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摸底谋划明年，专家预计将更多用改革方法减税降负 时至岁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对全年降成本“清单”任务完成情况和落地实效展开摸底调研、分析研判，并开始酝酿明年降成本工作的思路。目前来看，今年7月发布的全年23项降成本举措已经悉数落地，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将超2.5万亿元，再加上降低物流、用能等成本，合计数万亿元降成本红利直达实体。展望明年，业内指出，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例如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税的进一步空间。 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日前召开2020年降成本工作部门座谈会，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今年以来降成本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讨论了当前降成本工作面临的难点和问题，商讨了明年工作思路和初步考虑。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27个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今年7月，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23项重点任务涵盖了税费、物流、融资、用能等多方面减负内容，为全年降成本细化了路径图，明确了任务书。 目前，清单任务已经悉数落地。例如，在减税降费方面，今年以来，财税部门发布实施了7批28项优惠力度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加上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今年形成的翘尾减收，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降低物流成本超过99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曾在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物流简证减费、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300亿元以上。 电价是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用户最为敏感的生产要素。在前两年分别降低10%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再次实施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5%政策。与此同时，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5G用电成本等“大礼包”也相继推出。预计全年减免电费超过1100亿元。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降成本系列措施落实有力，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今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能够陆续“转正”，经济持续稳步复苏，离不开降成本发挥的作用。 以市场主体感受最明显、受益最直接的减税降费为例，1-10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2301.6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461.12亿元，新增降费14840.49亿元。 “总的看，今年为应对疫情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无论绝对额还是相对GDP比重，从世界各国看都是比较大的，”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大规模减税降费通过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释放大规模减税降费红利，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对支持疫情防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在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助企纾困政策方面的获得感在不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指出，调查结果显示，11月反映资金紧张的制造业小型企业占比为42.3%，比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的低点。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降成本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多角度、全方位、强实效、提质量”，既包括了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与降低制度成本等宏观层面的政策，也覆盖到了用地、用工、用电、物流以及生产工艺等企业具体成本与细节开支。从运行的成效上看，降成本措施有效对冲了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复苏与平稳运行。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将加大指导和督促力度，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研究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更好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 孟玮表示，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些行业恢复状况还不是很乐观，部分小微企业、出口企业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对此，发改委将持续加强跟踪分析，落实落细相关政策，巩固经济恢复的良好势头。 目前，相关部委和地方已经开始研究酝酿明年降成本的工作思路。业内专家指出，预计明年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目前来看，减税降费举措中有一些阶段性的政策安排，今后涉及到体制如何健全的接续问题。减税也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负的进一步的空间。 “未来应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也指出，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发挥税收公平的作用；有利于前期投入大的新经济企业降低税负，促进新经济企业成长。 “未来继续加大降成本的力度，保障措施有效的前提是良性发展，解决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价格合理化。”孙传旺指出，要运用结构方式与机制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通过政策推动将改革红利送到实体企业，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这才是降成本的最终目的。”
了解保险历史的人都在说92年友邦的进入给中国保险业带来了代理人制度，形成了中国当前主流的金字塔代理人架构，实际上友邦带来的是“组织发展利益“模式的代理人制度，这种制度在被引入各家保险公司后，促使展业过程中的销售费用划分、奖惩等制度逐渐固化，形成了当前各家公司的”基本法“。根据我们对文革后保险发展历史的梳理结果，这种金子塔式的代理人制度实际上在2005年才逐步稳定，并成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支撑力量。 所谓金字塔式的代理人制度最本质的就是团队组织模式呈现金字塔形状由不同层级构成，销售费用在不同层级进行划分，上一级从下一级的佣金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盈利，这意味着底层销售人员销售出去的保单，其销售费用——提成的100%将在这个体系内进行划分，直接销售人员通常比例不超过50%，然后其上层会拿走另外50%，这意味着团队主管即使不销售保单也可以获得新保单签约的提成，这种模式有两种驱动力，这两种驱动力决定了“组织发展利益“模式的代理人制度发挥作用的上限。这个上限很重要，因为经济环境不同、市场变化、监管方向调整等都可能意味着“上限”可能失效，或者说达不到发展的目的，就需要进行调整。 这两种驱动力分别是： 第一，底层销售人员在“组织“资源支持下规避了”陌生展业“的风险，降低了成本，相当于上层通过资源或者其他方式对成单进行了”股权“投资，从而可以较容易的进行展业、成单，这种驱动力在中国保险业以量为核心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主要体现在”陌生展业“成本上，这种成本根据我们对保险需求和不同客户数据的分析，其成本从1995年的170元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380元，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个数据变化其实意味着”新区动力“的空间产生了，一会解释。 第二，金字塔上层在“基本法“的保证下，有动力拓展更多的销售人员加入”自己的家族”，因为这意味着数量足够多的销售人员加入会平摊隐形的展业成本，且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它也切实推动了优秀的代理转向专业管理，促进了保险代理群体的升级、专业和能力分化，这对于以量变发展为核心的保险业至关重要。实际上，这种代理人向管理转型，其专业能力通过金字塔层级进行“复制“（各类培训等）是对展业外部成本的一种处理方式，准确说是链接的外部性决定的外部成本。所以这种驱动力带来的就是外部链接成本的降低。外部链接成本在知识经济的框架下可以基于对需求的分析进行测度，以保险为例，2010年其每1000元保费的外部链接成本大约在233元，是过去20年的最高，这是针对普通保险产品，针对高净值客户的产品请参考我们即将发布的大额保险类产品报告。 如此，就可以清晰看到，组织发展利益模式的代理人模式其核心是借助这两种驱动力（由所谓的“基本法”规定）来降低了”陌生展业“和”外部链接“成本。这里展业的成本才是整个代理人制度的核心，例如在友邦模式之前，柜台经营的人保就没有外部链接成本。为了看到中国保险业代理人制度的未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前提下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基于这样两个成本降低的方式（即金字塔型代理人制度）是否能够充分挖掘到所有需求？换句话说，是否所有的保险需求的转换（有效需求到成单）都可以用这两种成本消除达到？ 这个问题在当前的互联网经济下尤其重要，因为互联网经济恰好解决的是“外部链接成本”。明白这个问题，就知道大体上中国未来对保险需求的挖掘的核心方式。 第二个问题是保险需求是否呈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种金字塔代理人制度，或者干脆叫做传统代理人制度所不能覆盖成本的？分析任何一个经济现象和分析自然科学不同，其一定是在特定的事件段和特定的前提条件，代理人制度本质上是为了达成保险公司和客户需求期望的交换而存在的，如果基础条件变化了，其制度也必然要变化或者引入新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势“，大多数本质的失败和无奈其实是对势的把握不足。 