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电子商务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出现，让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商业世界的后浪逐步把前浪都拍在了沙滩上。 作为全球知名的消费品（服装、玩具等）设计、开发、采购及物流跨国企业利丰（00494，HK；收盘价1.240港元）退市的时间也被确定，将定在5月27日收盘后。 让人唏嘘的是，就在几年前利丰还是恒生指数成分股，港股中响当当的蓝筹股。利丰管理层表示，疫情影响让公司业绩受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利丰近年来的业绩一直在萎缩，最近5年的营业额都在下降。而让投资者尴尬的是，利丰的股价过去10年来更是经历了雪崩式下滑。 股价最高22.779港元 从2011年的22.779港元，一路下滑至今年最低的0.435港元（股价已前复权处理），利丰最近10年的股价一路向下。 虽然利丰股价出现了大跌，收入利润也出现较大下滑，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此前的辉煌。 利丰是世界知名的消费品设计、开发、采购及物流跨国集团。利丰的分支遍布全球，在超过40个国家拥有230个办事处及配送中心，提供紧密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以迎合客户不同的需要。 在利丰股价到达顶点的2011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200亿美元，经营溢利更是达到8.8亿美元。而利丰此前作为一只市值较大且股价不断上涨的绩优股，也被恒生指数吸纳为其成分股，成为了蓝筹股。不过随着利丰股价下滑和市值萎缩，后来也被恒生指数剔除出成分股。 然而，事情总有变化。2020年3月23日，利丰股价却大涨88%。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是在3月20日（周五），利丰发布公告称，要约人拟将公司私有化并退市。此次私有化的回收价为每股1.25港元，较此前0.5港元的股价溢价了150%。利丰指出，对股东而言，高溢价的回收价是具有吸引力的。 随着私有化的消息披露后，利丰的股价也在3月23日爆升之后稳步上涨，逼近1.25港元的回收价，截至5月14日收盘，最新股价为1.240港元。 对于此次私有化退市的考虑，利丰指出，鉴于电子化对零售行业的影响，公司着力展开重组，将其业务重新定位并加强其竞争优势。尽管利丰已实施一系列策略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公司的财务表现仍然受压。此外，预期将持续的经济阻力正对公司的业务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疫情影响只是导火索 面对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其实利丰的下滑早已有了端倪。 在利丰最新的年报中，公司主席就表示，此次疫情已经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为全球带来社会、经济和金融动荡。为了控制疫情，各国推出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检疫措施和刺激措施。各国政府似乎准备好推出更多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是市场信心依然脆弱。另外再加上石油价格战、贸易战等事件，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前景带来了阴霾，而上述地区也是利丰采购贸易和在岸批发业务的主要市场。面对不明朗的前景，这些市场中的消费者可能会缩减可支配开支，从而为众多企业，尤其是销售非必要消费品和服务的企业带来更大压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虽然上述原因的确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但是利丰的业务其实早就在走下坡路。 2014~2019年，利丰的营业额每年都在下滑，从2014年的192.88亿美元跌至2019年的114.13亿美元，其经营溢利更是从2014年的7.24亿美元跌至2019年的1.48亿美元。 对于利丰业绩的下滑，第一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叶尚志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这是历史的进程吧，利丰最辉煌的时候是全球贸易一体化、互联网电商仍未兴起之前。现在全球贸易壁垒增加，互联网电商的急促发展带来去中介化，都令贸易相关行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月8日，由青岛市政府主办、以“国际合作新平台、科创产业新机遇”为主题的2020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据悉，2020青岛·全球创投风投网络大会为期两天，设置1场主论坛、4场分论坛、近20场圆桌论坛以及地区路演、项目发布等，来自全球投资界、产业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以“面对面”+“屏对屏”的方式共赴“云上之约”。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出席大会并作主旨演讲。山东省副省长刘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阙波，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分别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利主持开幕式。 王清宪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青岛的创投风投业折射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活跃，看见未来才能走向未来。创投风投人就是看见未来投资未来的人。这次会议，吸引了近10万人网上注册报名，充分说明了国内国际资本对青岛未来发展的信心，自然也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2019年私募基金管理人增速全国第一，青岛世界创投风投中心建设正加快推进。 “重大的危困必然孕育重大的机遇，无论是对于投资人还是创业者，都是如此。”王清宪说，疫情的倒逼之下，互联网加快迈进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工业互联网。青岛工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当前正依托人工智能产业共同体、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这必将引来更多的产业新要素，促进更多要素之间互动耦合，为创投风投基金开拓广阔的投资领域和项目源。 刘强表示，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创投风投是一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体系中，创投风投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洪磊认为，近年来，青岛抓住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机遇，积极整合全球资源，着力推动创新创业创投成长，发展新经济，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金融展现出勃勃生机。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是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创新增长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创新资本金形成的重要工具。 记者注意到，大会还举行了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成立仪式，王清宪与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共同为创投风投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联盟揭牌，并为首批10家联盟会员单位授牌。部分重点创投风投项目现场集中签约，并发布了《全球创投风投行业年度白皮书（2020）》。
