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清友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博士后的报告就是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所以疫情发生以后我还在想是不是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发生的频率在增加有关系。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无从考证这个问题。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现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比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今天已经没有人愿意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撂挑子的办法，而且跟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博弈。中国力图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在G20会议上也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意味着现在面临着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全球公共产品的稀缺问题，没人提供，需求又很大。 确实从企业层面来讲，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提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分配不均的问题。在提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分配不均。 今天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无论他们的疫情演变到什么程度，这些国家还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疫情，至少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但是疫情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现在尽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地方所发生的疫情，他们的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卫生灾难，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的，这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难题，我们要采取的态度就是能做多大努力做多大努力，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G20会议说的加强国际合作，还是官方企业、企业家群体能够做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抗疫确实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因为帮人就是帮己。 马蔚华院长讲到，从二战以后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资源的极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个现在其实大家都接受了。但是目前从国际机制上看仍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好在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刚才有一些企业家群体，已经在行动起来，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讲，相对容易一点。但是要跨出国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个问题最后的前景会稍微有点悲观，应对疫情可能比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麻烦。 因此，从企业的角度，如果能把公益变成一个商业行为，或者把公益嵌入到商业行为之中肯定是更好的。 在很多前辈的推动之下，中国这几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是大家能看得见的进步。一方面企业很努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是可以和美国、欧洲的企业家群体、社会组织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在G20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能不能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基金，短期能够帮助应对疫情，长期来看，这次疫情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帮人才能帮助到自己，如果在疫情下，其他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外的群体也无法独善其身。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合作的趋势、从国际合作的融资方面，能不能构建一些机制，成立一些这样的组织、基金，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的学者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5月20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郭卫民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郭卫民介绍，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将于5月21日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5月27日下午闭幕，较原来计划缩短了4天半。本次大会期间，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都做了相应的压减，将安排开幕会、闭幕会以及两次大会发言，其中一次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安排6次小组会议。开幕会、闭幕会将邀请外国驻华使节旁听。 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的提问时，郭卫民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前，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冲性的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大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局面时，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的整体优势，强大的经济发展韧性，巨大的潜力和回旋余地。”郭卫民表示。 据郭卫民介绍，全国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工商联界委员围绕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提出建议，不少被政府部门吸收和采纳。政协委员们认为，面临的形势越是复杂，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迎难而上，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郭卫民还指出，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这些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我国在新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在加速成长。为推动新技术的发展，我国不断完善顶层设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广大企业积极创新，持续扩大开放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期，中央提出要加快新基建的建设进度，这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步入更快发展阶段。”他强调。 郭卫民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的确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很大冲击。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思潮，有人提出要把在国外的企业搬回去，也有人声称要鼓动本国经济和中国“脱钩”。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主流舆论呼吁各国加强团结，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近期一些专业机构的调查也显示，很多跨国企业并不愿意从其他国家撤回去，包括从中国撤回；而且还有新的企业来投资，期待继续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郭卫民说。 郭卫民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确给国际经济合作带来困难，但也更加体现出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脱钩”主张不是一张好药方，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多年来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依赖性，面对疫情冲击，各国应该加强团结、加强合作，协调政策立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而不应以邻为壑、分裂孤立，更不能把疫情问题政治化，抹黑、指责、鼓动搞对立。