第三个问题是制度本身在新的环境下是否“疲劳“，疲劳是个形象化的描述，包含两点，一个是其制度在新的环境中产生了新的”展业成本“和”社会成本”，之所以考虑社会成本是因为制度的调整和优化实际上是社会层面的供求决定的；二是制度优化已经不足以适应新的环境。 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有一定的关联性，回答这个要看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险发展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初步发展（1949-1958 年）、停办（1958-1979 年）、恢复阶段（1979 年至1995年），数量发展阶段（1995年到2015年）和质量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三个大的阶段[1]。保险需求的变化已经直接通过市场保费增长得到体现（图1），新的监管环境意味着以质为核心的增长成为主要的目标，保险的质是什么？ 是风险的处置能力。这种处置能力反映在客户需求上就是对“专业”的要求，这种不是对产品本身的专业性——那是产品精算部门的工作，而是对（客户对产品的）专业期待的专业处置。这形成了知识经济中的一个新的成本，叫做“专业成本“，在知识经济框架下，专业成本与链接外部成本是反向的，换句话说用于降低链接外部成本的传统金字塔代理人模式会增加专业成本，专业成本的降低来自于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将传统代理人的”单次博弈“转化为”多次博弈“的协同方式——这种方式和现在代理人团队的方式是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内部化方式。 结合这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就知道当前独立代理人模式必然走向历史前台，这是一种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解决专业成本的必然趋势，现在呈现的是内部化特征，即对个体独立性的保护，对专业化的需求，未来必然呈现出展业成单的协同机制，这种机制与金字塔的不同在于，它是根据承担过程的“专业“成本获取收益，是串行的，扁平的，而金字塔不同。 同时也要看到，尽管保险市场发展到了质为目标的阶段，但是整个市场的转型，或者说各类保险产品的覆盖、厚尾市场的存在都决定了存量市场的巨大，这意味着前两种成本的降低依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进一步的考虑风险处置需求的特异性、厚尾性、黑天鹅安慰效用等会一直存在。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表面的问题，但也是最直接关注的，它本质上是前两个问题的最终反应。金字塔代理人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存在诸多问题，这里用三个最核心的问题解释： 第一，组织发展利益的惯性思维，试图降低链接外部成本为0，表现为“拉人头“拓展业务（增员就是增客户），追求人数寻求大数定律的佣金收益（管理津贴等）而忽略培训和专业建设。这间接使得虚假宣传和误导销售两个顽疾贯穿了中国保险业数量发展阶段，甚至阻碍了当前质量发展阶段的深入。 第二，稳定的基本法抽取收益，导致代理人流失率高，当代理人意识到个体价值超过了两种成本，从而自己可以获得更高收益时就会选择离开；此外，当整个金字塔体系意识到个体创造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也会通过“机制“间接让代理人离开。客观地说，这是行业正常现象，但是在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的影响下，代理人会寻求用更直接的方式覆盖链接外部成本，所以到了2005年之后，受此影响，代理人流失率最初的50%到2018年的90%左右，它形成了多种现象“杀熟尽，换行业”等。这种做法还直接影响到了保险业在生命质量经济下的“行业收益”，因为代理人流失，导致了大量保单成为“孤单”“孤儿单”。 第三，金字塔机制在专业成本方面没有优势，这个前面介绍了，其直接的现象是代理人专业化动力不足，寄希望于专业成本通过团队来平抑；另外一个现象专业成本构建的壁垒当基于金字塔机制平抑的时候，形成了巨大的个体压力，因为互联网平台、AI智能客服等使得其迁移成本巨大，这种压力使得代理人在进行这方面展业时，壁垒高企，而没有适应变化的“基本法”将其转化为压力，根据我们对代理人的调查，除了以上流失率的数据还发现，整体上代理人对其自身健康的评价是从2010年开始逐渐下降的。 那么当前900万代理人面对这样的变革时，应该如何做？是否有清晰的方向？ 当前的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是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代理人首先应该看到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即对于陌生展业成本、链接外部成本和专业成本的降低，自己的资源和价值集中在哪里，这就像两条不同的河流，找准自己的吨位很重要，或者说是一个开始；之后代理人关心的才是“管理素质“”专业能力“，这样的定位其实出发本质上在需求，不客气的说，大多数保险公司其实对保险需求没有微观层面的深刻认识，这反映在大多数保险公司对代理人的培训其实没有找准这个定位。 这里提供一个我给某公司讲课两张表，一张表来自于公司层面的对代理人能力的调查，另外一张表来自于我们基于家族办公室和生命质量研究会对高净值人群的调查——即他们对与他们接触的代理人的评价（图2）。很明显后者更能反映市场，但调查数据在某些点上（例如转专业知识）呈现对立状态，说明市场需求和公司的判断完全不在一条线上，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公司的调查是基于已有客户的方谈或者是（别人已经知道调查目的）的资料，而保险又是生命质量经济中的组成部分，传统经济分析需求的方法不能直接适用，类似于我们的分析是使用大规模跨行业数据。 具体到公司层面，不同的公司层面同样要考虑其业务发展方向和自身在三个成本处理上的优势，然而即便能够定位自己，公司的管理、既有的机制以及惯性思维仍然会让公司选择出现偏差，这就是我说的“中国保险公司实际上主动迎合市场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时候是被市场教育”。 保险市场如何发展一方面是取决于知识经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轨道，另外一方面取决于生命质量经济体的趋势特征，这样的轨道和监管构建的红绿灯，远方的未来终究会到来。 [1] 张宁，《保险原理及应用：HWP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
专题：人类对市场认识的层层深入 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是随着一个概念被提出来，一个个经济现象被归纳出来，一个个经济理论被总结出来逐渐深化的。 1、劣币驱逐良币 （1559年） 1559年，英国托马斯.格雷欣公元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规律，他发现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铸币，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足值与不足值的铸币可以一样使用，于是，人们就把成色好的足值货币（良币）储藏起来，而把不足值的铸币（劣币）赶紧花出去。结果，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后来人民用“劣币驱逐良币”来形容市场经济的逆淘汰经济现象。 2、幼稚产业保护论（1841年） 幼稚产业是指某一产业处于发展初期，基础和竞争力薄弱，但经过适度保护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最初于18世纪后半期由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1841年，德国史学派先驱李斯特（Freidrich Liszt，1789—1846）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批评了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贸易思想，对汉密尔顿的观点加以系统的理论阐述，可见美国、德国等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幼稚产业保护阶段。 3、自然垄断（1848年） 1848 年，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出版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自然垄断的概念。早期的自然垄断概念与资源条件的集中有关，主要是指由于资源条件的分布集中而无法竞争或不适宜竞争所形成的垄断，格林沃尔德(行情688028,诊股)在其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中指出，自然垄断是一种自然条件，它恰好使市场只能容纳一个有最适度规模的公司，在自然垄断条件下无法形成竞争。 3、外部性（1920年）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出版 《福利经济学》，首次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 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工厂在生产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就是一种负外部性。 4、社会成本（1920年） 庇古还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主张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社会成本是指全社会为某一项经济行为付出的成本。。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 5、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1933年） 1933 年，英国 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与同年出版的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一并被认为奠定了西方现代价 格理论的基础。不完全竞争市场是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的，除完全竞争市场以外的所有的或多或少带有一定垄断因素的市场都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它们是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 6、合成谬误（1948年） 合成谬误是萨缪尔森提出来的。在经济学领域中，十分肯定的是：微观上而言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在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如，一户人家教育小孩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成了人上人，但家家都这么做，却无法如愿。某一个人用惦高脚尖的方式来看庆祝游行，可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并不能让大家如愿。整体并不等于局部之和。 7、.