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着货币的总量和质量。如果社会财富的数量和价值被严重高估，就会由此造成货币的严重超发滥发，并进而引发货币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这正是很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对存在的坏账损失要及时识别并消除，对资不抵债的借款人以及贷款人，都要及时进行破产重组，将其形成的损失以及由此超发的货币处理掉，确保货币的质量。 这其中，严格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至关重要，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管理。 中央银行被赋予货币现金（纸币和硬币）的规则制定及其印制、投放、回笼、销毁的监督管理，并负责货币币值监测和货币总量调控（即货币政策的制度与实施）的特殊使命。由于其可以直接印制货币，就使央行难以受到有效的财务约束（如果形成坏账损失，央行可以通过增发货币予以弥补）。如何允许其直接面向社会主体，特别是面向政府提供信用投放，就很可能造成货币的超发滥发。因此，绝大部分国家都以法律的方式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将货币的信用投放交给财务约束较强的商业银行进行，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中央银行可以加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拨备率、流动性比率等相关方面的监管，并成为“银行的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拆放，传导其货币政策意图，维持货币币值与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商业银行承担货币信用投放的职责，成为货币投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如果控制不住投放质量，形成的坏账损失必须及时提取损失准备或直接核销，资不抵债的，同样要进行破产重组。 这样，就形成货币投放机构上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机结合的二元结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通过借贷方式投放的货币，与中央银行直接投放的货币，在货币上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国家统一的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不能因此将货币划分为“央行货币”和“银行货币”。至于投放出来的货币，是表现为现金还是存款，是在央行的存款还是在银行的存款，都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并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和银行投放出来的货币，只有转化为央行或银行的存款才是其负债，而其投放货币本身，已经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货币投放机构的负债。现在依然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已经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道理，是不成立的。 其三，货币应用场景深刻变化 货币投放社会后，就会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除此之外，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还会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二级交易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占用。 这就形成了货币应用场景上“实体领域流通市场”与“金融领域交易市场”并存的二元结构。 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实体经济加快发展，其相关的投融资需求就会旺盛，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上升，交易保证金的规模可能随之扩大。反之，实体经济下行，相关的投融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弱，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也会随之下降，交易保证金的规模也可能随之收缩。甚至金融交易市场大幅下跌，造成投资者扩大损失，也会影响到实体领域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总体上，金融领域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加了货币总量的需求，并分流了实体领域的货币数量，削弱了货币总量扩张对实体领域价格的影响。 其四，社会投融资结构深刻变化 投放到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平均分配和不断流通的，而是有的人拥有货币却不需要使用，形成货币的沉淀。而有的人需要使用货币，但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货币。此时就需要通过社会投融资，将沉淀的货币转移到需要的地方加以有效利用，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出借货币的人也可从增加的财富中分享一部分（利息或红利）。 社会投融资分为两大类，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形成融资结构上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的二元结构。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货币）融出方与融入方直接进行资金（货币）转让的投融资方式，包括直接的赠送、借贷、投资等。直接融资只会转移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银行，银行在此基础上，在保留适当的支付准备金后，将其余部分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出去，这样，货币所有者和资金融入方之间，就加入了银行这一中介环节，因此被叫做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存款人的存款只是银行发放贷款的支持，并不会因银行发放贷款而减少存款（货币）。但银行发放贷款又会增加借款人的存款（货币），所以，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总量。 相比于实物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下间接融资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所占比重明显提高，社会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 由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同，所以，即使社会财富相同的两个国家，由于融资结构不同，其货币总量也会出现很大不同，甚至出现类似于中国的GDP规模小于美国，但中国的货币总量却大于美国的现实状况。当然，这会反映到货币币值上，两国货币的汇率也会不同，美元汇率会大大高于人民币。 由此，撇开融资结构的不同，简单以不同国家M2与GDP的比率来说明货币是否超发，是没有道理的。同样，简单比较不同国家的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高低也是不科学的。 其五，货币流动性深刻变化 货币通过各种方式投放出来后，就表现为社会上的现金以及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简单讲，社会上的“现金+存款”就构成了货币总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银行相互之间的存款不计入）。 已经投放出来的货币，并不是全部都会一直用于社会财富交易、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而是会有相当一部分退出财富交易、处于沉淀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主体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以及由此导致其对货币需求的扩张或收缩。这样，就在货币总量中，形成“流动货币”与“沉淀货币”并存的二元结构。 即使社会主体将其闲置的货币交给银行，银行再通过间接融资进行货币的信用投放，看似增强了货币流动性，但结果是又派生出新的货币，而不会减少原有的存款（沉淀货币），由此，间接融资的比重越大，只能使货币总量中沉淀货币的比重随之加大，货币的流动性（流动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值）相应降低，也使财富规模相同情况下，货币总量随之增大。 相应的，即使在货币总量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甚至在货币总量扩张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降低，依然可能导致物价平均水平降低。由此，对社会财富平均价格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货币总量，而是流动货币的数量，是货币的流动性。 “四大影响” 信用货币运行体系深刻变化，带来了货币理论与政策实施上的四大影响： 其一，货币投放的决定性因素由供给转为需求 不少人认为，货币从实物货币体系转变为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的投放不再受制于货币实物的供应，货币当局可以随意扩大货币投放了。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的货币需求，而不是货币当局的货币供给。 这不仅表现在央行要购买储备物投放货币，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愿意将储备物出售以换取货币（除非实施强制收购），更重要的是在信用投放情况下，货币投放更取决于社会主体扩大负债获取货币的意愿：在经济上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向好时，社会主体更愿意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需求随之扩大，货币当局要控制货币供给、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比较主动和有效的。但在经济下行阶段，投资回报预期转差时，社会主体扩大负债和投资消费的意愿减弱，货币需求萎缩，此时，货币当局要扩大货币投放就很被动，甚至可能出现利率为零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的情况，这样，货币当局要抑制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就会非常被动和低效。 