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会满主席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陆家嘴论坛由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与上海市代市长龚正担任共同轮值主席，主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20：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易会满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作出分析判断，对资本市场“直面新起点、担当新使命、实现新愿景”作出了详细阐述。重点一：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产生的深刻影响疫情正在并将持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面对这一重要关口，我们有必要从历次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深化对危机形成、演变和应对的规律性认识。易会满表示，此次危机至少有两大启示：一是深化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方案，各国唯有本着命运与共的情怀团结协作，才能避免“大萧条”的危机重演。二是专业高效的政策协同是阻止危机扩散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凡是危机中应对比较有效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果断出手，通过财政、货币和金融稳定政策的“组合拳”，及时纾困止血，稳定市场预期。这是经济金融体系能够尽快走出危机泥潭，恢复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推动力量。重点二：重点领域风险呈边际收敛，外资总体保持净流入易会满评价，与历次应对股市风险事件相比，此次资本市场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合力更强，效果也更明显。资本市场实现了常态化运行，重点领域风险呈边际收敛，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支持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也得到了有效发挥。他表示，近一阶段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正加快恢复发展，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总体保持了稳健运行。与历次应对股市风险事件相比，这次资本市场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合力更强，效果也更明显。重点三：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易会满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全面放开，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顺利落地。QFII/RQFII全面取消额度限制。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外资总体保持了净流入。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合作，共同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保持定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制度创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重大举措正陆续落地实施。重点四：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增强包容性和适应性易会满指出，资本市场在新时期发展的新愿景之一，在于努力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他分析提出，为助力经济加快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超预期的刺激政策，此后一个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溢是大概率事件，各主要金融市场将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的挑战，优质上市资源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在这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多的担当。下一阶段，证监会将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重点五：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易会满表示，中国证监会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不断丰富内地和香港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完善沪伦通业务，进一步拓宽ETF互联互通，共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六 ：一进步完善科创板建设，明确指出三项工作易会满还特别提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全新探索，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他提醒市场参与方尤其是投资者，在科创板上市初期尤其要重点关注退市“出口”将更加常态化、市场化定价导致企业高估值发行现象增多、可能出现短期炒作和涨跌幅较大情形、科创板企业更需投资者理性研判、初期实践磨合中可能引发一些市场风险等五方面新变化。针对下一步科创板建设，易会满提出了三项明确的工作：加快推出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引入做市商制度、研究允许IPO老股转让等创新制度。重点七：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多的担当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各主要金融市场将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的问题，优质上市资源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在这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我们将坚决贯彻“六稳”“六保”方针，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重点八：对财务造假“零容忍”，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近期，瑞幸咖啡造假事件给中概股披上了一层阴影。谈及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易会满表示，证监会将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严肃市场纪律，净化市场环境。易会满表示，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共同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共同解决加强全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的路径问题，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点九：支持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易会满表示，中国证监会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证监会将继续支持上海股票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发展，支持交易所与境外市场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国际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影响力。