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象网讯 （一飞/文）在日前深圳举行的昇腾AI新品全球发布会上，华为昇腾计算业务总裁许映童表示，在过去的一年昇腾生态初现成效，AI和开发者共同成长。目前在60所高校开设了昇腾AI课程，到年底会扩展到100所以上。同时也完成了100家SV的认证，落地120多个方案，开发者的数量从零起步发展到4万多名。 在疫情期间，华为昇腾业务携手合作伙伴共同用AI的力量守护家园、呵护人类的健康。 在意大利，华为携手AGS推出了AI辅助CT影响诊断新冠肺炎，已经在意大利和波兰实现了商用，整个时间从过去10到15分钟缩减到10到15秒，整体效率提升了50倍，把医生从繁重的诊断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好地看护病患。 在阿联酋的迪拜，华为携手新石器为迪拜卫生局提供智能无人车，在抗疫的一线发放物资，做到无人监督的物品发放，极大降低了疾病传播风险。 在中国，华为和合作伙伴南京润一起，基于Atlas200在二月份迅速推出了红外测温仪，广泛用于南京地铁、高校、党政机关，为抗疫做出巨大贡献。 “同时，我们也看到AI也是有温度的，AI让服务更加暖人心。”许映童表示。2019年的6月到2020年的6月，华为联合招商银行在深圳四网点，包括分行营业部、京基百纳等推出了智慧营业厅的解决方案，当一个客户进入到营业厅时会得到精准的引导和精准的服务。 经过一年的试点，每个客户的业务等待时间下降了70%，客户的满意度提升了50%，最终的结果是VIP的识别率提升了60%，这几个试点AI解决方案的网点最终实现了获客，金葵花用户是其他往年的四倍，收益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说，AI让人得到了更好的服务、得到了关注、得到了尊严，我们企业也从中获得了回报。”许映童说。 “当然，所有的发展只是小小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当前所处的时代只是AI爆发式增长的前夜，无论是AI的理论创新还是AI+行业应用，都处于刚刚起步。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大家无所想象的方式突飞猛进。此时此刻我们并不清楚AI应用的边界，也无法想象AI应用的潜力。但是，我们可以共同期待AI的未来。”许映童说。 在此次发布会上，华为对全栈、全场景的解决方案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进化，推出了全新版本的华为Atlas全栈软件平台解决方案。许映童表示，华为的核心目标有两个：第一，极简易用，让AI计算无处不在。第二，极致性能，让AI计算触手可及。 “我们认为硬件是AI基础，软件才是核心，昇腾领域目前有70%的研发人员投入到软件研发人员，目标就是把AI算力从强大的硬件、强大的芯片中释放出来，真正做到极简易用、极致的性能，能够服务于千行百业。”许映童说。
2020年8月12日，由观点地产主办的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启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 针对房地产的研究，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直接贡献加上间接贡献，大概在30%左右，金融和地产这两项对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回避，因为我们有好多企业家座谈会都没有金融行业跟地产行业的企业家参加，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 同时，李迅雷指出，还有两个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一个是为什么房地产能够有持续20年的牛市，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偏好，世界上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我们中国的祖先是农耕民族，所以对房地产的偏好非常高，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资产配置恐怕是有点问题的。第二是我们没有好好地研究中国居民的收入，总理在两会中提出6亿人的收入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但是反过来讲，还有8亿人的收入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没有做深入研究，这对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更深入研究。 最后，李迅雷强调，既然房地产这么重要，我们在房地产政策的研究方面，在房地产如何稳增长，如何避免价格波动对于整个经济带来风险方面，还是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从上海调研回来没多久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告诉记者，此次调研了解到，长三角地区由于外向型经济占比较大，所以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是恢复的速度很快。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长三角地区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地，它的恢复是比较快的，这证明我们全年的形势会越来越好，我们心里有底气，发展更有信心。 区域经济逐渐展现活力，是当下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一个缩影。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7批28项支持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费优惠政策。在王军看来，如何让市场主体更快享受到政策红利，关键是落实要快。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我们深知经此一疫，企业非常盼望国家政策的支持。政策一公布，我们就把政策征管办法都镶嵌在新调整的信息系统的软件之中，然后就直达基层税务局，尽快让政策落地。6月末的统计数据表明，上半年新增的减税降费总额有15045亿元，这个力度是相当大的。 按照全年预计2.5万亿元新增减税降费规模来看，上半年已经实现了1.5万亿元，超过目标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些减下去的税费，起到的效果怎么样？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二季度全国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新增市场主体，主要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同比增长7.1%。有33万户企业充分享受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项税收优惠政策，购买先进设备和服务的增速达22.3%，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支撑力。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国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王军表示，增值税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票数据具有独特的优势，更能直观反映企业复工复产的进度情况。