5月10日，第四个中国品牌日之际，由新华社指导，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等机构联合举办的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会召开，潍柴动力以429.77亿元品牌价值，在机械设备制造领域排名第一。而在一年前，潍柴动力的品牌价值为304.12亿元，排名行业第二，2020年品牌价值较上一年度实现了同比增长41.3%的飞跃。 业内人士分析称，一年之内，公司品牌价值问鼎行业之首，背后展示的是“潍柴系”近年来“内生+外延”式迅速增长，带来的品牌集群效应的爆发。 据了解，多年来，在谭旭光的带领下，“潍柴系”坚持产品经营+资本运营双轮驱动的运营策略，围绕主业，成功构筑起了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车桥）、整车整机、智能物流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2019年更是“潍柴系”急速扩张版图的一年。2019年9月，中国重汽集团正式成为了“潍柴系”中的一员，开创山东先整合后重组的独特模式，此后一个月，又以同样方式将山东交工纳入麾下，不久之后，又受让了雷沃重工20.84%国有股权。 稳健且加速拓展的产业版图，也让向来心无旁骛攻主业的潍柴，在整合全球优质资源的过程中，缔造并擦亮了“中国制造”的金字品牌。在国内及全球市场，“潍柴系”品牌集群效应和品牌影响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 目前“潍柴系”的国内品牌中，“潍柴动力发动机”持续巩固领先优势，并在突破非道路市场、开发全系列车机国六平台产品中，持续加码优势品牌影响力；“中国重汽”“陕汽重卡”竞合前行，缔结“潍柴系”整车整机品牌合力；“法士特变速器”“汉德车桥”“株洲火花塞”等也均在产业链品牌体系中持续领跑，名列前茅。 海外品牌中，潍柴自2009年以来放眼全球推进国际化战略，将法拉帝、凯傲、林德液压等各自领域的全球顶级品牌，镶嵌进潍柴系“产业同心圆”的全球化布局中，迈出了品牌进入高端市场、链接全球优势资源的重要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谭旭光以超前的战略布局眼光，让这些品牌凝聚于“潍柴系”之下形成合力，构建了“智领未来，驱动梦想”的品牌传播主旋律，让“潍柴系”品牌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品牌形象，同时又拥有各地域不同市场所侧重的品牌影响力。 伴随着“潍柴系”的品牌版图拓展，原来的单一潍柴发动机品牌拓展为拥有商用车、黄金动力总成、工程机械、智慧物流等的品牌集群，在“潍柴系”同一框架内，实现了品牌效应叠加，以及多途径的“1+1＞2”的品牌合力，也让企业在原有品牌基础上扩大了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作为“潍柴系”的掌舵者，谭旭光曾分享过他的一个梦想——打造一个享誉百年的“中国制造”国际品牌。为此，谭旭光和他的“潍柴系”一直在路上。（编辑 张明富）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毛里西奥·卡德纳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杰出研究员。） 许多人呼吁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暂时延期偿付所有债务，以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一场主权债务违约海啸。他们认为与其被动等待债务人停止履行偿付责任，不如叫债权人同意暂停收款一段时间更能令事态有所改观。 但尽管全面冻结债务偿还可能会对许多缺乏更佳选项的低收入国家有所帮助，对于那些目前仍能进入金融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却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本流入，而不是对流出的限制。 暂停偿付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新兴经济体需要新的净融资——换句话说就其资源需求量要比冻结其偿债义务所能提供的更多；其次，参与延期偿付的国家可能面临某些债券持有人的法律诉讼，进而影响其未来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对于在本币资本市场上拥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家来说，债务延付尤其会成问题。外国投资者撤离市场的冲动将对新兴市场货币构成更大压力，从而推高通胀并限制了可用于缓解新型冠状病毒经济后果的流动性资源。采取防止资本外流的资本管制措施同样是不明智的：资本无论如何都会撤离，同时也会在撤离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 虽然债务延付对新兴市场弊大于利，但期望私人资本提供这些国家当前所需的融资也是不现实的。 的确，几个新兴经济体在4月以较为合理的条件从主权债券市场筹集了资金：墨西哥发行了60亿美元债务，以色列发行了50亿美元，印尼43亿美元，秘鲁30亿美元，巴拉圭10亿美元，而巴拿马和危地马拉也发行了一小笔数额（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发行了总额达240亿美元的债券。）但相对于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预计达2.5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同时也不能保证将来的债券发行必定成功。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经历V型复苏，因此其信贷状况必将有所恶化。复苏将需要时间，并且（病毒一样）呈现波动性，从而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全球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投资者将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资产，并减少新兴经济体投资。 那如果既不建议延期偿付，又无法依赖私人资本，我们该怎么办？ 常规的应对手段是让新兴经济体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那里寻求更多的支持，但是这些机构无法提供所需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多能调动1万亿美元，而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只能拿出几千亿美元——这反映出这些机构既资本不足又害怕失去其AAA信用等级的窘境。同时在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诸多阻挠之下，为这些机构补充资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我们现在就需要钱。 而解决方案其实有赖于那些发行储备货币因而应当真正关注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中央银行。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进行协调，它们应构建一种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 vehicle）以充当眼下全球大量可用流动性与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之间的桥梁。 特别是，特殊目的载体可以发行债券，然后那些大型中央银行将根据自身制定的量化宽松计划购买这些债券，然后将所得款项贷给新兴经济体。借助某些提高信用水平的操作，这些贷款可以像其他金融资产一样被证券化和交易。这些特殊目的载体需要包含一定的权益才能达到购买其债券的央行所要求的最低信用等级，而多边开发银行和国家政府都可以提供这些权益。 多边开发银行将管理新贷款的构建，监督和偿付，这可以由特殊目的载体和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实施。但是属于特殊目的载体的贷款当然不会被记入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也不会影响其信用等级。而特殊目的载体贷款应当只能被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紧急状况（包括复苏）。为该机制提供资金的央行将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动用该机制。 