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7月14日电 英国政府今日表示，2027年之前，将所有华为技术从英国的5G网络中删除，并从今年12月31日开始禁止向华为购买任何新的5G设备。 政府承认此举将使英国5G的推出推迟两到三年，并使成本增加多达20亿英镑。该政策是根据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针对美国制裁华为的影响提出的新建议。 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Oliver Dowden）在给下议院的一份声明中说，到下次大选之时，英国将在法律上不可逆转的将华为设备从英国的5G网络中完全删除。他承认此举将延迟英国的5G推出。 华为在3G、4G和光纤宽带基础设施中的现有技术将保持不变。该禁令适用于网络中的技术，不包括个人使用的电话或平板电脑。 华为发言人爱德华·布鲁斯特表示： “这个决定令人失望，对英国所有的手机用户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这为可能会让英国落入数字发展的慢车道，增加消费者的通讯开支，并加深数字鸿沟。此举非但不能‘提高’，反而在降低发展水平，因此我们恳请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我们有信心，美国的新管制措施不会影响我们为英国提供的产品的韧性和安全。 很遗憾，华为在英国的未来发展被政治化。此举是源于美国贸易政策，而不是安全问题。过去20年来，华为在英国聚焦构建更好的网络联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为客户提供支持。 我们将仔细审视今天的声明对我们未来英国业务的影响，并与英国政府沟通，阐明我们会如何继续助力英国构建更好的网络联接。” 另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网站7月8日的消息称，7月6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回答记者提出的“如果英国把华为排除在其5G建设之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问题时表示，这会损害英国标榜的开放、宜商、自由、透明的形象，会损害英国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也会向在英中国企业发出非常负面的信号，同时这也关系到基本的信任问题。（白天行） (责编：杨牧、刘洁妍)
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同时，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感谢梁建章先生继续和我讨论，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 梁建章新发表文章中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都在鼓励生育，人口快速增长，为什么单单中国要进行人口控制？ 但是，如果真的了解全球的情况就会知道，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吗？ 在我之前文章的评论区，也有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凭什么那些国家可以多生，我们就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在我看来，以适量的人口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财富，才能达到增长的目标。因此，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梁建章在回应我的观点时，特别谈到人口密度问题，他以日本、德国、英国为例，提出“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原因在于，仅仅是将人口密度进行简单的横向对比，并不科学。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只是就人口密度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会出现很大偏差，也没有什么意义。人口密度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因素。 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再如，以国土面积来看，我们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中国约15%左右，美国约20%左右。以此来计算人均占有耕地资源，中国是不到1.4亩，而美国约10亩，我们仅仅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更不要说农业人口平均占有其他资源的水平了。 再来看日本，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这是需要通过非农产业吸收足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而中国由于人口规模过于庞大，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已经处于瓶颈。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比看上去要复杂。显然梁建章虽然长期从事人口问题研究，但是却被局限于人口数量的加减法关系中，而忽视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人口规模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并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寡，重要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多少。 要在全球格局中认识人口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是否过多，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但之前的讨论更多立足于中国本身。实际上，人口问题不仅事关中国自身发展，还关系到全球竞争格局。也就是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表面上是美国误认为中国要挑战老大的地位，其实隐含着对未来全球资源分配格局的深度担忧。也就是说，当中国14亿人口中即使其中一部分达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水平，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未来对于资源的分享，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了美国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世界资源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更不要说中国所有的人口都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未来中国承担的外部性后果将会越来越严重。 虽然我在过往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机会，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会给科学技术和新产品市场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发展空间和人口规模虽然可能会给一部分国家带来机会，但是对另一部分国家而言，可能更多是挑战。实际上，有些国家似乎是以价值观体系的名义提出挑战，其实背后的动力还是经济利益，这已经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中国现今面临着外部的挑战和压力，无论这些挑战和压力是来自于价值观，还是经济或者是军事，无疑都会大大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并且直接影响到增长速度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每个国民的生活水平。 必须意识到，当前的全球形势，是我们讨论人口问题的基础之一。中国已经有14亿的存量人口，在现在的形势下，如果仍主张所谓积极扩张的人口政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毕竟谋求发展不再单纯只是中国自己的事，还涉及到世界资源的总量、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能源供给和高科技市场空间格局的转变。毕竟，我们并不能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而是要适应这种既定的空间发展格局，讨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存状况，以及能够更多地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的成果，而不是去生育更多的人口，不仅仅给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为全球带来压力和危机。 要认清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回顾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但凡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问题，很少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取军备措施，也是防范未来各种对于自身利益的侵袭。任何一个国家的无限度扩张并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会，而是带来压力。 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在低水平消耗资源的发展阶段，没有人可以与发达国家产生竞争。但是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以及自身的高速发展引发的世界资源分配格局的重组，显然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想象。因此到底是通过与中国以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甚至采取更为激烈的防范政策，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主题。当然，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也有许多国家认清现实，更希望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机会，采取合作或者公平竞争的方式，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往和交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的挑战的存在，特别是少部分国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限制和防范的方式遏制我们的发展。 当然，可以假设有这么一种理想的封闭发展模式，不考虑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人口，同时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消费市场，从而得到无限的发展空间。但实际上这种理想模式并不存在。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带来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外部压力而造成增长的放缓。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也就有了更多的市场空间来强化国际合作，也可以有能力应对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许多挑战和难题。 如果搞清楚这些，中国为什么还要走人口扩张，摊薄人均资源，以至于降低收入水平以及影响整体发展的道路呢？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据华为官网13日深夜消息，华为今日发布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5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 净利润率9.2%。其中，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596亿元人民币，企业业务收入为363亿元人民币，消费者业务收入为2,558亿元人民币。 