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9月3日举行的杭州住房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9月4日起,杭州市本级公租房收入准入标准再次放宽,申请家庭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从低于61172元放宽至低于66068元,比上一年度放宽了近5000元。以三口之家来计算,在其他条件均符合的情况下,家庭上年度可支配收入低于19.82万元即可申请公租房保障。 目前,包括浙江省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微信小程序及支付宝等在内的多个网上办理通道均已开通公租房业务办理渠道,申请人也可以选择到各区住建部门住房保障受理窗口线下申请。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新市民的住房需求,杭州住保房管局不断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并实践广覆盖、分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多措并举助力更多家庭实现“安居梦”。保障范围覆盖杭州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生、外来创业人员等,保障形式丰富,保障标准居全国前列。截至8月31日,已累计保障12.86万户住房困难家庭,帮助4.2万户来杭创业、务工家庭实现安居;累计发放高层次人才购房(租赁)补贴11511.42万元;大学生租房补贴发放超过2万人,发放金额超过2亿元。
以下为《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报告》第二章,核心观点如下: 2018年,我国总体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为9.1%,发生率与家庭收入负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通过具体测算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基本医保报销后我国的医疗保障缺口约为9946亿元,不同家庭间保障缺口差异显著。 随着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自付医疗费用支出,缓解医疗支出风险带来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另一方面,医疗保险会一定程度上释放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促使家庭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 第二章 家庭灾难性支出、健康保障缺口与财务脆弱性 第一节 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一、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含义与发生机理 近年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开展大病保险,“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迫切需要”,并针对贫困人口建立起医疗救助制度。不可否认,我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目前的保障水平比较有限。一旦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个人仍面临较高的经济负担,家庭正常生活将遭受严重冲击。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国际常用的衡量医疗财务风险的主要指标。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一个公平的医疗融资体系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Out-Of-Pocket Expenditure,OOP)不应严重影响个人或家庭的消费结构,如迫使个人或家庭减少食物、住房或子女教育等必要的开支。如果高额医疗支出使家庭不得不减少包括食品、住房在内的必需品以及本该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甚至在长期内耗尽资产、积累高额债务,那么这一支出就是灾难性的。 保险机制是化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有效手段。无论是社会医疗保险还是商业健康保险,都能通过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方式,有效降低个人自付医疗支出规模,从而降低OOP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减少高额医疗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冲击。接下来,通过模型具体分析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机理和信号以及对医疗保险的敏感度。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综上,个人累积自付总额与预算约束的关系影响个人医疗服务需求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个人累积自负总额在预算约束范围内,意味着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能够全部转化为有效需求,这时个人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度不高,甚至在为了获得较高补偿比例而不得不先付出较高自负金额的情况下减少自认为非必要的医疗服务开支;当个人累积自付总额超过预算约束时,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潜在需求只能部分转化为有效需求,但依然可以动用有限的储备预算将部分潜在需求进一步转化为有效需求,而转化程度将直接取决于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支付比例越高,转化程度越高,而且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越大,对医疗保险补偿比例的反应敏感程度越高,最终个人医疗服务开支也就随之增加。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我国灾难性医疗支出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财政中用于医疗卫生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财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为1.57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1%。卫生支出的增长为人们保障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较大,灾难性医疗支出依旧存在,这给一些家庭造成了负担。 本章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数据库涉及31个省市自治区,621个社区,共计14241个家庭,涵盖了社区、家庭、个体三个层次的信息,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提供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教育成果等方面的信息,同时提供了家庭成员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收入、资产以及医疗费用支出等详细信息,能够为本文研究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与家庭财务脆弱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我们筛选后的样本为12696,涵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WHO设定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标准(家庭非食品支出的40%),测算中国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测算结果显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2018年相比于2010年降低了5.58个百分点。