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是 疫情下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之举 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加速，变中有变。从目前局势看，最大变数是美国。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先后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疫情发生后，自己应对不力却疯狂甩锅，鼓吹“脱钩”，并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对我全面打压，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全世界意图挑起“制度之争”。我们坚信，美方图谋不会得逞，但我们也需要应对之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就是我们主动应对新变局的重大战略。从现在到美国大选结果不到两个月，未来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现行特朗普政府继续执政。那我们要继续战斗，将朋友搞得多多的，把对手搞得少少的，我们加入CPTPP就是争取多数。目前CPTPP国家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12.8%和15.2%；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那么CPTPP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达29%，货物贸易量全球占比将达27.2%。 目前，英国与日本已经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英国大概率也会加入CPTPP，那么这个组织占全球的GDP的比重会更大。 作为高水平经贸规则，目前已经加入CPTPP的国家有11个，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其中，中国已与其中的8个国家或联盟有自贸协定：我们与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签过自由贸易协定，与涵盖了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东盟有1+10的升级版自贸协定，只剩下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而且这里面有10个国家，中国在其出口对象国中位列前三。 同时，我们还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两大协定有望年内达成。如果我们加入了CPTPP，而美国没有加入，最后可能被“脱钩”的是美国人。 另一种情况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对华政策、经贸政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长期来看至少“规则之争”是免不了的。对此，我们更要积极加入，化被动为主动，在谈判中发声，把我们利益诉求讲出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这一点不亚于当年加入WTO。 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深化 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CPTPP作为高水平经贸协定，脱胎于TPP。TPP协议不仅对传统议题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的有关内容进行了深化，还对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议题进行了规范，体现了“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的特征。 美国退出后，为了降低门槛，CPTPP冻结了部分原来美国要求的有关知识产权条款，保留了TPP 95%的条款， 继续保留了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条款，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从目前的条款看，CPTPP要求的很多内容与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比如对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都与我们这些年来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在这些领域，我们接受的难度不大；而对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虽然有很大难度，但这些年来我们自身也在深化改革，总体上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入CPTPP有利于我们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有利于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加快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入CPTPP这件事本身也是中国以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战略，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推动对外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形成国内国际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 除了CPTPP之外，还要深入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FTA朋友圈 从CPTPP的构成看，美国退出后，是日本勉勉强强捏合起来的。实际发展面临着几方面问题：一是目前的11国中，除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外，其他的都是小国，影响力不够大；二是TPP是要跨太平洋的，但现在美国退出了，CPTPP主要贸易范围实际还会退缩到亚洲周边地区；三是缺乏主导力量，日本想主导，但力量不够。 中国加入可以改变上述三条，但仍无形中面临美国的障碍。美国虽然不在其中，但可以凭借其经济和政治霸权对有关国家进行施加压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USMCA协议）中有个“毒丸”条款：要求缔约国一旦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贸协定，就有可能被其他缔约国排除出USMCA。墨西哥和加拿大现在都在CPTPP中，如中国提出加入CPTPP，他们该如何自处？所以，总的来看，虽然加入CPTPP对中国有利，但也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还是要立足自身、立足周边。 目前，RCEP除了印度外其他15国已基本达成，应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各方将协议落地。从目前情况看，印度大概率不会返回，关键是日本的态度，新任首相菅义伟曾对印度加入抱有很大期望。