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江阴澄邦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实控人变更为江阴高新区管委会不足10天后，*ST中南公告了公司预重整的相关信息，但细节未曾披露。 5月26日晚间，*ST中南对外发布公告称，5月25日，公司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无锡中院已经立案审查，同意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明确本次预重整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公司负债额过高，担保问题也可能存在继续出现问题的情况，靠自身的经营业务及盈利能力很难走出困境。另一方面，公司也可能想向投资者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提振公司的股价。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预重整的初衷。” 记者就预重整事项发送采访提纲至上市公司，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高额债务成重负 *ST中南原股票名称为中南重工，2014年公司从金属管件制造转型传媒行业，2016年5月份，股票简称变更为中南文化。 转型传媒行业不久，2018年8月份，公司对外宣布存在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等事项。 2018年，影视行业进入寒冬，*ST中南的净利也降到上市以来的“冰点”，上市以来净利首次亏损，巨亏21亿元。进入2019年，*ST中南净利润延续亏损，亏损额约18亿元。 *ST中南方面表示，受历史遗留违规事项的影响，公司债务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逾期债务相关财务费用负担进一步加重。 记者发现，*ST中南逾期债务的进展仅更新至2019年10月份，去年11月5日的公告显示，根据财务部门初步统计显示，截至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本金共计14.57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66.46%。 记者查阅公司最新的2020年一季度报发现，现金流量表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为0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也为0元，1月份至3月份，公司并未获得新增外部借款，也没有偿还债务的情况，而上年同期公司尚有3200万元外部借款。 借预重整冲击“保壳” *ST中南方面表示，若无锡中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倘若预重整不成功，无锡中院将不再对公司本次重整申请进行受理审查。 据了解，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债权债务进行重新调整、资产进行重组或者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 《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已有不少企业集团通过实施重整摆脱了债务和经营困境。“预重整是介于传统重整和庭外重组之间的重整模式，”《证券日报》记者咨询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峰律师了解到：“这是指当事人在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之前就重整事项进行谈判并达成重组计划草案的一种困境企业拯救机制。” 许峰表示，“*ST中南预重整此举也可理解为解决公司债务危机，保住上市公司壳资源，至于上市公司最终是否会退市，需要观察预重整以及后续重整的效果。” “ST类的公司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甚至是违规的地方，新《证券法》下，ST壳资源的价值下降，实行严监管之后，对这类公司不利。另外，实行注册制之后，市场准入门槛实际上是降低了，买壳或者保壳的驱动力减弱，未来可能会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盘和林说道。
过去几年，冯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访谈中阐释了自己的投资体系和核心方法，引来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盛誉之下，“冯柳概念股”备受关注，很多人想要“抄作业”。但在记者看来，很多人没有读懂冯柳，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此，近日上证报记者特地与冯柳沟通，请他对自己以前阐述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投资要义或许不在于走什么“道”，而在于明晰“道”的使用前提和边界。我们不仅要理解观点和原则的真谛，更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因道而化用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启迪。 上证报记者：不管是以前个人做投资，还是如今在机构做投资，您的投资业绩都非常抢眼，但超额收益不一定是靠市场主流品种取得的，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我把投资风格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买大家都知道它好的公司，投身大势之中，核心是把握宏观、把握牛熊，参与到风格牛市之中去。这种能力最难得，要求也最全面，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多个变量后作出判断，回报也是最高最快的。但难点在于稳定，毕竟因子和变量太多了，需要具备大师级的能力才能驾驭。 二是买别人不知道它好但你知道，或者是别人都知道它好但你知道其实更好的公司，这需要对个股有深入的研究，能做到这点的通常是专业人士、资深基金经理等。这种能力需要积累和机缘，其回报高且效率也不低，但难点在于积累与机缘都是高门槛，且不容易重复，毕竟你懂这个公司不代表也能懂另一个公司。 三是买大家都不知道它好的公司。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好，所以它就没有相应的定价。如果它还是不好，那也亏不了多少钱，而万一好了却可以挣到不少钱。这种方式从整体上看回报不高且效率最低，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把心气放平就可以了，完全是一个碰运气的体系。如果是一个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那么采取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有意外之财；如果是一个固化的存量环境，就会很沉闷且没有惊喜；而如果是一个减量的环境，那就会有点危险。 我过去主要采取第三种模式，找到几个有增量的好行业成体系地去碰运气，未来可能会增加对前两种模式的探寻。 上证报记者：如何理解“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如何区分增量、固化和减量这些概念？ 冯柳：就是看行业是否处在扩容和发展期，是否分出了胜负，有没有变局和反复的可能。如果有，那就找到有利基支撑之处去等待可能性。这个阶段研究的准确性会降低，因为条件值会经常变，比较适合博弈。固化就是座次已定，无法博弈，但研究的可靠性升高，可以投资于结构化的机会。减量就是泥沙俱下，研究和投资的价值都不复存在。 上证报记者：在选择个股时，很多人通常会看基本面等因素。你运用定量选股方法选出标的后去做进一步研究时，主要关注哪些因素？ 冯柳：理论上，大家看的方面我也会看，只不过权重不同而已。在操作中，我把市场是不是有机会看得最重。打个比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在研究淑女有多好，用各种标准去评判，而我首先考虑的是她有没有嫁人？