华为表示，当前，各国正在努力应对疫情挑战，ICT技术不仅在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经济复苏的引擎，华为愿意和运营商、各行各业伙伴一起努力，保障网络稳定运行，加速数字化转型，助力各国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全球产业链的开放合作和互信愈发重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华为都将致力履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义务，继续努力生存和向前发展，为全球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做出贡献。 美国上半年彻底封杀华为 今年上半年，美国意图彻底封杀华为。5月15日，路透社披露称美国政府意图对华为“卡脖子”，即正在更改一项出口规则，意图打击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路透社、法新社就此事询问中国外交部，中方是否会对美国采取报复性措施？ 16日，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将坚决捍卫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不合理打压”（unreasonable suppression）。 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摧毁了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和价值链”。 15日晚消息被披露后，中方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如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方将予以强力反击，或涉高通、思科、苹果及波音等美企。 美国采取行动切断华为全球芯片供应 5月15日发布的报道称，美国商务部再度延长华为的临时许可到8月13日，但同时他们正在更改一项出口规则，意图打击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根据这项规则变动，即使芯片本身不是美国开发设计，但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就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向华为或其附属公司提供芯片。华为继续获取某些芯片或使用某些美国软件或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也需获得美国的许可。 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切断华为在全球的芯片供应。消息一出，引起了高通、思科、苹果、波音等美企股价的剧烈波动，高通2小时跌幅一度超7%，可谓是不惜牺牲美国企业利益也要打击华为。 为遏制华为，美国商务部算是彻底撕破脸了，采取了最凶狠的方式：即便是在美国境外为华为生产芯片的晶圆厂商们，只要使用了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都需要申请许可证。 这意味着，全世界所有公司，只要用到了美国的设备与技术。帮华为生产产品，必须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美国正式启动“无限追溯权”，要对华为“全面封锁”。 不仅芯片巨头台积电不能再为华为代工，联发科，三星等其他外国工厂也不能，就连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紫光，甚至华为自己的海思，理论上都无法再给华为供货。因为全球几乎所有的芯片厂，都或多或少的使用了美国的生产设备，包括中国本土企业。 华为发了一张图回应 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5月16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了一条题为“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的文章，并配上了一张图。 文章只有两句话：“回头看，崎岖坎坷”，“向前看，永不言弃”。配图则是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孔累累的伊尔2攻击机，依然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返回。 5月18日，在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另外，华为轮值董事长的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 我们皮糙肉厚，相信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以“共创共赢，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主题的HAS 2020 全球分析师大会开幕，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以“跨过时艰，向未来”为题，发表演讲。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发言 就在三天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两条针对华为的制裁新公告。计划修订出口管理相关规则，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生产半导体的能力，比如华为海思用美国技术设计的半导体产品要受管制，再比如在美国境外为华为生产芯片的晶圆厂商，只要使用了美国设备，就需要申请许可证。 郭平说道，美国的禁令下，“我们手忙脚乱，一直在和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沟通中。美国给我们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但好消息是我们还活着，并且研发、库存都大幅增加。” 他还表示：“美国商务部的新令，我们不可避免受到巨大的影响，但是有了这一年的磨练，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信心会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不理解，为什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这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郭平还表示：“尽管遭受打压，华为公司也绝不会走向封闭、走向孤立主义，我们仍然会坚持全球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战略也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我们去年对美国采购了187亿美金，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 华为发声明：预计业务将不可避免受影响 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 以下为华为声明全文： 华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自2019年5月16日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 然而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扼制华为的发展，无视诸多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担忧，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在此规则下，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美国政府为了打压别国的先进企业，罔顾华为全球客户和消费者的权益，这与其一直鼓吹的保护网络安全的说辞是自相矛盾的。 本次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2020年7月10日，人民银行举行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研究局局长王信、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出席发布会，发布解读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并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学东：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发布2020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今年以来，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对中国经济也带来了严重冲击。面对这种情况，金融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果断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应、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千方百计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北京从6月11日开始的新发地疫情也得到了控制，已经连续四天清零。从金融运行看，前期的各项数据也显示出经济发展逐步回归正轨。有国际媒体评价中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上半年的金融运行情况怎么样？货币政策的成效如何？下一阶段政策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 今天参加发布会的除了大家熟悉的调查统计司阮健弘司长、金融市场司邹澜司长，我们这次也请了研究局王信局长、金融稳定局孙天琦局长，货币政策司郭凯副司长参会。 首先请阮健弘司长发布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阮健弘：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面我通报今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的基本情况，这些数据也在人民银行网站上同步发布。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应对疫情变化带来的新挑战，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持续优化信贷结构，完善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总体看，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高于去年。 首先我通报社会融资规模的情况。初步统计，2020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累计为20.8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6.22万亿元。6月份当月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是3.4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8099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是2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 接着是货币供应量的情况。6月末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60.43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的余额是7.9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上半年净现金投放是2270亿元。 贷款的情况。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71.32万亿元，同比增长13%，人民币的贷款余额165.2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2.42万亿元。外币贷款余额是8643亿美元，同比增长5.6%。上半年外币贷款的新增量是774亿美元，同比多增536亿美元。 存款的情况。