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经济形势做好研判，把握政策和市场方向，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举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与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专题研讨会，邀请权威专家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解读，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政策方向和新发展格局进行分析。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他指出，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我就学习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谈两点个人体会。 第一点学习体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语。就如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中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一样，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我国情况看，至少有五个重要指标，可用来衡量我国是不是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者人均国民收入。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GDP总量或人均GDP要再翻一番。 第二个指标是全民劳动生产率。从全球来看，劳动生产率是递减的。特别是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还在下降，是所谓的生产率之谜，从上世纪到现在都在讨论。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这是在潜在增长率趋降的条件下实现我国目标的关键。 第三个指标叫营商便利度。营商便利度不能简单理解为我们在世界银行排名的位次上升，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如何建立一个长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四个指标就是制造业的占比。制造业有两个占比，一是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例，制造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我们国家是27%，还远远高于美国，美国是11%，因为它的制造业下滑，服务业将近有一半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大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的服务业占的比重并不高。如果这样算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占的比重未必低于我们国家。制造业还有一个指标，即制造业增加值率，现在我国是21%，美国、日本、德国大概30%以上。 第五个指标是宏观杠杆率。当然我讲的是综合性指标，每个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具体的分行业的指标。从全国来讲，这几个指标很重要，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靠改革。刚才我们讨论潜在增速也好，人均GDP也好，释放增长的潜力，要靠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背后也是改革，营商便利度更是改革，制造业增加比重也是要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协调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宏观杠杆率要降下来，稳定住，背后也是改革。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现象上来看，是讲发展的问题、经济问题，但本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而且这个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是一次深层次的系统性的变革。 第二个体会就是五中全会提出来关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这的命题，中央提出要增强逆周期调节能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是一个新的课题。 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这两个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不同点。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方面，着力点不同。逆周期的政策着力点是眼前，解决短期问题，跨周期着力点是中长期，解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未来15年面临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具体目标有所不同。逆周期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跨周期的目标是多元的，因为毕竟跨周期，所以要平衡更多的关系，在平衡更加多元化的目标上面的难度，跨周期比逆周期要大。 第三个方面，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得快，见效也快，也比较直接。而跨周期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以外，更多的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五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们国家整个宏观政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规划，这是一个总的起指导作用的规划；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规划下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地位很重要；第三个层次就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等，这些政策要综合的配套。如果讲跨周期的政策设计，不能仅仅主要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跨周期是长期的，更多的要依靠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的政策等等。这个是慢功夫，不是马上见效，但是政策要设计好。 第四个方面，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方式是讲究相机抉择，灵活、精准，就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有时调整可以快一点。跨周期的政策设计应当更加稳定，因为要管长期的，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总之，处理好或者结合好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制度层面总结了2020年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的经验；二是以点带面地布置了2021年的经济工作，没有面面俱到。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大经验，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实施的的角度看，这些经验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实施宏观调控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以下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应对疫情，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采取了直达机制。过去的财政资金下达，有点忌惮把钱直接落实到地方，于是层层下达，资金先从中央到省，从省再到市县。这次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越过省级政府直达市县。市县政府如何分配资金，中央并不不直接干涉，只要市县能达到中央提出目标要求就可以，这一做法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中发挥了很好作用，也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值得总结的经验。 第二个例子，抗疫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功不可没。抗疫物资和人民生活物资的生产、流通、分配中，既发挥了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充分调动了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形成了合力。