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并不容易。 因为在一个转轨国家，制度性、结构性变量往往成为主导力量。再加上中小银行往往是地方法人银行，因此还要叠加考虑复杂的央地关系——类似欧元区国家的“货币集权、财政分权”，货币由中央银行管控，但地方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一旦中小银行与地方政府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也会产生一个与欧债类似的债务过度膨胀逻辑：在预算和风险软约束下，产生内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冲动，造成不对称的过度风险累积。 因为，公司治理层面缺乏清晰的产权归属和制衡结构，导致了业务层面的财政金融化或金融财政化。在潜在的政策博弈中则表现为：层层依赖更高级信用的宏观刚兑。 这是2016年金融严监管之前，中小银行表内外资产负债表“大跃进”的主导逻辑。中央和监管层当然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与长期以来对地方债务的约束和规范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严监管运动就此开始，直接改变了中小银行的生态。 进入2017年之后，银行业的经营就开始发生严重分化。监管部门对违法金融资本的全面清算开始，包商银行被接管以及同业间部分打破刚兑（5000万以上不全额偿付本息）是一个里程碑事件。2020年疫情发生后，这种分化更加严重。包商银行破产清算，监管层一定看到了令人心惊的敞口损失。可以说，包商银行并非个例，一个金融产业周期的清算才刚刚开始。 2018年之后，中国开始与世界一起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区域性中小银行来说，过于宏大的变局并没有产生切肤之感，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无非是三个： 一是监管变局，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严监管一直持续至今，后资管新规时代中小银行如何生存，这是一个基本的命题。 二是经济变局，经济增速不断下移，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分化，很多地方除了当地的基建和房地产项目，似乎没有自己风控范围内的合意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辟新业务？ 三是债务变局，过去的债务周期似乎处于强弩之末，地方政府在不断注册“投资开放公司”之后，似乎也越来越缺乏合规的债务融资主体，一个需要不断偿付利息和本金的紧缩周期似乎正在来临，更不用说不断上升的不良率。2020年疫情发生后的上半年，虽然银行取得了与实体经济负增长严重不协调的经营业绩，但之后半年或一年的压力可能会非常严峻，足以抵消这本年或一年的“辉煌业绩”。目前，已经有很多小银行处于生存和死亡的边缘。 从中微观视角审视，银行作为金融企业，虽然有自身的特殊之处，比如是经营风险和高杠杆的企业，比如个体风险的向外溢出，所谓的负的外部性，但是基本的产业规律还是要遵守。 从银行的生产函数来看，驱动银行营收增长的要素无非就是三个： 规模*利差+中收。 客观来说，真实的中间收入暂时可以忽略不计（太多的假中收）。那么营收就可以简化为“规模*利差”。在这个公式下，银行的产业周期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利率市场化之前，依靠利率管制和牌照红利赚取高利差的阶段。 二是利率市场化实质性推进，尤其是地方债务约束放松和大资管监管放松后的几年，利差不断收窄，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战白热化，于是只能依靠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表内扩张受到监管约束后就扩大表外。 同所有产业周期一样，经历过繁华期，就要忍受衰落期。而衰落也不是全面和绝对的，总是有结构性的分化。毫无疑问，就现在不断降低的经济增速和疫情冲击造成的本能性通缩来说，整个金融产业的产能是严重过剩了（实体缺乏信贷需求、资产价格停滞、抵押品越来越稀缺等）。 当然，虽然实际信用很难有效扩张，但政府可控的基础货币供给却是可以持续宽松的，一个新的宏观资产负债表周期开始来临，但绝不是如此粗放的规模扩张。再加上双循环经济体系的重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迁，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货币数字化的广泛普及与数字货币化的深度挖掘，在大部分中小银行被淘汰（主要表现为僵而不死）的同时，会有部分优秀的银行胜出。这些在宏观大变局与金融产业周期末端胜出的中小银行至少具备以下结构性特征： 1，客户结构合理。根据经典的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原理，借贷资本的利润和生存根基来自产业资本增值的那部分，这也是监管层持续呼吁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大的结构约束下，过去资产负债大跃进时期，或许小银行可以依赖大客户，可以为了节约营销和运维成本过度提高客户集中度。但是，在宏观大变局和金融周期末端，“小银行+大客户”错配的银行，很容易走向衰落。即使这些大客户是地方政府。我们可以看看当前被清算和即将被清算的中小银行，是不是都是这个客户结构（很多与“大客户”有着严重的关联交易）。 2，资产负债结构合理。优秀的中小银行首先应该有一张稳健的资产负债表，这张表要全面满足监管趋势，尤其是与资管新规的精神保持一致。其次要满足市场要求，通过足够数量的粘性客户占有牢固的核心资产和核心负债，构建良性的“资本（盈利公积）-资产（收益率与营收）-资金（流动性）”价值链闭环，形成内生的价值创造能力。与此相对的，则是依赖同业等交易性批发资金的中小银行，在宏观大变局和金融衰退周期，即使不发生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也会因为高企的负债成本而逐渐走向亏损（利率倒挂）。 3，要素结构合理。银行生产函数里，投入的要素通俗的说，就是“人、财、物”。人，是指管理人员和员工；财，是指可以生息的货币或信贷资产；物，是各地的网点和支撑银行运营的各类IT系统。上面已经提到了，过去银行在利差和牌照的保护下，主要依靠“财”的规模和利差来生存发展。在金融周期末端，金融产能过剩和竞争白热化的局势下，中小银行已经无法再与大银行拼资产规模（财）和打价格战，只能依靠人才和科技的力量。尤其是信息科技和数字化运营，卓越的、有远见的中小银行，应该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通过与金融科技和数字产业的充分融合，提高获客能力和降低运营成本，摆脱对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过度依赖，转而依靠由科技和数字化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这，最终比拼的则是能否构建起与金融科技和数字产业文化相匹配的敏捷性组织。 总之，宏观大变局已经改变中小银行的生存环境，金融产业周期正在改变中小银行的生存逻辑。依靠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的中小银行将是结构主义胜出的时代。如果结构不合理，规模将成为一种累赘——无论是利差倒挂还是不良资产，都将是对上一个粗放周期的清算和惩罚。而那些能够充分抓住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红利率先做出变革的中小银行，则是这个大变局时代的胜出者。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图1 自1970年以来中国和世界全球化指数变化趋势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
今年上半年，全球遭受百年未遇的疫情冲击，金融需要以超常力度支持小微企业稳定发展。目前，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方案进展情况如何？金融业对外开放落实进展怎样？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很快，会不会给金融业增加很大风险？ 近日，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对上述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接受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目前各省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当务之急是要配合地方政府摸清风险底数、组织清产核资并据此“一行一策”制定实施方案。监管支持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多种市场化途径引进投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同时，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认购中小银行可转换债券等合格资本工具，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夯实发展基础。 