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打算从科技股的角度来谈谈隆基股份这几年的发展。巴菲特说自己不碰科技股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技术路线变化太快，难以把握，一旦判断错误就会有永久损失本金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判断未来的技术路线呢？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押宝完全押对了未来的技术路线呢？毫无疑问，这将会带来巨额的收益。高毅资产的合伙人邱国鹭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华尔街的私募朋友，原本是巴菲特的信徒，坚守能力圈，深耕消费白马，对科技股向来是敬而远之，直到他遇到一个TMT的天才研究员，他才发现如果能够准确判断科技产业的发展趋势，收益之高让人惊叹。起源于欧美的光伏行业是新能源的代表，这一行业诞生过的省市首富甚至全国首富数量，恐怕只有房地产和互联网可以与之媲美。新能源发电空间之大，没有人会怀疑。借用巴菲特的话来说，“长长的坡，厚厚的雪”，正是光伏发电最好的总结。中国的太阳能发电量占比已经从2011年的0增长至2019年的3%，一些知名机构预测2050年光伏发电占比会达到60%。算上每年的发电总量稳定增长，光伏未来30年将增长近30倍，当之无愧的绝对成长行业。但回顾过去几年光伏行业的跌宕起伏，技术路线的变迁与行业的洗牌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光伏最近几年最大的技术路线变迁就是单晶硅对多晶硅的替代，虽然目前光伏产业单晶硅的技术趋势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但是2015年之前的行业中多晶硅才是主流，甚至在2017年举办的一场光伏专家论坛中，多晶硅与单晶硅的争议依然是讨论热点话题。而在单晶硅胜出之路上，隆基股份成为最大赢家。自2006年以来，晶体硅电池占据了光伏电池中80%以上的市场份额，成为绝对的市场主流。但是在晶体硅中，单晶硅和多晶硅的争议却一直存在。2015年之前，多晶硅一直是中国光伏行业中的主流趋势，但是2015年之后，单晶硅市场份额迅速提升。隆基股份作为单晶硅的龙头企业，对单晶硅市场份额的提升功不可没，不过这还要从一种工艺说起——金刚线切割技术。2012年，李振国和隆基董事长钟宝申经过考察和研究决定，隆基开始从成熟的砂浆切割技术转向昂贵且不成熟的金刚线切割技术。当时金刚线切割技术掌握在日本等国家的少数厂商中，国内整个金刚线切割产业链处于空白状态，这导致此技术成本高昂且不确定性巨大，隆基股份在2013年的年报中也说道，“由于金刚线的供应链目前还比较脆弱，高品质金刚线的供应多来自海外且供应厂家较少，若金刚线的供应不能满足公司切片向金刚线方向转移的进度要求，将影响公司通过金刚线降低切片成本的效果”。既然金刚线切割技术短期看来难度如此之大，那为何隆基高层还要力排众议推进此技术呢？原因在于此技术一旦成熟运用，长远来看将会大幅度降低成本。与其它厂商不同的是，隆基选择用短期的亏损阵痛换取中长期的利益。而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成为隆基发展关键的一步。亏损并没有持续多久，而隆基期待的成本降低速度却远远超出预期，投资者在此后每年的年报中都看到了公司的进步。2014年报，隆基表示，“多次拉晶技术、金刚线切割技术、细线化和薄片化等技术的应用使公司的非硅成本同比降低12.79%，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2015年报，隆基惊喜地谈到，“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全面推行金刚线切割工艺、PERC 技术等行业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深入挖掘成本下降潜力，2015 年全年硅片产品非硅成本同比降低20.78%。通过推动拉晶和切片成本的快速下降，高效单晶组件和常规多晶组件成本已基本持平。”2016年报，隆基继续报喜，“公司通过金刚线切割工艺、PERC电池技术等行业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使得2016年硅片产品非硅成本已较2012年下降67%，60片P型PERC单晶电池组件最高功率已达到316.6W。目前，公司已在单晶生长技术、单晶硅材料薄片化技术研究等方面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积累和项目储备。”2017年报中，隆基自豪地表示，“在硅片切割技术方面，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金刚线切割技术替代传统砂浆切割技术，并推动了切割设备与金刚石切割线的国产化替代，使得切片环节成本快速下降，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这一年，随着隆基的崛起，金刚线切割技术开始大量普及，一些多晶硅企业也开始大量运用金刚线切割技术。隆基对金刚线切割技术的付出不仅收获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也为光伏行业每年降低了几百亿的成本。光伏发电要想普及，最为重要的就是降低成本，要知道太阳能发电之所以从很早之前发明以来一直没有商业化推广，最大的阻力就是成本太高。毕竟商业化必须要有盈利预期，成本高不赚钱，如何和传统火力发电竞争。因此，降低成本一直都是光伏行业发展的主线，所有的技术路线、原材料选择都在比拼，谁的成本低、效率高，谁就能成为市场主流。隆基所拥有的优秀的深耕产业管理层，准确把握住了行业发展的本质，并且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眼光看得长远，这不仅是隆基的胜利，也是长期主义的胜利。隆基这些年的发展让我想起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在《价值》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有些公司不必关注短期的报表，只要疯狂的持续为社会创造巨大价值，营收、利润这些迟早会跟上的，完全不必担心；企业要坚持做对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我想，投资是长期主义的胜利，企业经营亦如此。风险提示：本文仅为公司案例探讨，所提到个股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读者风险自担~
□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近30天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明显缩水。三季度，95家典型房企融资额约3475亿元，环比下降16.1%。专家预计，四季度金融监管可能升级，房企融资将持续承压。 连续两月下滑 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释放房地产金融政策收紧的信号。三季度作为过渡期，房企发债规模仍在高位。分月度看，8、9月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且降幅逐步扩大。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小嫱表示，房企将降杠杆、降负债以及加强现金流管理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调整债务结构，增强短期偿债能力。从诸葛找房统计的100家上市房企看，2020上半年房企的有息负债规模进一步提升，上半年达到7.8万亿元，相比2019年末增长6.82%。其中，88家房企有息负债规模超过100亿元。 