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多次提及补充中小银行资本，5月4日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也强调“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在此背景下，继去年初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补充债券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后，银保监会近日修订发布了《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新版《通知》”），拟进一步放宽对险资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的限制。 新规为险资“投资篮”扩容 由于发行规模大、主体资质好、收益率有相对吸引力，保险机构对银行资本补充债券表现出较为强烈的认购意愿。截至今年2月末，保险资金投资二级资本债券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账面余额1183.26亿元。 但此前监管部门考虑到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特别是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还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对险资可投资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在发行人条件等方面作出了一些限制和要求。随着目前发行人扩展至中小银行且保险机构已积累了一定投资经验，对原有规定进行修订也成为进一步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扩大险资运用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发行人条件方面，新版《通知》取消了发行人总资产不低于1万亿元，净资产不低于500亿元以及发行人外部信用等级AAA级的要求，并将原规定中的“公司治理完善”修改为“公司治理良好”，将发行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9%，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调整为“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规定”。 新版《通知》还取消了险资可投债券的外部评级要求。但监管部门同时也明确要求，投资资本补充债券的保险机构“上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得低于120%”。 此外，相较于原规定将险资投资的政策性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纳入准政府债券管理，将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纳入无担保企业（公司）债券管理，考虑到与现有会计处理原则保持一致并与大类资产比例监管规定相对接，新版《通知》将其修订为，保险机构应当根据发行人对资本补充债券的会计分类（权益工具或者债务工具），相应地确认为保险公司的权益类资产或者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并纳入相应投资比例管理。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扩大了保险机构可投债券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多年债券投资过程中积累的投资、信评、运营、风控等经验与业务专长，促进机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保险机构参与程度的不断深入，也将有利于促进资本补充债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引导长期资金服务实体经济 保险资金的一大特点就是负债久期长，寿险资金负债久期更是普遍在10年以上。但目前国内信用债仍以短期限品种为主，资产端久期过短使保险公司面临较大期限错配风险。而商业银行信用资质总体较好，资本补充工具实际期限往往在5年或更长，能够较好缓解高资质长期限信用债品种稀缺，有利于保险资金开展长期配置、改善资产久期结构。 此外，长期以来，保险资金投资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和较大的股份行。随着市场利率的下行，大行资本补充债发行利率逐渐难以满足保险资金投资收益要求。“而在市场化定价下，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债相对于大行可以提供一定的利差，今年以来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也有明显增加，在做好风险控制的前提下，保险资金可借此丰富配置品种，拓宽投资空间，提升投资收益水平。”平安资管董事长万放表示。 在拓展运用和收益空间的同时，此次修订更意在引导作为长期资金的保险资金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面临盈利增速放缓、计提拨备要求增加等挑战，中小银行的资本紧张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限制其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监管部门此次放宽险资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的限制，对于进一步提升险资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着重要意义。 人保资产总裁曾北川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纾困、复工复产资金需求增加，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中小银行依靠外源性的资本补充工具抓紧补充资本已迫在眉睫。新规拓宽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既是支持中小银行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抵御能力的现实需要。” 行业需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资本补充债券不同于普通金融债券，存在一定的减记风险。一旦减记，投资者可能面临本息损失。因此，新版《通知》在把投资价值和风险判断的权利更多交给保险机构的同时，监管部门也强调保险机构应当切实加强风险管理，审慎判断投资的效益与风险，进一步加强投资研究、风险管控等方面能力建设，重视对发行人资质、发行条款的甄别，维护保险资金安全。 在国寿集团首席投资官、国寿资产总裁王军辉看来，以往监管从保护投资者和防范金融风险角度，进行了较严格的筛选，相应淡化了对保险投资机构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要求。“此次修订赋予保险投资机构更多投资自主权，根据自身经营需要、风险承受能力和偏好特征，更自主地选择合意投资对象。从短期来看，在增加保险机构收益机会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要求，但从长远来看，则有利于激励投资机构苦练内功，提升风险识别和管理核心竞争力。” 王军辉还补充道：“整体而言，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和不良贷款压力有所抬升，保险投资机构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紧跟市场节奏，提升投资管理和风险识别能力，按照监管要求加强风险监测和信息报送，做好投后跟踪和集中度管理，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坚决避免发生集聚性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袁序成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监管，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风险监测，持续关注保险资金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的风险情况。二是加强投资能力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保险机构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三是加强跟踪评估。