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21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人民币的存款余额是207.48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和2.2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4.55万亿元，同比多增4.5万亿元。外币存款余额是7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币存款新增206亿美元，同比少增119亿美元。 银行间市场成交和利率的情况。上半年银行间人民币市场以拆借、现券和回购方式合计成交669.11万亿元，日均成交5.53万亿元，日均成交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7%。6月份同业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是1.85%，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高0.6和0.15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是1.89%，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6和0.15个百分点。 下面是外汇储备和汇率的情况。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是3.11万亿元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是1美元兑7.0795元人民币。 最后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情况，上半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2.19万亿元、0.89万亿元、0.51万亿元和1.21万亿元。 以上通报的是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的基本情况。 周学东：谢谢阮司长。大家可以看到，上半年金融数据中，有三组数据增长还是比较高的。一是社融，同比增长12.8%，比去年同期高1.6个百分点。比我们4月份发布的一季度数据也是高的。第二组是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11.1%，比上年同期高2.6个百分点，增长的幅度也是比较高的。第三组数据就是人民币贷款，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2%。有一段时间社融和M2的增速都在8%左右，所以总量的恢复的还是比较快的。 下面请大家提问。 人民日报：我们注意到今年上半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明显高于去年，请问该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特别是这一情况是否存在着引发通胀和房价上涨的预期？另外当前社会也比较关注下半年的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走势会如何？ 阮健弘：感谢人民日报记者的提问。从刚才通报的数据来看，可以看到上半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在持续的加大，具体的表现就看到总量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都明显高于去年，全社会的流动性是合理充裕。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先看广义货币供应量，6月末M2的同比增长是11.1%，把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总量分解来看，就是看构成的主体。上半年保就业的政策在加码，这个政策确保居民的收入保持平稳。所以从金融这方面来看，可以看到住户的存款同比多增了1.51万亿元。 从企业部门来看，金融体系落实稳企业的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企业的存款上半年同比多增3.44万亿元。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在密切的配合，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的存款投付和支出的速度都在提升，这两者的存款上半年是同比少增9199亿元。 从狭义货币看M1，6月末M1的同比增长是6.5%，这个增速比上月末是低了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从狭义货币的量上来看，上半年单位活期存款同比多增了9660亿，也就是说单位的流动性同比多增的比较明显。整个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超储率是1.6%，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低了0.4个百分点，应该说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为畅通，传导效率明显提升。货币乘数是6.92，比去年同期高了0.79，处于历史上较高水平。整体上来看上半年金融总量是充足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是比较高的，有效的支持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是处于基本平稳的状态，供需两方总体上来说比较平衡，货币政策也是保持稳健，而且更加灵活适度。应该说我们的经济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通缩的基础。大家也关心房地产的状况，从中央银行的监测来看，房地产融资也在保持比较稳定的状况，5月末全口径的房地产融资增速10.3%，这个增速比同期的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要低2.2个百分点。 下半年金融系统将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对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将保持平稳增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在结构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房地产和基建回暖的情况如何？对于小微和制造业的支持情况怎么样？ 阮健弘：我回答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请邹司长补充。6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速是13.2%，这个增速比去年同期高了0.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的人民币各项贷款是12.09万亿，同比多增2.42万亿，应该说同比多增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从贷款的结构上来看，应该说人民币贷款绝大部分都投向了实体经济，企事业单位的贷款增长是8.77万亿，占各项贷款新增量的72.6%。这个当中从期限上来看，短期贷款同比多增1.36万亿元，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37万亿元，这点是非常有利于支持企业的复工和复产。 上半年企业贷款增加比较多，应该说实体企业的资金需求增加和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近期我们对全国300多个地市进行了信贷需求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是企业的信贷供需两旺，金融机构审批贷款的提款率上升的比较明显。调研的银行当前已经审批的企业贷款规模大体上超过了去年的前三季度。企业的资金需求也比较旺盛，提款率比去年要高5.1个百分点。从结构上来看，当前的信贷供给比较好的匹配了企业的流动性需求和全社会的抗疫资金需求。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省份的银行基本上是应贷尽贷、应贷快贷。湖北省在工作日减少较多的情况下，审批贷款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前三季度。中小企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上升了7.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行业的贷款提款率比去年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如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这些行业的贷款提款率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1.1和9.5个百分点。 从行业数据来看，制造业、基础设施业、房地产业的增速也都是在预期的范围之内，这方面我想邹司长更加权威，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邹澜：我做一些补充，今天是7月10日，截至6月末的数字还没有出来，所以有一些数据相对老一些。一方面，普惠小微贷款从前五个月的数据来看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截至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12.9万亿，同比增长了25.4%，增速高于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速12.2个百分点。前五个月增加的普惠小微贷款是1.4万亿，同比多增长了5381亿元。另一方面，5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23%，比上年末下降了0.65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已经支持了2863万户的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了21%。 6月1日我们又发布了三个文件，包括两个政策工具和一个指导意见，从初步情况来看，6月份整个普惠小微的贷款增长应该是能够保持过去几个月势头的，可能还略好一点。 制造业方面。截至5月末，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4.28万亿，同比增长19.6%，这个增长速度创2011年2月以来新高。其中，高技术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40.9%，继续延续了过去几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又提高了2.5个百分点。制造业的贷款快速增长，首先是得益于制造业这些年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成效得到显现。另外，从我们跟金融机构的沟通情况来看，最近几年随着不断的优化信贷结构，商业银行自身对于制造业贷款和金融服务的重视程度应该说是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高。除了落实央行和银保监会的政策指导之外，很多金融机构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认识到长远的发展离不开对制造业的支持，实际上金融业和制造业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所以这么多的资源向制造业倾斜，在数字上有所体现。 房地产市场方面。关于房地产市场本身，住建部门和国家统计局都有相应的数据发布。从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情况来看，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房地产开工建设和销售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态势。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我们一直是着力于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把投向房地产的金融资源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早些年大家都很关注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例，曾经高达43%、44%，这些年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这个比例逐年下降，今年1-5月份占比已经降到25%。 周学东：在社会融资规模构成中贷款是最主要的，人民币贷款上半年增长13.2%。在结构上，大家能看到信贷资源都投向了哪些领域。