天津的李先生带着女朋友，四川的邹女士带着3岁女儿，深圳邓女士约着闺蜜，上海普陀区的陈女士领着父母……他们11日在上海收获了同一份快乐，那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开园。 和他们共同分享这份快乐的还有全国乃至全球的迪士尼粉。“不用玩什么项目，在园子里走走就已经非常美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来自上海的年卡游客陈女士对记者说，她要将年卡继续申领下去。 这也是当下全球最先重启的迪士尼乐园。在业内看来，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重启意义重大。“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重新开业对行业复苏有示范作用。随着越来越多景区和旅游场所恢复开业，上海旅游市场以及国内旅游市场都将加速复苏。”携程全球玩乐平台首席商务官方洪峰对记者说。 限流限时运行：游览项目排队只需5分钟 5月11日起，上海迪士尼乐园重新对公众开放，乐园内大部分景点、游乐项目、部分娱乐演出以及商店和餐厅将在控制客流量基础上恢复运营。 作为非常时期的特别举措，上海迪士尼乐园全部实行“提前预约制”，每日入园游客量不超过园区总承载量的20%。游客入园需接受体温检测，出示健康信息码及乐园预约码。 首日开园，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体验如何？“空旷！空旷！飞跃地平线项目只要等10分钟！快乐又回来了！”一位年卡游客王女士激动地对记者说。 来自携程的“景区体验官”也对上证报记者表示，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的排队人数并不多，游览项目的等候时间平均只需5分钟。 记者获悉，目前，乐园的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半到晚上7点半。同时，上海迪士尼还推出了“半日票”，入园时间为下午2点。 热度不减：7天内门票已被抢空 迪士尼粉有多深情，请看一组门票数据：5月8日上午8点，乐园门票重新发售，3分钟后开园首日门票告罄，不到1小时，7天内门票已被抢空。 当天，携程与迪士尼官网一起同步接受旅客的预订。上证报记者从携程获悉，5月8日，迪士尼门票开放预订后1小时，携程平台售票量近5000张，全天票量销售突破15000张，截至11日的销量已突破2万张，遥遥领先于其他在线旅游平台。该数据比疫情前的1月日均销量增长了910%。 数据还显示，在当天携程的全球1万多家景区的销量榜单中，上海迪士尼排名第一。 记者还从驴妈妈旅游网平台获悉，迪士尼乐园重新开园的消息公布后，驴妈妈旅游网平台上“迪士尼”关键词搜索量与疫情之间相比，大涨400%。从预订数据来看，上海迪士尼的关注度最高，上海本地市民热情最高涨。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的销售情况说明，中国消费者对旅游度假有巨大的需求，也仍是全球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洪峰分析，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政策的逐渐开放，国内旅游者消费的信心将不断恢复。 其实，上海旅游市场已在平稳有序复苏中。根据上海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旅游）大数据监测，“五一”期间，上海市旅游接待总人数707万人次，拉动95亿元的消费。 据统计，“五一”期间，上海市已开放的130家主要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285万人次，同比恢复40.7%。上海市旅游住宿设施平均客房出租率为27%，同比恢复69%。其中，上海迪士尼所在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24.5万人次。 扩建不停摆： 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已打桩 今年2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20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清单，迪士尼乐园扩建项目和金山乐高乐园项目都赫然在列。 而在迪士尼乐园扩建项目中，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的建设进展备受关注，这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在“玩具总动员”园区扩建项目之后的第二个主要扩建项目。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总裁、总经理薛逸骏1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是全球扩建速度最快的迪士尼乐园。“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迪士尼、在上海打造全球首个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 他说，上海迪士尼乐园第八个，也是最新的主题园区——疯狂动物城主题园区已经开始进行打桩工作，为疯狂动物城内的建筑、街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旅游业是上海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幸福产业。此前上海发布的《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上海旅游30条）提出，到2020年，国内旅游人数达3.6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达1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6000亿元，旅游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的比率为7%左右。到2035年，入境旅游人数达1400万人次，将上海建成高品质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迪士尼乐园的重新开园，以及上述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上海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计划正在加快推进。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全球货币政策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如何？能否发挥效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超级大调整，市场巨震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 对比之下，有市场人士质疑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力度不够。刘元春指出，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难以达到既定目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 刘元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 对此，刘元春建议货币政策应进行再调整、再定位：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一季度GDP增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正增长，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以下为发言实录：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特别是在2月9日意大利采取封城举措之后，疫情在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蔓延，这直接引起了整个全球市场大震荡，特别是2月9日到3月25日期间，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超级大调整，使我们见证了几个史诗级的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美股在10天之内连续4次跌停；第二，全球的主权债务，全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下调，其中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增长；第三，整个石油价格从年初的60多美元一直下挫到20美元左右，石油期货出现负价格。 