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回过头来看，中国确实处理得很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但是经济中仍存在矛盾和问题，经济方面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仍面临很大困难，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很快就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我国有三千多万家民营企业，解决了2.4亿人的就业，平均一个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不到8人。个体户两亿多，其中1.5亿在城市，八千多万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的就业质量不高、收入水平不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际就是扩大这两部分人收入。 第二个是就业的问题亟待解决。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是近几年我国的主要就业渠道，大中型企业的就业量是在减少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金融风险。 针对这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政策不能退得太快，不能“急转弯”。针对个体户、小微企业的政策应尽量保留，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从3%调整到1%。 由于2020年财政预算资金仍然结余较多，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环比增长率仍会维持较高水平，加上去年一季度基数较低，一季度环比增速会很高。这样，财政和货币政策要把握力度和节奏，在财政政策方面如专项债券发行等，可以优先使用去年的结余存量，不要着急发行新的专项债。这也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基本要求。 比较受关注的还有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既包括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包括需求侧的改革政策，两者不能偏废。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完善社保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印记2020·应变局开新局”(七) 过去一年，我国经受住了疫情“大考”，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近段时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从中央到地方，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牵引，一揽子“扩中”政策措施将加快落地，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加大对重点群体支持力度、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红利可期。 居民增收红利持续释放 “以前，出门在外，说到十八洞村都抬不起头，现在当地老百姓都自豪地说自己来自十八洞村。”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村委会代表龙吉隆介绍，与2013年相比，十八洞村人均收入差不多翻了十多倍。“现在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十八洞村已成旅游目的地和网红打卡地，今年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00万人次。” 这只是一个缩影。回望即将过去的2020年，全国上下攻坚克难，以强大定力逐步克服疫情影响，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3.9%，名义增速比上半年回升1.5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3486元，增长3.6%，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拉动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0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指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2010年增长96.6%、80.1%、104.1%。目前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收缩。2020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7：1，2019年同期是2.75：1，两个年度的同期差距相比收缩了0.08倍。”陈光金说。 这背后离不开增收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围绕农民群体，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增收方案，重庆市出台《关于深挖潜力促进农民多渠道持续增收的具体措施》，提出让农民鼓起钱袋子的22条增收措施；江西省出台《关于促进农村居民稳定增收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扩中”政策有望密集落地 近段时间，围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信号仍在密集释放。 “十四五”规划建议勾勒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施工图，包括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推动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包括技术工人的待遇，激发人才活力，不断释放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与此同时，要促进2亿技能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地方也在加快部署。比如，北京市委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胡雪峰介绍，2019年北京中等收入群体大约占常住人口的55.8%。下一步还将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具体举措看，包括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制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等；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修娜看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未来在“扩中”的政策设计中，要针对不同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不同问题，制定差异化的“扩中”策略。 “要进一步落实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减税降负政策、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技能提升政策以及居民增收措施。还要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障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从源头上提高教育质量、增加中高端就业比重、调整产业结构等。”杨修娜说。 技术工人等将成“扩中”主力军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收入分配改革不断深入以及“扩中”政策措施加速落地，中等收入群体将加速扩围，农民工、技术工人等将成为“扩中”主力军。 “按照国家统计局现行标准，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达到4亿人。‘十四五’期间，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改进收入分配的措施，再增加2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培林表示，每年的毕业生加起来有近千万人，还有工人群体里的技术工人，再加上专业化农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方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透露，将鼓励企业在职工收入分配中把技能作为一个要素加以体现，无论是基本工资定级还是津贴补贴、绩效奖励等。“下一步，要不断完善措施，鼓励企业完善职工收入分配机制，促进企业收入分配积极向一线职工倾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扩中”的关键是瞄准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来源。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低收入群体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包括农民工、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低工资就业者、农村多种经营者、乡镇企业工人等。特别是城镇中的农民工，他们的数量已占到城镇就业人员的1/3左右，最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政策扶持，促使其就业保持稳定、职业不断升级、技能不断提高，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帮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李实说。(班娟娟 张莫)