增值税发票金额到5月11日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然后稳步提升。 中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要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王军表示，要努力做好下半年税收工作，形势再难、压力再大，都要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的底线，严禁以任何形式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王军：下半年收支矛盾比较大，特别是基层的财政收支矛盾比较大。所以我们各级税务部门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该减的减，该免的免，该缓的缓，该退的退，都要一项一项地落到实处，全力地服务好“六稳” “六保”这个大局，宁可在操作上税务部门自己困难一些，也要让市场主体在发展上更顺利一些，让纳税人更满意一些，让我们中国经济能够走得更稳、更好一些。 （总台央视记者 肖璞 张勤 周旋 王善涛 李慧斌 庄胜春 杜雷鸣 张勇 董羽 于潭 邓倩）
“我们应该充满信心”。中牧股份董事长王建成告诉记者，“中牧股份将为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保障动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积极贡献力量”。 诞生于1998年，中牧股份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至今已走过了近22年的岁月。但如果纵观中国动物疫病防治史，中牧股份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80多年前我国第一支动物疫苗诞生的时代。 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后因抗战爆发，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等多地，并在抗战期间相继成立了中央畜牧实验所和中央兽疫防治队。 这是我国利用生物制品科学技术为国民经济和畜牧业服务的萌芽，中国的第一支动物疫苗因此得以诞生。 时至今日，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和中央畜牧实验所在南京留下的设施已经组建成了后来的南京药械厂，如今更名为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生物药厂，为中牧股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久经沙场的“战场”记忆 如果将每次对于重大疫情的防控攻坚称作一场“战役”，那么中牧股份已经久经沙场。 时光倒回至12年前，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了里氏8.0级特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 “人们常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时又是夏天，更容易引发疫病。”对于12年前的那场“战役”，王建成仍然记忆犹新。 为了防控未知但可能发生的疫情，就要积极做好疫苗储备，第一时间把可能需要的疫苗生产出来。“当时我亲自到一线参与生产。不放心。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生产全都停了，就只留了一个厂，集中全部力量供给灾区。只要有需要，只要我们有疫苗，就能随时调剂，而且是无偿提供，不讲经济利益。”王建成告诉记者，“没有国家，没有老百姓，还谈什么技术转化效益。”在王建成看来，这就是央企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回顾那段历史，大灾之后的大疫没有发生就被遏制，中牧股份亦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年过去，再次回顾这段往事，王建成脸上仍扬起一股自豪的神气。 再让我们回忆起2004年禽流感肆虐的历史。2004年1月27日，农业部宣布，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的禽只死亡原因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这是中国内地首次确诊禽流感疫情。那一年，百万羽家禽感染或死亡。 这不仅是简单的经济损失。据了解，禽流感最大的危害在于其演变的未知性，对于变异后的新型流感病毒，人类尚不具备任何免疫力。 “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紧张。当时，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是研发禽流感疫苗的国家级实验室，与对方合作的生产单位只有中牧股份。”王建成告诉记者，时任中牧股份总经理的王建成亲自挂帅总指挥，与一线员工并肩奋战，在短时间内就生产出了足够多的合格产品。 “其实动物疫病离人非常近。”王建成告诉记者，在数以千计的病原微生物中，大概有60%的病原微生物能够同时引发动物和人的疾病。“我们称之为人畜共患病。除了禽流感，还有更为严重的猪丹毒、炭疽病、霍乱等。动物的疫病防好了，就意味着人得病的机会就会越少。” 2005年人感染猪链球菌突袭四川，造成12人死亡，疫苗生产迫在眉睫。2005年7月25日，农业部向中牧股份旗下的成都药械厂下达了疫苗生产任务。8月1日，70余万头份猪链球菌2型灭活疫苗顺利产出。这项壮举被后来被称为“七天的神话”。 王建成告诉记者，这样的神话，至今仍在发生。 “神话”是如何成真的？ 回望过去，中牧股份见证并推动了新中国动物疫苗从废到兴、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进展。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某些技术领域已经走上了国际前沿，在行业里也有了影响力。现在我在行业会议上也敢说话，也敢去做报告了。”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中牧研究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齐鹏告诉记者。 谈及中牧股份生物技术上的先进性，齐鹏如数家珍。“我们的合成肽动物疫苗技术是国际领先的，这项技术已经研发16年了，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我们很多新兽药成功研发的周期在5年至8年左右，国外的研发速度大概要在10年乃至15年以上……” 研发绝不是每一项投入产出都能够成绝对正比的工作。有研发人员回忆，此前他所在的研究所针对一个病毒当年的流行毒株研发出了安全性更高的合成肽新疫苗，也获批了新兽药证书，但他们仅高兴了不到一年，就被告知这个流行毒株已经被传统的灭活疫苗所消灭了。谈及此事，该研发人员坦言称苦，但也表示这在研发过程中是难免会遇到的事情，面对疫情中牧股份很快能够提供安全有效的防控手段和产品，这项研究工作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实验室也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齐鹏对记者回忆道，有一年过年前，他在内蒙古做新抗生素原料药的中试生产，一直做到第三批，但还是没有达到中试生产预期的考核指标要求。当时齐鹏的夫人已经怀孕待产，全家人都在等着他回家，但如果那个时候实验停下来，就会耽误整个研发进展。 就在距离那一年春节还有一星期的时候，齐鹏终于完成了中试生产，带着中试样品回到了北京。“当时代表部门述职，我就把大瓶中试原料药样品往桌子上一放，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奋斗了两年的成果。”