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休闲度假旅游的全球领先综合性旅游集团——复星旅游文化集团(01992.HK)公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中期业绩。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为响应全球各国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及实施旅行限制，Club Med所有度假村及业务运营于报告期间一度临时关闭。于报告期内，复星旅文旅游营运的营业额降至人民币4,311.3百万元，同比下降44.1%；因建造服务的作业及交付周期计划有所调整，致使旅游相关物业销售减少78.7%至人民币375.5百万元。集团收入降低至4,527.8百万元，同比减少50.0%；经调整EBITDA降至人民币471.7百万元，同比减少76.3%。归母净利润由盈转亏，亏损约898.7百万元。 融资能力强劲，现金充沛 于报告期内，集团财务状况健康，强劲融资能力及充足的现金流支撑集团以全面抵抗疫情带来的冲击。于3月中旬，集团发行了三亚特兰蒂斯资产支持计划(CMBS)，该计划融资达68亿，为期24年，票面利率为5%；更于6月，Club Med获得180百万欧元的法国国家担保贷款。 此外，集团拥有较为充足的现金储备，集团亦密切关注业务发展机会，以实现业务的持续及加速发展。截至2020年6月30日，集团持有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为人民币62.6亿元，未使用的银行贷款约为人民币22.5亿元。 全面推行有效降本 第二季度以来，为保持现金和流动性，集团采取了一系列缩减成本的措施：一方面，Club Med实施严格的成本管控，包括削减人力资源成本、调整租金成本并取消营销活动及各项浮动成本及开支，人力资源成本于二季度同比下降约六成；另一方面，Club Med取消及延迟若干资本开支成本，资本开支于二季度同比下降约七成。 同时，亚特兰蒂斯亦严格控制人力资源成本、优化能源及其他固定成本，报告期内的总营运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人民币140.0百万元，人力资源成本及能源成本分别减少约43%及16%。 核心业务引领行业复苏，太仓丽江项目如期推进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稳定，集团核心业务恢复良好。得益于需求复苏及独特的产品竞争力，亚特兰蒂斯于2020年7月的月营业额约为人民币147.7百万元，较去年增加约18%，按客房计平均入住率为88.1%，高于去年同期的81.4%。于8月首15天，其延续7月强劲表现，按客房计入住率平均入住率达95%。 谈及集团的度假村业务，复星旅文集团副董事长兼副首席执行官Henri Giscard d’Estaing先生表示：“Club Med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临时表现强劲，这要归功于其2019年的盈利增长，甚至在今年年初加速增长。随后，Club Med不得不迅速做出反应，以保护其客户和团队，增强其流动性，大幅降低其成本基础并限制这场前所未有的卫生危机带来的财务影响。今年夏季成功重开的中国与欧洲度假村证明了其丰富的家庭度假选择极具吸引力。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受控时，凭藉新度假村和翻新度假村的坚实产品线，Club Med的反弹能力得以彰显。” 7月以来，全球陆续重启运营，截至8月15日，Club Med全球共26家度假村恢复运营。重新开启后，2020年7月，全球度假村入住率达到61%；8月前15日期间，Club Med中国区与欧洲区的平均入住率分别恢复达88%以及社会安全距离限制下的95%，容纳能力恢复至去年同期的37%；预计2020年年底之前重开大部分度假村。 太仓和丽江复游城项目的建设进展顺利。于2020年7月，太仓复游城已获10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销售许可，其中约3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7套的可售物业投入首期销售。 全球度假村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度假村品牌更多丰富，开发提速 同时，Club Med亦在进行新度假村的开发，海滨度假村La Palmyre已完成了翻新扩建，并于7月重新开放，在法国的新度假村La Riosiere将于今年年底开业，新度假村Seychelles将于下一个冬季季开村。计划在2022年底前开设10家新度假村。自2019年11月收购Casa Cook系列品牌以来，集团加快其在中国和欧洲的酒店开发，预期未来三年内将在全球开设不少于25家酒店。 深度布局海南自贸港 集团坚持深耕海南，按客房平均每日房价超过人民币1,000元的客房数量计，复星旅文凭藉运营三亚亚特兰蒂斯及Club Med三亚度假村，已成爲三亚规模最大的高端度假村供应商。集团于海南的业务不仅包括三亚亚特兰蒂斯、Club Med三亚度假村，亦包括服务及解决方案，如驻场表演(C秀)、复游雪及旅行社业务。