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今日发布2020年上半年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表。
新财税主义的税理思想：人类未来的增税空间在哪里？ 社会发展会造成社会问题，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也孕育在这些社会发展之中。笔者将社会发展总结为“四大升级”，分别是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和政府服务升级，这四大升级造成了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同时也为增加税收解决社会问题增加提供了空间。 1、消费升级为增税提供了空间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升级。我们可以把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乐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大类。人类经济进步的核心特征是生存性消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享乐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高，后两者就可以增收消费税。 对于消费税，笔者不主张通过界定品类来征税，而是主要通过界定品牌来征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品牌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制定不同的税率。例如，在中国，化妆品一直征收比较高的税收，但是很多化妆品是大众消费水平，而非奢侈型消费品，我们向化妆品中的奢侈品牌征税即可。 很多人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高收入人群进行征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伤害到高收入人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遗产税则存在太多的避税空间，所以在税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遗产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税种。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各种信托来避税，因此现在不少国家都取消了遗产税，向高收入人士征税应该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进行，高收入人士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将财富传承给子孙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 2、科技升级为增税提供了空间 科技进步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科技进步一般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下降：一方面是产品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升高，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科技成熟也可以让很多产品降价，因为科技成熟的产品不再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产品机械化程度的不同，把产品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升高，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廉价。 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研发投入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分为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成熟型产品。高科技产品需要大量研发投入，会很贵，而一旦技术成熟，就只需要很低的生产成本，价格就会变得非常便宜。对于那些技术成熟，价格不断变低的产品就可以适度征税，而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3、贫富差距升级为增加税收提供了空间 社会发展带来的后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也可以为政府提供征税空间，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差异也越来越大，富裕人群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对于那些占据社会资源超出平均水平的占有行为可以多征税，也即征收超额资源税。 4、政府公共服务升级为政府收费提供了空间 我们前面讲过，经济分工的扩大，也会导致政府分工的扩大，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应该都是免费的。政府应该只为那些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有利于建立社会公平的的服务免费，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等，而那些为不特定群体服务的，或是为商业企业服务的政府行为都可以收费。随着政府服务越来越多，可以收费的空间也在增加。这些政府服务收费，可以很好地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政府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有些公共产品在使用上是可以分割的，就可以收费。
8月1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不是危机，而是机遇》，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七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由于李铁这篇文章重点是谈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我们这篇回应文章也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问题，包括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的后果以及应对老龄化的办法。<img src=https://www.jinhaojiao.cn/skin/default/image/nopic.gif alt="" data-link=""> 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一点：李铁对于人口数据采用双重标准，对他观点有利的数据就采用，对他观点不利的数据就不采用。例如，他在7月29日的文章《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还在吗》中说，对于人口数据，“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以权威标准作为依据”。我们并不认为来源于“权威标准”的人口数据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7月31日《七评李铁》一文中反问李铁：“对于中国人口数据来说，最权威的标准应该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2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仅有1.18，请问李铁是否认可这些权威的生育率数据呢？”李铁却在8月1日的文章中又不认可全国人口普查得出的生育率数据了。 人口老龄化的两个因素 导致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二是生育率下降。