囚徒困境与非合作博弈均衡（1950年） 1950年，约翰·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又为非合作博弈均衡，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个确定的策略，则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两个博弈的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被定义为纳什平衡，同年，艾伯特·塔克以以囚徒方式阐述非合作博弈， 并命名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在囚徒困境模型中，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处一年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8年的结局，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8、公共产品（1954年） 1954年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私人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谁付款，谁受益。公共产品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也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财政收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基础理论。 9、有限理性（1955年） 1955年，西蒙基于人的有限认知能力，提出“理性有限论”的观点:“人类大脑阐释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问题的规模相比，是非常小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现实中有客观上理性的行为”这种理性主要是指所谓的“贝叶斯理性”，即决策者对具有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事件的“事前概率”的判断，人们有时是健忘的、冲动的、混乱的、有感情的和目光短浅的，不能真正地总是追求其最优目标。 10、市场失灵（1956年） 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朗西斯 巴托在《市场失灵的剖析》一文中提出来“市场失灵”的概念，用来总结外部性、垄断、不完全消息等导致的市场无效。市场失灵不是一个专门的理论，而是对以前人们总结的各种市场无效现象的汇总式提法。 11、公共贫困（1958年）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出版《丰裕社会》，提出了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二元难题，即“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大量的消费类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私人产品的丰富与公共产品的匮乏对应的社会不均衡。加尔布雷思认为，富裕社会中存在贫困问题尤其是公共贫困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计划与市场二元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公共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私人方面相比，始终处于不乐观的局面。但在公共设施、城市公共住房、环境等公共领域，市场并不能解决其中的问题，因为市场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做法是以最低的成本为更多的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就使得公共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12、交易成本（1960年）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论文，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泛指所有为促成交易发生而形成的成本，因此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与列举，不同的交易往往就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属于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13、搜寻理论（1961年）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发表于研究论文《信息经济学》提出搜寻概念，他指出某一买者要购买时，总要询问许信息，搜寻成本是指为找到某物品市场最低价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时间、精力及各种风险的总和。“货比三家”就是对信息搜寻行为的经典描述。但是信息搜寻也是有成本的，主要指搜寻过程中耗费的时间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为找到一个能接受的工资水平，需要付出不可忽视的“搜寻成本”。 14、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1963年） 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阿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首次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逆向选择，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15、公地悲剧（1968年） 1968年，英国人类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首先提出“公地悲剧”概念，指公共的土地，而且指公共的水域、空间等等；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16、价格粘性与菜单成本（1985年）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小的菜单成本与大的经济周期:一个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提出菜单成本的概念。菜单成本论又叫成本的价格调整论。菜单成本的存在阻碍了厂商调整价格。菜单成本指调整价格时所花费的成本，它包括：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的成本、通知销售点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等。有些机会成本也叫做菜单成本。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名义价格水平有了粘性。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厂商对需求变动的反应是改变产量。这样，总产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动，经济中就会出现大的波动。 17、动物精神（2009年） ”动物精神”由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凯恩斯使用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来强调经济主体的非理性动机，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根本难以捉摸。因此他提出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在投资中，积极行动的来源自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取决于对前景的数学期望值，阿克洛夫和席勒出版《动物精神》一书将其理论化。
原标题：1个月放贷800万户，1元利息产生2.23元利润，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一、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是从金融信息化逐步演变而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金融行业陆续采用信息化系统，来实现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最重大直接的表现就是ATM的普遍使用，大大节省了开办网点的费用，还增加了业务收入---主要是跨行ATM取款，以及跨地区取款时加收的费用，零成本，无本万利。 由于ATM实现了躺赚模式，所以在金融信息化的第二阶段，即2005年开始的第三方支付发展阶段，金融机构是消极对待的。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免除了用户的跨行、跨区支付费用，甚至还推出了余额宝这样的类存款服务，2014年蚂蚁金服成立，代表着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马云喊出了“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狂妄之语，惊醒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金融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金融”，成为了争夺焦点。 在一行三会的全力操盘下，一系列整肃互联网金融的政策规定相继出台，余额宝被限制了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被限制了交易场景，甚至最后被剥夺了账户存款的利息收益，网络互助模式在刚刚露头阶段就被保监会摁死。 2016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为模式争论做了一下定性---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是金融互联网，即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而不是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 由此，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最终中性定义为：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二、万恶之源的P2P网贷 互联网金融的折戟沉沙，自然不是所有人所希望的。 只是，世界公理就是：骗子更勤奋。 在2014年和2015年，我在多个大学为EMBA讲授互联网金融，其中关于“债权众筹”，即P2P网贷的部分，我都反复告诫学员们：这个应用目前处在悖论阶段，不适合马上推广开展。 因为从目前的基础情况下： 1、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的公式。 2、风险控制来源于对征信数据的取得，而征信数据在我国属于央行专营的私密业务，并且其数据模型也少得可怜，比如占国民最大资产份额的“房产信息”，至今全国也不联网，更不让查阅。这种情况下，所谓风控就是遮羞布，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3、有限的风控数据，央行会分享给专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如果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愿意放出贷款，就说明接待对象属于劣级客户。 4、P2P网贷是给银行的劣级客户放贷，但资金成本却比银行高得多，这就推高了贷款客户的融资成本。 