不管怎样，从目前局势看，中日之间应该趁热打铁，把现在正在谈了十几轮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向深入，在三方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已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纳入高标准规则，打造一个超越RCEP的RCEP+的自贸协定。 “三零”规则是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基本方向， 我们要灵活应对、积极谈判 无论是RCEP、RCEP+，还是TPP、CPTPP，以及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FTA，总的演进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出现“三零”的基本原因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规则凸显。其中，零壁垒和零补贴的实质是营商环境趋同，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集中体现在贸易便利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等八个方面。 有人说，过去讲“三零”是因为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地球是平的。疫情之后，各国在考虑产业链安全，要重构全球产业链，“三零”的基础还存在吗？我认为，还是存在的。“三零”依然是大方向。因为经济全球化在螺旋中上升的趋势不是哪个政治家能改变的。尽管疫后产业链重构的基本方向是产业链在一个地域上形成集群，但仍依赖于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和优化配置。因此，“三零”的基本逻辑即使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是成立的。 对中国而言，把握这一基本逻辑，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时可以心中有数，手中有牌。其中，要打好“零关税”这个牌。我们现在的平均关税水平是7.5%，可以降到世界平均的5%左右，以此适度扩大进口，同时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一些敏感议题中的谈判筹码。 中国应进一步赋能升级， 为更好参与FTA谈判积累经验 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初心，即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为中国参与新一轮FTA谈判做准备，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换言之，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意图是要通过先行先试来为即将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压力测试和风险缓释平台。 自2013年8月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先后分三批共批准设立18个自贸区。这18个自贸区横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不同省份。2013年中国政府推出首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包括38项禁止类和74项限制类行业共190项条目。与2013年相比，2019年版的全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大幅缩减到37项。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又决定将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再缩减到30项。应该说，我们的自贸试验区探索已经有了一批成果。 接下来，适应新形势下打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需要，除了要布局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外，还要推动现有自贸试验区扩区升级赋能。扩区就是突破现有120平方公里限制，按照形成产业链集群的需要，将没有划进来、但产业基础又较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划进来。比如浙江自贸区，原来只在舟山做油品全产业链，而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宁波港航物流、杭州数字经济、义乌小商品都不在自贸区，应该适度扩进来。同时，在贸易、投资、运输、人员、资金、数据等自由流动方面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为这些地区的产业链集群发展赋能增效，也为FTA谈判积累经验。 疫情之后中国陆续出台了多项开放措施， 彰显了中国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受挫，人员往来几乎中断，在一些国家鼓噪的“断链”“撤资”“脱钩”的杂音中，中国坚定地举起了全球化大旗，以主动开放、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彰显了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 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最近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将支持北京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北京的这个自贸区一大亮点就是以数字贸易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方向，推动数字贸易试验区、大数据交易所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三项建设，促进数据建设有序流动，围绕科技创新推出一揽子政策。这恰恰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焦点问题，开展这方面试验试点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经贸规则谈判中占据主动，应当加快推进。