相比其他人均寿命相似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所以中国老龄化的更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公报，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年出生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预计今年会继续下降。并且，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趋于结束等原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现在中国生育率比西方国家更低，但老龄化还没有西方国家严重，就是因为出生高峰的70后和80后还没有进入老年期，等到70后和80后进入老年期，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而且，中国总人口在未来几年就会开始萎缩，最初比较缓慢，但会逐步加速。如果不能将生育率大幅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性的快速萎缩。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均GDP约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重分别在1990年和1992年达12.6%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美元。可见，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是未富先老，应对老龄化的财力更不如发达国家。 严重老龄化冲击养老金体系 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2018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 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左右，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同样是连续6年为负。财政部最近公布的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年度预算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养老金的净上缴情况（详见下表1），广东省由于外来人口多、年轻人占比较高、老龄化程度比较低，净上缴的养老金最多。而东北三省由于长期生育率过低（东北的自然生育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老龄化程度较高，养老金亏空严重。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均已进入负增长。如果中国不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北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保费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为18.1%，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表1：2020年中央调剂基金收支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财政负担的不得已为之的措施，但老人占据更多的领导岗位和话语权，反而可能进一步压制年轻人的活力。最近二十年，日本企业在IT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的败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科技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很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基础性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 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养老压力？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5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30（0.6×5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10万元增加到4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6（0.6×10）万元增加到16（0.4×4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3%。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中工作者的努力。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使可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如果纵向比较，现在普通人在通信、交通、娱乐方面超越千年之前的皇帝，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严重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 日本曾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批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迅速兴起，超越美国企业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先锋。但情况在1990年代之后发生了逆转。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减，在半导体、软件、通讯、乃至新能源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被美国和新兴国家赶超。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其突出反映是日本创新和创业能力的缺失。因为年轻人越少，社会越会趋于保守，论资排辈越严重，导致年轻人的晋升或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不仅年轻人少了，年轻人的平均创业能力也更低。在老人主导的社会中，即使有少量的年轻人创业，他们也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和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种情形在日本非常严重，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随着人口老化，日本企业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高，年轻人的提升空间被挤压。本来就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关系和资本，让其创业能力大为弱化。僵化的人事制度让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好工作，导致年轻人不敢冒险创业或加入高风险的创业型公司，以至数量已很少的创业公司又很难找到高素质的人才。创业型公司的成功率下降增加了创业的风险，并进一步降低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2013年8月，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在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他个人对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强调老龄化将使经济失去活力。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人口危机也要更晚一些，可能会在10到20年之后才逐步显现。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李铁说：“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靠鼓励生育”，但我们认为，提高生育率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办法。