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转型 何振红：2005年到现在，深圳地区的人工成本增长了10倍，但联想深圳工厂单品制造的成本下降了50%，是不是也跟联想这些年提出的智能制造有关系？ 杨元庆：对。我们把智能制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因为我们希望不仅仅自己能够实践，而且将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可能给更多制造型企业去提供智能制造的服务。 联想智能制造的范畴也是比较广的，不仅仅是在制造这一个环节上，我们是把它放在了研、产、供、销、服这五个环节里面，全面地在考虑智能化。比如，在服务领域，我们不仅引入了服务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而且还开发了“魔方”系统，它可以让呼叫中心的服务人员坐在家里享用整个公司的信息系统、知识库支持回答客户的问题。 “魔方”不仅仅是联想自己在用，我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个产品提供给了很多企业客户，在疫情期间我们甚至免费给他们使用。 智能化覆盖了联想所有的价值链，甚至是像人力资源、法务都在智能化，比如人力资源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工具预测哪个员工有离职的风险。 何振红：联想在“3S”战略里面有一个“S”是垂直行业，垂直行业有一块就是要做智能制造，联想本身在生产领域已经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积累，比起其他互联网公司，这个故事讲起来会不会更容易？ 杨元庆：联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管怎么样，联想扎根在制造业，尤其是这次疫情更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过去，可能很多联想自己的人也未必认识到我们是个制造业公司，也未必理解我们的生命线是什么。 疫情期间可能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是不出产品了，那联想这个公司就倒了。因为哪怕研发终止一个月两个月这个要不了命，但是一两个月不出货、不生产东西那就不行了。 何振红：所以，制造是联想的生命线？ 杨元庆：对。另外，我们是一个在IT领域里的高科技企业，现在是用自己的技术、产品、工具来武装自己，要想去武装别人首先要武装自己，在自己身上要见到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率先垂范。 何振红：我们专门做了一个研究，把华为和联想的业务、营收做了一个对比，之前不相上下，拐点出现在2015年，华为的营收到了3000多亿，联想是2800多亿，之后华为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接下来的智能时代，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格局下？ 杨元庆：我们过去几年手机做得不是最成功的，当然我们在海外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企业总是有起起伏伏的，总是有这一波赶上，下一波没赶上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战略并不依赖于手机，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更有前景的发展战略，围绕着智能化我们确定了“3S”战略，智能物联网、智能基础架构和行业智能这样三个方面，每一块都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企业比的是长跑，一时的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企业的战略，还要考验的是定力和持久性。没有任何一个战略是一蹴而就的，几个季度甚至一两年就能把它完成的，肯定是要经过几年的努力，甚至通过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才把它做成。 何振红：很多人认为联想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到了智能时代，它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会厚积薄发？ 杨元庆：联想也是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现在终于有一些我们可以骄傲，而且可以赖以依靠的竞争力。比如全球化布局为我们将来在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时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再有，我们实际上是科技创新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策略，不仅专注在销售，同时也关注生产制造、协同发展、高效运营，这些也都变成了联想核心的竞争力。 在智能时代，联想现在要落实“3S”战略的转型，另外，我们还要再打造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服务，我们要用服务来带动我们“3S”转型。 何振红：在您看来，联想为全球商业文明进步作了哪些贡献？ 杨元庆：要我总结的话，有两点是很重要的贡献。 一个是为电脑的普及尤其是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联想有独特的贡献，包括对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也是有独到的贡献。我开始领导联想PC时，中国市场被国外厂商所垄断，而且他们卖的基本上是上一代的产品，国外主流产品价格昂贵，联想及时发现了机会，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使得中国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和世界同步地使用到最先进的终端设备。 第二，联想对中国企业在新型全球化起到一个率先垂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我们已经是一个全球化企业，而且在于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全球化企业。可以说联想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化组织。像疫情期间大家通过电话、网络办公，其实我们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都是这样的，联想员工分散在全球各个地方，早就是一个全球化结合本地化的企业了。 何振红：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能够长青？ 杨元庆：我自己的看法有三点：第一个是有主人的企业；第二个是有愿景的企业；第三个是有良好治理的企业，良好治理就是管理能力。