在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方面，证监会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为外资机构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在优化金融法治环境方面，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司法机关合作，支持上海在证券代表人诉讼、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建设法治诚信资本市场的示范区。以下为易会满主席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尊敬的李强书记，尊敬的易纲行长、树清主席、龚正代市长、功胜副行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作为本届论坛的共同轮值主席，首先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向在疫情防控特殊背景下，线上线下如约参会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于陆家嘴论坛十二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向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刘鹤副总理发表了重要致辞，既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出现的边际变化，总结了疫情防控中“四个更加重视”的深刻认识；又对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资本市场、风险应对和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等五个方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九字方针，这对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积极贯彻落实。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正在并将持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大家普遍认为这次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兼具了1918年大流感、1929-1933年大萧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特征，应对难度前所未有。面对这一重要关口，我们有必要从历次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深化对危机形成、演变和应对的规律性认识。其中，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 一是深化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挑战。大萧条时期，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为标志，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全球贸易急剧萎缩、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成为诱发深度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以G20等多边协作机制为纽带，推出巴塞尔协议III，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共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有力推动了危机化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实践证明，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方案，各国唯有本着命运与共的情怀团结协作，才能避免“大萧条”的危机重演。 二是专业高效的政策协同是阻止危机扩散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历次危机的应对表明，迅速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危机救助措施的首要目标和政策着力点。凡是危机中应对比较有效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果断出手，通过财政、货币和金融稳定政策的“组合拳”，及时纾困止血，稳定市场预期。这是经济金融体系能够尽快走出危机泥潭，恢复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科学应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震荡提供了有益借鉴，是我们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的。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面对这次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正加快恢复发展，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总体保持了稳健运行。我们主要有以下体会。 一是坚定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证券基金期货机构外资股比限制提前全面放开，6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已顺利落地。QFII/RQFII全面取消额度限制。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外资总体保持了净流入。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合作，共同打击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保持定力，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科创板制度创新、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等重大举措正陆续落地实施。 二是坚持科学监管，在充分尊重规律的基础上体现监管温度和弹性。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方面坚持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自我调节和创新发展的机制作用。另一方面，辩证把握监管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体现区别对待、分类施策的监管导向，较好实现了市场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是强化各方协作，着力提升金融治理效能。与历次应对股市风险事件相比，这次资本市场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合力更强，效果也更明显。在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加强形势研判，加大了货币、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力度。中国资本市场实现了正常开市和常态化运行，重点领域风险呈边际收敛，市场韧性明显增强，支持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随着疫情影响的持续发酵，未来全球可能出现经济深衰退、金融高风险、要素低流动的不利局面。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维护全球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下面，我想结合本次论坛的主题，再谈些思考和认识。 （一）直面新起点 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因此出现了暂时性困难。但总的看，国际分工的内在逻辑和市场规律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只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去解决。流动流通是资本的天性，融合发展是金融的主流。“后疫情”时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坚持相向而行，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共同推进全球金融合作和金融风险防控，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24小时“全天候”接续交易的运行网络，不同时区、不同地域的股票、债券、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之间高度联动，在为全球经济贸易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交叉传染的特征也日益凸显。