有几个人在追？光研究她好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掂量一下是否有机会，有机会她的好才有意义。 很多时候，对我来说，不到位的研究还不如不研究。当时重回A股市场的时候，我在底部选出了很多日后成为大牛股的标的。但我跟我的助理讨论后，大部分标的都被否掉了，没有买。包括后来表现抢眼的科技龙头股、游戏龙头股，都是先选出经讨论后被放弃了，在它们涨了很多后才理解，代价极大。事后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好票都被研究后否掉，不好的票反而留下来了？其主要原因是留下来的票大家都不熟，就没人提反对意见，而熟的票在底部往往伴随着理直气壮的偏见与负面信息。我尽量要求在研究时只做框架性分析，因为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没有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很容易被信息牵引，成为被信息驱动的低等生物，那还不如回避信息，只做框架覆盖，利用方法论和体系去参与。 记者：因为被否掉而没有买入，那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呢？ 冯柳：我不太强调判断，我是让市场推着我去做选择的。我筛选个股比较快，但会跟踪很久。我不是很喜欢用坚持这个词，真正想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行为。 上证报记者：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您是否有偏好？ 冯柳：如果成长和价值可以预定的话，那肯定是成长股好，因为成长才是最大的价值，但难点是它们有时会转换。如果你错判成长并以成长股的价格买入了价值股，那应该就是股市里所能碰到的最大风险了。 所以，成长股投资是需要锐度保护的，你得识别出成长的锐度，同时还需要对它不断跟踪与验证。前者我偶尔能做到，但后者需要付出一点精力，所以在有更省心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采取其他类型。而投资价值股的好处是你可以期待它变为成长股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仅是出于价值低估去关注它，这是我不赞成的，我不愿意占市场便宜。你可以要求估值保护，但不能寄望于估值回归，因为这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信息看，您也偶尔会选择那些在基本面或商业模式上不是公认的好公司。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情况的？ 冯柳：我买的公司偶尔会有点瑕疵，但利润也来源于瑕疵消失。其好处是我通常买在低位，即使错了也不会亏大钱。我觉得，不能太教条地看待商业模式，股价在低位时最重要的是竞争力与格局，股价在高位时商业模式才会更重要些。 上证报记者：如何做到买错了也不亏钱？ 冯柳：买错了肯定会亏钱，否则怎么叫错了呢？无非是尽量少亏点，别亏伤筋动骨的大钱。这就需要有安全边际和操作纪律。根据我的体系，价格大幅向下变动后就必须无条件地行动起来，要么加要么减，不加就要减，没有中间状态。如果加了，自然就摊低了成本；如果减了，那就降低了仓位。所以，我一般不会在重仓股上出现很大的亏损。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行为机制，主要是强迫自己去面对和解决，不使自己陷入被动和丧失行动力。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往往是拖延和麻痹使自己陷入深渊。犯错不重要，哪怕一动就错也远比丧失行动力要好，因为后者会令人无力且自欺欺人，越陷越深。 上证报记者：您以前说过，靠天赋、靠品质都走不远，一定是靠科学的训练、系统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最终形成恰当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上述“无条件的行动机制”，您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冯柳：对专业的投资者来说，得出结论和判断不是件太难的事，但人总是不愿意面对痛苦，总希望在更舒服的状态下去解决问题，而市场一般都是在不如意的位置上让我们作出选择，这就容易造成拖延和回避。所以，得给自己设定一系列的机制，同时把难度分解掉，大的行为做不出来那就做小行为，先获得行动力最重要。心动即行动、随心所欲这两点是我非常重视和强调的，要有心理建设的能力，把自己从对错得失中抽离出来。 上证报记者：之前介绍过您的弱者理论，重常识而轻能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能再补充一下吗？ 冯柳：打个比方吧，平地走路人人都会，这并不难，但如果把他们放到高楼的边缘去，大家可能都会紧张到无法迈步，这是因为得失巨大到足以令人动摇心性。我不是说能力不重要，会跑的自然比只会走的要快，但很多时候大家还没到赛跑展示能力的阶段，而且真到高楼边缘，会跑和会走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被恐惧控制得无法行动。所以，只要你要求的回报不是特别高，大部分时候回归本能与常识就很好了，关键是清明心性，不被得失牵引。 上证报记者：清明心性也是一种能力啊，要做到并不容易。 冯柳：这是向内的能力，只需要求自己就能获得，向外的能力需要资源和机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上证报记者：您的弱者体系或源于此前没有好的研究支持，如今到高毅以后，可以有业内一流的研究作支持，投资策略跟以前有变化吗？ 冯柳：基于“弱者体系”的投资策略基本没有变化，人还是有路径依赖的，加上也习惯了过去那种较为闲适的工作生活方式。我不是事业型的人，也不要求自己做优等生，所以大体框架基本没变。 近来，我偶尔会接触券商分析师，科普些基础知识，不要求传递信息，主要是了解相关行业的背景、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势等，这些还是蛮有帮助的。另外，我与助理的工作关系是分工而非协作，我很少会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做审核，一般是直接选择是否采信。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极大地节省时间和精力，养成他们独自对结论负责的态度，可以胜任比其他方式更大的工作规模；坏处是容易导致混乱和遗漏，毕竟大家的倾向点不同，这就要求培养非常稳定默契的关系，它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上证报记者：从您的最新持仓情况看，也有一些股票是在涨幅较大之后买入的，而且仓位还不小，这与您之前强调逆向投资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冯柳：看下跌股票的好处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思考，不至于被市场催促着去行动，且在风险暴露的情况下不容易有意外。但如果对那个股票之前有深刻理解，那么在它上涨后买入其实是提高效率和准确度的正确方式。当然，其缺点是不容易买够量，除非它未来空间足够大，可以支持你边涨边买。有时候可能之前研究过但错过了，后来被时间和市场教育后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介意追涨的；而如果没有之前的跟踪做铺垫，我就不太会去追，主要原因是避免冲动，不想把自己放到陌生环境中去面临诱惑。但如果我了解它，我是不介意追涨的。事实上，我在加入机构之前做投资时也追涨买过很多股票。很多人说我只买跌，这是误读。 关键是你得清楚是运气体系还是实力体系。在实力体系中，要善于集中突破，放胜负手，毕竟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了解的机会，不全力抓住就太浪费了。有的股票，我持有了较长一段时间，天天感受它的涨跌逻辑，这是在培养强者体验，在合适的机会就进行模式切换，这并不冲突。当然，考虑到我的能力和积累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遵循运气体系，不去追涨。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您的持仓调仓换股相对频繁。