两会上，总理又强调了一遍“房住不炒”，会下，大家纷纷向高房价开炮。 前两天，北京炒了一阵子的学区房，上千万买个老破小，终于官方看不下去了，21家房产中介被查处，全国也开始了一通中介专项整治。 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的董事长莫天全也炮轰了高房价，“低收入人群无法负担高总价”，不过他最后的落脚点，指向了中介行业，“要预防部分城市逐渐形成的中介机构高市场占有率的垄断格局”。 他举了北京的例子，最大的中介公司二手房市场占有率超过50%，有垄断的风险，有炒房的嫌疑。这话在说谁，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都只是在声讨中介，有些地方更狠，中介被全行业“连窝端”了。 01 最近，河南永城，一个新的“中介单位”——永城房产信息中心挂牌成立了。 与一般中介不同，永城房产信息中心是由永城市房地产管理局主办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中介机构。 谁跟他竞争呢？没有。 早在2018年，永城进行了一场打击“黑中介”的行动中，永城房管局公布了全市67家中介机构没有取得《房地产经纪备案证书》，成为名副其实的“黑中介”。 更惨的是，剩下的10余家“合法中介”在证书到期后，也没有拿到证，也就是说，全市的中介机构就成了“黑中介”。 “拉黑”了市面所有的中介机构，官方自己下场了，永城房产信息中心就成为了永城唯一的“中介机构”了。 此前疯传的是，永城房产信息中心仅收取卖家50元的登记费，成交后收取1%的服务费，但是很快永城方面就发布了官方辟谣——信息中心是本着“房住不炒”原则，“为广大市民搭建一个买房、卖房、房屋租赁信息发布的免费平台”。 但实际上，免费的项目只有“发布信息、房源核验和资金监管”，根据永城本地论坛上流传出来的信息中心挂牌的收费标准，信息中心还是传统中介的模式，买卖佣金以房屋成交价为基数，买卖双方0.3%，也就是总共0.6%的佣金。 当然，这个价格在0.5%-2.5%的中介收费区间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水平。永城二手房房价已经快7500元了，一套100㎡的均价房，佣金收入只有4500元，如果再加上贷款服务费、权证代办服务费、评估费，如果成交量过万的话全年收入也能过亿。 以前这钱被中介赚走了，现在，这钱进入了政府的口袋。 02 中介这个行当，历史也挺长的，汉唐就有，明清的 “宅行”已经开始专职做土地、房屋的买卖了。 而当代的房地产中介，是从1996年的《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开始的，随着房地产的兴旺，中介这个行业发展越来越快。 中介的本质其实就是撮合交易，消除更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中介相对比较专业，对政策信息了解比较全面，作为一个服务性的行业，成了市场中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 但是在运行了24年之后，中介这个行业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有人一月买奔驰，有人几个月拿基本工资，为了撮合成功，赚最高额的中介费，各种套路也就出现了。 “没有被中介坑过，都不算在北京漂过”，这话其实放到其他的城市依然适用。 2016年以前，被坑最多的是租房，假房源、坑押金，业务简单粗暴，技术含量不高； 坑租金成了行业必备技能之后，有些中介开始搞起了群组，提高单位面积效应，安全事故不断； 2016年之后，长租公寓火了，主流的技法成了租金贷了。 在高潮的时候，房源是你挣我抢，房租是节节攀升，等他们撑不下去了，被坑的人一大堆。 武汉的信诚基业倒了，受害者数百，遍及武汉三镇；杭州鼎家倒了，4000租户踩雷被贷款；北京的昊园恒业倒了，坑了数万北漂青年。而统计内的25家长租公寓倒闭，最后坑了数十万的房东和租客。 这么多年了，中介行业一直是整顿重点，像去年北京一共查处违规房产中介公司221家，受害者可以说是遍布北京城。 03 当然，现在很多中介是看不上租房业务的，他们更喜欢卖房，因为更赚钱，可以用的手段也更多。 在不少中介手里，挂牌的房源中，都是半真半假，假房源的价格通常都是低于市场价十个点左右。目的是吸引客户，毕竟捡便宜的事情，大家都想干，但是客户一旦到了看房的阶段，你盯着的那套房一定是买不到的，不是不卖了，就是已经卖了，然后手里真房源才能闪亮登场。 到了带看阶段，一套房子可以两边忽悠。 因为，一个小区里面，对自己房子行情最熟悉的，肯定不是业主本人，而是小区周边的中介。 买房的有意向却定不下来，好办，找人来看，制造房子抢手的假象，顺带着敲敲边鼓，“你不买可就别人买了”、“今天不买，明天就涨了”。“上涨预期”是很厉害的手段，你越紧张，中介就越有可能卖出高价。 而对于着急卖房的人，中介也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你不断压价，要不没人看房，要不光看不买，反正最后都逼迫着业主主动降价。 很多大中介挣钱最多的环节不是佣金提成，而是利用信息优势炒房。像猫哥的业主群里，一个月时间里，同样的户型一个买房的花了1050万，一个卖房的却只卖了880万，他们通过的都是一个中介公司，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可不小，比如，先趁你着急卖房低价收房，然后高价售出，这可比挣佣金爽多了。 一手托两家，双方通吃，只要能成交或者高价成交，赚的就不少。比如中介费，有的是暗地里收双方费用，也有直接明码标价式的双方开价，没有遮掩。 如果在限购城市，中介还热衷于做符合限购政策的“假材料”来达成买房的目的，当然，这些材料都是收费的，像西安这样的城市，6000到1万就能搞定，为了促进成交，这些中介啥都敢干。 04 而中介最令人不满的地方，恐怕还是被认为是炒高房价的推手。 在永城取消中介前，永城的市民就已经向中介喊话了，“炒房团的中介们，能不能别把房价抬太高”。 作为商丘市代管的县级市，永城的二手房房价，涨得比商丘市本身还要狠，商丘均价5903元，而永城已经高达7417元，谁看不都得倒吸一口气。 但是房价高涨这事儿，中介需要背锅吗？可能要。 虽然全国各地房价有所不同，但是不少中介对于炒房这事儿还是非常热衷的，因为成交价越高，拿到手里的提成就越高，在一线城市里面，一套房产生的中介费用，高达数十万。 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网红户型“跑道房”吗？在前一阵子热播的电视剧《安家》里面，类似的户型被女主角卖出去了，当然卖出去的原因也不是靠户型，而是靠装修和情怀。 但是很多人的疑问是，一套430万的房子，那么长的过道，房似锦在说“我觉得这个过道其实并不浪费面积”的时候，良心会不会痛？ 这不是什么诛心之论，因为，都是套路，而电视剧里面只是艺术创作，现实可能更加残酷。 中介们青睐独家房源，一方面独家房源可以是中介机构的最佳资源，而且佣金也比较高，而另一方面，独家房源方便炒。 有的中介会和业主商量，将业主认可的挂牌价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中介负责将房子卖出去，烂户型装修好了，讲点故事，同样能卖高价，中介费照赚，而比原价格高出来的部分，双方按比例分成，这算是中介与业主的合谋了。 对于那些市场占有率高的中介，理论上确实可以决定某些小区的租金价格和房价。 