5、过高的融资成本，就会提升坏账率，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 P2P网贷企业，在以上所有不利条件的基础上开展业务，结果只能是一个：违法。 非抢（714高炮）即骗（跑路）。 随着一片暴雷，互联网金融的名声在社会上彻底臭了。 三、柳暗花明池上山 5月8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目前样本量最大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报告显示，疫后小微企业及个体户的资金需求突出，但绝大部分扶一把就能活；其中，40.5%有资金需求的长尾小微经营者是在通过互联网银行融资自救。其中，70%获得贷款的小微经营者认为精准“滴灌”的无接触贷款有实效，平均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块钱利润。 小微企业及个体户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小店经济”，提供了基础性就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发展“小店经济“，要以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发展“小店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世宇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疫情中，“帮助小店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全国工商联调研发现，小店经济虽然整体也受到疫情冲击，但有融资需求的小店中，73.7%的需求在50万以下，96%在100万以下，只要给予一点支持，就能迈过难关。 关于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号召，政府呼喊了几十年，都没有任何成效。 原因同样很简单：机会成本问题。 银行审批一笔5万元的贷款，和审批一笔500万甚至5000万的贷款，走的流程一样，付出的成本一样，但是收益完全是天壤之别。 仅仅从风险角度，越大额的贷款，越容易使用各种组合工具比如抵押、担保、工作组深度介入等模式来控制，贷款方的违约成本极高；而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完全是靠信用贷款，风险控制不好做，违约成本却很低，说跑就跑。 因此，只有日常掌握商户的经营数据，乃至商户负责人自身的金融数据，才能敢于从风控角度进行预判，进而实行金融救助。 这方面，拥有互联网交易场景的企业，比金融机构有优势的多！ 例如，全国工商联与网商银行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100多家银行响应，一个月里已为超过8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发放贷款。 调研数据显示，70%获得贷款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无接触贷款”有效促进了经营回暖——小微经营者每支付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23块钱利润。超过八成（82.3%）的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者认为，贷款可得率明显提升，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容易。 尾声：固化成果，方得始终 疫情中藏的“危”和“机”，确实在深刻改变着很多行业。 比如，这一轮时期过去以后，全国几百万的教师都会玩直播了，以后再也不用违规偷偷摸摸去校外培训班，而是大大方方坐家里当网红。 而金融支持这件事，以往要么就是马太效应，大企业通吃；要么就是大水漫灌，钱进了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让放贷模式变成了精准的“滴灌”，真正为“保就业、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效有目共睹，政策必然松动。 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欢迎留言，感谢转发---- 作者：张栋伟（市场营销专家、资深互联网人士、“酷实习”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创始人）
企业利润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本文基于 Vargo 和 Lusch 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受动性成本”和“能动性成本”，认为“受动性成本”的作用是转移价值，“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才是企业升级转型、提高利润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 上，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成本调查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企业利润率与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 销售人员薪酬等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利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效果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行业也非常明显。 全文下载链接：2020年第8号 成本结构与企业升级转型.pdf 请确认您的计算机系统中已安装了Acrobat Reader 软件，否则可能无法打开。
摘 要：企业利润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本文基于 Vargo 和 Lusch 提出的“服务主导逻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受动性成本”和“能动性成本”，认为“受动性成本”的作用是转移价值，“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才是企业升级转型、提高利润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上，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成本调查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企业利润率与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销售人员薪酬等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利润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效果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行业也非常明显。 关键词：服务主导逻辑能动性成本 企业利润率 门限回归模型 企业利润是企业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企业的成本结构决定了其利润率和竞争力，进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层次和结构。本文遵循“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主线，研究了企业成本结构对企业利润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提出了企业在优化成本结构方面的应对举措，探讨了政府在推动企业转型和促进经济升级方面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主要理论和文献回顾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是顾客价值创造，关于顾客价值创造，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商品主导逻辑，另一种是服务主导逻辑。 （一）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内涵 商品主导逻辑源于工业革命时期。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具有生产性的产品，而非生产性的服务只是次优产出。此后的几个世纪，学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研究，都将商品摆在主导位置，并且将商品和服务严格分开，由此衍生出商品主导逻辑的概念。Zeithaml等（1985）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生产性”商品处于中心位置，而“非生产性”的服务则被定义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且是一种次优或低等商品。商品主导逻辑根植于古典经济学，高度反映了工业经济特征，将“商品”看作是价值创造和国民财富积累的核心要素，而没有给予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应有的重视。 20世纪后半叶，在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商品和服务的关系日益模糊，难以区分企业向市场提供的究竟是商品还是服务，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注意力从商品转移到了服务上面，很多制造企业中，服务的投入比重甚至超过了制造，服务收入的比重也超过了制造品的收入比重，于是，服务主导逻辑的理念逐渐浮出水面。Berry（1983）认为交换本质上是建立关系而非交易，Gronroos（1983）认为质量是客户感知而非技术标准，Phillips、Ochs和Schrock（1999）指出客户不是购买产品，而是购买该产品的服务能力，并认识到使用价值相对于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产品已死、服务永存”的观点和理念。Vargo和Lusch于2004年首次正式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的概念，又于2008年、2016年对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进行了完善，对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进行了严格区分。该理论指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生产和交换比商品更多的服务，服务需要更多的关注；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换的基础，应该将商品和服务统一到服务主导的逻辑框架下来思考和分析；在价值创造中，操作性资源、资源整合者、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服务生态系统起到重要作用。在对服务主导逻辑进行系统阐述后，Vargo和Lusch（2016）将2008年提出的10项假设进行了修订，升级为服务主导逻辑的5大公理和11项假设（见表1）。 表1：服务主导逻辑的 概括而言，商品主导逻辑是以商品（包括有形货物和无形服务）为中心的传统理论，服务被看作一种无形商品或可以增加商品价值的附加组件，商品是上等的，服务是商品的附属品。服务主导逻辑认为，“服务”是交换活动的重点，商品依然很重要，但服务是上等的。 在价值创造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商品主导逻辑认为价值创造者在生产方，其本质是在生产过程中嵌入价值。