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搞了太多独立标准，导致其无线运营商目前无人是华为对手。”5月18日下午，在华为公司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回应美国修改出口管制规定时这样说道。 出于对华为高速发展的忌惮，自去年以来，美国就想尽办法不断打压华为，该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业务上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实现技术上真正的独立自主才是不惧外来打压的法子。 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 这是三天以来，华为首次正式回应美国的进一步打压行为。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称，全面限制华为购买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包括那些处于美国以外但被列为美国商务管制清单中的生产设备，要为华为和海思生产代工前，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 “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华为在声明中指出，本次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称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其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声明显示，去年被美国无端列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始终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艰难前行，而美国为了遏制华为的发展，无视企业和行业的担忧，无底线地修改产业规则，使得30多亿用户的信息和通讯受到影响，罔顾华为客户和消费者的权益。“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华为努力保持客户供应，获得了绝大多数客户的理解。”郭平说。 郭平认为，“经过这一年的磨炼，华为已经‘皮糙肉厚’，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过去30年，华为把数字技术带出了象牙塔，加快了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在全球覆盖了1500多张网络，为6亿消费者提供了智能终端消费，服务了30多亿人口”。 前期打压效果不理想 “我们无法理解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郭平发出考问。 除去一些政治和贸易谈判因素，在通信专家马继华看来，美国此举是因为原有的限制打压措施效果不理想，甚至说是“失败”了，不得不用新的更刺激的政策。 去年5月，美国将华为加入该国“实体清单”，之后又针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发出供应链禁令，但华为用业绩说明，美国的打压并没有成功。财报显示，2019年，华为销售收入为8588亿元，同比增长19.1%；净利润为627亿元，同比增长5.6%。 此外，马继华认为，最近美国的欧洲盟友对华为出现了一些松动，开始“不听话了”，美国需要“杀鸡给猴看”。 英国和德国的相关人士近日都表示，需要华为参与他们国家的5G网络建设。截至今年2月，华为已经获得了91个5G商业合同，其中47个在欧洲、27个在亚洲、其他区域17个，累计发货了60万个5G AAU模块。 但从本质上说，据报道，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指出，美国所谓为消除网络安全担忧而对华为实施进一步封杀行为的新规定，实质是为维护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华为目前是5G网络设备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是5G技术规范标准化组织3GPP的重要成员。 “华为不幸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最大的目标之一。但美国也清楚，制裁华为，是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从长远看，如果华为在美国外找到更多的替代解决方案，美国企业受伤更重。”电信分析师付亮说。 据郭平透露，去年华为在美国的采购额达到187亿美元。一旦失去这一收入，对供应链的企业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 5月18日，有消息称，在美国宣布了最新的出口管制法规后，台积电已停止从华为接受新订单。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华为方面求证，但截至发稿对方未作出回应。不过，据外媒报道，台积电表示，已停止向华为提供新订单的报道“纯粹是市场传言”。据悉，限制再度升级后，华为向台积电紧急追加7亿美元大单，储备力或提升至100天以上。 威吓大于实际作用 因此，为防止对使用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国代工企业造成直接的不利经济影响，美国商务部将延长对华为的临时许可，给予120天缓冲期。“大门并未就此彻底关上，和前几次制裁一样，美国商务部堵住了门，但还是留下了窗口。” 付亮如是说。 至于最终会有多大影响，马继华认为，美国的限制政策有一定震慑力，但短期也只有这个影响，美国只敢“上箍”，却不敢轻易“念咒”，落实起来太难，缺乏监控整个世界生产网络的能力，只能靠企业申报，威吓作用更大。“这种措施用多了，会恶化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对超级大国的信任，倒逼大家不得不创新做备胎，时间长了，美国的优势会严重削弱。” 在他看来，华为应该继续做备货，想办法维持足够战略空间，同时努力打造中国朋友圈，打造更牢固的科技生态版图。 这两年，华为确实在试图摆脱对美国企业的依赖。在系统和软件方面，今年2月华为在欧洲发布了HMS Core 4.0和更完善的应用商店AppGallery，并推出了首批搭载HMS服务的华为手机——荣耀V30 Pro和9X Pro；华为P40手机里已经完全没有谷歌的东西。 但付亮却不这么看。他指出，作为一个行业领军企业，华为最清楚产业链各环节有多大差距，14nm替代5nm，可能不利于华为发展。“任正非（华为创始人）说得好，即使能做，也要多采购美国的，这才是高明的策略。” 郭平也呼吁道：“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一体化协作体系，这个体系不应也不可逆转。标准和产业链割裂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会给整个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产业界应共同努力，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公平性，确保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分工协作的供应链体系。”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为庆祝北京大学122周年校庆和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5月4日北京大学举办“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面对疫情重袭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国内外各领域顶级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热点话题展开了一场深度理论探讨。以下是林毅夫教授在该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 自1月初新冠疫情在中国暴发以后，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分享疫情信息，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3月份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11日将新冠病毒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间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11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确诊的病例。截止到5月4日，海外累计确诊人数达到348.4万人，为中国累计确诊人数8.4万人的41.5倍，并且海外确诊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加。