尤其是2012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实施后,居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显著降低。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和农村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都普遍降低,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高于城市。统计结果中,农村2016年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略高于2014年,原因可能是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进而导致医疗支出上升,造成数据波动。 表2-1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按人均收入高低进行分组,测算不同收入组家庭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平均标准和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分布情况,如表2-2、2-3所示。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收入组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存在显著差异,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即使是相对较低的医疗费用支出,也会成为一种灾难性医疗支出,进而影响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地降低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平均费用和发生概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表2-2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保报销前) 表2-3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及分布(医疗保险报销后) 考虑到医疗服务价格城乡差异较小,因此对于城乡收入分组中按照相同的收入等级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见表2-4。总体来看,随着收入的提高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逐渐降低。并且,即使是相同收入的情况下,农村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也显著高于城市。 表2-4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已经实现了全面覆盖,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由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侧重于满足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特别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相对有限,重特大疾病的高额治疗费用仍会给部分家庭财务带来灾难性影响。 第二节 我国健康保障缺口测算 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健康保障缺口的关键驱动因素,会给家庭财务带来压力。随着医疗卫生支出数额的不同,带来的压力也有所差别,当自付医疗费用达到一定程度时,甚至会出现放弃治疗的现象。为具体测算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的规模,本报告将健康保障缺口定义为以下两部分之和:第一,造成财务压力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并按压力程度打分;第二,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未治疗的群体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估计。 其中,造成财务压力是指人们不得不做出以下行为:(1)削减可支配收入,如购买更便宜的日常用品、减少奢侈品消费;(2)减少储蓄;(3)向亲戚/朋友/银行借钱;(4)削减必需品开支,如学费、日常用品、水电费支出等。按照自付医疗费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重,判断各压力情景对家庭财务状况的影响程度,具体如表2-5所示。 表2-5压力情景 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部分有以下计算公式: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名义成本=估计医疗费用均值*此类受访者在总样本中的比例*家庭总数。家庭总数由CFPS数据库中家庭数按抽样权数扩大到全国,得到全国的因负担能力有限而未接受治疗的医疗费用估计值。 测算得出,我国健康保障缺口约为9946.10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保障水平、降低了缺口规模、缩小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保障缺口呈上升趋势,医疗保险对不同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如表2-7。总体来看,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医疗保险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效应略高于中低收入家庭,这可能是由于脱贫攻坚背景下医疗救助等扶贫政策的实施,进而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负担较大幅度下降。 表2-6健康保障缺口 表2-7不同收入家庭健康保障缺口(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各个家庭保障缺口差异显著。例如,如表2-8所示,按所有家庭计算的我国户均缺口规模的估值不足2500元,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仅为3%,但前5%最高缺口的家庭户均估值规模接近5万元,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高达到44%,这说明我国不同家庭面临的医疗支出压力差异较大。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设定了基本药品目录、基本诊疗项目目录及基本检验目录,且目录内报销比例有限,当家庭发生重大疾病冲击时,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十分有限,不能完全抵消家庭的财务风险,带来较大压力。 表2-8户均健康保障缺口及其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 从家庭规模来看,健康保障缺口主要来自3人及以下的家庭,其次为4—7人的家庭,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健康保障缺口明显下降。家庭是最传统、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个人应对大病冲击的重要支撑,较大规模的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韧性和缓冲作用,而人口较少的三口之家则更脆弱、更容易受到疾病风险的冲击。 从户主年龄看,保障缺口主要来自60岁以上的老年家庭,其次为45—59岁的家庭。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重大疾病风险和灾难性医疗支出的风险较高,医疗支出较多,导致其健康保障缺口较大。