问题一：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很快，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8.4%，五家大型银行较年初增长34.6%，这是在其他国家都看不到的速度，会不会增加很大风险？ 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可持续均衡发展。金融部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持续加大对小微、三农等薄弱领域支持力度，推动普惠金融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今年上半年遭受百年未遇的疫情冲击，金融必须以超常力度支持小微企业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银保监会注重引导各类银行保险机构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开展普惠金融业务。越来越多的机构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服务质效和风险管控同步提高。中小银行利用贴近社区贴近企业的优势，努力深耕细作，互联网银行的数字化信贷为上千万户企业提供流动资金。国有大型银行在资金、网点、技术和客户等方面有良好基础，发展普惠金融也能形成其独特优势。特别重要的是，一些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改进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在普惠金融领域既有效挖掘了潜在需求，又明显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如今年3月，建设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成功突破万亿元，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这在传统模式下是难以实现的。到6月末，全国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速28.4%，较各项贷款高15.3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94%，较2019年全年平均利率下降0.76个百分点。 截至6月30日，不良普惠小微贷款余额0.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9.25%，不良率2.99%，较各项贷款不良率高0.88个百分点。目前的不良率水平，已接近原来设定的容忍限度。但是，考虑新冠疫情是世纪性灾难，经济完全恢复正常，仍需金融做出更大贡献。保企业、稳就业也就是保银行、稳金融。所以近期的金融风险 成本上升，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金融系统感到很有信心的是，目前普惠金融不仅取得量的提升，也获得质的飞越。通过改革开放、科技赋能和加强管理，普惠金融正逐步实现精准滴灌，信用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 问题二：上半年，银保监会联合五部委下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很多地方已着手具体实施，请问目前进展情况如何？ 答：经国务院批准，上半年，六部委联合印发了《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目前各省市的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之中。监管部门主要是发挥专业指导作用，具体有几个方面： 一是配合地方政府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补充资本和化解风险的实施方案。根据要求，各地要将落实地方党的领导责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责任和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管理部门承担监管责任。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摸清风险底数、组织清产核资并据此“一行一策”制定实施方案。二是支持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多种市场化途径引进投资，增强中小银行资本实力。同时，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认购中小银行可转换债券等合格资本工具，帮助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夯实发展基础。三是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同时强化股权管理，依法清退问题股东，特别要加强新进入股东的资质审查。强化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严把行业准入关。建立健全透明高效、相互制衡、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机制。严防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四是坚守市场定位。督导中小银行切实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坚决扭转盲目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模式。引导深耕本地、下沉服务、不跨区域，严格限制通过贷款、投资、同业、非标等业务向外扩张。同时，注重维护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完整性，尤其要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五是加快廉洁金融文化建设。树立审慎稳健经营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合规意识，加大金融反腐力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 问题三：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万亿元，同比下降9.4%，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5.86个百分点。虽然净利润有所下降，但行业整体运行平稳，发展基础更加坚实。6月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142.4%，拨备覆盖率182.4%，资本充足率14.21%，主要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银行业净利润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持续向实体经济让利。今年以来，银行保险机构统筹兼顾近期和长远利益，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财务重组和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前7个月已向实体经济让利8700多亿元。二是不良处置和拨备计提力度加大。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以更有力度的举措，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在稳增长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各项工作。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银行系统计划全年处置不良资产3.4万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1.1万亿元。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 问题四：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银保监会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有哪些安排？ 答：今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银保监会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尽管遭遇疫情冲击，我们坚持主动作为，及时制定采取有效措施，稳步推进金融扶贫工作。银保监会与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通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安排。我们研究细化2020年扶贫工作重点任务，将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银行业保险业定点扶贫、抵御洪涝灾害和支持灾后重建等工作引向深入。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融扶贫工作成效明显。截至6月末，全国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00多亿元。334 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全国贷款平均增速3.73个百分点。