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刚刚度过了一个超级周！ 据数据，截至7月10日当周，A股单周市值暴涨6.2万亿，单周成交金额超8.18万亿元。市场火爆的程度只有2015年的大牛市可以相比。但随着周五沪指大幅杀跌，市场上亦出现了一些犹豫的情绪。 市场的疑虑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外资持续流入的趋势存在变数；二是银保监会表示，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三是大小非减持周末刷屏；四是央行表示，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将适时退出；五是洪灾严重。 这些疑虑在一定程度会影响市场继续走强。但从资金面情况和市场走强的逻辑来看，有机构表示“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技术角度来看，周四的高点附近的确进入到压力区间。后续将进入中报密集披露期，市场的风格和结构可能都会跟随中报信息发生变化。 市场出现五大疑惑 周五(7月10日)，在市场连续大涨之后，北上资金出现了七月以来首次净流出。净卖出额居前三的分别是海螺水泥（600585）、五粮液（000858）、紫光国微（002049），净卖出额为5.74亿元、3.96亿元、3.59亿元。去年三月份，也是在市场大涨之后，连续净流入数千亿的北上资金突然转向，行情也进入到震荡状态。 其实，短期之内，不用太过于担心北上资金趋势逆转。首先，仍有不少蓝筹股获外资追捧，过去7个交易日，中国平安、格力电器（000651）、恒瑞医药（600276）、招商银行、立讯精密（002475）等多只个股被外资暴买皆超10亿元。涨幅过大的白酒五粮液和免税概念中国中免（601888）则双双大幅净流出。显然，外资也在调结构。其次，从去年三月份的经验来看，在外围市场相对还算稳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资金净流入与净流出的时间处在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而并非“往死里卖”的非理性状态。而且直到净流出相对较大的4月份，A股指数还创了新高。 针对银保监会的表态，市场的疑虑更甚。银保监会称，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据记者了解，目前经营贷很难进入房市和股市。而在去年市场火爆的时候，也因贷款资金炒股，推出过处罚商业银行的案例。这一表态其实算是正常操作，而严管违规资金入市也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 周末一直在刷屏的则是大小非解禁和减持。此前也进行过报道。其实，无论是2019年年头的全面行情，还是本轮的大蓝筹行情，产业资本都不是主角，而且两三千亿的减持和解禁，对于几万亿的成交金额来说，并不算什么。辩证地分析，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减持套出的资金无非是几个去处：一是改善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对应来说，这也可以改善融资链的生态；二是继续流向楼市和股市。不投资，钱也会长毛，6月份的M2又涨11%；三是再投资，如大基金等；四是流去国外，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流向国外通道问题越来越大，而且国外也并不安全。 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声音亦在周末再度响起。周五(7月10日)，央行表示，临时政策完成退出使命。央行相关人士表示，目前，3000亿元再贷款已完成使命，已经退出；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复工复产，目前基本上已经完全复工，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水平，6月30日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春节后超额投放流动性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但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恢复正常运转，价格发现没有问题，也不再超额投放流动性了。这些政策措施确实是根据疫情的变化，完成了使命就退出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政策已经退出，而不是即将退出，因此这对于市场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太大。事实上，随着特别国债的发行，阶段性政策退出，可能也不意味着下半年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将有所减弱。 最后一点突发是洪水。南方连日暴雨，多天发生洪涝灾害，多地水文站的水位超过1998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中信证券表示，近期市场对洪涝灾害风险的关注度有所提升。近年来，我国防控抗涝能力明显增强，相比2016年超级厄尔尼诺后的全国范围强降水，洪水冲击基本没有改变经济和通胀的趋势，短期内的冲击幅度也比较有限。今年受疫情和洪水的双重冲击，6月CPI食品价格环比上行明显，料将推升三季度通胀预期，但预计不会实质性改变全年通胀同比下行的大趋势。 增量资金还有多大潜力？ 在五重疑虑之下，增量资金到底还有多大潜力呢，是否还有进场的可能呢？分析人士认为，进场的节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趋势并未变。 首先从市场的技术面来看，市场已经反弹至压力区间。7月9日上证指数的最高位接近3457点。这个区间之上有三重压力位，一是股灾之后的第一个反弹高位3684点，二是2018年初创下的3587点，三是本轮反弹的第一个黄金分割位3480点左右。