在我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和医疗费用通胀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的健康保障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表2-9不同特征家庭健康保障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保障缺口并不等于保险机会。保险是帮助弥补保障缺口的关键工具,但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巨大保障缺口的家庭可能无力承担传统保险。这时,缺口规模不能被视为保险机会。 此外,健康保障缺口的平均规模平并不代表充分应对各种医疗紧急状况所需的健康险保额。由于数据库涵盖了各种疾病,其治疗费用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因此,平均医疗费用更趋于体现发病率较高、严重程度较低、且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而基于医疗费用的缺口规模也就存在偏差。理想的健康险保额取决于很多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医疗卫生费用、医疗费用通胀、医疗条件、家族病史、财务状况、家属人数、年龄、生活方式、公共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三节 中国家庭财务脆弱性现状 灾难性医疗支出衡量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给家庭福利带来的影响,并基于此探究如何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等制度建设帮助因病致贫家庭脱贫。事实上,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家庭应对疾病风险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发生大病冲击的家庭如何脱贫,还要关注未受到大病冲击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为此,本节基于消费者行为理论,构建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指标,衡量家庭应对重特大疾病冲击的能力,分析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并进一步研究医疗保险的保障效应,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商业健康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居民家庭财务配置提供有效建议。 一、财务脆弱性的概念 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家庭脆弱性(Household Vulnerability)的概念,所谓的家庭脆弱性是指家庭或个人在未来因遭遇负向风险冲击而导致家庭福利下降的可能性。Chaudhuri(2002)将财务脆弱性应用到贫困问题的研究,将其定义为家庭未来贫困或更加贫困的可能性。财务脆弱性是基于家庭收入、资产等特征的动态变化和事前的视角,识别家庭遭遇风险冲击抵御能力,因此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本研究的负向冲击主要是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财务脆弱性或者是财务脆弱程度,是指家庭如果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家庭福利下降的程度,体现了居民家庭应对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该指标对制定预防和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政策而言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二、财务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一)财务脆弱性指标的定义 图源:小雨伞保险 图源:小雨伞保险 (二)确定性等值 图源:小雨伞保险 三、中国家庭经济脆弱现状 (一)中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整体分布 表2-10反映了我国居民家庭由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抵御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遭遇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冲击会引发财务脆弱性的家庭占比达到82.97%,我国居民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平均为0.107,且城乡差异不明显。医疗保险保障后财务脆弱的家庭占比为81.25%,与保障前测算的结果略微下降,但脆弱程度下降到0.0452,下降了57.76%。结果说明,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无法完全化解家庭面临医疗支出风险,但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降低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经济负担。 表2-10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表2-11家庭经济脆弱性总体分布 (二)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特征 从收入水平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我国家庭经济脆弱性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不同收入阶层医疗支出风险导致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很严重,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脆弱程度逐渐降低,尤其是对于中高收入家庭,其经济脆弱性程度显然低于中低收入阶层,说明财富可以有效抵抗医疗支出风险,降低发生灾难性支出风险的可能性。考虑到对于低收入贫困家庭,其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医疗救助等措施发挥托底保障功能;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一方面其收入水平未达到享受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水平,医疗支出风险只能通过保险、储蓄等机制进行缓解,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保障机制需求最大,但商业医疗保险等保障机制覆盖范围较小;另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较大压力,其贫困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当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时其财务风险更为严重。其次,并非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是经济脆弱性家庭,且非贫困家庭在未来也有较大可能因病而陷入贫困,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其发生财务脆弱性的可能性逐渐降低。 