05 为啥中介为了促成成交啥都敢干呢？ 因为交易通常都很隐秘，很少被抓到了，即使被抓了，也只是罚款了事，靠自律？那中介还咋吃饭啊。 所以，永城市取消中介，全国一片叫好。 但其实，永城的“公办中介”还是缺少根本性的变化，很多人担心，现在是“免费”或者“低价”，未来呢？ 这不是一个本该市场化的行业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只是很多从业者搞得太出格了，如果永城的方案被很多地方效仿，那这样的国进民退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还真不好说。 比如，房地产中介这个行业虽然门槛不高，但是你要不懂的话还真的是很麻烦，很多环节完全搞不懂，费时费力还有可能掉坑里，很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政府出手干这事，服务能力和效率都是个考验。 如果政府出资成立官方背景的公司与市场其他参与者展开竞争也无可厚非，但先把全行业清理掉再搞个一家独大的公司出来，消费者未来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 中介该怎么搞？各种观点都有，欢迎大家说出你的看法。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四十人论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已经出炉，除了不设GDP增速目标、赤字率3.6%、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外，还作出了其他特别安排，如“特殊转移支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大力度的金融支持稳企业等。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报告》所明确的财政扩张力度不及预期。 如何理解今年《报告》中的种种特殊安排？围绕上述问题，我们请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肖钢和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当前首要目标是稳就业 问：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增速目标，而是明确了失业率的目标。但通常认为增长和就业是可以对应的。怎么理解《报告》的这个变化？ 肖钢：第一，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情况非常特殊，和历史没有任何可比性，全球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大，再加上现在时间又过去了5个多月，这个时候贸然提GDP增长目标是不合适的。 虽然没提GDP增长目标，但我们把就业设定为了主要目标。传统认为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但是现在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不是简单地保了增长就一定能保就业，现在这种情况下保就业也不一定对应着保增长。但如果能够促进更多的就业，特别是一些创业就业，举个例子比如网红，他自己创造就业、创造工作岗位，进而也能创造价值。通过创业来实现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之，就业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最核心的就是保就业，这一政策思路是有利于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一种思路。不提GDP增长目标，有利于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保就业上，所以这次我们的就业目标很清晰，有量化的指标，并且放到了首位。 当然，不提GDP增长目标不等于不要GDP增长，也不是说GDP增长不重要。实际上我们通过计算也可以大体测算出隐含的增长指标。 刘元春：首先，报告里面说得比较清楚，同时也是一个共识，即不设定GDP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和经贸环境还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不确定性是“超级”的，它不是一般状况下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对于疫情和病毒，我们了解还并不深入，人类应对这场疫情还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疫情未来是否会出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爆发，这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应对疫情时所采取的举措，也面临着很多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种“超级”不确定性。。 第二，在这种超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最好的举措就是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体现为“六保”。要执行“六保”，就不能把我们的政策目标简单地聚焦于GDP增长速度上。GDP目标虽然在总量上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大的结构转型，大的外部冲击以及大调整这样一个时段，它很难真实地反映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以及相关的结构矛盾。在中国，其实存在唯GDP的倾向，各级政府很容易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GDP目标，从而忽略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挑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六保”为着力点，用底线思维直接面对问题，更加精准和聚焦。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也提到，我们的政策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在疫情冲击面前，必须要保证民众的生命安全和民生的稳定。这也是我们不能简单唯GDP的原因。此外，我们的政策还要与高质量发展相衔接、相配套、相一致，不能因为压力大而不顾一切。 但是，不设定增速目标不等于没有目标，不等于不去完成全面小康的目标，更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实际上，“六保”中已经暗含了隐性的经济增速目标。