新冠肺炎是百年未见的大疫情，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就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 一种传染性高的疾病在还没有防治疫苗可用之前，当疫情在一国扩散之后，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社会隔离和封城、封国措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际已经采取了和中国一样的封国、封城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生活，而且，也会对生产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三月份的两个星期内出现1988年设立熔断机制以来5次熔断中的4次，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是负利率，虽然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甚至无限量数量宽松，和高达GDP10%甚至20%的财政援助计划，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今年经济下滑7.5%，比一月份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份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 不过，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尚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许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并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会有输入性的风险，可能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如果新冠疫情得不到世界各国的合作一道齐心协力防控而至疫情蔓延至明年，甚至像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那样在许多国家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那么，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陷入像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非不可能。 二、 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和应对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今年的增长率至少需要达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国的年增长潜力还有8%，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目标本来不难达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封城封村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2月份全国处于停工停产的状况，3月份防疫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开始复工复产，然而许多出口企业面临订单骤降或被取消的困境，并且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常态化，生产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到32%之间，下跌幅度可能超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出口国，今年我国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考虑到为了防控输入性的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的蔓延，防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二季度即使全面复工，经济增长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反弹，如果增长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说，要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那样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经济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为未来一两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间，今年勉强去达到5.6%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下降3.0%增长的预期下，我国若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明年也只要维持3%-4%，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在明年就能实现，何况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我国经济恢复到正常6%左右的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在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大疫情和经济衰退中，10年前定的目标延后一年完成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过去金融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这次新冠疫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农村和城市，国内和国外。受到国内需求锐减、国外订单骤减，许多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更是困难，根据清华大学的一个调查，有85%的民营企业难于熬过3个月，企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 我国政府过去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创造就业和需求会有一个延后期。这次除了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可以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这样才能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全面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理性的偿还，增加给予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或代缴租金等等。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三、 全球治理的思考 现在新冠疫情已经扩散到211个国家，波及到贫穷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任何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于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投入。英国皇家理工学院的疫情专家预测亚洲国家至少会有90万人、非洲国家至少会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同时，经济下滑也使得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于偿还到的危机。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新冠疫情，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作为大国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在二十一世纪物资和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同时，面对像新冠肺炎这样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的脆弱性。除了新冠肺炎之外，在将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其他致命的传染病以及像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自然灾害，当然，还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措施，既以邻为壑也难于自保，必须各国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的水平。希望新冠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减缓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来源：海通国际宏观研究 孙明春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一旦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原文于2020年5月13日首发于界面新闻。 ---------------- 今年年初，一场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把全球经济推入危机之中。