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年轻人口数量不断萎缩，养老困境只会越来越严重。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生育率，最终维持年轻人口数量的基本稳定。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将近30年，由此造成的年轻人口亏缺将会长期拖累中国的养老体系。要真正缓解未来老龄化问题和长期的养老金困境就必须大力鼓励生育。 在老龄化还不是特别严重的今天，政府还有财力用于鼓励生育。但在更严重的老龄化后，工作人口相对于老年人口将大幅萎缩，财政状况将急剧恶化，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等都将捉襟见肘，更遑论去支持养育孩子这种没有短期收益的事业。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也将在几年之内进入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李铁还在大谈什么“特别要防止把老龄化作为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的借口。”我们想请问李铁：中国有可能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吗？ 延长退休年龄或许可以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的冲击，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化以及人口急剧萎缩给经济、社会、科技各个方面造成的危机。要维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就必须尽快开放生育和推出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数字货币渐行渐近。但形态变了，不等于货币的本质会变。 从有形到无形，行至今天的信用货币体系突破了什么？待解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早已从实物货币（如黄金）转化为信用货币，但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信用货币体系有何突出优势和风险隐患，应该如何有效掌控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却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或误解，理论上非常混乱，实践中问题突出。 当前，“数字货币”的发展鱼龙混杂，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出现诸多说法，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存在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充分体现。 而变与不变之间，“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体系是否与时俱进了？ 换言之，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何谓货币的信用 首先，需要回答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 一般认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但实际上，货币的本质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其他都是派生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总量是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货币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央行的负债，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东西，所以，货币不再是债券，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这就是货币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引发货币投放渠道与运行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投放渠道之变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需要新的货币投放渠道。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包括： 1． 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这种基础货币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否则，央行购买和冻结的社会财富越多，投放出来的货币总量就越会偏离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甚至会使货币体系倒退回实物货币体系了。 因此，信用货币的投放必须另辟蹊径。 2． 货币投放机构以增加债权的方式派生货币 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社会货币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融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融资包括两大类，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以增加股权或债权的方式，将货币转让给货币需求方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是存量货币的转让，只是转换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在银行（存款性机构），形成其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存款基础上，再由银行将其中沉淀的部分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给融资方，从而增加融资方的货币。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银行，尽管其发放贷款等投放货币，需要以其吸收的存款为基础，并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以备存款人对外支付，但却不会因此改变其与存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因此减少存款人的存款（货币），另外又发生了银行与融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应增加了融资方的货币（存款）。整个过程联系起来看，银行就成为社会融资的中介了，所以被称为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银行也就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主体。 银行以增加自身债权和社会负债的方式投放货币背后的原理在于：由存在货币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将会拥有的可货币化财富为依托，以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取货币，并保证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债务本息。由此也就引入社会主体共同对可交易财富的规模进行评估，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对应。 这样，信用货币的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负债的扩张，没有社会债务规模的扩大，货币投放机构很难把货币投放出来。