未来集团将积极寻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旅游目的地、度假村管理、各项休闲服务及解决方案、旅游零售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发布Thomas Cook生活方式平台 为打造直达消费者的C端入口，复星旅文于7月发布“ThomasCook生活方式平台”，其整合了内部的优势资源，以内容为核心驱动，形成基于度假生活产品的互联网开放平台。该平台于2020年7月6日开始试业，于7月18日正式上线。 复星旅文集团董事长兼CEO钱建农先生表示：“新冠疫情是全球旅游行业百年一遇的黑天鹅。疫情下集团表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一方面，集团在上半年大幅夯实流动性，确保业务安全有序发展并采取各项措施有效降低了可变和固定成本。集团在降本的同时迎来复苏，凭藉优秀的商业模式和强大的産品力，集团引领旅游休闲行业的恢复。暑期以来，三亚亚特兰蒂斯和Club Med中国及欧洲的度假村均录得高入住率。太仓和丽江复游城如期推进。另一方面，集团上半年又拓展新的业务增长点，我们在收购Thomas Cook品牌后仅8个月就发布了Thomas Cook生活方式平台，并计划深耕海南以落地更多项目。 我们认爲，疫情后旅游休闲行业会出现新的发展常态，行业会同时出现机遇与危机，我们看好疫情后全球休闲度假行业的增长前景及市场重组机会。我们将持续寻找未来增长的机会和动力，以良好经营业绩回馈我们股东。”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还在观望还在等。 一等中米摩擦落定。 二等回调低成本建仓。 三等被套的成长股解套。 其实，这里走的是加速上升楔形，你不敢买，说明你观点偏空，这时市场即使下跌了你敢买吗？更不敢买。而上升楔形特征是，回调－创新高－回调－创新高，重心不断上移，波动逐渐收窄，回调不敢买，一犹豫又创了新高，越等建仓成本越高。 面对加速上升楔形，每次回调都要买，上涨也可追高买，成本高了百分之一二，回头一看，翻番了，还在乎那蝇头小利吗？ 加速上升楔形，早买早点占坑。
“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是谁在裸泳”。 近段时间以来，安邦、明天系、先锋系、中民投等等，不计其数的民营金融企业以让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轰然倒塌。 这到底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呢？——在虎哥看来，这绝不是个案！民营背景下的金融企业，其结局都很悲惨，这绝非危言耸听，这是我作为一位一线创业者的深刻感悟。 导致民营金融企业结局悲惨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因素一：没规模会饿死，规模过大会撑死 从本质上说，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在赚资金的利差，其收益是由资产收益率和资金成本之差所决定的。同样，管理规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竞争要素——管理规模过小，即使创造资金利差的能力很强，也可能出现收入水平无法覆盖运营成本的情况。金融行业本身就存在着规模效应，就如同人追求长寿一样，任何一家金融企业都有天然的、要做大管理规模的动机和本能。 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由于金融产品的同质性和易模仿性，从而决定了它容易形成规模经济。比如说信用卡和各种各样的存款、理财、债券、票据等固定收益产品，任何一家有业务许可的金融企业都可以提供，它既没有严格的专利限制， 也不需要较大的前期投入，而且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也比较快。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在其扩大产品规模时并不像其它行业一样会遇到非常多的技术限制和产能瓶颈。 其次，当这些产品业务扩大时，其依靠管理费、收益分成、资金利差等方式获取的收入也会相应地增加。但是，在业务扩大的同时，边际成本却不会以同等的速度增长。边际成本较小是决定金融产品非常适合通过规模扩张来提升收入的关键因素。 规模大，确实能产生规模效应，但因为规模大而带来的风险也同样会不约而至。金融企业的规模大还不同于实体企业的规模大，它里面潜藏着一个实体企业不曾有的巨大风险隐患——流动性危机。 周期有更替，经济有起落，这是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供需自我调节的必然规律。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以来，每隔30年到50年，全世界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具体到每个国家来看，每5年到10年就会发生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一规律至今未被打破。 经济运行总是从一个波谷走向另一个波峰、再从这个波峰衰退到谷底，如此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当周期从经济低谷走向繁荣阶段时，几乎所有行业都是欣欣向荣的，而在周期由繁荣的顶点逐渐走向衰退时，金融行业就会迎来一个特殊的风险——流动性危机，也叫兑付危机。 