此外，特殊目的载体可以作为风险缓解工具，以使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新兴经济体，例如它可以在疫情后复苏阶段对外国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直接投资提供股权担保。 最后，多边开发银行应更有效地利用自有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经济复苏。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且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从增加自身获取其他流动性来源的途径以增加其杠杆作用开始。 提议建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可以提供多边开发银行当前缺乏的流动性支持。事实上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提议过这一点，并预计这一安排将使世界银行的贷款额至少增加10%，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数量也会大幅增加。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专注于对现有系统进行调整，而不是在这些非常时期中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建立特殊目的载体的过程也会比需要立法行动的替代方案更加简单快捷。 当然，额外的全球贷款机制并不能解决新兴经济体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但这将为它们提供一些崭新的工具，而设置这一机制将需要果断行动和国际协调——就跟帮助我们战胜病毒本身的原则一样。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为什么2020没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GDP的增长指标，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化到财政、货币政策的指标当中。一方面疫情突如其来，经济指标要有可比性，今年一季度和以前是不具备可比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疫情客观上还在蔓延，全球经济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不纠结于经济增长的指标，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扩大内需、做好六稳六保、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目标任务。(人民日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杰弗里·D·萨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及卫生政策和管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管） 当一辆汽车在结冰的高速公路上打滑时，后果可能是50辆车连环相撞。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如此：1982年墨西哥的外债违约导致数十个国家接连爆雷，泰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而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则在全球掀起了大衰退。 虽然国际金融家们应该还不至于蠢到启动一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大崩溃，但他们的智慧也将很快受到考验。 甚至在COVID-19使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之前，阿根廷就已经再次陷入了债务困境。正如这个屡次被违约蹂躏的国家惯常发生的那样，纵使2016年与顽固派债权人达成了一份半吊子协议后迅速回归债券市场，但这一切最终又成为了阿根廷时任总统和债权人的一厢情愿。 财政赤字破坏了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2018年救助计划毫无效果，票面利率极高的阿根廷债券也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在这方面阿根廷绝非孤家寡人。近年来，各金融市场宽松的贷款标准以及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注入的充裕流动性诱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举债，主权债务压力日益被视为一个主要的系统性风险，以至于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其中一个环节的议题就是“应对下一波主权债务危机”。 随后新型冠状病毒来袭。3月份油价暴跌，近乎全球范围的封锁，政府收入暴跌以及为维持民众生存而投入的巨额公共支出共同造就了一个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全球性财政危机。美国预算赤字将飙升至约相当于GDP的18%或更高水平，而对于那几十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财政前景可谓一片黯淡。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依然向其债权人提出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债务重组方案。而其债权人也应当对此予以积极回应。以下是方案内容： 阿根廷现有债务的平均票面利率为7%，比德国的30年期零票息政府债券高约7个百分点，比美国财政部支付的1.2%票息高出约6个百分点。阿根廷已经正确地指出7%的票息率必将导致违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同意这一数字是不可持续的。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就算是美国——有能力偿付7%的票面利率。 然而那些购买阿根廷债券的债权人却表示正是因为违约的高可能性才需要设定7%或更高的票面利率。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能将阿根廷的利率降至与美国相仿就不必违约。高昂的7%利率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它将使违约变得不可避免，而较低的利率则可能避免这一点。 阿根廷提出以更低的安全利率为当前债务实施再融资，从而避免了本金的“减值”。 （实际上为符合阿根廷法律，这一债务交换方案包括象征性地降低债务的票面价值，但在我看来这应在任何最终协议中予以消除。）就像房屋抵押贷款的再融资一样，原有债券将是由反映当今低利率形势的债券代替。但是阿根廷并没有提供等于美国国库券的票面利率，而是将其定在了平均2.3%的水平，也高于其债权人投资组合中的美国国债收益率。而涉及宽限期和利息支付时间表的详细内容应根据严峻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进行谈判，调整和最终确定。 但这些债权人都是一帮奇怪的家伙。他们声称阿根廷无论如何都会大幅削减本金的偿还比例。但阿根廷政府其实提供了一个高于美国安全利率的安全回报，同时其建议方案的逻辑也是正确的。为什么要该国去维持一个必将带来违约风险的极高利率？为什么债权人会更喜欢阿根廷违约而不是经济复苏？ 债权人使用10~12%的贴现率来计算阿根廷方案中的所谓本金减值，似乎在美国国债利率才仅仅高于1%时他们应该获得10%或更高的无风险收益。金融新闻媒体也与之沆瀣一气，写报道附和说阿根廷将对债权人的本金进行莫须有的大幅减值。但阿根廷其实是在将极易导致违约的票面利率降低到无需违约的水平。 在此还可以更进一步：一些友好的官方债权人或多边机构可以通过为阿根廷新债券的部分或全部付款作保来提高交易的吸引力。这样的保障将是一个完全安全的选择：在低息票率和新到期结构之下，阿根廷不会发生违约。 就算有一个国家（更别提多个国家）开始摇摇欲坠，全球金融市场也会趋于恐慌。但如今可能有30~40个国家处于严重财政困难中。它们都需要在今明两年实施债务再融资，直到疫情后的复苏可以活跃全球经济活动，恢复政府收入并减少紧急支出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集体理性需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和一些主要债权人的引领。否则就将发生债权人争夺战（也是囚徒困境的一种变体）——每个债权人都会对其他债权人说：“让我先把欠款收回来，你去搞债务再融资吧。” 如果谨慎处理，各方都可以且应该以低利率来对本年度的债务本息进行重组以避免各国接连违约。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2020年就将成为全球金融危机毁灭性新篇章的开端。 在1907年的恐慌中，正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和他的银行将金融体系从灾难边缘拉了回来。到了2020年，这个任务必须由在第一季度末管理着6.5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也是阿根廷主要债权人之一的黑石集团（BlackRock）来承担。黑石可能会指导债券持有人以安全的票面利率来为阿根廷的债务再融资，并在其他遭受疫情困扰的主权借款人身上执行类似操作。 好了，拉里·芬克先生（Larry Fink，黑石集团创始人兼CEO），现在就拜托您来协助预防这场全球金融灾难了。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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