在这几个压力位面前，市场调整有其必然性。但从长周期技术趋势来看，目前已经突破下跌趋势的压力线，向上的空间已经打开。站在这个时点看，长期趋势的压力位已经在4100点上方，但如果时间拖得太长，压力位也会下移。因此，资金在此处的进场节奏发生变化并不奇怪。 其次，增量进场的趋势可能并未发生变化。兴业证券宏观王涵表示，本轮外部增量资金逻辑是挖掘全球价值洼地。疫情境外蔓延以来，美联储大规模放水支撑了美股的本轮反弹。但近期美股在经历了快速反弹之后，资金继续抄底美股的动力有所减弱。一方面，疫情冲击下企业违约风险仍高；另一方面，美股波动率仍在高位，抬升了机构做多美股的对冲成本。在此背景下，资金选择进入本轮涨幅相对落后的“价值洼地”A股进行配置。本轮内部增量资金逻辑则是，理财产品破净推动居民再配置。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打破了隐性刚兑，同时对投资者风险认知教育的逐渐强化，使得权益类资产的性价比得到提升。5月债市调整以来，相当部分理财产品跌破净值，这推动了居民增量资金进入股市。3季度以来，风格轮动已经开始，随着国内外增量资金的持续流入，这一过程可能仍将持续。 第三是市场走强的主要逻辑可能也未发生变化。虽然大家直到最近才热议牛市，但牛市已经来了很久了，创业板指都已经涨了一倍多，很多消费、科技、医药股都有数倍涨幅。这背景后的逻辑就是自主可控和消费永续。近期券商股走强则是资本市场改革和航母券商计划的预期。这些预期目前都未发生变化，逻辑皆处在无法证伪的阶段。从短期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一是年中即将召开的高层会议将对重大政策走向如何定调；二是疫情是否会再度引发黑天鹅事件。 市场风格存在扩散的可能性 事实上，虽然周五沪指大幅杀跌，但市场上的赚钱效应依然存在。此前暴拉的金融股休息，题材股则开始上涨，比如深圳板块、创投板块和防疫抗疫板块等。那么，接下来市场的机会在哪里呢？ 首先是半年报。无论年景好坏，半年报业绩是每年必炒的一个题材。天风证券（601162）表示，哪怕市场有阶段性风格漂移和高胀的情绪，三季度的核心仍是景气因子，6-8月市场表现和业绩增速表现相关度较高。通过个股涨跌幅过去15年的回溯，每年4-6月和6-8月，个股涨幅的排名，很大程度上与中报的扣非累计同比增速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相关性。也就是说，中报扣非累计增速高的公司，往往在4-8月都有持续不错的表现，尤其是6-8月开始，进入业绩披露的窗口期，高景气的公司跑赢市场和其他公司的概率进一步提升。 其次是信创。所谓信创，就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今年将是信创规模化落地的第一年。此前，市场担心今年资金预算和落地力度存在变数。但有市场人士透露，信创招标有望全面铺开。国信证券表示，信创各细分领域呈集中度提升趋信创在党政以及大型行业市场已快速打开。在已有的竞争格局下，已形成规模化应用、具备广泛案例和较强股东背景的厂商有望持续受益，行业集中度或有望持续提高，细分领域稀缺龙头价值凸显。 第三即是区域性和事件性题材。比如深圳四十周年引发的深圳本地股行情可能具备持续性，海南免税题材亦可能扩散。最新的防洪抗涝题材也可能在下周爆发，这里可能主要涉及到管道、水泵、防水材料等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若参照2019年初的市场节奏，接下来的市场虽然可能会较为震荡，但依然是机构与游资共舞，且存在一定赚钱效应的阶段。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先进先出”，同时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齐发力支撑有效内需释放，加速了中国经济循环重启。虽然当前不能完全排除后续存在的疫情倒灌的风险，同时全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而中断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 01 世界经济在衰退中分化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使得本已脆弱的经济复苏形势急转直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往来，导致国际贸易迅速萎缩。联合国贸发6月会议预测，全球贸易二季度可能骤降27%，全年萎缩约20%。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情况也都创下了多年来的最大跌幅，同时也严重冲击了各国国内经济的循环。疫情发展大量消耗了各国的抗疫资源，进一步压缩了各国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经过一至两个季度，全球对疫情认识和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主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举措普遍得到了强化。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活动“停摆”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循环纷纷按下重启的按钮。2020全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无法避免，但相较于上半年如此大的经济萎缩，下半年衰退幅度大概率收窄，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恢复的情况不尽相同。 三重危机中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当前，美国正陷入三重危机，即生命健康危机、种族冲突危机和党派政治危机。三重危机的发展及其相互交织导致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泥潭难以有效自拔。两个数据可以说明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可能不会出现较快的好转。