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消费修复虽已步入加速通道，但疫情前消费的回落已持续近两年，我们试图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重新审视消费动能。我们认为四季度，消费将扮演抬升经济动能的重要角色，在疫情冲击加剧收入分配不均与内循环政策导向下，可选消费的亮点值得期待。 1．国内消费的下降与分化已持续多年，并非疫情导致 疫情冲击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成为最严重拖累。最终消费支出对当季GDP同比的贡献率从常态的60%左右，快速下降到-70%左右。三大需求中，投资修复最为迅速，出口在防疫物资和远程办公产品的支撑下始终保持较高韧性，只有消费表现持续疲弱。进入8月后，社零增速开始转正，服务业PMI冲高，线下消费修复进入加速期。但是整体来看消费者消费意愿仍然较弱，消费信心指数反弹也相对有限。 其实，拉长视角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在疫情前已经出现了长达一年半以上的下行时间。这个阶段中也出现了关于消费升级与降级并行的激烈讨论。而疫情的冲击之中，一面是社零相对疲弱以及可选消费修复迟缓，一面是奢侈品、高档住宅、高级轿车的销量大增，消费背后的结构分化再度被拉大。我们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由此衍生的居民资产持有结构。 2．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与资产负债格局 影响消费的因素复杂，我们试图从收入分层的角度对国内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分析，原因有三点： ü一是收入分配不均当前正成为国内经济运行和双循环展开的核心问题之一，特别是疫情在年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 ü二是收入分配角度的结构化视角利于摆脱总量角度对于消费的泛泛之谈。从分层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入手，能够更好地判断不同消费分项的走势。 ü三是收入因素在众多要素中，对消费的中枢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其实同样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趋势性上升（图6），疫情冲击导致分配不均的进一步加剧。回顾近三年来，不同收入层收入增速大致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增速趋缓，中低收入群体增速提升。但是两个增速差仍持续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一是城镇与农村的高收入户群体增速差持续在拉大，二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户群体的增速虽然趋缓，但依然高于其他城镇居民收入层的增速。此外，从地域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与省份的差异也在不断加大（图7）。 从疫情前的收入格局来看，居民家庭收入、资产、负债情况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居民部门的杠杆仍有一定的空间，疫情后杠杆提升相对温和（图8）。居民部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速持续大于居民户新增贷款累计增速。 （2）资产分布不均与负债相对集中，导致净资产分化现象强于总资产。 （3）中国家庭资产构成主要以实物资产为主，越高收入的家庭，金融资产比重越大，但居民整体投资方向有限，高收入群体现金过多（图9）。 （4）中国家庭的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构成主要以房贷为主。负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及三成。 资产端方面，中国家庭资产分布分化显著，财富集中在少数家庭。根据最新的央行统计调查，2019年总资产排名前10%家庭，占国内家庭总资产比例接近50%。排名后40%的家庭，占总资产比例不及10%。高收入家庭户均总资产相对于最低收入家庭户均资产接近14倍差距。 在家庭资产构成中，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主要以实物资产为主（占总资产79.6%），其中住房是重要构成（占总资产59%，图12）。金融资产中，银行理财、定期存款、现金及活期存款占比超过65%。股票资产和基金资产占比不到10%，居民投资方向非常有限，现金持有率过高（图13）。 中国家庭负债集中化现象显著，有负债的家庭占比56.5%，其中过半家庭的负债在30万元以下。家庭负债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其中房贷为主要构成。家庭户均银行贷款49.6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96.8%。在负债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图14）。对于负债的使用上，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24.8%的居民家庭用于日常消费。 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银行负债参与率最低，更多依赖高利息民间借贷（图15）。在负债集中化影响下，中国家庭净资产分化情况甚至强于总资产，排名前1%的家庭占总净资产的17%。在资产负债率分布上，低收入家庭中有负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较高，低收入家庭偿债压力较大，甚至存在部分资不抵债的现象（表1）。 疫情冲击在年内导致上述收入分配不均格局的进一步加剧。我们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状态可以感知中低收入群体所受冲击巨大，一方面工作岗位出现减少，另一方面月均收入大幅下降后修复乏力（图16），整体对消费拖累显著。家庭财富角度，二季度低收入家庭以及自由职业家庭财富指数下行较大（图17）。 我们进一步观察居民的收入结构特征，城乡居民整体创收能力在不断增强，收入来源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的占比超过七成，体现出农村居民收入对于农业生产依赖已经相对较弱，但这种收入来源格局也意味着，疫情冲击对于农村居民的影响相对更大。由于经营性收入的大幅降低以及工资性收入的走弱（临时性雇佣、中小微企业雇佣），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整体冲击强于城镇居民，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疫情的政策刺激当前也带来了信贷下沉，低收入群体信贷获得难度在二季度有所缓解（图20、21）。而在信贷资源的使用上，不同年龄层家庭的使用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年轻家庭主要用于购房购车，中年家庭主要用于教育，老年家庭主要用于医疗。 整体来看，中国收入分配和家庭资产格局呈现出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负债率高，高收入户持有“现金”过多，住房成为连接中国家庭资产与负债的主要源头。在这种背景下低收入户无能力大肆扩张消费，中等收入户存在负债制约，高收入户消费需求有限，最终导致消费整体疲弱。 3．收入分层下，潜在的消费突破口在哪？ 分化的收入格局下，不同收入层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如何？对待不同商品的消费需求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应对收入分配不均下，提升消费的结构性发力点。 我们提取了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1985-2012年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建立了人均消费支出相对于人均年收入的实证模型： 其中，Cik表示第i等级收入户在第k类商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Yi表示第i等级收入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εik表示随机误差项。按照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我们将全部数据划分为最低收入户至高收入户共7个等级。