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最近关于深圳房价的故事太多，最让吃瓜群众解恨的莫过于“7蟹姐姐”因为炒房而资金链断裂的事，价值728万元房产被法院查封。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杭州某项目疯狂的摇号。959套房源，超过6万人报名摇号，冻结资金至少240亿元，意味着人口刚过千万的杭州大约每167人中就有1人参加这个项目的摇号。创造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摇号的奇迹。 一个深圳，一个杭州，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周期变换的风向标城市。2014年3月，杭州房价突然下跌，市场震动，全国楼市步入下跌周期，引发了新一轮的救市，到2015年3月，深圳楼市突然暴涨，引发了中国房价波澜壮阔的一轮上涨。这两个城市市场的变化，确实值得仔细研究和关注。 当然，每一轮房价的异动，除了政策方面的悄然变化，还有公众对“炒房客”的痛恨。在很多人的眼里，房价，是被“炒”高的，所以中央一直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每一次房价上涨，总少不了相关部门三令五申打击炒房者。一说打击“炒房”，绝大多数民众都会支持，这里面的道德暗示再明显不过。 在中国，凡是某种东西价格暴涨，把责任推给“炒家”，立即可以俘获大部分的民意，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哪里，大家反而都不去思考。大蒜价格一涨，责任就是炒大蒜的，猪肉价格一涨，把责任推给囤积猪肉的，房价每一次上涨， “炒房团伙”几乎都是民众喊打的对象。而一旦炒房者资金链断裂，一定会引发媒体的狂欢盛宴。 比如说这一次房价上涨，媒体将之归于有人将国家给中小企业救命的房抵经营贷拿来炒房了，从而引发了深圳房价的暴涨。虽然最后有关部门声明，中小企业经营贷并没有流入房市，但是，仍然无法消除大家对炒房的敌意。 我一直在感慨中国房地产的复杂。中国的房价，如果真的就是炒房者炒高的，那根本就不是个事。事实是，炒房者不过是顺势而为，在市场上涨的情况下推波助澜而已。关于深圳房价上涨，我在去年年底就一再提醒大家关注深圳楼市“春江水暖鸭先知”，注意深圳楼市的反弹，提醒自住需求应该可以出手了。然而，在去年一片唱空中国房地产的声音中，我的声音确实更多被埋没了。 无人去关注深圳的土地资源供应极其紧张的事实。据统计， 2006~2019年间，深圳累计住宅供应730578套，年均5.2万套，而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06年的846.43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88万人。土地供应结构性失衡，工业、商业类用地供应多、住房用地供应少的局面十余年间并未得到扭转。美联物业根据官方公开出让的土地数据统计，过去14年里，深圳居住、商业、工业三类用地结构的占比分别是：17%、10%和53%。 最近几年，深圳是全国主要城市中，人口流入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城市，总体增加人口是所有城市中最多的，而且，人口结构也是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地少，人多，城市发展潜力大，吸引力强，房价如何不涨？对这些客观的因素不去分析，而将房价上涨的责任推给炒房者，纵然解恨，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同森林着火了，将责任推给风一样。风肯定会助长火势，但如果没有着火，再大的风也吹不出来火。 再比如杭州的疯狂摇号，背后的根源很简单。就是为了数字好看，各个城市搞的限价。限高价楼盘，导致一二手房倒挂严重。这个被杭州全城热捧的西溪公馆，新房价格2.8万元，而周边二手房价格在3.4万-5.3万元，摇上，比中彩票都赚，谁不去抢？而这种限价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市场虚假的热度，另一方面，是真正的推波助澜，用酒精灭火。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真要限价，那也应该限低价位的房子，而不是限高端楼盘的价格，高端楼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让城市房价的统计数据好看和失真而已。限不限普通老百姓买不起。如果对低端楼盘进行限价，才是真正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关。 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发展趋势当然看好，但西溪公馆的摇号的确不能代表杭州楼市的基本面。杭州不缺房子，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5月20日，杭州商品房新房库存量已经超过11万套，与去年同期的8.2万套库存相比，多了2.8万套。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1.77万套，几乎是2018年末二手房挂牌量6万套的1倍。 “炒房者”充其量只是助长火势的风，但搞清楚真正起火的原因才是更关键的。房价的上涨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在房价上涨的背后，有经济增长、货币放水、土地财政、中国资产价格、城镇化等很多因素，但我从来不认为房价的上涨是炒房者、开发商以及中介搞起来的，他们的作用，只不过是放大这个市场的“动物精神”，火上浇点油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太善良，缺乏对市场整体性的认识，再加上这个市场的确肮脏，不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搅浑水。高房价不是某一个群体推高的，这是一个集体的“共谋”，你我可能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正如《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每一个嫌疑人都不是这种的凶手，但又和案子脱不了干系。这才是中国高房价的真相。 炒房者不易，一些人把炒房看得太容易了。资金量大，有些人加杠杆，在目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敢赌这个不确定的真的是胆大包天之人。在中国房价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和这个阶段，炒房已经很危险了。舆论很显然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即使有房抵经营贷进入深圳楼市，那也是因为房价开始涨了，一些人敢进去，而不是拿着经营贷把房价炒起来的。 炒房不易，且炒且珍惜！