当经济环境不好时，整个金融行业的资产回报水平就会不可避免地下降，风险也会逐渐暴露出来。在这个背景下，许多投资人因为收益的下滑、风险的爆发、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信心的变化而要求将自己的本金赎回。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历次金融危机时，银行发生的挤兑事件，而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金融界的各个领域之中。 兑付危机带来的风险等级与资产管理规模基本成正比。假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有20%的资金投资人选择落袋为安，如果管理规模在1亿元，那你就需要准备2000万元现金来用于化解流动性危机；如果管理规模是100亿元呢？你就需要准备20亿元现金；如果是500亿元呢？那你就需要准备100亿元现金。但在大家信心都出现恐慌时，到哪里能找出20、100亿元的现金呢？这时，国有金融企业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政府和央行可以采取各种手段，甚至可以通过立法来化解这个流动性危机。而民营金融企业就只能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所以，民营金融企业的老板都没什么令人羡慕的——干好了，大家一起分点钱，干不好，大家跳槽，老板坐牢！ 因素二：资金成本过高，挤压生存空间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情况一直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其实民营金融公司也一样——同为银行业，中农工建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到1.8%，而民生、兴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则平均在2.5%到3.0%。 银行业尚且如此，那么金融的其它领域就更不用说了。比如私募基金领域，投资人之所以选择私募基金，就是因为其追求高于银行理财、信托的投资回报。当前银行理财水平在3%到5%，信托回报在7%到9%，如果私募基金的投资回报不能高于这个水平的话，就不会有资金愿意来投资。 那么问题来了，资金成本高意味着什么呢？——过高的资金成本意味着投资领域的变窄。3A、2A+的企业债、城头债投不了，百强内的房地产公司也投不了。能承受这个资金成本的，其主体的信用级别相对而言也都是比较差的。 过高的资金成本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你的资金成本高了，那你就要寻找高于竞争对手、高于行业正常回报水平的资产和交易对手。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如果投资人的投资回报要求在9%，加上私募基金的管理运营成本在3%，总资金成本在12%的话，那就只能选择二、三线城市的开发商。而这一类型的开发商一般都是区域性的，一旦某个项目在运营方面出现了问题，就没有任何可以腾挪的空间。可是这个资金成本也就只能选择这样的交易对手，那么投资风险就必然会加大。 过高的资金成本挤压了企业的生存空间。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有合理的利润，否则就都是不持续的。比如私募基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利润，那么不仅仅对投资人来说是没有服务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基金管理公司人才的流失、管理的涣散。由于投资管理浮于形式，从而最终导致了风险的积累和爆发。 因素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刚性兑付 在金融企业中，除了银行、保险、证券、公募基金里面的部分业务外，其余所有的业务都是在非标准化地进行着业务。怎么理解呢？——一个房地产企业融资和一家矿产企业融资时的法律条款和风险属性不可能一样。即使同为房地产企业融资，恒大和碧桂园的风险属性也不可能一样。这就是非标准化业务，它意味着其很难去量产和规模化。可是，当面对这种既没有规模又没有竞争力的情况时应该怎么办呢？——那就要让这种业务形成标准化。可怎么标准化呢？——刚性兑付！不管你投的是房地产还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它们最终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样的，都会由管理人来兜底，投资人是不用承担风险的。 刚性兑付的好处是加快了规模的扩张，降低了交易的成本，阶段性地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可事实上，没有哪家正常的金融企业有能力去实现刚性兑付。比如一家房地产企业融资了5个亿，私募基金管理人从中收取了3%的管理费，那么其一年的收入就是1500万元。而一旦发生违约，它就得拿出5亿元资金来实现刚性兑付。这时要怎么办呢？