事关每个人。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如既往地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形势，以及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 2021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信号？2021经济如何破局？ 回顾今年经济数据，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明年经济反弹蓄势。但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但发展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些短期问题和长期挑战也依然存在。 按照以往惯例，每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都是市场关于第二年经济政策的理性讨论期。后疫情时期，货币政策的进与退更是一直牵动市场神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市场分析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也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的货币政策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今年的表述调整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此外，会议还指出，要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疫情期间，为稳定经济增长、保实体企业，我国采取了诸多特殊的、临时性宏观政策，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复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杠杆率提高、实体债务压力加大、资产泡沫放大等风险。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货币政策提法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变成“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更加强调合理适度。 此前，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已明确提出。经济持续复苏之下，市场担心宏观政策大幅收紧。 廖志明表示，“不急转弯”体现了宏观政策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不会骤然大幅收紧。只不过，货币政策收紧方向还是比较确定的，但收紧节奏会比较慢及时间拉长，实现在稳杠杆的同时避免对经济复苏产生较大的影响。2020年因疫情影响，逆周期调节力度显著加大，宏观杠杆率上升明显，疫情影响消退，经济好转，稳杠杆重要性提升，需要平衡好经济增长与防风险、稳杠杆的关系。 实际上，货币政策“不急转弯”基调早就释放。央行行长易纲在2020金融街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需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保持货币供应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 此外，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表示，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会议强调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提质增效。一方面还是要保持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预计财政赤字率会在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新增规模会在3万亿左右；从货币总量来看，货币政策在稳健基础上，央行还会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稳定，进一步优化政策导向，进行精准调控，防止大水漫灌。 货币政策维持中性 在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目前率先复苏。二季度以来，疫情得到持续稳定控制，国内经济出现“V型”反转，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实现同比转正，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展望2021年，“不急转弯”意味着疫情以来我国各类非常规的扩张性政策逐步退出，不会进一步滑向宽松，但也并非全面转向收紧。 在2019年1月和2020年的1月，央行均根据当时经济走势及货币金融环境，实施了全面降准。 不过，市场分析认为，2021年1月央行再度实施全面降准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一段时间，市场观点倾向认为央行将维持“观望”政策模式，这从近期央行的多次操作也可得到印证。 MLF已经连续5个月超额续作。12月15日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开展了95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100亿元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继续维持2.95%不变。自此，MLF操作利率已经连续9个月保持不变。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此前认为，一方面，近期央行持续通过MLF操作向银行体系注入中长期流动性，加之伴随年底前银行完成结构性存款压降任务，未来一段时间中期市场利率或将稳中有降，对央行大规模注入中长期流动性需求相应下降；另一方面，春节前市场资金面趋紧，央行可通过加大逆回购操作规模、拉长期限等其它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最重要的是，全面降准会释放较为强烈的货币宽松信号，与当前经济形势及政策目标不相符合。 特别是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强调“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令人瞩目。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认为，在需求侧改革的政策思路之下，社会循环的有序开展既需要引导资金流向实体领域形成有效需求，同时也需要防范企业债务规模无序扩张对企业投产意愿的挤出，因此，后续货币政策料将延续当前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需求侧改革的政策框架下居民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有所提高，这需要货币政策维持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状态来稳定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也与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内容相一致。 在此前发布的《2020年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不让市场缺钱，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综合施策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财政货币政策的明确定调，给市场吃下一颗“定心丸”。 其中，与金融相关的诸多提法值得关注。记者梳理要点如下： 1、政策不急转弯 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不急转弯”意味着宏观政策会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骤然大幅收紧。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出台了诸多临时性、阶段性措施。明年，这些措施如何进行调整备受关注。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有些政策到期可以退出，但一些政策仍然应该“应延尽延”，比如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在小微企业承诺稳岗就业的情况下，要继续鼓励金融机构通过无还本续贷方式支持小微企业，保持其资金流稳定，防止政策断档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对于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考虑作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定位于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长期政策工具，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2、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会议指出，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来加快建设。