同时，货币的质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负债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大量存在坏账损失，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必然造成货币的超发（没有真实财富作为对应），货币就必然会相应贬值。 为保障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不良负债的识别与坏账损失的处理，必须强化债权债务双方的财务约束，资不抵债的必须进行破产或重组，不能一味地维稳而掩盖问题，过度保护僵死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为强化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就需要将其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监督管理：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管理，以及货币币值的监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原则上只能面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收付和再贷款，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而不再面向企业、个人等直接办理存贷款和支付结算等业务，也不能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商业银行可以面对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办理存贷款、收付结算等，即投放派生货币的职能主要交给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会被重组或清盘。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的货币，与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都是同质的法定货币，从货币层面，不应将其划分为“央行货币”与“银行货币”（只有从负债的角度看，存放央行与存放银行才存在不同）。当然，商业银行投放的货币，是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的，属于基础货币的派生货币。 这样，货币总量就包括中央银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与商业银行扩大债权投放的派生货币；货币总量主要包括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性机构相互之间的存款除外）；货币政策的传导就形成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结构”。 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 信用货币体系下，需要维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对货币币值进行监控并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控？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重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考虑到货币流通中的分流、沉淀、损耗等因素，世界各国并不追求通货膨胀率为零，而是普遍认可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据以确定货币政策目标。 需要看到的是，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受到货币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包括CPI样本物品本身的代表性、CPI样本物品与非CPI样本物品的供需变化、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多少以及整个货币流动性的高低等。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其中，越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是突出。 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在社会处于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状态时，就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货币需求陷阱”或“零利率陷阱”。 面对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造成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必须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政策，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 由此，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中性或中立，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是更多地注重保持各个时期CPI或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稳定，由此维护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积极推动社会财富的充分交换与有效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实际上，长期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就体现出货币政策有意适度压低货币币值的政策意图。当然，这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的做法必须适度，不能失控，否则将严重威胁货币体系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财政政策更多地注重于政府、军队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运行，主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与调节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则更多的通过货币币值的调节引导社会财富的流向及其重新分配，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在社会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萎缩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所以，货币政策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是现有信用货币体系长期保持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增长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阶段性遏制经济金融与社会运行的剧烈动荡，但持续发展却可能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酿成难以控制的极端恶果。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以致完全失控。 如何科学合理地把握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仍是货币理论与信用货币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根本问题。