制造业是我们的支柱产业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背景下又是最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很多都是中小微企业。制造业前5个月增长19.6%，预计上半年比全部贷款增速高出7个百分点；中小微贷款的增长25.4%，已经高出12个百分点。刚才介绍的普惠概念，是指单户授信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再加个体工商户，还有小微企业主的经营性贷款。制造业贷款增长19.6％，普惠口径增长了25.4%，反映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请继续提问。 彭博社：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之前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新闻就是金融稳定再贷款的利率下调，我们之前都没有看到太多有关金融稳定再贷款的数据，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发放了多少？发放给了什么机构？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获得金融稳定再贷款？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走回正轨，我想问一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已经开始退出应对危机的模式转为更为正常化的模式？ 郭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想说几点。第一个是我们货币政策和欧美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我们国家虽然遭受疫情严重的冲击，金融市场也出现过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的经济运转和金融市场的运转是正常的，没有出现恐慌、市场失灵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是一个正常的货币政策。这个和欧美的市场特别是美国今年3月份发生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美国3月份发生了严重的市场问题，它原先流通最好的国债市场都出现了问题，使得央行必须用非常规的手段来介入市场。我们和他们情况是不同的。 第二，今年疫情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有两个主线，第一个主线就是正常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通过总量、价格、结构工具来提供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使货币信贷能够为经济复苏提供足够的支持。第二个是针对疫情出台的一些特殊的、阶段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出台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目的就是在当时保障医疗产品的生产和重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比如说在春节后开市前两天投放了1.7万亿元的流动性，这个投放和以往相比是超常投放，当时投放的时候是为了保证春节后开市市场正常的运转。后来做了5000亿元的支持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它是为了使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中小微企业能够得到信贷支持，支持他们复工复产。比如说6月1日出台的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还有支持信用贷款的发放，这是为了给受到疫情冲击比较严重的企业获得现金流支持和必要信贷支持提供帮助。这些措施都是针对疫情的特殊情况和不同的特点设计的，本身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措施，它们是针对不同时点需要来设定的。当政策设定的情形不再适用的时候就自动退出了，比如说3000亿元的再贷款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现在医疗产品的生产产能已经很大了，物资保障非常的充裕，所以3000亿元再贷款完成使命，已经退出了。比如说5000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的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已经完全复工，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所以这5000亿元的复工复产再贷款到6月30号也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退出了，不再继续发放了。比如说春节后超额投放流动性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随着金融市场交易恢复正常的运转，价格发现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再超额投放流动性了。这些政策措施确实是根据疫情的变化，完成了使命就退出了。 关于金融稳定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的目的一般是处置金融风险，是人民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一个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下调了所有的再贷款利率，也包括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主要考虑是为了支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实金融稳定再贷款使用是非常少、非常罕见的，需要经过非常审慎的评估，充分考虑了出险金融机构的情况和金融风险的紧急性和系统重要性以后，在别的工具比如说行业保障基金和金融机构自身的资金没法保障安全，同时这个机构又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时候，才会选择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来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我们最近一次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就是在包商银行的处置过程中，当时因为包商银行的体量比较大，如果不使用金融稳定再贷款可能会引发一些金融风险。随着蒙商银行的成立和包商银行的处置基本完成，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的扩散，人民银行的这部分金融稳定再贷款的作用也会逐渐被别的资金替代了，比如说存保基金，金融稳定再贷款就会退出。 周学东：补充一句，这次是各个种类的再贷款利率都下调了，金融稳定再贷款只是再贷款当中的一个品种，使用并不多，量很小，主要是支持实体经济发放得多。比如，3000亿保供的再贷款就是低成本支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提供精准、直达的资金支持。因此，下调再贷款的利率主要是为了体现对实体经济进行支持，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对企业的贷款利率。 请继续提问。 上海证券报：我们注意到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我想请问一下推动这个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哪些？ 阮健弘：上半年为了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金融体系持续加大对疫情防控和对实体经济支持的资金力度。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刚才从通报的数据上可以看到。从融资的结构上也有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增强。上半年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新增量是12.33万亿元，这也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多增了2.31万亿元。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的支持幅度大幅度增长，占比是明显上升，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上半年企业债的净融资是3.33万亿元，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去年全年是3.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了1.76万亿元。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是2461亿元，几乎是比去年翻一番，比去年同期多增1256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862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4250亿元，也就是比去年同期是下降的。这三方面的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比重就达到了19%，这个水平比去年同期高了7.7个百分点，就可以看到直接融资的占比是明显提高了。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体系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发力，国债和地方政府的专项债融资力度比较大。上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净融资是2.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03万亿元。国债的净融资是9880亿元，比去年同期多5729亿元，尤其是6月份，6月份特别国债的发行，当月的国债净融资4392万亿，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好“六保”任务。 证券时报：咱们上半年新增社融和信贷的规模很高，但是市场担心下半年持续性，想了解一下从目前情况看，下半年的实体经济融资需求预计是什么样的趋势？还有在陆家嘴的时候易行长已经提出了全年新增的累计贷款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会有什么样的保障？ 阮健弘：刚才我也向大家介绍了上半年的情况，包括我们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做的下半年信贷需求情况的调查。从现在的发展情况和调查情况来看，正像前面向各位媒体朋友介绍的，预计下半年货币信贷以及社融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郭凯：信贷上半年同比多增2.4万亿元，全年如果按照易行长说的20万亿元左右，大概可以估计一下，下半年货币信贷基本上和去年相比是略微有所增加的水平，大概就是20万亿元左右。因此我们预测下半年的信贷需求还是比较平稳的。 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我们现在更加强调适度这两个字。适度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的话，快于经济复苏就会产生资金淤积，产生信贷资金没法有效使用的问题。第二个是价格上要适度。一方面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向实体经济让利。国务院也有1.5万亿元让利的要求。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过低也是不利的，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的问题，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产生资金可能流向不应该流向领域的问题。所以利率适当下行但也不能过低。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保持总量的适度，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另外又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特别是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继续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经济发展和稳企业保就业提供有利条件。 