从保险资金运用角度，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影响，推动资本补充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根据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各地已录入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的项目共7163个；其中，已通过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以及可行性论证、实施方案审查的重点推进项目4544个。 稳投资是“六稳”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扩大有效投资。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5月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该报告同时指出，今年要继续加大金融支持，发挥政府资金的导向作用，规范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如何积极引导，激活民间投资成为工作的重点内容。去年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就曾指出，国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向规定领域。 从各地情况来看，许昌市是河南省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该地区通过一系列举措，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通过政策与资金引导，促进民间创新创业投资，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湖南省今年则加大力气激活民间投资。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跟踪落实税收优惠、融资贷款、就业用工、财政奖补等96条政策措施。深入开展疏解治理投资“堵点”专项行动。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运用好市场资金，发展“刀刃上”的项目，高质量地运营项目，已成为地方基建和公共服务项目规划、落地的重要方向。 唐川表示，整体来看，PPP模式可以帮助地方政府更全面、高效地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在合理的模式下不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负债。且更为重要的是，借由PPP模式可以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各地，让地方获取更多的学习模板，全方位地认识当今的市场和前沿的商业模式，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各地区的全面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内生性的发展动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昨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投资特别是有效投资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等领域，我国还都存在较大的短板，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约四分之一，对相关行业的带动性也较强。因此，在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可以在平衡政府债务压力、加快补短板、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优势，在稳投资中发挥着一定的稳定器和调节剂作用。 根据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26日，各地已录入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的项目共7163个；其中，已通过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以及可行性论证、实施方案审查的重点推进项目4544个。 唐川表示，受传统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培养的思维惯性的影响，此前地方上重点落地的PPP项目多聚焦在重资产、重建设的领域，比如大型市政工程、交通、水利等领域。但经过多番整改之后，在“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未来的PPP项目将更多地聚焦于重运营、重服务的领域。所以唐川预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环保领域；铁路、民航、物流等交通领域；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等市政领域；以及智慧城市、海绵城市、新消费服务设施等新基建、新服务领域都会有更多高品质PPP项目的落地。 那么，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更好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徐光瑞表示，要更好引导民间投资参与PPP项目，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完善和稳定政策环境。二是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鼓励通过股权转让、资产交易、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项目存量资产。三是继续加强信息披露。 唐川表示，下半年，新增PPP项目将会继续以匹配地区经济发展、高质量、重运营的模式进行推进。过程中，“加快项目入库进度”将有望进入实质推进的阶段。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那么，今年交通领域的投资推进情况如何？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近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力推进铁路建设项目复工复产，全路113个铁路重点在建项目全部复工并稳步达产，1月份至4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77亿元。 “优化调整铁路投资计划。在国家政策推动下，铁路在年初投资安排的基础上，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促进投资规模增长。同时，继续把防控铁路债务风险和建设质量风险摆在重要位置，确保投资效益和质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二季度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将完成2298亿元，同比增长4.1%。”陆东福介绍。 除了铁路部门扩大投资在行动外，交通运输部门也要全面推进有效投资，确保交通运输项目加快建设。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5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项目库，新的项目库有新增投资8000多亿元，如果需要，这些项目在做好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可以及时开工投入建设。 “预计今年全年完成公路水路投资约1.8万亿元，力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在5月19日的发布会上预测。 就交通运输部近年来的投资情况，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进行了分析：“2019年交通运输部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2451亿元。按计划，2020年交通运输部将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路投资1.8万亿元和民航投资900亿元，共计2.69万亿元，少于2019年实际完成值。”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包括交通领域在内的基建投资增速负增长，投资额较2019年有明显收缩。但陶金认为：“预计‘两会’后，随着政策落实力度加大和复工复产程度加深，交通领域的投资完成额有望回归正常水平。” 