其二，央行扩大资产规模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 由于存在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传导体系，央行扩大或收缩货币投放的政策意图，主要是传导到商业银行层面，还需要商业银行再传导到社会层面，就出现了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其中，在经济加快发展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旺盛，资产价格上升，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的质量更有保障，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考虑，商业银行更愿意扩大货币的信用投放。但此时为防范通货膨胀风险，央行可能需要实施逆周期调节，控制货币投放，这就可能遇到来自银行层面的阻力，有时仅靠提高利率等经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得不配合行政手段加以调控。而在经济下行阶段，社会投融资需求萎缩，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也不愿扩大信用投放，就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态势，此时央行则需要扩大货币投放，但由于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央行扩大货币投放可能更多地淤积在商业银行层面或流入金融市场“空转”，而进入不了实体领域。因此，央行扩张资产规模并不意味着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一定会同步扩张。特别是央行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时，实际上是在收缩货币供应，更不会引发货币总量的同比例扩张。 正因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英等国央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资产规模大幅扩张，但其货币总量的增速却低得多，并没有出现同比例增长。因为央行大规模扩表，就指责其“开足马力印钞票”、“疯狂大放水”是不科学的！ 其三，货币总量增长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 不少人习惯性地把货币总量增长速度等同于物价指数的提升速度以及货币贬值的速度（有人说，2020年年1月末的货币总量相当于2000年的15倍，所以，此时的15万元只值20年前的1万元），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物价水平或货币币值要受到货币总量变化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只看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且，由于金融交易市场的存在和对货币的分流，以及货币总量中还存在流动性的问题，真正对物价水平产生影响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中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变化，是货币流动性的变化。即使在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真正用于财富交易的流动货币数量扩大或减少，或者真正用于交易的财富规模减少或增大，同样会导致社会财富平均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由此，货币政策只盯着消费物价指数变化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 其四，负利率时代正在走来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存在，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这样，信用货币必然会出现一种超出很多人想象的局面： 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社会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负利率与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出现这种局面并进入负利率时代。这使传统货币理论遭到重大挑战。 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超出社会财富变化的货币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面对通胀或通缩，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零利率应该是货币政策底线。 但如果央行政策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威胁）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或爆发战争等）形成重大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又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此时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央行与财政必须强化配合、增强合力，此时还强调央行的独立性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证明，在面临金融或经济危机时，及时采取超常规宏观政策举措加以应对，其效果比不采取或延迟采取这些措施要好得多，其货币不是贬值，反而出现升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在社会投资或消费需求不足，通货紧缩陷入零利率陷阱或流动性陷阱之后，央行采取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推动货币总量进一步扩张并压低货币币值，将财富更多地从货币型资产占有者转移给扩大负债并扩大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作出贡献的群体，这有利于充分激活社会资源，并以最低成本实现社会财富最广泛、最深刻的重新分配（其阻力远比财政增加设定对象的税费收入低得多），以维持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同时，压低货币汇率，也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容易使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所以，政府（财政）必须配套提供社会救助计划，提高低收入阶层基本保障。同时，货币总量的扩张，也容易积累更大的通货膨胀隐患。所以，必须谨记，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只能是在一般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才不得不采取的无奈选择。作为超常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日常经济增长，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要有合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严明的财政、货币纪律做保障。 由此，新变化新影响之下，固守传统是没有出路的，货币理论亟待重大创新！ 本文原发于《经济观察报》
5月28日消息，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行情300041,诊股)董事长章锋今年两会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章锋建议，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以下为详情： 建议建立科学的企业评价体系，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 章锋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建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组织评价体系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国富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企业评价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甚至是非颠倒、价值扭曲，主要表现在：1、政出多门：由于企业有“利润”可图，所以一些社会评价部门向企业“伸手”，甚至有媒体、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一些机构，只要企业“交钱”就敢“授信”；2、评价标准大相径庭：有的按营收规模，有的按业绩增长，有的按舆论宣传影响力等；3、不按“标准”只按“关系”来评价：只要和“发证部门”有良好的关系就能获得好的评价。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出现一些“社会怪相”：昨天被评为“首富”，今日就进了监狱；昨日还是“绩优股”，今日就成了“垃圾股”。这种舆论导向、“标杆效应”对社会危害极大，滋长了企业家的浮躁心态，影响了社会公信力，扭曲了社会“诚信度”，破坏了企业及企业家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整治这一社会乱象： 一、确定合理适当的评价维度、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1、战略标准：企业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2、行业地位：企业研发实力、产品性能、效益是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区分是国内领先还是国际领先； 3、经济效益：投入产出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利润率等年增长率是否靠前； 4、社会责任：缴纳税金、环保、就业人数、员工利益、股东利益、公益慈善等是否与企业规模、行业地位相符。 将这些关键指标根据重要程度进行权重配置，用加权方式计算出价值，用否定指标进行否决，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透明、公开的评价标准。 二、建立三位一体的企业评价体系，不同的组织机构各司其职。 由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主导，社会专业机构设计评价标准及评选办法，媒体舆论进行监督、公示、宣传。党和政府要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支持、扶持，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对市场实体的科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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