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4735.4亿元，惠及全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1/3 以上。83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6%。农业保险向43.8万户贫困户支付保障赔款6.1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金融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向未摘帽贫困县加大金融资源投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推动金融支持和产业扶贫融合；开展金融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确保扶贫惠民措施精准落地。 问题五：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银保监会陆续出台几十项对外开放措施，请问目前落实进展如何？ 答：近年来，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决策部署，2018年以来陆续出台了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目前相关法规制度修订基本完成，同时，监管流程也不断完善，审批速度大大加快。外资在华新设机构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一批专业化特色机构纷纷落地。 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其中包括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和理财公司。今年上半年又有来自世界各地多家知名优质的外资银行保险机构获准批设。例如，美国贝莱德金融管理公司与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新加坡淡马锡旗下富登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合资筹建由外资控股的贝莱德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美国安达保险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至46.2%，成为其最大股东；中法合资、中澳合资和中英合资的3家外资保险公司也分别下设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自韩国的大韩再保险在华设立了再保险分公司。目前还有一些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外资机构正在开展市场调研，有的已明确了扩大在华业务的计划，有的已递交了开设机构的初步申请。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将会有更多的外资机构参与到我国金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有生力量。 银保监会将坚定不移地履行开放承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继续稳步提升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改进完善监管方式方法，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问题六：最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有海外媒体认为可能影响所涉相关金融服务。请问银保监会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美方有关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香港的经济、金融活动由特区政府管辖，任何外国政府无权插手。 长期以来，美国经常滥用所谓“长臂管辖”，利用金融霸权搞所谓“单边制裁”。美方将国内法凌驾国际法之上，对金融机构正常开展业务横加干涉，不仅缺乏法律效力，也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中国解放已经70多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0多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使用过去强权政治的把戏欺侮中国人民，那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彻底失败。香港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涉及到许多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各国金融机构，包括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都在香港有业务联系和商业存在。美方做出任何有损香港金融稳定的动作，都不仅是与中国人民故意为敌，而且也是与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存心做对。美国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最主要参与者，也是最大受益人，奉劝美国政府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我们始终相信，合作和协商是解决中美经贸、金融问题的唯一正道。 我们坚定支持中资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为包括香港公民和企业在内的所有客户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目前，香港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联系汇率制度基础稳固，这也反映出国际市场对香港充满信心。祖国大陆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我们坚信，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但不会削弱和动摇，而且未来还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固。
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推进合并 监管层频提推进机制改革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近日，山西省内多家城商行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近一个月以来，监管先后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批复同意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已有超过10家地方城商行、农商行酝酿合并重组。 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小银行本轮合并重组浪潮的背后，离不开监管的大力推动，也与中小银行加速抱团、化解风险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尤其是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或将迎来重大突破。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浪潮持续 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消息再次引发市场关注。近日，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长治银行先后发布通知，计划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合并重组的议案。据悉，4家城商行均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从资产规模来看，晋城银行和晋中银行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9年末，资产总额分别达862.13亿元和711.43亿元。而长治银行和阳泉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则相对较小。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长治银行总资产403亿元；截至2018年末，阳泉市商业银行总资产457.81亿元。 