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美、欧、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较金融危机前膨胀了3—5倍。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通胀率低迷，始终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央行“通货”的膨胀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似乎意味着货币主义理论的失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各国央行再度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那么此轮放水是否会引起通胀？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近年来通胀持续低迷背后的逻辑。 全球的结构性变化抑制通胀抬升 技术进步压低单位劳动成本 技术进步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压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格林斯潘在2005年美国国会证词中就曾表示，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密集使用新技术的商品价格，并降低了单位劳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通胀压力。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与核心CPI的相关性也可以看到，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了越低的通胀水平（见图1）；而20世纪60—80年代数轮通胀高企的背后，则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下降。 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程度加深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市场竞争的加剧压低了相应商品的价格；同时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市场关联更为紧密，原本因地理隔离而分割的市场更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企业可以将其生产线设置在成本最低的地区以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何在近几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原因；同时，主要进口国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商品进口。在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供给冲击下，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价格不断被压低，通胀水平因此也被长期压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目前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低通胀的传导路径通常来说有两条——生命周期消费与投票者偏好。一方面，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较低，同时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将降低一国储蓄率，低储蓄率进而带来低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对通胀带来向下的压制；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对通胀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也会不利于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将2010—2016年间各国平均老龄人口抚养比以及平均通胀率进行回归后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对应了较低的通胀率。日本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与之相随的则是此后日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通胀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自20%左右提升至27%，欧元区国家则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在危机后仍持续上升，这也是危机后美欧国家通胀陷入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在中长期压低通胀的诱因之一。1980年代以来，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0%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份额持续提升，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持续加剧；同时，劳动报酬占比逐步让位于企业报酬占比，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集中。 这一现象对通胀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流向服务业等低收入岗位，造成全社会的平均薪资增速放缓，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沉。而薪资本身就是影响通胀的内生动量，因此通胀也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注重效率的社会分配方式导致收入分配逐步向资本要素倾斜，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从需求端造成了通胀低迷的环境。 原油价格进入低位均衡状态 如果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原油价格对近几年通胀的低迷同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即使从剔除油价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看，原油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价格仍会通过中间品价格进一步传导并影响到服装、运输、电力等成本，因此欧美核心通胀与原油价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利用1990—201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美国PCE物价指数与原油价格涨跌幅的相关系数可达到61%，布油价格每下跌1%，将引起PCE物价指数下降0.02%。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始量产，大量原油供给的释放拉低了全球原油价格，油价进入了30—80美元/桶的低位均衡状态。