面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巨额的财政纾困政策，各国央行也出台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极力控制疫情的扩散，确保民众健康和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保障，避免经济与金融市场陷入无序与混乱之中。这些措施属于灾难救助措施，而非经济刺激政策，只要存在真实需要，无论规模多大，都无可厚非，不必拘泥于常规情况下对财政赤字率或货币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各国政府和央行都要齐心协力度过当前的困难时期，先求生存，等疫情结束后再设法解决这些“非常规措施”（unconventional policies）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然而，作为研究者和市场参与者，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下各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央行“无限量宽”政策的边界及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负担都已远远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前（图1）。例如，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2007年的65%上升到2018年的104%；“欧猪五国”（PIIGS）的国债与GDP的比率则分别上升了30-80多个百分点；只有德国出现了国债与GDP比率下降的现象。 显然，无论是英美日、还是“欧猪五国”，在经历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7-10年里，虽然经济早已步入复苏期，但财政政策并没有从“非常规政策”中退出来。至少从数据上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所阐述的在经济复苏后通过实现财政盈余为经济衰退期间的财政赤字“买单”的现象。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明白，虽然理论上讲，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实现公共债务长期可持续性的必要举措，但在现实实践中，对政治家而言，却永远找不到削减赤字（更不要说实现财政盈余）的合适时机。人类社会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政府债务会越积越多，直到出现高通胀或债务违约。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193个经济体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纾困与货币宽松措施。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已推出数轮财政纾困计划，总额已达2.8万亿美元。由于疫情尚未结束，白宫和国会尚在研究出台更多的财政纾困与经济刺激计划，全年下来大概率不止3万亿美元。考虑到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超过1万亿美元，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20%左右。笔者判断，明年、后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依然疲弱，每年财政赤字估计都在GDP的10%左右。这意味着，到2022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就将达到150%。鉴于欧洲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欧洲各国的财政负担在今后2-3年里也会大幅度上升，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令人堪忧。 根据当前全球发展的格局及各国竞争力的变化来判断，在未来5-10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实现经济高增长来恢复财政盈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等方法来实现财政基本平衡或大幅度减少赤字的可能性也不大（政治上不允许）。因此，除非出现高通胀，否则其公共债务负担会愈益沉重。这是否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呢？ 笔者认为，在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国债都是以本币发行，鉴于其中央银行现在都采取或接近采取“无限量宽”的货币政策，只要央行兜底，相关政府的所有借贷需求都可以被货币化。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央行出于某些原因不出手救助，否则这些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背负金额巨大的外币债务，一旦出现偿付困难，本国央行即便愿意无限兜底，也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帮助本国政府度过这一难关。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实际上，在本轮全球危机的初始阶段，黎巴嫩和阿根廷政府都先后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就是例证。 “无限量宽”的边界 各大央行的“无限量宽”政策虽然大大降低了发达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却把压力转移到中央银行和货币体系上。 在上一轮危机（全球金融海啸）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图2）。面对金融海啸给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美联储采取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在不到五年时间里（2009-14），通过三轮“量化宽松”，将资产负债表扩张到4.5万亿美元左右。理论上讲，当经济与金融体系恢复常态后，联储应该收回（或至少部分地收回）非常规时期释放的流动性，也就是实施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但“量化紧缩”仅仅开展了不到两年（2018-19），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只下降了7000亿美元，到2019年9月就停止了。到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又回到了4.2万亿美元的水平。显然，即便对于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联储来说，也是“放水”容易、回收难啊！ 在新冠疫情和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之后，为稳定金融市场并支持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措施，美联储在过去两个月里又把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2万亿美元，达到6.1万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财政纾困与刺激计划尚在执行和规划之中，今后2-3年还会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其中相当大部分可能不得不由联储“买单”；同时，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今后数年都可能面临巨大挑战，美联储将不得不通过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陷入萧条、防止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之中。因此，美联储仍将在今后2-3里继续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估计在2023年前后就会扩大到10万亿美元了。 鉴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殊地位（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国际清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联储似乎可以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但笔者认为，也不能高估了美联储（及其他主要央行）的能力。货币宽松也有极限。毋庸置疑，一旦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上句号。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如果央行长期不遵守货币纪律，市场仍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央行的“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 例如，上一轮金融海啸之时诞生的比特币，很可能就是市场对央行缺乏货币纪律而释放的第一个警告。