除山西多家银行外，7月末，陕西银保监局批复同意陕西榆林榆阳农商行、陕西横山农商行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陕西榆林农商行，并承继前两者的债权、债务；江苏银保监局批准徐州淮海农商行、徐州铜山农商行、徐州彭城农商行三家农商行新设合并，筹建徐州农商行；此前，四川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凉山州商业银行也公告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分析称，目前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方向有两类：第一类是盈利能力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农商行通过战略投资的形式，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以先进的带动相对落后的，在提升被参股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业务扩展。第二类是区域几家整体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银行，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之下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实力更强的区域型银行，通过在资源禀赋等层面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影响下，中小银行生存与发展面临较大挑战，规模小的银行面临生存困境，在这种前提下，拓宽发展空间、提高抗风险能力的“抱团取暖”会是更多中小银行的选择。“2015年以前城商行合并主要是实现跨区域经营和经营规模的扩张，以达到整体经营实力的提升和实现A股、H股上市等目的。”徐承远表示，“而现阶段区域银行并购重组最主要的动力是化解金融机构风险，增强中小银行风险抵御能力。”他表示，引进财务实力强或者风控能力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合并重组不是最终目的，增强自我的经营效能才是最终目的。除了形式上的整合，最重要的是在内部管理层面上进行相应整合，并妥善解决人员安置、网点设置、机构间的运转磨合等，真正提升机构的竞争力。 中小银行改革推进提速 徐承远预计，2020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区域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在未来两年可能还会加速暴露，中小银行的整合重组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 合并重组是中小银行深化改革的具体方式之一，而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年中小银行的关键词之一。实际上，随着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业务结构、数字化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暴露，中小银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严峻。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中小银行亟须通过改革来释放新的活力。 “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利率市场化以及信用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部分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正在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亏损，通过利润来计提拨备和资本的空间也在缩小。而中小银行的资本结构相对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他还说，由于中小银行多为区域性银行，整体水平不高，资金规模偏小，人才和科技能力的储备等均远远落后于大型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挑战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小银行面向未来的长期竞争能力也不容乐观。 今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包括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8月1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以加快中小银行改革为突破口，提升金融机构体系稳健性。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资金来源，加快补充资本，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把深化改革与化解风险、完善治理结合起来。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迎新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今年或迎来新突破。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民最新撰文指出，持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徐承远也表示，未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或将从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管理、增强资本实力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进行合并重组以增强业务竞争力等三方面进行推进。 另外，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11条金融改革措施提及要“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 曾刚表示，现行的农信社省联社管理体制或将很快迎来新一轮改革，而在省联社改革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农商行的合并重组。他说，未来对于省联社的改革需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选定省联社的具体改革路径，切勿施行“一刀切”政策。但是，无论采取何种路径，省联社改革都要保持与农信机构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即坚持市场化、法制化、企业化的改革方向，坚持农信机构服务“三农”、保持农村金融机构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这一原则。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金融改革、健全法人治理作出系列重要部署。银保监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公司治理规范性和有效性，促进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经过多年努力，农村中小银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545家，农村合作银行27家，现存农村信用社694家。通过改革募集股本超过1万亿元，资产规模达到38.1万亿元，机构资本和经营实力得到增强，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是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从无到有。指导农村中小银行大力规范股权结构，引进合格企业股东，法人股占比由改革前不足5%提高至57.5%，初步解决了所有者缺位问题。根据资产规模、业务结构等，按需搭建了“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平均配备董事10人、监事7人，千余家机构引进了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 二是党的领导逐步融入公司治理。推动农村中小银行按照“治行先治党”原则，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绝大部分省联社和99%以上的农村商业银行已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了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和机制安排，大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建立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对重大事项形成党委会研究讨论、党委成员沟通、董事充分发表意见、事后向党委会报告的工作流程。 三是支农支小的公司治理特色日益鲜明。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引领农村中小银行完善支农支小导向的公司治理机制，并建立了一整套坚守定位特色考核指标体系，实现定位与服务可监测、可考核、可评价。目前，90%以上的农村中小银行引入了涉农股东，平均持股比例超过40%。80%以上的机构在董事会下设置了三农专业委员会，并由董事长任主任委员。近年来，农村中小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持续上升至53.7%，以占银行业13.4%的资产，贡献了28.9%的涉农贷款和26.5%的小微企业贷款。 