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6月7日电(记者魏董华)6日，记者从正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获悉，2020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2011年的100分(基期)提高至2019年的204.16分，总体指数得分已经翻番，同比增长11.17%，年均增速达到9.33%，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快速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据介绍，该指数以翔实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包括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成果共用、产业联动、环境支撑5项一级指标以及20项二级指标的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标体系，统计分析了2011年-2019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发展情况，研判了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特点和变化趋势，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提供参考与建议。 根据《2020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从5项一级指标发展变化来看，资源共享指标增幅最大，资源共享基础不断夯实，从2011年的100分提高至2019年的219.41分，年均增速达到10.32%。创新合作指标从2011年的100分上升至2019年的217.51分，年均增速达到10.20%。 成果共用指标发展后劲充足，2015年成果共用为110.44分，年均增速仅为2.51%，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四个一级指标，但2019年成果共用为214.83分，相比2015年年均增速达到18.10%，发展潜力较强。(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世锦 我刚刚参加了两会，这次会议时间比较短，但是内容没有减，而且要求进一步提高。时间是精缩了，但是会议要开成精华版。就两会的经济政策，我想简短谈几个问题，跟大家做个交流。 第一，大家都很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公布的宏观经济刺激规模，特别是财政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度的，没有搞过量措施。另外，我感到一些短期做法具有长期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是两个一万亿，即财政赤字一万亿，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此外，中央拟安排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可以提高到25%。基建项目的资本金率通常是20%，如果按这个计算，3.75万亿专项债可以融资3万亿以上。把这几项合起来实际可以达到9万亿左右，占到2019年GDP的9%左右。这个数字比正常年份要大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国家10%甚至20%以上的毕生，总的来讲算比较克制。 从正面来讲，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有空间的，比如财政赤字和国债都有提升的空间，货币政策还是正利率，没有搞量化宽松等等，这也符合有些同志提出的“子弹不要一次打完”的主张。疫情到底怎么往前走？目前看起来中国国内率先已经控制住了疫情，中国经济恢复的情况还算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太一样，欧洲已经出现拐点，美国的拐点还不太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要想真正控制住疫情，不是取决于最早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最晚控制住疫情的那个国家。这个地球上只要一个国家还存在疫情，就要面临疫情防控的问题，所以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要留有一定余地，留一点子弹。看起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这次两会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标，而是提出一个就业指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5.5%，同时提出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而且今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所以现在不太好提具体指标。但是反过来说，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否一定要设定一个GDP增长速度指标？这个问题本身存在争议，一直有很强烈的声音建议不再设GDP增长指标。这次两会实际上把就业指标推到前台。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以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指标的理由是，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GDP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次把就业直接推到前台。反过来说，如果就业达到比较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意味着全社会资源利用水平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达到了适宜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尝试不再直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正式开始执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及其它经济指标相互关联的，为什么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其一，设定经济增长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就业，这次把目的直接推到前台。其二，过度强调增长速度指标可能有一定副作用。反过来说，明确就业指标包含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以后中央政府只提就业指标，同时也提出有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在省级层面，可以提出各自的增长速度指标，当然也可有其它指标。中央提就业指标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省级提增速指标。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各省可以从实际出发定指标，不要搞一刀切。中国这么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机制是地区竞争，这个机制也可以继续起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评估各省的发展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匹配中央的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发展好的省份，政策力度大一点，反之政策力度小一点。这样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就是中央提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各省定增长速度指标，然后中央评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采取相应政策。 第三，这次还讲了两万亿国债怎么用。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而且主要用于救助。中央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主要是保就业和保基本民生。我认为这个机制也可以常态化。以往部分中央政策落到最基层时，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本意。这次建立的机制直达政策需要救助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数字技术加快发展的背景下，这种机制在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财政部发一笔钱，直接进入贫困户的个人账户。这和精准扶贫息息相关。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数字政务，重要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过去中间环节太多，既有行政上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现在完全可以建立扁平化的直达式政务系统。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能不能直接给低收入阶层发放货币或者消费券来援助他们，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因为尚未形成直达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两万亿国债用于救助并直达基层，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建立起一套直达式的政务数字体系。 另外，我再讲两个具体的问题。现在大家关注两会时非常关注宏观政策，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到底能给出多大的空间，似乎中国经济恢复和长期增长主要靠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最近几年保持中高速增长，将来维持中速增长，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结构性潜能。无论是此次经济恢复还是以后的持续增长都要依靠结构性潜能，这是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当下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在短期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并停顿情况之下提供救助，使之尽快转入正常增长轨道。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还得依托结构性潜能，简单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城市化进程所蕴含的发展动能。具体地说，中国人均收入才一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四万美元以上，美国六万多美元。中国和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就是潜能。