则βik即为第i等级收入户对第k类商品边际消费倾向的回归测算结果。 从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 （1）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困难户和低收入户高于高等收入群体，随着收入水平抬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弱化。 （2）分项方面，食品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强于其他分项，且随着收入层级的上升而下降（图23）。 （3）不同收入组角度，居住方面低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其他组，交通和通信方面中等、高等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医疗保健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所有分项中相对有限。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收入组下相对均等（其中，高收入组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图24）。 对不同收入组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基于收入有效改善的前提，那么必选消费仍然存在上升空间（食品、衣着等），而必选消费的动能将主要源于中低收入层。必选消费再次大幅改善的宏观因素源于两种情况，一是政策刺激带来低收入群体资金获得显著改善，二是经济修复至常态水平后居民收入预期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再度改善。 （2）对于可选消费，在收入分配不均的背景下，改善的确定性会大于必选消费（交通和通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因此，当前的疫情冲击格局对可选消费边际利好会更加显著。 4．内循环政策下的消费发力意味着什么？ “双循环”将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理念，那么作为核心的内循环必然需要对内需——消费带来新的要求。基于对不同收入分层边际消费倾向的认知，如何在政策层面发现线索？从年内的政策导向以及居民收入分层背景中来看，我们认为短期核心在于三个方向，一是免税政策方向，二是国货潮，三是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图25）。 免税行业短期正构成内循环政策的重要落地点，7月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销售额增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年内的免税政策，我们看到商品的扩充以及离岛旅客购物累计限额的提升和单件限额的取消。考虑到年度累计限额10万元，消费电子类产品的加入以及海外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差异性，综合商品和金额角度，我们认为免税政策主要导向是发展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在当前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的背景下，负面冲击相对有限，且竞争性角度和消费群体角度，免税概念与国内产品和品牌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长期来看，免税概念还将承担国内文化和品牌输出的功能，国产品牌的海外市场拓展未来也将借力免税政策，同时拉动国内航空、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与免税店概念相比，在疫情加剧了居民的线上购物行为后，国货潮的力量不容忽视。我们认为当前国货概念仍主要针对的是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目标。该类消费者，整体负债约束明显，对于商品性价比要求较高且价格相对敏感。国货潮背后的支撑不仅源于中等以及中低收入层居民的消费习惯，也离不开网络技术、MCN机构的发展。线上销售方式的发展，对于推进社会集团（企业）消费也进入了加速阶段。企业采购电商市场的发展，会使得国产商品的推广出现更多的助力。同时企业采购电商市场的发展对于国内支付体系、国内物流体系、信息技术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 综合免税概念以及国货潮概念，我们认为海外消费回流以及国产商品市场份额提升将出现新的动能。前期报告中，我们强调国内居民在海外消费的体量在万亿人民币以上，如果有25%-50%回流，可额外拉动居民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图29）。服务消费方面，“经常账户”下货物和服务的“旅行”项借方额，发现2012年以后，我国消费者在海外的消费额明显增长，特别是2015至2019年间，我国消费者每年平均在海外消费2579亿美元（图28）。如果我国居民海外消费25-50%回流，按照海外消费对应的人民币数额以及相应年份GDP最终居民消费，平均可额外拉动GDP居民最终消费0.49-0.98个百分点。若叠加海外实物消费的线上销售，那么整体海外消费体量将更大，消费回流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针对资本市场发展，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家庭资产在股票、基金资产配置比例非常有限，从理财、存款、现金占比角度，整体配置的潜在力量仍然较高。前期报告中对于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我们判断在过去牛短熊长的局面中，A股财富效应显著但是影响非常短暂，正向影响基本停留在1-2个季度内，市场上涨对于可选消费的提振作用大于必选消费。作为内循环核心节点的资本市场，当前监管层持续表态，要通过对外开放有力促进资本市场运行质量的提升，使投资者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推动脉冲式的市场消失，迎接新一轮“慢牛”的到来。我们认为，在资产增配、市场运行等多方面角度，A股市场在财富效应显著的背景中将承接部分收入改善的功能，即将经济质量提升红利向居民部门传递的职能。 展望后续消费，一方面我们认为，经济常态化运行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并不会带来永久性的中枢下移，因此后续消费复苏主线将扮演后疫情阶段，经济动能抬升的主角。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短期可选消费在收入分配差距快速加剧中存在改善机会，特别是后续伴随企业收入改善，企业采购行为的修复。必选消费仍然存在改善空间，但改善的催化剂存在于两种可能，一是政策刺激下信贷资金的下沉，二是居民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常态化后的改善，短期来看两种可能性相对有限。年内后续消费亮点，我们认为仍将集中在线下免税概念的增长以及线上国货潮两个脉络，相对而言在疫情冲击后的收入格局中偏向于可选消费层面，同时二者也将分别带来旅游、航空等服务消费，和相关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化的推进。