深圳市证券业协会日前组织召开深圳证券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就目前行业发展状况、面临的形势和机遇、国家有关政策导向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据悉，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等深圳23家证券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深圳证监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深圳金融办及深圳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行业扶持，研究制定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有关政策，努力建设国际一流投行，主动迎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挑战。 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首位 深圳市证券业协会5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深圳证券业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首位，经纪和投行等核心业务在行业内长期领先，整体实力与京沪位列全国三甲。 其中，深圳证券公司2019年年末总资产为1.71万亿元，同比增长17.53%，全国占比为23.58%；实现营业收入842.02亿元，同比增长32.48%，全国占比为23.39%；实现净利润309.54亿元，同比增长45.74%，全国占比为25.91%，均居全国第一。 从行业发展格局来看，除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等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证券公司外，深圳还拥有一批扎根本地资本市场的中小型证券公司，聚焦特色业务，与大型券商互为补充，已初步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自主创新活力有待提升 与会券业代表也客观提出当前券业发展存在的不足。与会人士表示，我国证券业总体规模和实力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国际先进投行相比，依然差距较大，服务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深圳证券业发展势头有所放缓，自主创新活力不足，与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地位不尽相称。 与会公司提出，现阶段我国证券公司在金融体系中重要性不足，也还没有具国际领先地位的系统重要性公司。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毗邻香港澳门、市场机制灵活、创业氛围浓厚、科技产业发达，具有自身的核心优势，涌现出了华为、腾讯等知名高科技企业，也成长出招行、平安等优质金融机构。深圳证券业要抓住“双区”建设机遇，争取资本市场改革创新举措在深圳率先落地，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投资银行。 建议优化政策加强扶持 针对当前深圳券业发展存在的不足，与会公司建议，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优化政策、放松管制、加强扶持，充分发挥深圳的市场化优势、科技优势，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推动深圳证券公司做大做强。 首先，要打破隐形“玻璃门”，减少窗口指导，以更充分的信息披露取代对经营风险的监管判断；提高监管容忍度，对风控能力较强的证券公司，探索放宽风险管理指标限制，允许其适当提高杠杆水平。 其次，支持跨境展业，适当放宽证券公司跨境资金流动外汇管制，放松境外子公司约束；丰富流动性管理工具，稳步增加衍生工具种类，增强资本市场流动性，支持证券行业在流动性紧张时获得稳定的低成本资金。 再次，完善创新机制，允许具备条件的券商先行先试，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恶性竞争；提升专业人才吸引力，扩大个税返还、公共住房、子女教育等人才引进政策的覆盖面；提升行业扶持力度，优化证券公司补助补贴、办公用地等各类优惠政策。 另外，鼓励券商增厚资本，引导国资入股增资，吸收民营和境外资本，夯实资本基础；搭建服务实体经济平台，畅通信息渠道，引导深圳证券公司对接服务本地企业金融需求，探索政府与券商共同设立母基金服务地方经济。 对于上述建议，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业为深圳经济贡献巨大，深圳将为证券行业打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证券公司在深圳将会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下一步将积极研究、吸纳与会公司提出的意见建议，加强行业扶持，研究制定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有关政策。 深圳证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全面客观分析行业面临的发展形势，积极作为、稳中求进，努力实现行业新的跨越。一是要守住风险和合规底线，防止盲目扩张导致风险过度积累，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坚决防范财务造假等恶劣行为；二是要勇于创新，把握“双区”建设历史机遇，积极参与资本市场重大改革，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做出特色品牌；三是要努力建设国际一流投行，主动迎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挑战，“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深圳证监局将进一步加强行业沟通交流，寓监管于服务，积极协调推动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有关各方共同促进深圳证券业高质量发展。”
据深圳海关25日提供的数据，今年1至4月，深圳口岸出口水果输往国家地区由去年同期的18个增加到了22个，成功拓展了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尼日利亚等市场，出口水果重量达到了11.7万吨，货值达14.5亿元人民币。 其中，番石榴、百香果等“小众”水果持续热销，“小品种”水果的出口生意越来越好做。据统计，在深圳1至4月的出口水果当中，鲜猕猴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最多，出口重量和货值同比分别增长了218%和247%。 据介绍，相比于苹果、鲜梨、葡萄、柑橘等传统水果，荔枝、百香果、猕猴桃等特色出口水果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更为可观。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消费者对富含维生素的部分水果品种燃起了兴趣，有着“维C之王”美誉的新鲜猕猴桃因物美价优更是备受海外客户青睐。但由于这些水果大多季节性强、生长周期短，而且果农分散种植较多，所以对运输物流、保鲜加工和通关速度的要求也特别高。 对此，深圳海关全天候应急响应企业申报、核销和通关业务，采取“云查验”等便利措施，平均缩短出口待检时间3天，实现当天申报、当天出口。 深圳海关还特别针对“小品种”水果出口开展“拓源增速提质”行动，帮助出口企业拓宽水果来源。同时，引导企业关注印度尼西亚、欧盟等出口国家地区的农药残留和检疫要求，保障出口水果质量安全。(完)
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都市圈正式起航。2019年，这个包括深莞惠河汕五个城市的都市圈，GDP总量达到4.27万亿元。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正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这是在打破行政边界。。。 特区深圳40年，走过了一段不断“拓展边界”的历程。 从最初327.5平方公里的“特区内”，到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再到纳入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如今，深圳正式筹谋都市圈发展。 近日，深圳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充分借鉴三大世界级湾区发展经验，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合理确定都市圈发展重大任务举措，助力河源、汕尾融入大湾区建设。 深圳与莞惠河汕几地间素有渊源，五城均来自于昔日的广东惠阳地区。