表2-12不同收入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三)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图源:小雨伞保险 表2-13不同保险保障水平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 (四)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程度分析 从家庭规模来看,不同规模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不同,3人及以下规模的家庭财务脆弱程度高于3人以上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程度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这说明,一方面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一旦父母或子女发生疾病会严重影响家庭的消费;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对于规模较小的家庭的保障效应也相对较高,可以较好的抵御医疗支出风险。这表明在家庭规模角度,我国的医疗保险与保障需求存在较好的平衡。 从老年人数角度来看,有老年人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导致的财务脆弱性程度要高于无老年人家庭,但医疗保险对于财务脆弱性程度的改善差异不明显。 户主年龄来看,户主年龄在60岁以上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最高,其次为35岁以下的青年家庭经济脆弱程度最高,原因在于老年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以及重特大疾病的可能性均较高,而青年家庭抵御经济风险冲击的能力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两个年龄组的财务脆弱性较高。 表2-14不同特征家庭财务脆弱性程度
以下为《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报告》第四章及结束语,核心观点如下: 根据互联网健康险的保障水平、保障结构、发展趋势等三个评价纬度,设计相应的评价标准,由此形成互联网健康险保障评价标准体系。 小雨伞客户群的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水平中等偏上,其中教育水平、年龄段、婚姻状况等对指数得分有重要影响。 得分中的保障需求观念等在同等加权系数下对分值的影响显著,协调度等距离目标还有差距,侧面印证了互联网保险用户在收入和其他条件并非最优的情况下,普遍保险观念较强。 第四章 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 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是衡量互联网健康险对个人的健康保障水平的指标体系及其量化结果。本章通过指标和指数的形式分析个人的健康保障情况,找出短板和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为个人和家庭健康保障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健康险行业接下来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第一节 研究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的意义 国民健康幸福是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与政府的重要关切和发展目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保险的营销形态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健康保险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给客户。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各项事业进入到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研究“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是完善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客观需要。十九大报告指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与核心环节,是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内容,是提高全体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重要保障。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是实现我国“健康中国”战略的主要途径和核心环节。商业健康保险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依托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健康险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第二,这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已经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建立起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报销比例有限,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追求。商业健康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可以满足更高水平、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是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对提高个人和家庭应对疾病风险冲击的能力、提高医疗和健康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和指数体系,量化考察居民个人的健康保障情况,找出差距和原因,明确完善的方向。 第三,这是促进互联网健康险行业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作用和功能认识有限;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不能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诉求,这限制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可以帮助消费者个人了解自身的健康保障水平,提高保障意识和保险意识,也可以帮助保险公司深入了解客户的保障现状和产品诉求,从而开发出更贴近客户需求的保险产品,切实发挥好商业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实现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保障指数的评价体系设计 一、评价对象界定和评价标准设计 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是评价互联网健康险对个人健康保障程度的技术工具,因此,在编制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之前,首先要明确该指数的评价对象——互联网健康保险的保障情况。 评价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情况有多种纬度,本报告将通过以下三个纬度进行评价:一是保障水平纬度,评价个人的保障“水平高低”情况;二是保障结构纬度,评价保障的协调情况与结构合理性;三是发展趋势纬度,评价健康保障发展趋势的“向好度”与“正常度”情况。 根据互联网健康险的保障水平、保障结构、发展趋势等三个评价纬度,设计相应的评价标准,由此形成评价标准体系。保障水平的评价标准有“保障度”和“持续性”;保障结构的评价标准有: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协调度”、家庭成员保障结构的“合理度”;发展趋势的评价标准有:发展趋势的“向好度”和保险消费的“正常度”。根据以上评价标准,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指标体系设计如图4-1所示: 图4-1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标体系 二、评价方法——无量纲化方法设计 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需要统计的二级指标有3个、三级指标6个、四级指标9个。