一是美国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没有下降的迹象。六月初，新增确诊比例数约为2万人，而到了七月初，这一数字直接上升为5万人。6月底，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表示，美国可能至少已有240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当前，疫情的发展是经济循环重启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恢复经济就无从谈起。而从数据来看，美国的疫情距离出现拐点还为时尚早。疫情的冲击可能贯穿美国2020年始终。二是美国二季度GDP数据可能创下“大萧条”以来最大萎缩。5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二季度美国GDP将同比萎缩38%。即便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加大力度刺激经济恢复，特朗普也早于3月27日签署了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并于6月再提拟推万亿基建刺激计划，美联储也配合采用“无限量宽”政策，然而美国正处在三重危机的重压之下，而这三重压力在短期内都无法得到较好地解决，社会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的衰退，刺激政策只能部分缓解而无法根本解决上述问题。虽然六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表明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前提下，重新就业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疫情大规模爆发。综合考虑，2020年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并还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在理想情形下也可能萎缩6.1%，而失业率更是可能创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 欧洲经济有望在下半年逐步恢复。欧洲经济与美国相似，一季度都出现了小幅度的萎缩，一季度欧洲GDP同比实际下降2.7%，，且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也可能集中体现在二季度的经济数据上。4月份欧元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比1995年有记录以来的任何月份都要少，零售销售年率下降19.6%。然而，不同于美国的是，欧洲对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为欧洲经济重启提供了有利的支撑。5月份欧洲大部分地区开始放松管制，经济活动开始恢复，循环重启也较为顺利。同时，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欧盟正在加大政策和资源投入力度。当前欧洲各国财政刺激资金总额预算已达到1.29万亿欧元，全年经济刺激规模资金总额可能达到2.64万亿欧元；欧央行也将紧急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由7500亿欧元扩大至1.35万亿欧元，并计划将以每月200亿欧元购买欧元资产，年底前额外再增加1200亿欧元临时额度，购债至少持续至2021年6月。这些措施对下半年欧洲经济的恢复形成了较强的支撑，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经济在二季度触底后将会反弹，但力度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日韩在本次疫情中控制相对较好，内需正在逐步恢复。进入4月后，日韩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有较大幅度下滑，至近期已经趋于基本控制。然而，日本经济高度依靠海外市场，在世界经济大循环被中断的背景下，海外需求和投资断崖式下降，加之今年日本还需要承担“东京奥运会”被迫延期举行而造成的各种损失，日本经济年内难回正增长。但随着5月底日本逐渐取消紧急状态，6月消费支出开始改善，日本上半年经济衰退的势头有望得到遏制。韩国经济也同样出现了恶化减缓的迹象。虽然韩国可能受出口大幅下降冲击，短期内经济完全复苏前景并不乐观，但其国内疫情影响正在慢慢消失，有效内需逐渐恢复，韩国5月零售企业销售同比增长2%，连续两个月保持增势。且韩国政府6月初向国会提交第三份规模为35.3万亿韩元（约合290亿美元）补充财政预算案，至此，韩国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到270万亿韩元（2218亿美元），对经济复苏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较为复杂。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财政资源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疫情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数字显示的要糟糕得多，经济恢复也更加困难，全球主要权威机构纷纷将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预测由正增长下调为负增长。世界银行6月预测2020年印度经济将萎缩3.2%，而印度之前都保持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预测巴西经济2020年将萎缩8.0%，同时预测整个发展中国家2020年将出现2.5%的经济萎缩，这是自1960年有总体数据以来的首次。 