春节以来，全球主要市场接连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剧烈震荡。在这次疫情危机未解除之前，这种情况还可能继续出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哪一个经济体、哪一个金融市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零和游戏。面对危机和风险挑战，唯有加强合作，守望相助，才是唯一出路。 新的起点，需要新的眼界、新的格局和新的胸怀。中国证监会将继续加强与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广泛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共同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共同解决加强全球上市公司审计监管合作的路径问题，共同维护各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这些也是在新起点上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要求、新内涵。 （二）担当新使命 受疫情影响，全球贸易、投资、消费明显下降，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梗阻，供需两端受挫。面对困境，我们金融行业必须主动积极作为，更好发挥促进要素资源全球配置、便利跨境投融资活动和支持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功能。 一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助力更高水平开放的使命。开放是现代经济体系和成熟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证监会将继续秉持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持续深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进一步优化沪深港通机制，扩大沪深股通的投资范围和标的，不断丰富内地和香港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进一步完善沪伦通业务，进一步拓宽ETF互联互通，共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也热忱欢迎各国投资者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市场，投资中国市场，在互利共赢中推动全球经济金融融合发展。 二是资本市场要肩负起推动创新转型的使命。战胜疫情、恢复经济发展最终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回顾历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科技进步和技术革新是走出危机的根本所在。这次疫情势必助推新产业新科技快速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促进创新资本形成的机制优势，大力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助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再连接、再优化、再巩固。我们将继续推进科创板建设，加快推出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引入做市商制度、研究允许IPO老股转让等创新制度，抓紧出台科创板再融资管理办法，推出小额快速融资制度，支持更多“硬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发布科创板指数，研究推出相关产品和工具。 （三）实现新愿景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疫情终将过去，我们也必将迎来一个历经疫情大考而更加稳健向好的美好未来，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金融人为之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我们要努力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助力经济加快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超预期的刺激政策。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期，全球流动性充盈甚至泛滥是大概率事件，各主要金融市场将可能共同面临“资产荒”的问题，优质上市资源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在这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我们将坚决贯彻“六稳”“六保”方针，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继续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增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们要努力创造中国资本市场良好的发展生态。健康的市场生态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围绕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资本市场的总目标，我们将以贯彻落实新证券法为契机，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着力构建权利义务边界清晰、市场运行规范有序、市场主体诚信自律的制度生态；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尊重市场规律，不做行政干预，更好保护和提升投资者活跃度，形成投融资均衡发展、市场交易高效透明、各类投资者积极参与的市场生态；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规保持“零容忍”，严肃市场纪律，净化市场环境。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肩负新的使命、踏上新的征程。中国证监会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资本市场重大改革创新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我们将继续支持上海股票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发展，支持交易所与境外市场加强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国际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影响力。在支持行业机构做优做强方面，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为外资机构创造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在优化金融法治环境方面，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司法机关合作，支持上海在证券代表人诉讼、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调解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努力建设法治诚信资本市场的示范区。 最后，衷心祝愿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衷心祝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摘要 【李迅雷：四大分化趋势蕴含新投资机会 金价明年将创新高】目前正处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7万亿美元。黄金价格的波动往往是间歇性的，从2011年至今，走了一个U型，2018年在1200美元/盎司的平台上突破，2019年在1500的平台上突破，2020年有望在1900的平台上突破，创出历史新高。（巴伦） 6月18日，《财经》杂志和《巴伦周刊》中文版联合举办了以“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新机遇”为主题的“财经·卓见”线上论坛。与会嘉宾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分享了他对于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以及大类资产配置问题的看法。 