齐鹏拿起手边的杯子，啪的一声放在桌上，“那时候我们是真的高兴，到现在那个抗生素产品还是工厂的主打产品，年销售额在亿元以上，我们研发团队跟内蒙古工厂的老同事感情都还很好，很怀念在一起战斗的日子”。 说罢，齐鹏还对记者指了指身边的同事说道：“王飞博士前几年也是经常下班回不了家，每天加班到深夜是常事，过年也都在做实验，我们都说他是不疯魔不成活。”“做细胞和病毒培养的实验都是这样的。”中牧研究院反向遗传与基因工程技术研发平台负责人王飞腼腆地对记者表示，“细胞需要培养，需要照料，因此实验一旦开始就不能中场休息，否则一切就前功尽弃”。王飞告诉记者，在中牧研究院，很多同事都是这样的，“研究院里有员工加班休息室，专门‘收留’因做实验不回家的同事”。 展望百年中牧 “基本上每一年，中牧股份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王建成告诉记者，从禽流感、口蹄疫的肆虐，到汶川地震灾后的防御，20多年来，中牧股份在历次阻击、抗击疫病疫情暴发的战役中充分发挥了“国家队”作用。 自1999年登陆资本市场开始，中牧股份上市已满20年。以上市20周年为标志，中牧股份的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牧股份的新目标就是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我们希望，向国际一流的动保企业看齐，行稳致远，做百年老店”。王建成表示，“这就要求我们把握行业和企业发展规律，以创新为驱动，保持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持续变革”。 王建成透露，目前公司的创新方向将围绕基因工程开展，比如研发新一代口蹄疫疫苗、禽流感疫苗等等，生物科学与信息化技术的融合及应用是创新的主攻方向。比如，中牧股份的合成肽技术能够让疫苗安全性更高、反向遗传与基因工程技术能够根据分子生物学的特点去进行基因修饰等等。 “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我们要拥抱它、引领它。”在王建成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一定会诞生在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时，我们必须要在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方面做好准备”。
8月11日-12日，第四届地新引力峰会于上海宝华万豪酒店举行，地产、资管、物业、租赁、产业、科技、金融、区块链、文旅等行业领袖齐聚，思考特殊时期的破局之路，探寻地产的第二增长极，全程直击。现场直播》》 云南汉华温泉国际文化旅游渡假村有限公司总经理骆炜在文旅分论坛表示，中国房地产的下半场，房企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行业的洗牌也更加剧，两极分化的趋势也更明显。相比开发建设，项目的长期运营、业态的长期更新，才是企业更大的挑战。 可以说，文旅运营端的方阵正在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入者如何突围？以汉华天马山国际温泉度假区为例，我们进行过各种设想和尝试，而最终是“尊重自然，基地指引”给了我们面对脚下土地的出破口。 我们深度挖掘了天马山的环境，利用山地的自然高差打造了奇幻森林乐园，利用山里的天然天坑形成了景观，利用石林打造了山顶李林温泉泡池。在那里的每一个温泉泡池都是经由千百年风化的石头组成，正是这样的不可替代性实现了创新研发，找到适合我们企业的汉华模式。
本次疫情在急剧地推动科技发展。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线上行为变得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科技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必须主导这一潮流。更重要的是，科技创新的大潮会在根本上改变保险业。 很高兴又来了，很高兴见到大家！在风云动荡、经济下滑、市场波动．．．．．．这么大的变化中，你们的到场表明你们是成功者，是强者，在此向你们致以真诚的祝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人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成功，表明你们的能力、能量、素质、人格都不一般。你们的成功为社会注入安全和稳定的因素，因为保险是社会的基石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的成功使社会前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代表一个普通的保险消费者，向你们表示感谢！ 去年这个时候，我给大家报告我的观察，强调的是未来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结构性挑战的到来，在这个未来巨大的结构性挑战到来的时候，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从过去线性的思维方式预测未来，以经验为基础展望未来的做法过时了，因为未来是如此巨大的一个面，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一年过去了，我没想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更大的变化，从人的性格、本性和习惯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年前我的基调是所有的结构性变化对于保险行业是利好。老龄化、服务业上升，挑战是巨大的，空间是巨大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更大的变化，疫情让经济急剧衰退，市场巨大波动，而且科技正以我们没有想象到的速度和规模走来，它将改变一切。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动态，也比想象中更有挑战，但与此同时也更充满机遇。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对世界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题目是疫情后的世界和中国。所有的经验和过去的成功只有和未来连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没有未来，你的过去一文不值。新冠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和人的行为。世界上疫情还在指数级蔓延，全世界疫情的发展会影响全球的经济金融，我们必须怀抱敬畏之心，在今天这个节点上，疫情在全球处于一个很关键的点。这将决定未来。 所以说在今天看经济的时候，我们需要提一系列新的问题：1、经济不是下跌多少，而是中期复苏的轨迹怎么走？是V、W，还是L？现在是一个缓缓的长波；2、企业进入偿付危机阶段，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企业结构的调整，会有很多的企业破产重组，而且产品结构变化，所以说未来生存空间在哪儿？3、我们都关心股市能不能支撑，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少？4、债务不是对GDP的比重，而是付息成本，利率水平低付息水平也很低，可以借很多债，政策债在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支持市场下滑的阶段，而是转而支持企业。流动性危机已经过了，进入了偿付危机，然后进入绿色和可持续增长阶段，理解这一点对在座的保险从业者特别重要，因为这都是你们的资产。 