中国经济在一季度GDP增长收缩6.8%后，进入二季度经济重回正增长态势已基本确立。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先进先出”，同时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齐发力支撑有效内需释放，加速了中国经济循环重启。虽然当前不能完全排除后续存在的疫情倒灌的风险，同时全球产业链因疫情影响而中断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已基本成为全球共识。 02 当前世界经济的四个“不同步” 新冠疫情发生前，时值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衰退之势已露端倪，疫情的发生加剧了这一趋势。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存在四个“不同步”。这些“不同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影响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 首先是疫情发生前各主要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步。欧美等发达经济处在经济成熟发展阶段，其国内主要矛盾是公平；中国处在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诸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其最关心的主要是生存。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各自不同的矛盾，由此引发彼此在国际合作事务中不同的诉求。 其次是疫情发展的不同步。现阶段，疫情的发展情况几乎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恢复情况。中国疫情“先进先出”，已经基本走出了疫情最初带来的影响，正在快速恢复之中；欧洲和日韩也在经历最初的慌乱后，快速稳定住了社会秩序，组织起了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因此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而美国则因为前期政府不重视和积弊已久的贫富差距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再加之种族矛盾爆发，使得直至近日其本土疫情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持续达到4-5万人；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仿照美国，对疫情防控不积极，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源有限，难以形成有效的疫情防控体系，使得疫情还在肆虐，巴西、印度等国的疫情还在不断恶化中。 再次是疫情应对政策的不同步。因为疫情发展的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不同，各主要经济体所采用的政策应对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抗疫需要的公共政策和重启经济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搭配不同。对于处在疫情震中的经济体，可能更多需要侧重于公共政策，经济重启考虑在后；而对于疫情控制较好的经济体，重启经济和防范疫情二次倒灌是重点。另一方面是经济重启政策中侧重不同，欧美等发达经济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饮鸩止渴”式调控政策，而中国则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重走当年“四万亿”的老路。而这些政策应对的不同，使得下半年各经济体恢复情况以及经贸关系又会出现新的不同变化。 再其次是政治周期的不同步。相对而言，美国处于外部国际地位下降，内部种族矛盾集中爆发的政治大环境下，又恰逢2020年是大选之年，其他主要经济体尚无政治选举而可能产生政策断档之忧。而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股市上涨和中美经贸协议为其主要政绩，大选之前，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下行，则特朗普政府则可能出台新的政策刺激股市和打压中国，这可能进一步恶化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疫情前，主要经济体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步，决定了其国内主要矛盾、全球化分工和对全球协调诉求的不同，而疫情爆发后各主要经济体疫情发展的不同步，决定了应对政策不同，加之美国大选年的影响，进而引发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动荡。 03 下半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下半年，可能有四个不确定性会贯穿于世界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 美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疫情进一步恶化、疫情已好转经济体可能出现反复的不确定性。截止至7月4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293.6万人，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由5月18日的阶段性低点6700多人上升为7月4日的5.3万人，尚未出现任何实质性拐点。说明，美国在一段时间控制住疫情后，因为经济和种族等各种原因，人员聚会重启，产生了疫情的快速发展。