如果对业绩归因的话，交易和选股对业绩的贡献情况如何？ 冯柳：利润一定是来自于选股，交易是实现选股的方式，它是成本项。换股主要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有关，看到机会又担心错过，那只能先上车再慢慢思考、学习。利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且持有不动，动就意味着纠正和改变。换仓频繁说明存在错误，犯错的部分怎么可能还贡献业绩呢？ 当然，交易可以平息内心波动。没买的时候渴望拥有，思考的客观性难免受到影响；得到后，怕被伤害的担忧又会产生，这样可以平息内心的波动，在反复中认清自己。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极度情绪化，所以交易有时也是平息情绪的方式，先满足一个无法克制的贪婪与恐惧，然后再找到真正的需求，进入“贤者时间”后才能知道是否是真爱，这是我需要反省的地方。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披露的资料看，您很多重仓股票都卖在了高点，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大家的误读。我是长时间满仓的人，有卖就有买。如果你看见我卖在高点，那很有可能另外一只股票也买在了高点。我从来不会预先设置好卖出操作，而是让自己的主观性降到最低，永远是迭代它。有些明明不好的持仓，为什么没有处理？因为有比它更需要优先处理的股票。所以，大家看到有的股票我卖了之后会跌，但也会看到更多的股票我反复“坐电梯”，甚至还有卖掉后翻好多倍的股票。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的公开信息里都能看到，总体来看，卖了后继续涨的次数多于卖在高点的。 上证报记者：您是如何进行迭代排序的？ 冯柳：很快，每天花十分钟把持仓看一遍就行。谁多谁少内心会有感觉的，就跟着心情走，随心所欲，把念头放大，决不隐忍它。很多人说守股如守寡，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与坚持，我恰恰相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去处理掉它。如果你现在就不舒服了，市场有无数种办法让你更不舒服，隐忍和坚持只能让你在更被动的时候去放弃。跌10个点你不舒服了，却告诉自己还能忍，然后跌30个点甚至50个点后忍不住割了，那么，这种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觉得，好的持仓应该是很舒服的，是一种很愉悦、放心、可理解的状态。如果产生焦虑和不安，那一定出现了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就降低它的配置直到恢复轻松愉悦，哪怕减在最低点也没什么，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不该你挣的钱错过了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不怕犯错是获得行动力的关键，更可以帮助你从负面情绪里跳出来。 上证报记者：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2018年下半年以来，您管理的产品出现在多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上，调仓换股也比较频繁，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冯柳：我之前持仓主要是港股，2018年下半年A股大跌后，有战略转移的想法，所以将资金陆续转向A股市场。由于基金的规模不小，要在很短时间里承接主仓位转移，就会面临同时买入几十只股票的情况，有点仓促，来不及精挑细选。事后来看，确实买了一些不太好的标的，导致战略选择对了但没有很好地落地，反而给2019年上半年投资制造了隐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9年二季度后陆续调整了持仓，一个个地去处理，慢慢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大家留下了调仓非常频繁的印象吧。其实主要是犯了错，那自然要去纠正。这次的经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强制给自己一个必须完成的要求，否则很容易被要求牵引而导致变形与迷失。越是紧迫的时候，越要从容，越要规范好每一个动作。 另外，由于我满仓换股的风格，会造成每当我有新主意的时候都得卖一点老股才能买入，所以会给人持仓变动频繁的印象。其实，我每一次操作都着眼于长期投资，无奈主意太多钱太少。另外，由于我很少调研，对有些信息的变动不能及时掌握，所以选择在赔率高的阶段去承担不确定性，但在股价已经部分演绎后，就需要更多假设以应对意外，由于我不紧密跟踪去消除这种意外，所以很容易在股价还会有很大表现前离开。 我的投资理念本来就是要勇于承担现实风险，同时要怯于面对理论风险，所以就会经常出现买了就跌、卖完了又涨的情况。但盈亏同源，因为放弃了这些，组合也就相对更稳健些。 上证报记者：您现在管理规模很大，不少持仓是中小市值公司，会否对市场造成扰动？你的选股会偏好于小市值公司吗？ 冯柳：我大部分持仓品种都是在公司遭遇利空或下行趋势时买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买到足够的量，有的公司我都买到临近举牌线了，但从开始买到建仓结束，通常只会波动10个点左右。价格是抢出来的，只要没人竞争，资金与筹码其实干扰不了市场。价格只是通过资金与筹码来反映，真正影响定价的是人心与情绪。 我不是风格型选手，对行业和市值大小都没有偏好，现在的持仓品种，市值从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乃至万亿元的都有。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有一只超过万亿元市值的大蓝筹一直是我前几大重仓股，只是大家在公开信息里看不到而已。小市值公司更容易进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而为外界所关注，实际上的持仓占比往往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加上披露出来的持仓品种是不完整的，有不少重仓股未被披露，所以参考价值不大，无需太过重视。 仅仅通过外部渠道来推算我管理的基金规模不是很准确，因为公开信息以外的持仓也是有一定规模的。 上证报记者：网上有很多人研究您的持仓，很多粉丝学习并模仿您的投资策略，您觉得“抄作业”这种方式可行吗？在您看来，学习运用您的策略，要注意哪些方面？很多人说看不懂您的持仓，原因是什么？ 冯柳：“抄作业”这种方式肯定行不通。毕竟大家看到的公开信息是延迟很久的，而且我是从一个组合以及流动性上综合考虑的，未必完全是个股逻辑，很多时候的增减操作可能只是应对临时的仓位或资金调动需求。并且我有多种打法，有的是投资模式，有的是碰运气模式，有的只是很简单，怕忘记就先买来再研究，更有的只是为了满足高仓位需求的填仓而已，非常随心所欲。因此，看不懂很正常，毕竟大家的出发点和需求不同。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积累不同，可以借鉴参考，但很多话是有语境和条件的，不能仅仅从直观上来理解。比如我说不太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都不看，基本的几个框架点还是要把握的，无非是尺度放得比较宽而已。并且，这种不研究是相对于资深的机构投资者来说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我还是个有价值信仰和基本商业判断力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市场观点才会更有效一些。 另外，逆向投资不是去找冷门股和垃圾股。我以前也常说要找高关注度低买入度的股票，意思就是要拥抱人群，到群众中去，和而不同就可以了。当然，有人会说我也买过很多冷门股，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冷门股和垃圾股，这是我视野不够宽广与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是需要弥补纠正的地方。我是一个有很强框架认识但知识积累很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因为知识与信息掌握不充分而产生扭曲，旁人照着我做的去模仿肯定是会有大问题的。