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变思路，不要抱有幻想，要从开发人过渡到手艺人，未来不再是上规模、铺摊子、上杠杆的时代，房企要做到提高单体项目的融资能力、盈利能力。“ 结构分化成为整个房地产行业发展主要的特点，未来房价、房企在地区之间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金融整顿已转移至房地产行业 2016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抑制资产泡沫，中国金融整顿的政策基调基本确立。2017 年，针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实质性整顿开始。 从2017年开始，监管的思路已经发生变化，很多举措也陆续实施，包括资管新规、整顿影子银行和同业业务等，这对许多金融机构已经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房地产行业在此期间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间接影响，但许多企业并没有迅速行动，这是由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逻辑所决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逻辑发生巨变，它从建筑、建材业变成了金融业，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抓住了高成长、高杠杆的机会，谁就能快速发展起来、快速膨胀起来。“ 当然，2017年以后监管态度、方式变化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发展逻辑再次发生变化。” “回过头看，如果说房企在2017年以后能够头脑清醒、认识清楚、行动迅速，现在就会相对从容一些。但如果认识这个问题比较晚或调整比较慢的话，现在的处境就相对尴尬一些。” 中国房地产行业金融整顿的标志，是今年8月针对房企融资所提出的 “ 三道红线 ”。“ 过去从金融的维度，没有给房企直接设定指标，因此这种监管方式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把房地产金融直接当作金融业和金融机构来监管。对于这一点，无论在企业，还是在相关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一定要认识清楚。” “ 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房地产监管的基本态势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以至于整个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头部房企还是中小房企，降杠杆、去杠杆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 从个体企业来讲，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但从宏观视角来看，这让我们避免了一次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他指出，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手段也是非常有力的，企业的应对不要抱有幻想，这是一个常态化的监管方式。 中国刚需人口开始出现净下降 事实上，房企当前面临的境况不仅是监管方式发生了变化，从需求端来看，情况也开始悄然改变。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3 年以后开始出现净下降，刚需人口也开始出现净下降。“ 需求的变化，再加上监管对需求本身的限制，比如对房贷首付、资格的限制，也迫使整个房地产行业发生变化。监管、需求这两端逼迫供给端要发生变化，在供给端作出调整是必然趋势。” 2019 年 1 月，时任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就表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折期，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自 2012 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 7 年出现双降，7 年间减少了 2600 余万人。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从 “ 住得开 ” 逐渐转向 “ 住得好 ” 和 “ 住得起 ”。 “ 什么是住得开呢？中国现在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大概是 37 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大概是 20 平方米。整个房地产行业市场化 20 年，其中过去 10 年是金融化的过程，我们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户均 1~1.5 套的水平，基本达到世界基本平均水平，基本实现了住得开的目标。” “ 中国的房地产无论从规模、数量还是速度上都是世界一流，但是从居住环境、建筑质量上来讲，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世界一流。” 中国老百姓的改善性需求仍然非常强烈 中国现在人均建筑面积大概 37 平主米，人均使用面积只有 20 平方米，这也就是说，人口密度和中国差不多、甚至比中国高的国家，他们的人均使用面积都比中国要高。中国人习惯了住单元房、筒子楼、鸽子房、公寓房，但是人口密度比我们大的像日本，他们很多住房的形式都是一户室、一户居。 “ 我们单元房和别墅之间没有中间过渡产品，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我们住房类型比较多、比较杂，以及历史路径依赖等原因。从现在的住房结构看，从我们的统计口径来讲，商品房在整个住房的供给当中面积刚刚超过 1/3，也就是说，在城市更新、老旧住房改造这些方面空间仍然是比较大。” 房地产行业或变为制造业模式 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行业或将从过去的金融业发展模式转变到制造业发展模式。“ 很多人都说房地产开发商主要是靠房价上涨赚钱，过去在金融业发展模式中，开发商赚钱主要不是靠房价上涨，而是靠资金高周转，实质上它一个杠杆游戏。” 这种游戏从企业角度来讲，抓住了就抓住了，发展起来就发展起来了，但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模式、融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 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要清楚一点，不管你主观上愿意还是不愿意，目前不是政策友好型的环境。此外，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无论从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在全球主要城市当中确实处于世界一流地位，大城市的房价确实非常高。还有，央行现在非常明确，即便在今年疫情调控降准降息的背景下，房贷利率仍然是被隔离在降准降息之外。” 不过，房地产行业不是没有发展前景，因为房价还有支撑，改善需求依然存在，土地供应也相对稀缺。 中国城镇化的速度还在加快，且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发展中小城市，到现在集中发展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这是一个重大变化。除了北上广深这几个超大城市以外，中国的城市发展现在基本上都在逐渐降低门槛。我们看到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还有2亿人没有真正进城，也就是实际城镇化率和名义城镇化率的差异，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最大的支撑。 中国的土地供应也相对比较稀缺，同时未来的政策住宅用地的供应仍然是严格限制的。“ 从统计上来看，最近几年，住宅用地的占比已经下降了15%左右，这也是导致过去十几年时间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 整个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房价的走势我觉得也发生了变化。过去20年时间里，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从价值趋势来看基本是涨多跌少，越调越涨。‘房住不炒’提出后，特别是2017年以后，整个房价步入到了高位整理期，未来的房价走势，因为地区、板块和不同，以及项目的不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 “ 未来很难再出现过去十几年那种各地同涨同跌、一线城市扩展到二线城市、二线城市扩展到三线城市的现象。同时，一线、二线城市房价波动周期开始错位，且错位越来越大，同一城市不同项目之间价格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房地产企业要调整开发思路，要从开发人过渡到手艺人，“ 房企将不再是通过上规模、铺摊子、上杠杆的模式，而是要提高单体项目的融资能力、盈利能力。从复盘的角度来讲，最晚从2017年开始，房企就应该这么做，但是很可惜，许多房企并没有这么做。结构分化，将成为整个房地产行业未来发展的主要特点。”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召开，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毫无疑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指导思想。 近期，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主题紧紧扣住双循环。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CF40特邀嘉宾、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 今天的推送摘取了本次曲江论坛上的部分精华观点，供各位读者参考。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 “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要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降低居民养老和住房负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牢牢抓住“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挖掘国内需求，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就业，我国的人口量多，劳动力也很多，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其次，要增加分配，改善分配结构。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还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 第三，要在消费环节，降低居民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要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当前，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因此，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在货币宽松时期，更要警惕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次推高房价的现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服务“双循环” 金融要做好五件事 “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新形势下推进“双循环”战略，金融无疑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下，要找准金融的准确定位，即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必须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首先，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下，中国金融制度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次，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其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扩大内需。 