同时，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的数据也同样令人担忧。这些国家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只会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的程度，特别是美国经济已经因为疫情陷入了深度衰退，而如果不能很快恢复，将严重削弱下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态势。而另一方面，随着上述国家感染人群的上升，其他情况好转国家也要面临输入性的风险，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加强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疫情爆发前，逆全球化趋势已有所加强，疫情爆发后更令人担忧的是，预想中疫情对全球化短期的冲击正在转变为长期的影响。疫情中断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串联式”的加工贸易特点，又使得单独某一环节重启并不能带来整体的恢复，而是需要等到整个上下游所有环节都恢复正常，产业链才能再次有效地发挥作用。全球突然意识到，快速发展全球化在危机面前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因为全球化产业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遭到破坏，就有可能使得整个产业链陷入停摆的尴尬状态。基于这点考虑，逆全球化趋势可能阶段性加强，各国可能以产业区域化来代替部分全球化，而这一趋势可能在疫情之后进一步凸显，进而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 美国大选影响美国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当前新冠疫情对于美国经济的冲击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特别是美国经济已经确认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恰逢是2020年美国大选，抗疫不力和经济衰退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争论的焦点。由此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骚乱也在进一步发酵，而这种发酵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疫情爆发，使得经济难以有效重启。虽然特朗普政府也一再刺激股市，力图以股市增长来赢得更多选票，但经济基本面的坍塌可能会像“离心力”一般制约住刺激效果。目前虽然还难以判断美国大选的结局，但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 中美金融博弈升级带来不确定性。当前可以预料到的是，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其对华态度都不会发生本质性变化，打击和遏制中国发展成为政治正确。下半年，美国对华的动作最大可能是由贸易摩擦升级为金融摩擦，所用的手段为其惯用的金融制裁。虽然中美经贸关系盘根错节、中国经济体量大等因素使得美国发动对华全面金融制裁可能性并不大，且技术上也难以成行，彻底将中国剥离出美元结算体系，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目前来看可能性较小。但美国仍有可能利用现有规则加大针对中国的制约，例如针对于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审核调查；如果规则内的制裁程度还不够，其可能会考虑修改规则，例如修改“汇率操纵国”规则以使中国满足被制裁条件。同时，利用香港牵制中国是美国成本相对较低的手段。下半年，美国可能因为大选而加大利用香港问题对中国的打压力度，最严重可能出现对香港的金融制裁，进而形成对中国的“局部”金融制裁。未来一个时期，由美国挑起的中美两国的金融博弈将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更添一层阴霾。
A股连日大涨，牛市气氛攀至巅峰，但一边欢喜一边愁。经历了5月的去杠杆，债市近期“投降式抛售”持续，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二收盘已逼近3.1%。 此前，三季度尤其是7月降准50-100BP是中外资机构的普遍预期，但牛市似乎对此造成了扰动。“我们测算7月会出现2.5万亿元的资金缺口，包括MLF（中期借贷便利）到期、债券发行所需的承接资金等，因此，7月降准的必要性很强，但股市连日大涨，可能要进一步观望了。”某国有大行资深利率研究员对记者表示。 7月资金缺口大 近期，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有所回落，7天回购利率DR007降至1.7%-1.8%水平（此前一度逼近2%），隔夜回购利率DR001降至1.5%以下，但7月资金面可能仍面临扰动。 “近期流动性状况的好转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财政放款的加快，但7月中的税款上缴以及特别国债的密集发行有可能给资金面带来一定扰动。”瑞银方面对记者表示，7月MLF的到期量接近7000亿元，7月15日和7月23日分别有2000亿元MLF到期，7月23日还有2977亿元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到期，预计央行可能会在15日前后进行一定规模的MLF续做，并继续使用短期工具对流动性进行调节。 除了到期的MLF等，7月的资金缺口还来自债券供给压力。“7月的债券供应量可能与5月相当，将发行约7100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高盛（亚洲）经济学家李真男对记者称。 