而油价的低迷叠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更对这一时期的低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发通胀低迷。从理论上讲，资金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都会降低货币周转的速度。而费雪方程式MV=PT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下降将带来物价水平P的下降。这也从货币层面解释了“通货”的膨胀为何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一方面，货币放水引发金融高度繁荣，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资金脱实向虚，未进入实体经济，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通胀。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QE操作带来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起到了明显的推动效果：各国上市公司市值/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法国、日本当前的市值占比达到了金融危机前的近一倍（见图2）；而在间接融资层面，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日本、德国银行贷款结构也出现分化，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显著提升，由2000年年初的12%—13%左右，提升至2019年年末的16%左右，相应的制造业贷款占比则持续回落（见图3）。由于资金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危机后 “通货”的膨胀带来更多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央行在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后，大量货币以存款准备金或活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美、日央行在量化宽松后，伴随着央行总资产大幅攀升的是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其中准备金占美联储总资产比重约47%（见图4），活期存款占日央行总资产比重约66%（见图5）。由于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趋严，为满足LCR监管指标等要求，商业银行有较强意愿持有更多的准备金资产，导致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部，并没有成为基础货币派生信用，也避免了大水漫灌带来的通货膨胀。 疫情后全球或进入新一轮通胀时代 疫情发生以来，对未来通胀的展望可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考量。 短期（一年维度）：需求不足引发通缩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30亿人遭“禁足”，工业企业生产停滞、居民消费出行压缩，全球经济陷入停摆。这将带来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居民薪资收入因此下降，全球原油价格也因供过于求而难以突破低价区间。因此，短期来看，大概率将面临全球性的通缩压力。 长期：低通胀环境逆转，通胀缓慢抬头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维系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一是全球价值链若进一步撕裂，长期低通胀环境将可能逆转。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的撕裂风险或将对长期通胀上行压力带来更为深远的供给冲击。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一方面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全球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因而全球通胀水平在源源不断的正向供给冲击下被长期压抑。 然而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由于各国工业生产停滞、国际贸易中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阻。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工业生产中间品出口国，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较高。在国内2—3月的疫情暴发期，由于工业生产中断而导致了美欧等国电子、汽车等产业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了生产周期延长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中断，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受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因贸易摩擦与民粹主义承压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进一步撕裂的风险。这意味着数十年来不断压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未来，逆全球化或将弱化全球合作对通胀的压制作用，引发贸易逆差国通胀的抬头。 二是财政货币化的试验带来的“直升机撒钱”。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的宽货币、宽财政政策不同，由于当下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且疫情带来的供给端问题难以单纯由货币政策大量放水解决，因此疫情后我们看到各国财政陆续推出了各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央行在这其中则扮演了辅助财政政策工具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设立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支持便利。PPP贷款本为美国政府向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计划，美联储为提高贷款机构运用该项工具的意愿，允许商业银行以发放的PPP贷款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申请再融资。该项工具实质上已将美联储由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扩展至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当前美联储在名义上仍然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可由美联储自行决定而非由财政部干预，但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兜底，已在实质上有了“直升机撒钱”的意味。未来美联储若为了辅助财政部维持较低的发债成本、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操作，则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更进一步受到财政部的干预。届时，财政货币化的试验或成为通胀抬升的又一重要推手。