欧美政府债务已触及上限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出现 这些震荡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模式下我们看到全球央行正在实施三大举措：第一，零利率政策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化。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国基准利率基本向零利率迈进，甚至出现政策性利率为负的现象。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直接导致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其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疫前的不足4万亿美金，直线飙升至6万亿美金。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全面进入金融市场，注入资产收购以及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第三，提供大量抵押性贷款，为各个中小企业、经济主体进行疏困，提供全面的救助。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与之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疫情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第一，进行全面以及不对称降准；第二，进行降息；第三，扩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供应量，通过再贷款、贴息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等举措进行定向救助。那么目前中国围绕疫情救助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所注入的货币总量规模已达4万多亿人民币。 对比两种模式我们能看到，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在货币政策上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因此很多市场人士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步调太慢，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目前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金融所产生的这种冲击。首先，提出这个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弄清中国疫情及疫情管控政策与西方疫情和西方管控模式的差异，了解疫情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对经济、金融产生冲击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中国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 在解答这个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几个点，第一，新冠疫情对欧美的第一波冲击来源于对疫情预期的极度变化，这种极度变化使欧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全面显化，从而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史诗级的市场大震荡。那么要对冲这种震荡，特别是震荡所带来的流动性枯竭所带来的群体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充分的安全资产，在极度恐慌的环境下这个安全资产就是美元。在非常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常规货币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够，二是冲击专注行不够，目标性不够。所以美国选择采取零利率加无限度量宽，再加上2.5万亿贷款支持这样的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市场的震荡密切相关联。 我们也会看到，对冲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各国的管控模式相关联。在欧美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下，政治家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平衡是救经济还是救人。这样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欧美国家会以货币政策打头，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来打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限的，政府的债务率已触及其上限，通过财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欧美对冲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变化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大规模的购买政府债券，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才能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回过头看中国，我们会发现，第一疫情在严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不必采取欧美这种模式进行对冲；第二，在疫情严控期，停工停产使经济社会暂时停摆，但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们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间，更多是采取供给侧的扶持和帮扶。这种帮扶财政政策是先导，而我们恰恰在财政政策上面有很充足的空间。2008、2009年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模式给我们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很深的冲击。因此大家有一个共识，利用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是难以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组合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既适应我们的冲击特性，又适应我们的政策空间，也适合于我们的这种决策模式。因此目前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疫情防控，并不是有利的。 警惕二次停工停产风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码 当然，下一步在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我们将面临更多的问题，为对冲这些问题，我们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再定位、再调整。其原因在于很多问题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常态化的过程中间才会显化，比如就业问题、边境人群的生存问题、大量中小企业持续性复工持续性经营的这些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进一步的加码。 