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王轶君 等 内容摘要 事件：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阐述了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 政策更加专注国内。相较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经济背景中指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对经济环境有清醒认识（“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同时，也对外部风险体现出明显的定力。 经济工作整体定调：不设GDP增长目标、集中精力抓“六稳、六保”。从2019年“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到今年“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在本次报告中，“民生”出现了21次（2019年出现了10次），“就业”出现了39次（2019年出现了25次）。在房地产政策层面，继续强调“房住不炒”。 财政政策：政府定力强于市场预期。此前债市普遍预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超过1万亿，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宣布规模为1万亿之后，市场对国债供给扩张的担忧下降，今日上午，十年国债期货近期价格涨幅扩大至约0.4%。 企业信用风险：市场担忧情绪小幅缓解。在经济面临疫情等挑战的情况下，今日信用债债价格小幅上涨，虽然没有国债表现抢眼，但也显示市场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避免企业违约风险大幅上升。整体来看，政策仍然延续货币、信贷层面对实体部门，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仍将延续较长时间，并指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意味着如果今年社融增速达到12%，则意味着今年新增社融可能将达到30万亿以上。 市场对“走老路”的预期回落。从A股市场来看，今日上午三大指数均下跌1%以上，显示市场此前对政策刺激的预期落空。但板块表现来看，依赖于政策刺激的有色、家电、建材等行业跌幅居前，而商贸零售、农林牧渔等内需消费类板块表现更好，显示市场对“走老路”的预期回落。 展望：后期来看，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节奏和具体举措至关重要。今年政策“不走老路”的基调，有助于避免强刺激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但也意味着中期经济的前景，更依赖于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近期包括要素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文件，提升了市场对中长期改革红利释放的期盼。而相关改革的具体落实举措、推进节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市场信心的走势。 风险提示：短期经济下行风险；通胀扰动风险，中美经贸摩擦不确定性。 团队成员：王涵、贾潇君、王连庆、卢燕津、王轶君、段超、卓泓、王笑笑、陈嘉媛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足万字，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背后隐藏着的信息量依然巨大。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解读。 01 不提全年增速具体目标， 并不意味着悲观 政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应了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综合性问题，并冷静评估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由此采取充分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既着眼当前，又面向未来。总体上，这是一份令人信心增加的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对预期目标作出调整后达成的共识。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客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悲观的。恰恰相反，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和力度，加上一揽子政策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正走上正轨。但任何一个经济体，从骤停到恢复常态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设置目标，也表明了政府的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正是从骤停到全面恢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非常讯速，全国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非但不会负增长，经济反而会将增长1.2%左右，到2021年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到9.2%。中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那么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我相信会远远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期。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是十分明显的，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二、三、四季度的来临，增速会节节提高。明年的增速也将恢复到7%-8%甚至如IMF预测的9.2%，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政策将发挥作用，经济将恢复到中高速发展的正常状态。 疫情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停工停产对于企业对于国家经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有的无法挽回，有的需要我们逐渐消化，依靠有章法、有步骤的调整，恢复到常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02 2万亿！稳企业和保就业，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一整个部分谈“稳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内容。不惜笔墨的原因，表达了我们沉着、真实地应对疫情造成危机的核心政策。“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政策的核心诉求。 无论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产业政策，以及在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微观政策，最终都指向现阶段最主要的目的——稳企业和保就业，为经济回归正轨，留下青山，赢得未来。 这一核心政策背后有两大逻辑： 第一，企业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骤停，它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若收入大幅下滑甚至为零，员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下降；从外部看，处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们，一家的支出就是另一家的收入。如果不及时有力地应对，就容易引发“链式反应”，造成无数企业的关停和人员的失业。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并非是企业自己经营不善，或是出现战略性方向的错误。