国际油价16日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6美元，收于每桶38.38美元，涨幅为3.3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4美元，收于每桶40.96美元，涨幅为3.12%。
原标题：好想你回复关注函：最高30亿回购额方案合理可行，不存在配合大股东减持6月16日，好想你回复此前深交所出具的关注函，称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合理，回购资金来源充足，且不存在配合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的情况。6月8日晚，好想你发布公告称，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13亿股（含），不超过2.26亿股（含），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21.91%、不超过43.83%。同时，公告称，其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13.00元/股测算，回购1.13亿股、2.26亿股对应的回购金额分别为14.69 亿元、29.38亿元。6月10日，深交所对其出具关注函，要求好想你补充说明其回购股票价格的测算依据及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对于回购可行性和回购价格测算依据，好想你表示，其查询并选取了中小板上市公司最近6个月发布了回购方案的34家上市公司作为参考，确定了本次回购的价格上限。公告称，经统计，这34家上市公司回购价格上限与其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之比值的均值为130.89%。而好想你董事会审议回购议案前三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10.11元/股，因此好想你将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确定为13元/股，为上述交易均价的128.59%。好想你回复关注函称：“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是结合市场情况确定的，公司认为是合理的。距离回购价格上限13.00元有一定空间，我们认为本次回购具有可行性。”搜狐财经发现，好想你回购公告发布后次日涨停，此后股价波动，6月15日盘中最高达12.60元/股。截止发稿，好想你股价报12.08元/股，尚未达到回购上限。与此同时，好想你还强调，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除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等特殊事宜之外，不会对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与回购公告同时披露的，还有一份好想你大股东减持计划。公告显示，杭州浩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邱浩群分别计划减持好想你不超过1547万股（占总股本比例3.00%）和不超过3.55万股（占总股本比例0.007%）。因此，深交所同时要求好想你明确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并说明是否存在配合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的情况。对此，好想你在回复函中予以否认，并表示：“杭州浩红和董事兼副总经理邱浩群先生分别基于发展需要和个人资金需求进行减持，其减持行为与公司推出回购方案属于各自独立决策事项。公司不存在配合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的情况。”
沪伦通下第二单GDR终于来了！经历了“闪电”般的审批速度，中国太保6月16日晚间官宣了其全球存托凭证（GDR）最终的发行价格及发行结果。 根据相关公告，最终确定的中国太保（601601.SH，02601.HK）GDR发行价为每份17.60美元，处在发行价格区间的下限。按照此价格来计算，其较6月16日中国太保A股收盘价折价10%左右。如算上超额配售权，则中国太保此次发行GDR的募资总额为19.916亿美元。 在6月12日的公告中，中国太保宣布其发行GDR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17.60美元至19.00美元，而6月16日的公告显示，最终该区间的价格下限——17.6美元成为中国太保GDR的发行价格。 中国太保方面表示，本次发行价格系在充分考虑其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内相关监管要求，通过订单需求和簿记建档，根据境内外资本市场情况确定。 尽管以下限价格发行，但市场普遍认为由此带来的套利空间总体不大，远低于之前市场预期。根据17.6美元的发行价计算，按照中国太保确定的转换比例及央行公布的最新汇率计算，中国太保GDR发行价区间对应的A股价格为24.91元左右，较6月16日中国太保A股27.82元折价略超10%。 国泰君安、华金证券等券商纷纷表示，与前期市场预期定价大幅低于A股价格相比，此次中国太保GDR发行价格大幅超越市场预期，发行定价折价率较低有助于减少短期套利行为。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套利需要一定成本，从目前的折价率来看，相较于华泰证券GDR发行时40%左右的A股折价率，太保GDR虽有折价率，但套利空间微乎其微。 而在发行规模上，公告表示，在超额配售权行使之前，中国太保本次发行的GDR数量为1.028733亿份，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为5.14366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8.106亿美元。其中，基石投资者Swiss Re拟以本次发行的最终价格（即每份GDR17.60美元）认购2888.3409万份GDR，占本次发行GDR总数（超额配售权行使前）的28.08%，该等GDR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占本次发行完成后、超额配售权行使前中国太保总股本的1.51%，且原则上受限于三年的禁售期。 而如若行使超额配售权安排，中国太保将额外发行不超过1028.73万份GDR，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则将变为19.916亿美元，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则上升为5.65803亿股中国太保A股股票。 华创证券认为，当前中国太保内含价值倍数（PEV）估值为0.64倍，处于A股最末位，一定程度受短期业绩表现压制，明显低估。随着上海国资改革的推进、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战略转型2.0的成果将逐步显现，预计估值也终将回归。而本次GDR发行对于每股盈利、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略有摊薄，但摊薄程度较小，整体而言对原始股东权益影响不大。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以及国际市场惯例，中国太保GDR预计于2020年6月17日（伦敦时间）开始附条件交易；在附条件交易期间，投资者交易的GDR将以本次发行的GDR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交割的前提条件。中国太保预计本次发行的GDR将于2020年6月22日（伦敦时间）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自正式上市之日起，投资者交易的GDR的交割将不附前提条件。