我们要保证调查失业率不超过6%，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5%，城镇新增就业要超过900万，那么按我们团队的测算，GDP增长速度就必须要在4%左右这样一个水平。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当前这种特殊时期。我们的就业政策是应出尽出、应有尽有，传统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速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实现就业目标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实现相应的增长速度。我们不能让GDP增长速度来制约稳就业这个优先目标的实现。因此，设定失业率的目标就变得非常重要。 同时对于民生而言，CPI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设定一个通胀水平指标，意味着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高度关注的。很多人担心采取扩张的政策会不会导致通胀，实际上，全球现在担忧的是通缩风险，就国内而言，可以看到PPI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同时CPI连续三个月出现大幅度回落，核心CPI以及购买力平价指数都已经处于很低的位置。目前来看，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下一步通缩的压力可能会急剧加大，特别是工业领域所面临的通缩问题会很严重。PPI持续三个月同比环比均为负增长，这意味着在工业领域出现了萧条的迹象。而工业领域的萧条会直接导致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 问：保就业首先要稳市场主体，报告对此做了一系列安排。除此之外，报告也提到要千方百计来稳定和扩大就业。是否有一些开拓性的思路来稳定就业以及拓宽就业渠道？ 刘元春：保就业实际上是通过几个层面来进行的。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来稳定市场主体，通过实现经济循环的常态化，来使市场主体能够有稳定的订单和稳定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稳住就业的一个基本盘。所以《政府工作报告》首先是对于稳经济基本盘的一揽子宏观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 第二，我们不仅要通过扩大需求来稳就业，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的非常规方法来稳就业。首先就是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进行救助，防止出现破产潮，也就是保工保产。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从财政和货币角度做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安排。其次，要通过高校扩招来延缓就业，形成一个就业的蓄水池，来缓解目前巨大的劳动力供需压力。所以今年有200万的高职扩招。同时，还有一个3500万人次的技能培训，这样也会缓解相当一部分就业可压力。我们把这种叫做比较消极的就业政策。最后很重要的就是，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安全网，在失业救济、失业补贴、贫困人群的救助上面加大力度。 当然前面也提到，《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所以已经有一些地方进行了这方面的创新尝试。比如在成都，原来在大街小巷摆地摊是不合法的，那么在这个非常时期，去摆地摊来增加弹性就业也是可以的。这些手段都体现了我们在特殊时期采取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同时，要进一步落实“放管服”，降低企业的各种行政成本。 财政扩张安排适度可持续 资金运用考验基层治理能力 问：财政方面，有观点认为目前安排的整个财政扩张力度还不够积极，您的看法是？ 肖钢：我觉得这个力度是合适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能光看新增1万亿加上特别国债1万亿。报告提出今年企业减税降费要超过2.5万亿，这个也是企业能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增加了1.6万亿，这1.6万亿主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是能够撬动消费带动就业的。所以我们要综合起来看这个问题。 另外，这次在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M2和社会融资的增长要明显高于去年，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40%等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个组合加起来，我认为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也多次讲过一个观点，即不能把子弹一次打光。现在宏观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比如降准降息还有余地。 现在这个安排既加大了经济救助和支持的力度，也考虑到了政策的可持续性，是合适的。 刘元春：到底需要多少刺激才能达到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标准，我们团队其实进行了很多测算。刚才说到，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的水平，GDP增长速度需要在4%左右，这就需要一定的政策加码，加码的力度要使经济能够提升两到三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需要财政安排在5万亿左右的水平。 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所体现的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多少呢？赤字率对应1万亿，另外还有1万亿的特别国债以及新增的1.6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而这1.6万亿会产生一个杠杆效应。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就是今年要实现减税降费至少2.5万亿。算下来，财政整个的增长规模达到6.1万亿左右，新增的6.1万亿对于消费、投资的拉动基本在3个百分点左右。我们也算了一下2020年整个可支配资金规模会达到35万亿左右，这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是非常高的水平了，比欧美要高很多。新增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已经占到GDP的6%左右。