这些企业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才能留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青山”。 稳企业和保就业，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里，当危机发生，政策往往会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保的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政策面向的是为我们的非农人口提供了70%-80%就业岗位的中微小企业，它们是真正的重点。 2万亿！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政策力度的极大普惠。非常时期，非常举措：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稳健，在各国表现中也属优秀。在罕见疫情冲击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六保、六稳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我们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腾挪空间。 而将2万亿元的支持转移给地方政府，深入市县，他们更接近中小微企业，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纾困解忧，留下青山，也能够保住4-5亿人的“饭碗”（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乘以70%-80%）。就业稳定，收入可期，必然能带来消费上的活力，这是促使经济重回正轨的不二法则。 03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 必须与深化改革并行 我们应对这次危机，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立足长远。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我们固然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如何才能实现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应对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活力，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一揽子刺激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越是在经济越到短期困难的时候，越是破除利益藩篱，实现改革的良机。 今年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并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财政方面，深化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政策架构调整，形成符合长远发展的财政框架。 第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疫情之下还是恢复常态，都要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更好的支持和服务机制。现阶段，将2万亿转移给地方政府惠及企业，政策意图明智，高瞻远瞩。但可以预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和拖延，都需要我们有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落实。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稳定的力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次政府报告可以与几天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结合起来理解。前者尽管主要围绕今明两年的工作部署，但也是立足长期和未来的。而后者，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这些科学的部署和政策“红利”，一方面能帮助中国妥善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04 理性看待杂音和噪音， 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比如，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举措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应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解决当前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管控好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乐意解决和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当前，面临疫情危机，短期内会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意见，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短期的杂音和噪音，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我们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文本中使用了“与国际接轨”等提法，非常关键。中国其实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当前再次重申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意见，更加积极地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未来，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任何因为短期的、短视的一己私利，因为短期疫情危机所发出的反对开放和全球化的种种噪音，都不应、不能干扰开放的主线。 05 社会事业这一课， 我们必须补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高速度上，更表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上，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 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次综合性的、全面的危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损失，也能督促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报告提出，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将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推进和完善与人民健康事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我们这次政府报告非常特别的地方：经历此次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这是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是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结三点： 1，无需悲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用悲观，也没有必要悲观。世界的发展，遇到各类意想不到的罕见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都还在。在冲击面前，宏观政策共识已经体现，接下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落实。用改革和发展促落实，困难会得到克服。 2，随着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繁荣仍将持续，甚至更多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中，这是世界大势。