本指数体系涉及到多种性质、不同类型的指标,各类指标的数量区间和性质亦有所不同,故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实现各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 以保障水平的指标为例,一般认为可接受的自付医疗金额越高,应对疾病风险冲击的能力越强,即指标数值越大越好,这是正向指标;家庭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年消费的比例越小,家庭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越小,这是负向指标;购买重大疾病保险有“购买”和“未购买”两种情况,这是一个选择指标。另外,在发展趋势指标中,愿意为保险产品支付的最高费用是一个适度指标,一般认为保费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10%较为合理;需要的重疾险保障额度是一个区间指标,在家庭年收入的15—20倍范围内较为合适。 综上所述,本体系中正向指标有:可接受的自付医疗金额;负向指标有:家庭医疗费用支出占年消费的比例;选择指标有:目前参加的社保项目、重大疾病保险购买情况、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协调情况、给家庭成员购买保险的先后顺序、新增购买重疾险计划;适度指标有:愿意为保险产品支付的最高费用;区间指标有:需要的重疾保障额度。 鉴于数据结构,本报告采用打分的方法,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高得分越高;负向指标,数值越低得分越高;适度指标,数值稳定在最佳值上得分最高;区间指标,数据越接近最优区间内得分越高;对于选择指标,根据具体情况,有利于提高个人保障水平的选项得分最高。 基于以上分析,依据指标权重原理,汇总得到个人保障情况的最终得分,实现不同个体之间保障情况的量化展示,从而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群体的保障情况和互联网健康保险整体的保障情况。具体指标权重如表4-1所示。 表4-1指标体系权重 第三节 小雨伞客户群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测算 按照上一节的保障指数评价体系设计,我们对问卷中每位受访者的问卷指标结果进行打分,每位受访者得分在0到1之间分布。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159份,保障得分均值为0.6254。从保障得分统计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上,客户人群整体得分近似呈正态分布,最高分(0.92)与最低分(0.076)之间差距较大,说明某些个体与个体间保障程度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是综合保障水平、保障结构及发展趋势三类指标形成的。见表4-2。 表4-2总体保障得分 从性别划分得分来看,问卷受访者中女性得分均值略高于男性。其中,女性得分中的合理度、向好度的单项得分普遍要高于男性,说明女性在保障需求的观念上整体向好。当然,若改变上述两项指标的权重,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 从年龄段划分得分来看,问卷受访者中36-40岁年龄段为保障水平最优区间。一般来讲,此年龄区间多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保障水平高,则家庭抗风险能力更强,这个结果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保障水平得分次高区间为31-35岁、41-50岁,均可认为是主要劳动力年龄区间。但仍应看到,较老年龄者(50岁以上)、青少年(18岁以下)保障水平还有待提升,这也可以作为下一步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对象人群。具体见表4-3。 表4-3性别、年龄划分保障得分排序 从学历划分得分来看,问卷受访者的平均分完全依照学历正向相关,即学历越高,平均分值越高。我们认为,学历和收入也是正向关系,这印证了保障水平和收入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见表4-4。 表4-4学历划分保障得分排序 从婚姻状况划分得分来看,问卷受访者中单身有孩子的人群保障水平较高,这是希望看到的结果。这部分群体在生活中更需要保障,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概率较高,因为主要劳动力只有一位,和双劳动力家庭的保障能力尚存在差距。但结果显示这部分群体保障水平向好,也有可能是反向因果关系导致,即正因为这种家庭状况,所以在互联网保险平台上选择更多的保险产品,以获得较高的保障。见表4-5。 表4-5婚姻状况划分保障得分排序 从职业类型划分得分来看,问卷受访者中,外企类职业者保障水平最高,高于机关事业单位群体,民企保障水平要高于国企,但上述四类的得分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务农类型职业保障水平最低,平均分为0.4912,远低于总体平均分和其他职业平均分。这也可以是商业健康保险下一步的重点保障的对象。虽然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制度性全覆盖,城乡医疗保险整合也不断完善,但农村地区的保障程度相较城镇居民依然存在差距。除了政府政策性倾斜外,商业保险更应发挥其补充功能。见表4-6。 表4-6职业类型划分保障得分排序 经过统计检验,在等权重指标体系下,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类型的不同导致保障得分的差异均具有显著性,不同性别人群间的保障得分差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对保障情况具有显著性影响,而不同性别人群的保障情况差异不大。 此外,我们根据问卷填写者的IP地址,得出其所在省份,近似代表问卷填写者的地区。为避免数据过少对结果客观性的影响,截取回收问卷数量前20的省份,测算其保障平均得分,根据地区平均分得到的降序结果如表4-7所示。 表4-7地域划分保障得分排序 从省级划分指数平均分排序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得分最高(0.6474),河北得分最低(0.5817)。共有7个省份指数得分高于平均值(0.6254),分别为北京、黑龙江、河南、上海、浙江、湖北、江苏。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指数平均分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人口数量多的省份是社会保障体系未来建设以及商业健康保险未来发展的重点。 总体来说,小雨伞客户群的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水平中等偏上,其中教育水平、年龄段、婚姻状况等对指数得分有重要影响。同时,得分中的保障需求观念等在同等加权系数下对分值的影响显著,协调度等距离目标还有差距,侧面印证了互联网保险用户在收入和其他条件并非最优的情况下,普遍保险观念较强。 互联网保险对于提升大众的保障意识、公司获得潜在用户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商业健康险为不同群体提供服务,和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相互补充,在我国医疗体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结束语 本课题运用理论模型、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方法,对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情况进行了研究。 一、主要研究发现 首先,我国基本医保保障程度有限,存在较大保障缺口。2010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制度性全覆盖,成为覆盖人口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保障制度,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福祉。