高盛测算，未来几个月，债券供应压力依然较大，约2.7万亿元国债和约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将发行。今年整体来看，政府债券供应量显著增加，从去年的约4.9万亿元扩至8.5万亿元，包括4.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3.75万亿元专项债和0.98万亿元一般地方债券），以及3.78万亿元中央政府债券，其中包括元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牛市或推迟降准 渣打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上周对记者表示：“预计三季度降准的可能性较大，最早7月，央行将再次降准50BP。如果是定向降准，幅度会有所差别，但释放的流动性体量将与此相当。” 他表示，一方面，信贷投放还需要更多的流动性，使社会融资总额增长保持在12%-13%区间。同时，由于7-8月债券发行量大，降准很有必要，且预计将较早落地。 但是，“牛市情绪一来，债券圈都担心央行对于释放流动性会更为谨慎，近期债券基金也不断遭遇赎回。”某债券交易员表示。截至北京时间7月7日收盘，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3.087%，相较于5月2.6%左右的平均水平大幅攀升，相较于6月快速去杠杆后的2.8%-2.9%，如今水位再度抬升，大超市场预期。 7月6日，大金融板块强势攀升，银行、证券板块分别有约20只股票涨停。沪指大涨5.7%，站上3300点，北上资金大举流入百亿元。截至当日，沪深300指数已连涨5日，涨幅高达14%，创2014年12月以来之最。7月7日，A股涨势趋弱，但动能持续。 近期，流动性恢复宽松后，国债收益率曲线短端有所回落，但长端重新上行。“这主要由于在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的情况下，市场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难以回升。同时，6月下旬以来股市的快速上涨也令债市受到压制。”瑞银表示。 “持续牛市即将到来的看法，可能会加速资金流入A股和H股市场，导致此前计划的货币宽松措施可能推迟。”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告诉记者。 在他看来，对于实体经济，股价大幅上涨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方面看，由于财富效应，牛市可能有利于消费，也有利于商业投资，因为更廉价的融资更容易获得。但另一方面，资金（其中一些是以银行信贷的形式）可能会从实体经济重新分配到股市以用于投机。”陆挺称。 债市或反弹但幅度有限 未来，预计债券收益率可能会回落，但幅度有限，大类资产配置周期已从债券转移，股票“健康牛”是市场的共识。 市场预计，即将公布的二季度实际GDP将超预期。不过，瑞银经济学家预计，下半年疫情演变等不确定性可能给经济带来压力，“后续基本面数据将更为关键，若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加大，则政策宽松力度可能再次加强。” 高盛认为，要避免信贷增长大幅放缓、推动融资成本下降，仍有必要降低银行间利率（政策利率），因此预计MLF利率将下调20BP。“不过，与今年早些时候的大幅宽松相比，货币政策空间有限。因此，未来几个月债券收益率可能会下降，但幅度不大。”李真男称。 对于一些交易性机构而言，近期股债轮动加速将导致资金流入股市，这将进一步抑制债券收益率的下行。
7月6日，大金融板块强势攀升，银行、证券板块各有约20只股票涨停。沪指大涨5.7%，站上3300点，北上资金大举流入百亿元。而往往与金融股呈正相关性的人民币也气势如虹，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纷纷涨至7.03的近3个月新高。 事实上，人民币可能还有另一个动能——美元走弱。今年一季度以来，各大华尔街投行开始唱衰美元，因为美元已经丧失了息差优势，无限量宽松（QE）也导致美元本身价值被稀释，“但这种看衰的观点并未体现在仓位里，因为机构希望当选举结果更清晰时，再迅速增加风险敞口。”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Eric Robertsen）对记者表示。 但市场往往不会给人过多等待的时间。“最新网络数据表明，拜登（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暗示了民主党将有可能控制国会两院。民主党大选获胜对美元影响将是负面的，控制两院将加剧该反应。”他称，尽管现在就根据大选预期结果建仓或为时过早，但如果大选前美元就大幅走弱可能使市场措手不及，因此将持续寻找卖出美元的理想时机。 人民币大反弹，冲刺7关口 中国股市连日大涨，加之二季度中国经济反弹超预期的态势确立，人民币绝地反击。近期，贸易摩擦的消息进入空窗期，这也助长了市场的风险情绪。 6日，美元/人民币、美元/离岸人民币相继升破7.03关口，离岸人民币刷新3月18日以来新高，日内涨超400点，在岸人民币涨超300点。 多位中外资行交易员早在5月初就对记者表示，若非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不确定性，只看利差和基本面，必然是加仓人民币。但美元此前始终受到避险情绪和“美元荒”的支持。 直到近期，人民币的做多情绪开始巩固。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二季度几乎超出一众机构的预期。渣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对记者表示，二季度GDP有望恢复正增长，6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较上月分别上升0.3和0.8个百分点，至50.9和54.4，印证经济运行自3月以来持续加速。内需稳固有助于加速生产和建设活动，且随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相继重启经济活动，外需下降的势头开始趋缓。