服务主导逻辑将价值创造的场所从“生产者”转移到各参与者之间共同创造的协作过程，资源整合者、制度安排、生产者的知识和技能（能力）代表了创造价值的基本来源，所有价值创造的根本驱动力是操作性资源，即能够“有目的地”作用于其他资源的资源。商品主导逻辑认为商品是客户价值的载体，商品价值存在于产品本身，价值在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服务主导逻辑认为商品价值在于商品为客户带来的体验和效用，即产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以服务载体的角色参与交换的，商品是服务能力的传递者。 表2：商品主导逻辑与服务主导逻辑的属性对比 （二）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与企业成本结构的相关文献回顾 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区分可以从Constantin和Lusch（1994）的研究找到理论渊源，他们创造性地将资源分为对象性资源（Operand Resources）和操作性资源（Operant Resources），对象性资源主要包括商品和自然资源等，在企业的价值创造中起被动作用；操作性资源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等，在企业价值创造中起主动作用。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主导逻辑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在于对操作性资源和对象性资源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服务主导逻辑把以“知识和技能束”、“资源整合能力”等为代表的能动的基础资源的集合体当作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高阶资源，这些操作性资源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而商品主导逻辑更强调实物商品，对操作性资源并没有充分重视（见表2）。 服务主导逻辑提出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其应用、发展等方面开展了研究，一些学者探讨了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对企业成本结构划分的借鉴意义。刘林青等（2010）认为越来越多的公司像苹果公司那样提供的既不是纯商品也不是纯服务，而是将两者组合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设计方面的支出变得非常重要。Banker等（2011，2019）发现销售和管理费用不能仅仅被看成一项费用，公司长期股权激励措施的推出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方面的支出增加，会提升企业的未来价值，但这些影响因企业和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李雷等（2013）认为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是内生于竞争系统的，操作性资源和竞争会相互促进，为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马元驹等（2018）指出商品主导逻辑下的资源主要指静态的有形资源，产品成本一般由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对象性资源，即料、工、费等制造成本构成，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是为了取得客户认可的价值而发生的所有支出，包括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即收入动因成本。郭永清（2018）认为公司要提升盈利能力，需要采取服务差异化、技术差异化、品牌形象差异化等竞争策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投入对利润提升和差异化竞争策略至关重要。刘琨（2018）将我国乘用车制造业上市公司与代表现代乘用车制造先进水平的福特、丰田和大众三家企业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乘用车企业研发投入比重偏低，材料成本和税费成本是导致制造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提升研发投入可以降低材料成本，促进成本结构的良性循环优化，最终实现企业综合盈利能力与制造核心能力的提升。 总之，服务主导逻辑重新审视了产品、服务和价值创造的关系，认为操作性资源而非对象性资源才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价值存在于服务中。商品固然很重要，但服务是上等的，是一切经济交换的基础，应当将商品和服务在统一的框架下思考企业资源、成本结构和价值创造等基本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理论分析，微观层面分析和定量分析非常少。本文以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为基础，借鉴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的划分方法，从微观视角出发，创新性地将企业成本划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探索性地研究了成本结构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期望对企业升级转型提供借鉴。 二、不同主导逻辑下的成本结构及习性分析 结合Vargo和Lusch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Constantin和Lusch的资源划分方法以及国内学者关于企业成本结构的相关研究，本文对企业成本结构做如下分析。 （一）商品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主要是营业成本 商品主导逻辑认为企业负责产品的生产，并将价值直接嵌入所生产的产品中以获得交换价值。为制造商品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营业成本属于企业成本，在产品价值创造中处于主导地位；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没有直接参与商品制造，不属于企业成本，在产品价值创造中处于从属地位。 从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划分的角度看，为生产商品而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对象性成本，在产品价值增值和客户价值创造中起主导作用；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则被认为属于费用类科目，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只起辅助作用（见图1）。 （二）服务主导逻辑下，成本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服务主导逻辑认为客户价值在于商品和服务的融合，创造价值的不再局限于产品直接成本，而是体现在为了取得顾客认可的价值而发生的所有支出（马元驹，2018）。也就是说，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概念不仅包括为生产产品所发生的料、工、费等制造成本，也包括与客户认可的商品和服务价值相匹配的其他支出，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出厂再到客户手中所发生的全部成本。比照利润表项目，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就是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四个项目之和。 从成本结构看，服务主导逻辑强调，真正对结果产生作用的是操作性资源，如知识和技能，且操作性资源是无形的、动态的，在多数情况下不易损耗、可再补充，能够创造额外的产品价值，为顾客增加新的体验，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居主导地位，本文称这类成本为“能动性成本”；而对象性资源具有有形性、静态性、有限且可损耗等特征，如物力和财力资源，主要起转移价值的作用，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居辅助和从属地位，本文称这类成本为“受动性成本”（见图1）。 图1：不同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成本支出中的各类税费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因为这些税费是国家强制征收的，对客户价值创造不起直接作用。 综上，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大于商品主导逻辑下的营业成本范畴，是扣除企业税费成本后，参与客户价值创造的各类成本费用之和。根据这些成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三）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习性分析 根据各类资源在客户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见图2）。 图2：服务主导逻辑下的企业成本结构 根据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成本结构划分的理论和思路，我们尝试从各类成本费用的特征出发，探索性地将企业成本费用报表中各项成本费用划分为能动性成本和受动性成本。 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报表，企业成本费用共包括4个一级科目，其下又细分为多个二级科目（参见表3）。 表3：服务主导逻辑下的成本习性分析 生产成本中，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是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通常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骤将价值转移到产成品或服务上，属于受动性成本的范畴。 销售费用是指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从内涵看，销售费用是企业实施销售策略产生的各类费用。企业销售策略是企业根据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竞争状况所确定的关于选择和占领目标市场的策略，良好的销售策略可以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实现企业产品的价值增值。因此，本文认为，销售费用中有人的脑力劳动参与其中的部分，特别是销售策略的设计、产品品牌建设和维护等相关费用支出，应当归入能动性成本，仅仅是人的体力劳动以及其他转移价值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则属于受动性成本。具体而言，销售人员薪酬、广告设计费大体可以归入能动性成本，折旧费、修理费、保险费、差旅费等则可以归入受动性成本。 财务费用是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费用，与企业员工的脑力劳动和智慧创造无关，都属于受动性成本。