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统一规范，有利于充分发挥其长期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特点，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标准，进一步提升第三支柱的保障水平。 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发展专业化经营市场主体；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强化养老保险基础建设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3、打击逃废债 会议强调，要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 11月，国企信用债风波发酵，“国企信仰”被打破，给市场信心造成较大打击。 此前金融委会议强调，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要依法严肃查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恶意转移资产、挪用发行资金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在新的一年里，债券市场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有望进一步加强细化，以与超百万亿规模的中国债券市场地位相匹配。 4、坚决反对垄断行为 会议强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12月15日，在2020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谈到数字经济反垄断问题时表示，巨型数字平台也可能有“大而不能拆”的特征，如何合理监管对世界都提出了挑战。 朱光耀认为，“是时候对数字税收进行总体研究了，不仅是国际的数字税收问题，还有国家内部，特别是对大型科技平台、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巨大消费者流量平台的针对性研究，需要提上日程。” 对于数据安全隐患问题，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应加大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贩卖客户信息行为，清理金融业务中的不合规客户信息授权条款，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尽可能消除数据泄露的各种隐患。 5、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会议指出，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此次疫情暴露了小微企业的脆弱性，但小微企业的生存关系着就业民生。 对此，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要依靠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疫情影响的2020年，保市场主体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一年来监管层多次发布支持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些政策有望会进一步持续加强。 6、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 会议强调，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 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进行。 随着国内外不确定因素风险加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小银行经营压力增加。特别是今年疫情发生后，银行不良贷款率也出现上升。 今年以来，监管层频频发声力挺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近一段时间，各地专项债也陆续开闸。12月7日，广东省政府成功发行了全国首单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助力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这期债券发行规模为100亿元，所募资金将分别支持郁南农信社、普宁农商行、揭东农商行、罗定农商行4家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此前，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支持银行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资本工具。对少数难以通过市场化渠道进行资本补充的机构，积极推动依法依规筹措政府性资金支持。尽快落实省级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的最新政策，并把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 7、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会议指出，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目前，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确定性成果，央行已完全退出对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无论面临贬值或是升值压力，央行除了调整宏观审慎措施外，均未再采取新的外汇资本管制手段，同时保持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近几个月快速升值。 东方金诚研究报告认为，仍需关注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度兑换对人民币汇率的双向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将进入波幅扩大、双向震荡的“新常态”。
摘要：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被低估的跨周期调节 去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定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会议提出跨周期调节的重要背景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大停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本土疫情传播，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去年一季度经济首次出现季度同比负增长。为此，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无疑属于传统的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范畴。 自去年3月底本土疫情传播途径基本阻断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国内经济自二季度起如期反弹，前三季度累计增速转正。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走向开始出现较大分歧。特别是“跨周期调节”概念问世后，市场解读大都聚焦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维度，甚至得出随着经济快速反弹，今年初经济复苏任务基本完成，宏观对冲政策退出的结论。 本来，宏观调控通常是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经济收缩与扩张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前述会议首提“跨周期”调节，显然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当然，“顺周期”也可以对应“逆周期”，但“跨周期”无疑比“顺周期”立意更加高远。 笔者早在去年8月中旬就在本报撰文指出，面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收缩与扩张周期的快速转换甚至叠加，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逆周期调节思路；跨周期调节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9月底再次撰文强调，国际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还需要进一步巩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宜多看少动。上述看法逐渐被事实所验证。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形势时指出，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强调，今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政策操作上不急转弯。 此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上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疫情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冲击，要加强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其实，过去一年，央行多次强调，货币政策灵活适度，既不能让市场缺钱，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也不能让钱溢出来，让市场搞钱生钱的投机交易。