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被低估的跨周期调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定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会议提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背景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停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本土疫情传播，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季度同比负增长。为此，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无疑属于传统的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自去年3月底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内经济自二季度起如期反弹，前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开始出现较大分歧。特别是“跨周期调节”概念问世后，市场解读大都聚焦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维度，甚至得出随着经济快速反弹，今年初经济复苏任务基本完成，宏观对冲政策退出的结论。 本来，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经济收缩与扩张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前述会议首提“跨周期”调节，显然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当然，“顺周期”也可以对应“逆周期”，但“跨周期”无疑比“顺周期”立意更加高远。 笔者早在去年8月中旬就在本报撰文指出，面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转换甚至叠加，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跨周期调节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9月底再次撰文强调，国际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宜多看少动。上述看法逐渐被事实所验证。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 此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其实，过去一年，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在逆周期调节阶段本就考虑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符合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2020年11月初，央行更是明确表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需的，但退出时机和方式要根据经济恢复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特别是不能出现“政策悬崖”。 相信，若干年后回看这次非典型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如果仅从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大大低估跨周期调节对于健全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被捧杀的正常货币政策 2019年底，易纲行长首次撰文阐释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内涵。文中提出，要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文章强调，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去年上半年，对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预期，被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政策留有余地的定调“打脸”。下半年，当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且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以及要关注货币刺激后遗症，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的风声渐起后，货币紧缩预期又不断被强化，正常货币政策似乎成了货币金融条件只能紧不能松的代名词。 然而，笔者去年11月初在研报中指出，鉴于疫情上半场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太迫切；鉴于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要发挥金融调控双支柱的作用，通过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12月初在年度策略会上更是预测来年货币政策不会像市场预想的那么紧。 去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也再次印证了经济稳、金融稳的逻辑。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累计跳升24.7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持续反弹，三个季度杠杆率环比分别上升13.9、7.1和3.7个百分点，升幅迅速收敛。预计四季度杠杆率环比将回落约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易纲行长在今年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较小。去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而早在去年8月底，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货币政策将以“三个不变”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们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无论从政策性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中国央行均拥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且，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攒着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但有需要，这些都能够成为央行的政策工具。 今年市场预期引导依然任重道远 去年12月份，M2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环比回落0.6和0.3个百分点。对此，有市场评论其不如预期。但去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万亿元，与6月份易纲行长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的判断基本吻合。至于前期货币信贷多投放了，后期少投点，实属正常。况且，年末隔夜Shibor和DR007日均利率环比分别下降79和30个基点，显示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前述“不如预期”的评语反映了市场与政策之间依然存在预期差。 预计今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许多提法和看法还会有较多分歧，对于货币政策传导形成挑战。例如，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M2和社融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对于“基本匹配”，市场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当然，有关部门已打了“预防针”，指出理解这一中介目标锚定方式要把握三点，一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二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再如，如果国内通胀反弹，央行货币政策什么情形下才要做出响应，也可能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美联储去年8月份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释放了更长时间维持货币宽松环境的信号。