2014年10月，在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汕尾、河源首次参加会议，正式加入了这一区域合作体。其实，这几个地方的产业合作早于深莞惠经济圈（3+2）的诞生。 2019年，五城GDP总量相加约达4.27万亿元，若参与全国省市排名，这一成绩可以排在第八位。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认为，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场自发行为走在了政策规划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一体化乃至同城化发展。放在更大的范畴来看，为什么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阎镜予说，就是要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但大家各干各自擅长的事情，发挥比较优势。 深圳都市圈的意义在于，在已有良好产业协同的市场基础之上，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譬如理顺合作机制，改善交通等公共服务配套等，这也是深圳都市圈规划最值得期待之处。 深圳式“扩张型外迁” 一家总部在深圳、在东莞惠州等地设有制造基地的上市电子企业研发部负责人，往返于深圳、东莞和惠州之间成为他的工作日常之一。 对于公司的布局，这位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研发工作要求对市场前沿接触得更多，制造则要以成本、劳动力资源等为导向，同时交通、物流等方面要有一定优势。而研发又往往跟制造密不可分，这位研发部负责人及同事经常需要去工厂交流、沟通，特别是做产品试验的时候。所以，这个布局就是自然而然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是深圳产业溢出的一类典型样本——总部仍然放在深圳，但在邻近的地方同时有项目。 以深圳的LED产业为例，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受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以及各地的产业政策影响，深圳的LED产业出现了一些产能转移，但很多并不会真正脱离深圳，因为在这里能够获得前沿的信息，招到高端的人才，参加优质的行业交流活动。 伴随着产能扩张以及研发成果的加速市场化，深圳企业扩展到周边城市布局，也被称作“扩张型外迁”。 这在大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的研发生产基地开工，拟撬动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这一项目作为“1号工程”。 另一知名深圳企业比亚迪选择了汕尾。2015年，比亚迪与汕尾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汕尾方面将比亚迪项目的落户称作是该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里程碑。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迁到东莞松山湖。2019年，华为系包揽了东莞市规模效益成长性、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效益贡献企业几大榜单的第一名。 几个官方披露出来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深圳产业辐射的力度。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34%源于深圳。河源方面在2016年指出，当地超过60%的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来自深圳，具体到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比例还会提升。惠州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2018年介绍，高新区从2011年开始用了深圳这么一个主战场，在招商项目库里面103家，有87家都是从深圳引来的。 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民营企业的这种自发外溢或者辐射，其实很多时候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更多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并且加强未来的发展预期。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则单独对深莞惠给予了较高评价，“区域一体化在很多地方提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你没听过有什么大的公司搬到隔壁市吧？因为行政边界太强了，墙垒得高高的，不让一滴水流到外面去。深莞惠一体化做得比较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深圳愿意敞开大门。” 都市圈产业竞合之辩 2015年，广东省统计局彭惜君发表了一项关于珠三角各地区间产业同构系数的相关研究，从中判断珠三角产业分工情况。从测算结果来看，深莞惠经济圈平均产业同构系数高达0.8945，产业同构现象最为严重，三市均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 这份研究指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水平较高，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成果，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创新，但与周边的东莞、惠州没有形成产业梯度一体化，产业差异化战略实施比较有限。 2019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约占据了“半壁江山”；东莞的五大支柱产业之首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惠州正在发展的“2+1”产业集群中，其中之一也是电子信息产业。 有经济学者指出，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竞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发展的格局。但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深莞惠三地恰恰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的关系。同构性越高，说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效果更好。 陈鸿宇也认为，虽然深莞惠都是电子信息业见长，但它内部是有分工的，并且这种分工是由市场去自发推动的，这是“积极的同构化”。 TCL集团下属的华星光电高世代模组项目，或许能够解释这种集群与分工的关系。华星光电曾创下深圳建市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工业项目纪录，2017年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记者从惠州华星光电了解到，深圳利用一条生产线做新产品和新技术验证，从产品抽检上实现品质预警，提前拦截问题，而惠州则利用规模优势，推进量产。 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主张城市分工，城市主体功能要有差别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度的市场分工，自然就促成了合作。” 