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二、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前段时间所热议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四、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本文转载自《金融科技TIME》）
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 一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在雅典大瘟疫中，据说接近一半的雅典人口因此而死亡。在黑死病时期，欧洲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西班牙大流感中，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000万人，远远超过一战的死亡人数。 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暴发全球性大瘟疫的概率显著下降。曾几何时，一度有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已经消除了暴发全球性大疫情的可能性。 2003年暴发的SARS只是给世人提了一个醒。在SARS病毒突然消失之前，全球感染人群大概在9000人左右。但SARS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最后的死亡率高达11%。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才是一次真正席卷全球的、规模可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的大瘟疫。截至2020年12月12日，全球确诊人数超过7119万人，其中仅美国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651万人，全球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150万人左右。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萎缩4.4%，这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全球最深的一次衰退。 有观点认为，瘟疫似乎是大自然设计的一种精巧机制，这种机制是为了强制性地实现生物数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人类曾经自负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使人类最终彻底排除瘟疫的威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提醒人们，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人类，仍应该对大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 也有观点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将克服癌症、白血病、器官衰竭等病症，甚至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然而迄今为止，大自然似乎还未进化出这样一种物种。或许，长生不老只是人们一种自负的想法，最终大自然的平衡机制依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或机制或危机来限制人类的数量与寿命？ 二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很大程度上受食品价格变化的驱动，而食品价格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变化的驱动。这种猪肉价格变化带动CPI变化的现象，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猪周期”。 例如，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出现过三次完整的猪周期。在每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似乎领先于食品价格的变动以及CPI的变动，这被认为是猪周期的重要特征。 不过，如果比较2006年至2018年期间的三个猪周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在这三个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猪肉价格的累计涨跌幅度越来越小，且一个完整猪周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换言之，猪周期似乎正在被时间逐步抹平。 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中国国内的养猪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中国是农户散养为主，由养猪场或企业进行收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大的养猪场正在逐渐取代农户散养。而随着养猪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养猪企业的行为要比农户更加理性、目光更加长远，这会克服过去蛛网模型的局限，逐步降低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从而逐渐削弱猪周期。 那么，猪周期最终消失了吗？非也非也。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猪周期。在周期顶部，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衡量，猪肉价格同比增速接近240%，这一涨幅使得前三次猪周期显得相形见绌（之前的峰值为180%）。本轮猪周期不仅涨幅巨大，且周期持续时间显著短于上一个周期。 导致本轮反常猪周期的原因大致有二。原因之一，是前两年国内暴发了大面积的非洲猪瘟，这一疫病的肆虐冲击了不少养猪大省，造成供给侧收缩。原因之二，据说是有些地方环保政策过于“一刀切”，为了环保而人为关闭养猪场、甚至提前大批量宰杀母猪。当然，这一政策在后来被及时调整。不过，在一定时期内，这进一步加大了供给侧的短缺。 猪周期的故事也可以推广至全球经济周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过去的经济周期似乎消失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进入了三低一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新时代。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在蓄积力量未来会以更汹涌的方式重新袭来？ 三 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贷款利率更好地反映时间价值以及潜在违约风险。这也是为何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一来，中小企业难以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抵押资产；二来，中小企业通常缺乏长期稳定的信用记录。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贷款对象方面天然会偏好大企业或国有企业，而天然会歧视中小企业。 互联网金融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从理论上而言，通过各种互联网场景积累了丰富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算法设计（人工智能）来充分了解产业链上下的企业，从而更精准地识别信用风险，更具针对性地对贷款定价，更容易进行风险防控，从而降低坏账比率。换言之，互联网金融机构看起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神奇。过去一个轮回中，我们看到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系列乱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P2P。有很多P2P企业，非但没有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来对贷款定价以及管理信用风险，甚至缺乏普通金融机构的传统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各种天花乱坠的借口从大众手里集资、胡乱进行放贷、最终资不抵债甚至卷款潜逃的骗局。 一个值得推广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利用自己的资本金以及从正规渠道（例如发行ABS或ABN）筹集的资金，对自己平台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放贷（供应链金融），同时利用自己平台搜集的各类借款者数据进行资金定价与风险管理。然而在本轮P2P浪潮中，上述每一个环节不是被颠覆伪造，就是付之阙如。 金融就是金融。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核心问题。信用、杠杆、风险，这些金融的核心关键词，并不会因为金融被披上科技的外衣，就得到了一劳永逸式的解决。你刻意忽视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就会来找你。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四 新冠肺炎疫情、猪周期、互联网金融的故事，可谓殊途同归。他们说明了一个道理：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乐观情绪总会一次又一次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最终总会被历史无情地消解。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信哉斯言。 本文首发于《金融博览》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新冠疫情、猪周期与互联网金融》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以下为全文内容，刊发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文 | 江小涓孟丽君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 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 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 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 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 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 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 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 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 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 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 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 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 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 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 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 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 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 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 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 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 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 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 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 （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 （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 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 四、一个概览及预测 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 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 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 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 完善体制和政策 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 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 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 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 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 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 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 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 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 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 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 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 还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 五、加快自主创新 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 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 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 