2003年非典以后，国家大量的刺激政策，出口增长20%，房地产增长20%，工业增长20%，投资增长20%，唯独没有增长的是消费，人的消费行为变了，所以说今年反弹的同时产业链正在进行重构，从去全球化到去中国化，2000年全球产业链是以美国和德国的产业链为中心，还没有中国，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是通过中国台湾、韩国和美国连在一起的，仅仅十五年，中国真是了不起！加入WTO之后，世界产生了以德国为中心的产业链，又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产业链，美国的产业链浓缩成一个北美的半个产业链。我们以后会形成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产业链。 股票市场最近反弹强烈，因为经济增长比较好，所以中国有了一个很强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就是投资的复苏强于消费复苏，我刚才说了消费还是跌了11.4%，第二产业工业复苏强于第三产业所有的复苏。大中型企业复苏强于中小企业复苏，金融复苏强于实体经济复苏。这是我们下半年和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政策的导向就会走向消费走向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是科技，疫情在急剧推动科技的发展。科技创新的大潮正在到来，有三个推动力：1、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线上行为变得越来越多；2、科技竞争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必须主导潮流；3、科技正处于发展大潮节点上。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未来科技的大潮会非常厉害，而且会在根本上改变各位所在的保险业，保险业是利润最丰富，而且最有前景的行业。 疫情改变了物流、在线消费、在线医疗，两亿人远程办公，2.3亿人云上课，在根本上变了，疫情催生了一系列的新生态，盒马、每日优鲜等等，出现了一系列的卫生、公共管理、传媒、房地产等等新的业态，发展得很好。举一些例子，京东物流、百度、瑞联科技、飞猪、抖音，也包括中央电视台。科技方面在大的格局上，正在从4G和智能手机走向5G和云计算，我们走到4G的时候，科技企业的比重上升是很缓慢的，等到5G走上云的时候，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未来是属于区块链和工业互联网的，所以说现在是第一个山头，也就是是5G和云，未来我们争的第二个山头，或者说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是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和区块链。 如果把全世界市值前十的公司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在二十年前主要是电芯和商场以及药厂，十年前主要是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还有资源石油企业，只有微软一家科技公司。今天前十大公司，八家是科技，两家是金融。我们在科技上的差距和空间还是存在的，所以需要赶超。在硬科技发展的时候，整个量子计算都在起来，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等，一直往上走到AI、5G，现在出现的进口替代，从已经有的东西开始进口替代，逐渐走向高端科技，一些核心企业在进口替代方面做得很好。 在三股力量下，国家的政策是看到未来、看到科技，所以说这次在推动复苏的同时，强调新经济，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是强调在传统的物流和人流上加上数据流，产生产业流和资金流，最后产生价值。七大领域的新经济、新基建全部是科技。1993年美国发布信息高速公路法案，由此推动了美国互联网行业急剧发展，今天我们要构建一个5G和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让所有的企业朝这个科技技术发展，寻找机会，得到发展。这就是国家战略，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理解这一点特别地重要。 AI经过五年努力，政府出了三个发展战略，2020年同步世界水平，下一个五年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正在形成规模化应用，我预计五年内可以达到，再下一个五年就是创新理论，基础科研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希望下一个五年走好。 我上次说过人工智能，如果是一个金字塔的话，感知、视觉、听觉，理解、决策基本上智能化了，我们唯一没有智能化的就是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还是一个黑洞，量子力学通过概率性和关联性给人工智能黑洞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我们现在正在寻求突破。 人工智能有没有创造力、有没有智慧、会不会顿悟，我们不知道，但人工智能已经提供了无数宽广的前景。1998-2017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中国已经很厉害。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前二十强，美国八家，中国七家，而且不包括阿里和腾讯，加上阿里和腾讯的话，我们的数字就会超过美国。所以说中国的科技企业现在起来了。 人工智能是微观的，能不能有宏观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5G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带宽、速度、零时滞，成为了最好的通信网络和基础设施，所以有了5G以后，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第一次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在深圳已经看到在物理世界里面有很多机器人，机器人装机器视觉和感应器，所有机器操作的过程时刻产生大量的数据，数据的感知进入物联网，物联网进入大数据，大数据经过算法，人工智能经过优化，重新回到物理世界，改变和优化物理世界，这个过程正在发生。而最有意思的是整个过程不需要人，机器自动得到数据，不断优化、不断发展、不断改变，然后再不断优化、迭代。这个世界真的变了！5G和人工智能加在一起，这个世界正在从根本上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战略是什么？加快5G基站建设，我们用五年的时间建设360万个基站，占全球4G基站的52.1%，今年开始我们估计可以做到90万个基站，明年和后年都是100万个基站。争取两到三年东部主要城市全部完成5G覆盖，中国现在有6600万的5G使用者，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消费者居民和企业，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5G市场。所以说5G的基础设施做好，在这个意义上再做物联网。 工信部五年前开始布局物联网，今年我们通过IPV6改造，建五个国家级标准节点解析点，建十个跨行业的平台，把所有的重型设备全部连到网上，现在重卡重设备基本上能够做到连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把物联网放上去非常重要。这个核心理念是什么？构建一个数据人工智能算法5G和云计算两端，一个核心的信息高速公路，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的躯干让科技数据、大数据等等这些向大躯干靠拢，支持这个躯干。 