四是逐步形成审慎合规发展机制。农村中小银行持续推进全面风险管理、资本管理和流程银行建设，内部控制和审计体系不断健全，形成前中后台相互制约的“三道防线”。越来越多的机构借助科技手段，科学测算风险与收益，资源配置精细化程度不断提升。全面开展绩效考核监管评估，坚决纠正偏离定位、经营短视的考核体系，引导树立审慎合规经营导向。 五是股东行为持续得到规范。深入开展2018～2020年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目前已累计排查1800余家、占比80%的机构，排查持股1%及以上的股东4.7万个、股东关联人近10万个。针对股东违规持股、操控经营、利用关联交易不当获利等严重违规问题，累计依法限制2000余名股东的表决权，责令转让股权33.4亿股，让违法违规股东切实承担责任。在排查整治基础上，出台强化农村中小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重点弥补股东违规关联交易等制度短板。目前监管部门已建立机构全覆盖的股东股权和关联交易问题台账，依法公开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加强社会监督，形成市场约束。 正视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短板和不足 农村中小银行是在合作制基础上改制而来的，其股权结构、经营定位和管理体制不同于一般银行，这些特点深刻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质量。一是股东数量多、股权结构散。农村中小银行现有股东超过440万个，其中99%是自然人股东。单家机构平均有1948个股东，个别机构股东多达8万个。二是民营资本持股占比高。农村中小银行股东类型相对单一，民营资本合计持股占比84%。三是经营区域范围小、层级低。76%的机构地处县域，主要业务也限于县域，股东、董事和高管选择范围窄，经营风险受区域经济影响大。四是机构差异较大。37家农村中小银行资产规模超千亿元，最大已过万亿元，但还有1213家不足百亿元。有公司治理相对成熟的上市银行，还有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的高风险机构。五是公司治理独立性受行业管理影响。省联社受省政府委托履行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部分省联社以行政化方式进行管理，干预小法人自主决策。 基于农村中小银行自身特点和问题，加上近年来深化改革不到位，新老问题交织叠加，公司治理短板和不足更加突出。一是“内部人控制”较为普遍。由于广大中小股东数量众多、持股分散、话语权微弱，不愿或不会参与治理，机构经营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的局面。二是“外部人控制”一定程度存在。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三是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不匹配。相当一部分董事不懂银行业务，监事会不履职或不敢履职、监督弱化，部分机构董事长、行长等长期体内循环，没有提升动力和空间。四是战略定位不够科学清晰。部分机构仍存“规模情结”和“速度冲动”，经营理念和绩效考核扭曲，偏离信贷主业和支农支小定位，利用同业业务和高风险投资盲目扩张，由高风险偏好演变为事实上的高风险机构。五是外部干预不同程度存在。作为地方中小银行，一方面易受地方官员不同程度干预，另一方面行业管理行政化明显，部分省联社管理“一刀切”、履职不规范、不适应小法人发展需求等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公司治理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 完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机构健全公司治理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农村中小银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要求，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深化改革为主要抓手，牢牢扭住公司治理这个“牛鼻子”，着力打造具有农村中小银行特色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坚守定位、良性发展的内生机制，为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一，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公司治理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村中小银行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中。要进一步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党委要着重发挥好三个作用。一是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通过完善“三重一大”职责清单，健全各治理主体紧密配合、协调运转的机制安排，确保在发展战略、市场定位、风险处置等关键问题和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党委会发挥作用不是包揽一切，不能违反章程替代其他治理主体做决策。二是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特别是要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民营股东权益的关系，畅通沟通方式和渠道，积极凝聚共识，集思广益、共谋发展，增强机构经营活力。三是发挥引领培育健康企业文化、加强队伍建设的作用，突出加强文化建设、纪律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把好选人用人关，将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相结合，在培育选拔高素质干部队伍上真正担当核心。 第二，坚持聚焦主业、服务支农支小。农村中小银行因农而生、伴农成长，不论怎样改革和发展，都要坚守定位，做到“不忘初心”，这是推进公司治理建设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优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和能力。一方面，公司治理要全面融入农村金融服务要求，在战略制定、经营决策和绩效考核全流程中，充分体现支农支小服务定位，引导扎根当地，服务县域和社区，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持续健全支农支小导向的内部经营机制。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各类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支农支小业务条线，努力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减费让利。在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等激励措施上，更多向支农支小业务一线倾斜，抓好尽职免责制度细化落地，让基层“敢贷、愿贷、能贷”。对专注主业、支农支小服务良好的机构，监管部门在监管评级、公司治理评估中给予鲜明的正向激励。 第三，狠抓股东股权源头治理、筑牢根基。农村中小银行完善治理、补充资本，要重点解决好股东责任、股东行为和股权结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强化股权资本属性，各类股东一视同仁要履行股东义务，依法承担责任，这是维护市场公平、防范道德风险的必然要求。对违法违规股东，视严重程度坚决依法采取限制股东权利、没收违法所得、责令转让股权直至股权清零等措施。二是要强化股东行为约束，引导股东形成合理的投资预期，严格依法依规行事。重点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管和关联交易监管，严禁大股东利用话语权牟取超额收益，对设计各种“通道”规避监管、恶意转移银行资金的，加大打击力度。三是持续优化股权结构，以深化改革、补充资本为契机，在保持民营资本占主体的前提下，合理引入国有企业、各类金融机构等多种类型股东，形成股东适格、利益独立、有效制衡的股权结构。 第四，把防控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强化风险防控是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发展必须抓紧补上的主要短板，必须紧紧抓住公司治理这个治本之道、关键一招，从根源入手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一是将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公司治理各个层面，树立质量优先的理念，培育风险为本的管理文化，建立风险与收益并重、长期与短期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高管和员工主动识别并有效应对风险。二是大力提升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三会一层”在风险防控中要各尽其职，形成战略决策科学、风险偏好审慎、制度执行到位、监督约束有力的治理运行机制。