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盘和林 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业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一方面是近年来天价薪酬事件博人眼球，另一方面薪酬作为最基本的高管激励手段，与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也看到太多关于薪酬的报道，华尔街为了牟取暴利不惜为管理层或基金管理者开出天价薪酬，比如，即使在危机之下，AIG集团还是能将1700亿美元的援助划出三分之一分于高管。 这类新闻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感到愤怒，但对于相关研究者而言可能更多的还是困惑，尽管关于薪酬制定规则的理论不断地发展演进，但似乎理论界还没有达成一致地结论。并且，业界和学界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地论调，媒体总是过度渲染薪酬制度地不合理，引导舆论，而学界则力图证实何种制度才是符合企业和股东利益的。不过，研究还是围绕着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一个底层逻辑出发，理想地认为薪酬激励对于企业业绩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要探讨薪酬制度的合理离不开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以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相统一，从而有利于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但这种观点没能关注到当前我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国泰安数据显示，3000多家A股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公司是属于两权合一的，即总经理和董事长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与市值挂钩的薪酬激励措施，管理层也是有拉升公司股价的动机。而剩余的三分之二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中，也有大部分是国有上市公司，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任命更多依靠“关系”，而非“业绩”，也就是说业绩并不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管理层更容易通过建立“商业帝国”，通过扩大权利范围去实现个人利益。 而另一方面，否定市值为根据的薪酬制定策略显然也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毕竟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管理层的利益诉求与股东之间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缺乏统一的利益目标很容易造成经营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应视情况而定，并不存在统一的规范。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来看，不管是公司治理框架还是薪酬制定的策略都是照搬照抄西方的套路，实际上，在不少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立足本国国情。首先要明确，以市值为根据制定薪酬的目的在于统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因此其前提应该为其利益明显的不一致，也就是说首先需要是两职分离的企业去这样设置，当然，不是说现有的两职分离企业都可以，因为两职分离也有一个利弊的选择，比如，国有两职分离对业绩并没有什么显著影响，但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也是比较合理的，相反，市场对于民营企业两职合一是较为看好的，因此，是否设置市值标准的薪酬意义并不大。 其次，看企业的发展时期，不少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的初期，管理层对于企业的意义更像乘务员，根据乘务员理论，管理层对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其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彰显自身的价值，但到了企业的成熟期，管理层的成功诉求便不再明显，因此，在成熟期实行市值标准的薪酬制度对于提升管理层积极性有着较大作用的。 总的来说，制定与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不一定有效，但在一些场景下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市值作为公司价值的体现，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经营，两者挂钩，是当前比较常见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笔者看来，市值挂钩的薪酬制度应更专注长期效益，避免管理者从短期资本市场牟利。 (本文作者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本文作者介绍：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意见领袖|潘向东（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 资本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体现在多个层面，由于上证综指权重主要集中于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好处是上证综指较为稳定，波动小于创业板和深成指，但是缺点是不能完全反应所有公司的变化，往往出现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背离现象，因此，一是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几类指数，除了上证综指外，也关注中证500、创业板指数等综合来看资本市场的表现。其次对于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 目前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中国A股市场市值也达到了57.8万亿元，占经济总量的将近60%，无论是A股市值还是经济总量占比均出现显著增长，对于上证综指长期徘徊的问题，主要跟中国上市公司结构有关系，上证综指的成分股大多数是权重股，成长股比例较低，因此需要构建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指数。 关于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匹配问题，其实早就通过实证结果得出过结论：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因此我们会发现A股市场资本回报率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上证综指与经济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非协调性，而且上证综指的波动要远大于经济增长的波动，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上证指数均创出新高之后出现大幅度回调，因此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我们会发现上证综指和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匹配，例如选取2005年至2008年危机前，上证综指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此外，上证指数计算过程中将大量的非流通股份包含在内，也影响了上证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 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垃圾股波动比较大，流动性差，还容易受操纵，指数编制应该剔除垃圾股。不过，这只是表面行为，重要的是，完善退市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了上市公司质量，才能提高股市指数质量。 上证综指编制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结构本身。一方面，上市公司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国新经济不断成长，而一些新经济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没在国内上市，就无法纳入指数，这也导致了指数中金融股、周期股比重偏大。另一方面，中国退市制度还待完善，一些上市公司不能及时退市，影响了指数质量。因此，B股并不是股市指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否剔除影响不大。 虽然上证综指具有诸多不足，但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数，而且已深入民心，具有重大影响力。目前重要的是完善上证综指的编制方法，而不是代替它。另外，中国还存在诸多其他成份指数，这些指数在资本市场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上证综指互补，构成了中国完整的股市指数体系。综指和成份指数各有千秋。纳入成份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但成份股的选择容易被操纵，而且有时成份股变更不及时，不能有效反应股市的情况。另外，欧美股市兴起比较早，当时选择成份指数是囿于计算能力，中国股市开市时间比较晚，计算机已普及，不存在计算困难，因此，中国是上证综指作为代表性指数，而国际上代表性指数基本上都是成份指数。 境外代表性指数一直处于调整中，整体上体现了指数的代表性、连续性。境外代表指数基本上以成份指数为主，纳入指数的股票选择标准比较高，长期存活的概率比较大，避免了指数结构的变化，使指数具有连续性、可比性。境外代表性指数往往以流通股份为权重进行加权，如果以总股本为权重，容易导致指数和市场偏离，以及指数被操纵。境外代表性指数调整还注意指数的连续性，避免指数的大幅波动，进而防止以股指为参考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上证综指的编制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 面对目前的沪指编制进行调整，一方面来自舆论的不理解，因此需要加强与舆论的沟通，尤其是做好指数构建方面的普及；另一方面与指数挂钩的ETF产品以及衍生品均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也需要跟市场做好沟通，以克服上述的困难。 上证综指的编制，还可以参考海外经验，在经济增长与流通市值存在长期协同的增长态势下，可以修改为流动市值而非总股本，同时建议结合上市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例如现金流、分红和营收等，来决定上市公司在上证综指中的权重，采取市值的办法对于一些小市值公司并不是非常合理，因此指数编写要降低对市值的依赖，改善权重的合理性，尤其是降低大市值股在的权重。