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管理把人才、技术和商业模式等几项核心要素聚合起来，管理方式和能力代表了企业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部门负责设计企业管理制度的员工报酬以及接受外部管理咨询而发生的费用属于典型的能动性成本；企业的研发费用、技术转让费以及职工教育经费都有助于提升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属于能动性成本；而折旧费、修理费、办公费等其他管理费用则属于典型的受动性成本。 综上而言，在企业成本费用中，有6个二级科目属于能动性成本。当然，我们也认识到，这种划分方法是一种粗线条的分类方法，很多具体科目的分类方法尚待深入探讨。比如：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这个二级科目的性质不能明确划分，因为其中设计管理制度、付出脑力劳动的那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可以列入能动性成本，但管理部门中具体经办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也是受动性成本。 由于数据源的局限性，我们无法得到每一项二级科目的企业成本费用数据，为此，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选择几项典型的能动性成本变量开展研究。 三、能动性成本对主营业务利润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构建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式中：c为常数项， 为第i个样本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 为第i个样本企业的控制变量， 和 分别是二者的系数， 为残差项。 企业在经营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各项成本费用对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的影响可能会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大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可能不同，因此，我们还考虑使用门限回归模型。 2．门限回归模型 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ve Model）的基本思想是根据门限变量的门限阈值的判别结果，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回归方程，从而试图解释各种类似于跳跃和突变的现象，其实质是用分段的线性回归模型来描述总体非线性问题。 假定一个具有T个观测值和m个门限值（具有m+1个区制）的标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区制j=0，1，2，…，m中，被解释变量可以表示为解释变量的组合： 式中：模型有两类解释变量，解释变量X的系数 不随区制变动而变化，而解释变量Z的系数 在每个区制中均不相同，两类变量均与扰动项 不相关。 假定存在一个可观测的门限变量 用于划分样本，并且门限值 是严格单调递增的，则在区制j中有且仅有 以一个单门限（两区制）模型为例，门限变量为 ，待估计的门限值为 ，则回归模型可写成如下形式： 将两方程合并，也可写为 其中， 为指示函数，当其中的表达式为真时，取值为1；反之，则取0。 定义 ，则一个具有m个门限值（具有m+1个区制）的回归方程可写为： 通过设定门限变量 、解释变量 和 可以确定回归方程的形式。已有文献中，企业规模通常用营业收入、总资产或企业员工人数三方面指标来衡量，这三个指标各有利弊（ Scherer， 1965）。张杰、刘志彪和郑江淮（2007）分别使用这三个指标分析企业规模对创新强度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以营业收入作为企业规模衡量指标时，最能体现出企业规模因素是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因素这一结论。张瑶（2013）、李宇和张瑶（2014）、李波和孙利华（2019）等分析企业创新、研发的规模效应时，均利用营业收入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门限变量。同时营业收入也是企业成本预算的主要依据。所以，我们选择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表示企业规模，并作为门限变量，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为随区制变化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系数不随区制变化。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于2018年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业企业成本费用调查，调查从各项成本费用的具体用途出发，涵盖了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期间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各项成本费用，具体调查指标见附表1。我们使用此项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剔除无效问卷后，样本为4490个企业。该项调查数据为截面数据。 我们使用计量模型考察能动性成本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能动性成本为解释变量。我们将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广告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设定为企业能动性成本，把它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 表4：主要变量选取 此外，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众多，本文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分析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选取了一些企业层面的变量作为回归控制变量，以增强实证分析的解释力。 （1）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2）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波动率：行业属性的代理变量。Vargo和Lusch强调，服务主导逻辑不意味着无需关注商品的作用。对于部分行业，产品的商品价值属性强，企业的利润率除了受操作性资源的影响，还会受到经济周期、商品价格波动等外部因素影响，使用企业所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波动率主要为了剔除可能会影响企业利润率的经济周期及行业因素等。（3）企业资本密集度：使用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净值。（4）企业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会产生偿债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5）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融资占比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指通过银行贷款及债券之外的融资额占企业全部有息负债融资额的比重（见表4）。 （三）工业企业整体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从企业经营成本费用调查数据来看，在工业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中，占比较大的是研发费用，其占比均值为1.54%，其次是销售人员薪酬和广告费用，其占比均值分别为0.90%和0.71%。职工教育基金占比较低，其占比均值仅为0.05%。各样本的数据间差距较大，说明工业企业间的成本结构差异较大。 表5：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按照表4中对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我们建立工业企业整体的回归方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经White检验证明存在异方差。将系数标准差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进行修正后，得到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1）。从回归1结果看，职工教育基金和销售人员薪酬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剔除这两个解释变量后，重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后，对回归方程进行White检验，判定存在异方差。将系数标准差用White异方差一致协方差进行修正后，得到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2）。 表6：工业企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从回归2的估计结果看，企业研发费用和广告费用的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28个百分点。在1%的显著水平下，工业企业的广告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42个百分点。可见，对整个工业企业而言，增加研发和广告支出可有效提高企业利润率。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7：工业企业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工业企业存在两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0290万元和88388万元。根据门限值将工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8。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10290万元时，此时企业在规模上大致相当于中小型企业，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的系数均小于0，说明在此阶段，企业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各项成本费用。随着企业营业收入的提升，企业研发费用、广告及宣传费、职工教育基金占全部成本费用比重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系数转为正值，说明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提高这四项能动性成本的占比有助于提高企业利润率。值得注意的是，当企业营业收入提高至大于88388万元后，研发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均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明显提高，但广告费用占比的影响有所下降，说明当企业成长至一定规模后，继续加大广告宣传费用对利润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而加大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销售人员薪酬对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虽然很高，达到19.48%，但是由于该科目在企业成本费用中的占比极低，因此，该项成本占比每提高0.1个百分点，主营业务利润率即可提高1.95个百分点。 