【编者按】2020年8月26日，中国上海虹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即将举行，主题为“浪奔”。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能否继续“乘风破浪”？重温2018和2019两届年度论坛重量级嘉宾专访或会有部分答案。 在第三届年度论坛举办前，我们特别推出《年度论坛·对话重温》系列。本次推出的是，2018年论坛嘉宾、第一太平戴维斯估价部董事吴坤岭先生。对话时间2018年8月。 以下是与吴坤岭的对话（精选版） ：您曾是《个人独资企业法》施行后中国内地第一位个体“知本家”，您对“知本”二字是如何定义的？ 吴坤岭：以知识作为本钱。言外之意，就是一个人要用知识去服务于社会，因为我们也刚好进入了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也认为以知识换取财富的方式也是最安全和最幸福的。 ：是什么原因让您从职业经理人转变为创业者？与您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吗？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应该具备什么？ 吴坤岭：本质上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创业者。职业经理人也是一个历练和学习过程。我出生的家庭、时代、环境都给了我一个比较自由环境，我从小很早的时候我就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最大的价值是创造，最重要的创造是来自于思维的创造。所以，我的这个创业也是这个广义的创造的一种，我用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去做创业。企业家精神，我认为第一个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善良和担当，第二点就是要有创新和创造力，第三就是要坚持。 ：您这边也经历过很多身份的转变，从教师转到经商，之后转到创业者，哪一段是您最喜欢的身份转变？ 吴坤岭：我最喜欢的是我现在的身份。因为我把我自己的事业人生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创时期，创建属于自己的私人小企业，有了一定的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不仅仅是金钱，更多的阅历和自信，然后第二阶段，走向了房地产这个领域，那么我今天是智库加投资人的这么一个身份，这个是我的归宿，是我最想要的。实际上这个主要是起源于我自己的特点，我这种出生，从先天的禀赋到后天的学习锻炼，我都是喜欢去创造性研究一些事情的人，我喜欢去挑战一些绝境的东西，喜欢帮助人去解决困难。 ：创业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 吴坤岭：我觉得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这个在社会地位上比较卑微，我是一个民营小企业；第二个问题，我现在投入还是比较谨慎，投入不大，因为目前来讲，社会经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我现在来讲，年龄大的人不想去太冒险，尽量做一些比较稳健的事情，所以我雇佣的帮手并不多，现在更多的是合伙制，实际上到最后我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偏弱。 ：您觉得产业园或者特色小镇，它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吴坤岭：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核心还是要赚钱，所以产业才是一切事物的核心。不管是小镇，还是产业园区，他都是外在的形式，他不是本，本是产业，人一定要围绕着产业去生存，所以产业的创建和树立才是一切开发的核心。 ：小镇建设中，应该把握什么样的要素和要点？ 吴坤岭：第一，一定要有一个真实、可靠的产业支撑；第二，整个小镇的这个氛围，一定要以小为本，我们这么多年的城市建设，一个最大的失败就是追求大气，大气的结果就是人变的渺小，对人不尊重，人在其中没有惬意感，只有压抑感，我所追求的特色小镇，一定是一个艺术品，是一个精雕细刻，像学院一样的艺术品，我是在学院里面建城市，用学院来怀抱着城区；第三一点，我认为在投资方法上，一定要类似于REITs的基金这样的持有，而不是散售。 ：如何看待现阶段爆发式成长的独角兽企业？ 吴坤岭：如果把独角兽这个词泛化，广泛的去四处都用的话，就错了。就失去了本意了，就跟区块链，他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要稳健推进的，现在成了大家骗钱的一个概念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典型的投机心理的表现，用排浪似的发展，一段时期寻找一个风口，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您今年55岁的高龄，您觉得会在哪时间退休？ 吴坤岭：我是希望我一直工作到死，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生命和工作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毫无分割。我的快乐就是建立在我的工作上，所以我并不想退休。而且我身份也没有明显的退休点，只不过是我接下来可能是在工作生活安排的时候相对更宽松一些，而且收窄方向，精力集中，做事情比较从容。
一位朋友不久前到某大城市公安局参观，亲见了很多硬核科技运用，如大数据搜寻、图像识别、声纹鉴定，公安的同志说：“科技应用让我们现在只有不想破的案，没有破不了的案。” 当越来越密的高清摄像头照进越来越多的角落，肯定有助于破案。 但摄像头照不到人心。而人心中的矛盾、痛苦、扭曲、畸形、罪与恶，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地方。 01 为何不安 我很少写社会题材的文章，但最近的一些接触让我感到不安。 一是看了12集网剧《隐秘的角落》和原著《坏小孩》，很揪心； 二是看贵州安顺公交坠河事故和杭州杀妻分尸案的相关报道，很震惊； 三是周围听到一些非正常死亡中小学生的事情，有的就是用ipad打游戏被母亲批评两句就跳楼了。某大城市今年中小学生自杀数量是往年的几倍； 四是看了朋友发来的关于他儿子在一所小学受到欺凌的民事起诉状草稿。孩子受一个调皮的同学欺负，被突然撞击，头磕在书柜上晕倒，眼角流血，被送校医。老师不愿认真处理，对家长说是同学玩耍推搡蹭破了点皮。孩子心里留下阴影，此后两年欺凌加剧，孩子出现精神障碍，几次自杀未遂，多次因病玩弄火、水电、煤气，造成家里火灾、煤气泄露、燃气灶倒火等等，父亲辞了职专门陪他。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苦不堪言。 我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交流时得知，这些年儿童精神问题的就诊量一直上升，一些青春期花季少女的自残更令人痛心。有的是家长管得太严、目标太高、压力太大，有的是家长娇惯包办，孩子独立解决问题、自适应的能力差，有的是父母离异或父母在外地不管孩子，有的是失恋或是童年创伤的影响。 不少孩子很聪明，但精神和行为却发生了异常：自我折磨不能自拔；自我惩罚，用肉体痛感转移注意力；通过自残表达愤怒，以引起家人注意，获得关爱甚至操纵父母；也有些是受不良模仿的影响，越陷越深。 02 社会不理它，它会长出来 中国经济比几十年前不知增长了多少，但40年前《中国青年报》那封著名读者来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生的路越来越窄”——今天依然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严重了。 当年那封信的开头是，“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结尾是，“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信里弥漫的深深的无力感、无助感，今天也在蔓延。无数隐秘的心灵角落都有无法缓解的压力，无法厘清的情绪，无法疏通的矛盾，默默发酵。社会不理它，它会长出来，缠绕社会，伤自己，也伤他人。 心灵是很强大的力量，也是很容易干涸的地方，需要滋润抚慰，才能让积存的压抑缓解、解脱。而我们的交流传导机制基本是KPI化的，就是做什么事，实现什么目标，有什么结果。父母对孩子，上级对下级，同事对同事，都假定对方是一条通畅的水管，这边水龙头一开，那边就自动出水。事实上，水管里可能堵塞了很多东西，憋着压着，但外面看不见。 于是，也许一个偶然的契机，比如就是几句口角，水管就突然裂了。 03 心事，总是和事相关 有很多情绪和精神问题是需要通过药物治疗的。但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还是具体的事，不是空穴来风。 40年前那封信的作者潘晓之所以感到路越来越窄，她自述是因为这样的事： 1、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天呵，亲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将会怎样呢？