这样一个毫无内在价值、凭空而生的数字货币，诞生后不但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同，而且催生了一系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或数字资产。尽管今天这些数字货币的体量仍然很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都不足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形成实质性威胁，但它们已成为很多中长期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保值工具。这是市场准备“用脚投票”的一个早期迹象。 另外，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图3）；由于欧洲、日本的长期国债都是零利率或负利率，而美国长期国债仍有1.5%以上的正收益，私人部门还在净买入美国长期国债。但是，如果把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加总起来，实际上过去5年海外投资者整体还是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累计净卖出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 这些现象皆发生在此轮危机之前，其背后的逻辑和意义都值得深思。新冠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又开始新一轮的大幅度扩表。虽然短期内，市场非常欢迎美联储的“无限量宽”，因为它避免了一场金融危机从天而降；但尘埃落定之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美联储无底线的“放水”呢？在本轮危机中，黄金和比特币价格虽然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但整体表现比较坚挺，是否是投资者因担忧高通胀重返或当前“纯信用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突变”而采取的对冲操作呢？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影响 自1945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的地位都不可动摇。即便1971年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进入一个纯粹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显然，这是一个稳定均衡。然而，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已出现更多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而且也可能是稳定均衡。然而，从一个稳定均衡过渡到另一个稳定均衡却不是件易事，往往需要有外部冲击才能促成。 一种潜在的均衡就是前述的由黄金、比特币、或其他一些非信用货币取代现有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概率很小。也许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的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货币的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例如，根据中国的经济体量、占全球贸易的比重等因素分析，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图4）。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包括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不需要中高速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当前形势看，相对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来讲，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储蓄率、经常账户、财政状况、经济的成长性、外汇储备的充足性等）都更健康。得益于过去几年“降杠杆、防风险”的努力，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次全球危机时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更大。如果我们应对得当，应该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果真如此，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这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能不能走到那一步，取决于今后几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目前应该还不是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稳度过。因此，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要低估了困难；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同时，要平衡好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尤其是考虑到美元地位的削弱势必伴随着美元汇率的贬值，损害严重依赖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届时这一“跃迁”对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有可能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对此，我们必须深谋远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 帕特里克·博尔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李·布海特；爱丁堡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皮埃尔-奥利维耶·古辛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米图·古拉蒂，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谢长泰，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乌戈·潘尼扎，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兼金融与发展学讲席教授； 碧翠丝·维德·迪马罗，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面对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富裕国家的决策者们采取了 “不惜一切代价 ”的办法来挽救其经济，使其免于崩溃。但是，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更加严重的危机，这些决策者们则和大萧条肇始时的胡佛政府如出一辙，声称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拥有了数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而其他国家获得的救助却寥寥无几。 这一悲剧不仅在于保持社交距离的经济成本有可能在新兴市场更高，同时也在于富国的巨大救援努力使较穷的国家更难抗击这场大流行病。 像美国这样的拥有充足借贷能力的国家能够以最低的利率筹集到巨额资金。但这些资金来自于寻求安全的新兴市场投资者，以及清算其外国资产的美国投资者。换句话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所依赖的部分资金来源于对资金需求更为迫切的新兴经济体。 因而不出意料，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资金援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调用的资金也并不充足。 因此，二十国集团政府近期同意了直到2020年底，暂停世界上76个最贫穷国家的双边政府贷款偿付。但二十国集团计划中缺少的一个关键群体是私人债权人，而对如墨西哥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私人债权人持有其主权债务的大部分。 如果没有私有部门的参与，任何针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官方债务减免可能都只会被用来偿还私有部门的债务。如果公共部门减免贫穷国家债务负担的结果只是向商业债权人的财富转移，那么这一举措将是没有意义的。 所有的私人债权人也需要平等地参入到债务冻结中，这既是出于基本的公平性，也是为了保证发展中经济体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而且他们的参与不能纯粹出于自愿，否则只会导致私人债权人中的参与者补贴不参与者这一结果。 而且，历史表明相当一部分私人债权人可能会拒绝参与，尤其是当他们的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大流行病的压力时。