10月9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主办的2020“小企业大梦想”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出席并发表演讲。 黄奇帆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大体上有十个方面，但一旦脱钩，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金融领域上的脱钩等同于美国自杀。 他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格局战略顺理成章，而内循环下中国会走向真正的强国之路。 以下是演讲实录。 美国目前存在三个问题： 经济滞胀、社会民粹、政客甩锅 按照会议的议题，我讲两个大家感兴趣的题目。 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是新冠病毒疫情，这个疫情预计到年底全球确诊的人数，美国作为全球病毒发展最严重的地区，至少会突破1000万人次，那么目前的美国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经济严重的滞胀。 第二，社会严重的民粹。 第三，政客们严重的甩锅。 从滞胀的角度讲，一个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个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通货膨胀角度就是美国政府从两三月份以来启动了3万亿的超发国债，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超级贷款，加起来就是6万亿美元的资金宽松，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达到了27万亿美元。 由于严重的货币超发，当然会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疫情下，一般的商品，一般的经济，一般的企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是萎缩。 那么膨胀的资金到哪去了？ 就三个地方，一个是股市，2月份美国股市跌到18，000点，又回到28，000，这里有相当多的膨胀的资金进入了股市。 第二就是资金进了房地产市场。 在今年美国经济萎缩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总价格还在往上涨，这就是膨胀资金起的作用。 第三就是表现在贵金属，比如说美国黄金。 年初的时候每盎司1200美元，现在黄金价格涨了80%，从这个角度都可以看到严重的通货膨胀。 还有一个方面就表现为美元对欧元的贬值，对人民币的贬值等等，这是膨胀的一头。 另一头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美国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环比下降32%，是几十年最严重的负增长。 美国现在的下岗工人失业人群达到超纪录的5000万人群，去年年底的时候1000多万，这几个月新增4000万。 美国一共是2亿工作人群，3亿3000万人老人小孩不工作的人去掉，就业人群一般在2亿左右，增加四五千万失业，占百分之二十几，所以是严重的经济萎缩。 又是萎缩，又是通胀，这是经济灾难中最严重的，因为通货膨胀是灾难，造成货币贬值，但一般经济是热的，就业是稳定的。经济萎缩，造成失业，企业破产也是灾难，但货币是保值的，甚至还会升值。 现在货币在贬值，经济在萎缩，生活无着落，前途渺茫，就会产生急躁极端的情绪，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和极右同时存在。 美国夹层撕裂，民主党和共和党党派之间撕裂，黑人白人撕裂，甚至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州政府也对抗、也撕裂，整个国家在民粹主义状态里，不断出现各种极端的事件。 第三个特征当然就是政客的甩锅，为了摆脱疫情治理的（责任），摆脱自己的责任，就甩锅中国，造出个谣言说中国病毒的侵犯、使得美国700万人得病，20万人死亡，这些是中国人造成的等等一种无赖式的甩锅。 第二种4000万人的下岗失业是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也就把矛盾矛头指向中国。 在这些甩锅的各种言论中，最极端所谓的撤资论、脱钩论，这些脱钩撤资的观点在2018、2019年就已经客观存在，那时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谈判、贸易战期间，现在大敌当前，在新冠疫情之下，应该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人类的天敌。 美国人倒行逆施，不仅不在国际间加强合作来对付疫情，而是变本加厉的采取甩锅的办法来转移矛，头转移视线，为竞选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月甩锅也好，脱钩也好，这种舆论、这种情势愈演愈烈，比过去两年有过之无不及。 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十个方面 如果归纳一下最近几个月美国政客跟中国脱钩，经济脱钩的言论、方案或者计划，方方面面把它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有10个方面。 1． 贸易脱钩，就不跟你做贸易 贸易脱钩概念比加关税更严重，加关税还是在做贸易的，只是增加贸易的成本，加20%、25%的关税，这是增加成本，但还不是脱钩。 但如果贸易脱钩，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卖东西给你，互相之间贸易经济交往停顿。 2． 资本市场的脱钩 美国有政客，也有经济部门在提出一个法案，针对200多个中概股量身定做的一个方案，如果美国的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就是对中国企业的紧身衣。 现在在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企业都是美国的投行帮助上市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保驾护航上市的，都是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但是在新的紧身衣，新的法规下，很可能不合法等等。 3． 金融脱钩 美国的保险银行不为中国的各类企业贷款或者做保险。 4． 技术脱钩 最近大家看到的美国跟华为芯片不供应，高科技的装备不供应，或者还有一些专利不供应等等。 5． 投资脱钩 就是所谓出资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撤资，不到中国投资等等。 6． 教育脱钩 中国在美国现在的留学生，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36万人，现在已经在采取各种各样的轰赶学生的措施，如果学生离开了美国，现在回国要回美国，签证不发等等。 毕业以后不准在美国就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卡，最严重的主要是在卡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说的理工科，美国人说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个概念下的学科，总之这也是一个脱钩。 7． 互联网脱钩 一个半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来五个方面互联网的脱钩。 8． 经常有美国政客在叫嚣的Swift网络脱钩 Swift网络如果脱钩造成中国和世界清算之间，贸易交往之间的极不便利，造成严重的脱离现象。 9． 所谓的外汇、货币上的脱钩 10． 长臂管辖 用美国的国内法来替代国际法，对中国在各国的各种企业进行找茬，找到茬以后冻结资产或者处以巨额的罚款等等。 