我得了一场重病。 2、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是，我又一次失望了。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 3、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4、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爱情给了我安慰和幸福。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所有这些事，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对关系是有期待的。人的喜怒哀乐因关系而生，在关系中呈现。 《隐秘的角落》里的几条线，起点也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1、少年宫数学老师张东升，面对的是妻子徐静和岳父母的看不起，岳父母觉得他配不上徐静，徐静也因婚姻无味而出轨。 2、学霸朱朝阳，面对的是父母离异，同学不爱跟他玩，母亲对他充满控制欲，后妈待他刻薄，后妈生的妹妹对他嚣张。 3、福利院的小姑娘普普，面对的是弟弟做手术需要30万元的难题，仗义的大哥哥严良带她逃出来筹钱，找到了严良曾经的同学朱朝阳。三人在山上拍照时刚好拍下张东升将岳父母推下山崖的镜头，就产生了向张东升勒索30万的办法。整个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注：小说中普普和丁浩即剧中的严良，之所以逃离孤儿院，是因为在那里受到欺凌。） 04 事背后的逻辑 不同的观众可以从《隐秘的角落》中看到不同的逻辑。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威胁与反威胁的故事。三个孩子发现张东升杀人的证据后，没有交给警察，而是步入敲诈勒索的非正常轨道，由此牵出更多关系，酿出更多灾难。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需要与满足的故事。人有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成长发展需要（ERG理论），等等。当需要受挫，得不到满足，产生失落感甚至羞辱感，就会反抗或报复。 还可以把它理解成压抑与喷发的故事；家庭与教育的故事；价值毁灭的故事，一切价值都可以毁灭，一切毁灭也都有理由；孩子世界和成人社会的互动故事，孩子是成人的模仿者，成人也是长不大的孩子。 我看剧时最大的感叹是，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还没有成人，就以为孩子缺乏行动能力。行动受思维和动机决定，只要孩子有思维活动，就有行动可能。他们眼中的世界也是一个完整世界，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能改变世界。 太阳每天升起，阳光明媚，但很多人的心灵都住在外人看不到的“隔离屋”里。不是所有隐秘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如果隐秘和“压抑”、“长期不满”、“迫切需要”等关联，且找不到缓释的通道，人就可能选择一种不能见光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我想，在普普的弟弟需要钱做手术时，如果有一种正常化、社会化的通道，让普普把愿望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也许就有办法帮助解决，接下来的一串灾难也许就不会发生。 有人会说，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社会上有那么多问题，都让社会去解决吗？但事实是，当残酷的真相和无助感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他们就像急需灌溉才不会绝收的干枯田野，必须立即有一种传导机制，让水流进来，否则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看不到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 这就是这部剧的意义：我们如何让那些可能触发伤害的隐秘——无论是张东升式的被弃，朱朝阳式的压抑，普普式的急难，严良式的无家可归——都能找到一个社会化沟通与解救的空间，而不是完全让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那些在“隔离屋”、隐秘角落里的声音，如何能被社会清晰地听见？如何让里面的人放松、无畏地说出苦恼和需要？ 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都在从增量为主转为存量为主，存量时代的发展要靠存量的调整与优化，比如把废弃厂房改成文创空间。人心也是如此，很多存量问题堆积在那里，但社会关注点一直是这个那个新目标。如果现在还不关注存量，并以问题为导向加以解决，我们的未来很可能是，新目标尚未达成，旧问题又不断爆发，并死死缠住现实和未来。 05 四道光 怎样照亮那些隐秘而危险的角落，特别是孩子们的隐秘角落？ 我觉得需要四道光，家庭教育之光，学校教育之光，社会教育之光，自我教育之光。自己就是自己的教室，很多问题的最终、最有效的解决，还是要靠自学，自适应、自包容、自超越，形成良知良能，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前三道光也只有化为自己心里的光，才真正靠得住。 现在的问题是，前三道光和第四道光都不强，都有缺失。我们缺乏爱的教育，活的教育，也缺乏爱自己的教育。 最近我看了中国教育家陈鹤琴（1892-1982）、陶行知（1891-1946）的一些文章，深感好的教育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才先成人，以育人为中心，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日常即教育，而不是将教育和生活相抽离。 人一生首先接触的是家庭，孩子个性形成的最初基础也在家庭中。家长就是孩子最初的老师，家庭生活的氛围和状态就是塑造孩子心智的学校。陈鹤琴指出：做父母的必须以身作则；注意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应有适宜的伙伴使小孩子得着优美的影响，和睦的家庭可以使孩子感受到愉快和精神满足，民主、平等的家庭易使孩子感受到自尊自信，家长对人、对生活的热情态度及敬业精神易被孩子所效仿。 家庭教育应该把孩子引向何处？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的目的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第一要有强健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力；第三要有创造能力；第四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要有服务的精神。核心是人的成长。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之后的第二站。陶行知提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老师和学生“创造出彼此崇拜之活人”。所谓“活人”是指具有生活力、行动力、创造力和情感力并能致力于社会改造的人，自主、自立、自动的人。他认为学生的“学”是“主动求学”，不是坐而受教，“生”是生存、生活。因此，“学生”就是学会生存与生活的人，“人生之道”就是“人的生存与生活”之道。 陶行知提出，要将教育从学校中解放出来，将学校从围墙中解放出来，将知识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将方法从单纯的讲授中解放出来，将劳心与劳力从把彼此孤立中解放出来，将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大解放”：解放学生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学生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学生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学生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学生的时间，使他能做自己渴望的事；解放学生的空间，使他能到自然界与社会中获得学问。 而我们当下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虽然也讲育人，但往往是把育人和思政课、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等联系在一起。