——要么跑路，要么你有资金池，用它来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可这时如果遇见了流动性危机，拆不了墙了怎么办？——那么，这就是末日的来临！ 刚性兑付的坏处是管理机构承担了过度的风险，从而对风险无法定价。信用好和信用一般的企业在融资成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风险在黑暗的世界里聚集，一旦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要面临一场大危机！ 那么，可不可以不做刚性兑付呢？——早些年时，如果有人买股票亏损了，他们就会去砸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现在除了股票、公募股票基金以外，其它的银行理财、信托、资管计划、私募基金，哪一个能真正打破刚性兑付？政府近五年一直都在提及打破刚性兑付，但这又很难实现，因为它事关中国特殊国情——社会的稳定性压倒一切！ 这既是现状也是规律。当你明白了这样的规律之后你就会认同虎哥所说的：“民营金融企业做大必死的结局是其基因所注定的。”否则，金融行业赚钱这么容易，为什么却很少有民营金融企业能够位列这些排行榜呢？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国外也一样。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在2019年《福布斯》排行榜中，在上榜的全球上市公司前100名中，入围的中国企业有18家。这18家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第1）、中国建设银行（第2）、中国农业银行（第5）、中国银行（第9）、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第10）、中国石化（第27）、中国石油（第30）、招商局集团（第32）、中国人寿（第35）、交通银行（第3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第56）、兴业银行（第62）、浦发银行（第70）、上汽集团（第80）、阿里巴巴（第81）、中国建筑集团（第84）、中信银行（第85）和中国民生银行（第90）。 从以上数据中你会看到，除了中国平安之外，没有一家是具有民营背景的金融企业，所以虎哥常说，这些民营金融企业从表面上看是在干金融，其实是被金融干了！——君不见普天之下的民营金融企业家，哪一个不是伤痕累累、满是泪水。
8月20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新规》”）。 这一次，从靴子抬起到正式落地，尚不足1个月，速度之快，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根据《新规》，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将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为标准，取代现有的“以24%和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按照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LPR为3.85%的4倍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定为15.4%。下降幅度超过三分之一，对于借贷行业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其中，有人觉得目前的利率水平确实过高，希望通过更市场化的方式来逐步降低贷款定价；也有人自称24%的利率上限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再降到16%以下更是雪上加霜；更有机构在积极将业务更多转向自营，寻找出路。 大幅下调的背景 在当天最高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贺小荣介绍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民间借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利率过高、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等。加上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融资成本过大是重要原因之一。 2015年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了民间借贷利率“两线三区”的格局：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如今5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利率中枢早已进入下行通道，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也由当初的6%左右下降至如今的3.85%，24%的司法保护上限显然难以适应如今的市场情势。 某城商行副行长周伟对作者表示，利率和GDP增长呈正相关，GDP增长越快，利率必然也会越高。