关于“交通领域扩大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何作用”这一问题，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还存在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此大环境下，经济恢复动力在内不在外，也就是说内在需求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李建军表示，投资包含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新基建投资三个方面。其中，新基建已得到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可以说，新基建投资从短期看，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稳定经济增长，降低经济运行风险。从长期看，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此外，新基建投资风险小、投资回报较稳定，且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就业问题。 陶金认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技术水平提高，以及各类投入要素结合方式更加优化，市场机制更加合理。各类基础设施本身是积累资本存量、改善资本要素的手段之一，交通领域的投资也能够减少经济中的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当前，中西部的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存在短板，基建投资也成为补短板的一个重要实现形式。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该报告指出，要稳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充分调动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本积极性，盘活存量资产。 今年4月30日，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已经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同时证监会推出了《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筹备探索10多年的公募REITs即将迎来发展新时代。 “根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以下简称：基础设施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仓储物流、收费公路、水电气热、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项目都可以成为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项目可选择性比较广。在政策的鼓励下，中介机构都在积极寻找合适的、可行性高的公募REITs项目，投资方也保持较高的参与热情。但是公募REITs较适用于产权清晰、现金流能力强的项目，一些基建项目因产权问题、现金流不足等问题导致开展公募REITs存在一定困难。”东方金诚结构融资部技术副总监刘士楠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体而言，在政策鼓励下，中介机构和投资者对于公募REITs热情高涨，但目前很多项目都还处于初步筛选阶段。 此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时，提出要扩大有效投资，并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此前组织召开的视频座谈会上，参会行业机构代表一致认为，公募REITs是连接产业和资金的有效金融产品，试点推出基础设施REITs对于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进一步丰富资本市场投融资工具等具有重要意义。 刘士楠认为，现阶段REITs试点要求项目经营3年以上，且已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将以存量资产为主，但从长期来看，随着REITs的不断发展成熟，未来项目范围或可扩大至“两新一重”项目。REITs可盘活存量基础设施资产，为新建“两新一重”项目融得资金。同时，REITs可以通过股权形式投资，不会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融资成本低，资金可利用的周期长，同时不会丧失对项目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可较好地解决新建“两新一重”项目可能会带来的杠杆率上升、财务费用压力增大以及资金使用期限短等问题。其次，REITs以证券化方式募集吸收大众资金，可融资金额巨大同时资金来源也很丰富，产品优势更易吸引中小投资者，可带动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的建设，为地方政府和基建企业平衡资金提供了新渠道，进而为经济增长助力。 哪些资金适合参与基础设施REITs，于普通个人投资者而言，是否也可参与其中？ “REITs作为一种兼具地产与投资属性的产品，既能享受不动产物业升值的红利，又能享受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德邦基金方面认为，公募REITs是大众投资基建资产的最佳形式。对于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公募REITs的最大意义是提供了一个便捷程度高、低门槛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的工具。优质基础设施资产能产生良好稳定的回报，但个人投资者没有渠道进行这类资产的投资，公募REITs则能够完美解决这一痛点。公募REITs以优质基础设施为投资标的，可以将实体经济中最有价值、投资回报最稳定的部分资产转化为投资门槛低、投资交易便利、信息披露公开的大众可投资资产。整体而言，在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整体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优质基础设施类资产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稳健的长期回报。
意见领袖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今年两会上，总理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左右的资金是支撑居民收入的。”这个判断形成决策共识不容易，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客观认识消费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尽快改变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的老模式，让宏观调控应尽快转向以稳消费为主导的决策和行为模式。 推动疫后经济复苏，新基建概念大于实质 传统基建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铁公机、核高基这样的基本建设，已经搞了几十年；所谓新基建，从一提出来到现在始终是充满争议的：一来“新基建”中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并不多，在投资的拉动作用从规模上看也无法替代老基建；二来新基建不像铁路、公路、机场等老基建具有毫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是更多的商业属性，大部分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以最具有共识的新基建投资5G基站建设为例，5G基站建设虽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因为5G基站的运营主体应该是这些企业，而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年初三大运营商计划的5G基站投资约1800亿元，考虑到疫情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全年投资规模有可能达2000亿元以上。 新基建另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不论企业、个人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大部分都是租用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由谁来建设？