举个例子，这也是一个企业模式，数字化躯干然后把科技拉过来。我觉得保险业的未来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说这个格局在现在就产生了几个大的基础设施，第一个是云基础设施，第二个是管基础设施基站，第三个是端基础设施，移动端。基础设施有巨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场景。国家抓这个核心就是三个基础设施——管、云、端。疫情后的科技趋势从资源驱动，土地、能源、电力、建筑业等，走向数据驱动，走向算法、算力，走向云基建、管基建、端基建。社交方面，从共享经济走向无接触经济，走向远程办公、服务机器人、在线医疗，这就是疫情推动的巨大的行为和理念变化。 第三个全球价值链，高度分工全球合作，走向自主创新和进口替代。这个过程中科技会朝着三个方向发展。无接触，对大家的意义很大，现场就医到远程办公，传统物流到无接触配送，我们都在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数字化办公从纯粹的办公，从移动化走向自动化，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这个特别重要。任何的数字生成讨论决策沟通交流都会自动生成在一个业务计划里面，你的销售等等一切行为都会迅速返回。所以说这个系统已经开始，智能化RPA现在已经产生，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疫后的人工智能发展，新基建五倍十倍的增长，新需求以及新科技，沿着这三个模块逐渐往前走。 再说医疗，以前我们看到的都是垂直线化的医疗，比如说预防、机器人看病。疫情第一次在数据上把医疗突破了，平安做了巨大的网上医生医疗系统，这个系统现在了不得，因为把医生病人和支付方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数据上把这三者连在一起。这个医疗系统构成就根本改变了，现在医疗场景是一个病人可以网上挂号、问诊、开方、审方、支付、医院取药，取完药以后由同城配送到病人家里，所有的过程全部可以在网上完成，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疫情中发现了一个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刚刚开始，但生命力是无限的，人人都需要保险介入医疗领域。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所以医疗不再是以前单向做癌症检查，在预防、医疗诊断、医院的运营和营销领域几乎是空白，而是走向整合运营以及今后全社会的医疗支付保险系统。 中国说要强调政府治理、数字化，这和保险又有很大关系。政府治理的核心是什么？是社区治理，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新的社区治理，这个社区治理是四合一，在管理方、园区和住户的基础上加了两个模块，一个是政府医疗监管；二是商家，我看到了社区，看到了物业服务可以把商家引进来了。这四个模块一做，社区的数字化治理、政府的数字化治理起来了，这又是一个巨大场景，保险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块。 我曾经和一个地产大佬说，物业公司的估值一定超过公司的估值，因为有流量有产品，这是一个全新模式。我在物业上从来没见过这个模式。现在我们把物业提高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待遇。这个世界变了。所以说国家战略的核心是什么？国家战略的核心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所以我们现在每人每个月的数字流量，今天中国GDP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90%左右，十年以后会超过十倍，数字化和人的数字流量上升，同时囊括物联网。今天中国的物联网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十年以后中国的物联网预计比发达国家高一倍，所有的东西连起来，就是最根本的核心理念，然后企业去找机会，中国从制造中心走向创造中心。这就是核心的国家战略。 我从来没看过疫情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人的行为、人的心理、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而恰恰又遇到了科技的浪潮，恰恰又遇到了科技摩擦，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会在根本上改变保险业。祝愿你们成为未来的赢家。谢谢！ 8月7日，由《中国银行保险报》主办，上海鼎翊国际保险节协办的中国寿险百人峰会在上海举办，在上午的会议议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副总裁朱民发表了题为《“危”·“机”与未知面对》的开幕演讲。
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现在大家可能很多都是就事论事，从理论上、从体系上讨论到底怎么去做好它们两个的配合，我觉得可能还得做一点基础的工作，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几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货币是信用货币，为什么货币一定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我们知道实物货币不管是黄金、白银等等，这是实物，它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供应必然受制于整个货币材质的问题，比如黄金、白银的储量也好、供应量也好，都有所限制。所以货币供应很难跟我们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变化适应起来，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功能很难保持基本稳定，核心的功能如果受到很大影响，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话，整个货币体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最后大家意识到，特别是金本位之下，纸币出现以后，可能货币不再一定是黄金，而可能是一个社会财富价值的替代物。大家逐步意识到，要发挥好货币的价值尺度这个核心功能，应该努力地使一国的货币总量跟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可以用法律保护、可交易的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这样就使货币的投放和总量能够得到灵活的调节，从而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因为这一条，所以原来充当货币的实物（金、银）必须退出货币的舞台，回归它作为社会财富的本源，而货币则必须脱离自然的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尺度或者一种计量单位，成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表征物，或者现在它是一个价值证券化的产品。这样就带来一个变化，今天的信用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财富的基础之上，所以信用货币也叫作“主权货币”或者“法定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指的是谁的信用？