路透社：我想问一下临时性的政策工具逐渐退出，下半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更多地依赖传统的降息、降准的政策工具来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3月底的时候国务院1万亿元的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这个进展怎么样？ 郭凯：我首先要澄清一下，上半年的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依靠传统货币政策。一方面我们是保持总量的适度，通过三次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以及安排一些政策性银行信贷支持，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融资增长等等，上半年推出的正在实施中和将要实施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大概是9万亿元左右，总量上是足够的。这些政策都是比较长期的政策。 第二是推动利率的下降。2月份调整过一次再贷款利率，调降了25个基点，后来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标利率，1年期的LPR利率都下降了30个基点， 7月1日又把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调低了25个基点。通过这些政策引导利率下行来进行逆周期调节，同时向实体企业让利。 第三是用了一些结构性的政策工具，我刚才说了3000亿元再贷款、5000亿元再贷款、1万亿元普惠性的再贷款，安排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发放普惠贷款，最近还创立两个新的工具，都是结构性政策引导信贷向一些特定的主体投放。 目前3000亿元和5000亿元再贷款已经执行完毕了，中小企业信用贷款的支持计划以及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还刚刚推开，还在逐步发力中。下半年经济恢复正常，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常态的状态。 刚才还问到了1万亿元再贷款的情况，目前落实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到7月7日，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包括贴现总共是3747亿元，支持企业和农户是66万户，户均贷款57万元，说明贷款确实是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普惠性也是比较强的。3747亿元里涉农贷款是477亿元，扶贫贷款是23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是1927亿元，贴现是1107亿元。 邹澜：实际上5000亿元也好，1万亿元也好，都是聚焦于普惠小微的贷款，尤其是对于地方法人银行的。刚才我介绍了普惠小微贷款的整体情况，我想之所以能够达到现在的态势和水平，跟这些政策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方面，是给地方的法人银行有一个较好的激励，使得他们更有积极性拓展这方面的业务，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补偿，因为与地方法人银行正常在市场上获得的资金成本相比，再贷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的，这使得他们可以更多的降低小微企业的利率，拓宽支持的覆盖面。 刚才也介绍了户数的数据，现在已经支持了2800多万户。跟市场监管总局的所有小微市场主体户数数据相比，实际上信贷支持覆盖面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这几年普惠小微一直在保持快速的增长，再要往上提升覆盖面的比例，跟以前相比在边际上是要更困难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特殊的疫情背景下，5000亿元、1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对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使更多的小微企业能够获得贷款，应该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金融时报：我们知道社会上一直非常关注小微企业的融资，上半年央行出台了很多针对性措施支持小微企业的融资、贷款，我想问一下今年上半年疫情发生以来，小微领域的总体贷款增长情况怎么样？另外“三农”领域的贷款增长情况怎么样？ 阮健弘：我先介绍一下“三农”贷款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跟媒体朋友的见面会是比较早的，10号就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很多结构性的数据还没有出来。现在给大家看到的结构性数据，“三农”的是到5月末的数据。到5月末农业贷款余额是4.23万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上年末高4.9个百分点。前5个月农业贷款新增量是2878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量的比重是3%，这个占比也比上年末高2.5个百分点。实际从经济增长来看，大家也看到了第一产业也增长的不错，应该说这里也有金融支持第一产业增长发力。 从农村来看，农村贷款的余额是3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增速比上年末高2.7个百分点，前五个月新增的农村贷款是2.09万亿元，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是21.7%，这个占比比上年末高6个百分点。从农户来看，农户贷款余额是10.96万亿，同比增长12.6%，增速比上年末高0.5个百分点，前五个月新增的农户贷款是6583亿元，增量占住户部门贷款增量的比重是25.6%，这个占比比上年末高9.6个百分点。小微贷款的情况刚才邹司长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补充一点，就是5月末的时候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中的信用贷款比重占16.3%，信用贷款的占比比上年末高2.8个百分点。 周学东：结构性的数据还没有出来，过几天会在网站上发布。刚才的结构性数据是5月末的数据，我相信6月末的数据会比这个数据高一些。媒体朋友可能要问，制造业、小微普惠、“三农”都增长的很高，什么领域降了呢？实际上，这两年贷款里降的比较多的是融资平台的贷款。过去地方融资平台数量不多，但贷款量很大。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三农”都增加的比较多的同时，有些领域实际上是明显压降的，比如房地产就是降的，不管是开发贷还是按揭贷，这两年降得都比较明显。 请继续提问。 经济观察报：我想问一下前几天有一个课题建议资管新规延期两年，到2022年底，我想问一下央行怎么看一下这个课题的建议？第二是想问一下目前影子银行的规模有多大？ 孙天琦：2018年4月资管新规出台以来，资管产品实现了平稳有序转型，总规模稳中有降，整体风险持续收敛，实体经济融资没有受到存量业务整改的影响。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资金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现象得到遏制，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净值性产品占比稳步上升，资管资金通过增加金融债、企业债投资的方式，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这些情况已反映在阮司长刚才回答的社会融资规模等结构数据中。 目前，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暂时出现了萎缩，我国经济也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确实也增加了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难度，市场非常关注资管新规过渡期相关政策。有些人建议严肃市场纪律，严格执行资管新规，有些人建议延长过渡期一年，刚才记者朋友所提到的研究报告建议延长两年，都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和道理。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坚持资管新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密切跟踪监测资管业务规范整改的情况，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相关工作，稳妥有序推进资管行业的整改与转型。 周学东：各界对资管新规延长的建议比较多，但是无论是延1年、2年还是3年，对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必须要转型的，再回到过去大搞表外业务、以钱炒钱、制造金融乱象是不可能。我们看到，过去两年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比如说委托贷款今年上半年减少了2300亿，而去年和前年减得更多，去年上半年接近5000亿。不规范的影子银行的规模明显在压缩，从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也能看得出来。具体的数据可以请阮司长详细介绍。 阮健弘：经济观察报的朋友问了一个影子银行的概念，大家通常的理解影子银行就是银行体系以外的信用中介，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主要是关注资管产品，刚才周学东主任介绍的委托、信托都是底层资产，资管产品的口径是从机构的资产方面来对它进行统计。现在是“一行两会一局”共同建立的资管产品的统计制度，统计范围还是比较全面的，包括八大类，这里面有银行的非保本理财、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专户、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产品、保险的资管产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资管产品和公募基金，到今年5月末这些资管产品直接汇总的资产总量是90.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4万亿，同比增长3.5%。 说起资管产品大家肯定非常关注风险，风险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之一。我给大家通报一下基本情况，总体来看资管产品的风险是进一步的收敛。一是同业交叉持有的占比持续下降。5月末资管产品的同业资金来源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比重49.8%，比年初下降了1.2个百分点。第二个是杠杆率回落，杠杆率的概念比较多，这里说的杠杆率是总资产跟募集资金的比例。资管产品的负债杠杆率平均为107.7%，这比年初回落了0.9个百分点。第三是净值型产品占比持续上升，5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的余额是60.3%，大家可以看到这类产品大幅上升，比年初高了4.9个百分点。第四是非标准化的债权规模在持续减少。5月末资管产品投资的非标准化的债权类资产规模同比下降7.6%，比年初多下降1.2个百分点。大家可以看到资管产品的风险整体上在进一步收敛。 因为资管产品风险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所以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也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应该说我们的资管新规在现实当中效果还是比较好的。5月末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2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43.6%，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从结构上来看，新增的投向实体经济的底层资产主要是企业债券和股票这些标准化的资产。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个别理财产品出现了浮亏的现象，道理上说市场变化必然会导致净值产品的波动，这点是合理的，大家可以看到净值产品的占比已经占60%了，这么大的规模，阶段性的浮亏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从我们掌握的数据整体上来看，5月末全部资管产品的资本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比年初增加了五千亿，大家可以判断资管产品总体上收益是正的。 