很多人讲“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我不赞成这句话，因为对真诚的人来讲，“言”是反映内心的理想追求，“行”却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 上证报记者：对不少投资人来说，规模通常是业绩的敌人。随着管理基金规模的增加，您如何保持良好的业绩？接下来投资策略会如何进化？ 冯柳：其实，恰恰相反，规模是有助于保障业绩的持续和稳定的，市场中不乏“规模小更容易做”的说法，其实未必尽然。小资金对人的心性和运气要求更高，因为机会变多，诱惑也随之变多，更容易诱发出内心的贪婪与恐惧，也更容易陷入侥幸从而作出违背原则和纪律的事情。另外，在小规模的时候你面临的是存亡生死而不仅是荣辱盈亏，这是完全两种性质的压力，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和体会。此外，小资金的外部资源更少，更容易暴露自身能力的不足。 “规模小更容易做”往往是错觉或只是与某种特定打法适配而已。对逆向投资者来说，规模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体系的作用，避免运气不佳和情绪冲动的偶然性影响，更容易贯彻自身意图。就我来说，我没有感受到过规模对投资策略的影响。我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规模，明显感到，随着规模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轻松自如、更不担心意外了。在策略方面，就更没有感受到差别，几百亿元跟几十亿元甚至几个亿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多买一些股票而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机动仓位操作风格的人，没有利用过小规模的灵活性。我的工作强度也一直很低，产能始终有富余，经常处于想法多过资金的状态，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挺无聊的。这个市场这么大，没有觉得规模大会带来什么影响，虽然买卖的冲击成本提高了、业绩的弹性也降低了，但变得更稳定、更持续了，还降低了意外发生时造成的伤害。这很公平，有补偿就不能算损失，本来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追逐暴利的高波动，稳健持续自然更好。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规模的保护，我很可能会因为一两笔错误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是欢迎规模变大的，这也符合客户的长期利益。 上证报记者：在您持仓中，有一些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您没有买折价很多的港股，而是选择贵很多的A股，是如何考虑的？ 冯柳：每个市场有其风险偏好和运行机理，我很难去穷尽理解并阐述清楚，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与框架进行，不占市场的便宜是我的信仰。毕竟我不是来纠正宏观市场差异的，占便宜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这个对价也许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但因为它的隐蔽导致我不容易判断，所以就干脆不纠结它。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卖不同的价格不是很常见吗？为什么到了股市就不能接受呢？相对贵一点说明这个地方更能体现它的价值，这没什么毛病。况且从我过去的多次经历看，选贵的带来的回报反而更多。我很庆幸在这方面抵御住了低价诱惑而没有放弃自己的体系与原则。 上证报记者：过去几年来，市场经历了多次极端时刻。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您都在大幅调仓。您如何做到“不畏逆势，知止有定”，果断调仓？ 冯柳：我就把自己放到框架原则和常识里去，绝圣弃智，让环境推着我行动。谈不上勇敢和果断，就是顺其自然而已。不这样做可能才需要勇气吧，因为在人群之中是更恐惧的状态，它需要更加坚定和智慧判断。 上证报记者：您每次讲投资理念，经常会提到“不争、绝圣弃智”等道家哲理，您也曾表示受二十四史影响很大，在投资经历中它们是如何启发您的？ 冯柳：我读过很多年的古籍和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生与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和命运真的很重要。同样的事情，相同的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的却也可以有相似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判断是很微不足道的，要习惯把自己交给命运，要善于把自己托付给信仰和信念，有一个适应巨复杂体系的世界观，但也要找到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或人生观、价值观作依托，这样才不容易陷入焦虑、迷惑与自责之中。 上证报记者：不少投资人会为市场波动而焦虑，遇见风险会想尽办法从身边切割出去才会舒服。您说过，从做投资以来，并没有真正焦虑过。您如何做到与风险相伴而安然？支撑你免于焦虑的东西是什么？您很少接触外界，这是为什么？ 冯柳：市场波动时也会心情不好，只是没有达到焦虑的状态，这里涉及词义的界定。我认为，只有陷入了无法面对和解决的状态才能称之为焦虑，如果只是不愉快和情绪起伏但能很快意识到并解决，那只能说是情绪化。我是一个高度情绪化且不太有自制力的人。很多人以为我压力会很大，甚至有传闻讲还可能抑郁。那怎么可能，我一向是零压力，因为有问题发生就去解决掉它，不会有问题和情绪的积累。如果解决不掉呢？那更没有压力了，说明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已经不适合面对这个事情了。人没必要为自己配不上的事情而焦虑，如果你不配这个金钱与名声，那越早放弃越好，想得到和维持自己不应有的东西是很不明智的行为，这就是贪婪和恐惧。我们最绕不开的是自己，要善待自己，要令自己感到轻松、幸福、愉悦，为了某些并不本质和重要的方面去勉强，导致自己失去了喜乐，这就太想不开了，太执迷于物了。 现在大家对我评价很高，我否认就被说成是谦虚，但我身边亲友却是相反的评价。其实，无非是我更了解自己，知道客观的自己是怎样的，在拒绝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就会给人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吧。我工作不忙，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悠闲，接触外界一般在现有的熟人圈，公开场合就很少。偶尔会接到去做分享的邀请，这种情况一般会拒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都是依据常识在做，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就像一个人去讲课，如果总是去说1加1等于2之类的正确但无意义的话，那听众肯定会觉得极其无聊。你问到我可以回答，但是你让我说，我不愿意专门去说。 上证报记者：在您的操作中，我们感受到两点非常突出：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敢于全部托付给市场。但您强调自己是极度情绪化的人。我们感受到的您，和您的自我认知，差别为什么非常大？ 冯柳：这不矛盾，因为风险无处不在，你不想承担不代表就没有承担，无非是从看不见的风险转移到看得见的风险上去。对我来说，看见风险反而会更心安些。另外，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才不信任自己，转交由机制去行动。也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次情绪摇摆，我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失控、什么情况下不会，那就事先找到能让我情绪波动后还能恢复平静的力量后再去介入，这可以是基本面的强劲也可以是赔率上的补偿。