传统上讲，有的说那就是投放货币的央行的信用或者是政府的信用、财政的信用，我认为都是不准确的，这就是国家信用，它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保护内的可交易财富，这是它的信用基础。因此货币也就不再是央行的负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经常讲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大家怎么能说货币是央行的负债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拿着人民币跑到央行说我不要你的人民币，你必须给我换黄金或者是美元，这是不可能的。进到信用货币之后，和金本位下的纸币是两个概念，只是国家把这个货币投放权、监控权交给了央行而已，它也不是政府或者是财政本身的信用。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大的突破就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到实物供应的限制，使这个货币总量可以更好地跟财富变化对应，使它的货币投放具备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性，这是我想讲的第一条，大家讲货币的时候，首先要明确今天的货币是信用货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很容易造成超发？今天很多都在说货币好像是超发了，跟信用货币怎么投出来是有关系的，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是怎么投出来的呢？第一块就是货币投放的机构直接购买货币的价值锚定物或者储备物，比如说直接购买原来曾经充当过货币的黄金与白银，或者是国际硬通货来作为它的货币币值确定的标准，而且作为它价值的一个支撑，这个叫作货币储备物，这个也是货币投放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基础货币”。但是这个基础货币并不是越多越好，它很重要，确定货币的币值有利于增强社会的信任，甚至还可以有一定的传承性。它并不是信用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制之后跟黄金一点关系没有，人民币的币值是多少，很多是一两黄金值多少人民币，美元是一盎司黄金值多少美元。汇率是多少汇率，还是通过黄金作为中间比较联系，不是绝对的但是有很大的联系。然而基础货币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央行买了这些储备物实际上是冻结起来了，央行买的储备物投出去的货币，货币是流通的，如果全部靠央行投放储备物的话，最后的结果是流通的货币里面对应的财富就没办法对应了，因为很大一部分流通不起来，被冻结起来了，所以应该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必要的范围内。剩下的怎么投出来呢？剩下来的货币就需要由货币投放机构以投放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的这种间接融资的方式把它投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投出来呢？实际上就带来一个问题，货币总量要和财富规模对应，财富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的，谁来判断它有没有、有多少、怎么变化的？实际上是很难的，需要把社会主体引进来，社会主体可能永久财富或者是将来在一段时间里拥有财富，可以有货币，你可以以你的财富做抵押，去借钱，这样就把全社会的主体引进来共同判断到底这个社会有多少财富，货币投放机构就以到期能够归还本息这种信用的方法把货币投放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今天信用货币投放最主要依赖的是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除非央行往大街上撒钱，央行要往大街上撒钱的话，货币体系就崩溃了。因此主要就是靠社会负债的增加，没有社会负债的增加，我们央行货币投放机构要想把货币投放出来其实是很难的。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负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货币的质量，我们经常说货币超发或者货币好不好，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货币总量和GDP的比例各个国家是不可比的，它的融资结构、附加值的高低存在很多不同的问题，但是有一条，如果这个社会负债里边有大量的呆账损失没有及时确认和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就意味着投放出来的货币里面越来越多的是没有可交易财富做对应，这就一定是货币超发，货币就一定会贬值，货币质量是没有保证的。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依赖这种扩大社会负债来投放货币，同时又要很好地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怎么控制呢？就是要强化借贷双方的财务约束，不管是借钱的一方，还是投放货币的一方，如果这个控制得不好，造成资不抵债，最后都应该破产清盘或者被清除，从而把多余的货币从账上消掉，否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天可能有的国家在大量投放货币，有的国家好像没那么大，但是实际上最大的威胁不在货币量的大小，而是在社会的负债里面，债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质量是不是比较高，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货币质量都是很可怕的。 通过这样货币投放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控制它的总量来保证货币的质量，但是还是带来一个问题，央行怎么控制货币总量？需要使货币总量和财富规模相对应，直接完全对应很难，所以大家才折中一下，找到跟社会主体生活生存最直接相关的终端消费品密切相关的样品拿出来来做一个CPI的监控。CPI的变化，近似地表现货币币值的变化，通货膨胀了，就控制一下货币投放，通货紧缩了就扩大投放。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第一，CPI的组成是不是能真正表现出货币币值。第二，因为出现了投融资的问题，我们又出现了金融交易的市场，由于金融交易市场大量的货币不是直接流向社会终端进行直接消费品财富的交易，而是很多流向了交易市场，成为交易市场的保证金存款了，这些东西的变化会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而不会直接影响到终端的CPI价格的变化。第三，今天所有国家货币政策目标没有追求通货膨胀为0的，至少都是2%以上，因为弗里德曼他们也说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温和通胀率，实际上大家看各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里面没有是0的，都是2%以上。第四，为了控制社会负债的质量，强化货币投放进一步的约束，就要把投放机构分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因为有投放货币的基础货币的权利，有控制货币总量的权利，如果让它直接面向社会去通过贷款、买债券的方式做投放的话就带来一个难题，如果它投砸了，形成不良的时候，不存在倒闭的问题，可以继续投，最后也会造成货币体系不断恶化。