克而瑞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总监房玲表示，三季度约51%的房企融资规模有所增加，但前十大房企融资规模同比下降5%。头部房企主要由于自身已经形成较强大的回款机制，出于降负债、稳杠杆的诉求而减少融资。 贝壳研究院认为，四季度房企融资规模大概率保持环比下降态势，房企销售端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房企为冲击年度目标，抢占双节假期市场，或采用降价促销手段。 低利率窗口期已过 克而瑞数据显示，9月房企融资成本一改下降势头，回升0.25个百分点至5.59%。其中，境内融资成本为4.97%，是2020年以来单月境内融资成本最高值。 房玲指出，四季度融资环境料进一步收紧，新增融资将受到进一步监管。 贝壳研究院认为，在融资环境趋紧与融资需求居高的背景下，房企融资低利率窗口期已过，预计四季度融资利率或保持上行态势。“前三季度融资成本保持下降，2020年前9月房企新增债券类融资成本为6.11%，较2019年全年下降0.96个百分点。”房玲说。 房玲认为，降杠杆将成为房企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融资环境将进一步收紧，一些融资方式可能会受到严格监管。房企需多方应对，销售端线上线下的多元营销持续发力，保证规模增长。同时，加强销售回款，促进现金回流“补血”。在融资端，未上市的房企可以争取上市，借助资本市场降低杠杆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已上市的房企积极开拓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同时，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企业内部战略方面，提升组织效率是必要举措。
01 失望的电池日 一年一度举世瞩目的特斯拉“电池日”，因为疫情几经推迟，终于在北京时间9月23日凌晨召开。 特斯拉发布了全新“4680”型电池，能量提高5倍，续航里程提高16%，动力提高6倍，新电池将每千瓦时的成本降低14%。 马斯克在活动上解释称，实现新型电池的部分目标需要12-18个月，完全实现则大概需要三年。在电池原料方面，特斯拉将从昂贵的“钴”转向较便宜的“镍“电池。 马斯克同时表示，在逐步减少电池成本下，大约三年后，有信心能制造出一款非常吸引人的，价格为25000美元的全自动驾驶汽车。 按理说，马斯克交出了一张不俗的成绩单，放在任何一家新能源车公司，这足以让股价飙涨。可是特斯拉股票却在当日收盘暴跌5.6%，次日再度暴跌10.3%，两日市值缩水900亿美元，折合近6000亿人民币。 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市场对特斯拉高度狂热，大众对特斯拉期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深。 02 市场对特斯拉的重压 特斯拉从年初53美元，一路飙升到最高560美元，赚足了眼球，吸引了众多散户蜂拥入场。特斯拉目前整体大约4000亿美元的超高估值早已脱离基本面，无法用同行的估值体系来衡量。 唯一能支撑特斯拉高股价的，只有市场对其未来极高的期望：持续的高产能，公司不断盈利，纳入标普500指数，电池技术再次革新， 新型电动车接连顺利推出。 这个期望清单里，每一项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可想而知，特斯拉同时达成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有多低。可是散户们不会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只会随着市场的风向左右摇摆，承受股价暴涨暴跌的巨大波动风险。 例如在9月9月， 特斯拉意外落选标普500指数，股价当日暴跌21%，创下史上当日最大跌幅记录 。相比较之下，专业机构分析师相对理性，公开发表的特斯拉目标价远低于目前的市场价格。这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市场期望高这也不能全怪非理性散户，马斯克个人光环也助长了投资者的狂热。虽然特斯拉公司从不花一分钱打广告，但是马斯克本人就是特斯拉最大的宣传广告代言人。 以“电池日”为例， 马斯克之前在不同公开场合， 预告即将到来的电池日要给大家带来惊喜，并屡次提到“百万英里电池”，吊足了大家胃口。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说好的推出”百万英里电池”却只字不提，新电池目前技术并非完全成熟，还需要3年才能完全实现。更换电池原料也只是规划中 ，未来是否成功依然有待市场验证。 一个全班公认的优等生，大家期望他考90分，却考了个70分。 由于市场对特斯拉的狂热追捧，大众都期望马斯克每次都能带来革命性的突破，显然这次“电池日”表现跟不上大众过高的期望，这就是特斯拉此次暴跌的根本原因。 03 马斯克的角色 也许外界误会马斯克的角色了，他并不是一个天才的奇迹创造者，也不是一个发明家或者科学家。 他更多的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工程师兼企业家，擅长在现有技术下，不断优化流程，或者改进工艺，或者在商业模式上突破，最终降低成本，达到规模化和商业化。也就是说，马斯克擅长于优化整合等微创新来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化，而不是技术上的突破和革新。 比如马斯克旗下Neurallink公司最近发布了第一款产品，即脑机接口系统。脑神经专家对这个新产品的评价是：没有什么技术上的突破，但是在工程上更加接近商业化可能。因为马斯克能把庞大脑机接口，缩小到一个硬币大小，并通过比人的头发更细的“线头”，将微小的芯片植入大脑，还生产出专门操作植入人脑的机器，这无疑是工程上的成功，但并不是技术上的突破。 马斯克另一家明星公司SpaceX，最亮眼的就是其成功地把火箭和卫星发射商业化。其实火箭和卫星发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但是马斯克能带领大量工程师，把流程和技术优化，实现了火箭的回收。马斯克又在商业模式上进一步创新，开放了网络订购共享火箭发射服务，还能分期付款，把淘宝、滴滴拼车和花呗模式“移植”到火箭发射服务上。这些，都让高昂的火箭发射成本一降再降，让商业化成为可能。 回到特斯拉，以前电动车非常昂贵，因为制造出车载电池的成本居高不下，特斯拉在电池技术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在电池制造工艺上的改进，让电池成本大幅下降，实现了高性能电动车的平民化，奠定了特斯拉在新能源车的霸主地位。 但是，特斯拉对电池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缩减，已经开始碰到技术上的瓶颈，如今只能靠增加电池尺寸，改变电池在车体内布局等微创新来提高性能。马斯克也意识到这点，他在“电池日”上承认：（降低电池成本的）早期进展很不错，但成本下降的曲线正在变得平缓，所以特斯拉需要重新思索这个问题。 但是技术突破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马斯克再神通广大，也无法违反科学规律，不可能每次都能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大众要给马斯克和特斯拉多点耐心，特斯拉投资人现在最需要的是理性， 市场也需要冷却下对特斯拉的无止境的狂热。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了佛山一批民营企业家到长三角访问学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习。 我们第一站到了江阴的双良集团，它也是民营五百强的企业。 