其实，教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它在一切课堂内和课堂外，在生活中，在相处中，家长、老师的日常行为就是育人的一部分。 2、让孩子们建立多元化目标，从不同的路径选择中找到价值认同和自信，而不是走独木桥，以单一目标如考试成绩作为中心，或者到了社会就以官位大小或财富多少为中心。 当然，这不完全是家庭和学校能决定的，但家庭和学校能起到很大作用。 人的兴趣是多元的。陈鹤琴说，儿童是好游戏的、好模仿的、好奇的、喜欢成功的、喜欢野外生活的、喜欢合群的、喜欢称赞的。家长要根据儿童的特点，针对性地施加教育。他认为传统教育把学校与社会、课堂与自然隔离开来，把学校变成了“知识的牢狱”，“把—本教科书摊开来，遮住了儿童的两只眼睛，儿童所看见的世界，不过是一本6寸高8寸阔的书本世界而已“。“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要“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陶行知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死教育”让人丧失生活力、限制人的行动力、消灭人的创造力、阻断人的情感力，制造出“死的学校”和“死的国民”。他主张将知识的来源由一种（即书本）拓展为三种（即自然界、社会、书本），将知识的种类由一种（即书本知识）拓展为三种知识（即实践知识、书本知识、反省知识），将获取知识的途径由一种（即听讲或学习）拓展为三种（即实践、听讲、反省）。 只有拓宽教育的视野和内涵，才能让孩子们找到更多的成长路径，找到安身立命、蓬蓬勃勃的地方。如同陈鹤琴所说的，“儿童的世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他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才是他的真世界”。 3、好的教育是关系型、互动型的，是共同参与塑造出来的，而不是指令型的，让孩子单方面完成的。 陈鹤琴指出，“学生由做中学，教师也要在做中教，不应该只是片面的学习”。教师的“做中教”关键是教会学生“做中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与学生共同“做”。“你要儿童游水，你一定要在水里教他学；而且要他自己也实地到水里去，否则光是把游泳给他看是没有用处的。”可见教育是教和学两方共同参与的学习和引导过程。 陶行知更强调互动的一面，他说“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师生双方通过创造性的合作与互动（教、学、做，三者合一），都成为“彼此崇拜之活人”。他认为“死教育”隔断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交通，使人成为缺乏情感力的“死人”，“教育是教人化人。化人者也为人所化，教育总是互相感化的。互相感化，便是互相改造”。 陶行知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情感力培养需要在互动共学中实现，“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真正的共同生活必须大家把人格拿出来互相摩擦，各人肯以灵魂相见，才算是真正的共同生活”。他批评死教育中没有问题，师生间没有对话主题，缺乏交流机会，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太疏远了。 以上述原则反观当下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紧盯成绩，疏于育人，成绩是最大的指挥棒，孩子则是学习的动物，无论家长还是老师，对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孩子的内心缺乏感知的兴趣和感知的能力。孩子有问题是正常的，而家长和老师的基本认知是，孩子有问题是不正常的、不好的。如此怎能发现孩子们真正的苦恼并帮助他们放下负担，更谈何去感化他们！？ 06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最近这些有关孩子的悲剧和教训，启示我们，太多隐秘的角落都潜伏着隐患，发动着危险。 如果有温暖的光照进来，帮他们释怀，他们就可能被救下。 有光照耀的地方，是大道。没光照耀的地方，走不远就是悬崖。 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单位、社区、关爱组织、调解组织等等），都应该成为温暖、和善、悲悯的光，照耀那些揉碎的心，使其复原，恢复健康弹性，和外界形成良性互动。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孩子的心理建设，也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善恶常在一线之隔，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急需建立缓解和化解孩子心理问题的网络、机制，并找到有效的沟通与传导方法。 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些隐秘的角落，它们一定会被别的力量占据，就像很多农民工在无助之下转而信仰这样或那样的宗教。 对孩子来说，没有光的陪伴，他们就只能自己摸索，有些只会走向恶。 教育，不是一时一地的任务。人生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人生，而且是终生大事。
图片来源：微摄 央行今日发布2020年6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63.9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为2.49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委托贷款余额为11.22万亿元，同比下降5.6%；信托贷款余额为7.32万亿元，同比下降7.2%；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3.72万亿元，同比下降1.3%；企业债券余额为26.8万亿元，同比增长21.5%；政府债券余额为41.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6万亿元，同比增长6.6%。 从结构看，6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3%，同比高0.3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9%，与上年同期持平；委托贷款余额占比4.1%，同比低0.8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2.7%，同比低0.6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1.4%，同比低0.2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9.9%，同比高0.8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15.3%，同比高0.6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8%，同比低0.2个百分点。 注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等部门。 注2：2019年12月起，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国债”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与原有“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合并为“政府债券”指标，指标数值为托管机构的托管面值；2019年9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企业债券”统计，将“交易所企业资产支持证券”纳入“企业债券”指标；2018年9月起，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方法，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单独列示。 注3：文内同比数据为可比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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