要进一步优化治理主体履职评价方式方法，合理纳入风险指标等量化考核要素，探索引入独立第三方开展评价。三是将农村商业银行组建、高风险机构处置与完善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要抓财务重组、达标升级，更要在处置风险中抓机制转换和治理能力提升，真正建立合规经营的内生机制，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防止风险反弹回潮。 第五，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加快培育合格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法人机构改革和行业管理改革，用改革的手段逐步解决机构治理和行业治理之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一方面，继续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练好“内功”，有效提升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有明确边界、用规则约束的行业治理机制。当前，要着力引导省联社规范履职行为、提升服务能力，重点完善分类管理制度，按照“好的放、差的帮”原则，优化履职方式，给予小法人更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序推动省联社改革试点，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建立以股权纽带为联结、以强化服务为主职，有利于调动小法人活力、提升支农支小能力的行业管理体制安排。 第六，以差异化监管服务公司治理建设。推动农村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定位特点和“大中小”差别，构建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配套监管政策体系，既对机构经营定位和风险防控起到有效约束，又合理降低小法人监管成本，通过“监管的适配性”激励农村中小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和有效性”。在遵循基本治理原则的前提下，推动农村中小银行构建更加简约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构，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决策授权体系，形成兼顾效率与制衡的经营机制，持续完善小法人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实现公司治理从形到神、从量到质的提升。 当前农村中小银行深化改革步入关键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和监管系统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深化改革为抓手，持之以恒推进公司治理建设，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中小银行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开创新局面，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更大贡献。文章来源：银保监会
疫情之下，今年上半年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 截至8月9日，记者根据Wind资讯统计，共104家中小银行公布了2020年第二季度财务数据，上半年104家中小银行实现净利润总计430.81亿元，而去年同期为452.49亿元，同比出现下降。 另外，与去年上半年对比，记者在这104家银行中发现，上半年超过60%的银行净利润出现了下滑，部分银行净利润降幅甚至超过50%。 与此同时，上半年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但增幅不大，基本上在个位数。 今年5月，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发文称，面对疫情冲击与经济下行叠加的复杂局面，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随着实体经济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的滞后效应逐渐显现，以及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银行后期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明显加大，银行利润增速可能下滑，不排除年内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可能。 净利润下滑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由于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在资产质量承压情况下，净利润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下滑。 截至目前，104家中小银行披露了2020年第二季度信息，上半年实现净利润总和为430.81亿元，较去年同期的452.49亿元出现下滑，同比少增4.8%。与去年同期相比，70家中小银行净利润下降，但仍有30多家中小银行净利润增长。 净利润同比降幅在50%以上的有辽阳银行、山西盂县农商行、河南新郑农商行、山东莱州农商行、贵州修文农商行等。 以辽阳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净利润0.81亿元，去年同期该行实现净利润为6.91亿元。辽阳银行是一家地方性股份制银行，在原辽阳城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组建而成。2010年4月，经原银监会批准，更名为辽阳银行。 辽阳银行2019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净利润11.07亿元，去年下半年仅实现净利润4.16亿元。今年以来，疫情对当地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产生较大影响，导致地方银行逾期贷款及关注类贷款规模上升，进一步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 有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当前阶段，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加上上半年银行按照监管要求对中小微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日后不良资产可能会逐渐暴露出来，进一步影响银行的利润。 多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当前，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可能被推迟，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一些贷款可能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将增大。 在上述104家中小银行中，有86家银行公布了上半年的资本充足率，其中有6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处于监管红线以下，分别是：贵州乌当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4.85%，山东阳谷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43%，贵阳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8.64%，山东荣成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36%，烟台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9.56%，辽阳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49%。目前，银保监会对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7.5%。 就整体来看，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为普遍，中小银行由于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渠道相对有限。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8月初表示，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首先，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其次，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再次，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 “另外，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吴晓灵称。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目前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根本困境在于，部分中小银行风险较高、经营压力较大、盈利能力较弱，而风险没有出清，机构投资者在短时间内并不看好。 有分析人士称，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对于经营业绩比较差的银行，即使补充完资本，变成一家“好银行”也要走很长的路。银行应该关注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水平，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稳健可持续性的发展。