在近年来GDP增速放缓之后，利率是应该相应调整。 当然，利率保护上限并非越低越好。贺小荣就提到，利率保护上限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紧缺，加剧资金供需紧张关系。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地下钱庄、影子银行可能更为活跃。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 “因此，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维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后形成的最大公约数，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贺小荣称。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结称，此次修订司法解释，总的指导思想是缩小民间借贷范围，突出民间借贷以自有资金和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这一特点，针对审判实践中有关企业套取银行贷款又转贷、企业向单位员工集资后又转贷等情况，第十四条将此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一种情形，这样规定便于促进民间借贷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机构未雨绸缪 按照《新规》的定义，民间借贷是除以贷款业务为业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以资金的出借及本金、利息返还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金融机构并不适用这一《新规》。 但李庆丝毫不敢存有侥幸心理，作为一家城商行的副行长，他向作者自问自答道：“持牌机构怎么可能比民间借贷的利率更高？”在他看来，在实际操作中，金融机构还得比照这一上限来。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最高法2015年曾出台针对民间借贷“两线三区”的规定。2017年最高法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到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调减的，应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此外，在公开的多份法院审理消费金融借款项目的判决书中，有法院明确提到消费金融贷款年化利率上限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有法院虽未明确参照上述《规定》，但仍以年化利率24%或者月利率2%作为支持判决的标准。 李庆对作者坦言，目前来看，《新规》对他们而言有利有弊，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业务更聚焦，在一些领域排除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未来一旦金融机构也得按这个标准来执行，对他们业务影响也会很大，毕竟他们银行存量贷款和新发放的贷款中，一半以上的利率都超过15.4%。“这个新规对我们而言确实是战略性冲击。” 拆解24%的利率成本 一家互联网银行的高管张亮告诉作者，目前纯互联网贷款主流的利率集中在18%—36%这一区间，但不清楚这一区间的规模有多大。在他看来，现行的借贷利率确实太高了。“曾有世界银行的相关人士到我们这来调研，听到我们18%的年化利率的时候都惊呆了，认为不可思议。” 但他接下来给作者算了一笔账。贷款的刚性成本包括资金成本、获客成本、坏账率等几个主要类别，目前大银行的资金成本在2%-3%，他们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在4%-5%左右；通过抖音等渠道的单个获客成本在一两千元，折算成比例的话，能占到4-5个点，接近资金成本；而做利率在18%-36%这个客群的机构，不良率至少要在6%以上。 上述三者的成本加起来，就已经触碰到16%这条上限，如果再加上内部运营等隐性成本，已经很难获利。 李庆向作者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张亮的说法。据称，他所在的城商行目前的资金成本在五点几的水平，纯信用贷款的不良损失率在5%以上。两者加起来已经占去了11%。 与持牌的中小银行相比，助贷平台的情况显然更糟。一家头部助贷平台的负责人刘方向作者介绍到，如果对线上现金分期利率36%做个成本拆解，大约9%是流量费，10%左右是资金成本，9%左右是坏账（折合本金口径为5%-6%），2%左右是数据催收成本，3%左右是运营成本，最后利润空间不到2个点，而且坏账稍有波动就会把利润“吃掉”。大多数的收益还是要靠复贷（省去流量成本）来挣钱。 “但即使是复贷，16%也扛不住。”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基本上会把现在的线上现金分期的玩家挤压得所剩无几，非银机构只得退出线上现金分期业务。 