袁易明认为，在都市圈时代，深圳将强化技术创新中心、商业模式创新中心、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地位，莞惠河汕则将在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新的优势。 这其实也给作为中心城市的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阎镜予说，深圳的制造业溢出将会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趋势，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进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这样来看，深圳差的是什么？国际化。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企业、人才来到深圳？这需要营造一种制度环境，包括通关、税收、信息管控等方面。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再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阎镜予说。 交通与公共服务是关键 基于市场逻辑自发形成产业融合之后，企业或个人对于都市圈还有什么诉求和期待？ 东莞市嘉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子健平日里与深圳、惠州等地来往沟通密集，他希望将来交通更方便快捷。 “交通”也是区域经济专家们提及的高频词。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深圳要实现降成本，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空间内布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周边区域“修路修桥”，形成连续的空间，让要素实现自然流动。 交通一体化的进程有望加速。《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在提到做好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时，专门提及“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阮子健看来，开车的人想要改善公路，但更多的人希望把几个城市间的轨道网络铺得更好，这一点深圳都市圈需要向一些国际发达都市学习。 目前，莞惠城际、穗（莞）深城际已开通运营，深惠城际列入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据公开报道，赣深高铁正加快建设，计划2021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把深圳、东莞、惠州、河源串在一起，深莞惠将实现半小时互通。 交通之外，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与均等化是另一个影响同城化进程的因素。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告诉记者，邻近深圳的一位地方领导曾向他抱怨，“来我们这里买房的人，20万人里面有一半是从深圳过来的，买完房却不在这里就业，老人孩子住过来，要我们建医院和学校。” 这位政策研究人士则回应道：“你们把医院、学校建好，10万人里有1万人被吸引在这里就业了，你的经济活动不就起来了？” 一位住在东莞、在深圳上班的年轻白领表示，她的两地通勤生活可能只是暂时的，等到要面临子女教育等问题时，可能还是要搬到大城市。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协委员聂竹青建议，省政府可协调深圳、东莞、惠州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就临深片区合作建设大型安居社区涉及的户籍、教育、医疗等配套政策的突破进行沟通，将区域联动向纵深推进。 陈鸿宇向记者表示，只有实现了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人口才会真正自由流动。中央关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文件提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这七个方面作为基本民生，必须要靠省级统筹。 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分割 无论是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一体化，都可能遇到行政壁垒的制约，而这恰恰是都市圈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在构建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方面，该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加快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曾撰文指出，同城化发展是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区域行政封闭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孙不熟认为，都市圈本质上是共同发展、开放共赢。从短期利益来讲，地方政府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长期来看，产业走出去，很多时候是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有利于做大做强，最终实现了产业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如何让不同行政区内的主政者形成共识，将这种长期的考量制度化？阎镜予说，某个产业红火了，可能各个城市都想布局，这种竞争带来的往往是狭窄的格局。有的产业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宜，有的产业环节很长，譬如人工智能，有基础研发、应用研发、产品制造，还有销售等。对于这样一些产业规划，是不是可以有更高层面的统筹？ 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助推地市之间建立起政策联动机制，共同搭建平台，共同规划园区等。 5月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外公布《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要“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 具体来看，要促进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乡同城化发展，率先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增强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乡融合水平。 陈鸿宇说，广东省提出制定各个都市圈规划，是在打破行政边界、构筑跨区域联动协调机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央行等多部门最新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提到“社会资本”这一关键词，今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近日，深圳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向海内外企业、投资者和所有市场主体参与双区建设发出诚挚邀请。可以看出，深圳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推动“双区”建设。 