周学东：老的资管产品的压降也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过去很多金融机构愿意做资管，是因为可以规避很多的监管，不用缴存款准备金，也不需要提取坏账拨备，成本很低，账目上收益率显得很高。刚才阮司长介绍现在总规模是90万亿，增长3.5%，规模总体上是稳定的。资管新规不是说要把资管产品压没了，主要是压非标，非标穿透了就是信贷资产，也就是除了银行之外的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做信贷业务。银行做的理财产品，投资出去，不放在表内，实际上是贷款，绕监管、绕规模，不按照表内资产控制和管理风险，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去年以来我们看到贷款增长很快，但非标压了不少。有些从表外回到表内，占用的也是贷款资源，体现了贷款增长，是一个替代。现在的影子银行，内部结构在调整，风险大大降低。刚才阮司长讲到净值型产品占比在提高，来自同业的负债占比在下降，这是一个好的迹象，系统性风险明显得到治理。关于资管新规延期，因为今年疫情冲击，应该延期。但也有机构、学者建议不能延太长，可能延一年是比较合适的。 财新：6月初出台的两个新工具请介绍一下使用情况怎么样？还有最近两次调整再贷款利率，最近十年来第一次调整再贴现利率，我看再贷款、再贴现工具用的比较多，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的关系对于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什么？它跟传统工具之间的配合是怎么样的？还有最近看到安信信托、川信曝露了很多风险，在处置过程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兑付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一方面投资者想全部兑付，但是另一方面资管新规打破了刚兑，所以从监管当局的层面咱们怎么去平衡投资者对利益的保护以及打破刚兑还有道德风险？怎么去区分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风险以及信托公司自己因为不是很合规的操作造成的风险？ 郭凯：其实这是挺重要的创新，一个就是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应延尽延。一个就是激励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投放。这个政策是6月1日出台的。现在刚刚铺开，各个地方分支机构还在熟悉摸索怎么样把这个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状态。延期还本付息起步是顺利的，具体的进展数据还没有摸上来。对于信用贷款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操作，银行放完信用贷款之后到我们这儿来申请再贷款。信用贷款截止到7月3日，约一个月期间我们支持了1598家地方法人银行，一共给109万户企业发放了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0万笔，总共是1326亿元，所以撬动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才出台约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1326亿元的信用贷款发放，这里很大的一块是互联网银行以及传统商业银行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发放的信用贷款，单笔的贷款很小，就是两、三万元，但是给尾部的客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大部分应用的对象是地方法人银行，也就是比较小的银行，再贷款给他们提供了比较稳定的、低成本的、期限也比较长的资金来源，通常再贷款期限是一年。而这些地方法人银行规模比较小，通常的资金利率比较高，又是服务县域经济、小微企业、农户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定向的政策，对这些银行提供支持，最终通过他们来服务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服务对象也就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实现货币政策更加有效传导。再贴现其实是支持票据的贴现，票据是经济运行中很重要的一种支付和融资方式，很多企业把票据贴现作为融资手段，而且是一种相对比较便宜的融资手段。再贴现等于是给融资手段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对产业链、对商务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澜：郭司长已经说得很全了，我补充几点。正如刚才郭司长提到的6月1日发布的这两项政策工具，到今天7月10日，大概40天的样子，因为政策下去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各方对政策的消化和磨合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需要一段时间。从我们现在对这一个多月掌握的情况来看，一个是政策大家反响比较热烈，基于现在稳企业保就业的突出形势，各方面的工作很积极。我们也通过召开视频会议方式想办法加快传导过程。数据还在统计过程中，但已经有一些点上的信息包括数据，最近人民银行会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外发布。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企业掌握好、用好这个政策，使金融机构之间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建议大家密切关注，帮我们继续做好宣传。 刚才郭司长说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第一期资产绝大多数是6月1日之前发放的，那时候中小银行还不知道会有这么一个额外的激励。刚才阮司长也提到了，这些年信用贷款的比重总体上是往上的，另外有一些资产，因为手续的原因，实际上是延放的，按照政策接下来还可以继续报帐，估计往后会比这个数字更好。比如说，有地方法人银行反映，他们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政策反响很积极，在内部也有一些政策的安排，在紧锣密鼓的落实。总的感觉是，过去地方法人银行在信用贷款方面放不过大行，而在政策的支持下，他们觉得信用贷款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幅度。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关注到一个情况，这两项工具对小微企业、对稳企业保就业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工具本身的支持数字，它等于是给了小微企业更多的选择空间，跟其他的政策工具之间产生了很显著的协同效应。比如说，延期还本付息的政策工具不仅仅激励了银行更高效的办理贷款延期，而且使小微企业在应对疫情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和方法来进行负债管理，可能一些企业在比较之后，觉得去申请新贷款比延期原有的贷款更好，他们也就会选择新申请贷款等其他方式来缓解流动性压力，所以这项政策的效果实际上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更综合性一些，毕竟，这两项政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促进更好的稳企业、保就业。 孙天琦：刚才关于几个信托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有关投资者、消费者的问题，这几个风险处置案例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研究方案，人民银行也在紧密配合。第一，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压实相关金融机构和相关股东的主体责任。第二，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这些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平选择权、财产安全权、求得赔偿权等合法权益。第三，加强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树立“收益自享、风险自担”的风险责任意识，准确评估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产品处理上，要严肃市场纪律，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第四，对监管部门而言要举一反三，加强金融业行为监管体系的构建，规范类似产品的销售行为，杜绝欺诈误导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国际电视台：请问央行对下半年经济走势的看法？关于北上资金的问题，现在经济形势好转，市场逐渐高涨，接下来央行对于热钱的流入会有怎么样控制的政策的考量？ 王信：我从研究的角度谈一下看法。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我国跨境资本的流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属于正常现象。央行相关部门，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都高度重视热钱流动现象。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热钱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很大。但共识是，对于短期内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也要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当然也包括一些微观的监管来进行风险的防范。这是因为，短期内跨境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会冲击、影响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健。目前，世界各经济体都采取了很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尤其是欧美主要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力度非常大，有可能造成短期资本在全球的大规模流动。而且我们看到，某些新型经济体已经受到了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甚至可能出现金融风险。特别是那些在疫情之前，经济和金融都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体，加之这些经济体防疫体系、卫生健康体系比较弱，他们受疫情冲击的影响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受到热钱的冲击也就更大，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总体上，我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能力都很强，包括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金融体系稳健性，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对下半年及下一阶段经济形势的看法。总体上，我国经济运行目前持续好转，从各项经济指标看，这个态势比较明显。最近几个月，随着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各项金融货币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投资等都在边际改善。下半年及未来一段时期，这种好转的态势仍将持续。从投资来看，我国以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以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落地，有望使得投资成为促进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推动力。消费也明显呈现边际改善的情况，出口增长虽然可能下滑，但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出口状况相对较好。预计未来物价总体上是稳定的，CPI涨幅或有所回落，PPI同比跌幅收窄。6月份PPI环比变成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生产投资、制造业的形势在进一步好转。