刘方觉得，线上现金分期的定价确实应该逐步下降，并通过市场方式，增加供给，增加竞争，比如放松对银行的不良要求，鼓励他们做下沉；放开非银的资金流转限制，降低他们的资金成本等等。 利率为何居高不下？ 有媒体报道称，近期有银行一方面开始压缩获客、风控等成本，另一方面降低潜在的坏账风险，来确保贷款产品在15.4%的利率上限内实现盈亏平衡。但多位行业人士告诉作者，这样的做法其实收效甚微。 “其实现在市场上并不缺钱，为什么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还定这么高？”某省级小贷协会负责人对作者反问道。他解释称，在缺少政策的支持下，小贷公司的经营成本、合规成本、再融资成本都很高。从这些方面压降成本是应对方法之一，但还是会挤压一大批平台的生存空间，而且提升运营效率、降低不良率这些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 在他看来，应该从多方面去帮助行业降低不良率，包括对于逃废债的立案和打击，这样才能从整体上降低融资成本。 近年来金融线上化的趋势，一方面大大节省了物理网点的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互联网流量越来越贵，导致线上的获客成本也居高不下，目前来看，甚至已经和资金成本持平。 一家头部消费金融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作者，目前获客成本根据获客渠道的不同而不同，投放广告渠道（如信息流、短视频）的获客成本普遍在1000元以上，应用市场的投放渠道在300元左右，商务渠道则视通过率、产品、用户质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在资金成本方面，张亮提到，资金成本参考的是金融市场，随行就市，现行政策是宽信用而不是宽货币，最近资金价格就一直在往上涨。虽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利率是下行的，但是这对贷款产品的定价影响不会太大。“可能也就是20-30个BP的影响，不会说一下就能减少100个BP。” 运营成本方面也并不好降。李庆告诉作者，作为小银行要想进入细分领域，只能依靠科技去竞争。因此他们的人力成本、科技开发成本的年度支出占比远远要高于大型银行，“科技研发的成本占去了营收比重的20%。” 而目前经济形势叠加疫情的影响，想要降低不良率也是难上加难。根据张亮他们的经验，在4家以上平台同时借款的用户，就可以判定为多头借贷，这类人群占到了80%以上，其不良率会急剧上升。 前述消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作者，疫情期间平台的逾期率明显上升，甚至上升50%都很正常，很多小平台早就不再放款，在他看来，在各项成本中，最无法控制的是坏账率，这也与目前行业的风控水平有关。 他进一步解释称，目前风控的实质，不是去定义好客户，而是排除坏客户。定义好客户是指将100个人里的20个好用户挑出来，再根据他们不同的信用等级给予不同的定价，但这种精准风控的能力，在非银机构里面没有几家能做到。 相反，排除坏客户就简单多了，根据黑名单、多头借贷等数据，把一万个新申请客户里排除九千个，剩下一千个都按36%统一来定价，这样最安全，也最经济。 即便如此高的定价，平台在扣除各项成本后赚取的利润，10个好用户的利润都赶不上1个坏用户的坏账，“而10%的逾期率，在业内很正常。”该人士称。 寻找可能的出路 面对如此高昂的获客成本，在前期疯狂营销获客之后，不少平台开始转向精细化运营老客户，提高复贷率来降低获客成本。 前述消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就提到，他们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全面转向自营，只有把贷款用户吸引到自己的APP和公众号里，才算是自营客户，才可以持续给他们放贷，俗称“老客”，而老客的获客成本大大降低，能为利润作出的贡献也更大。 向自营业务转型也是李庆他们的对策之一。他告诉作者，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大利率较低的自营业务的比重，如通过税收数据给小微企业提供的信用贷款，这部分贷款符合利率16%以下的规定。 在刘方看来，在非银机构被迫退出线上现金分期业务后，未来有机会存活下来的是商品分期，通过提高商品定价，或从商品提供方抽佣（而不是付流量费），来弥补对客户的定价。所以未来对场景的建立和争夺会越来越激烈。没有场景，或不能从场景中分润，都很难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好事，金融本来就该服务于场景。” 他简单总结，未来能活下去的机构要么资金成本低，要么坏账低，要么有场景。从这一标准来排序，银行比非银的日子好过；其次是能通过发ABS降低资金成本的消金公司；小贷很难，只能回到线下做抵押贷，或者依附某个核心企业做供应链；助贷更难，除非自建场景，或者打擦边球。 尽管新规对于银行短期业务会有影响，周伟认为，从长期来看，会从一个平衡走向另外一个平衡，“只是重新洗牌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 （文中周伟、李庆、张亮、刘方均为化名；《棱镜》作者肖望对本文亦有贡献）