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仍然高居不下 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 那么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我们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我们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我们看到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我们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因此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但是为了对冲未来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货币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要明确的向宽松方向进行变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行深度的配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金李 疫情向全球扩散后，美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将涌入中国？国际经贸中，政府应怎样为企业提供外交保护？对于全球供应链受影响，国内政策将如何应对，企业该如何处理？ 美国经济的问题，已经逐渐显露了 特朗普当政以后，美国经济总体恢复比较平顺，资本市场一路向好，所以美国人在疫情之前，都受到这番景气的感染和鼓舞。 疫情突然冲击，基本上把特朗普执政期的全部经济和金融成果打回原形，也让美国人认识到：过去那种过于乐观和繁荣的景象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之上。 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近期美股多次熔断，背后就是美国人的恐慌。关于疫情的更多信息逐步释放出来，整个市场被突如其来的冲击给惊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市场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快速地调整，剧烈地振荡。 美国市场高度杠杆化，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给头部对冲基金带来巨大的赎回压力。这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本来没受影响的机构也都突然开始甩卖了，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恐慌的蔓延、危机的扩散。 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经济本身基本面的巨大不确定性。和2008年、2009年相比，这次疫情已经更多地牵扯到基本面了，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的长期影响也会更深刻。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不确定将来会调整成什么样。很多人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性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美国失业人数会非常高？疫情会引发新一轮全球大萧条？在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出来的时候，大家顺着往前看，得到的结论会很悲观。 我个人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下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美国的常态化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确实会出现严重的萧条、大崩溃；如果处理得当，它就是可控的。 我们不应该过于低估美国和整个西方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也是一次重大的机会，可以审视自己过去发展路径和模式，再加以调整、转型升级。 美国在国际上接连犯错，自毁形象 美国官方刚开始应对不充分，非常笨拙。一是很多官员不作为，觉得疫情只会发生在中国，美国没事；二是去年是大选年，他们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把疫情当回事。 和前期相比，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有了非常大的改进。政治家们已经凝聚共识，放下很多的矛盾和斗争，通过了一系列的提案，修改现有制度……信息也快速透明地传导了，疫苗的研发，呼吸机和口罩的供给，应急医疗设施的搭建等也都跟上了。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在国际责任担当方面做得很差，对这个群体的名誉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也给美国过去在世界上长期维持的“带头大哥”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毁损。 一是前期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事，轻描淡写地表示“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嫌疑，说中国的供应商都靠不住了，美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紧迫感。 二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美国全面封锁其他国家，不给提供援助。美国现在已经是无力兼顾别人，大家也能理解，将心比心。但是它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没有帮助。 三是对中国的抗疫措施指指点点，试图把责任转嫁给中国，污蔑中国隐瞒了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还希望中国能够给美国出钱解决问题。 不论如何，这加剧了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亚洲裔等少数族裔的偏见、歧视，也对中国企业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对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长期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冲击。 中国要把自己稳住了 之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说，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资金涌入中国是大概率的事情。这是一种可能。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继续在国际上犯错，并且中国处理得当，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但前提是处理得当，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把自己稳住了，不能弄砸了。“不能弄砸”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好政策支持，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进来的钱有安全感，从而更多的钱才能更放心、更顺畅地进来。 现在，中国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资本高度流通了，实体经济可能会出现“中美脱钩”。很多西方政客都在鼓吹“去全球化”，希望我们弄砸了，这样他们会有更多机会。 虽然大家觉得美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多年的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要真的想在国际上撼动它的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美联储在不断地量化宽松。老百姓都知道，钞票越印越多，将来肯定会“水”。之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很多资产就都流向美元现金——在紧急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觉得资产放美国安全。 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长期不可持续的策略。