总之，下半年以及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会继续维持向好的态势。 周学东：统计局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指标里，有一个数据我们感到比较欣慰，就是CPI同比上涨2.5%，比预期要低。因为一季度生产端受疫情冲击很大，影响的是供给。如果说在消费保持一定规模的情况下，供给端出现供应短缺的话，必然会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但是6月份CPI同比上涨2.5，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刚才说PPI环比上升为正，说明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所回升，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 经济参考报：大家比较关心上半年末我们整个宏观杠杆率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可能大家比较担心上升比较快，所以风险怎么看待？ 阮健弘：4月份我们通报一季度数据的时候就讨论过宏观杠杆率的问题。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我们测算我国宏观杠杆率是提升了14.5个百分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二季度宏观杠杆率还会上升。 但是我们要看到背后的机理。当前宏观杠杆率上升是逆周期政策调节，支持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上升，上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交流了这个看法。这种阶段性上升是金融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这实际上是为了未来更好的保持合理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今天我们这么做是为未来合理宏观杠杆率的水平创造条件。从现在来看，虽然二季度宏观杠杆率还会上升，但更要看到逆周期政策支持实体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前面几位司局长都提到了，经济和生产秩序都在加快恢复。刚才王信局长提到的消费边际改善，新基建、投资的重要拉动，出口好转等， PPI环比为正，应该说金融逆周期调节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效果都在体现。我们对全国1万家实体企业调查显示，截至6月15号，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去年二季度的平均水平。服务业的开工率已经回升到了90.7%。所以，逆周期政策提供信用支持已经在实体经济方面取得效果，我想当前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是允许的。 周学东：最近媒体比较关心银行对企业让利1.5万亿元的情况。请郭司长再解读一下。 郭凯：这1.5万亿元分三块，一块是利率的下行实现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让利，这块大概是9300亿元，包括贷款利率下行，包括债券利率的下行，包括通过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的这些优惠利率贷款的发放，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通过引导利率下行，最终会实现大概约9300亿元的让利。 第二块就是我们测算如果直达政策工具能达到一定规模，包括前期还本付息政策，就是疫情爆发之后当时是把贷款延期到6月30日，后来我们又出台了两个新工具，把普惠小微贷款延到明年，最晚是3月份。这块包括减少企业的罚息和高息过桥贷款要付的额外成本，可能会增加的一些不良贷款，企业减少的担保费用等。所有这些东西测算在一起，这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加上前期的延期还款付息政策工具大约让利2300亿的规模。 第三块是通过银行减少收费3200亿元，包括前期已经减少的收费，后面全年还要继续减免的收费，特别是落实6月1号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的通知》。 所以利息方面是9300亿元，直达工具和延期还本付息是2300亿元，减少收费是3200亿元，这三大块加在一起大数是1.5万亿元。 周学东：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中国股市的放量暴涨再次让全世界回头。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大都来自端午节后的两周。期间，中国央行10年来首次下调了再贴现利率，中国证券金融公司也下调了券商的保证金要求。市场将这一消息解读为中国央行有继续宽松的倾向。关于放松券商保证金的消息，也是自2015年泡沫以来监管机构的一次重要的放松。从陆家嘴论坛传来的、关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宗旨的消息也令人鼓舞。尽管保证金放宽后券商有了更多资金可用于两融业务，但市场成交量的突然放大仍令一些小券商忙于应对，措手不及。 交易情绪指标再次换挡加速。主要指数飙升至2004年以来最高的超买水平，这期间包括2007年和2015年的泡沫时期。由于中国对澳洲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澳元是衡量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一个很好的指标。目前，澳元正在从2008年的低位展开反弹，与中国仍在下降的工业增加值形成背离 （图表1）。这个观察表明市场情绪抢跑了经济基本面。由于白热化的情绪往往是市场短期运行的反向指标，自上周五开始的调整可能会延续，让那些摇摆不定的早期看涨者产生疑虑。 图表1： AUD复苏表明情绪正在恢复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很自然，现在每个交易者心中的问题是，市场上升的趋势是否已经结束，我们在过去几周看到的是否仅仅是一次昙花一现的技术反弹。毕竟，过去几年，市场都受伤了很多次。上周，在中国最大的专业金融平台之一万得上的一个90多分钟的在线直播论坛上，我被近5000名与会者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所淹没。毕竟，在我们去年11月预测的、上证最可能的2700-3200交易区间在预测8个月之后被明显突破，上证现在正在挑战我们的合理区间上限3500点（2019.11.10，我们的模型预测上证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的理论交易区间是2500-3500点，但2700-3200点是最可能的交易区间。在过去的八个多月里，上证的实际交易区间是2646-3456点，停留在2646-3200点约八个月）。 我们认为，上证长期上升的趋势仍未改变。可以看出，中国实际收益率领先上证和中国经济的表现约半年。实际收益率正在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开始恢复（图表2）。因此，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这种情况预示着上证应该会继续保持其上升趋势，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修复。 图表2：中国的实际收益率预示着经济和股市的持续复苏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此外，我们的股债收益率比较模型（EYBY）比较了股票和债券的投资吸引力。模型的结果表明，尽管最近股票价格和债券收益率都出现了飙升，但股票相对于债券的估值目前是中性的（图表3）。也就是说，股票估值并不昂贵，尤其是与债券相比。此外，EYBY也是一个价格势能模型。它表明，以史为鉴，中国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无论是上升或下降，都将一直持续到结束。即使会有像2014年那样，上证徘徊在2000点左右的水平一段时间，但最终飙升到5000点泡沫的情景也是很让人叹为观止的。 图表3：相对于债券，股票是中性的。但中国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往往会持续下去。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2020年4月19日，当我们首次发表题为《亚洲强国：市场运行至一个历史性转折点；中国将开始长期跑赢》报告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们认为中国将开始出现显著的长期趋势逆转的观点。因为这个不同于共识的判断，我还收到了很多恐吓邮件信息。在那篇报告里，我们强调牛市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流动性。一个重要的流动性来源是保证金融资。在2015年泡沫破裂后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保证金融资似乎又卷土重来。两融交易占市场总成交额的比例已飙升至12%以上。这一水平在过去往往会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图表4）。上周末，监管机构公布了一份违规提供两融服务的公司名单。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同时，监管机构开始强调关注杠杆率上升，融资交易大增的市场风险。 图表4：保证金收购占总成交额的12%——这个水平往往会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也就是通过北向互联互通渠道的净资金流入已开始放缓，而这一水平与过去北向连接的净资金流入开始放缓的水平一致（图表5）。这种净资金流入的放缓也表明最近的市场上涨速度会受到新增资金流入放缓的阻滞。 图表5：通过北向互联互通的资金流入开始变慢 资料来源： 彭博、交银国际 尽管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性细节，但自上而下的政策总体上对于资本市场是非常支持的。在中美博弈日益上升之际，拥有一个强大雄厚的国内资本市场是一种比较优势。它将维护国内情绪，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并为新兴创新产业的资本投资提供融资便利。在一个流动性已开始变得充裕，但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市场，理性的交易员将更注重投机短期获利，而不是关注长期发展。无他，人性使然。前进的道路上并非一马平川，总是会有颠簸，节奏也与管理层的态度息息相关。但此刻，我们在4月份预测的中国市场进入历史性拐点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印证。
7月11日是中国航海日。作为2020年中国航海日系列活动之一, 以“携手同行，维护国际物流畅通”为主题的中国航海日论坛在上海举办。A.P. 穆勒-马士基首席执行官施索仁（Sren Skou）先生受邀发表题为“携手打造无缝链接的国际物流供应链”演讲。 马士基集团CEO施索仁： “新冠疫情使全球贸易经历了过去75年来最严峻的挑战。除了保护我们员工的健康安全之外，我作为A.P.穆勒 - 马士基集团CEO的首要工作就是确保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正常运转，从而各行各业能够始终信赖其供应链体系，把疫情对经济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减到最小，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医疗物资能够顺利送达医疗机构，食品能够顺利进入厨房及餐桌。新冠疫情是全球供应链体系韧性的试金石。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吗？ 在疫情肆虐的过程中，全球供应链体系一直在正常运转：我们的集装箱船舶照常行驶，码头及仓库照常营运，集卡也照常穿梭于分拨仓库与最终目的地之间。举一个例子，当全球超过一半的经济活动处于停摆状态时，我们成功避免了食物供应链的断裂。我们一个食品大客户CEO 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由于供应链的问题，新冠疫情使其销售额下降了多少，他回答：影响是零。由于我们的努力，食品供应如常运转。 马士基许多客户都没有因为供应链的问题而受影响，这凸显了开放的贸易以及稳固的物流系统对全球进出口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政府行动力的重要性。首先，我们的一线员工、海员、码头工人、仓储员工及卡车司机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维持了船舶及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使得供应链系统比以往更加强大。