所以为了让发展中经济体能抵抗COVID-19的冲击，让所有私人债权人参与到债务冻结中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建议由一个多边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为请求临时债务减免的各个国家设立一个中央信贷机制，使其可以把留存利息作为抗击疫情的紧急资金。这期间的本金摊销也会被推迟，以使得所有的债务偿还都被推迟。 这个监管延期偿付的多边机构会监督各个国家的信贷机制，以确保本来会流向债权人的款项只被作为抗击COVID-19疫情的资金使用。一旦全球大流行病疫情结束，这个紧急机制里的所有资金都将由相应国家偿还。 在许多国家，国内合同法包含了允许由于完全不可预见、不可预测、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暂停履行合同的原则。在“危急情况”原则中，国际公法承认，国家有时可能需要应对极其特殊的情况，甚至要以中断正常履行合同或条约承诺为代价。 COVID-19 符合上述所有这些条件。受这一流行病严重困扰的国家将需要调动所有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来应对这一流行病。并且他们必须从多个来源来获得这些资金，如转移用于其他目的的支出、从官方机构获得贷款或赠款、以及重新分配用于偿还定期债务的资金。 做出这些调整的国家将不会是随意或选择性地采取行动；它们将是真正意义上因为危急情况而采取行动。每个国家，尤其是二十国集团，都应在建议暂停双边及商业债务支付的背景下公开认可这一事实。 有些人可能担心暂停债务偿还会破坏主权债务市场。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COVID-19大流行病是一次极为罕见的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它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严苛的全球封锁，以及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前所未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次大流行病甚至导致原定于7月和8月在东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和平年代被推迟。 既然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国日本都能够推迟2020年奥运会，那么二十国集团也应当能够在局势好转前，组织冻结私人主权债务的还款，以保持全球经济活力。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微信公众号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截至5月5日累计确诊病例超370万人，死亡病例超25万人。因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1月份的3.3%下调6.3个百分点至-3%，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经济衰退。世界银行也将东亚-太平洋地区2020年GDP增速预测从2019年的5.8%放缓至2.1%。 疫情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明显影响。首先，各国采取了封城、停工、隔离等措施，基本停止了必需品生产以外的经济活动，经济陷于停滞。其次，国际贸易严重萎缩，降低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至32%，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水平，而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进一步带动外需下降，给外贸部门带来较大压力。第三，大部分产业短期“休克”，对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造成影响。近几十年来，全球一体化大生产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来源，各国经济活动停滞容易引发全球供应链受阻甚至中断。第四，疫情还影响了全球投资者预期，国际金融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3月份美股大幅下跌四次触发熔断机制，4月20日国际原油期货结算价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低迷叠加共振。 疫情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是企业生产经营安排受到影响。春节假期延长、延迟复工减少了有效工作日，部分省市限制交通也影响了生产所需的人员和物资流动，有关损失已在一季度GDP增速中体现。二是需求面指标同比放缓。今年以来，零售、餐饮、旅游等消费支出明显下降，疫情还深刻影响了经济主体行为，特别是消费者可能较长时间减少到商场、影院等人流密集场所的消费。三是外部输入型风险将继续冲击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受阻的状况短期难以改善，外需可能继续下降，进一步拉低我国经济增速。总的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一季度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接近全面复工，全国多地餐饮、酒店等企业也陆续恢复营业，交通物流进一步恢复。3月份以来经济数据已有所好转。 但也需关注以下风险，一是全球疫情持续时间及负面影响可能超预期。欧美发达国家疫情仍然严重，重启经济的努力效果需要观察。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农产品出口国新增确诊上升较快，全球疫情未来走势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二是主要经济体高度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和溢出效应需密切关注。货币和财政政策仅能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及金融形势根本上仍取决于疫情防控进展，非常规政策的负作用也会逐步显现。三是国内经济仍面临较多挑战。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居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上升，产业链复工复产的协同配合有待增强，主要农副产品保供稳价需不断夯实。四是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金流动也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央行大幅放松货币政策加之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领先，人民币资产较高的收益和相对的安全性可能吸引跨境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外需持续走弱、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也可能引起出口减少和跨境资金流出。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握好政策出台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防风险、控通胀的关系，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多渠道做好稳预期工作。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有效防控国际疫情的影响。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朱民、潘柳、张娓婉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持续以指数和波浪式爆发，封锁措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冲击，全球经济萎缩，各国面临着抗疫情和保经济的艰难选择。在有效药物和疫苗问世之前，经济的放开必然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是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的平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全面放开居民和社会活动的同时，要抓紧利用当下已经创造的时间窗口，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严控输入风险，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以实现精准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 新冠疫情还在全球持续蔓延 （一）全球疫情波浪式持续发展 3月6日起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在严格举措和迅速行动下得到控制，但海外疫情却开始指数爆发。欧洲各国从3月中开始先后“封城”落实程度不一，整体疫情的有效控制至少还需要2个月的时间，要到今年6月份才可能达到整体控制。美国从3月底才开始“封城”，各州执行标准和实施力度不一，持续的波浪型发展，使得美国疫情的要到6-7月份以后才能得到初步控制。 