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重点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还要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其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第三，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第四，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在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第五，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加快批准试点银行设立境内投资子公司，扩大试点城市范围；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 “双循环”战略是 “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 打通内外“双循环”，离不开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这既关乎到国内大循环能否顺畅、安全，更是联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今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把握重点、聚焦“五通”。“双循环”形势下，应该牢记“五通”初心，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第二，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搞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现有网络的作用。 第三，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从来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就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疫情仍在四处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发挥我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睦邻友好的地缘优势，推动双边和多边FTA谈判，以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市场融合和人文交流来构建更加顺畅、自主和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应会得到周边地区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技创新、政府投资效率、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仍需关注多方面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高度重视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在三个方面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 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解决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上，同时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创新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关键； 发展条件，劳动人口变化和工资水平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需重塑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也是其中关键内容。 政策建议：建立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需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要抓住当前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其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企业资产规模不大但连接性广泛，很多平台企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再如，数字经济兴起，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将不同，知识产权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就更重要。二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三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需优化政府投资评价体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投资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当前政府投资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项目储备不够，资金淤积于账面，使用效率不高；二是项目功能是否能发挥有待检验。 提升投资效率的前提是能够对投资的有效性进行客观有效的评判。投资分为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前者投资有效性评价标准十分清晰，即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则投资效果越好；而后者是公共投资，不能仅仅从投资回报率进行评价，需要全方位考虑，形成清晰的评价向导体系。 政策建议：以价值为导向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框架。政府投资应以价值为导向，最终目的就是提升人的价值。应当对政府投资的项目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从经济视角（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社会视角（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生态视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视角（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聚集），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最终将项目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 其三，要关注“双循环”下的就业质量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还需要就业的质量，即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一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几乎没有晋升渠道。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产业空心化或者收入增长停滞。二是，要避免过去出现的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 政策建议：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一是，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二是，需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三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四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乐奥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贝洪亮 严明会9月18日下午，由、江西省物业管理协会主办的《发现中国好物业——2020“物业调研中国行”之江西区域私享会》在南昌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举行，40余位物业协会领导及企业总经理出席。 乐奥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贝洪亮出席了会议。他表示，未来物业管理行业发展将向专业化、多元化、定制化、智慧化和平台化的方向发展，他相信，未来的行业胜出者需要对自身战略有深刻认识，包括愿景定位、目标客群，模式特色、区域重点；组织、流程、人力、IT、资本市场对接等支撑体系打造。 如果没有符合发展趋势的战略牵引，以及保障服务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服务品质为支撑，公司未来将会面临发展很大挑战。乐奥服务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规模、品质、利润有着同步追求，但是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坚信只有不断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获得客户满意，有了满意的客户才可能有持续的生意。乐奥服务愿做时间的函数，用时间换空间，坚持把行活做好，把品质做好，用乐奥“五心”服务换客户真心满意。
多位专家9月25日在“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与展望暨第六届新华网新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取得初步成功，但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仍有待突破。同时，金融科技若要持续发展，需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 “在经济维度，区块链可理解为‘可信任、可交互、可加密、可共享的价值链’。”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认为，应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信任和立体交互架构，将再造商业模式，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尽管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取得初步成功，但区块链底层技术尚未成熟，规模化可靠应用的技术瓶颈有待突破，处在区块链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过去，资源配置主要在地理或物理空间内进行，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资源集聚配置的形态、方式和效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表示，数字技术不再依赖于一定的区域空间，而是通过依托覆盖全球的网络空间，进行数据处理、数据获得、数据加工和数据应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表示，金融科技要想持续发展，最根本要解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吴震称，近年来，金融科技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远程认证、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等领域有了较为成熟的应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呈现金融互联网化、从资金端转向资产端、在数字货币领域开启新赛道等态势。金融科技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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