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有要求，央行干央行的活，把直接面向社会去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一类的工作交给商业银行，什么叫商业银行？就是它要受到财务约束，如果资不抵债也得破产清盘，中央银行最后就变成最后贷款人，商业银行去投放哪种派生货币，中央银行再去做最后贷款人去调节整个市场的流动性。这就造成整个货币传导机制上，带来一个央行到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到社会主体的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传导体系就比较复杂，这些原因都会造成货币的投放，造成整个社会的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一定会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增长。理论上它应该是对应的，但实际操作上它一定会出现社会债务和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的货币总体趋于贬值，长期来看货币一直是处于贬值的状态。 货币贬值好不好呢？其实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货币贬值同时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机制。当讲到社会的财富分配的时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财政，是财政税费的征收和分配，但实际上通过货币贬值来实现财富从货币性资产持有者这个角度，无形之中转移给那些扩大负债，相应地扩大投资和消费的群体，是一个更广泛、更深刻，一般人还不知道的，很容易实现的分配方式。所以大家会看到，从这一条上来讲，从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内在机制上来讲，它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已经出来了。不管承认不承认，货币政策通过货币的贬值来调节，逆向调节也好其他也好，来实现财富的分配，促进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它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这样的话，信用货币体系发展到今天，它内在必然产生一个结果，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总体来看，货币币值一定是不断降低的。 那么长时间下去会怎么样？特别是现在各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取悦于民众，在好的时候逆向调节可能会有所控制，但是当不好的时候，一定会倾最大力气去刺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超发的，理论上应该在经济回暖的时候把它收回来，但是实际上都是收不到底，只能在进一步扩大投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信用货币体系的出现最大的突破是突破了货币供应受制于货币实物，原来实物货币下面的实物供应的约束，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货币总量很难控制住，很容易超发。 第三个问题，现在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可能是信用货币体系发展的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前面讲到货币总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相应的，经济金融的波动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短时间里面逆向调节可能控制住，但是实际上是在积累，积累得越来越大，波动性也越来越大。当“黑天鹅”、“灰犀牛”等重大事件冲击的时候，当遇到金融危机可能爆发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动于衷，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以对抗，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必须得相互配合，积极发力。 在这里边讲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际上现在都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它们的目标是主要运用于逆向调节，目标是一致的，保持经济社会、金融的稳定，所以实际上是难以绝对分开的。当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央行大幅度降低利率，降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社会主体、企业个人、家庭的投资和消费的意愿下降的时候，政府可能就要开始扩大开支来进行刺激。当人们不愿意去买政府债券的时候，可能最后也就只能是央行出来买，是直接买还是间接买都是其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有内在逻辑，现在这个信用货币体系可能只是早晚的问题。今天大家看到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日本、欧洲、美国）走上了零利率、负利率或者是量化宽松，或者是直接的赤字货币化的道路，包括英国这次央行直接给财政一个透支的额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形式，只要能运用得好，投放出去有好效果，形式是其次的，没什么问题。 第四个问题，中国必须要做好运用超常规政策的准备。现在我们中国确实还没有到，利率水平还远远高于0，十年期国债的利率水平现在还在3%上下波动，基本上是低于3，5月份一度低于2.6，但是现在又反弹。财政的赤字，今年“两会”批准的是财政赤字3.6%，好像都还很低。但是我认为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本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把大量的资源变成了收入，收入再转投资，投资再加杠杆，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到中国来，整个国家快速发展了十几年。但是中国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等等因素，在2015年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在2015年之前中国财政收入里边的资源性收入（土地矿产、专卖权、政府收费等等）在财政收入里面的比重不断上升，相应的政府的收支压力在缓解，各种优惠政策不断地出台，税费的征管在不断地放松，但是到2015年开始，各地政府的财政收支的差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财政收入里边资源性收入占比快速下降。但是恰恰因为经济下行，维稳的支出，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 财政第一个就是要强化征管，大家知道现在征管力度不断加大，尽管税率可能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但是因为征管加强了，大家的税费负担感觉明显加强。