就像很多影视剧里描绘的某些人含着泪告别家人去做一些很艰难痛苦的事一样，含着泪的痛苦那自然表明情绪上不想去，但机制或者信仰迫使你去。所以，情绪和行动是两码事，这就是机制以及信念和价值观的作用。 上证报记者：您经常提到淡化宏观，但从现实操作情况看，不管是2016年初的南下，还是2018年下半年的北上，您对宏观大局做到了前瞻取势，对市场的感知也很敏锐。您是如何感知市场的？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冯柳：我头脑里没有宏观的概念，当然不是说宏观对我没有影响，而是即便有影响我也处理不了，所以我不会去分析和判断环境，能少操心就少操心。但我只是淡化日常的判断，主要的方向还是会关注的。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投资生涯中对主要的风险和机遇区间的感知还是比较到位的，但这更多的来源于我不参与对这些的利用和把握，就更容易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否则你的心可能会随着得失对错而剧烈摆动。这就是个测不准的市场，你参与了就不容易看清楚，你不参与看清楚又没什么帮助。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应对而不是预判，让风险与机遇推动着你去前行，而不是你去无限地追逐，该去哪该怎么换都是被动应对，不去操太多心。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于受访当时的分析、推测与判断，所依据信息和资料来源于公开渠道，并含有前瞻性陈述，不保证其准确性、充足性或完整性，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广告、销售要约，或交易任何证券、基金或投资产品的建议。本内容中引用的任何实体、品牌、商品等仅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使用，不代表受访者及其所在机构的投资实例。）
作为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一位的服装行业，疫情期间线下销售萎缩，而直播带货开辟了网上购物的新赛道，也为服装行业线上业务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在近期新品发布会中，红豆股份总经理周宏江首次尝试直播带货。红豆股份品牌部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此次疫情影响，零售行业的销售节奏普遍被打乱，对于服装行业而言，线下销售受挫，线下门店的线上业务开展迎来了窗口期。” 直播带货为服装零售企业提供了疫情下的发展新渠道，在后疫情时代，直播带货是否会持续火爆？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高级分析师莫岱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直播经济正在‘二次爆发’成为新增长点，直播将成为电商、品牌、商家等的‘标配’，直播渗透率在快速提升。”记者也实地走访了一些中小服装店家，对目前火热的直播带货提出了新的思考。 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在疫情的冲击下，传统服装零售行业线下销售萎缩，实体店的销售业绩占比甚至仅有非疫情期间的个位数，不少服装品牌选择线上营销进行“自救”。 除了近期红豆股份总经理周宏江下场直播外，另一服装品牌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早前也上线朋友圈带货，副董事长李寒穷上镜直播。与此同时，服装企业与平台人气主播联手带货，在直播经济异常火热的趋势下，服装企业的销售状态逐渐回温。 红豆股份品牌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为迅速适应新的经济现实并在未来蓬勃发展，红豆股份积极转变，充分利用直播带货的形式推动数字化转型，助力疫情下的‘闯关’。” 近期红豆股份开展的“第四代红豆3D高弹裤”新品直播发布、10小时直播PK赛、红豆男装Mr.Real·真我旗舰系列新品发布等营销活动，直播观看量、成交额都实现了较好的同比增长，直播观看量最高突破108万，首场直播PK赛与上周相比成交额增长200%。红豆股份总经理周宏江在新品发布会中首次尝试直播带货，更是吸引了大批量的粉丝。 莫岱青表示，“服装品牌进入直播间，也体现了品牌加速数字化，进一步接触消费者的决心。对于服装品牌来说直播是又多了一个提升品牌形象、知名度及从创收的渠道，也能够享受到直播带来的一定红利，更重要的是提供好的商品、服务、体验给消费者。” 记者近日走访了一些中小服装店，一位服装店主张春（化名）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广场都是处于封锁阶段，线下顾客基本没有，一星期最多也就开出1000元的单子，还都是老顾客线上预定。” 张春无奈地告诉记者，“没办法了，房租水电都是固定费用，库存也一直积压在那里，只能转变销售思路，转向直播卖货了。” 莫岱青告诉记者，“电商在内的数字经济对实体零售业不仅起到转移、冲击和颠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刺激与引领作用。疫情期间，直播带货再次被催化，充分体现了‘新基建’倡导的数字化经济价值。” 直播电商快速崛起 目前，直播平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淘宝、京东、拼多多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平台，一类是抖音、快手为代表的内容平台。 国元证券分析师李典表示，“直播电商成为电商和内容互相渗透的重要模式，双方都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直播电商快速崛起，2019年直播电商的规模预计达到4338亿，同比增速达到226%，2020年预计至少翻倍。” 在李典看来，直播电商下，转化链路非常短，短时间内即完成“种草”到“拔草”的闭环。从主播讲解到用户下单购买往往仅需几分钟时间，叠加主播话术和“套路”，容易形成冲动购买。转化率上，顶级网红电商直播的购买转化率可达到20%，而社交电商为6-10%，传统电商仅为0.37%。 从服装零售企业来看，服装品牌太平鸟与主播薇娅和李佳琦均有合作，红豆股份与人气主播隔壁大表哥、时尚博主萌叔小熊猫都进行了直播领域的合作，雅戈尔也与明星品牌大使进行了直播合作。 记者了解到，在公域流量平台，直播还是以头部主播为主，短时间内可以大量出货；在私域流量平台，比如淘宝传统电商的品牌直播，抖音、快手为代表的平台品牌直播，更多地作为服装企业的一个日销场景。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红需要支付相关费用、同时网红费用往往也会和业绩挂钩，而商家自己带货，不需要额外付费，但是带货业绩也会因为号召力而不同。” 在莫岱青看来，“品牌商家直播带货本身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不同于主播，他们对自己公司的产品各方面更加清楚，能够清晰的传递给消费者。他们也都带来了性价比高的产品，将优惠反馈给消费者。”从红豆股份、雅戈尔、太平鸟的直播情况来看，无论是公域流量平台，还是私域流量平台，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火热之下仍存挑战 直播带货虽然火热，但其低门槛的并不能迅速改变当下实体店的困境。记者在走访中小服装店中发现，数月前这些店主还在尝试直播，目前仅有数家店主选择自己直播卖货。 服装店主吴姿（化名）告诉记者，“年初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直播带货，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粉丝数量上不来，直播基本没啥热度，现在衣服还是在靠实体销售，不少店主都放弃直播了。”目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服装店的线下业务较年初也出现了一些好转。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吴姿主要侧重于私域流量平台，记者从吴姿的抖音直播间看到，其线上直播观看人数并不多，近期线上并没有成交量。“这个直播号从年初开始做，现在粉丝从当初的不到100才涨到快2000，吸粉和留粉还是挺难的。