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深圳将鼓励社会力量对制度创新、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等建言献策；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深港澳规则相互衔接，促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加大前海、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深港口岸经济带、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等等重大平台建设向社会开放力度。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直是大湾区发展的重中之重。《意见》提出，加快推动深港澳城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未来，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型企业将有望参与深圳的轨道交通、跨江通道、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和水电气、信息、垃圾无害化处理等公用事业建设，特别提出支持研究尽快取消深港、深澳手机长途和漫游费。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将推动跨境通信试点，探索开放科研数据专用通道。 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是深圳经济的“名片”。《意见》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重要产业平台和项目建设。在深圳列出的平台开放表上，包括清湖-坂雪岗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新区坪山核心园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新桥智创城、九龙山智能科技城、深汕合作区先进制造集聚区等平台。此外，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参与深圳海洋新城、深圳高新区坪山核心园区、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深圳北站新城、深圳国际生物谷、深圳国际食品谷、深圳医学科学院、深汕湾机器人小镇等特色平台建设。 深圳还将鼓励制造业企业应用新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参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具有重大创新、良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技术创新项目，政府给予奖励。此外，深圳将重点支持建设核心芯片、科学仪器、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机器人、基因工程、大数据、云计算、石墨烯、5G、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和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重大创新载体，对核心团队和核心技术在用地用房、人才引进、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金融创新发展方面，深圳提出支持金融机构和企业设立深港、深澳联合开发建设基金，为深港澳基础设施、民生项目和其他投资大、回收期较长的项目提供股权、贷款等融资渠道。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参与深港澳三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国外和港澳投资者投资内地不良资产。支持参与深圳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推动设立保险服务中心。支持深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创新型跨境机动车保险和跨境医疗保险产品。支持深圳与港澳保险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再保险业务，探索在港澳市场发行巨灾债券。支持深圳的银行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等方面业务。支持企业跨境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银行、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来深圳设立经营机构。 深圳还支持各类企业和资本与深圳国有企业开展广泛合作，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深圳国企并购重组、发行上市、再融资等资本运作。发挥基金多元化结构优势，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深圳国企基金设立及运营。 《意见》提出，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深化与国际及港澳专业服务合作，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文化、体育、旅游交流与合作。为鼓励深港澳青年交流和港澳青年来深创新创业就业，深圳将支持深港澳三地组织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按照人数规模和活动内容，给予相应活动经费支持。
4月28日，腾讯云与深圳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燃气）达成战略合作，助力深圳燃气加速智慧能源建设和智慧管网的业务创新，推进深圳燃气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双方的联手，对能源领域乃至“新基建”中融合基础设施建设都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根据国家发改委明确的“新基建”范围，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家总资产超过232亿元的能源企业，深圳燃气拥有管道天然气用户超过379万户，瓶装石油气用户超过144万户，覆盖人口超过1600万人。 近年来，燃气行业传统模式普遍存在作业效率低、现场管控弱、运营成本高等难题，为了解决以上痛点，深圳燃气与腾讯云的合作将基于腾讯在社交平台、企业微信平台等方面的产品和技术优势，提升其连接和办公效率，同时通过搭建混合云平台，加速深圳燃气基础平台信息化管理水平，从根本上实现降本增效。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云和深圳燃气将基于云化和服务化的技术架构，共同打造大数据联合实验室，不断推进大数据分析等联合解决方案应用落地，积极探索商业模式创新，促进双方业务快速发展。 腾讯云总裁邱跃鹏表示，智慧能源是新基建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作为行业转型升级的数字化助手，腾讯云希望携手深圳燃气打造能源互联网的转型标杆，助力行业实现降本增效。 深圳燃气李真董事长表示，深圳燃气于2019年提出“十四五”规划三大转型战略，以“立足大湾区、优化布局、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战略主线，推动公司从数字化向智慧化转型，从单一的城市燃气供应向清洁能源综合运营转型，从产业集团向产业投资控股集团转型，成为国内一流的清洁能源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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