这种追赶的潜能可使中国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等新的潜力也可以为中国所用。我最近倡导的观点是，今后五至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蕴含的结构性潜能最大。关键是要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能把这个潜能释放出来，保守估计，那么今后十年每年可给中国经济提供0.5至1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 还有一个问题和疫情有点关系，主要是涉及美国跟中国的脱钩问题，包括在技术上对中国卡脖子。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备胎战略，欧洲等其他较大的经济体也会如此。中国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譬如芯片、软件、重要的装备和飞机发动机等。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市场比较大，可以分摊成本。如果一定要搞备胎战略的话，中国一定比韩国强，某种意义上比美国也要强。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讲，过去只有一两个供应者，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备胎有了以后可以打破垄断，从市场竞争角度，也可以给出积极评价。当然，这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搞开放了，现在对付卡脖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当然很重要，因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美国。现在如果美国不对你开放，那么我们要对其他地方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的最大短板在哪里？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发。美国最近要卡中国大学和研究单位，中国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领域要推动改革，建议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在深圳或杭州等地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如果不补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搞到一定时间就可能没有后续动力了，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大国。这项改革很难，但是不搞不行，需要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各位！ 沈建光：谢谢刘世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把主要资金投入到都市圈和城镇化建设。它的重心是传统基建、新基建、还是旧城改造？ 刘世锦：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觉得这2万亿主要是用于救助。那我为什么要讲都市圈呢？我觉得都市圈投资不需要特殊政策，主要靠激发民间投资。核心城区里有不少人想到城乡结合部，也就是都市圈的小镇去买房子。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入市等问题后，需求一定会出来，出来后就有人愿意投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中的投资与上面提到的两万亿没有什么关系。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镇化需要的资金量级比这大得多，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的资金。这里面的投资会涉及很多领域，如新基建，但重心还是老基建。譬如在核心城市周边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建立起几十个到上百个小城镇，用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可以想象这个投资量有多大。 另外，从投资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对基建等领域进行投资时很容易出现失误。前段时间发了地方专项债以后，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太高，因为没有太好的投资项目。目前投资都市圈的出错概率较低，有利于调动起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为作者在京东数科研究院于5月30日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发言
央视新闻消息，6月1日起，海关总署牵头启动我国首次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一共设立五大类27项核心量化指标和地方落实主体责任等8项辅助考核指标。核心量化指标主要评估综合保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效益，以及开发利用、辐射服务和业务创新，辅助考核指标以加分激励和减分约束突出对落实主体责任、运营管理、激励业务创新的评估。 评估将在9月底结束。对连续两年评估结果在分地区排名且全国排名后5位的，将按规定启动退出程序。 (原题为《我国首次开展综保区绩效评估》)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并不妨碍以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以及居民消费价格等一系列民生指标传递发展信心，表达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办好群众关切事情的决心。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稳就业、保民生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双重挑战下当前工作的第一要务，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GDP增速快慢只是其中一个维度，保障和持续改善民生真正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是比GDP增速更值得关注的指标。 在疫情所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之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项项民生指标和一系列惠民部署与举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全国近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这些暖心政策让大家吃下“定心丸”。 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抓民生也是抓发展，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可以改善社会消费预期，是扩大内需、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饭碗”，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无论“六稳”还是“六保”，都把就业放在首位。聚焦重点人群分类施策，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难，打通农民工返岗“堵点”，补上复工“断点”。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形成合力，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及时“供氧”“输血”，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生存下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稳住了中小企业，就稳住了经济的基本盘。 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有许多硬骨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必须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狠抓各项攻坚工作的落实，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作出明确部署，加大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强化兜底保障。 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是要千方百计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凝聚民心、汇聚民力。只要把发展的目标恒久定格在“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上，就一定能够把蕴藏在人民之中的磅礴伟力激发出来，踏平坎坷成大道。(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曹红艳)
虽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报告依旧为2020年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与民生相关的量化指标。各界普遍预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离不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据报告起草组成员刘日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 虽然篇幅只有约1万字，但在报告中，今年经济发展、就业保障、改革举措等一系列焦点议题都得到了全面阐述，尤其是报告中39次提及“就业”一词，较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2次大幅增加，显示出这项工作正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如何解读这份“短小精悍”而“干货满满”的政府工作报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为读者梳理了报告中的六大焦点议题，试图呈现报告所勾勒的2020年中国发展总目标。 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有何考虑？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焦点议题，就是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后发现，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出现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相关表述。 