在中国，除了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之外，阿里、腾讯等大企业都有自己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此外还有万国数据、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易华录等龙头公司的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对在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政策，包括建设用地优惠、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优惠等，即便有些国有出资，也是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参与建设，总体来说大数据建设作为新基金的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投资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传统的铁公基等老基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投资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据测算2020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新能源充电桩，有人比喻它有点像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还是强企业投资建设的？答案一目了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还是要更多地取决于其商业属性。从规模上看，新能源充电桩只有一、两百亿的投资规模，比前两者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小。 总体来看，5G基站、数据中心，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也就是不到7000亿的投资规模，而一季度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2.83万亿人民币，二季度也超过1万亿，即便按照“六稳”、“六保”的底线思维，稳增长也可能需要5万亿以上的扩大内需规模。这么大的需求缺口，单靠上述几千亿的新基建来对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新基建的理念、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农业时代有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今新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的确需要一些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概念归概念，实践归实践，对于真实的增长结构和各自的作用，还是要有比较现实的科学认知。 专项债项目难寻，投资拉动已过时 一部分打着新基建的旗号的所谓新基建，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比如有人把高铁、核电、特高压也叫作“新基建”，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基建了。在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启动稳增长，都是核电、高铁、特高压，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老基建的一部分，高铁、核电、特高压的投资空间和边际乘数效应也在递减。 那么，从今年扩大内需所需的几万亿投资规模而言，仍然以传统的老基建为主导行不行呢？ 首先，老基建中也确实有一部分适合当前来扩大内需，比如东部地区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饱和了，但地下管网建设、排水设施、环保等方面还是有空间的，公共卫生设施投资还是有空间的。西部地区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部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但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需求，在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建太密集的高速公路，其实很浪费。可以考虑开通一些民用通航可能更合适。那么民用通航我们能不能放开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了。 然而，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投资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9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年内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额比重只有31%，而消费在GDP占比已近60%。此时若再想通过扩大老基建，让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实践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总理才会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 总理还说，重视消费的拉松作用也并不意味这不重视投资。正因为如此，今年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6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前期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过快，已经出现了项目弄虚作假、申报粗制滥造、评审形式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短、项目储备不充分，根本上还是由于老基建大部分已经饱和、新基建项目不足，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这各级地方政府想拿钱、但专项债合适的项目难寻的问题，这也从微观上反映出再靠投资拉动已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特征。 何不向6亿月收入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消费券？ 既然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消费的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很多人曾期待以疫情结束后有报复性消费的来临，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开玩笑说“我不想报复性消费，我想报复性涨工资，可以吗？” 毫无疑问，消费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了，消费就会增长。那么我们有多少措施是真正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呢？如果长期收入增长不能靠政策刺激，那么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难道不是很好的短期刺激消费措施吗？既然我们知道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那么向这些公民发放1.2万亿消费券，所费还不及今年专项债规模的1/3，平均每人可得两千元，每个这样的家庭6000-10000元，刺激消费、稳增长、保民生的效果难道不比同样花费1.2万亿挖空心思去搞那些已经找不到项目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好吗？ 消费还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居民收入=储蓄+消费”，如果决策者向刺激消费，那就想办法降低储蓄率。如何降低储蓄呢？毫无疑问是降息。但是为什么欧美都大幅降息，而唯独中国货币决策者不降息呢？不降息不是鼓励储蓄吗？不是保护中高收入者利益吗？既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鼓励储蓄，还幻想什么消费报复性增长呢？ 