但是,目前的基本医保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存在漏保、断保人群,存在保障真空的现象;第二,社保关系转接连续不够顺畅,无法适应人口的快速流动;第三,保障待遇差距较大,公平性有待提高;第四,保障水平有限,居民看病实际报销比例约为50%,大病自付金额较高。本报告测算得出2018年,我国总体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为9.1%,具体为城市7.37%、农村11.17%,较2010年大幅下降;基本医保报销后的健康保障缺口为9946.1亿元,基本医保使全国的缺口规模下降39.9%。基本医保报销后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为0.0452,基本医保使家庭经济脆弱性下降57.8%。由此可见,我国基本医保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制度建设和保障程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需要其他多种形式的保障做补充。 其次,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是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2013年以来,健康险保费便开始快速增长,持续保持在各险类增速第一。2019年上半年,健康保险原保费收入397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2%,远高于人身险12.45%、产险8.29%的增速。2017年,健康险保险密度和深度分别为315.8元和0.53%,较2009年增长了5倍。产品方面,产品形态不断丰富、创新活跃;注重与科技融合;利用医疗资源,推动建立全方位的健康保障与管理服务体系。健康险市场呈现出日趋成熟、向好的发展态势。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触达方式,成为全新的保险营销渠道,并以其低成本、方便快捷等特点受到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青睐。2018年,互联网健康保险累计实现规模保费收入122.9亿元,同比增长108.3%,在互联网人身保险中的比重突破10.3%,发展迅猛。当前,我国的基本医保保障程度有限,这给商业健康保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更好地与基本医保制度衔接,为百姓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促进自身更好更有质量地发展,是商业健康保险未来努力发展的方向。 最后,构建互联网健康险保障指数,量化评估互联网健康险对个人的保障情况。本报告对“小雨伞”客户群的互联网健康保障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个体保障得分的最大值为0.9200、最小值0.0760、均值0.6254、方差0.0173。总体来看,“小雨伞”客户群的保障情况中等偏上,其中教育水平、年龄段、婚姻状况等对指数得分有重要影响。这侧面印证了互联网保险对于提升大众保障意识、公司获得潜在用户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这也为大力发展互联网健康险的效益性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互联网健康保险未来发展展望 2019年11月12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新修订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后简称“办法”),办法主要从调整对象和主旨、产品规范与监管、销售与经营监管、健康管理与合作、信息技术与健康保险、扩大适用范围等六大方面进行了修订,并于2019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具体来看,本次修订有以下几点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也是最大的一点变动,就是将医疗意外保险纳入了健康保险的范畴。由此,商业健康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护理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五大类别。 第二,短期健康保险不得含有保证续保条款,保险公司曾经包含这一条款的描述将全部修改。 第三,除健康保险公司外,保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业务应当成立专门的健康保险事业部,对从事核保、理赔以及销售等工作的从业人员进行健康保险专业培训,建立客户信息管理和保密制度,健康险经营管理的专业程度不断提高。 第四,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销售长期健康保险产品,长期医疗险费率可以调整,医疗意外和长期疾病产品可以包含死亡保险责任。 第五,鼓励创新,支持医疗保险产品对新药品、新医疗器械、新诊断方法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进行保障。 第六,保险公司可以加强与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康复服务机构等合作,将健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控制疾病风险,减少疾病损失。 这一办法为健康保险市场提供了规范化指导,健康保险市场发展迎来利好,同时对整个健康管理行业和新型医疗服务机构发展促进作用也是积极向好的,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健康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顺势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报告提出几下几点建议: (一)做好产品自查,推进产品创新 办法对健康保险产品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如长期护理保险保险期间不得低于5年、长期医疗保险费率可调、长期健康险产品犹豫期不得少于15天、被保险人同时拥有多份有效的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保单时可自行决定理赔申请顺序、医疗保险责任范围包括康复保障等等。保险公司应根据新规及时调整自身产品条款,依法合规经营,为客户负责,树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同时,办法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医疗保险产品,对新药品、新医疗器械和新诊断方法在医疗服务中的应用支出进行保障;鼓励保险公司提供创新型健康保险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不可否认,企业在创新中面临着未知的风险与挑战,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健康险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下,国家释放出鼓励创新的积极信号。保险公司应站在长远发展的视角上,抓住机遇,把握先机,积极推动产品创新,破而后立,促进自身持续稳定发展。 (二)加强人员培训,提升健康险专业化经营水平 办法对健康险专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保险业务单独核算;建立专门的精算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核保制度和理赔制度;建立数据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功能完整、相对独立的信息管理系统;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精算人员、核保人员、核赔人员和医学教育背景的管理人员等。 