没有粉丝基础，线上卖货就很难。”吴姿感慨道。 红豆股份品牌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直播带货的门槛看似不高，但想要吸引用户、留住用户，需要打造专业化团队，创新多样的直播形式，全面开展直播业务，才能在同质化的直播环境中脱颖而出。” 沈萌则认为，中小品牌也可以利用直播带货，但是需要先找准自己的定位以及潜在客户群体，再有针对性进行直播带货。 谈及后疫情时代直播经济的后续发展，沈萌则称，“直播在疫情期间得到推动，但影响的只是这种模式发展的速率，并不会改变直播带货发展的趋势，而且在疫情发生前，直播带货已经蔚然成风。”（编辑 白宝玉）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5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港股00762)研究院院长张云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时告诉记者。 张云勇援引数据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截至2020年2月底，5G基站开通16万个，有50个城市开启大规模商用，5G用户数量达到1300万。 在张云勇看来，5G最好频段在中国，未来中国广电参与5G建设的形式更多是与三大运营商合作，为三大运营商赋能，共享优质的700MHz频段以及4.9GHz频段资源。 张云勇对记者透露：“5G一直具备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我们已经在全国几十个省市去做了大量的外场测试和场景对接，我们运营商也顺势而为推出了5G资费套餐。在近几个月中，我们对接了数百个灯塔项目。” “不过5G商用的场景还可以越来越细，我们的网络覆盖深度也可以越做越广、越做越深。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或许还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张云勇谈道，“更多的5G商用场景将体现在低时延、广链接上，每平方公里连接用户数将达到100万，实现真正的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万物互联。” 5G的价值还在于赋能产业，将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创造和激发就业。 张云勇告诉记者，预计2020年至2025年，5G可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2万亿元，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同时，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5万亿元的终端消费。到2025年，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增加更多的新型就业机会。 “随着5G进入全面应用，智能驾驶、远程驾驶、远程医疗就能够实现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张云勇告诉记者，“同时5G还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数字型政府、智慧型政府、流程型政府，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 在当下阶段，5G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资金问题。 “去年6月份工信部正式颁发5G牌照开启5G元年，接下来的一年，我们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张云勇谈道，当下环境又对5G提出了新的发展需求，“5G要建立一张庞大的网络，大致需要1000万个基站，需要两万亿元资金，这个资金对于我们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而言是非常庞大的。” 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已陆续推出5G网络资费套餐。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三大运营商公布的5G套餐起步价格分别为128元、129元以及129元，这个价格也被部分消费者认为过高。 “我国整个移动网络的流量价格放在全球来看是非常低的，现在每1G流量的价格只有3块钱左右。”张云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全球范围内，5G月套餐价格高达数百数千元的流量资费套餐比比皆是。目前来看，我国5G套餐的价格是在提质增效降费的背景下出台的，129元的价格仅能勉强覆盖基站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电费成本以及人力成本。” 张云勇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呼吁，在5G建设关键期，面临运营商投入巨大且资金回收周期长、5G商业模式不清晰、与垂直行业深度融合模式有待优化等诸多挑战，国家需加大对5G战略支持，加快推动5G发展政策落地。 “我们呼吁加大开放5G新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提高投资有效性。”张云勇表示，从国家宏观层面需给予更多财税、产业政策支持、优化考核、推动产学研联合、培育5G新生态。给予运营商企业更多的税收、融资等配套政策支持，推动针对运营商5G投资和运维经营的税收优惠等。 “5G一直在进行快速建设高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诸多挑战。我们一起来努力。”张云勇如是说。
每经记者 李彪 现场报道 5月21日21时40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由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新闻发布会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即大会新闻发言人、主持人均在人民大会堂的主会场，而记者们则集中在梅地亚中心的第二会场，“隔屏”对话。 梅地亚中心第二会场上的大屏幕 每经记者 李彪 摄 20时左右，梅地亚中心，第二会场大门缓缓打开，一块几乎覆盖整面墙的大屏幕上正播放高清宣传片，两侧各有一块较小的高清屏幕，三块屏幕十分吸引眼球。 随着发布会正式开始的时间逐渐临近，记者们陆续回到座位，有人开始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有的记者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他们在写什么？ 一名正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的记者笑着说，这场发布会很有纪念意义，自己想多写下几个问题，如果有幸获得提问的机会，正好有备无患。 作为一名财经媒体记者，我最想在发布会上提问有关经济的问题，想知道发言人对今年经济发展形势的看法。 交流时，另一名记者饶有兴致地凑过来说，经济发展很重要，与疫情相关的立法情况，他会更关心，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21时40分，“媒体朋友们，大家好！”随着主持人的一句问候，这场备受期待的发布会正式开始。 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隔屏”问答 每经记者 李彪 摄 虽然没有做到记者与大会新闻发言人的面对面，但隔着一面屏幕，恰似“网友”之间的彼此问答依旧听得非常清晰、通畅。记者隔着屏幕举手，主持人隔着屏幕点人，发言人隔着屏幕回答记者的提问，现场画面流畅，声音效果真实，仿佛就是面对面一般。 我曾参加过多次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不过在会场上，并没有明显感觉到此次发布会与以往同类会议在效果上有何差异。 在发言人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这场历时近一个小时的特殊发布会宣告结束，民法典、公共卫生相关法律、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大会新闻发言人张业遂都给出了清晰明确的解答。 