最后，消费还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类似于十几年前的家电下乡，就曾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对该类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今老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提高、增长空间最大的莫过于两大新消费方向：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去年大概是3.7亿部，最高峰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出货数是4.65亿部。今年正值5G手机更新换代，若给一个比较大的补贴，比如一个手机补贴1000块钱，可新增一亿部以上手机消费，直接带动5000亿以上的新增消费，间接带动万亿以上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正值产业化的起点，若能给新能源汽车一个比较大的补贴，也可带来万亿规模的新消费增长。 总之，既然已经认识到消费在GDP增长中占了60%，且刺激消费受益的都是老百姓，就应该尽快调整决策机制，改变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设置，尽快逐步撤销各级审批投资项目的决策部门，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的执行部门，只要消费券主要发给中低收入者，消费补贴主要指向有增长弹性的新消费，让老消费稳步增长，新消费快速增长，以消费带动增长和就业，就能真正实现“六稳”和“六保”，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股权融资作为直接融资方式能够切实帮助企业去杠杆、降成本，从而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中已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和基金具有股权投资资格，金融租赁尚未获得监管部门资格批准。金融租赁公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初步具备了开展股权投资业务的条件。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提交了《关于开展金融租赁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建议》，建议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金融租赁公司股权投资试点，为规范金融租赁公司股权投资积累经验。 提案认为，基于五点原因，金融租赁公司已初步具备了开展股权投资业务的条件。一是实力雄厚。截至2019年末，金融租赁行业总规模接近3万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金合计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强劲发展态势。行业整体的资本实力决定了其在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方面具有较大潜力。二是管理规范。目前，金融租赁公司由银保监会参照商业银行标准进行监管，且已获准开业的73家金融租赁公司中，有一半以上的主要股东为商业银行，决定了其管理的规范性和展业的合规性。三是专业优势。金融租赁公司在长期的租赁物选择和管理实践中，深入掌握各行业的经营模式、行业前景、业务流程、产品特点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业经验，在股权投资对象的选择和经营管理方面具有一定专业优势。四是风险可控。金融租赁公司由于在租赁期间掌握租赁物所有权，信用风险缓释能力相对较强，同时作为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负债水平和流动性调节方面自主性更强，在股权投资比例合理的条件下不易引发重大风险。五是有例可循。原商务部管辖下的融资租赁公司早已开始了股权投资业务实践，并涌现出中关村租赁等代表性企业，实践证明融资租赁业务与股权投资业务能够相得益彰。金融租赁公司可借鉴有关企业的业务模式与经验，探索开展股权投资业务。 对于金融租赁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李晓鹏给出四条具体建议：一是做好顶层设计。银保监会制定试点机构准入标准及监管办法，优先支持监管评级高、股东背景好、资本实力强、创新能力强的金融租赁公司设立投资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业务，明确试点机构对于投资子公司出资不得超过自身资本净额的20%，并对股权类投资资产风险资产权重给予优惠计算。二是引导投资范围。监管部门及相关部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支持试点机构优先投资于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绿色环保、制造业和新基建等发展潜力大、产业带动力强的行业。鼓励引导试点机构参股、控股融资租赁公司，做大融资租赁行业规模。三是加强风险管控。借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投贷联动”模式，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出台监管指导意见，试点机构具体落实，建立完善试点机构及其投资子公司之间的防火墙制度，保障实现机构隔离、资金隔离，有效避免风险交叉传染。四是建立退出机制。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并购、“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等多元化方式，建立试点机构投资退出机制。另外，可探索建立机构间交易市场，推动实现以机构间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
意见领袖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今年两会上，总理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70%左右的资金是支撑居民收入的。”这个判断形成决策共识不容易，但是长期形成的宏观调控决策惯性和各部门执行传导机制还是指向投资。客观认识消费主导，不仅需要从增长结构的理论上提高认识，更要从宏观调控的决策机制和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做出调整，尽快改变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上项目、搞基建投资的老模式，让宏观调控应尽快转向以稳消费为主导的决策和行为模式。 推动疫后经济复苏，新基建概念大于实质 传统基建大家都很清楚，主要是铁公机、核高基这样的基本建设，已经搞了几十年；所谓新基建，从一提出来到现在始终是充满争议的：一来“新基建”中真正能落地的项目并不多，在投资的拉动作用从规模上看也无法替代老基建；二来新基建不像铁路、公路、机场等老基建具有毫无争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而是更多的商业属性，大部分应该由企业来投资。 以最具有共识的新基建投资5G基站建设为例，5G基站建设虽然需要政府支持，但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三大运营商，因为5G基站的运营主体应该是这些企业，而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年初三大运营商计划的5G基站投资约1800亿元，考虑到疫情后政府支持力度加大，全年投资规模有可能达2000亿元以上。 新基建另一个比较有共识的领域是数据中心建设。不论企业、个人还是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大部分都是租用企业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存储和运营管理。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由谁来建设？在中国，除了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之外，阿里、腾讯等大企业都有自己投资建设的数据中心，此外还有万国数据、光环新网、宝信软件、易华录等龙头公司的数据中心。主要服务于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贵州、河南等地方政府对在大数据中心建设等方面给予企业很多扶持政策，包括建设用地优惠、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人才优惠等，即便有些国有出资，也是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参与建设，总体来说大数据建设作为新基金的投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投资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原则，与传统的铁公基等老基建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政府投资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2019年中国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约1500亿元，据测算2020年有望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再次是新能源充电桩，有人比喻它有点像加油站，那么加油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还是强企业投资建设的？