在全球经济复苏形态问题上，李迅雷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在疫情后迎来强劲复苏，中国政府也没必要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在谈到大类资产配置时李迅雷表示，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并出现四大分化趋势，投资者可以根据这一趋势来进行大类资产配置。他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权益类资产投资回报率提升，而黄金作为应对货币泛滥、经济动荡的投资品和避险工具，价格明年可能创历史新高。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李迅雷发言实录： 我讲的主题是“分化时代的资产配置策略”。 对于这一轮的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我的基本结论是，它不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下行步伐，还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分化趋势，虽然近期美国股市涨得很好，但我不认为全球经济会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复苏，它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没有疫情之前，全球经济是怎么样的，之后还会是怎么样，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在诸多问题没有因为大量印钞而解决的背景下，疫情只是影响了趋势的斜率。现在有些乐观的观点认为，只要疫情一结束，全球经济似乎就重振旗鼓了，这从逻辑上讲是不成立的。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情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拉美、南非、印度等国也还是在失控当中，疫情形势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加严峻。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全球化供应链受阻，产业链也受阻。我们可能在传统制造业方面遇到了压力，但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线上服务增加了，所以也是出现了新旧动能的剧烈分化。 另一方面，我看中国政府在拉动经济的刺激政策方面也远不如美国政府豪爽，说明我们对待经济增长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政策上面更加注重细水长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追求一时一地的“V型”或“U型”复苏，更多还是应该考虑怎样来通过改革来解决那些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社会问题，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政策的着力点所在。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把GDP“V型”反转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从总体来说，全球化的进程肯定是要告一段落，即使没有疫情的话，全球贸易的拐点在2008年就出现了，我是用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全球化水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出现了不平衡，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 比如说，前段时间美国由于一位黑人被过度执法导致死亡，引发了骚乱，这个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种族歧视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贫富差距过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美国的财富分化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如美国1%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接近全国家庭财富总额的40%，10%的人手中拥有的财富占到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70%。 这些问题使得了社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加剧容易导致了动乱。所以未来全球经济终究步入到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状态，这种状态要改变很难，因为分化问题很难改变，就像王忠民理事长所讲的全球分工是不能逆转的一样，同样道理，分化现象也很难改变，除非发生战争。 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全球长达75年的和平期，长期和平期意味着长期以来游戏规则不变，阶层被固化，经济结构扭曲，而且也固化了，这些问题使得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结构性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改革会触动利益，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所以分化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反过头来我们再说说中国，我觉得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分化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主导变成存量主导，我看到了四大分化趋势。 一是区域与人口分化。区域与人口分化反映了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结果，所谓的生产要素，是指人口、资金、土地、技术、信息等等。人口的流向变化和区域的分化还是比较市场化的，对投资或资产配置来讲也是机会所在，如中国居民家庭的第一大类资产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涨得多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人口净流入的地方。 比如说浙江，2019年人口的净流入量达到85万，首次超过了广东，同样，杭州人口净流入量超过了深圳。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基本都是北方为主，像山东、黑龙江，简言之，就是东北、西北和华北，整体都是净流出的，故从分化角度看，可以对房地产投资有指导意义。 第二，收入分化。收入的分化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对于消费主导的经济体而言，会导致消费不振和扭曲。前段时间总理也讲到了，后来国家统计局也进一步作了解释，即中国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五等份，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占家庭户数的40%，对应6.1亿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在居民总收入相对稳定、增长率确定的情况下，低收入者的收入越低，高收入者的收入就越高。 这就导致我们消费增速下降，因为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阶层，此外，还导致了消费品消费量的分化很大，奢侈品非常热销，可选消费品不振。从去年到今年，食品饮料行业中的一些名牌类的上市公司涨幅还是非常惊人，这从收入的分化中也可以获得与之一致的逻辑。 第三，产业分化。前面王理事长也讲到了，像特斯拉、苹果产业链等相关公司都在高增长，中国呢，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压力非常大，而新兴产业，主要还是以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主，像华为产业链，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如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成长势头很猛，今后还会发展会很快。 这种分化会促使投资者在资产配置结构中加大配置新兴产业的权重。 