办法从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需求出发,对健康保险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企业应积极响应办法的号召,努力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服务客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也有利于保险公司自身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形成核心竞争力,促进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与健康产业链上相关主体合作,提升健康管理能力 保险公司可以将健康保险产品与健康管理服务相结合,提供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疾病预防、健康咨询、健康维护、慢性病管理、养生保健等服务。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前期的疾病预防的健康管理,可以降低被保险人的健康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疾病损失,也有利于保险公司控制成本。保险公司还应加强与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康复服务机构等的合作,真正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康复等全流程的整合,为被保险人提供优质、方便的医疗服务。在此过程中,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其专业优势,充分发挥健康保险费率调节机制对医疗费用和风险管控的作用,降低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促进整个健康产业的发展。
近日,中宏保险今日宣布与复旦发展研究院联合推出国内首份《女性养老与风险管理白皮书》(下称白皮书),聚焦中国女性养老保障、准备和风险管理。 白皮书研究表明,女性对养老风险的意识不足,且老年面临的健康风险较高。数据显示,受访女性中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未过半数(47.44%)。在保障配置选择方面,受访者普遍担忧的养老问题主要包括:医疗开支庞大、护理服务的可获得性、意外事故的发生、以及老年收入不足等。 据统计,女性拥有较长的预期寿命,故其对养老金的需求更大。然而,白皮书调研结果显示,女性的商业养老保险持有状态并不理想,养老需求缺口显著。 中宏保险首席执行官张凯表示:“中宏保险与复旦发展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已迈入第二年,我们对女性养老和健康持续关注,今年的白皮书重点聚焦女性的养老风险。调查发现,女性的养老准备仍有较大差距,我们期望借此研究唤醒广大女性对风险管理和保障配置的关注。为应对养老所要面临的多重挑战,我们建议,女性尽早筹划、谨慎评估风险保障缺口,动态调整养老规划,理性选择养老金融工具作为补充,为自身的保障加持,有效弥补退休后的生活保障缺口,进而实现无忧养老生活。” 白皮书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对14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女性养老情况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健康风险管理是女性养老的主要诉求。近八成受访女性将“身体健康”放在人生目标首位。在养老方面最担心的事情中,排名前四项也都与健康有关。 受访女性中分别有72%和54%的女性认为“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和“获取国内医疗资源”是无忧养老的根本。 此外,女性在养老准备方面也存在显著差距。样本数据显示,女性计划养老事宜的平均年龄为43.8岁,仅有8.8%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在30岁或更早开始养老计划。样本中只有不足三成(28.52%)的女性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会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可见,女性对养老问题的担忧程度较低且对养老所做准备仍显不足。 白皮书还指出,虽然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障能够较好地规避女性在老年时将面临的风险,但未过半数(47.44%)受访女性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持有量既没有达到普遍持有的理想状态,也未达到其自身的心理预期。在上海的样本中,有17.14%为个体户或自由从业者,有5.19%为家庭主妇,意味着超五分之一的受访女性可能没有第二支柱提供养老保障,折射出这一群体面临的养老缺口更为严峻。 经模型测算发现,女性普遍愿意在现有保险持有水平的基础上,加大对养老保险的购买。数据显示,未来女性在商业养老保险上的投入占年收入的比重将从5.89%上升至8.87%。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怡教授表示:“作为业内首份聚焦女性养老风险的白皮书,我们希望借此研究帮助女性厘清养老诉求,增加对养老准备的认知与重视,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养老规划。女性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对女性风险保障的关注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通过对这一群体细分需求的研究,填补学术空白的同时也为保险行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助力改善女性的养老困境。此外,就个人而言,对商业保险等金融工具的合理配置,也可为养老生活提供额外的经济来源、放大保障杠杆并有效转移老年健康风险。”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近日,中国人寿发布《关于服务“六稳”、“六保”大局的工作方案》称,将建立充分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高质量、高效率管理体制,为大湾区提供投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服务,充分发挥金融保险核心功能,在融入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中国人寿积极推动“险资入粤”,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截至上半年末,中国人寿支持大湾区建设存量投资规模达945亿元,旗下成员单位广发银行在澳门首创的工程融资领域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单笔工程保函金额达47.5亿元。截至上半年末,广发银行在大湾区各项贷款达4219亿元。 另一方面,中国人寿积极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期、运营期的保险保障,提供风险保障280亿元;连续七年参与广州地铁运营期保险、工程险的承保,提供风险保障超1500亿元;参与承保广州港船舶保险项目,提供风险保障8亿元;承保广州机场第二高速项目,提供风险保障16.2亿元;承保虎门二桥项目,总保额达到36亿元。 此外,国寿财险还成立了大湾区保险项目部,全力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上半年,国寿财险为大湾区经济社会和重大项目建设等提供风险保障超7600亿元,同比增长25%。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国人寿专门研究制定了《中国人寿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行动方案》,要求增强中国人寿粤港澳大湾区保险创新能力,加大保险产品、技术、科技平台等方面的创新力度。 截至今年7月末,国寿财险深圳分公司已创新各类医疗险产品为28419名客户提供近1377亿元风险保障,并连续两年为深圳福田区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提供核心人才综合保险,保障范围涵盖高额意外、疾病医疗、监护人和个人责任等,今年以来,已为3401名核心人才提供883亿元保险保障。