双良集团是做环保装备的，它的业绩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企业老总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 大家知道，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来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 这句话今天听来，非常契合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 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一个“夹心”的情况：包括民营企业，我们冲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在全球看不是最低的了，但是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独到性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少。 哪两个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前后堵截呢？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有很多产品是独到的，只有它们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 大家记得，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 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但特斯拉照样卖得很好，为什么？独到。这是市场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独到性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越南比我们便宜，印度比我们便宜。 它们的成本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 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因为成本低就有市场，我们就是这么打进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越晚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面有发达国家企业独到性压着我们，后头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在追的局面，这是整个局面的特点。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还是回到中国的实际来，还是要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把这篇文章做好。 无数人类的行为，最后经济学把它抽象画成一条成本曲线，侧面看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以后，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经济增长很有意思，经济增长就是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倒过来成本就涨了，所以到了最优点以后，成本一定会上去。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呢？有两个应对方向，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 中国很多的企业，大家走进去看，由于常年我们过去的人工很便宜，因此它也是个经济规律，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并不充分有效。 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的潜力。 降费降税、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我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 这样成本居然往上走，往上走这条线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呢？因为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有独到性就不要求成本最低。 天下好公司，都是请人工价最高的专家员工，但是这些公司还有很大的盈利，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非杀不可。 所以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要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目前的情况激发我们这种激情。 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然后公司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一定要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概括一下，我们怎么走这条路。 第一阶段，刚建国时，什么叫做要完成工业化？就是要造很多东西。那么所有前沿的装备、技术、元器件，一直到集成电路，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都有，所以我们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然后看到第一阶段不会造。 第二阶段，我们研发，包括汽车、飞机等填补国内的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 第三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低，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招，很多企业东西造得有点样子，价格不可拒绝，打向全球市场。 第四阶段，怎么能够从数量转向品质，怎么能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 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造得比原创的公司、原创的国家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们的市场，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开始出口替代。 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了产品后，我们再生产制造。 那么这些产品哪来的呢？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都是想到了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用科学的一套程序来想。 做实验、假说，找到因果联系，然后把它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集合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市场，把产品做成产业。 