会后，很多记者并没有立即离开，还隔着屏幕频频向大会发言人挥手。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记者李彪摄 全球新型肺炎疫情实时查询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大多数电影院被迫停业至今。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按照相关技术指南，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开放影剧院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这让影院从业者看到了希望。 随着复业日期临近，影院目前准备工作进展如何？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上海市内多家电影院。目前，部分影院已开始进行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但也有不少影院尚无复工迹象。 “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正式的恢复营业通知，等明确了一定会及时向市场发布，现在消杀等准备工作肯定会做的。”上海电影(行情601595,诊股)一名高管告诉记者。万达电影(行情002739,诊股)此前也对记者表示，将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在确保观众及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制定恢复营业的相关安排。 “首先遵守政策是一个原则问题，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影院应该遵守政策，按照规定执行。”深圳市龙华区一影院总经理张斌表示，“现在影城开起来后没有片源，而且需要一段时间重塑消费信心。这些因素影响下，能坐满50%已经很难得了，甚至是奢望。” “估计恢复营业应该快了” 万达影城上海周浦万达广场店，是上海票房较高的影院之一。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19年该影城票房达2939万元，在上海所有影院中排名第十二。 疫情期间，该影城曾在商场内设摊位，销售爆米花、薯片等零食。5月18日，证券时报记者到达该影城时，影城门窗紧闭，无员工办公。透过栅栏铁门可以看到，影城内门窗、地板上都有厚厚的灰尘，尚无复业迹象。 位于浦东新区的中影星美国际影城康桥店、万达影城成山路店情况相似。记者到达时，两家门店内均无人值守，所有灯光未开，机器设备等摆放凌乱。万达影城成山路店门口张贴的公告显示，该影城自1月24日停业至今。记者陆续拨打万达影城、中影星美等多家影院客服电话，但处于暂停服务或无人接听状态。 影院开始大规模停业时，恰逢春节档即将启幕，影院热门影片的拷贝、宣传资料等均已准备到位。记者看到，目前多家影院门口仍摆放着1月份制作的《唐人街探案3》、《紧急救援》、《囧妈》等春节档热门影片的巨幅宣传海报、宣传册。 不过，也有影城已在进行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商场内的幸福蓝海(行情300528,诊股)影城，记者看到，虽然该影城大门仍然紧闭，但店内已灯火通明，部分员工正在进行清洁等准备工作。记者采访期间，不时遇到打算前来观影的观众。 由于具体复业日期未知，现阶段影院能做的主要还是放映前的清洁、预防性消毒、通风换气等防疫工作。 “我们目前已经在全面做准备了，主要是把防疫措施安排到位，做好消杀工作，还有放映机器的维护等，同时我们的会员营销活动也在推进。等接到通知我们就可以开业了，估计恢复营业应该快了。”幸福蓝海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底、3月初曾有小部分影院短暂恢复营业，CGV影城上海复地活力城店就是其中之一。 该影城门口张贴的一张时间为3月1日的公告称，恢复营业后影城将实施体温检测，控制上座率在50%左右，并实施隔座观影等防疫措施。记者到达时，该影城仍大门紧闭，无复业迹象。 “我们现在还没收到恢复营业的消息，员工都还在家里蹲着，停了100多天了。”张斌对记者表示，“还是再耐心等等吧，也许这两天就有消息了。” “大家就是想先开起来” 影城恢复营业，对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恢复营业并不等于经营恢复。当前情况下，复业后的影城经营状况会如何，谁都没有把握。 5月11日，文化和旅游部召开的会议强调，营业性演出场所开业上座率不超过最大核载量的30%，互联网上网场所和娱乐场所不超过最大核载量的50%。 事实上，我国电影院的整体上座率已持续多年走低。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国内影院上座率从2015年的17.4%持续下跌至2019年的10.9%。如今，通常只有爆款电影上映、节假日等情况下，影院才会出现满座景象。 “现在大家就是想先开起来，开业时间迟迟不定，对于企业和从业者都不是好事。”张斌认为，影院目前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只有慢慢运转起来，行业才能逐步恢复。至于上座率，并不是目前最值得考虑的因素。 影院复业后，片源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目前，春节档期备受关注的影片均未公布具体上映时间，1月底上映的影片密钥又已到期。对影院来说，复映旧影片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早在3月，中影股份就已公告，提供《中国合伙人》、《战狼2》、《流浪地球》等已上映电影拷贝。这些电影的分账比例均为0%：100%，即发行方和片方不分账，电影院可获得全部放映收益。 此外，还有多部国内外知名影片宣布将参与复映。不过，复映只是一时之策，到底能吸引多少观众尚无法得知。 “现在影院没有片源，就算开了也是无电影可放。所以电影院这次恢复营业，需要上下游一起动，才算是真正的复业。”张斌对记者表示。 自救：影院经理走进直播间 影院长时间关闭，必然面临严重损失。为了减少损失，多数影院采取了线下关闭、线上营业的方式。 零食饮料等是影院重要的收入来源。停业期间，多数影院仍保留网上销售渠道，主要销售爆米花、饮料等食品兑换券，在影院恢复营业后可正常兑换。不过，多数影院的销售页面数据显示，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为了提前锁定观众，多数影院的会员卡、优惠券也在正常销售。部分影院还推出优惠力度较大的观影套餐，对于持有各类会员卡、优惠券、兑换券的用户，各大影城也基本推出延期政策。如万达电影日前宣布，将6月30日前到期的全国电影兑换券、万达联名会员卡有效期统一延长至9月30日；前期已延期至6月30日的地区电影兑换券，有效期延至今年12月31日。 疫情期间，还有不少影院开始通过抖音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商品。 4月以来，万达影城旗下多地电影院在抖音开展直播活动。“五一”假期至今，大地影院也组织旗下影城经理集体和主播一起进行直播。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主要是各类电影衍生品、公仔手办、小吃、签名海报以及电影票等。 大地影院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目前直播活动还在持续进行。相对于单纯的销售商品，直播带货的效果明显更好。