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 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 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 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 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 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 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 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 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已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 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 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 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 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 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 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 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 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 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 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 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 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 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 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 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 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 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 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 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 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 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 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 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 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 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 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 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 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 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 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 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俄罗斯Sputnik V新冠肺炎疫苗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辉瑞/BioNTech的疫苗获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国审批通过……疫苗终于要来了，但全球疫苗的“南北差异”问题却日益突出。国际疫苗监督机构“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12月9日表示，当前发达国家囤积过量的新冠肺炎疫苗可供国民进行3次接种，加拿大的购买量达到人口数的5倍。占全球14%人口的富裕国家购买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疫苗，但在67个较贫穷国家中，只有1/10的人有望在2021年底前接种疫苗。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10日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富裕国家购买的疫苗“超出了他们的需求”，目前非洲无法从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获得足够的疫苗，疫苗分配已成为“道德问题”。在疫苗资源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在世界多国已经根绝了麻疹、白喉、破伤风等疾病时，世卫组织的报告却显示，仅2018年就有2000万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儿童错过了疫苗接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9日警告，当前“疫苗民族主义”盛行，确保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疫苗，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际社会加大对COVAX的资助。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不幸的是，各国政府尚未联合起来应对。相反，国家、地区、甚至城市之间相互竞争，争夺基本物资和一线工作者。新冠疫苗必须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我们不能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据世卫组织11日报告，当前COVAX仍面临43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要避免疫情带来更深刻的南北分断，避免疫苗这一“人类希望”异化为“富国希望”，需要更多的发达国家挺身而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并宣布加入COVAX，运往埃及的首批新冠疫苗被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长哈莱称为“历史性时刻”。对此，彭博社评论，中国的加入填补了美国拒绝这一计划后，全球公共卫生领导地位的空缺，中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全球防疫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这项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中，根本不应该存在政治博弈和零和游戏的戏码。期待更多国家和组织能够为弥合“疫苗南北差异”迈出关键一步。策划/牛宁文案/牛宁 任天择翻译/任天择主播/任天择后期/赵壹晨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电站。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法新社指出，中国在达成气候目标方面“更进一步”。《纽约时报》表示，无论（中国）做出何种举措，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气候变化是全球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5年前，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巴黎协定》，承诺采取行动遏制全球暖化。然而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影响，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和安排之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严重受挫。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1—2020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热的10年，而这其中最热的一年是2020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全球各地将不断出现极端天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世界气象组织警告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确定的温控目标面临巨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也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应在本国宣布“气候紧急状态”，以此刺激采取行动，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一直说到做到。从率先签署《巴黎协定》到今年9月宣布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中国宣布的一系列承诺，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有力推动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专门提到，欢迎欧盟和中国过去几年为推进《巴黎协定》所做的努力。如今，习近平主席宣布减排新举措，明确了碳中和路线图，展现了中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决心。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表示，中国承诺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既为全球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展现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一贯支持。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不是掠夺自然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困守青山的“缘木求鱼”。要彻底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即使面对疫情冲击，也积极推动经济绿色复苏，提前和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10月出台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气候友好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和再融资，强化金融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中的重要作用。如今，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四五”发展蓝图专门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有助于中国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地造福本国百姓。而这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内在一致。正如《沙特公报》在12月13日刊发的报道中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明确减排路线图将有力推动国际多边合作。《联合早报》认为，这有助缩小中国与西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分歧，也有利于中美未来就此开展合作，培育新的合作亮点。美国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在《洛杉矶时报》发文指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实质性和深刻分歧，但美中仍然可以共同走上全球转型之路，逆转现在威胁人类文明的气候变暖趋势。他表示，“拜登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在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多边主义合作，将有助于推动《巴黎协定》相关目标任务尽快进入正轨，更好地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与全球实现更加深入的多边合作，不仅为本国发展更多机遇，也将为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红利。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面对刻不容缓的气候变化形势，世界各国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动气候多边进程，人类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孟庆川）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纽交所启动中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摘牌程序事宜答记者问：纽交所直接公告启动对三家公司的摘牌程序，是由美国政府针对所谓“中共涉军企业”的行政命令引发的。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命令，完全无视相关公司实际情况和全球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赖于全球企业和投资者对其规则制度包容性和确定性的信任。近期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不惜损伤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持续无端打压在美上市外国公司，体现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性、不确定性，这是不明智的行为。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市场、尊重法治，多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有益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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