避险情绪过去之后，大家都要兼顾资产保值增值，稳定和发展的需求。如果美国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得不到改变，很多人就会寻求别的去处。 虽然我们平时不怎么说，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较快地发展。即使是6%，也比全球平均速度还要快不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快1、2倍甚至更高。 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将部分资产配置在中国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对未来长期资产的稳定性也有巨大的好处。 全球产业链重构，需从2大层面下手 在疫情之前，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开始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美国希望能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所以，不光是短期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也要考虑长期的问题：如果未来逐渐受到更多的影响，原来可以提供的半成品、原料，可以有的市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 我们得建自己的一套全球供应链，以中国为核心的，也是全球参与进来的。这里面不一定有美国，或者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比较弱，不再是主要的采购方了。这样，中国企业的未来才是可期的。 这个过程，光靠代表局部力量的企业很难做到，还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协调，地方和中央政府举全国之力，重新梳理各链条，进行传导，打通经脉，才可能更好地帮助企业尽快完成全产业链的调整。 比如我们经常讲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几个链条。现在中国企业到海外，最需要依赖的还是来自于中国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像顺丰、菜鸟网络等物流企业，它们需要更好地对接上。 资金流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仰仗。国外大的金融机构像汇丰、花旗等都不大可能给中国企业贷款，除非有很长期的关系、很熟了。它们有的对中国企业不熟悉，有的觉得中国治理机制不行，信息披露不完善，所以不愿意给中国企业借钱。 再加上，西方国家本来资金就不充裕，一旦它们国内出问题，可能就出逃了，像大量资金从其他国家逃回美国那样，会对其他市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生冲击，甚至出现崩塌。 这时候，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不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现在情况很好，资金充足，保险等其他广义的金融机构也要跟上，才能把我们企业在海外的运作服务好。 在这前提之下，如果我们再把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欧洲、拉美、中东等区域的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中国企业原料和半成品的采购地、最终产品的输出地，那就把新的一套全球供应链给建好了。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大有可为，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将来还可以做更多事情。 未来的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可以提供更多支持 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政府最合适承担的角色是协调辅助者、资源提供者。比如，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做项目，可能会遇到各种政治上的非常复杂的事情，那我们的国家可以提供支持。 其实，美国政府也这么做。如果一个美国企业在非洲出了事，被当地人欺负了，美国政府很可能就跳出来了，给它提供外交保护。我想中国政府未来也可以更多地发挥这样的作用。 还有，什么地方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风险等等，这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企业跑到国外去，对当地情况也不熟。这时候，国家可以给提供各种信息。国家层面得到的信息肯定比任何一家企业都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包括对外出口或援助，有媒体报出来，说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合格、不达标。事后仔细研究，发现只是中国的产品信息和外国的产品信息不完全通畅，标准混淆或其他原因，不见得是我们的东西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不解决，对我们的出口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形象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市场化的事情还是得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一定不能像以前说的“国进民退”那样，觉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上玩不转了，等它到了国际上就把它给收编了。 企业是第一位的，只有企业自己有强大的愿望能活下去、活得好，它才可能做到，否则政府怎么救它都救不活。 关于短期和长期，给企业的2个建议 疫情向全球蔓延后，我们很多的出口外贸企业受负面影响比较严重。按以前的说法，这些企业是“两头”在外，原料从海外进来，最终的市场也到海外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很多订单都大幅减少了。 怎么办？企业应做“短期”与“长期”的两手准备。 短期，企业需要寻找替代性市场。之前，国内去库存，很多产品没什么供应；疫情发生后，消耗了不少民生必需品；现在情况逐渐稳定了，外贸企业可能会在国内市场找到机会。 刚开始做，别嫌国内的机会比较零散、比较辛苦。以前外贸生意好做，大单简单，直接把货发给国外，一下子解决了产能的70%，不用操心很多其他的东西。现在国内订单不是那么的齐整，你可能得找10个、20个单子才凑够数。 对于一些产业，不太容易找到替代性市场，那可以在工艺相近、储备力量足够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转产。比如，汽车的供应链条是最长的，这些厂现在可以考虑生产更多抗疫的设备。 长期，企业家也要懂“顶层设计”。 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已经释放了一些原来因经济、金融过快发展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压力。包括对地方政府和部分居民家庭的杠杆进行控制，遏制P2P爆雷、跑路等问题继续恶化。 事后来看，如果这些风险当时没有被释放，都依然在，那到今天疫情叠加的情况下，恐怕金融市场一下子就全部疯掉了，国内企业就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这次疫情让很多企业家意识到，很充足的资金还有断链的可能。十年之后，这些企业可能辉煌得不得了，问题是这个坎儿过不去，中间就已经突然断裂了。 很多企业家将所有的身家都放在企业里面，一旦出事，家里面其他的流动性就真的没了。一夜之间想把企业大甩卖，可能以一半的价钱都卖不出去。所以，我们需要留足更多的缓冲和空间。 大部分人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取舍，但是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留3-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现金外，我们要有一定的流动性，在需要的时候容易很快出手。 在今天的环境下，我们会发现黑天鹅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只，所以分散风险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极端情况下，全球市场也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我们并不能说“他不行了，我很好”，全球都是同此凉热的。 