易纲行长在前述2019年底的文章中指出，不同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1%到4%可能都是合理区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此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否降准降息，降准算不算是货币宽松信号，等等。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一就是“稳预期”。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指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这一看法切中要害。显然，央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回归常识和理性，尤其要避免将一些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导读：在这种情况下，G20通过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但近期疫情出现新一轮反弹趋势，可能干扰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化解疫情危机、防止经济失速、寻找新增长动力、完善全球治理，是未来G20的长期任务。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4.4%，虽然较6月份预测有所上调，但仍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严重。近期，疫情出现新一轮反弹趋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种情况下，上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恰逢其时，这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自疫情暴发以来，G20在团结应对疫情、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G20领导人召开了两次峰会，这是2011年以来的首次，充分显示了G20加强全球协调的行动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前挑战的严重程度。 图片来源：新华社 G20与世界卫生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推动全球抗疫，维护世界经济，不仅努力降低疫情对各自成员的冲击，同时还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支持，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影响。 G20推出的大规模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财政政策方面，据IMF统计，截至11月初，G20推出的财政支持措施总规模约为11.5万亿美元，远高于今年3月G20特别峰会所承诺的5万亿美元经济计划。这些措施对于提升成员国的医疗保健能力，维持民生，保留就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多数G20成员国迅速下调政策利率，同时还通过购买政府和公司债券以及使用一些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目前，G20发达经济体成员的政策利率维持在0.25%或以下，新兴经济体成员的政策利率也已经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了银行信贷的增长，为实体经济的恢复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条件。 图片来源：G20仍不能松懈。为促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G20仍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是化解当前疫情危机，这是推动全球经济重返正常状态的基础。疫情暴发之后，各国就一直在艰难地处理着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之间的平衡。三季度全球经济的好转，部分来自于各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还有部分来自于疫情隔离措施的放松，使得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有所恢复。但在出现新一轮疫情感染的情况下，各国将不得不再次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全球经济活动的复苏势头势必会再次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成为化解疫情危机的关键。G20应与世卫组织及其他相关国家、组织一道，加快推进疫苗研发和生产进程，同时确保世界各国对于疫苗广泛和公平的获取，从根本上消除疫情威胁。 图片来源：防止全球经济复苏失去动力。考虑到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G20成员的政策刺激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力。各成员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和政策空间大小，动态调整政策工具选项，努力将经济拉回正轨。那些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同时存有政策空间的经济体，应进一步加大刺激力度；而政策空间不足的经济体也应维持既有刺激规模，避免政策支持过早退出。 在这其中，G20应加强刺激政策的国际协调，降低一国政策，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国际溢出效应；同时，也应加强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刺激经济提供更多的空间，例如推动特别提款权的普遍分配、进一步延长缓债倡议期限等。 但政策刺激并不是没有代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也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由此造成了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更是凸显了债务高企的风险。为加强政府债务管理，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提出发达国家财政整顿计划，但是从今天来看，这一计划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货币政策刺激是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势必造成流动性充裕甚至泛滥。因此G20各国应吸取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注意过多流动性的回收。 图片来源：受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为应对这一挑战，G20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11月22日发布的《利雅得峰会宣言》核可《基础设施科技议程》，以进一步促进基础设施科技应用，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 IMF研究显示，G20国家同步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将使全球GDP增长近2%。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G20应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四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在疫情的冲击下，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进一步盛行，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与此同时，疫情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恶化各国经济复苏环境。为此，G20应强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同时，完善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从长期来看，应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转变的趋势，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 本文原标题为 "Platform for recovery" 责编 | 刘毅 编辑 | 张钊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表述备受关注，特别是没提“房住不炒”四个字，仅有“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句话，又有人对楼市调控政策放松产生幻想。