作者 | 顾梓仝 5月27日，截至美股收盘，瑞幸咖啡股价大涨53.24%，报2.13美元，市值5.39亿美元。 对于退市前股价暴涨，瑞幸咖啡方面截至发稿并没有给出解释，同时引发了市场的诸多推测。 有消息称，或有接盘方出现，百胜中国控股、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Tim Hortons和喜茶可能将收购瑞幸的部分资产。 对此，喜茶对搜狐财经表示，完全没听说过此事。截止发稿，百胜中国方面未给予回复。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搜狐财经表示，应该是游资利用一些话题营造超跌反弹的氛围，从而吸引部分赌性强的投资者进场。 而市场盛传的“做空回补”，沈萌表示：“做空机构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交易人，不会将自己回补的操作做的如此明显、造成这么剧烈的波动。” 停牌44天后，瑞幸咖啡5月20日复牌当天收跌36%，随后连跌两天。截至5月25日，瑞幸咖啡报1.39美元，总市值仅3.5亿美元。3个交易日内，瑞幸咖啡市值累计下跌68.34%。 与今年1月市值最高时相比，瑞幸咖啡的市值蒸发了95%以上。 而连跌三天后，瑞幸咖啡昨日盘前大涨逾30%，高开后盘中涨幅一度超过70%，开盘一个小时成交量超过此前两个交易日全天。最终报2.13美元，暴涨53.24%，然而在消息面上并无更多信息。 复牌前一天，瑞幸咖啡发布公告显示，其于5月15日收到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退市通知，瑞幸咖啡计划就此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结果出炉前，将继续在纳斯达克上市。 另有分析人士称，收购瑞幸咖啡的品牌已经没有价值，其线下数千家门店是其目前其最值钱的资产。 瑞幸咖啡官网显示，截至2019年底，其直营门店数达到4507家。自造假事件曝光以来，瑞幸咖啡频繁被传关停门店，有消息称北京地区预计关店80家。 据瑞幸咖啡北京员工此前透露，北京关闭的门店估计不止80家，但也有新店在同步开张。
（原标题：ST板块超跌反弹！低价股数量创近五年次高，新晋“披星戴帽”股纷纷开展自救） 低价股数量创近五年次高，ST板块占了七成，新晋“披星戴帽”股纷纷展开自救。每年的年报披露期，对于一些上市公司而言无疑是煎熬的。由于业绩连续亏损，新的一批“披星戴帽”公司会年报披露后密集现身。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显示，2020年新晋披星戴帽股数量达到85只，包括*ST聚力、*ST金洲等。ST板块指数创历史新低，多股近期超跌反弹进入4月份以来，ST板块整体表现跑输大盘，5月14日ST板块指数报收480点，创历史新低。ST板块指数从2017年的1811点跌至最新480点，三年暴跌74%，相当于两次腰斩，可谓惨烈。以最新的199只ST股为样本，如果相比2017年末市值，这199只个股累计蒸发市值达到惊人的1.2万亿。蒸发市值最高的是ST康美、ST康得，两家公司都曾是千亿市值的大白马，如今都仅剩百亿市值，从2017年至今各蒸发超600的多亿元。还有ST银亿、*ST信威、*ST安信，蒸发市值都超过300亿元。如果将上述199只ST股简单的以近三年末平均合计股东户数1000万户来计算，户均亏损超12万元。ST板块指数月K线不过，随着市场情绪完全释放，多家公司股价触底后在近2日迎来强势反弹，比如*ST刚泰、*ST劝业、*ST安通等连续2日涨停。昨日，ST板块收盘涨幅超过3%个股多达22只，多家公司一字涨停，如*ST宏图、*ST金贵、*ST节能等，而5月13日跌停的*ST信通、*ST聚力也在昨日受到资金追捧，获得较高的涨幅。低价股数量创近一年次高事实上，今年以来，ST板块整体遭到重创，腰斩股数量曾一度接近30只，多股股价跌至2元以下，甚至跌至不足1元面临退市的风险。数据宝统计显示，截止昨日A股市场收盘价低于2元的个股接近100只，数量创近一年次高，仅次于今年2月4日即春节开市第一天的数量。将时间轴拉长，在近5年时间里，最新低价股数量仍然是位居第二位的。当前ST板块中最新收盘价低于2元的也有近70只，占整个低价股的近7成，这也与ST板块处于历史低位有一定关系。从个股来看，年内跌幅最大的是*ST博信，由去年末的21.3元跌至最新的5.51元，跌幅达到74%；*ST当代年内累计下跌70%；*ST银鸽、*ST中天等最新收盘价均不足1元。披星戴帽股纷纷开展“自救”部分ST个股反弹行情能否延续，尚处于未知状态，但如果股价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则有可能会被终止上市风险。截止最新，年内已有华锐风电被确定面值退市，天广中茂也因连续20日低于面值，已停牌等待交易所最后宣判是否退市。在被披星戴帽后，很多ST股股价跌入1元以下，或逼近1元，面临退市风险加剧。目前，已有ST公司采取重组、剥离不良资产或者是进行内部调整等方式进行“自救”，以期改善公司基本面。具体来看，昨日涨停股*ST金贵在5月8日的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正积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处置闲置资产，争取借助当地产业扶持政策，努力改善银企关系，维持资金链正常运行。公司昨日涨停，股价最新收盘1.37元，市值13.16亿元。*ST劝业两连板，最新收盘价4元，市值16.65亿元。