这个规模在世界范围内也不算低。此外，我们必须要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要考虑未来的债务风险，因此，应该说目前这个财政安排是一个规模适度、风险可控、非常规操作、中期定位的方案。 这个安排可能不像一些市场人士所预期的力度那么大，但只有基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科学地进行测算，对于未来的压力和风险进行前瞻性的判断，才能科学把握政策定位。 问：《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特殊转移支付”，目的是保证1万亿特别国债和1万亿赤字资金能够直接下沉到地方。在使用特殊转移支付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刘元春：这2万亿资金就是要保基层运转，但基层市县对于相关资金有没有比较强的测算能力和管控能力？这其实是非常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比如，如果简单依照传统的方式发放资金。实际上很难触及到受一些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那部分群体。那么这个资金怎么发放？就需要地方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问：如何理解《报告》提出的“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我国机关团体存在大量无效沉淀资金，这也是一个说了很多年的老问题了，怎么才能真正盘活？作为盘活存量的手段之一，公积金改革最近呼声也很高，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元春：我们确实有大量的财政资金沉淀在各种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政府团体里面。这个沉淀规模非常大，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个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所以从前几年开始，国家就在做盘活存量的工作。 今年我们财政收支的压力更大，而且财政不仅要加力还要提效。提效就是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第一是中央和地方的支出结构进行调整，第二是要在急需项目和非急需项目之间进行调整，第三就是增量和存量之间要做出调整，所以要专门说盘活结余沉淀资金这个问题。如何能够加大目前沉淀在政府机关团体中的大量经费的流转力度和效率，是让积极的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我们还有大量的公共储蓄，企事业单位的各种养老金、公积金等都是按照最原始的方式来进行存储，使用效率比较差。落脚到公积金来说，事实上很多小微企业并没有采取公积金的制度，或者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单位其缴存数额相差巨大，就有很多人提出公积金其实已经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因素，再加上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很好地被使用，并没有用于职工的住房购买和消费，也没有很好地纳入到再生产体系中，所以就有了改革公积金的建议。 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核心的争论就在于公积金是否完成了为广大职工购买住房的历史功能。答案是部分完成，但还没全部完成。在这个改革建议中，最激进的就是完全取消，但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第二是把公积金缴存的最低额度从5%降低到3%，这样在降低企业负担的同时也缓和一些不公平的问题；第三是把公积金转化成企业年金，使它的属性转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保险类型的资金。我的意见是，改革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外也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思考一些差异化的创新手段来化解难题。 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创新 是否为“临时性安排”存争议 问：货币政策方面，如何理解“引导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一表述？“明显”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怎样算明显？ 肖钢：是的，明显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我认为应该起码高两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上，M2增速去年年底是8.7%，今年4月是11.1%，社融余额去年是10.7%，今年4月末是12%，这两个指标已经基本实现了“明显”增长。 刘元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使M2和社融的增速明显高于去年。M2增速去年年底是8.7%，今年4月底已经达到11.1%，提高了2.4个百分点，应当说已经比去年有明显提高。下一步，增长速度还会有提升的空间，当然这个提升的空间并不是简单的量化。社融去年底整个的存量增速是10.7%，今年4月末达到12%，提高1.3个百分点，也可能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特别是贷款和债券要有进一步的增长。 问：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这方面有哪些工具手段可以考虑？ 肖钢：报告第一次提出来“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够改进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是什么样的工具，那么我个人理解，比如美联储有很多工具，都是可以帮助资金直接达到实体经济的。例如他们设立了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实体）、购买商业票据等等。在我们国家，央行也已经探索了一些工具，比如人民银行提供部分初始资金，依托专业机构市场化运作，通过设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信用保护合约等方式，可以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信用支持。还有一个虽然现在用得不多，但也已经提出来了，即要推动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等。 