像华为的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也是利用美国长臂管辖的原则，采取了一个胡搅蛮缠的法律措施。 所有这些，有10个方面，如果大家把美国政客，美国的议员，美国部级以上的高官，在不同场合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脱钩言论，甩锅言论把它分类，大体上不超过这10个方面。 现在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 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阶段 这10个方面是不是这些政客异想天开，随心所欲讲的呢？也不尽然。 2015年美国政府有个法案，就是2015年贸易法案，是美国议会通过的，特朗普上台以后通过的。 这个法案里就有一个，世界上任何国家如果挑战美国的金融，经济，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10种措施，进行贸易战、金融战、汇率战。 这10种措施大体就是刚才上面说的10个方面，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法律里面有个蓝图，10个方面，这会儿各种各样的政客，东一榔头西一棒，东一说西一说看起来凌乱得很，看起来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大家都在一个篮里边找出来的工具。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所有这些事情都还不是美国政府全面对中国宣战，说10个方面全面脱钩，没到这一步。 有的只是某个方面一说；有的还在酝酿某种法律方案，要法律方案通过了才能做；有的只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对某几个企业采取了某些措施，还不是这个领域的一切企业都采取这种措施，所以现在只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这个阶段。 5种非金融类脱钩 会让美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当然我们今天没时间来推演这些方面的事，我们实际上都在一个篮子里找工具，把它分为两段，这10个方面的脱钩有5个属于非金融类的，5个属于金融类。 非金融类的包括贸易脱钩、投资的脱钩、技术的脱钩、互联网的脱钩、教育的脱钩，这5个方面都和金融没什么关系。这5种脱钩如果一旦发生，我们可以想象，都会对中国经济或者社会带来某种比较严重的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背后对美国方面会带来什么反作用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后两方面和则两利，斗则鸡飞蛋打，我们受到严重冲击，他们也一样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那些企业照样会存在死亡的边缘。 在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脱钩行为，两边竞争，在大国之间谁更有耐力，更有回旋余地，更有补短板的能力，谁更能坚持到最后。 特朗普的脱钩措施很难实施 比如说美国人的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投资脱钩，都会带来市场丢失的问题。 美国在中国有1万多个企业，是20多年里形成的，总的投资了5000亿美元，形成了7000亿美元的产值，有500亿美元的利润，所以他的资本投资回报率10%，销售利润率7%，效益是不差的。 7000亿美元在中国相当于5万亿人民币的产值，15，000亿的GDP如果发生脱钩，造成这方面的瘫痪，中国少了1.5%的GDP，5万亿相当于250万人就业，因为我们人均200万产值，5万亿使250万人失业。 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会影响我们中国的某些地区某个行当，但是中国是有回旋余地，是能补短板，是能平衡的，只是带来局部的困难。 但对美国来说，这1万多个企业真要是听了特朗普的话，全面撤资，第一，它丢掉了中国七千亿美元5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丢掉了500亿美元的利润。 它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回这个市场，到美国是没这个市场的，到北美、巴西也不会有这个市场，到欧洲哪来市场，亚洲也就是个生产基地，消费不了这些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它丢了市场就丢了自己的命，丢了效益，丢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 企业家的皇上是市场、是效益，是要利润的董事会，他要的是十年百年的基业，绝不是跟着一个4年8年上任下任的政客走，他的国王绝不是特朗普。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撤资脱钩这些措施在美国有没有能力实施，我保99%的怀疑。 美国通用，1994年跟上海合资的一个合资企业，通用现在在中国一年销售300万辆汽车，通用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集团，全年销售800多万辆，是世界汽车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之一。 一旦撤资中国，300万辆车没了，它只剩下500万辆车，这个时候它就是个二流汽车厂。在这个意义上通用老板怎么可能听特朗普的话。 苹果离开中国就死了 再比如说苹果，叫苹果撤资，特朗普跟库克有个很有趣的对话，特朗普跟他说，我说了好几次要你们苹果从中国撤资，你们为什么不能撤？ 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美国、或者中国之外的国家去生产苹果？ 库克说的很有意思，库克说苹果以前在美国有个工厂，在巴西也有个工厂，开了几年都亏损，干不下去了，关掉了。 但是在中国这个企业生产的1亿多台手机，产生的利润是全世界一年20亿台手机利润的75%。 我有这么多利润，有了以后都回归了美国，你是希望一个有全世界利润70%的手机厂在美国活着，还是希望一个死掉的。 从中国一撤之后我就死了，你是希望一个死掉的苹果、还是要一个活着的、在世界占有率这么高，效益这么好的品种。 特朗普还很天真的就问了，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原因？ 库克说的更有意思，说不是中国离不开苹果，是苹果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就死了。 美国现在为苹果这类手机搞工程设计的工程师统统加在一起，就一个房间而已。在中国要这样的工程师一招可以招几个篮球场、几个足球场，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差距，我们跟他们的差别，美国已经不适合这样搞工业了，讲了这么一个很实际的概念。 总的意思，真要脱钩，中国会受到冲击，不管是贸易脱钩，技术脱钩，还是投资脱钩，或者所谓的教育脱钩、互联网脱钩，对中国都会带来冲击，但这种冲击是可以忍受的，是可以调整的，假以时日，回旋余地下，可以倒逼我们更上一层楼的。 美国的脱钩当然不会毁灭美国，但美国一些具体的企业，不管是芯片企业还是制造业企业，它们可能走向死亡的道路。 美国芯片企业一旦丢了中国市场 就会进入螺旋式萎缩 美国的7个芯片厂供应了全球3000亿美元芯片相关，（芯片产业）全球一年5000亿美元，中国去年买了3000亿。 中国的3000亿里有2000亿美元的芯片跟美国7个芯片厂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如果真要脱钩，中国这3000亿中的2000亿没了，对我们当然形成重大冲击。 