实际上，此次未提“房住不炒”，不代表政策导向有变，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不可低估。 今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整体宽松，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资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导致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率先复苏，甚至出现房价过热、违规资金流入楼市的新情况。不过，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中央始终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个别地方刺激需求的政策也被叫停，显示了中央稳定房地产的决心和定力。 7月以来，中央多次开会强调“房住不炒”，释放出调控收紧的信号。其中，有两次会议共召集了14个城市“谈话”，重申“房住不炒”定位，首次强调“时刻绷紧调控这根弦”，要求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与此同时，7月开始，已经有杭州、东莞、宁波、深圳、南京、长春、海口、无锡、沈阳等多个楼市热度高、房价明显上涨、出现炒作氛围的城市相继收紧了楼市调控政策，其中，深圳、杭州、东莞等地更是“堵漏”升级，对前期政策“打补丁”。 尽管在一系列调控措施下，全国房价整体降温，但近期仍有成都、深圳、西安等地新房市场火热，“万人摇号”、“众筹打新”甚至“代持炒房”，宁波也出现个别楼盘投资客较多、部分特殊群体以落户和离婚为手段投资炒房、利用赠与规避限购限售政策等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成都和西安相继加码调控；深圳也表示正在研究综合调控政策，坚决打击市场投机炒作行为；宁波对此前新政“打补丁”，堵住炒房漏洞。这都体现了各地对中央“房住不炒”定位的坚决落实。 实际上，自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定位以来，这一调控主基调至今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提及。如去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字未提房地产，当时也有人猜测调控政策或宽松，但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房住不炒”定位。而今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这已经为未来5年的房地产调控定调。 正如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所称，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这意味着房地产金融监管将持续从严。虽然限价政策造成一二手房价格倒挂，创造出了“天上掉馅饼”的财富效应，但那些“代持炒房”的投资客们，一旦被彻查资金来源将面临银行贷款被拒的风险。因此，不应该把房地产作为炒作品种有过高期望，炒房人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中央已经明确要“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未来随着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非常规政策退出，房地产市场将趋于理性平稳，炒房者将得不偿失。
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公布至今已逾半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2月16日表示，在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 数据显示，6月1日至11月30日，海南新增市场主体19.1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15.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69.5%；引进人才超过10.3万人，相当于过去两年引进人才的总和；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23.9亿元，同比增长18.3%。 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组数据释放的最大信号就是海南发展(行情002163,诊股)的前景具有吸引力。在各类政策支持下，海南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年均增长10%以上。这将吸引更多希望得到快速发展的企业前往海南，分享海南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项数据释放了两方面信号，一是海南扩大开放为市场主体扩大了投资空间，增加了投资机会；二是自贸港建设带动了海南营商环境的优化，增加了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我国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制度型开放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自7月1日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以来至11月30日，海南离岛旅客累计免税购物296.3万人次、购物总额159.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9%、204%。入籍“中国洋浦港”的国际船舶达到21艘，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先行区可用的国内未上市临床急需特许药械超过110种，可用抗肿瘤新药、罕见病药达100多种。 孟玮表示，半年来国家发改委加强统筹协调，会同有关方面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压实压细工作责任。细化分解《总体方案》明确的各项任务，制定年度重点工作安排，明确每一项工作的具体要求、责任分工、成果形式和完成时限，建立台账，完成一项销号一项。二是推动早期政策有序落地。制定出台了智慧海南总体方案、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编制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出台了离岛免税购物调整政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原辅料“零关税”政策、洋浦保税港区监管办法、第七航权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三是组建专班赴一线开展工作。会同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门组成工作专班，每月赴海南一线办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协调推动政策落地。 梁海明表示，海南自贸港未来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航运航空枢纽。实施更加开放的船舶和航空运输政策。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要进一步建设成为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发挥协同效应，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就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继续抓好《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抓紧研究提出明年重点工作安排，持续推动早期政策落地，着力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大力培育产业链、产业集群，不断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新成效。