所以，我认为创新的方式有很多，我们自己有一些经验，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这方面应该继续探索，这也是今年报告的一个亮点。 这些安排仅仅是临时性的举措吗？我不这么认为。传统上，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但在实践中，它事实上已经在发挥结构性调整的功能。不仅中国是这样，国外也是如此。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临时手段，它应该是货币政策功能的进一步演化，而且也是货币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刘元春：这些工具体现在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对于疫情救助的专项贷款上面，由中央银行直接给相关的特殊金融机构进行专项贷款，然后由这些机构再进行定向投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直接途径。 从欧美最近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们往往是：第一由财政部进行注资，第二由央行进行配套，第三是建立相关的基金特别是救助疫情的复苏基金，再来对相关的实体部门进行直接投放。这样一套投放办法就超越了传统融资工具，更直接更便利，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些后遗症，但我认为这些是疫情救助期间的一些特殊安排，是一些非常规的政策。 问：也有观点认为，“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财政的手段，您的看法是？ 刘元春：不完全是这样。比如欧美采取的这个非常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向一些商业机构和企业贷款，以及可以直接购买一些企业的债券，包括一些高收益债券，这样一来资金的直达效率就非常高。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0条规定，禁止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是它可以向特定的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进行专项投放。如果国务院进行授权，也可以采取一些举措。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下半年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实施上半年所投放的一些专项贷款。第二，会不会以国务院特别授权的方式来对企业直接投放信贷，这个还要再看一看。第三，财政出钱央行配合，成立一个纾困基金，然后向地方进行投放。目前欧盟已经采取了这种模式，我们是不是也会采取？也需要观望。 我想，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就是包括这些，但下一步会采纳什么方案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相配合以增强资金的直达性，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案之一。 问：投资方面，报告明确了“两新一重”是重点，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要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在避免过度投资后遗症方面，有哪些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完善？ 刘元春：首先是要把项目选好。比如我们目前推出了基础设施REITs，要把项目选好，才能够按照这种市场化、法治化、公平竞争、资本化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个问题是，新基建中的一些投资与运营主体分离得不是那么明显，这就要求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民营企业要有全面的介入和参与，才能避免挤出效应。 第三，运营主体、资金来源、投资模式、收益模式等等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特别是资金来源，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基建的方式进行。所以说，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操作模式，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发展经验，同时还要进行多元化的创新。 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面临挑战 政策实施要注意节奏力度 问：今年报告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大幅增加无还本续贷等等。其实看到这里下意识会有一些担心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率。 肖钢：确实如此。一方面，我们现在处于特殊时期，要有一些非常规的特殊措施；另一方面，也要把防范风险摆在重要的位置。 企业和银行是一个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银行如果不做一点让利，等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甚至最后倒闭，银行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和重视中小银行风险。所以《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这方面的要求，即如何帮助中小银行来补充资本。此外，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风控和定价能力等等都需要全面改进和加强。所以，现在对于中小银行要有综合性的措施安排，从而保障其稳健运行。 问：在经济金融领域，目前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点？ 刘元春：第一，我们会看到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会由于呆坏账的上扬面临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补充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二，由于基层运转压力很大，很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债务膨胀和债务隐性化的问题，我们要防止债务膨胀、债务隐性化的死灰复燃。 第三，宏观杠杆率可能会在短期有较快的增长。