欧美国家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都面临的疫情发展时间长且确诊平台居高不下的局面，以及疫情向非洲、南亚和拉美的蔓延和爆发，给全球疫情潜在的第二波卷土重来提供了基础，出现在欧洲、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发生全球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可能。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来看，第二波疫情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第一波。整体上，我们仍然面临疫情蔓延的高度不确定，全球抗疫形势仍然非常严峻。而疫情时间的延伸也给经济恢复和正常社会生活恢复带来巨大压力。 （二）特效药和疫苗研制仍然面临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发展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并覆盖相当广地域，与此相对应的是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仍然面临不确定性。疫情的根本控制需要迅速研发出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特效药和疫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各国都迅速进入对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流程，但研发环节同样面临层层困难和挑战。 对于适合大规模接种的疫苗进展，全球医学专家认为12到18个月的时间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研究都尚未进入耗时更长的临床III期大规模测试疫苗有效性阶段，即使全球统筹，广泛合作，争分夺秒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进度，在各期试验结果良好，失败率最小的情况下，最快也要等到2021年春季疫苗上市，而届时疫苗的实际防护率、不良反应，以及病毒的变异情况等因素还会增加实际效用的不确定性。 一、 经济压力导致封锁限制逐步取消，全球进入抗疫和复工并存新阶段 （一）经济冲击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大萧条担忧日增 封锁等遏制措施的实施通过控制平缓疫情发展曲线，有效地阻止大流行病的快速传播，代价是经济发展的全面暂停。我在3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综合数据和模型，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全球贸易增长为-15%，疫情地经济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地金融危机。（朱民，2020a）。4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带来了高昂的成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全球贸易萎缩11%。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预测大流行病对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可达9万亿美元（IMF，2020），而桥水基金认为全球封锁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带来多米诺效应，会冲击收入端及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全球经济因新冠肺炎疫情损失将前所未有地高达2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3%（ Jensen et al．， 2020）。 从国家看，新冠疫情及各国封锁措施对生产、消费和信心的直接影响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由于封锁措施持续时间和执行程度的不确定，封锁对经济的影响和冲击尚未见顶。OECD根据封锁措施对所涉及部门的直接影响初步估计，许多经济体的产出水平会下降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消费者支出则下降约三分之一。严格的封城措施每增加一个月，产出下降的水平相当于损失年度GDP两个百分点，后续影响一个百分点，累计三个百分点（OECD， 2020）。这和中国第一季度GDP缩水6.8%基本相符，如果封城停产持续三个月，GDP可能会比原本降低6-10个百分点。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冲击，经济衰退已然突显，对是否会继续走向大萧条的担忧日益增长。衰退与萧条的区别关键在于经济萎缩的时长，1929-1931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长期负增长，连续萎缩时间长达43个月。欧美疫情在3月中旬爆发并陆续采取封锁措施，可以预见第二季度受到的冲击会比第一季度更严重，将导致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如果全球疫情不能在三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尽快将经济拉回平均增长水平，会导致实体经济的大规模破产，对消费、贸易、就业等产生巨大影响，而最终演变成大萧条的担忧也会大幅增加（朱民，2020b）。 （二）刺激经济，各国政策空间枯竭 全力阻止经济滑向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提供政策刺激经济，支持维护中小企业度过衰退期。但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今天各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都十分有限，政府债务高企，利率已至低位。各国政府常年赤字，进一步限制了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同样极为有限。 疫情防控期间，各国推出了空前的经济干预措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及紧急救助补助计划。但2020年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过度刺激政策对后续经济活动的潜在影响也难以预计。能否从受疫情重创的停滞状态中恢复，并实现经济快速反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全球合作抗疫的速度和力度，也取决于各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政策和抗疫政策的权衡制定。 （三）经济压力急剧上升，复工成为主线 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在衡量医疗负载能力的基础上，欧美各国开始制定复工时间表，考虑逐步取消封锁措施，分阶段重新放开市场，谨慎平衡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其实封锁限制措施对经济增长的中期恢复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MIT学者通过研究1918年西班牙流感对美国的冲击，发现封锁限制更早实施或实施更久的城市在疫情后经济恢复速度更快（Correia et al．，2020）。但目前看，疫情的经济冲击已经接近冲破现有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的边界，对重现1930年大萧条的担忧，在保经济和防疫情的艰难衡量中，欧美各国政策转向，选择开放“封城”， 开始把防疫策略从“围堵”转向“缓疫”逐渐恢复经济和社会正常活动。预计进入5月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会逐步开放，社会经济活动缓慢复活，全球进入抗疫与管制和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动共存的新阶段。 （四）艰难的选择 然而疫情风险并没有消退，由于没有对足够多的人群进行测试，实际上无法了解病毒传染性，实际感染率，及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等真实情况，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被感染。在疫苗问世之前，整个社会都要与病毒共存。经济的放开将伴随着疫情的长期防控。 欧美各国面对疫情防控政策在延缓和遏制之间的摇摆正是“放开”管控的风险点。英国和美国抗疫早期都采取延缓策略，即通过感染病例居家隔离等最低措施减缓但不阻止流行病传播，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指出只采用延缓策略会大幅突破医疗系统负载，造成很高的病死率后（Baldwin and Mauro， 2020；Ferguson et al．，2020），英国和美国政府被迫转向抑制策略，通过关闭封城等严格举措逆转疫情增长，希望短时间内将病例数降至低水平，但是已经错过了抗疫的早期窗口，随后发生确诊病例数量指数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放开，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 一、 建立我国全面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我国在全面放开经济活动有独特优势，但欧美各国先后启动复工政策的新的外部环境对我国已经开始的复工和继续抗疫提出了新的和严峻的挑战。