产业分化在美国也一样显著，美国股市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在涨，它的综合指数，即所有行业的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以美联储6月10日发布经济预测后两日的跌幅为例，能源、耐用消费品、金融、汽车、资本品(包括航空业)、运输等盈利受疫情影响明显的行业跌幅居前，而食品零售业等必需消费品行业在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的行情中，跌幅中位数仅为-2.8%。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为股价提供了较强的安全边际。 在经济恢复的不确定下，企业盈利预期的波动性加大也会拖累美股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看，美股分化仍将加剧。我专门统计过过去11年美国纳斯达克2800家上市公司，涨幅前10%的公司，过去11年累计涨了20倍，市值也达到了50%的占比，所有股票按涨幅排序，其涨幅中位数只有36%，即一半股票在过去11年当中没有什么上涨。 标普500也是如此，每年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选取对指数收益率拉动最大的10只股票，2015年至今前10大股票对指数的合计拉动每年均在40%以上，即标普500成分股中2%的股票贡献了指数至少40%以上的涨幅。且每年的10大股票名单是高度重复的，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公司反复上榜，马太效应明显。 所以说新兴行业崛起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做资源配置，我觉得还是配新兴产业，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全球经济会发生衰退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但就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而言，它可以覆盖这种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估值下滑。 美国股市在3月份出现技术性熊市，在3月份以后大幅反弹，又是技术性牛市，你会发现涨得多的都是新兴产业，那些受影响大的，像航空、酒店、餐饮、服务业根本没怎么涨，这个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印钞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上涨，实际涨跌幅上看，还是理性的，上涨的大部分都是新兴产业，如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了，传统服务受疫情影响较大，跌幅也较大，股票市场还是体现出产业的分化。 第四，企业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优胜劣汰。在增量经济时代，船小好掉头，所以小公司给予比较高的估值，今后来讲的话，小公司机会越来越少，因为行业的集中度在提升，头部企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高，比如说像家电行业，现在三大巨头，工程机械行业现在也是三大巨头，房地产行业四大龙头企业的份额在疫情后提高了10%，这也是非常惊人的现象。 故资产配置应该向头部企业集中，抓大放小。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行业的集中度还是偏低，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是远远不够的，今后还会进一步提高集中度。这对我们权益类资产配置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我简单来概括一下我的观点： 第一，全球经济还是在往下走，而且不排除发生信用危机的可能性。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欧美也好，都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一个避险类资产，贵金属黄金作为准货币资产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觉得明年的黄金价格有可能创历史新高，无论从投资角度也好，从避险也好，黄金具有投资和避险的双重的特性，它作为一个投资品用来应对货币的超级泛滥。从1929年至今，美元纸币增长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从1971年开始算，美元规模增长了21倍，美国经济实际只增长2.7倍，黄金只增长了1.1倍。同时，黄金作为避险工具，则用来应对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巨幅波动。 目前正处在全球货币泛滥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突破7万亿美元。黄金价格的波动往往是间歇性的，从2011年至今，走了一个U型，2018年在1200美元/盎司的平台上突破，2019年在1500的平台上突破，2020年有望在1900的平台上突破，创出历史新高。 第二，宽信用政策虽然合乎逻辑，但实际操作的难度较大，在经济增速下行是大趋势，松货币还是会继续，故利率还是会往下走，需要降息，债市慢牛行情就没有结束，还是可以继续配置。 第三，房地产随着人口分化，也会发生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强，三四五线城市房价走弱的现象。追踪四大流的变化：人口流、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如果这四大流均强的城市，其房价一定非常坚挺。四大流变化带来的是房地产投资的结构性机会。 今后几年，中国房价估计不会出现系统性、大规模的下跌，一是高层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因城施策，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二是在货币政策上，还会继续用宽信用和维持M2高增长作为支持，降息空间仍在。 第四是权益类资产，如何配置呢？我前面讲到的四大分化趋势，应该根据这四大分化趋势来配置资产，从产业趋势看，寻求高成长行业的投资机会，从企业分化角度看，要寻找头部企业，从政策导向看，可以配置政策扶持的行业。(文中所用PPT由李迅雷先生提供)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亦将催生全球金融新格局。伴随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料将顺势加速，中国经济金融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亦将持续提升。得益于内外联动的双向加强，居于枢纽位置的上海已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因时制宜、取长补短，上海有望迈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冲刺赛道。 机遇之一：疫情扭转全球经济轨道，中国经济的高水平开放将提速应变 对于全球经济，本次疫情并非一次性冲击，而是从根本上拆解了过去数十年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健增长）。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化正在持续抑制资源、人口、资本等要素供给。另一方面，疫情以及其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导致国际贸易阻滞、经济活动停滞、产业链条疏离，进一步拖累生产效率。两者交叠之下，再考虑全球财政货币政策已近极限，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料将长期下行，慢增长、强博弈、高风险、多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已经到来。 为应对外部环境的长期挑战，中国经济金融料将加快高水平开放的步伐，从多个维度进一步提升开放层次：从出口中低端产品为主到更多出口高端产品，以适应并促进产业升级；从扩大出口为主到进一步扩大进口，以改善整体福利、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从货物贸易为主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以增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改变其长期以来的逆差状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经常项目开放到资本项目开放，循序渐进完成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后一公里”，以助力中国金融市场的长足进步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从特区开放到更多区域开放，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从以开放为“特例”到以开放为“惯例”，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以顺应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将开放从政策变为文化。 