李克强总理在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在22日上午举行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也解读表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现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所在国的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 何立峰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提到GDP的增长指标，但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入财政、货币政策等相关指标当中。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表明政府的工作重心仍在两头：一头防范不确定性，一头重在防控疫情，对于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有所保留，重点在于“稳定经济运行”。 刘日红也表示，不设具体目标不意味经济增长不重要，更不意味着放任经济下滑。保就业、保民生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作支撑。 新一年哪些改革措施将落地？ 与前几年一样，“改革”依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关键词。在困难挑战增大的背景下，“向改革要动力”继续成为政策层面发力的重点。 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促进人才流动，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就报告中提及的“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读称，在疫情的影响下，今年产生了很多生产、经营、消费、服务等模式的创新，而创业板改革能为这些创新带来更好的金融服务支持，让这些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取得更好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创新活力。 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分析称，从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表述看，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深化”，意味着深层问题要突破。可以预计，下一步分层分类推进“混改”，将更加重视合理设计调整股权结构，着力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差异化管控模式。 年度物价涨幅目标为何定在“3.5%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为2020年中国发展提出了四个量化指标。除与就业有关的三个指标外，还有一个指标与物价和通胀有关。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 此前多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物价调控目标一直保持在“涨幅3%左右”，但此次确定的2020年物价目标略高。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解读称，前几年各项食品的价格比较低，因此物价调控目标定在了3%左右。 但自去年以来的一段时间，猪肉和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上涨，对物价形势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不过受疫情、农产品生产恢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最近一段时间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回落。 因此，今年设定3.5%的物价调控目标，既反映了政策对冲的影响，又充分考虑了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基本面状况。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此前也对今年物价形势解读称，短期内我国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突然异动，既有通胀压力，也有通缩压力。 供给不足而需求增加的商品如农副产品、抗疫物资的价格会上升，而需求下降、库存增加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会下降。但居民消费、投资、出口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生产下降幅度，总体通胀压力不大。 四项民生量化指标中就业为何独占其三？ 虽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报告依旧为2020年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与民生相关的量化指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四个指标中，与就业有关的就占到三个——分别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历来都是高频词。比如在2018年，报告中提及“就业”二字22次，而今年则达到39次。尤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篇幅还有大幅压缩，因此更显得这个39次的“含金量”非比寻常。 为何继续保留就业领域的量化指标？对此，杨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读称，从就业上看，前期由于企业仍然存在部分前期结转订单，因此员工复岗率仍有一定支撑，但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开始显现就业压力。 未来如果订单情况继续出现压力，企业存在二次停产、挤出就业的可能性。另外，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将对相关就业政策提出要求。 要实现上述量化指标，2020年政策层面应如何发力？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同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下称计划报告)对此详细部署称，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因地因企因人分类帮扶，着力防范化解规模失业风险。更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保居民就业的支撑作用，探索相关支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 引导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帮扶，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消费、投资、提振内需如何安排？ 此前各界普遍预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离不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无论是短期疫情海外扩散，还是中长期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的外需环境都面临着挑战，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需求。 针对提振内需，新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在2020年投资规模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在消费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如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疫情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业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对此，在5月22日举行的国新办吹风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强调，中国有市场优势，形成了全球唯一、人类最全的配套体系。需求上中国市场还在扩大。同时中国也在采取更大的开放举措。 对于外贸外资有关安排，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接受包括上海证券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下半年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较多，因此没有设定具体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但今年特别强调了就业优先的目标，并且制定了就业指标，这对于今年和今后都很有意义。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就业指标。刘世锦认为，过去一直强调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稳增长”就是为了“稳就业”。这组关系反过来也“说得通”，也就是当实现了充分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实际增长率达到了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因此，就业情况好也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 刘世锦建议，未来在国家层面可以考虑不再提具体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主要提就业指标以及一些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比如物价水平、风险防控、环境可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等。 在省一级层面，刘世锦认为可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各省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指标；另一方面，各地可以适当进行区域竞争。国家可以对各省的发展作出评估，并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刘世锦认为，当前我国还有结构性增长潜能，利率水平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降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水平。一些西方国家当前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负利率措施，主要是因为缺乏结构性潜能，常规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因此只能实施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具体推动作用如何，目前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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