摘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陆续落地，政策总体基调还是退出应对疫情的宽松政策而回归稳健，稳字当头体现在方方面面，以此为基础出发，2021年开年的利率环境逻辑上还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建议市场继续按照票息选择节奏，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策略展望：部委会议透露了什么信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各部委相继召开学习会议和工作会议，本文通过对比梳理，试图从中进一步分析2021年政策的具体方向。 1、财政政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财政政策的定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同时“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大重点任务。主要包括：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用好地方专项债；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居民消费；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财政支农、脱贫攻坚、污染防治；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拓展国际合作等。 近期新华社对财政部长刘昆进行专访，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更可持续’，主要是支出规模和政策力度要保持基本稳定，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合理确定赤字率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2020年，财政直达资金预算下达已经完成，其中1.52万亿元资金已经投入使用，效果明显。”（此前财新网报道财政部发文明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可以结转下年使用[1]） “适当放宽专项债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引导地方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提早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工作，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更好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综合而言，预计明年赤字率回到3%以内，新增专项债规模略低于今年水平。同时，地方债发行节奏大概率会更加均衡。 2、货币政策 2021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了十大重点任务，与往年相比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一是利率市场化由贷款转向存款，明确提出“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是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提升，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 三是防风险内容变化。防风险内容排序相对靠后（往年一般前三），同时内容集中在问题机构处置、互联网平台、支付领域的监管； 此外，本次会议新增了“碳达峰碳中和”、“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债券市场逃废债、欺诈发行”等内容。 2019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两轨并一轨”，2019年8月央行完善LPR报价机制，2020年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目前已基本完成。因而，按照“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2021年除了“进一步疏通LPR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之外，还要“通过深化LPR改革推动存款利率的逐步市场化”（易纲行长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2]）。 如果市场明显高于存款利率，这种情况下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导致存款利率和银行负债成本上升，这对银行利润和贷款利率均会构成冲击。理想的情况是市场利率和管制利率差异较小时实现并轨，至少这一差异不再明显扩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政策利率和资金利率可能也不会出现大幅上行，5月以来货币政策收紧更多的是向常态化回归，未来货币政策“稳”字当头。 本次会议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明显增多。考虑到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弱美元、中美利差处于高位以及债市开放深入推进，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面临较大的升值和资本流入压力。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和过快升值均非合意状态，因而需要政策进行调控。 2015年“811汇改”之后，汇率政策整体导向是趋于市场化，直接干预汇率并非主要手段。汇率的背后对应的是资本流动，这也是当前政策调控的重点。本次会议强调“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零容忍”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主要措施可归为两类，一是减少资本流入、二是增加资本流出[3]）。同时考虑到汇率升值冲击出口，“支持企业合理审慎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断：虽然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但央行会继续容忍人民币继续升值，以价格的变化来对冲国际收支的失衡。在此过程中，通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稳定外储来调节升值幅度和节奏。这与2014年之前的应对措施完全不同：当时是以累积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供应的方式来缓解升值压力。新的应对方式下，输入性通胀、信用大幅扩张和资产泡沫的风险均会下降。 具体到货币政策，“811汇改”以来除非国内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央行很少单方面调整政策利率，更多地使用数量工具（例如降准）。考虑到美联储零利率政策会维持到2022年，至少今年不会上调政策利率，通过数量工具引导资金利率大幅上行、抬高中美利差的可能性也不高。 3、房地产政策：整体收紧、以稳为主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单列为重点任务之一。“房住不炒”的政策继续坚持，特别强调“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整体而言地产政策收紧是方向，但还是考虑稳的一面，稳定购房市场的同时发展租房市场。 重点工作方面，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完善长效机制，同时“全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大城市”最广的定义是城区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房地产投资占比约60%。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强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地产需求以及地产投资应该还能有一定的支撑。 宏观审慎管理下的精准调控。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前期出台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以及“三道红线”，均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精准调控之下，房地产融资和投资大概率受到明显的约束。当然我们还是能在这些政策中看到稳的一面，和此前大开大合的调控还是有所不同。 4、基建投资：力度减弱 发改委方面，年度工作重点是不再提“扩大有效投资”，主要关注扩大内需（重点可能是消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农业农村现代化、区域发展、稳就业、市场化改革等。 注意到，今年特别提到“前瞻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运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处置企业债务违约问题”。