但美国重要的咨询公司，这个咨询公司是为美国政府做咨询的，叫波士顿咨询，它4月份发的一篇文章，说如果美国的芯片企业跟中国脱钩，要不了三年，美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2000亿美元市场就会被欧洲、亚洲包括中国自己的芯片企业覆盖，美国企业就会彻底脱离了中国市场。 芯片是一个高资本投资，高成本折旧的系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把折旧消化对冲，一旦丢了中国的市场，美国的芯片企业就丢了50、60%的市场，立马每年高额的折旧就变成亏损，就没有资金再进行两三年以后、三四年以后的推进，再投资的状况就会打断，进入螺旋式的萎缩。最后的结果是美国芯片企业脱离于世界，走向死亡。 这不是我说的，波士顿咨询的文章上写的。所以脱钩论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守住底线，灵活应对，是有可能的、有把握的，我们不会完全被动的，因为美国也一样自损八百。 美国如果在金融领域和我们脱钩等同于自杀 中国有三个法宝应对 第二个，金融的脱钩，金融方面我们可以说资本市场脱钩、保险银行金融的脱钩，还有Swift网络的脱钩、外汇脱钩、长臂管辖的脱钩。 这种脱钩都是金融手段，1990年利用这5种手段，美国人颠覆了前苏联，使得前苏联的GDP用美元计价萎缩了4/5，一下子掉下来。 现在俄罗斯的GDP比我们广东一个省的GDP还要小，原因就是1990年那时候种下的祸根。 到1998年也是这些金融打击把韩国打倒了，1998年也把泰国、东南亚打击了，80年代初期也运用这种手段把日本狠狠地打了一棒。美国人的金融手段打击对手，招招都是见效的。 5种金融手段如果来打击中国，中国会不会不可承受的状况？ 大家放心，我恰恰认为、在金融领域，我们和美国如果发生脱钩行为，美国人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等同于自杀。 对我们有冲击，伤我们一千，同时他自己伤了两千，比我们还先死。 什么原因？ 为什么它这5招打俄罗斯、打东南亚、打韩国、日本，招招见血招招成功，为什么打不了中国？ 不管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始终没有看到美国人的金融手段冲击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有三个法宝，可以说是我们的核保护伞，是我们的盾牌： 第一，我们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几十年来我们贸易向下自由兑换，1996年就实施了，通过实施现在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但资本项下我们始终谨慎谨慎谨慎，到今天为止资本项下没有自由兑换，没有自由兑换，它就无法随意冲击中国。 第二，到今天为止，尽管说我们对外金融是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去年底的时候，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资产只占1.8%，中国300万亿金融资产，外资只占1.8，1/50不到，翻不了大浪的。 第三，在中国运行金融必须受中国宪法、中国法律、中央银行监管，否则照样处罚你。我们是主权国家。 为什么刚才说的5个方面都被美国人一颠覆就完？ 当年的俄罗斯经济还没怎么展开，一搞所谓的改革就把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了，资本项下根本就不设防，全部自由兑换； 第二，俄罗斯的改革把他们的金融法规都按美国人IMF的意见改过了； 第三，美国人的企业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控制了30%以上的金融资产。 你去看韩国、看东南亚，看日本都如此，只要这三个全方位开放到位，开放到了被美国人控制，它要颠覆你当然就颠覆了，中国这三块是没开放，或者说开放的有限，在我们的制度管辖下有限地开放，所以这要颠覆难上加难。 在这一点上，这就是中国金融不受国际冲击的根本原因，不管是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总之，大家要看到我们的长处，我们做金融制度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华尔街也不会听特朗普的 讲完这个，它如果撇开来跟我们冲击，只会丢弃中国的市场。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在6月份按中央要求开放了外资金融的准入环节，股权比例的环节以及竞争中性的环节。 这一开放以后，今年到8月份一统计，外资进中国三个100亿： 一个是增加了100多亿美元，通过资本市场北上资金进中国股市的。 第二个，有100多亿美元是追加中国的各种实体经济，因为只有中国的企业在满血复活，在正常生产，别的地方都停顿着，资金到中国来。 第三个，中央的招商引资新政策全方位开放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增加了中国的独资股权，注册资本新增了好多外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加起来的注册资本就增加上百亿美元。 我讲这一段还是这么一句话，华尔街的皇上也是市场，如果说工商企业的国王是市场，华尔街的国王更是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所以他们不会听特朗普的。 我就根本不信特朗普有权利、有能力指挥华尔街和工商企业跟中国乱吵架，他只会扰乱人心，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 现在到2050这三十年 将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内循环、双循环的战略方针，这是中国今后10年、20年直到2050年，要长期奉行的一个新战略。 可以这么说，如果到2050年中国改革开放70年，前三十几年是外循环的战略，后三十几年将会是内循环为主体的战略。 内循环的路径，中央制定的十四五计划正在展开，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相信内循环下，以下6个方面一定会加强。 1． 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定会有更好的预期和发展 2． 小微企业 对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可以说十年来各级政府都在搞，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层层搞，年年搞，到处搞，搞的五花八门，谁也记不住小微企业到底是什么优惠政策。 其实只要一句话，小微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法制化，一旦全国人大立法通过，100年就不变了。 我就觉得2018年财政部小微企业的税收法制是最好的。 财政部说了，从2018年到2020年底，对小微企业的营业额按半数征税，假如说100万，就是按50万的产值来征税；第二，征税的税率从25%的企业所得税变成20%。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按100万来算，相当于只收10%的税，这是全世界最优惠的。我了解到全世界最低的企业所得税，自由港的税12%，一般是15%。 我讲这段话意思是说，最优惠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在中国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的文件中，只要把这一段话变成法律，全中国任何地方政府也不要再制定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以此为依据就可以把事情办好。 