比如在座的各位，可能原来有好多单项的收入直接就是税后的，是不用交税的，但是从2019年开始全部个人要统交，自己要申报，另外要加起来看看你要交多少，可能很多人都要交45%，是很大一块税。尽管这样，征管的空间是有限的，更多的财政开支来源从哪儿来？就是增加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增加，很大的问题是2015年之后财政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时候非要降低社会负债率、杠杆率。我认为缓一点，不要过于猛地增长是对的，但是要想去杠杆，要降低，会对地方政府构成极大的压力。现在大家看到社会负债，政府的负债急速扩大，可能到底政府负债多少不大清楚，但是看央行披露的资产负债表里有一个存款性机构概览里面有一个叫“对政府的债权（净）”增长速度非常快，2015年之后每年以5万亿的速度增长，大家就知道接下来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 第二个是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9年之后，2014年之前这段时间，我们国家货币的主投放渠道是买外汇，形成外汇占款，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从1999年底的1.41万亿，一路上涨到2014年5月份的27.3万亿，增长了将近26万亿，这是基础货币投放。这么大的基础货币投放之后，整个货币投放量就在扩大，央行被逼无奈要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等方式往回收。但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2015、2016年两年，外汇储备急速下行。央行外汇占款随之减少。到现在，央行外汇占款已经比高峰期的时候减少6万多亿，央行外汇占款减少意味着从商业银行把存款收过去了，但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货币稳定地增长，钱从哪儿来？大量地要靠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或者是购买债券来投放。大家会看到，投放结构变化以后带来一系列变化，比如说社会负债一定会上涨，还本付息的压力一定会增加，整个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也随之增加，包括补充资本金。前面曹远征也说到一个问题，一方面央行冻结了十几万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一方面在回笼6万多亿基础货币的同时，商业银行又要扩大投放，流动性紧张怎么办？央行只能再去拆借出来，拆借商业银行，他们的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对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来源于我们2015年一个重大的转变点，今天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这不是以谁的意志为转移，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轨迹的变化。当然，2015年还发生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从2014年下半年股市大涨到2015年股灾的爆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等等。 今天我们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到了2020年，疫情的暴发，国际关系的复杂，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出现更严峻的形势我们怎么办？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在我们国家财政和货币、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好多边界是不清晰的，所有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这样一个体制下，我们要不要必须把它非常清晰地区分开来，什么是财政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它们怎么样协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现在经济恢复得很快，远远不像西方危机一来，政府负债急速扩张，我们中央财政的赤字好像扩张都很小。但是在疫情来了的时候，很多企业经营困难，要裁员、降薪的时候，政府又要求不能轻易裁员降薪，这个时候压力就压到企业身上，企业缺钱怎么办？我们要求金融机构要贷款，实际上又把这个压力转给了货币，又要金融机构让利，等等，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方面，到底我们的实际状况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另外我们社会债务里面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的金融资产的不良率到底是不是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好，如果出现大的问题的话，金融机构，最近大家看到的银保监会、证监会不断扩大接管的范围，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即使我们现在还用不上零利率、负利率，用不上量化宽松，但其实量化宽松在中国早就用了，只不过不像西方那么明显而已，而且应用得很流畅，特别是财政要不要真正把它明确，哪些是政府的负债，政府用什么方式来获得这些资金，货币怎么投放，一定要提前研究，不能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没理清楚，不知道怎么办，那是很危险的。 实际上，要想理清楚很难，而且理得越清楚，受各种约束的东西也越多，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前面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时候我一直强调，形式不是问题，最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保证政府的逆向调节，财政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逆向调节的效果一定要好。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没有理清楚，短时间想理清楚是很不容易的。刚才讲到的央行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财政与货币的边界，实际上又涉及到根本上的问题，就是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我们在现有体制下能不能理清楚。前面像各位老师也都谈到了，现在什么叫国家外汇，央行用人民币购买的外汇是否叫国家外汇，还是应该由国家财政余额买的外汇才叫国家外汇，在今天政府的债券中央一体化管理的情况下它们俩应该怎么管、怎么用，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探讨，但是可能马上要理清楚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强调：形式不重要，实质是一定要把政策用好，把效果用好就OK。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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