此前发改委也要求全面系统排查企业债风险，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的打击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政策重点关注，微观信用风险可能会好于预期。 交通运输投资可能下降。全国交通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对于投资规模的预期，2020年预计34247亿元，而2021年仅2.4万亿元左右[4]，而且并未提出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具体投资目标。 水利部工作会议尚未召开，2020年水利投资基本与去年持平。 电力投资作为今年基建投资的主力，未来的变化值得关注。国家电网7月21日召开2020年年中工作会议，会议表示将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调增至4600[5]亿元，预计带动社会投资超过9000亿元，整体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其中，特高压是重点投资领域。近期发改委核准“白鹤滩-江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南昌~长沙特高压交流工程”，慢于国家电网此前工作计划，未来需要关注项目核准和施工进度。 5、制造业：粗钢去产量？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加快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四是培育壮大优质企业，五是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及应用生态。整体而言，基本围绕国内大循环、自主可控、数字经济等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提出“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如果严格执行，明年钢材价格可能还会有明显的上行压力，这需要看政策的执行力度和节奏。 6、农业部：猪肉产能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主要关注以下内容：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打好种业翻身仗、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乡村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建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 农业农村部提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粮食产量要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并力争稳中有增，猪肉产能要稳定在5500万吨左右。”2019年以前我国每年猪肉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也是略高于5500万吨，这意味着明年猪肉产能基本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至11月末，全国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已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0%以上，已有23个省份提前完成产能恢复任务目标，全国生猪存栏最迟至明年上半年就会恢复到常年水平。” 当前猪肉价格上行大概率只是暂时的，随着产能恢复价格趋于回落。当然，考虑到养殖成本较高等因素，猪肉价格可能难以回到非洲猪瘟之前的水平。 7、总结 财政政策强调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政策力度预计会小于2020年。预计明年赤字率回到3%以内，新增专项债规模略低于今年水平。同时，地方债发行节奏大概率会更加均衡。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同时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从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及应对升值压力来看，政策利率和资金利率预计不会大幅上行。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重点着眼于城市更新、大城市租赁住房、实施长效机制，央行工作会议强调“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精准调控下地产周期趋于下行，但也有稳的一面，和此前大开大合的调控还是有所区别。 基建投资方面，发改委年度工作重点不再提“扩大有效投资”，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对明年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目标并不高，明年基建投资并不乐观。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改委、人民银行均提到完善债券市场法制、打击逃废债、处置企业债务违约等内容，政策重点关注，微观信用风险可能会好于预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各部委年度工作会议陆续落地，政策总体基调还是退出应对疫情的宽松政策而回归稳健，稳字当头体现在方方面面，以此为基础出发，2021年开年的利率环境逻辑上还是上有顶下有底的格局，建议市场继续按照票息选择节奏，不以松喜，不以紧悲。 8、市场点评：资金面整体宽松，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资金面较为宽松。周一，公开市场净回笼1000亿元，资金面非常宽松；周二，公开市场净回笼1300亿元，资金面继续宽松；周三，公开市场净回笼1300亿元，金面继续宽松；周四，公开市场净回笼1100亿元，资金面略有收敛；周五，央行开展5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净投放50亿，资金面依旧宽松。 受此前年底流动性充裕、美国民主党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强化刺激计划出台预期等影响，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一，公开市场净回笼逾千亿元，以及股市强势上涨，长债收益率明显上行；周二，宽松资金面推动下，长债收益率大幅下行；周三，债市消费面平静，长债收益率微幅下行；周四，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周五，美国民主党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强化刺激计划出台预期，央行开展50亿逆回购操作，长债收益率有所反弹。 [1]http://economy.caixin.com/2020-12-29/101644330.html [2]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60250/index.html [3]例如近期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企业跨境融资参数，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宏观审慎调节系数均属于此类措施。 [4]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5/content_5573139.htm [5]http://www.cb.com.cn/index/show/bzyc/cv/cv13454591649 一级市场 根据已公布的利率债招投标计划，从1月11日至1月17日将发行3支利率债，共计1690亿元，均为国债，无地方债发行。 二级市场 本周长债收益率小幅上行。全周来看，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平在3.15%，10年国开债收益率持平在3.54%。1年与10年国债期限利差扩大12BP至79BP，1年与10年国开债期限利差扩大9BP至107BP。 资金利率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资金面整体宽松。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下行19BP至．92%，7天回购利率下行48BP至1.98%；上交所质押式回购GC001下行256BP至1.71%；香港CNHHibor隔夜利率下行-337BP至0.66%；香港CNH Hibor7天利率下行-183BP至1.13%。 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全口径净回笼4650亿元，下周550亿元逆回购到期，3000亿元MLF到期，合计3550亿元。 实体观察 1、中观行业数据 房地产：30大中城市商品房合计成交372.79万平方米，四周移动平均成交面积同比上升10.14%。 工业：南华工业品指数2690.36点，同比上升11.63%。 2、通胀观察 上周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环比上升2.11%；生猪出场价环比上升3.33%。 国债期货：国债期货价格涨跌互现 利率互换：整体上行，5年期下行 外汇走势：美元指数小幅上行 大宗商品：原油价格上行 海外债市：美债收益率明显上行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经济走势超预期，政策不确定性。