本文原发于正和岛商业洞察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关注。早期，有疫情增加断供风险，促使企业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之忧，甚至有国外高官冷血评论中国疫情有助制造业回流。近期，又是外国政府拟资助在华企业回撤或迁址到其他国家的消息满天飞。一场疫情能够动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吗？ 从近两年的经验看，贸易摩擦尚未导致中国产业加速外迁 从非典的经验看，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不降反升，但有人可能会强调，2003年以来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上升是得益于“入世”红利，这与当前以英国脱欧公投通过和贸易局势日益紧张为标志的去全球化形势不具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跨境直接投资的变化。 理论上讲，全球贸易局势紧张有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境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然而，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国际收支口径（即净流量口径）与商务部流量口径的数据交叉验证表明，迄今这方面的金融冲击尚不显著。或者至少可以说，有影响，也是中长期的事情。 一方面，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不增反降。 2018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13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非金融类FDI流入增长2.6%）；2019年非金融类FDI流入1381亿美元，增长2.4%。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DI）流出143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6%（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0.3%）；2019年非金融类ODI流出1106亿美元，下降8.2%。 另一方面，外汇局口径的数据也表明，中国近年年来并未因经贸摩擦升级，而发生大规模的外商集中撤资和境内对外产业转移。 外汇局与商务部口径数据的主要区别：一是外汇局不仅记录FDI（或ODI）项下的流入（或流出）数，还记录撤资数；二是外汇局是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全口径数，商务部的月度数据通常只是非金融部门口径；三是外汇局还包括了全口径的利润再投资和关联企业贷款数，商务部口径通常不含或者只是部分包含这方面的数据。 从国际收支口径的数据看，近两年中国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先增后降。2018年较上年增长41.7%，这显示在中美贸易纷争初期，中国FDI逆势增长。2019年，FDI净流入额转为下降33.8%。从资金来源看，股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和利润再投资）净流入1313亿美元，下降547亿美元，相当于FDI净流入总降幅的68.7%。但这不是因为外方撤资，同期资本金形式的股本投资净流入还较上年增长11%。而是由于外方利润再投资的减少，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利润较上年减少3.6%，为过去四年来首次负增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也是先增后减。2018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增长3.4%。但这不是因为中方加大了对外产业外迁力度，同期对外新增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17.1%。而主要是因为对外关联企业贷款净流出多增281亿美元，远高于同期ODI净流出增加47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ODI净流出额较上年减少31.7%。从资金来源看，对外股权投资净流出减少是主要原因，同比减少24.8%，下降280亿美元，相当于ODI净流出额总降幅的61.8%。 即便讲逻辑，疫情过后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下降也非必然 短期冲击难改长期趋势。从包括西班牙流感在内的经验看，这次新冠疫情将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即便有短暂的经济衰退，也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按此逻辑，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将既是工厂又是市场，任何企业都恐难轻言放弃。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很难有其他新兴市场能够大量承接这种产能转移，已经产业开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做不到。虽然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上升，但因区域发展差异，中国存在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此外， 2003至2018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在全球占比由3%上升至10%，中国贡献了18%的全球居民消费增加额。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扩大出口之外的另一重要商业选择。 疫情应对凸显中国优势。疫情暴发之初，外界对中方的早期应对可能还颇有微词。然而，中国1月底率先进入抗“疫”模式，到3月23日宣布本土疫情传播被基本阻断，而2月底以来海外疫情扩散却愈演愈烈。随着越来越国家和地区进入抗“疫”状态，将会越来越能够理解面对新型病毒，人类认知的贫乏和政府应对的无力，中国模式也将会获得越来越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对于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讲，更现实的是，疫情大流行之际，中国是相对安全的、前景也是相对确定的。据传日本10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2435亿用于资助日资企业全球产业链重构。然而，这并非是针对在华日资企业，而是所有海外日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同时，这也是出于在华日资企业初期对疫情暴发将仅限于中国的误判，现在已时过境迁。 国家过度干预将得不偿失。市场传闻，有些政客抛出了所谓由政府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成本的方案。后期均有人澄清相关报道并不准确。即便属实，对于中国来讲，也不会天塌下来，因为你不来，自有别人来。反倒是这种捞政治资本的做法，企业恐不会有太多的积极响应。因为从供应链角度看，政府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即便做到了，短期看，人为破坏国际分工，很可能将付出通胀的代价，推高利率水平，影响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长期看，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巨大挫败。而且，当年货币战、贸易战就令全球股灾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主要结论与建议 这次大流行未必是全球化的终结，而可能是新的起点。这次疫情的跨地域、跨领域，充分暴露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和不足。