注：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8：工业企业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四）分行业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部分行业的样本替代全部样本回归，进一步衡量企业成本结构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我们选择了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的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剩（“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分析各项能动性成本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 1．装备制造业 （1）描述性统计 装备制造业企业广告费用占比均值为0.31%，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研发费用占比均值为2.59%，高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销售人员薪酬费用占比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别为0.94%和0.06%，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相近。四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合计为3.90%，比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高0.70个百分点。 表9：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与工业企业估计模型类似，我们建立了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回归方程，得到White异方差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见表10回归3）和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White异方差修正后的回归结果（见表10回归4）。 回归4的估计结果显示，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企业研发费用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30个百分点。职工教育基金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为负。可见，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而言，增加研发是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有效手段。 表10：装备制造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 表11：装备制造业企业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装备制造业企业存在三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8063万元、23426万元和91584万元。根据门限值将装备制造业企业划分为四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2。 表12：装备制造业企业门限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企业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企业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和销售人员薪酬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重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随着企业销售规模扩大总体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广告及宣传费用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 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8063万元时，此时企业的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系数均小于0，与全部企业相同，此时企业提高利润率的主要手段还是尽可能地减少各项成本费用。随着企业销售收入的提升，企业研发费用对利润率的影响逐渐转为正向，当营业收入大于23426万元后，广告费用对利润率的影响也转为正向。当企业营业收入提高至大于91584万元后，研发费用占比、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和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均明显提高，且显著大于0，而广告费用占比的影响下降，说明当企业成长至一定规模后，加大研发费用、职工教育基金投入和销售人员薪酬对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2．“两高一剩”行业 （1）描述性统计 表13：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特点，我们增加了环保支出占企业成本费用的比重作为解释变量。“两高一剩”企业广告费用占比均值为0.30%，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相近；研发费用占比均值为0.77%，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销售人员薪酬费用占比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均值分别为0.53%和0.04%，低于工业企业总体水平。四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合计为1.71%，比工业企业总体低1.49个百分点，即使加上环保支出，占比也仍然较低。 （2）普通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14：“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与之前的估计模型类似，我们建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回归方程，其中解释变量中增加了环保支出占企业成本费用的比重，分别得到White异方差修正后回归结果（见表14回归5）和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White异方差修正后回归结果（见表14回归6）。 回归6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两高一剩”行业企业，企业研发费用、广告费用、职工教育基金的增加均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研发成本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59个百分点；企业的广告费用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0.89个百分点；企业的职工教育基金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将提高11.75个百分点。销售人员薪酬的回归系数为-0.57，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对于“两高一剩”行业而言，销售人员薪酬占比的增加会降低企业利润率。环保支出的回归系数大于0，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15：各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 “两高一剩”行业研发费用占比的回归系数大于装备制造业企业，也大于工业企业整体，其原因主要是“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占比整体较低。同样是研发费用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研发费用需增长66.63%，装备制造业企业增长40.05%，“两高一剩”行业企业需增长132.21%。若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均增长100%，则研发费用占比分别提高1.49、2.50和0.76个百分点，利润率分别提高0.42、0.75和0.45个百分点。 （3）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5%的水平上显著。** Bai-Perron （Econometric Journal， 2003） 临界值。表16：“两高一剩”行业门限效应检验 门限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存在两个门限，对应企业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9350万元和489004万元。根据门限值将“两高一剩”行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对门限回归模型加以估计，估计结果见表17。 表17：门限模型估计结果（两高一剩行业）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门限区间内，企业各项能动性成本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有明显变化。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小于29350万元时，职工教育基金占比系数大于0，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研发费用占比的系数大于0但不显著，销售人员薪酬占比小于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广告费用和环保支出的占比系数均小于0，但均不显著。随着企业销售规模的增加，研发费用、广告费用、职工教育基金和环保支出占比的系数逐渐大于0，且均显著。这说明即使对于两高一剩行业，在企业销售规模增大之后，也应该提高研发、广告支出、职工教育基金等能动性成本的支出，提高企业利润率。此外，当两高一剩行业规模增加时，适当的承担部分社会责任，提高环保支出的费用长期来看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当企业年营业收入大于或等于489004万元时，广告费用占比的系数为0，这与全部企业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当企业销售规模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增加广告支出的投入并不会继续提高企业利润；其他四项能动性成本占全部成本费用比重的系数均大于0。 （五）实证结果总结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对工业企业来说，能动性成本占比尤其是研发费用占比的增加对提高企业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企业改善成本结构，加大能动性成本投入，有助于企业提高利润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分行业看，能动性成本投入在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和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的“两高一剩”行业都表现出类似的正向影响。 门限回归的结果显示，能动性成本投入增加对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对于工业、装备制造业和“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研发费用、销售人员薪酬和职工教育基金占比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均随着企业销售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工业企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广告及宣传费用占比对利润率的影响随销售规模增加先提高后下降。对于销售规模最小区间的工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提高能动性成本占比并不能提高企业利润率，甚至对企业利润率有负向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看，这部分企业缺乏增加能动性成本投入的动力，政府应加强相关配套政策，支持企业增加能动性成本投入。 （六）不足之处及下一步改进方向 （1）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对企业绩效的评估仅考虑了企业的盈利能力。未来可以扩大对企业绩效评估的视角，如考虑企业的发展能力，即企业扩大规模，并长久持续发展下去的潜在能力。 （2）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本文选择了部分财务指标作为企业能动性成本的替代变量，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数据采集范围，增加相关解释变量； （3）本文实证部分采用的调查数据为2018年开展的成本费用调查采集的截面数据，因此未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研究其动态效应。未来会继续开展相关调查，并引入面板数据模型开展相关实证研究。 四、政策建议和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能动性成本投入对企业提升利润和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要通过成本溢价向技术溢价、品牌溢价转型，从受动性成本投入向能动性成本投入过度，通过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政府和金融机构也要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升级转型，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一）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调整成本结构 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由于技术水平弱、产品市场认同度低，企业优势主要体现在成本优势。因此，中小型企业要努力建立精细化成本管理模式，在确保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前提下，对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各阶段成本进行科学核算，实行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精细化管理；要深入分析市场需求和企业产能，抛弃低能无效投资，减少人员冗余；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合理压缩渠道层级，提升物流运输效益，严格控制资金成本；创新营销模式，根据销售规模严格控制宣传成本的投入等。在控制好成本的同时，中小企业也要意识到：研发和品牌建设等能动性成本的积累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积累，这些能动性成本的投入不一定立竿见影，但长期来看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图3：企业成本投入与附加价值的“微笑曲线”图 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技术和资本的积累，企业开始进入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企业要从“微笑曲线”（见图3）两端入手，转变经营理念，从“生产制造为本”向“研发、服务、品牌”为本转变，加强能动性成本的投入，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知名度，改善客户体验，增强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一是毫不犹豫加强研发，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坚定不移地做好品牌建设，提升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和影响力，努力增加品牌溢价，增强产品定价权；三是始终如一地做好客户服务，既要与客户沟通和互动，又要与企业研发设计部门密切联系，不断改进产品设计，改善客户体验，提高客户忠诚度。 （二）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能动性成本投入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激励企业加强研发，尤其是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上持续发力，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具体措施包括：对于研发费用高的企业，可以加大税收优惠，激发企业研发动力；建立创新基金，对研发费用高的企业给予融资补贴、人才补贴等，解决企业转型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帮助企业引进优秀人才、做好员工教育培训，提升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等。 同时，也要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营造鼓励研发、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对侵犯知识产权、侵犯他人专利、侵犯他人商标等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可以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搭建产业链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到政府主导的创新服务平台中，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最后，建议鼓励研发设计、广告服务、品牌建设等各类咨询公司发展，为生产性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外部智力支持。 （三）金融机构要转变金融发展理念，更好地服务好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 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等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商业银行要转变经营服务模式，打破重抵押轻还款能力、重第二还款来源轻第一还款来源的信贷投放模式，针对研发型企业和有品牌优势的企业的经营特点，通过完善企业信息系统、设置专营机构、打造专营团队、创新风控机制、探索差异化的激励考核机制等，设计开发适合这类企业的信贷产品，为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人民银行可利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对银行为科创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给予定向支持。 同时，也可以通过直接融资、辅助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综合性金融服务，解决企业融资问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附表1：企业成本费用调查表主要项目（单位：万元） 参考文献 [1]郭朝阳，许杭军，郭惠玲．“服务主导逻辑演进轨迹追踪与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7），17-24。 [2]郭永清．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估值，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12月，42-62。 [3]李波，孙利华．阈值效应：研发投入的企业规模分析，中国医药工业杂志，2019（2），113-117 [4]李雷，简兆权，张鲁艳．“服务主导逻辑产生原因、核心观点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4），2-12。 [5]李宇，张瑶．制造业产业创新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4（11），96-106 [6]刘琨．我国制造业成本结构的优化路径探微，《财会月刊》，2018（1），95-101 [7]刘林青，雷昊，谭力文．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以苹果公司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10（9），57-66。 [8]马元驹，潘迪．“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成本结构分析及验证”，《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11），19-32。 [9]马元驹，潘迪．“服务主导逻辑下成本和成本动因的特征与确定”，《会计之友》，2018（1），15-19。 [10]马元驹，杨琳．“基于财务报表数据的成本习性分解方法研究”，《会计之友》，2016（6），104-108。 [11]孙晓华，辛梦依．“R&D投资越多越好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模型”，《科学学研究》，2013（3），377-385。 [12]张杰，刘志彪，郑江淮．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管理世界》，2007（6），64-74 [13]张婧．“服务主导逻辑导向与资源互动对价值共创的影响研究”，《科研管理》，2014（1），114-121。 [14]张瑶．制造业技术创新旳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10月 [15]钟振东，唐守廉，PierreVialle．“商品主导逻辑与服务主导逻辑对比研究-基于顾客价值”，《管理现代化》， 2013（6），54-56。 [16]Banker，R.D．， R.Hu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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