3． 当然是创新，要解决好0到1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4． 要解决好中央提出的新基建的问题 它是第4次工业革命，是引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战略措施，是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这个意义上，我们小微企业都可以去琢磨这件事。 5． 当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其他方方面面改革 6． 是进一步在内循环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开放 这表现为2点。第一，中国现在有21个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原来是18个，国庆节前后9月份又批了3个，现在是21个。 第二，上个月中央开了服务贸易大会，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这个试点区有122条优惠政策。 我相信我们中小企业协会会引领大家更好的在内循环中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在巨头云集、竞争激烈的中国网络文学领域，成立时间并不长的金影科技依靠在IP孵化运营方面的经验，受到业内关注。金影科技由前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创办，公司致力于发掘和培育网络文学、影视、动漫、有声等领域的优质IP。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金影科技已在国内IP孵化运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建立起了自身对IP的筛选模式、评判标准。近日， IP多线孵化 王晶：火星女频的定位主要是女性向内容，内容出口方向是影视改编，另外我们会推动有声、漫画、出版等内容制作和运营；而火星小说是我们的男性向阅读平台，它的内容出口主要还是以付费阅读为主。两个平台的内容受众群体不一样，运营侧重方向也不一样。 王晶：目前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IP孵化运营业务。我们的阅读平台其实某种意义上是ToB的，是一个可以让影视、有声、漫画等平台发现好内容的地方；我们并没有把阅读平台做成流量型平台，编辑在签约的时候就有一些标准，只有优质的，我们觉得有变现价值的才会签约，而不是那种开放式的。我们希望以做精品为主。 王晶：我们是先从一个点开始，然后多条线对IP进行孵化。我们平台上一些优质的内容，比如很多悬疑类小说，现在基本上都跟喜马拉雅这些有声平台进行了合作，产出的一些有声产品的播放量、付费收听量都非常高。我们有一部小说叫《猎罪者》（又名《阴间神探》），有声产品在喜马拉雅FM的各项数据非常优秀，上线之后，位居喜马拉雅付费榜、免费榜双第一。后来又改编成了漫画，数据也非常好；现在网剧影视改编权也出售了，我们一般会对IP进行整体的运营，而不是简单的运营。 王晶：我们的平台基本上不买流量，不花钱买用户。虽然没有大流量，但来我们平台看小说的读者都很忠诚，并且读者都会通过好内容留下来。我们最擅长的是IP变现，尤其是女频的小说，二三十万字的作品占80%以上，不像很多阅读平台，小说动辄几百万字，依靠付费阅读就能获得很高的收入，对于我们的作者来说，影视改编、出版的吸引力是最大的，而在这方面火星女频还比较有实力，能够快速为优秀的作品匹配到合适的团队。 影视作品改编可以给作者带来一部分收入，还可以放大作者的个人影响力，这一点不仅仅是女频的作者，每一位网文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出圈、跨界。 如何挖掘IP 王晶：我们有一个“故事猎手”机制，大约60名“故事猎手”负责300多个渠道，每周“故事猎手”都会上报几十部经过他们初步筛选的作品，然后公司会现场开会再做一轮筛选，经过筛选的作品会交给策划人员进行评估打分并公布，8分以上的高分作品我们可能会立即去购买。整体来看，我们的IP基本上都是“万里挑一”，甚至“十万里挑一”的。 王晶：我们制定了一个挑选优质IP的标准，我们称之为“三高”，即基础数据高、微博讨论度高、豆瓣评分高，“三高”是基础数据，然后再通过其他维度进一步挑选。我们有一个“爆款模型”，首先人设要有辨识度，是不是经典的故事模型，再加上广谱情绪、迭代审美等，“故事猎手”围绕这些方法论进行筛选，我们的策划也是按照这些方法论对内容进行评估，通过这些标准筛选后，我们的IP对外合作效率是非常高的。 王晶：肯定会存在同质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模型的基础上再进行评估，基本上同质化的项目在讨论前就已经被删掉了。我们的“故事猎手”每天都在接触大量项目，他们看一眼后，项目合不合适就大致有数了，公司也要求“故事猎手”、策划等岗位人员除了看书外，还要大量看电视剧、看电影；对微博热搜、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也要进行研究，必须对内容保持高度敏感。 王晶：读者的反馈很重要，读者反馈热烈，就是经过了市场检验。如果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作品，你就不用质疑作品到底好不好，因为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也不用考虑作品的价值观等问题，因为群众都是喜欢真善美、正能量的，“坏人当道”的内容不会受欢迎，大家都有自己的筛选标准。 不只是买和卖 王晶：实际上金影科技并不是以买卖版权为目标，我们合作出去的版权，经常还会提供很多服务。比如有些团队会委托我们为合作的IP作品寻找合适的编剧、导演，或者连接到合适的平台合作。尤其是编剧这部分，因为我们比较了解内容，在对方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会为每一个合作的IP寻找合适的编剧，至今已经有五六个项目都达成了一个好的合作。此外，在开发过程中他们遇到了问题，我们也会协助解决。对于一部优质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团队，共同为项目的开发赋能；另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参投这些项目，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 王晶：现在价格确实比原来低了，但依然还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以前市场繁荣时，优质作品会有很多公司竞价，IP的价格自然就会走高；现在参与竞价的企业减少，企业对IP的开发成本也在压缩，价格自然也会降低一些。作为IP运营公司，IP价格下降我们中间的利润就会低很多，因为上游采购成本比较刚性，但下游影视公司能够承受的有限，所以我们的筛选标准需要更严格，尽量挑选出最优质的、性价比更高的IP。 王晶：不能说免费阅读模式不好，只是各个平台的定位不一样。网络文学产业从最早的免费阅读开始发展到付费阅读，商业模式基本上成型了。在付费模式下，作者能够获得一些收入；优质内容也能得到检验，只有优质的内容才能吸引读者付费，所以付费阅读依然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 免费阅读需要通过广告去变现，作者的收入可能会受大环境等很多因素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为了多吸引流量，可能会产生一些良莠不齐的作品，导致我们更难找到优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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