未来的全球化有必要进一步延展其内容，不仅要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还要包括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化，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性，加强各个国际组织或平台的政策协调。 对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分析上要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将疫情导致对外经贸人员往来的暂时停滞，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长期调整；二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主要归咎于疫情造成的后续影响，而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基本面因素；三是将疫情后制造业跨境双向投资的变化，简单等同于该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总体地位的变化。 短期看，新冠疫情会对外商来华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一定不良影响，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一定的压力。但跨境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全球供应链布局更是一个结构性的慢变量。除非疫情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改变了经济基本面，比如疫情应对的长期化和政治化。然而，如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了，全球将会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而这既可能导致经贸冲突升级，也可能促成国际经贸合作，经济脱钩并非必然结果。 中长期看，经济转型升级、综合经营成本上升，叠加经贸摩擦的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制造业转移趋势将会进一步显现。但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加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区域纵深较大，中国仍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现在市场热炒的疫情对中国全球供应链地位的影响是一种“舆论战”。我们不能自乱阵脚。降低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巩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努力：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三次产业均衡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推动产业升级、发挥集聚优势，巩固和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进一步按照“放管服”的要求改善整体营商环境，特别是内陆地区的营商环境，推动东部地区向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延缓制造业的外迁。三是在稳定出口市场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支持扩大商品和服务进口，不断加强国内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吸引境外投资者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证券投资。五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本文原发于《北大金融评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奇霖、张德礼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民粹主义夹持下逆全球化思潮被逐步付诸行动。2020年新冠疫情后，有关逆全球化的讨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可能是中长期里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关键变量。 1 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方法多样。比较权威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Jan Sturm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发布的KOF全球化指数，由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个一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KOF全球化指数开始于1970年，最新数据是2017年的。可以看到2007年之后全球化进程慢了下来，而经济全球化基本停滞。 一些研究，如Peter A.G． Van Bergeijk（2017）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可以用进口占GDP之比来测量（逆）全球化的程度。法国智库CEPII 将全球进口额占全球GDP之比，回溯到了1827年，利用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观察更长时间范围的全球化进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动融入世界，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进口额/全球GDP 从1842年的低点5.4%，一路上升到一战前（1913年）的高点15.6%。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萧条，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1945年全球进口额占GDP之比只有3.7%。 二战结束后，在跨国企业推动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是两个重要时点。全球进口额/全球GDP，虽然有阶段性的回落和震荡，但从1946年开始整体是在上升的，2008年到达历史高点26.3%，此后震荡回落，2018年该比例为23.1%，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 因此，从全球贸易额占GDP之比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008年是全球化的顶峰。2009到2020这12年间，我们都处在逆全球化过程中。 根据Global Trade alert的统计，2009年到2018年全球贸易干预次数持续上升，2019年短期有所好转。由欧盟28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起的贸易干预次数，趋势和全球的基本一致。 Global Trade alert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到2019年受贸易干预影响次数前10的国家，除中国和印度外均为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挑起者，也是主要受影响者。 这12年间除了经济全球化倒退外，政治层面上的逆全球化呼声也越来越汹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6月英国通过公投的方式决定退出欧盟，成为首个退欧的国家，这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要的开倒车事件。欧盟内部除英国外，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的政党，有些还相当有影响力，比如勒庞此前领导的国民阵线党。美国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则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随后开启退群模式、向多国挑起贸易争端。 理解这一轮逆全球化的根源，本质上是要弄清楚，为什么由发达国家主导推动的全球化，率先由它们自己来反对和逆转。