来到“后疫情时代”，回过头看，是近乎全行业的溃败。 “开门红”的营销美梦破灭，每年固定的大客户联谊、 但也别急着哀叹，重拾信心的第一步，是“自救”。 “空中柜台”“线上营业厅”“云工作室”等不可胜举，有的银行还干脆加入直播阵营，让其理财方案变身“网红产品”。 这些将线上营销视为“主旋律”的银行，彰显着旺盛的市场生命力，脱颖而出。 银行的黄金时代能否延续？ 或许答案是否定的，但经此一创，它们正带着数字化的“硬核概念”，踏浪而归。 消失的金饭碗，从中小银行开始 “我们太难了！” 2018年11月，兴业数金的产品团队从与其合作的数十家中小银行那里收到了这样的反馈。 “线上活动都做了，微信公众号也在加快更新，但关注量就是上不去，参加活动的人也寥寥无几。” 两年来，类似的抱怨声在业内不绝于耳，而它们的主体都无一例外地来自那些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 柳州银行：央行已在研究数字货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60年后银行业物理网点退出市场时，线下业务必会消亡。 佛山农商：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移动端APP应用分散，微信银行、手机银行、金融商城和直销银行同时存在却不互通，客户体验较差。 南海农商：迫于环保要求，身边高能耗高污染的钢铁、水泥、煤炭等企业每月都有关闭，对本地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银行也受到波及。 郑州市郊农信联社：作为地处城区的区域性农村金融机构，我们面临着传统客户市场萎缩、“农二代”流失、无法吸引城市客户等问题。 究竟是怎么了？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数字化转型”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轻便的信用卡取代繁杂的钞票，人们与银行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21世纪初，跟随智能手机出现的移动银行，催生出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现如今，数字经济几乎占据了所有国家的战略C位，数字化转型也成为了各大银行年报的“标配”，科技能力成为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来源：《2019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新产品、新业务、新理念”辅天盖地般来到三、四线城市以及偏远村镇，不断吮吸着当地的客户资源。 区域金融市场的“鲇鱼效应”瞬时被放大，城商行及农商行们作为“东道主”，巨大的压力不言而喻。 另一边，手握“新兴技术+巨额流量”两把利剑的互联网平台们，也嗅到诱人的市场红利，以更加新颖完善的定制化服务包揽了大批年轻客群，与传统金融机构们形成“对垒之势”。 政策、市场、客户、竞合形式纷繁多变，终于唤醒了“昏睡”的中小银行。 “生存”，在它们脑海中反复回荡。 抛开经济增速换挡、资产质量下降、行业监管趋严等外部环境因素，这道摆在中小银行面前的难题，更多还是由其内部的体系机制与长期固化的思维意识所致。 “它们像藏在你身体深处的癌细胞，过去每次对化疗的抗拒，却也给了它扩散恶化的机会；现在，走向手术台成了你唯一的选择。若再错过，便会消亡。” 青出于蓝，“助”于蓝 独领风骚数十年，仍要重登擂台。 “立足区域，帮扶小微，继续下沉”。表面上看，监管层似乎早就明确为中小银行铺好了路。 但如何在当地站稳脚跟？如何提高客户粘性？如何高效渗透市场？ 这些，都需要中小银行自己作答。 《2019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虽然60%被访中小银行表示“有初步的金融科技规划并按照规划发展”，但它们当中的大部分不仅未对金融科技形成清晰的概念，而且也未深入了解金融科技对银行的真正创新意义，普遍缺乏对金融科技的整体战略定位。 来源：《2019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 “高端人才养不起，新兴技术用不来。”市场化的思维启发中小银行： 单打独斗走不通，不如造一个“智囊团”。 此时，中小银行注意到了市场中大肆“攻城掠地”的新兴金融科技企业们，有人将它们形象地称之为——“外脑”。 2020年2月崭露头角的深圳招平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平数科”），便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招平数科重点服务于中小城商行、农商行总行以及国有/股份制银行的地市级分行，为其提供线上营销及财富管理轻运营一体化服务，通过提供整套系统、产品、运营的全流程综合解决方案为中小银行零售数字化转型赋能。 自公司成立，已经有大批的中小银行“闻风而来”寻求合作。 “成员均来自于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招平数科的核心创始团队也引来行业侧目。 离开大行，托举小行，这些银行“老兵”在打着怎样的算盘？ 2008年，如今已是招平数科CEO的郭斌从中南大学毕业，入职新天下集团，负责华东地区的渠道搭建与营销管理；两年后，他进入银行业，先后服务于平安银行与招商银行。 “我在平安银行曾接手零售转型中的钩子产品聚合页，BBC插件、平安橙子等项目，在招商银行也参与了朝朝盈项目、招行生意贷、线上营销获客体系搭建等，积攒了颇多零售转型的实践经验。” 在郭斌刚进入银行体系不久便观察到，几乎所有的贷款产品都是偏线下的，成本高，效率低。 “于是我就开始思考：能不能先通过线上的数字获客与筛选，再导流到线下，对接到具体的业务办理？” 郭斌表示，通过网点管理、活动促销等方式的传统线下营销就像是“大水漫灌”；那些真正“聪明”的，是利用互联网、5G等技术手段的“精准滴灌”式线上营销。 “它能潜移默化地将营销内容嵌入客户感知中。” 郭斌记得，在2016年业内还没有顺应流量的意识，平安银行就已在当时的董事长谢永林带领下，尝试做一个“能将所有零售银行优势业务集中起来”的聚合页。 “只有成为银行业中的‘流量明星’，赚取足够的‘注意力经济’，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活下来。后来的银行AI战略，实际上也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 “在零售网络金融部工作的日子让我感到异常的充实与兴奋，在零售转型发起的‘原动力点’就来自于此。”正是因为郭斌骨子里的这种不安份，使他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或许可以将自己这些年在大行中的沉淀价值进行输出，让那些小行也能尽快跑起来。” 无独有偶，同样来自银行体系中的另一位“重量级”人员端飞，也敏锐地感知到了中小银行的旺盛需求，并在今年有了招平数科CMO的新身份。 曾先后就职于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和平安银行的端飞，从客户经理逐步成长至分行零售部副总经理和支行行长，他同样对“零售业务如何在分支行开展”有非常深刻理解。 端飞表示，平安银行在2017年的那次“大变身”后，便着手率先布局金融科技领域，彻底颠覆了他原先的想法和规划。 “决定在‘逆势’下跳出舒适圈进行创业，主要也是基于多年从业经历的判断，我们希望帮助这些中小银行提升服务效率，让它们更加自如地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中。” 相似的从业背景，让招平数科的创始团队有了一套共同的方法论。 放眼望去，市场中既有头部银行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也有不少雄心勃勃的金融科技创业小巨头，可谓是“前有猛虎，后有恶狼”。 但招平数科的两位创始人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担忧。 “这个市场依旧是一片蓝海。我们相信它足够大，还远没有达到饱和。” 先画格子，再迈步子 “不要想着‘一口吃成大胖子’。” “从渠道到平台的迈进过程，需要的是进行无界化地开放延展。招平数科正在做的正是其中的第一步：线上获客的引流。” 在招平数科成立之初，一个“三步走”的计划就已基本成型： 第一步，先通过AI名片为机构打造私域流量获客、异业获客场景的功能，再利用场景获客工具，通过营销中台券系统功能，打造网点3公里范围内的异业获客体系。 作为其中一个典型的落地案例，该产品已帮助某城商行在短短2个月里实现了七万余的获客量。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们有想过去做一个能下沉到各个分支机构的线上平台，提高业务操作的机动化水平，但由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迟迟没有启动。” 