机遇之二：疫情重塑全球金融格局，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将持续巩固 在全球疫情乱局之下，中国经济为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成长基础。在经济增速层面，本次疫情的短期冲击虽然不容轻视，但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纷纷下调全球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先控制疫情、实现重启的经济体，增长的长期韧性相对凸显。 在经济增质层面，在最具活力的新经济领域，中美仍将是最主要的全球领跑者。据CB Insights和WIPO数据，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科创集群数量仅次于美国。并且，中国在创新质量指数上较高收入国家均值超过40%的同时，所需的研发投入更少，具备“产出/投入”的效率优势。 从长期来看，2020年既开启了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棒期，又迎来疫情下的全球大变局。立足于多重历史拐点之上，中国将政策关切进一步投射于民生、科技、金融领域，改革深化保持稳步推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黄金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中，三个顶点分别为民生（对应大健康和大消费）、科技（对应新基建和先进制造）、金融（对应金融改革开放深化），而三条边则是以上三个顶点的彼此交互，民生科技对应于在线活动的下沉和升级，金融科技对应于To B和To C的均衡发展，民生金融对应于普惠金融的发力和基建分布的均衡。全球经济羸弱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转型充满想象的新赛道脱颖而出，将为国际长线资本提供结构性机遇。 根据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上海目前已升至全球第四位，排名仅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在近年来排名稳步上升的同时，较之于前三，上海仍在金融制度、市场基础设施、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如何把握上述的双重历史机遇，因时制宜地补上短板、发挥优势，将是上海未来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以下三方面举措将在这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目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呵护民生的能力，要求上海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动引导，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在金融中心建设整体规划基础上，对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对投资贸易、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国际化新人才、产业新业态等多个方面出台创新政策和优惠政策，为新的金融市场或金融业务营造更加公开、透明和法治化的发展环境，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并提升教育、医疗、商业健康保险等方面的国际化服务水平，为国际金融人才在沪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红利，主动与“一行两会”对接，深入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争取更多的金融业开放措施在上海率先落地，并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为上海建设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奠定政策基础。 第二，进一步丰富金融业态，建立多元化金融市场。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依托上海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持续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推动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其中，随着芯片、5G等核心技术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主赛道，以及数据、技术上升为新一代生产要素，上海亟待立足全国半导体产业中心的特殊优势，重点推动相关的金融资产和产权类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及国际上的互联互通，进而在国际要素市场形成有效对接，一方面增强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为“中国智造”注入金融活水。 第三，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在冲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要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金融权益和大宗商品等市场内外有效流转，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方面构建长效沟通机制，提高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和金融体系安全性，这些有助于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且，要在市场定位、产品设计和竞争优势方面与亚太地区其他金融中心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上海该如何发挥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综合优势，加速资本聚集，提升对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6月19日上午，在第十二届陆家嘴金融论坛第四场全体大会上，来自中外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围绕“金融市场扩大开放与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展开探讨。 加码投资 对中国金融开放充满信心 今年以来，又有一批知名国际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或积极利用新的开放政策筹建机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总裁傅帆表示，据美国《巴伦周刊》报道，在主动管理型的新兴市场基金中，投资于中国企业的比例从2019年4月的25%提升到今年4月的35%，充分体现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以及对中国金融开放的信心。 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斯表示，中国市场可以提供战略上的多元化。通过与境外机构合作，外资企业将在中国市场引进更加先进的理念，助力降低市场的波动性。他说：“专业的投资可以促进资本流动，让公司得到更好的发展，有益于所有人的长期利益。我们期待进一步看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也期待进一步获得更好的共赢。”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不断开放，金融机构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路博迈集团首席运营官安德鲁·科马罗夫表示，现在全球的投资者和客户越来越注重在中国进行固定收益投资以及股票投资，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很好的消息和潜在机会。 美国共同基金ETF巨头、先锋领航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蒂默·巴克利表示，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够实现更多的成功，“我们告诉自己的投资者和客户，投资应该着眼长远，如果只着眼于短期的一些蝇头小利的话，是会造成长期的损失。