部委摸底谋划明年，专家预计将更多用改革方法减税降负 时至岁末，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对全年降成本“清单”任务完成情况和落地实效展开摸底调研、分析研判，并开始酝酿明年降成本工作的思路。目前来看，今年7月发布的全年23项降成本举措已经悉数落地，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将超2.5万亿元，再加上降低物流、用能等成本，合计数万亿元降成本红利直达实体。展望明年，业内指出，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例如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税的进一步空间。 记者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日前召开2020年降成本工作部门座谈会，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今年以来降成本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效，讨论了当前降成本工作面临的难点和问题，商讨了明年工作思路和初步考虑。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27个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今年7月，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23项重点任务涵盖了税费、物流、融资、用能等多方面减负内容，为全年降成本细化了路径图，明确了任务书。 目前，清单任务已经悉数落地。例如，在减税降费方面，今年以来，财税部门发布实施了7批28项优惠力度大的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既有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的应急措施，也有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困难行业的措施，还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措施，特别是聚焦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加大税费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加上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在今年形成的翘尾减收，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降低物流成本超过99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曾在发布会上表示，通过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深入推进交通运输物流简证减费、提质增效，预计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1300亿元以上。 电价是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用户最为敏感的生产要素。在前两年分别降低10%的基础上，今年我国再次实施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5%政策。与此同时，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5G用电成本等“大礼包”也相继推出。预计全年减免电费超过1100亿元。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降成本系列措施落实有力，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今年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能够陆续“转正”，经济持续稳步复苏，离不开降成本发挥的作用。 以市场主体感受最明显、受益最直接的减税降费为例，1-10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22301.61亿元，其中新增减税7461.12亿元，新增降费14840.49亿元。 “总的看，今年为应对疫情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无论绝对额还是相对GDP比重，从世界各国看都是比较大的，”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大规模减税降费通过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释放大规模减税降费红利，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对支持疫情防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企业在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助企纾困政策方面的获得感在不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16日指出，调查结果显示，11月反映资金紧张的制造业小型企业占比为42.3%，比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的低点。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传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以来降成本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多角度、全方位、强实效、提质量”，既包括了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与降低制度成本等宏观层面的政策，也覆盖到了用地、用工、用电、物流以及生产工艺等企业具体成本与细节开支。从运行的成效上看，降成本措施有效对冲了实体企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整体复苏与平稳运行。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将加大指导和督促力度，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跟踪做好效果监测和分析研判，研究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更好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 孟玮表示，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些行业恢复状况还不是很乐观，部分小微企业、出口企业依然面临不少困难。对此，发改委将持续加强跟踪分析，落实落细相关政策，巩固经济恢复的良好势头。 目前，相关部委和地方已经开始研究酝酿明年降成本的工作思路。业内专家指出，预计明年将更多用改革的方法来向降负要空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目前来看，减税降费举措中有一些阶段性的政策安排，今后涉及到体制如何健全的接续问题。减税也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包括社保体制的改革，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等，明年要更多通过税制改革来获得减负的进一步的空间。 “未来应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也指出，适度降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发挥税收公平的作用；有利于前期投入大的新经济企业降低税负，促进新经济企业成长。 “未来继续加大降成本的力度，保障措施有效的前提是良性发展，解决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价格合理化。”孙传旺指出，要运用结构方式与机制体制的转变，从根本上提高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通过政策推动将改革红利送到实体企业，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增强经济运行内生动力，这才是降成本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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