据8月21日消息，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昨日公布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3.85%，5年期以上LPR4.65%，均与上月持平。这是LPR连续第4个月“原地踏步”。 8月20日恰逢LPR改革一周年。一年以来，LPR改革成效显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畅通，银行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市场人士建议，进一步扩大能够参与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的金融机构主体和范围，提高利率传导效率；建立银行存款负债成本与LPR或政策利率的联动机制，有助于银行做好资产负债的战略管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消息 ·记者 张璐 在线青少儿英语一对一长期以来“规模不经济”的状态正在被打破。 8月18日，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品牌VIPKID宣布，公司单位运营利润（UE）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为正，90%的渠道首单实现盈利，获客成本同比降低45%，业绩保持持续增长。 此前外界对于在线北美外教一对一赛道秉持怀疑态度，在高企的北美外教师资成本和营销成本下，毛利率较低，甚至难以盈利。但此次发布会披露，VIPKID的在读学员人数约80万，以每人每年1.3万元客单价计算，其百亿元营收规模超过目前的头部直播大班课机构。 此外，在新业务层面，2020年年初，VIPKID推出大米网校，还研发了中外教培优课、英语启蒙课等多个英语课程产品，对英语，对数学、美术、语文等学科进行扩科，或将进一步抢占市场，提高盈利能力。 获客成本降低45%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VIPKID成立于2013年，主要业务为4-15岁的青少儿提供真人外教一对一的线上课程。过去七年，VIPKID获得腾讯、红杉中国、经纬中国、科比基金等全球顶级机构青睐，融资总额累计超过10亿美元。 作为在线一对一少儿英语行业敢“吃螃蟹”的人，VIPKID也具备了足够的先发优势，在多轮融资的加持下，迅速抢占细分市场。 根据中科院今年6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市场报告》，中国在线青少儿英语培训市场包括北美外教一对一、菲教一对一、小班课、大班课和轻课等产品模式。其中，一对一模式收入规模占行业总体收入的58%。而在这个领域中，VIPKID一家占据的份额远超其他品牌之和。 8月18日，VIPKID宣布，公司单位运营利润（UE）已经连续两个季度为正，90%的渠道首单实现盈利，获客成本同比降低45%，业绩保持持续增长。VIPKID也由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收入在百亿级规模且实现UE转正的在线教育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在线外教一对一领域被指“规模不经济”，原因也有很多，例如获客成本、教师成本等居高不下是重要瓶颈。2019年，VIPKID CEO米雯娟提出，“不靠融资实现独立盈利，一节课赚一块钱”的目标，且当时预测目标达成时间为2021财年，目前来看，UE连续6个月转正，这一战略目标有望在今年提前实现。 对此，VIPKID联合创始人、总裁张月佳认为，公司能够连续两个季度UE转正，归因于三方面：首先，公司清晰的战略目标，保证了业务专注度和稳定性；其次，累积的品牌势能，带来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续费率及转介绍率，促使获客成本大幅下降；第三，公司管理体系的完善以及组织变革，使内部员工效率获得极大提升。 据介绍，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VIPKID 90%获客渠道实现首单盈利，家长转介绍率超过65%，经过三个季度持续优化，VIPKID获客成本降低45%，大概跟市面上首单2000到3000的产品获客成本基本一样。目前VIPKID有超过80万付费学员，付费学员年消费在1.2万―1.3万元。 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竞争白热化 事实上，技术的持续进步为在线少儿英语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少儿在线英语蓬勃发展。2013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仅7.1亿元，2019年突破80亿元，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达到124.6亿元。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线上教学需求火爆，行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目前，在线青少儿英语市场的玩家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VIPKID独占，占据六成的市场份额；51talk、vipJr，哒哒等组成了第二梯队，其在营收和用户数量上与第一梯队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梯队多为一些初创企业和转型不久的企业，市场份额相对较小，获客能力相对较弱。 