服务业正紧随制造业的复苏步伐，迎头赶上。 从利差角度看，人民币也具备优势。“自2018 年末以来，当美元相对于G10货币的利率优势达到顶峰时，人民币就对美元有130个点的利差支持（如今中美十年期国债利差已超240点）。 此外，中国经常账户似乎正转向盈余，今年有望重现顺差。虽然人民币可能不是替代美元的避险货币，但这确实表明从2015年一季度就开始的分散美元、风险多元化的趋势可能会恢复。”罗伯逊称。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期表示，随着产业链呈现区域化态势，“可以预想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过去一些年，随着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也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亚洲越来越多的货币跟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 美元酝酿“滑铁卢”？ 近期，全球风险情绪回升，美元指数维持在96-97区间震荡。截至北京时间7月6日16:40，美元指数报96.93，较3月“美元荒”时近104的水平下挫近10%。 上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480万，且制造业复苏速度也快于预期。迹象表明，全球各地巨额的货币和财政刺激已产生效果。经济若继续复苏可能施压美元。 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称：“美联储的印钞措施似乎导致风险资产和美元之间出现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只要美联储仍在购债，并打算继续购买，我们预计这种风险偏好上升而美元下跌的负相关关系会继续在未来几个月主导市场。经济慢慢站稳脚跟意味着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现温和的跌势。” 回顾一下美元自2014年7月以来反弹的原因，包括美元对G10货币利差扩大，美国经济和金融资产跑赢大市，美国页岩油工业的兴起以及美国能源独立性，还有最近美元作为避风港的角色。现在，相对G10货币和某些新兴市场货币而言，美元的利率优势几乎消失。 “缺乏利率支持也可能阻止市场将美元作为避风港。考虑到在2018-2019年度，持有以美元计价的现金平均每年可赚取约2.25%的利息，由标普500和美元组成的平衡投资组合具有较高的套利和升值潜力。而今天，无风险的美元现金是零回报，因此机构可能会寻求收益更高的替代方案，或者只持有黄金。”罗伯逊对记者表示，还应考虑到，由于央行外汇掉期减少，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最近有所下降。“这表明美元需求减少，因为无需央行就可以在国外获取美元。在我们看来，这是利空美元。” 美元的一波“滑铁卢”可能已经在酝酿。罗伯逊也提及，若民主党人拜登当选总统，将利空美元，但是目前机构仍将外汇风险保持在较低水平（非美货币的持仓较低），因为他们相信当选举结果变得更加清晰时，风险敞口可以迅速增加。但风险在于，美元贬值在大选之前就可能加速，届时将迫使投资者竞相抛售美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21日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为迎接美国秋季可能出现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做准备。在CNN《国情咨文》节目中，主持人杰克·塔普尔问纳瓦罗是否存在出现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时，他回答：“当然。”纳瓦罗还透露，由于秋季可能出现新一轮疫情，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补充库存。但他同时强调：“你要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我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发生，但你当然要做好准备。”据悉，纳瓦罗此番言论与负责特朗普政府新冠肺炎应对工作的副总统迈克·彭斯却是背道而驰，后者则是淡化了公共卫生专家关于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的警告。上周，彭斯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媒体大加指责，称媒体煽动民众对第二波疫情出现的恐慌。他写道：“近日，媒体纷纷敲响了‘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警钟，但这种恐慌被夸大了。”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意见领袖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意见领袖专栏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在经历了持续数周的沮丧情绪后，某些发达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的下降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一场重大疫情给当地造成的人员伤亡往往要比任何发达经济体高出几个量级。在美国近期单日死亡人数超过2000的先例之下，可以预计未来的死亡人数也不会是个小数目。如果国际社会不去当即采取行动，那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的一些国家也在试图压平传染曲线，但却在执行社会隔离规则及其他措施时遭遇了极大挑战。该地区本已薄弱的医疗体系可能很快就被疫情所冲垮，那些人口密集地区更是岌岌可危。 非洲长期以来都存在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2013年的统计，非洲每千人中只有2.2名医务人员（而欧洲则为14名）。