为抵御外来疫情输入，防止疫情第二次复发，营造卫生安全的环境让企业和居民能全面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精准抗疫系统。 （一）我国进入抗疫与复工共存新阶段 疫情直接冲击消费和总需求，但第二产业下降幅度大于第三产业显示了疫情和停工对制造业产业链和企业的冲击更大。 中央很早就注意到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2月开始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复工，包括货币政策提供市场和企业流动性，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经营成本，商业政策推动物流启动，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习近平，2020）。 国家和地方政策协调发力，积极落地，最小化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极大地保障和推动了复工复产进度，将经济反弹时间提前。抗疫和复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要全面推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全面放开“封城”让居民生活和社会活动回归正常，从而推进经济生活回归正常。继续抗疫也是必须的，构建新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确保居民健康安全成为抗疫新阶段的重点。 在湖北和武汉的抗疫中，中央直接指挥，集中全国资源，从检测、追踪、治疗、隔离、小区管理、城乡交通管理，到组织人员、信息、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调配系统，实现了短时期内控制疫情发展的奇迹。 但各个省市发展很不平衡， 最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案例表明各地区都需要抓紧构建同样的有地方特点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这是目前我国经济全面放开的重中之重。 （二）严控输入风险 当中国境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时，境外输入疫情成为中国抗疫的主要风险。鉴于境外疫情仍然不断攀升，境外疫情继续波浪性爆发，建立边境口岸抗疫体系是严控疫情输入风险的重中之重。需要注重补充周边医院医护和社区力量建设，各省市地方疫情防控坚持常态化检测和隔离措施，共同构成输入疫情防控的防线。国际航运、陆地和水路边境口岸临近城市数量多，涉及人员广，流程长，在边境管控制度逐步放开之前，针对其中的漏洞和风险点，建立强有力的边境防控体系对于长期防控效果意义重大。加强制定应急预案、优化汇报决策机制、精细化流程管控、隔离场所规划、人员及检测资源补充等，有利于科学化体系化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配合经济恢复尽早实现航运、陆运和水运的动态开放。 （三）扩大检测范围，完善和构建检测，流调、追踪，隔离一体化体系 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是精准抗疫最重要的核心环节。在尚未研制出有效且安全的疫苗之前，快速且结果可靠的大规模检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也是解除社交隔离措施的先决条件。这次疫情中，我国在武汉和其他地区都迅速建立了检测、流调、追踪和隔离的系统，但各地发展不平衡，要抓住时间窗口把这一套系统制度化、科技化。 可以预测，在未来持续数月甚至经年的时期内，全面经济恢复将与或严格或宽松间来回切换的防控措施共存，直至疫苗使得人们具有群体免疫力，经济生活才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在此之前，需要建立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重点产业全面筛查检测的理念，加快构建早期发现与社会监测体系。 病毒短期内不会消失，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需要以公众安全健康为前提，由于对病毒规律的未知产生不确定，在疫苗问世之前，对于二次疫情的防控准备是一场持久战。 二、 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 抗疫和复工将中长期并存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现实，构建既抗疫又同时放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公共卫生安全网成为当下抗疫下半场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利用当下的时间窗口，建立起“抗疫和复工中长期并存”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以保障放开和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可能的下一波疫情爆发时不采取全面封锁措施且有效控制疫情，实现抗疫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建立疫情、抗疫系统的统一信息平台 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传递在抗疫加复工的各个环节具有关键作用，疫情期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分别组织卫健委、海关、民航、外交部、财政部、央行、商务部、工信部等数十家政府部门，每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公众发布相关信息和数据，极大地增加了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借助这良好的合作机制，应尽快组织建立疫情相关资讯统一平台，推动我国打破政府部门间壁垒、公私机构壁垒，整合大数据公共平台，实现不同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民间机构间的大数据信息共享，最大化信息利用效率，助力抗疫信息透明与共享，夯实常态化抗疫机制的数字和信息基础。 （二）加快加强构设新时代公共卫生体系 我们需要加大投资，扩大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立普遍的筛查门诊（发热门诊），提高患者早期发现率。具备覆盖所在地人口的流行病收治能力，完善地方流向病定点卫生机构的建设和布局。设立专门的传染病中心。 各地都要有随时能启动规模化的“火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预案。 我们也需要在地区层面全面提高医疗资源水平，确保每千人病床数、医护人员数，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数等医护指标达到流行病防治标准，同时对养老院及老年群体建立保护措施。 建立完善的患者管理系统，包括在每个城市建立患者管理系统、启动社区治疗中心、建立危重病人转诊制度，可快速识别高危人群，并实现对重症、轻症患者无缝衔接的医疗服务。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分工完善、涵盖全面，包括社区监测、实验室监测、医院监测、动物监测以及国际监测疫情监测和响应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的层层监测减少传播风险。 （三）建立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 反观过去几个月世界各国抗疫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医疗资源的调配严重低效。使得公众得不到广泛的检测，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护人员得不到有效的防护。当下是构建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调配系统的时间窗口，包括提高疫情防治相关产品的制造能力和合理储备，包括口罩、检测制剂、防护用品，医疗设备的生产和储备：预先规划疫苗大批量生产的能力和质量管理。 政府与制造商建立紧急应对体系，保证医用口罩的供给和调配。加强监管以稳定医疗物品的物价，依法执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四）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 企业是复工复产经济活动的直接主体，我们需要建立保障企业卫生、员工安全的企业层面的微观体系。包括构建保证经济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基本物流通畅的卫生标准和系统，针对不同行业、规模、地域、聚集性和流动性等特征，制定差异化可落地的卫生标准指引，做到防控卫生有章可循；企业建立复工的内部卫生制度和条件，例如勤消毒，测体温， 隔间距，戴口罩，员工宿舍按新卫生标准改建，食堂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打通企业抗疫及卫生信息和企业所在社区、医疗机构、政府信息平台的信息网络，数据实时上报，有事及时处理。同时根据疫情发展做好企业疫情管理，包括员工检测、隔离及服务，并提前制定不同防控级别下的企业生产和管理应对预案。