答案一目了然，政府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但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还是要更多地取决于其商业属性。从规模上看，新能源充电桩只有一、两百亿的投资规模，比前两者的投资拉动作用更小。 总体来看，5G基站、数据中心，加上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也就是不到7000亿的投资规模，而一季度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是2.83万亿人民币，二季度也超过1万亿，即便按照“六稳”、“六保”的底线思维，稳增长也可能需要5万亿以上的扩大内需规模。这么大的需求缺口，单靠上述几千亿的新基建来对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新基建的理念、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农业时代有农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时代有工业化、城镇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如今新经济增长越来越快，的确需要一些新型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过概念归概念，实践归实践，对于真实的增长结构和各自的作用，还是要有比较现实的科学认知。 专项债项目难寻，投资拉动已过时 一部分打着新基建的旗号的所谓新基建，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比如有人把高铁、核电、特高压也叫作“新基建”，其实这已经不是新基建了。在过去十几年里，每次启动稳增长，都是核电、高铁、特高压，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作为老基建的一部分，高铁、核电、特高压的投资空间和边际乘数效应也在递减。 那么，从今年扩大内需所需的几万亿投资规模而言，仍然以传统的老基建为主导行不行呢？ 首先，老基建中也确实有一部分适合当前来扩大内需，比如东部地区虽然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饱和了，但地下管网建设、排水设施、环保等方面还是有空间的，公共卫生设施投资还是有空间的。西部地区也可以进一步扩大部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建投资，但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需求，在西部地广人稀的地方建太密集的高速公路，其实很浪费。可以考虑开通一些民用通航可能更合适。那么民用通航我们能不能放开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了。 然而，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已经不同于十几年前，投资已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9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年内的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的额比重只有31%，而消费在GDP占比已近60%。此时若再想通过扩大老基建，让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无异于刻舟求剑，在实践中必然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如此，总理才会在两会后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起主要拉动作用，我们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不依赖基建项目。” 总理还说，重视消费的拉松作用也并不意味这不重视投资。正因为如此，今年在2019年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6万亿元的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前期地方专项债发行节奏过快，已经出现了项目弄虚作假、申报粗制滥造、评审形式主义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时间短、项目储备不充分，根本上还是由于老基建大部分已经饱和、新基建项目不足，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这各级地方政府想拿钱、但专项债合适的项目难寻的问题，这也从微观上反映出再靠投资拉动已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特征。 何不向6亿月收入千元以下的居民发消费券？ 既然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那么消费的增长的空间有多大？ 很多人曾期待以疫情结束后有报复性消费的来临，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开玩笑说“我不想报复性消费，我想报复性涨工资，可以吗？” 毫无疑问，消费首先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了，消费就会增长。那么我们有多少措施是真正能够提高居民收入的呢？如果长期收入增长不能靠政策刺激，那么向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难道不是很好的短期刺激消费措施吗？既然我们知道有6亿中国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那么向这些公民发放1.2万亿消费券，所费还不及今年专项债规模的1/3，平均每人可得两千元，每个这样的家庭6000-10000元，刺激消费、稳增长、保民生的效果难道不比同样花费1.2万亿挖空心思去搞那些已经找不到项目的基建投资效果更好吗？ 消费还是利率的函数。因为“居民收入=储蓄+消费”，如果决策者向刺激消费，那就想办法降低储蓄率。如何降低储蓄呢？毫无疑问是降息。但是为什么欧美都大幅降息，而唯独中国货币决策者不降息呢？不降息不是鼓励储蓄吗？不是保护中高收入者利益吗？既然货币政策实际上在鼓励储蓄，还幻想什么消费报复性增长呢？ 最后，消费还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类似于十几年前的家电下乡，就曾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对该类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今老消费只能恢复性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可以提高、增长空间最大的莫过于两大新消费方向：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去年大概是3.7亿部，最高峰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出货数是4.65亿部。今年正值5G手机更新换代，若给一个比较大的补贴，比如一个手机补贴1000块钱，可新增一亿部以上手机消费，直接带动5000亿以上的新增消费，间接带动万亿以上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又比如新能源汽车，正值产业化的起点，若能给新能源汽车一个比较大的补贴，也可带来万亿规模的新消费增长。 总之，既然已经认识到消费在GDP增长中占了60%，且刺激消费受益的都是老百姓，就应该尽快调整决策机制，改变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设置，尽快逐步撤销各级审批投资项目的决策部门，转变为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的执行部门，只要消费券主要发给中低收入者，消费补贴主要指向有增长弹性的新消费，让老消费稳步增长，新消费快速增长，以消费带动增长和就业，就能真正实现“六稳”和“六保”，并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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