我们也告诫所有的客户要保持耐心，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看好上海 建言全球资管中心建设 傅帆表示，上海在全球金融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从2007年的第24位上升到今年的第4位。特别是投资管理方面，本期列第2位，可以说近年来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成效明显。 傅帆建议，上海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特别需要关注养老金融需求。无论是吸引海外养老资本的介入，还是对养老产品的投资进一步提供人才、科技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包括业务范围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大到海外，实现资产的合理配置，都是资管机构未来的机遇。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上海在建设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进程中，科创板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科创板规模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中能发挥重要性作用，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建设有很大帮助。” 关于上海全球资管中心的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表示，建设银行作为国有大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参与上海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据他透露，建行将积极探索在沪设立合资资管机构，加强与国际领先同行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投资方法等方面深度交流。 刘桂平还表示，建设银行将以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为契机，致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资管业务新体系，加速资管业务全球化布局。同时，加快建设银行上海国际金融创新中心建设，支持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探索跨境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充分发挥上海建银长三角战略新兴科创基金杠杆作用。 谈及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和人民币金融风险管理中心，国际金融论坛联席秘书长朱宁认为，这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有序逐步开放紧密结合。“中国的资产有很明显的本土性，中国大部分居民家庭所有的资产配置都在境内且以人民币计价。”在朱宁看来，如何借助金融服务业开放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到来，使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更多元化、全球化，以更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变化的风险，是上海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过程重要的发展方向。
从投资的角度，我们看好中国市场，对中国资产持超配的观点。中国的结构性优势是我们看好中国股市最重要的理由。同样，我们支持超配中国债券。对中国等不断增长的市场的关注，正是我们把握长期机遇的重要一环。尽管今天的全球系统出现了不确定性和脱钩现象，但长远而言，我依然坚信中国将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之 一。 新冠肺炎疫情干扰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全球的发展轨迹，并对医疗、经济和人道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坚信：拥有强烈使命感和坚守长期战略的企业和投资者将能更好地应对这次危机及后续复苏。 此次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极其迅猛，如此情形以往只有在典型的金融危机中才会出现。但我们深信经济将稳步复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前的情况有别于典型的金融危机，恢复过程无需跨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少障碍。各个国家都吸取了2008年的经验教训，及时提出果断有力的应对措施：各国央行都迅速采取行动来解决债券市场出现的问题，各国政府目前也都在积极地实施财政刺激措施。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成为率先逐步走出这场危机的市场之一。随着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中国也正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从投资的角度，我们看好中国市场，对中国资产持超配的观点。中国的结构性优势是我们看好中国股市最重要的理由。首先，中国企业正在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其竞争力、打破窠臼的创新力和全球影响力都有所提升；其次，中国企业正在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在过去的5年里，90%的新上市公司均为私营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均来自具有变革性的行业，更能代表中国的未来；再者，随着许多企业在管理上获得更高的自主性，企业的管理层将继续采取更优的运营方式，公司治理的透明度也将提升。总而言之，全球投资者将会发现，中国股票是投资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支持超配中国债券的原因也有三个：第一，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良好，归因于疫情得到控制；第二，中国债券市场与其他主要债券市场的相关性一直较低，有助于分散风险；第三，中国的在岸债券和高收益中资美元债的估值均具有吸引力，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在岸债券的需求和国内投资者对中资美元债的需求也构成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对中国等不断增长的市场的关注，正是我们把握长期机遇的重要一环。尽管今天的全球系统出现了不确定性和脱钩现象，但长远而言，我依然坚信中国将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 从另一角度而言，危机之后，世界将会截然不同。对于那些将目光放得更远而非止于眼前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当下的市场蕴含着无限机遇。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力推创新战略，整合激励机制，提高透明度，并以科技和产品为载体不断进行创新。 这也包括对创新科技的应用。未来，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像科技公司一样擅长利用科技手段，并且需将这些手段与原有的综合能力融为一体，从而与客户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形成独特的投资洞察，提高运营效率，并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高效整合。 此外，客户对全面的投资组合的需求成为了当前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在过去10年里，投资者越来越意识到，构建投资组合才是决定投资回报的主要因素，而非纯粹的个别证券品种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贝莱德决定在2009年收购了巴克莱全球投资者公司(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指数和主动投资的结合将最终使我们的客户受益，并帮助他们构建更有效的投资组合。 我们也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今年1月，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投资的新标准。我们的另类投资专家已经开始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纳入另类投资，从而帮助客户更高效地管理风险并实现卓越回报。可持续发展投资组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计划。我们相信，当顺利度过这场疫情危机，投资者重新平衡投资组合时，我们或有机会加速进入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总体而言，展望资产管理行业的未来，我们主要观察到了三方面的新趋势：第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市场造成了巨大压力，ETF的交易量上升到了创纪录水平，成为价格发现和流动性及回报来源的重要工具；第二，低收益率和远期投资工具短缺等正促成对非流动性另类投资的需求，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满足长期偿付需求的客户；第三，客户正在寻求一个整合的技术平台，以帮助他们更全面地评估整个投资组合，并有效地管理他们的业务。