构建可持续的企业微观卫生环境是确保企业安全复工、经济活动快速反弹的重要内容。 （五）继续巩固和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在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和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社区公共卫生应急运转体系，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制度和提升管理效率，提高社区在突发和常态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具体包括巩固完善社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常态化预案体系；补充社区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助理医务人员队伍、社工义工等基层力量和劳动力，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门团队；开展社区检测、感染接触者追踪的管理流程和技术培训，培养广泛检测、追踪和隔离的主要执行力量；加强基层网格化建设，尽早发现社区感染病例，与医疗机构匹配对接，及时隔离及时送诊；不断加强网络监测力度，不断扩大筛查检测规模，对社区人员健康情况和人员流动实行精细化管理。通过改善有效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来守住社区这道防线，是常态抗疫下实现内防扩散的重要路径。 （六）广为宣传，鼓励民众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过去三个月的新冠抗疫期帮助民众建立了良好的防控意识和卫生习惯，疫情风险的长期化需要扩大宣传力度，引导民众保持对疫情的戒备和固化良好的卫生习惯。鼓励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继续通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手段降低传染率，切断疫情传播途径以保证经济活动正常运作。 （七）加强应用科技助力，政府和企业合作，常态化抗疫 我国抗疫过程中，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在共享信息且隐私保护、准确追踪、分配医疗资源等方面能起到强大的助力作用。在抗疫期间，通讯公司提供行程轨迹证明，支付宝开发健康识别码，多家公司推出患者交通工具查询等，对于检测和行踪查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多平台数据的使用导致信息的不通用，追查效率低下，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合作，数据共享，建立全国通用的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海外国家对数据隐私的保护更为关注，公共政府和私营公司全面合作，利用技术也实现了防控手段的精准升级。新加坡科技局与卫生部合作开发手机应用TraceTogether，实现蓝牙记录、本地加密的接触者追踪，如果用户彼此之间相隔在2米以内，超过30分钟，数据就会被捕获、加密，并在用户的手机上本地存储21天。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卫生部将调查其过去14天的活动，以便追踪接触者。利用人工智能，新加坡卫生部控股属下的综合保健信息系统公司和初创公司共同研发一款用于温度检测的人工智能App，可以自动分析热成像仪和3D激光相机捕获的图像，从图像中识别描绘出人体面部特征，测量人体额头温度，并自动标记在智能手机上。如果检测到发热者，该人工智能App将自动生成警报提示给工作人员，从而大大提升温度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韩国结合全国大数据和防疫系统实现快速行踪查询，利用云服务建立了口罩配给系统，通过限制购买数量来确保口罩分配公平合理，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和聊天应用程序Kakao利用药店分享的口罩库存数据在各自的地图应用程序中显示口罩库存，合理有效分配医疗资源。 国内国外经验中，公私合作、科技和数字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爆发也为科技应用发展提供了绝佳场景，结合数据隐私保护，加快推动科技应用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关键基础设施。 （八）构建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决策迅速的各地政府公共卫生决策系统 疫情蔓延本身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人的生活和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使得经济结构产生变化，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产业被淘汰。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体现在供给和消费各个层面的变化中。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较长期保持抗疫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灵敏度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新形势下的公共卫生管理和决策体系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灵活性，既能适应疫情的不断变异性蔓延，也能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动而变化。这就要求有信息通畅，反应灵活和决策迅速的机制。 我国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基本控制武汉、湖北和全国的疫情，依靠的是中央迅速而果断的决策。在抗疫和复工并存的时候，疫情管理和决策的重心会转移到地方，要求各地也迅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包括完善网络直报系统、跟踪确定传播渠道、数字化升级追踪手段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 [2]．朱民：《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市场继续震荡，政治生态恶化》，第一财经，2020年（a）。 [3]．朱民：《全球经济衰退已板上钉钉，但讲大萧条还为时尚早》，财经杂志，2020年（b）。 [4]． Baldwin， R． and Mauro， B． W．， 2020，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Act Fast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CEPR Press VoxEU.org eBook． [5]． Correia， S．，Luck， S． and Verner， E．， 2020， “Pandemics Depress the Economy，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Do Not： Evidence from the 1918 Flu”， SSRN WorKing Paper． [6]． Ferguson， N． M．，Laydon， D．， and Nedjati-Gilani G． et al．， 2020，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NPIs） to reduce COVID-19 mortality and healthcare deman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eport [7]． IMF， 2020，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Chapter 1”， [8]． Jensen， G．， Miles， E．， and Davis， G． et． al．， 2020， “The Coronavirus’s $20 Trillion Hit to Global Corporations”， Bridgewater Research． [9]． OECD， 2020， “evaluating the initial impact of COVID-19 containment measures on economic activity” 潘柳、张娓婉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研究专员 (本文作者介绍：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IMF原副总裁)
StrategyAnalytics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一季度三星GalaxyA51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安卓智能手机型号，其全球出货量为600万部，市场份额为2.3%。小米红米8是全球第二大最畅销的安卓智能手机。安卓智能手机市场越来越多地被价格实惠的机型所主导。2020年一季度，TOP6全球最畅销安卓机型中，三星占了四个，而小米占了两个。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