但是，在逐渐的经济繁荣面前，我们要看到全球面临的风险，比如类似的疫情危机、全球变暖等各类问题。中国当然也面临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要实现的高质量增长，我们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3，疫情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长期影响，包括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身处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要看到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要看到在这些改变中隐藏的机遇，去发掘更多充满希望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复业，近日，财税部门将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开放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相关政策。减税降费政策“添柴加薪”，为小微企业带来税收优惠的温暖，助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去年5月份成立的上海小烧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小烧饼”）如今刚满“一周岁”。今年春节期间，小烧饼迅速上线“呼啦”平台，因部分员工身处疫情重点区域，无法及时复工复产，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一定影响和困难。 “国家为帮助企业减轻压力、克服困难，特别是税务方面，原本3%的增值税征收率降至1%，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我们的经营压力。”小烧饼财务负责人宋云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疫情期间公司努力开拓市场、增加流量，今年一季度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少交了近5万元的税款，这对我们新办的创业公司而言，着实是笔不小的收益。” 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主管合伙人马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为应对疫情对小微企业造成的冲击，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财税部门为小微企业出台了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纾困措施，缓解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减轻小微企业的人员成本压力，帮助其渡过难关。 上海闵宥广告中心是一家注册资金仅10万元的小微企业，2019年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年5月9日申请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按照目前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3%减至1%延长到2020年12月31日的优惠政策，该企业财务负责人陈丽华对《证券日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假定企业2020年销售额与上年不含税销售额220万元基本持平，6月份至12月份增值税税负率只有1%，总体税负将较上年减半，如果考虑个别季度销售额小于30万元，还能够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30万元以下免税的优惠政策，实际税负可能会更低，减税效应明显。 “这次一般纳税人又可以转登记对企业确实是一大利好，一方面我们服务行业占比最高的人力资源成本无法取得进项发票，按一般纳税人来纳税，企业税负也会无形加大；另一方面，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后，可以叠加享受小规模纳税人较低的征收率和增值税免税优惠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陈丽华如是说。 上海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及转登记政策将有效帮助纳税人缓解经营压力，促进从业者提振经营发展信心。税务部门将持续在政策宣传辅导上下功夫，保障优惠政策扎实落地落细，助推经济恢复秩序、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下一步还会对小微企业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救助办法，包括对支撑不下去的小微企业提供救助资金和更大幅度税收减免等政策，以帮助其抵御疫情带来得经济风险。 马龙表示，我国现行税种比较多，对小微企业的税负水平以及税务合规都会造成一定负担。建议未来在推进税收立法的过程中，可以考虑简并和优化税制。
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日，多地再次出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通过补贴、奖励、消费券等手段，“真金白银”引导消费，同时也开展了各种线上的促进消费活动。专家建议，下一步，应从需求端等多个维度发力，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多项促消费政策，有力提振了我国消费市场加速复苏。5月19日，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2万亿元，同比下降7.5%，降幅比上月收窄8.3个百分点，比前2个月收窄13个百分点。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2.8个百分点。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说，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将会支撑经济稳定增长，有利于优化供需关系，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民生改善，带动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对此，付一夫建议，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具体需要从多个维度发力：需求端，应从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等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三线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供给端，应丰富消费市场的商品品类，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从而调动民众消费的积极性，特别是要顺应消费升级大势，关注不同年龄层消费群体的变化新趋势，完善文化、信息、教育、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消费环境上，政府部门仍需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在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等方面落实政策，强化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近日，上海市、海南省等地出台了补贴、奖励、消费券等促消费措施。补贴方面，5月20日，上海市发改委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本市汽车消费若干措施》提出，积极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今年购买新能源汽车符合条件的给予每位消费者5000元补贴。 奖励方面，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消费临时性政策的通知》，对在海南省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进行奖励。奖励标准为每辆新能源汽车奖励人民币1万元。 消费券方面，各地继续大规模发放消费券。