我们即便在家办公也可以在线实时为货主提供服务。疫情期间我们在中国及时推出了许多数字化的服务，例如电子支付、电子发票、以及AI 机器人客服功能，这些非接触的服务模式使我们的员工能够远程为客户提供服务；第三，尽管疫情使很多国家地区边境关闭，但政府还是把货物在港口以及跨境的正常流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供应链已经被许多政府部门定义为战略性活动及基础性服务，并且得到了联合国海事组织的支持。简而言之，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推动及重视是维持贸易开放性的重要保障。 这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之感到骄傲。” “船员在疫情期间承受了巨大压力。疫情以来他们一直在海上不间断地工作，但这个状况不能无休止持续下去。海运承担了全球90%的贸易量，我们在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更进一步认识到了海运的重要性。为了使海上供应链持续运转，我们迫切需要所有国家、所有政府机构为船员的换班提供帮助。马士基目前有6600名船员在海上工作，其中有35%的船员已超期服役。超期服役已经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健康风险，包括身体的疲劳以及精神心理上的负担。为了执行国际安全及劳工方面的相关协定，同时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船员的换班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们衷心感谢中国交通部及各级地方政府在船舶靠泊中国港口期间为我们的船员提供的人道主义协助。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尽早同意我们的船舶在靠泊中国港口时给予船员换班方面的便利与支持。” “在我们从危机管理过渡到恢复发展的过程中，贸易将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贸易的发展与社会的长足进步高度一致。无论身处何方，个人财富的增长与所在国的贸易发展息息相关。我的国家丹麦，按人均GDP衡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最好地诠释了贸易的作用。其他的例子也数不胜数。孟加拉国自1980年以来出口贸易额翻了四番，贫困率也从当时的45%下降到现在的15%。韩国是另一个贸易大国，其国民一天所创造的财富是50年前的13倍。在土耳其，一个典型消费者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由于贸易而带来的物价下降所实现的。我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由贸易发展而带来的巨大变化。90年代中期我生活在中国，当时中国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贸易带来的好处，中国已经使国民完全摆脱极端贫困的状态。 但我们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新冠疫情告诉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是很脆弱的。疫情以前，全球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5.5 美元，全球有20亿劳动力为非正式员工，一半的人口在疾病及失业情况下得不到社会保障。亚洲有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制衣工面临失业的危险。国际劳工组织警告与疫情相关的失业人口今年夏季将达到1.95亿，另有10亿个低收入工作岗位受到影响。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平均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干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与差异有可能扩大。 新冠疫情展示了国家、经济及社会可以形成巨大的协同效应。为了使贸易在复苏的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我们必须在以下三个优先方面展示我们的决心与意志：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坚持贸易自由化：保护主义相当于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增加税负，这是最不应该采取的措施。由于保护主义抬头，在疫情以前贸易的增长就已经显示了下降的趋势。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的提示，虽然美中贸易摩擦占据了新闻媒体的头条位置，但美中贸易摩擦仅占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争端的四分之一。保护主义抬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现在是时候拨乱反正了。消除目前的贸易扭曲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数万亿美元的刺激。 在开放的贸易中恢复信任：认为贸易的好处并没有在两国或者两个经济体之间及内部平均分配是导致贸易保护抬头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有可能放大这种认知，把贸易作为寻求短期政治利益的武器，从而削弱全球市场的互信。为保证可持续的复苏，我们强烈敦促恢复一个基于规则、且每个参与者都严格遵守的贸易体系。政府也应该采取措施，确保贸易所带来的收益能够在国家范围内平均分配。 构建一个充满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新冠疫情告诫大家全球供应链是我们所共有的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业界的领导者，我强烈感受到要使责任得到落实，与客户、合作伙伴、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对话至关重要。马士基致力于发展综合的全球集装箱航运物流业务，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一个具有韧性与活力的物流供应链体系，保证企业、政府、劳动者及消费者能够在开放的贸易系统中实现互信，为一个繁荣且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在后疫情时代有许多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我们面对，其中之一就是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行业拥有巨大的潜力来减少对于环境的破坏，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贡献力量。马士基已经宣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 我们目前正在开发新的技术使这个目标变为现实。节省燃油的做法、创新的技术以及颠覆性的设计方案使马士基集团在能源效率的提升方面走在前列，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凭借一个国家、一个公司的力量远远不够。航运以及燃油链条上的脱碳行动需要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其中包括船公司、物流提供方、研究机构、技术开发者、客户以及政策制定者的交叉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对行业做出改变并取代化石燃料的传统方式。中国是全球航运业的领导者，在有效应对气候挑战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月12日消息，日前，国内能源数字化服务商能链（能链云/团油/快电）宣布完成D轮9亿元融资，随后，能链创始人戴震发内部全员信，表示公司发布能链云战略，将开启能源云时代，公司今年底将实现年化GMV（交易额）达到1000亿元。 据报道，能链D轮融资由中金资本旗下基金领投，小米集团跟投，能链C轮投资方愉悦资本、KIP中国、蔚来资本全部跟投，华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戴震在内部信里称，能链从过去车主邦、团油和快电打造的流量中台，迈入了能源数字化服务商发展阶段，此次战略推出能链云业务，意味着能链由1.0向2.0的发展进阶。 对于完成D轮融资，戴震表示，这意味着公司所在的数字能源赛道，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战略，再次得到了顶级资本机构的高度认同。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他们将助推公司的全新战略完成落地。未来，投资方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将助推能链完成全新战略落地。 戴震认为，能源是未来一百年内最值得做的事情。能源的革命，驱动社会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迭代。能链愿景是让中国的生产者成本从能源端降下来5%，让能源碳排放降低20%。此外，戴震面向全员阐述了能链公司的企业文化和MARK管理模型。 资料显示，能链成立于于2016年，截止2019年底，能链年化GMV达到500亿元，预计今年底，年化GMV可达到1000亿元。 以下是能链创始人戴震内部信全文： 嗨，能链的全体同学： 2020年，是我们公司里程碑的一年。公司从过去车主邦、团油和快电打造的流量中台，迈入了能源数字化服务商发展阶段，我们战略推出能链云业务，实现了能链1.0向2.0的发展进阶。 这里我要向同学们分享一个好消息。近日，我们完成了9亿元的D轮融资，新加入的投资方有中金资本和小米集团，以及我们C轮原始股东愉悦资本、KIP中国和蔚来资本。这意味着，我们所在的数字能源赛道，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我们的能链云战略，再次得到了顶级资本机构的高度认同。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他们将助推我们的全新战略完成落地。 公司自2016年成立至今，四年间各条线业务保持年7倍增速，月复合增长率超过20%。2019年底，公司年化GMV达到500亿元。预计今年底，年化GMV可达到1000亿元。我们已跻身到国内电商前十，在数字能源领域稳居第一位，全球范围仅次于美国的FleetCor。这一成果，离不开公司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同学们的不懈努力，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公司“战功、体验、快”的核心价值观。 未来行动中，MARK管理体系，是我们必须要践行的。我们要学会看战略地图和目标（M），学习和了解常识（A），更好地培训、反馈、复盘（R），最终拿到结果和考核激励（K）。这些都是指导我们做成事业的关键。 有了科学的管理，是我们形成强大运转系统的前提。同学们，任何系统都有等级，而常识的进阶，是打破系统等级的必由之路。把专业转为常识，将常识生成系统化思考，点成线、线成面，个人强大来带动组织强大。 同学们，请努力让自己强大起来，以原则示人、以原则履职。我的几点思考分享大家： 1.公平、透明原则：市场是公平的，公司管理是公正的。在能链，没有桌子下面的事；在能链，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2.忠诚原则：我们不是忠诚于某个人，某个组织，而是忠诚于行业，认账不赖帐，责任不推诿； 3.使命感：站在终局看自己的发展，在愉悦自己和满足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 同学们，我们在干一件大事，这事与能源有关，是一件比衣食住行领域更为基础、影响更为深远的大事。 能源是未来一百年最值得做的事情。 能源是人类所有事物的底层。 能源的革命，驱动社会的变革，带来生产力的迭代。 在中国，巨大的抱怨在能源，巨大的不均衡在能源，巨大的产能过剩在能源，巨大的双边分散市场在能源。 能源需要从单边走向市场化，能源需要从原始走向数字化。 能链是能源的搬运工，是能源数字化服务商。 能链的愿景，概括为两句话： 一、让中国的生产者成本从能源端降下来5%； 二、让能源碳排放降低20%，为孩子留下一片蓝天。 所以，能链的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属性的岗位，代表整个能源赛道的社会责任。 我还要提醒各位同学们，能链的发展成就，并不是我们团队有多牛，而是我们选择了正确的赛道，在市场利好趋势的大环境之下，很自然地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所以，当下，我们要以归零心态，重新出发，继续怀抱热血、坚守到底的决心，为我们每一个能源人的荣光和梦想而奋斗！ 加油，奥利给！ 你们的老戴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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