据公司最新消息，其目前正在推进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国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一季度扭亏的*ST胜利股价1.83元，市值超过60亿。公司目前拟将全资子公司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南京德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南京星月商业管理合伙企业。部分公司盈利不佳主要受不良资产的拖累，比如*ST湘电、*ST聚力。据悉，*ST湘电正逐步剥离亏损资产，湘电风能已于4月24日公开挂牌转让。*ST聚力在公告中表示，拟对公司文化娱乐相关业务进行调整以减少或避免文化娱乐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具体策略包括：1、努力保障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稳定经营，2、调整文化娱乐业务结构，妥善解决文化娱乐业务各项纠纷。事实上，从*ST聚力年报可以明显发现，公司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无论是在产能、规模，还是生产装备和技术实力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综合竞争优势明显。2019年年报显示，*ST聚力亏损15.83亿元，但公司建筑装饰贴面材料业务实现净利润6795.68万元，同比增长63.75%。而文化娱乐业务应收款项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减值准备，该业务亏损15.53亿元。
银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及行业持续转型的影响，今年一季度，代表万能险保费的保户投资款新增缴费266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0%。今年一季度，万能险持仓市值降低，一方面源于万能险新增保费减少，更多的险企选择使用传统险账户、分红险账户买入或举牌A股；另一方面，万能险持仓个股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不同幅度的下跌，拉低了持仓市值。今年以来，不少险企都将发展高价值业务的中长期重疾险、寿险作为保费策略，而压缩万能险等产品保费成为主流险企共识。一家银行系险企相关业务人员近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的发展策略是大力发展长期期缴和高价值业务，压缩低价值及对偿付能力消耗较高的万能险等产品，提高银保渠道价值，重点发展传统保障类业务，如年金、重疾、终身寿险等。万能险保费再压缩在行业转型、监管持续导向下，万能险保费经历了2018年的短暂回升后，2019年增速再次回到下行通道，今年一季度保费增速持续回落。《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2018年万能险保费近8000亿元。2019年，在保险业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17%的情形下，万能险保费增长仅为0.54%。今年一季度，万能险保费更是同比大幅下跌40%。从一季度万能险保费下滑的原因来看，一方面，疫情冲击保费，行业整体保费增速下行，万能险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另一方面，一些险企持续加大转型力度，降低万能险保费占比。尽管万能险保费持续下滑是大趋势，但个别保障型业务未完全发展起来的寿险公司，则计划今年持续加大万能险业务保费增速，以补充现金流。例如，某险企在今年一季度的偿付能力报告中提到，根据2020年销售计划，万能账户新单业务有较大现金流入，能够弥补万能存量业务较高的退保预期。持股市值环比降11%随着万能险保费增速的下滑，万能险账户一季度末重仓的A股市值也出现同比及环比降低。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一季度，万能险重仓A股68只个股，合计持仓市值达851亿元，环比降低11%，同比降低6.8%。截至一季度末，万能险持仓市值靠前的10只个股分别为金地集团、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金风科技、长江电力、上海银行、华夏幸福、金融街、广发证券，对应持股市值分别为138.0亿元、128.9亿元、78.6亿元、75.4亿元、54.2亿元、43.2亿元、40.8亿元、38.3亿元、31.0亿元、29.5亿元，合计持股市值达658亿元。总体来看，万能险持股仍偏爱金融地产股。上述10只个股中，除金风科技、长江电力之外，其他均为金融地产股。此外，万能险账户今年一季度还持有金地集团、保利地产、首开股份、华夏银行等地产及银行股。万能险举牌的标的主要为金融股及地产股，还有一些公用事业股。之所以选择举牌这类个股，与万能险的高负债属性有关。当时，一些资产驱动负债型寿险公司，通过售卖高结算利率的万能险产品，迅速积累保费，这些万能险的结算利率普遍在4%左右，个别甚至高达6%、7%，高负债属性驱动险企寻找二级市场能够覆盖负债成本的标的，银行、地产股由于分红稳定且较高，成为万能险举牌的首选。随着监管下发多份文件，持续引导险企压缩中短期的趸交万能险产品，鼓励中长期的寿险、健康险产品，万能险保费增速遭遇急刹车，万能险风光不再。有寿险公司资管人士对记者表示，因为低估值、股息高、业绩确定性强的金融股、地产股能够提供稳定分红，这与险资对持续稳定的收益要求完全匹配。人保资本股权投资公司总裁张令佳对记者表示，险资天生特别不喜欢做“危险动作”，却喜欢“也许不见得那么高但稳定的收益”。正是基于险资的这一属性，今年以来，在A股及港股大幅回调之际，不少险企出手买入或加仓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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