所以我简单地讲，我们这条路就是要从 “看到了造”，转到 “想到了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是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仅在国内骑大马、戴红花，而且要在全球走到前列，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才是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种制造业。 限于时间，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这条后发路线到底怎么走。 例子一：一家深圳公司，这家公司今天到底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柔性视频。创办人叫刘志宏，是江西出身的一个学霸，清华毕业在斯坦福的机电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 原理弄清楚了，他毕业以后组织公司，就要把柔性视频、折叠视频完成专利，就是把一个原理变成一个可以用的技术，然后变成产品，变成产业。 现在在深圳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亿的产能，产量化的规模。 当然，三星也有折叠屏，全世界有好几个产品已经上线，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案例——先有论文，先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二个故事，华为的故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来？ 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看全球基础研究中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 十年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华为投资十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专利，变成标准，变成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 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教授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华为把它变成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这个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 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是全世界的头脑，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包括爱因斯坦，都集合到美国。 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个问题上，不利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里。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市场大了，市场厚了。 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水大，而且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领域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呢？哪些鱼会引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呢？ 我的看法，两手都要注意：一手就是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外一手，就是中国到了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了，还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 中国1964年就有原子弹了，可是1964年的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还没有芯片。所以，最要卡住脖子的是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这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 所以，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一定要打到前面去，过去我们实力不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看到国内这么多过剩产能都是资源，为什么不把那些资源用到新的事情上来呢？ 我们对标一个国家——以色列，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差了一年。以色列自然环境、资源状态很糟糕，国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手里的核心技术却很多。 所以有时候不单单和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同的阶段使命要迭代，要更新。 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但要用使命做大做强，成本做优，往未来看，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使劲。 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9月10日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记者今日获悉，中信银行日前研究制定《中信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工作举措》。 中信银行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灵活运用资本市场工具、对接政府资源和企业平台等五个方面，提出20条工作举措。 一是多措并举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完善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差异化授信审批授权力度、落实中小微企业减费让利要求，并定期向监管报送落实情况。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积极改进内部资源配置机制、进一步完善普惠领域尽职免责管理、增加授信审查审批弹性、优化内部绩效考评机制、创新制度设计及系统功能、提升金融科技赋能小微企业服务能力以及提高普惠金融智能化风控能力。 三是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下行，强化政策动向与市场趋势研判，疏通内部价格传导机制，推动企业贷款成本有序下行。 四是灵活运用资本市场工具，发行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加大债券市场工具和私募股权投资工具的运用力度，进一步提升商业汇票融资效率。 五是充分对接政府资源和企业平台，加快与企业信用信息平台对接、探索银政合作机制和模式，并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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