因此，要考虑在宏观杠杆率持续上扬、还本付息压力大幅增加的时候，如何降低高杠杆率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银行利率还是要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要那么高。 第四，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新兴经济体汇率波动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导致我们跨境资本出现大进大出的状况。这也是我们要在这个特殊时期予以重点关注的。 应该说，经过前几年的整顿，一些金融风险已经得到了优化和处理，但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要打好风险攻坚战。 问：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我们目前在施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肖钢：我认为要注意“度”的问题，要掌握好节奏和力度。 实际上，小微企业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在今年2、3月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需求以及个人消费信贷急剧下降，这部分贷款整体下降了60%左右。但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五一长假以后，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增长幅度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这说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活跃起来了，经济开始恢复正常，人们的消费开始回补。当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恢复程度，但整体状况是在好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注意掌握好力度。我是主张分阶段出政策的，不可能一次把政策都出齐。情况在变化、不确定性太多，但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完善。 问：您在今年的提案呼吁要发展互联网银行，进一步提升互联网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在发展互联网银行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有序发展？ 肖钢：互联网银行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准入拿到牌照。但是，拿到牌照不意味着就没有风险了，真正要办好一家互联网银行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很多条件，比如要有足够的资本，要有很优秀的技术能力，所以也需要继续加强监管。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互联网银行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平均每户贷款数额是比较低的。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大概是在3、4万元左右。前段时间我和一家互联网银行座谈，他们提到想提高贷款额度至10万元左右。坦率讲，每户平均贷10万，这也是非常小微的金额了。因此，互联网银行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和他们比较低的贷款金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像网络借贷一样放出去几百万，我想互联网银行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严弘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是一个务实的表现，因为目前在疫情还没有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保民生、保就业，实现人民健康的保全和经济增长的恢复。同时，此举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减少对GDP增速的依赖和过度重视，更好地使中国经济发展回到一个结构合理的改革过程之中。 另外，为了对冲新冠疫情给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度灵活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表明政府将通过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帮助经济得到恢复，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重新回到发展轨道。 报告还强调要依靠改革来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推动要素市场的配置改革，这些都是在推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改革过程中，为经济赋予更多的发展动能，非常重要。而其中一个突出的重点就是要提升国企的改革成效，完善其监管机制和治理机制，同时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让国企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能够展开竞争。此外，报告还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特别是提出来要清偿政府机构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的款项，来构建一个“亲清”的政商关系，这将对减少民营企业的负担产生积极的效果。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其他一些举措将对调整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环境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时下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这条道路，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都显得尤其重要。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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