这在逆周期调节阶段本就考虑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符合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工作原则和方法。2020年11月初，央行更是明确表示，抗疫期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需的，但退出时机和方式要根据经济恢复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特别是不能出现“政策悬崖”。 相信，若干年后回看这次非典型经济衰退的政策应对，如果仅从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平衡的角度予以理解，将大大低估跨周期调节对于健全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被捧杀的正常货币政策 2019年底，易纲行长首次撰文阐释了正常货币政策的内涵。文中提出，要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文章强调，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去年上半年，对货币政策极度宽松的预期，被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宏观政策留有余地的定调“打脸”。下半年，当强调加强监管，防止资金“空转”套利，且风险管理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以及要关注货币刺激后遗症，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的风声渐起后，货币紧缩预期又不断被强化，正常货币政策似乎成了货币金融条件只能紧不能松的代名词。 然而，笔者去年11月初在研报中指出，鉴于疫情上半场货币政策保持了定力，下半场退出也没有必要太迫切；鉴于2021年内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较多，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信心；要发挥金融调控双支柱的作用，通过宏观审慎与其他金融监管政策配合，打击资金空转，预防资产泡沫。12月初在年度策略会上更是预测来年货币政策不会像市场预想的那么紧。 去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也再次印证了经济稳、金融稳的逻辑。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累计跳升24.7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持续反弹，三个季度杠杆率环比分别上升13.9、7.1和3.7个百分点，升幅迅速收敛。预计四季度杠杆率环比将回落约0.5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两位数，不排除当期杠杆率进一步回落；如果全年增速达到8%~9%，今年杠杆率升幅有望回落到个位数。 易纲行长在今年初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一直以来也没有“大水漫灌”，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退出问题较小。去年疫情冲击使GDP增长率较低，是我国宏观杠杆率，也就是总负债和GDP之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放慢，预计今年可以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 而早在去年8月底，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货币政策将以“三个不变”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即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我们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退出问题。 无论从政策性利率、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还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看，中国央行均拥有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并且，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是攒着看的而是要拿来用的，但有需要，这些都能够成为央行的政策工具。 今年市场预期引导依然任重道远 去年12月份，M2和社融同比增速分别环比回落0.6和0.3个百分点。对此，有市场评论其不如预期。但去年新增社融34.8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20.03万亿元，与6月份易纲行长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的判断基本吻合。至于前期货币信贷多投放了，后期少投点，实属正常。况且，年末隔夜Shibor和DR007日均利率环比分别下降79和30个基点，显示市场流动性趋于宽松。前述“不如预期”的评语反映了市场与政策之间依然存在预期差。 预计今年市场对货币政策的许多提法和看法还会有较多分歧，对于货币政策传导形成挑战。例如，年初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M2和社融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而对于“基本匹配”，市场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当然，有关部门已打了“预防针”，指出理解这一中介目标锚定方式要把握三点，一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二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再如，如果国内通胀反弹，央行货币政策什么情形下才要做出响应，也可能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美联储去年8月份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提高了通胀容忍度，释放了更长时间维持货币宽松环境的信号。易纲行长在前述2019年底的文章中指出，不同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1%到4%可能都是合理区间，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此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能否降准降息，降准算不算是货币宽松信号，等等。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六稳”之一就是“稳预期”。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对于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易纲行长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辅导读本》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文中指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这一看法切中要害。显然，央行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艰巨，需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也需要市场回归常识和理性，尤其要避免将一些简单问题整复杂了。 本文原发于《第一财经》
美国国防部（美联社）海外网12月15日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新任命8人加入国防政策委员会，均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据报道，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8人的任命计划，包括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国际民航组织美国代表托马斯·卡特、参议员罗伯特·史密斯、前战机驾驶员斯科特·奥格雷迪等。CNN指出，金里奇、奥格雷迪等人均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近期多次指责和质疑大选流程和结果。据了解，美国防政策委员会是一个由前任国家高级安全官员组成的外部咨询小组。他们基于国防部长和副防长的具体任务，就国防政策事项提供独立、知情的建议。CNN表示，针对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的任命，只是五角大楼近期变动的一部分。11月底，该委员会多名成员曾被撤职，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奥尔布赖特。此外，自特朗普宣布解雇前防长埃斯珀以来，国防部多名平民身份的高级官员被替换成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白宫宣布撤出部分驻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的美军。（海外网 赵健行）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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