在多地警方加大力度打击下，“四方支付”行业沉疴再次引发关注。据官方披露，近期，多地警方成功打掉多个涉非法经营“第四方支付平台”的犯罪团伙。当前，四方支付一方面因可满足多种收付款方式成为线下商户“宠儿”，但另一方面又因涉洗钱等非法业务成为警方严打对象。这个鱼龙混杂的市场，背后有何黑色产业链？为何频频涉洗钱违法业务？未来又将如何规范？北京商报记者经过多日调查，试图挖出背后产业链。 门槛较低 仅需上千元 所谓四方支付，又称聚合支付，主要从事聚合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行及其他服务商等接口，对外提供综合支付结算业务。警方披露，四方支付是目前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团伙套取、漂白非法资金的所谓“绿色通道”。在通过大量购买空壳公司或用员工个人信息注册“第三方支付”账号后，不法分子再搭建网络平台，用这些账号来收取客户资金，承担相关黑灰利益链条的资金结算工作。 参与聚合支付需要哪些条件？搭建一个四方支付平台门槛有多高？又是如何运作？ 多方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与第三方支付相比，四方支付的行业进入门槛几乎为零。具体表现在，技术方面，不需要POS机等硬件，仅需搭建一个系统即可，技术门槛极低；此外准入方面，没有牌照许可限制，只要能接入支付通道即可进行。 “四方支付平台虽然说是一个平台，但也不乏有人单枪匹马在做。”四方支付行业从业者林科（化名）如是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若想参与四方支付市场，一般会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开发一套四方支付系统，自己做服务商寻找上下游渠道；此外则是从事四方支付代理，以加盟四方支付平台的形式层层发展，从中抽成。 北京商报记者以购买四方支付平台的名义向一家技术搭建商进行咨询，对方回应称可以提供所有系统开发、平台搭建等技术资源，将四方支付平台搭建起来，一条龙服务的报价为10万元。此外，另一位从业者则告诉记者，四方支付主要涉及到支付通道接入、H5跳转、充值提现等技术手段，整套购买完成平台搭建仅需上千元。 北京商报记者在一家交易平台上体验发现，搜索四方支付有关交易，价格在30-38000元不等，30元销售产品为2020版四方支付源码，系统可自适应手机版支持代付功能多级分销代理，支持多家支付机构官方接口；而38000元产品则包括四方支付平台总后台、商户后台、码商后台、代理后台、服务商后台等多个系统功能。 林科称，事实上，一家四方支付平台要想活得好，核心并不在技术，关键还在于手里攥了多少“出入金”渠道。除了银行、支付机构旗下平台外，目前大部分四方支付平台没有牌照，因此大都是定位为三方支付的收单外包机构，主要通过层层挂靠的方式进行，其中，手续费分润和补贴是重要的收入构成。 暴利引诱 费率最高30% 尽管警方多次严打，但不少四方支付平台依旧顶风作案，其原因一是源于低门槛，二则受高利润驱使，及试图通过花样套路躲避追责的侥幸心理。 林科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如果有洗钱客户收款需要，四方支付平台一般会提前告知支付通道类型，以及不同通道收取的点数（费率）、单笔限额、放量时间、下发时间、结算周期等。他进一步指出，目前，根据不同业务和不同支付通道，一般放量时间和具体金额不一，收取的费率也不尽相同，大部分通道收取的费率在2.2%-3.8%不等，但也有一些高风险业务收取费率高达近30个点。 当谈及如何逃避警方追责风险时，另一从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四方支付平台要规避洗钱风险，可以多找一些承兑商帮忙收款，多‘洗’几遍后，被查风险会大概率降低，哪怕被举报，也查不到你的账号，哪怕被查到，可以把风险转嫁给其他人”。 所谓承兑商，其实就是虚构的商户，主要承担着为非法业务收款的角色，以赌博、色情网站为例，当玩家进行“下注”或充值后，收款方一般不会直接转入商家账户，而是由承兑商进行收款，交易类型也通常会用商品、话费类充值卡等进行伪装。 值得注意的是，承兑商们的钱，如何流转到赌博平台、诈骗分子手上？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目前，有推手在多个社交平台发布关于某支付机构的渠道项目，记者体验发现，此项赚钱项目为话费卡转卖，操作方式是：在推手方购买话费充值卡后，选择支付平台兑现，通过买卡、卖卡等方式赚取差价，例如一张100元的话费充值卡，买卡成本仅为90元，差价可达10元。 警方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有犯罪团伙通过开发“跑分”网络平台（利用支付渠道，为别人进行代收款，随后赚取佣金）吸纳会员，形成“码农-码商-代理-平台-支付通道-盘口”资金流转闭环路径，再利用“第四方支付”为境外赌博网站等非法商户提供资金支付通道，以赚取佣金获利。其中，犯罪分子鼓吹“跑分”兼职来钱快回报高，吸引了不少“80后”和“90后”年轻人投身其中，涉及人员上千人，社会危害及引发的次生危害极大。 管控缺位 支付机构失责 “目前确实有不少非法四方支付平台涉及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就是通过非法资金结算为其他违法犯罪提供服务。”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指出，除了参与门槛极低、能提供多种支付便捷接口外，四方支付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管控不到位等。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同样称，当前，“第四方支付”主要以“挂靠”支付机构的方式，在没有支付结算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常被犯罪分子用于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非法用途，成为网络黑产犯罪链条中的支付环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脱离监管，被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所利用。 目前，多家支付机构线下业务推广方面主要采用代理模式，在多级分销下，支付机构对代理商的准入及交易管控并不严格。例如，一家支付机构一级代理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要成为二级代理要求并不高，只要有身份证、交一定押金就可以参与，当被问及一些灰色业务是否可以接入时，对方回应称“可以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分析人士指出，四方支付乱象频出，确实与三方支付平台管控脱不开关系。一方面，多数中小支付机构盈利空间缩小，为了活下去有意或无意触碰一些如违规收单、违规转接支付接口等灰色地带，这给了很多四方支付为“洗钱”提供通道的机会。 另从客观角度来看，许多支付公司将收单业务转交给代理商，不管是对客户还是特约商户，若在合作时审核不严，难免会有犯罪分子组建或虚构商户甚至盗用他人身份等方式进入系统，行一些犯罪违法之事。 提高准入 加大整顿力度 四方支付市场鱼龙混杂，一方面，不少不法平台在暴利诱惑下沦为洗钱“帮凶”，但另一方面，也不乏接入实体场景，踏实做正规业务的机构。 正如易观支付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指出，近年来，不少互联网巨头公司相继投资或收购四方支付行业，且多家商业银行也都开展了自身四方支付业务，前有同行业竞争，后有互联网巨头公司和商业银行追逐，四方支付企业生存变得更为艰难。此外，叠加疫情因素影响，四方支付领域灰色业务也呈现抬头之势。 在王蓬博看来，四方支付有存在价值，但仍需要进一步严格规范，要提高准入门槛，在细节要求上，对四方支付应同对待三方支付一样严格。 “要解决四方支付的乱，必须了解四方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差’。” CTOA联席主席、互联网技术百人会理事长陈斌同样称，原则上来说，四方支付主要负责把不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交易收进来，再分发给各支付公司，基本上是个信息流的转接平台，不涉及资金结算。而目前存在的四方支付乱象，主要乱在四方支付公司逾越了界限，也是不甘寂寞追逐更高利润的结果。 乱象之下，后期四方支付乱象如何规范？李亚指出，一方面，第四方支付作为电子支付及其增值服务的技术提供商，应该回归技术服务的本位；另一方面，需加强监管，提高对第三方支付、第四方支付平台违法行为震慑力，细化犯罪构成要件及处罚措施；此外，还需完善立法、落实合规，从法律层面明确个人开设账户并出让的行为认定，第三方支付平台要建立自身的合规管理体系。 苏筱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根据近半年动态来看，加快收单外包机构的直接备案管理将是一个重要趋势。她建议，一方面，可加快条码互通工作的建设，推动各方的标准统一；另一方面，需加大对聚合支付涉非法业务的整顿力度，树立一批重大典型，以杜绝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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