某城商行总行零售客群管理部副总经理刘总表示，招平数科在产品设计的思路上是相对清晰的，对于城商行的理解也比较深入，“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在客户提出某些诉求后，快速地进行相应给出方案，招平数科在这方面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助力。” “通过合作，我们将更多的权限下放到分支机构，让它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能参与到线上活动的设计中去。” 刘总表示，以往都是总行在统筹调控，分支机构就无法将周边的一些小商户等资源联合起来，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也不能跟客户真正做到近距离贴近。 “城商行的痛点一直都十分显著，”据刘总观察，与大行相比，城商行本身在硬件设备的配置以及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上就存在很大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城商行产生一些新颖的想法，也难以进行转化。 按照规划，该城商行未来会更多地深耕当地市场，“甚至将县市以及乡镇级的市场客户需求给摸透，然后推出一些差异化产品，点对点地贴近客户群。” 第二步，是在“获客”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活客”，通过招平WES系统及零售客群经营解决方案，向行内提供零售大众客群提升方案。 “中小银行都有许多存量客户，如果能够将其中具有活跃度的部分识别出来，再做提供针对化的服务，就会事半功倍。”据了解，这些在招行WMS系统及平安银行“口袋银行+”系统的使用上都得到过印证。 类似线上小程序的平台则像是银行数字化的“火车头”，将一些产品功能及有趣的行业活动聚集起来，客户不需要下载特定的APP就能参与进来。 “精细化运营，才能让银行赚到钱。这种轻切入的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用户的认知门槛，是银行及用户更容易接受的。” 第三步，通过唯识财富客群经营体系，为财富客户提升赋能，达到与银行做长期合作的目标。 “通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可以看到，这些中小银行在面对巨大的客户群时，仅靠人力去管理是不现实且不完善的，它们需要的，是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客户财富管理方案。” 在财富管理的引擎设计上，招平数科还总结了70多例代表性的助力财富管理水平升级的案例，并将它们浓缩成为典型事件的针对性策略。 “例如，某家银行的产品跟同业相比有哪些优势、劣势？哪些话术更合适在与客户交流时使用？” “中小银行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单一的产品，后续的运维、策略的设计以及风险的管控等，它们需要的是‘一揽子’服务。” 观察到这一点，招平数科决定在整合招行与平安最具优势技术的基础上，再去给中小银行做输出。“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甚至并不知道如何提出需求，指引它们在已经足够成熟成功的模式上改造适配，成功的概率会更高。” “大行与小行虽然有诸多的差异，但不用担心最后的成果会‘四不像’。”郭斌补充道，只要对客户有足够深的了解，这套方案就是亦可规模化，亦可精简化的。 不仅是在积极拓宽下游客户，在上游市场，招平数科也另辟蹊径，找到了极具特色优势的合作机构。 据了解，招平数科已与洛克天地网络科技、千行你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1财经旗下的飞迪科技、猫眼电影等平台签署了合作协议，未来还将在与银行的合作中探索卡券产品的创新以及知识付费的应用可能性。 “我们不会优先去找那些头部的供应商，” 郭斌看到，疫情过后，很多原本排位较前的公司都受到了重创。 “这类机构在这种时候是更需要伙伴去拉一把的。” 据了解，洛克网科能够把虚拟产品标准化变成一种服务，在避免额外开发的基础上，将H5可嵌入到其他APP能最大程度满足平台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招平数科解决了拉新和转化的问题，提高了银行零售版块的运营效率，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这种虚拟产品服务。”洛克网科CEO雷赣表示，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这种合作模式是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在寻觅的。 下一个风口：财富管理 “后来者居上。” 埃森哲《2019年全球消费者金融服务调研报告》显示，高达48%的中国消费者为愿意承担风险、数字化高、期待创新的“先驱者”，此比例远高于全球23%的平均水平。 过去三年，P2P在野蛮增长后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也伤透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心，但对包括招平数科在内的金融科技公司来说，这其中暗含着巨大机会才刚刚开始。 “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偏爱高收益和便捷化，但他们并不是主流的客群。”郭斌表示，大部分的城市或乡镇居民依然愿意走进银行，面对面地和客户经理交流。 给予客户安心的基础上，再融入一些新技术的体验服务，就能牢牢地占据这个市场。 “以某城商行为例，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还没有理财经理，当客户提出理财服务的需求依然需要柜面人员去应对，往往都是捉襟见肘。”郭斌判断，对中小银行来说，下一个行业风口必定在财富管理领域。 2019年，《关于进一步做实P2P网络借货合规检查及后续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两个“三降”：一是确保辖区内P2P平台总数、业务总规模、投资人数实现“三降”，二是确保每家P2P平台投资者数量、业务规模以及借款人数实现“三降”。 包括蚂蚁金服，京东数科在内的互联网巨头都参与了金融理财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在强监管的趋势下不难预计，这些互联网平台都能把这件事做好，那么本身拥有深厚资源底蕴的中小银行也能通过转型把这部分空白填补起来。” 另一边，对财富管理这块市场，各大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同样“虎视眈眈”。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已有17家理财子公司或理财公司获批筹建。 “监管层仍然‘偏爱’银行这类持牌的金融机构。”端飞补充道，作为市场准入的硬性条件，任何互联网企业若想开展金融业务，都需要取得相应的牌照，中小银行便可凭此与第三方科技公司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化后发优势，为市场先机 或效仿，或对抗，每个大行身后总有一群穷追不舍的中小银行们。 “看上去不紧不慢，但大行每跨出一步都赛过中小行数十步。” “这个时候就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是怎样留住剩余客户；二是如何快速地追上去。” 端飞表示，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各家银行无论规模体量大小，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冲浪板”。 年轻客群少？那就牢牢攥紧中老年客群。 存量客户不够活跃？那就通过创新策略激活。 运营成本居高不下？那就调整关注点，将更多的财力人力都“砸”在科技研发上。 转型这件事，同样需要“两条腿”走路，技术的应用和行业的理解，缺一不可。 “因此，看到差距的同时也要重拾自信，放大优势。” 与大型银行及金融科技企业相比，中小银行拥有历史包袱轻、船小好调头、决策半径短、自主可控性强等先天优势。 另外，很多城商行和农商行是由过去的信用联社、信用合作社改制而来，对当地“人熟、地熟、企业熟”，也更容易掌握当地零售客群和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果说金融与互联网行业的领跑者率先划下了一条改革的想象边界，那么现如今，这些中小银行要做的，就是将它加深、拓宽。 漫漫转型路 便捷刷脸的移动支付、远程视频智能面审、跑在云上的核心银行、7*24的无人智能网点、语音机器人客服，无缝嵌入各类场景的Open-API开放平台…… “今天不变革，明天被革命。”据IDC调研，超九成的区域性银行样本已经启动数字化转型工作。 但是数字化转型也并不是搭建一套科技系统、引进部分数据人才、发布几个转型口号那么简单；银行APP运营也不是迭代更新几个版本，推出几个新场景那般容易。 “无惧变化、自带活力、并保持自身核心价值”，这样的“韧性 接下来，等待它们的，是一条艰难却不寂寞的——漫漫转型路。 致谢 感谢以下专业人士为本 招平数科CEO郭斌，招平数科CMO端飞，某城商行总行零售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刘总，洛克网科CEO雷赣。 推荐阅读： 上海滩“爷叔”的后半生：推倒重来 独家丨睿智科技：这场马拉松，我和自己较量 首发丨长扬科技：做工业企业的“深水排雷工”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