同时很少非洲国家能配备足够数量的呼吸机——这可是救治新型冠状病毒重症病例的关键设备。据报道尼日利亚的呼吸机保有量不足500台，而中非共和国可能连3台都拿不出来。 此外，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在消减疫情遏制措施对就业和生计的巨大影响方面做出了示范，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政府却几乎没有财政和货币空间（或操作能力）来仿效这些举措。同时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溢出效应——包括大宗商品收入下降（由于需求和价格下降）、进口成本上升、旅游业崩溃、基本商品供应减少，缺乏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投资组合资金流急剧逆转——又加剧了这些限制。对于那些希望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来说贷款条款也变得更加苛刻了。 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算是毫无防御——当地有强大的家庭网络和文化韧性，也从埃博拉危机中得到了相关经验——但确实存在疫情冲击导致其挣扎于致命饥饿和致命感染之间的真实风险。一些本来就在数十年弱势政治领导或腐败专制之下变得脆弱的国家甚至可能因此崩溃，从而加剧社会暴力动荡并为极端主义团体的滋生创造条件。 而这些风险可不仅存在于短期之内。各国也很可能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减少下遭受未来生产力的重大损失。长时间的停课和失业可能导致家庭暴力以及少女怀孕和童婚的增加——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远程教育基础设施的国家。 简而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面临一场极为惨烈的人道悲剧，导致某些国家的整整一代人流离失所漂泊异乡，其负面后果也将远远超越该地区的边界范围。而以下两个例子则充分说明了因此产生的多层面溢出风险。 首先，由于非洲当前和未来经济前景的大幅恶化，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可能最终会产生比预想中更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其次，通过引发一系列企业和主权债务违约，失去控制的疫情爆发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美联储和欧央行先前采取的大力压制措施最终落空，也增加了从金融部门反向污染到实体经济的机会。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威胁的潜在影响范围，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迅速扩大紧急救助资金规模。目前已有90多个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财务援助。同时基金组织也与世界银行共同呼吁各双边债权国暂缓那些最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付。基金组织也在这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为25个低收入成员国提供了即时债务减免，利用捐赠得来的资源去支付其未来六个月的多边债务。 同时，中国等一些国家则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 但如果想帮助这些脆弱地区避开灾难，国际社会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应通过对疫情全球影响的更广泛评估，包括对非洲的溢出和回弹效应，来补足目前（可以理解的）以扶助本国为特征的应对措施。它们还应该扩大官方资金援助，推动更广泛的债务减免，并紧急建立一个其他国家和私人部门也可以参与的国际团结基金。 此外，发达国家应当投入更大力量去分享遏制和缓解疫情的最佳操作。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世界卫生组织必须更好地汇集和传播相关信息。在此我希望发达经济体的领导地位能很快扩展到更有效医疗手段甚至是疫苗的普遍推广方面。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想方设法汇集私人部门资源。与发达国家一样，私人部门可以直接或借助扩大了的公私伙伴关系在脆弱地区危机应对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制药和科技企业将承担许多繁重的工作，但私人债权人可以通过有序减轻更多受灾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债务负担来提供帮助。 但这也再次要求强化各项赋能机制，为此多边贷款方和其他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都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转变观念。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重创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而只有采取协调，合作和整体的手段，国际社会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人道主义悲剧——并保护世界其他地区免遭这场悲剧的反噬。 (本文作者介绍：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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