例如，5月21日，武汉市继续投放第五波消费券；5月19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宣布发放2.2亿元消费券，加速文旅产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复苏。 付一夫表示，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果已显现，不过，消费券更多只是起到短期的刺激作用，却不能为后续消费扩张提供持久的增长动力。另外，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给财政造成压力，对于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的城市而言并不适合。 “消费券不能盲目地大规模发放，而是要基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落实，并配以长期政策的实施；同时还应加快推动复工复产，保证产能的恢复与产品的供给，以供给侧的复苏来配合需求侧的消费提振。”付一夫表示，此外，针对“羊毛党”的投机牟利、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予以坚决打击，相关平台要不断升级更有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壁垒，用户一旦发现此现象也应及时举报，如此才能使消费券的使用效果达到最佳。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刘四红）2020年4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新鲜“出炉”。5月18日，根据央行官网公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4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大增，但沪深股市交易量大大萎缩，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此局面反映了当前市场资金风险厌恶能力降低，接下来，由于经济基本面尚需政策呵护，货币政策的拐点尚未到来，伴随5月地方债发行再次提速，银行间市场在5月进一步升温的可能性较低，交易量、成交价恐将呈现波动情形。 具体来看，4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25.5万亿元，日均成交1.16万亿元，同比增长44.83%，环比增长4.2%。交易所债券市场现券成交2万亿元，日均成交952.2亿元，同比增长166.29%，环比增长8.3%。4月末，银行间债券总指数为205.74点，较上月末上升2.8点。 在利率下行预期和低利率环境下，4月债券市场依然维持牛市状态，交易保持活跃水平。在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陶金看来，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充裕，信用扩张政策方向也较为明确，加之疫情防控之下政策进一步鼓励疫情防控企业、民企、中小微企业等债券融资，因此债券在发行和二级市场认购方面都较为积极。 建银投资咨询分析师王全月则认为，4月债券现券交易持续放量，一方面因为疫情冲击下一季度部分经济数据断崖式下滑，不确定性增大，在利率下行通道内中长期债券是金融机构较为青睐的优质资产；另一方面，央行年内的三次降准也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低成本的长期资金。进入5月以来，随着4月的相关经济数据出现回暖，债券市场逐渐呈现震荡趋势。 王全月进一步指出，近期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陆续确定今年的政策取向及经济发展目标，对于货币政策是否释放更加宽松的信号，目前市场意见并不统一，因此短期现券市场恐仍将保持多空博弈的格局。 股票市场运行方面，4月沪市日均交易量为2415.11亿元，环比下降29.31%；深市日均交易量为3862.89亿元，环比下降26.64%。对此，亚洲金融(港股00662)风险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秦逸飞指出，债市交易大增，股市交易萎缩，说明市场资金风险厌恶能力降低。一方面是央行货币宏观政策主导了市场流动性导向和交易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两会前惯常化交易情绪主导。 “根据近十几年的数据，两会前一个月大多数都是交易缩量，根据两会政策力度大多数都会高开高走。因为两会前的金融市场受政策影响更甚，如果没有提前释放重大政策，比如最近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协同、西部大开发新36条，基本上还是会延续两会前后的基本走势，也就是低开高走的行情。”秦逸飞称。 针对接下来的金融市场运行走向，陶金预测，债券市场中，利率环境、疫情防控、流动性等因素将在较短时间内持续下去，因此债券市场在发行和二级市场运行方面依然能够维持4月较活跃的状态。股票市场从基本面看，5月复工复产将进一步提升，国内经济复苏节奏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快，但海外疫情的影响依然会通过外贸领域来影响股市表现。从资金面看，外资放宽限制尽管在5月出现，但增量的外资进入可能较少，且市场流动性增量也有限，预计短期内股市存在调整可能。 王全月则称，由于经济基本面尚需政策呵护，货币政策的拐点尚未到来。虽然本月的MLF并未“降息”，但这或许是央行观察前期政策实施效果所致，并为未来留出政策空间。同时，伴随5月地方债发行再次提速，将消化4月、5月降准释放的流动性，银行间市场在5月进一步升温的可能性较低，交易量、成交价恐将呈现波动情形。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王宇哲 “至道无难，唯嫌选择” 。 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是全球学术和政策圈的讨论焦点。避免央行以“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直接向财政提供永远不用偿还的转移支付是有益的风险提示，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但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背景下，为避免经济陷入“债务-通缩”恶性循环，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 我们认为，面对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百年未有之困境，全球宏观政策一段时期内施行“财政货币双宽搭配”已是大势所趋，道义上和情感上选择接受与否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方式细节、过程监管、退出时机和约束机制的选择，来优化超常规政策搭配的成本收益平衡。从宏观实际出发，打破对于“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刻舟求剑的紧束缚，有利于在非常态下实现有益的政策创新。 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货币-财政”互动形式宜更为灵活。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同时冲击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环境中，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利率下限和债务上限的空间约束更为凸显，通胀乏力和刺激恐惧的两难令复苏前景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近期学术和政策圈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选择问题开启了激烈辩论，反映出对于宏观政策组合的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短期的黑天鹅冲击与长期的结构性痼疾叠加，政策在求稳之上还需应变，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举。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辩论中，从狭义出发对央行是否可以“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的选择进行讨论固然有所裨益，但从广义上讲，宽松货币政策伴随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存在更多共识。