业内专家介绍，价格风险具有系统性，纯粹的价格保险难以大规模推广，而收入保险同时承保产量和价格，二者本身具有相互对冲效应，从而更具可保性。 近日，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向各会员单位及保险公司下发关于开展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第五年试点工作。蓝鲸保险关注到，中央一号文件中，“保险+期货”已连续五年被提及，不过，在2020年，试点工作安排由“扩大”升级为“优化”，措辞的变化，自然也反映试点工作的成效。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保险+期货”尽管能够为涉农产业主体提供管理风险工具，但在试点推广过程中，仍然面临价格发现机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场外期权制度缺陷等制约因素，保障农产品价格的主流产品，更应该向收入保险模式靠近。 保险+期货跨界合作，兜底农产品价格风险 为贯彻落实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政策精神，引导期货市场、保险市场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郑商所下发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先来看方案，2020年“保险+期货”试点品种为白糖、苹果、红枣；试点工作包括全覆盖试点项目及分散试点项目，另设“农民合作社+场外期权”试点项目；实施县域分布在云南、广西、陕西、甘肃及新疆地区；试点服务对象为直接从事相关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主体。 “争取更多外部资金、提高保障程度、降低成本、增强规范性”，是2019年试点工作重点，为推动“保险+期货”的可持续及可复制性，在此基础上，郑商所2020年的重点考核范围还包括争取到的包括政府资金在内的外部配套资金占总保费的比例；项目设计方案对农户的种植收益保障程度；承保和理赔流程的规范性，尤其是理赔资金及时准确赔付到户的措施。 从定义来看，“保险+期货”本质是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功能的融合，为涉农产业主体提供管理风险的工具，农户可以在一系列风险转移中，得到应对应农产品价格变动而获得的最低价格兜底保障。 蓝鲸保险从业内了解到，各地“保险+期货”服务“三农”的基本模式是，农户等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产品，将价格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看跌期权，以及通过农作物产量再保险渠道进行再保险，对冲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农作物减产可能带来的风险，转移自身承担的价格风险；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在期货市场进行相应看跌期权操作，进一步分散风险，最终形成风险分散的闭环。 郑商所自2016年以来开展“保险+期货”试点建设工作，目前已进入到第五年的试点工作。一方面实现了期货行业与保险行业的跨界合作，利用期货市场解决了农业价格保险“再保险”难题；另一方面，使农户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收益。 从相关标的物来看，除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产品外，目前“保险+期货”也进一步扩展到特色农产品领域，白糖、橡胶、小麦、棉花、鸡蛋等多个农产品陆续开展农产品期货价格保险试点。 参与试点工作的保险公司数量同样陆续增加，从早期的人保财险、国寿财险、太保财险、平安财险等老牌大型险企，到中华联合财险、大地保险、中航安盟财险等，陆续获得参与资质，扩展“保险+期货”支农惠农范围。 不过，蓝鲸保险从业内了解到，在“保险+期货”试点模式中，保费资金来源主要是商品交易所、农业部拨调的支农资金，以及地方资金，项目并未纳入中央财政补贴，保费收入的绝大部分给了期货公司或子公司，保险公司实际留存并不多。 扩大试点工作有制约因素，专家建议探索收入保险 “保险+期货”已经连续五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露面”。不过，表述方式略有变化，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及要扩大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要优化“保险+期货”试点模式，继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 从“扩大”到“优化”，措辞的改变，也反映着试点工作的成效。随着五年的试点推进，“保险+期货”试点规模和覆盖范围稳步扩大，成为金融市场支持“三农”发展和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模式。以郑商所为例，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已支持开展“保险+期货”试点75个，试点建设方式从小规模分散项目逐步升级为分散项目和全覆盖项目“点面结合”。 “从目前试点的实践情况来看已有一定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向蓝鲸保险介绍，譬如通过“保险+期货”试点的推行，可实现农户价格风险转移的梯度效应。 不过，朱俊生也指出，“保险+期货”是典型的价格保险，受制于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关性、农产品期货交易的市场容量、期货套期保值帮助保险公司规避系统性风险损失的效率等因素，目前只能根据套期保值的现实可行性决定试点的范围与规模，短期内难以大面积推开试点。 也有农险专家持有相似观点，“目前试点范围有所扩大，但规模较小，进一步推广意义不大”，且我国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整体不活跃，大宗作物一旦通过“保险+期货”模式进行搭配，难以在期货市场上寻找匹配的交易对手。其指出，“保险+期货”制约的因素较多，存在价格发现机制不健全、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容量有限、场外期权存在缺陷、资金支持不足等多类问题，需要对相关条件进行完善以推动发展。 朱俊生建议，为了推动“保险＋期货”的发展，要将其定位为国家粮食价格风险管理市场化手段的重要工具，逐步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建立政府与保险、期货市场的风险共担体系，发展农产品期货和场内期权以及探索收入保险。“价格风险具有系统性，纯粹的价格保险难以大规模推广，而收入保险同时承保产量和价格，二者本身具有相互对冲效应，从而更具可保性，国际经验也表明，收入保险是发达国家承保价格风险的主体产品形态”。（蓝鲸保险 李丹萍 lidanping@lanjinger.com）
深交所：对创业板股票竞价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超过涨跌幅限制的申报为无效申报。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买入申报价格不得高于买入基准价格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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