6月20日，张文宏医生谈疫情形势：全球疫情还在不断攀升，10天之后会破1000万。近期全球多国纷纷加大对于新冠药物的研发投入，而加快疫苗产品研发速度也将成为解决这一全球性灾难的关键途径。无论疫苗到来与否，全球性疫情蔓延情况至少要到年底和明年上半年。(人民日报)
随着汽车行业逐步复工复产，全球多家车企表现出对车市回暖的乐观态度。经过前期政府援助和车企减支自救，业界普遍认为中国市场表现和电动车时代渐近等因素将有利于车市复苏。 施救自救措施频现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车企接受政府巨额援助后让车企们有了喘息。 在过去3个月中至少获得了15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包括440亿美元债券和1110亿美元贷款。其中，美国33家车企和零部件公司获得500亿美元贷款，发行160亿美元债券；欧洲20多家车企、供应商以及租车公司等获得了470亿美元贷款，发行了190亿美元债券；丰田、斯巴鲁、现代等亚洲车企获得130亿美元贷款，发行了94亿美元债券。 德国政府日前通过了总额1300亿欧元的经济振兴一揽子计划，以帮助德国经济从疫情危机中尽快恢复。其中对汽车业的扶持资金达到50亿欧元。 法国政府近日也宣布了一项汽车产业的提振计划，以扶持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法国汽车市场。法国政府将动用约80亿欧元资金，从提高补贴、加大投资多个层面提振法国汽车产业。在提高购买力方面，提高购买清洁能源汽车的相关补贴，对于个人购置电动汽车补助最高可达到7000欧元。法国政府还将投资10亿欧元重点支持清洁能源汽车和现有车企的技术更新等。 另外，车企发行债券、裁员等自救措施也频频出现。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球车企裁员人数预计将超过10万人，裁员地区主要是北美、欧洲市场。 实际上，复工潮的拉开也给众多车企的复苏创造了条件。 除了之前欧洲和日本的车企相继投入复工，5月底美国也加入了全球复工复产潮。 据悉，随着美国各州重新开放，美国汽车制造商在5月底重新启动了大部分组装工厂。数据显示，5月汽车零售强于预期，促使汽车制造商加快生产。福特汽车首席运营官吉姆·法雷日前表示，预计其美国汽车组装工厂将在7月初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运营水平。“一辆汽车平均有超过1万个零部件，这需要供应商和贸易伙伴之间的广泛合作，以促进安全、可靠地重启汽车生产”，美国“汽车创新联盟”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扎拉表示。 电动车获利好支持 电动车领域正持续获得政策和推广力度加大等多项利好，未来也有望成为车企未来业绩新亮点。 “奔驰计划今年在48V轻混车型上销量实现翻番，从现有20万辆达到40万辆。预计今年电动化车型（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车型）销量占比将达到此前的4倍。”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曾公开了奔驰2020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目标。 此外，奔驰今年还将上市另外一款纯电SUV——EQA，品牌首款纯电MPV车型EQV也将于今年夏季发布。 今年一季度，通用汽车高管公布了大举布局电动车的计划，并将其打造成为未来业绩增长点。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博拉宣布了通用的转型战略：未来五年将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上投资200亿美元，到2025年在中美两个市场的电动车年销量将达到100万辆。 另外主要汽车大国偏向电动车的政策利好也有新声音。 如德国，该国财政部日前批准了一项法律草案，内容是调整机动车税，该调整对电动车辆有利。 德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相关调整赋予排放更大的权重，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95克/公里的部分新车购车者将面临双倍附加费。 根据现在的情况，若排放量高于95克/公里，车辆将面临统一的2欧元（合2.27美元）每克/公里税率。该税率现在将调整为渐进式，最高为4欧元每克/公里，具体取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财政部称，二氧化碳值越高，税率将会越高。 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量在95克/公里以下的小型车辆的购车者无需支付额外的附加费，而电动车购车者可获免除任何机动车税，直至2030年底。 财政部称，今日批准的法律草案修订了机动车税法，联邦政府以此发出了明确信号，希望实现更具可持续性、对气候更有利的道路交通。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多个车企公布的5月份销售数据显示，尽管全球销量同比仍在大幅下滑，但中国市场提前回暖成为业绩亮点，并有信心维持这种情形。 大众汽车日前表示，该公司5月在全球所有地区汽车交付量下降，中国市场例外。 大众汽车表示，5月全球范围内集团销量为609400辆，同比下降了34%。 在中国，大众汽车5月份的汽车销量为330300辆，较上年同期的312600辆增长5.7%。这些数字包括在香港地区的销量。 大众汽车在西欧的销量急剧下滑，同比下降57%，至147400辆；而北美销量从上年同期的86600辆下降至52800辆，降幅为39%。南美是5月销量表现最差的地区，同比下降69%，至17000辆。 1至5月，大众汽车全球交付量下降30%，至3089000辆。 梅赛德斯-奔驰日前宣布，5月份在中国售出超过7万辆的乘用车（包括国产和进口），并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 虽然具体增幅数据并没有给出，但根据日前乘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奔驰品牌实现5.86万辆新车，同比上涨了30.8%，位列国内厂商第11名；前五个月累计销售新车达21.9万辆，成为国产豪华品牌的销量冠军。 销售佳绩的取得与奔驰在华业务较早恢复有关。奔驰自2月10日起，就已逐步恢复了在华主要的生产活动，供应链、经销商也逐步恢复运营。 不过，就全球范围内来看，奔驰的产能仍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按照戴姆勒计划，此前受疫情蔓延而导致停产的奔驰工厂要在6月份才实现重启。 数据显示，5月份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累计售出近13.5万辆新车，交付量同比去年下降了28.6%，与其前几个月跌幅表现相比仅实现小幅收窄。但中国市场单月7万辆的销量成绩，成就了奔驰全球销量的“半壁江山”。 康林松对于中国市场充满了信心，其表示，“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中国正迎来明显的回暖迹象，从4月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同比正增长，目前这一增长势头仍在延续。” 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博拉也表示出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期待，她说，通用汽车的车型阵容，包括即将推出的电动车款，让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占据有利于成长的地位。 “我认为我们将置身于一个具有市场增长契机的有利地位，”她表示，“我们正在中国寻求获利与销量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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