8月31日,相互宝发布新的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下称意外互助)。据了解,这一互助计划能保障网约车、公交车、长途车、飞机、火车、地铁、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出行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按照意外伤害的不同程度,参与成员可获得的互助金比例从40%至100%不等,最高为100万元。 这是继大病互助计划、老年防癌计划、慢病互助计划后,相互宝发布的第四个独立的互助计划。四个互助计划之间独立运行、独立分摊,互不影响。已经加入了相互宝的用户,依旧可以加入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 据介绍,相互宝公共交通意外互助没有健康要求的门槛,只要是年纪在30天至59周岁的准入用户都能加入。用户加入后,互助保障在第七天(不含加入当天)的零时生效。 相互宝方面预测,预计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每年的分摊金不会超过20元。用户也可为子女加入。 《中国保险人群意外伤害风险报告》数据显示,交通类风险在意外伤害事件中总占比最高,超过三成。尽管市面上早有各类出行意外险可供选择,但这类意外险一般只保障单一交通工具、单次有效,且购买价格每次需要几元、几十元不等。 “相互宝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的优势在于保障场景多和便宜,它几乎覆盖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一次加入长期有效。”相互宝运营负责人沈晔说。据了解,意外互助与商业保险也不冲突,可以叠加使用。 这也是相互宝首次从健康保障扩展到意外保障场景。蚂蚁集团资深总监、相互宝事业部总经理邵晓东表示,分人群、分场景是网络互助的趋势,希望相互宝的尝试,能够让更多人获得高性价比的互助保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张翼认为,相互宝的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可以为居民提供额外的风险保障,从健康保障扩大到意外保障,其国民度将进一步提升。凭借一贯普惠、准入门槛低的特点,将成为传统意外险之外的有力补充。
8月28日,中国人保在甘肃临夏州召开“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中国人保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统一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着力构建保险扶贫“五大体系”,服务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能力。 一是不断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目前,中国人保服务网点已经覆盖“三区三州”100%的县和81%的乡镇。其中,云南、甘肃、青海、新疆四省所辖“三区三州”地区,已实现县级机构全覆盖;同时,中国人保也是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目前唯一一家服务网络覆盖率达到100%的保险机构。 二是着力构建与产业扶贫相配套的农业保险扶贫体系。上半年,中国人保在“三区三州”地区开办农业保险业务424项,是去年同期的1.24倍;因地制宜开发推广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烟叶、藏系羊、牦牛等特色农业保险产品,并推出苹果、红枣、棉花等“保险+期货”等创新型险种;为161.8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11.78亿元,向21.1万户农户支付赔款3.96亿元。公司还通过“支农支小”业务向“三区三州”所在六省累计投放资金3.5亿元,解决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三是持续拓展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相适应的民生保障扶贫体系。在健康扶贫方面,上半年中国人保大病保险业务覆盖“三区三州”地区118万人,支付赔款330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5%;承办扶贫类医疗救助保险项目5个,覆盖16.7万人,支付赔款1090万元,解决了贫困人群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在甘肃甘南,通过不断完善补充医疗、门诊慢特病、长期护理保险等保障体系,当地贫困人口医疗补偿比例提高了14.69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方面,上半年中国人保为“三区三州”地区21.92万户次农户提供政府扶贫救助保险风险保障2.24亿元,支付赔款402.18万元,助力解决农户因灾、因病、因升学、因意外等造成的致贫返贫问题,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系牢脱贫“安全带”。 四是不断创新服务贫困地区基层治理新格局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中国人保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帮扶人员就业、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灾害应急管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在四川,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已覆盖全省18个市州,共计为13.5万户特殊优抚人群提供风险保障30亿元。在西藏,中国人保推出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近三年为农牧民提供风险保障2.15万亿元,支付赔款2.34亿元。在“三区三州”所在的六省,中国人保投放债权、股权等各类保险资管产品近250亿元,支持当地水电煤气、公路交通、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积极参与构筑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社会责任体系。近三年,中国人保在“三区三州”地区累计捐赠近4300万元,大力开展“母亲健康快车”“国学希望教室”“黄手环”等公益活动,助力提高贫困人口文化水平、改善卫生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近三年,中国人保在“三区三州”地区累计派出驻村干部455人,以党建为引领,协助贫困地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驻村工作队变身“防疫队”,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充实疫情防控保障力量,引导广大村民织密筑牢联防联控的坚实防线。 会议强调,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阶段。中国人保将始终秉承“人民保险、服务人民”这一崇高理念,以更加坚强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精细的工作,攻坚克难完成保险扶贫各项任务。 首先,立足于高质量完成全年保险扶贫工作任务,加大县级机构设置推动力度,提高扶贫专属农业保险产品覆盖面,配合开展好脱贫攻坚普查工作,确保责任明确、任务分解到岗到人。其次,立足于保障好脱贫攻坚质量成色,扎实完成好助力产业扶贫、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和汛期保险保障服务等任务,持续巩固完善保险扶贫体系。再者,立足于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基层机构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公益、投资和人才支持力度。此外,立足于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保持保险服务政策稳定,积极参与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建设,加大消费扶贫力度,进一步探索接续减贫长效机制。最后,立足于铸造“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卓越品牌形象,加大脱贫攻坚成效宣传力度,在做好扶贫事业的同时,讲好扶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