随着2019年教育行业整体融资趋势放缓，在线青少儿英语赛道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巨头相争的发展拐点，优胜劣汰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教育行业回报周期长，投入大，但依然有众多资本愿意投身这条黄金赛道。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在线教育行业共发生融资事件150起，融资总额达115亿元。2020年1―5月，融资事件发生36起。VIPKID单位运营利润连续转正，无疑将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对在线教育行业的热情。 除了较为亮眼的数据，VIPKID方面还对外披露了最新的产品战略。在一对一北美外教在线英语教育业务加速接近盈利的同时，VIPKID也在积极挖掘80万学员更加细分的英语学习和扩科需求，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目前VIPKID重点推出了大米网校、中外教培优课、英语启蒙课、数学思维四个课程产品。 业内人士分析，受益于未来行业的发展前景，在线青少儿英语仍是最被资本看好的赛道之一。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行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未来VIPKID还需要不断提升管理运营效率，持续打造强大的组织能力，而高质量、多品类内容的个性化尝试或许将成为破局法宝。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伴随光伏产业链的一轮涨价潮，加上原料涨价带来的成本推动，作为光伏组件必备封装材料的EVA胶膜和POE胶膜近期也开启了涨价模式。 据介绍，双玻组件用的封装胶膜主要包括EVA胶膜和POE胶膜两种。前者是一种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熔点低，流动性好，透明度高，层压工艺成熟等优点，但强度低，水汽透过率和吸水率较大，耐候性较差。POE是一种乙烯-辛稀共聚物。相对于EVA胶膜，POE胶膜最大的优势就是低水汽透过率和高体积电阻率，保证了组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运行的安全性及长久的耐老化性，使组件能够长效使用。 “我们现在采购的原料较半年前，成本上涨了十几个点。今年疫情期间，我们的原料供应商日本三井给了我们一定价格支持，但疫情期间的人工是上涨的，所以这样算下来，我们的胶膜成本其实是增加的。”上海常必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3M太阳能光伏组件封装胶膜唯一的品牌授权经销商，常必鑫新能源是祥邦科技（胶膜生产商）的全资子公司，胶膜产品定位高端，主要服务主流一线组件大厂。 “最近，整个市场上的原料粒子价格都纷纷上涨，三井的原料也不例外。另外，这段时间，大小厂的EVA胶膜价格都在上涨，我们也在最近对EVA胶膜价格进行了一定调整，较之前上浮3到5个点左右。”张杰说。 他同时表示，同行的POE胶膜价格前段时间也上调了，涨幅约0.7元/平方米。但该公司的POE胶膜价格水平截至目前并没上调，“3M 品牌更看重的是产品质量，没把成本压力传递给客户。” “相较其他企业，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原材料供应稳定，这也是我们能控制成本的主要因素。”据他透露，祥邦科技的POE胶膜上游原料粒子向日本三井化学采购，这有别于其他材料生产商的供货渠道。三井化学产品的高质量和稳定性是得到同行的一致认可，这也成为祥邦科技POE胶膜自2015年起就被海外用户所认可的最主要原因。 近年来，随着双面技术的进步及终端市场对双玻组件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光伏组件制造企业争相扩产，对玻璃、POE胶膜等封装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根据第三方机构预测，2019年全球双面组件渗透率约10%-15%，2020年会进一步上升，达到15%-20%。 “实际上，我们预计在一线组件大厂，双玻的比例会达到40%以上。随着双面技术兴起，这两年我们不同产品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的占比也开始变化，EVA占比逐渐减小，POE比例显著提升。现在，我们POE产能的占比超过了80%。”张杰说。 对于降本，他表示，和电池片在组件中的成本占比比起来，公司胶膜的成本占比其实很小。但降本一直是公司努力的方向。因此，祥邦科技的研发重点方向也朝着这方面进行，一是搭配模式的改变，二是把POE的整体成本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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