在此基础上，若可以动态比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对空间和边际效用，适应经济实际不断优化政策搭配和协调机制，而非单纯强调彼此的依赖和替代关系，或将更有助于务实地走出政策困境。 魔鬼总在细节中，找准症结方能对症下药。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一问题，反对的观点既有历史上的经验证据，也有依据经典理论推演出的政策恶果。在常态情形下，没有约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异于引鸩止渴，并将对实体经济效率、金融市场稳定、宏观当局信用带来长期损害，其具体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恶性通胀、汇率巨贬、债务高企、挤出私人支出、市场大幅波动等。但最新的学术研究表明，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似乎并不是上述问题的根源本身。比如，从刺激政策形式与对应的通胀看，债务货币化与否对于通胀率的影响不大，因为通过任何形式所带来的额外需求上升都会推高通胀，但是否偿还债务/债务期限长短确实是决定通胀水平是否大幅提升的关键[1]；从挤出私人支出和债务负担的角度看，在价格和工资存在粘性的情况下，由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会明显提升产出和通胀，甚至带来私人支出的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t），基础货币增加还将推动利率下行，长期债务-GDP比重可能降低[2]。所以，标签式地批判诸如“现代货币理论”等非主流学说，或无助于探讨政策效应的真正来源，从而失去政策时机。 宏观环境难以轻言改变，但政策方式和约束可以主动选择。从当前全球宏观环境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在空间和边际效果上都受到极大限制，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普遍开始，尽管必然面临退出之困，但短期或为两害之轻。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相对宽裕，这也使得操作上有相机抉择的优化余地。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下，财政决定金融的主逻辑依然成立，财政扩张的乘数作用对于短期重启实体经济更为直接和明显。在货币政策支持财政发力的形式上看，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财政在资金上的信用风险优势和结构性政策上的再分配属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平滑市场扰动并兼顾政府现金流实际。具体而言，宜综合把握政策搭配的效率、方式、力度、退出等设计细节做出现实选择：从效率看，“六稳”、“六保”和重启经济有赖于定位精准的公共支出方向，政策需增加普惠性并缩短时滞；从方式和力度看，选择直接购买特别国债或间接通过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抑或借鉴其他国家政策创新（如财政部在央行开立透支账户临时性融资或联合成立SPV等）需要权衡刺激效果、通胀预期、市场扰动、汇率波动等因素；从退出看，应该设立严格的约束规则和监督机制，避免货币融资的财政刺激被反复和无节制使用。 参考文献 [1] Hagedorn， M． and Mitman， K．， 2020． Corona Policy According to HANK． [2] Galí， J．， 2019． The effects of a money-financed fiscal stimulu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对中小微企业启动疫情补贴等超常规扶持政策 减税降费对于缓解疫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以再贷款以及普惠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很多小微企业很难通过传统的金融工具和税收体系来获得当前的各种救助，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萧条期，世界经济的先行参数、全球金融参数、主要经济体的一季度增速以及未来失业的规模都宣告了世界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中陷入萧条。因此，疫情蔓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社会的停摆将对中国外部环境产生极度的冲击：一是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二是各国生产停摆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三是中美贸易冲突在疫情中恶化，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围剿中国的国际舆论和各种脱钩行动将导致市场预期低迷和信心不振的局面；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汇率的动荡，将通过资金流动和汇率调整对中国外贸和金融市场带来明显的扰动。 加大内需扩展对冲外需下滑，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力度 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外部局面的政策有：1）加大内需扩展的幅度，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2）进一步强化出口的多元化，开辟新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疫情救助和无接触经济贸易方面的出口；3）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向内部市场转变；4）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力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很可能加剧中美贸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速度，各国也必将在经济安全意识强化的作用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关键物质和技术的再布局，从而导致世界价值链缩短、多元化和脱钩化。但必须明确的是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剂，而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全面脱钩和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收益以及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轮逆全球化依然是阶段性调整，经济主权和国家新安全体系将部分回归，但不会从根本上替代全球化的基本体系。 新产业十分重要，特别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超级冲击下的生死攸关的关口，新基建和新经济将面临“小马难拉大车”、“远水难解近渴”等问题，因此需要一揽子刺激计划，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扶持和发力。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全国各类市场壁垒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面升级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改革使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各类壁垒能够打破；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全面缓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深层次问题；三是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将我们面临的很多趋势性下滑因素有一个系统全面调整。四是构建新的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新激励体系。 本文原发于大公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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