我们认为，这是因为美欧国家目前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政治精英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 经济层面上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多扮演消费国的角色，进口低价消费品维持了低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凭借着资本和技术优势，在海外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全球，赚取海外利润。 低通胀方面，张步昙（2015）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9国）的超额供给，带来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9国）通胀的持续低位运行。同时，进口价格因素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廉价产品出口使得发达国家享受了温和而平稳的通胀。 赚取海外利润方面，在美国企业体现得尤为明显。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达到542.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占美国企业总利润的25.6%。 反观美国企业经存货计价调整后来自于本土的利润，2019年为1580.9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高点下滑了18.2%。1580.9亿美元的利润规模和2006年的水平接近，而2006年到2019年，美国企业来自于境外经存货计价调整的利润增长了1.1倍。 但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不能均衡惠及每个全球化的参与者。在经济精英享受跨国生产和跨国销售所带来的高利润的同时，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可能是由于分配不均，亦或是由于产业外迁导致失业等原因。政治精英为拿到选票，迎合占社会多数的底层，选择性忽视全球化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将自身经济出现的问题甩锅给全球化，煽动民众反对和逆转全球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和政治上逆全球化互相强化。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超出主流预期的是特朗普最终获胜。《华盛顿邮报》使用每个郡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2012年和2016年的投票数据，分析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比2012年，看2016年哪些郡变红（共和党）、哪些郡变蓝（民主党）时，发现五大湖地区的锈州地带明显转向特朗普。这些州的工业衰退，反全球化思潮相对更为汹涌。在制造业产值占比超过15%的州中，希拉里只赢得了俄勒冈州的支持。 二是各个郡“没有大学文凭白人”的比例，和该郡2016年共和党得票率的变化，有很明显的正相关性。特朗普在低教育白人选民中更受欢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称，是“是美国乡村白人族群把川普推向总统宝座”。 特朗普当选，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也被视作是逆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17年3月22日，知名投资机构桥水基金发表了一篇61页的报告《Populism： The Phenomenon》，在这份报告中，桥水基金称它们创建的衡量全球冲突的指标——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指数，当时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点。 近年逆全球化愈演愈烈。2018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在就贸易问题向欧盟、日本等国施压。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贸易接近停摆，逆全球化的声音也多了起来，比如4月9日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称“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等于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的成本买单。” 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的作者——Thomas L． Friedman，3月17日撰文表达了对全球化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称，新冠将创造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而全球知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直言不讳地称“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2 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以往一样，我们所担心的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政治精英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向民粹主义屈服。那为何民粹主义在2008年之后，尤其是近几年广为肆虐呢？ 我们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因全球化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让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变差。加之全球化红利并未平均惠及发达国家的每个参与者，在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资产价格泡沫后贫富进一步分化等压力下，全球化成为这些问题的背锅侠，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而政治精英的有意曲解，让反全球化思潮变成逆全球化行动。 第一，新兴市场国家崛起，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认同感。前面分析过，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通过引入技术、资本，整体获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提升。2000年到2018年，金砖国家GDP全球占比从7.7%跃升到23.1%，同期美国GDP占比从30.5%下降到23.9%，欧盟GDP占比26.6%下降到21.9%。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后，在全球政治中的参与度也在提升。2008年后要求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呼声不断，这让全球化的主导者——欧美国家感到威胁，降低了对全球化的认同感。 第二，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由于产业变迁等原因一些行业所受影响也相对更大。但全球化只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不应该当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理由。 近20余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扩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8年的0.49。 考察美国1967年到2018年的住户收入分配数据，发现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将住户按收入五等分，1967年到2018年只有最高收入的那20%的住户收入占比提升，从43.6%到52.0%，其余四种收入水平的住户收入占比都在下降，其中收入最低的20%住户收入占比从4.0%降低到3.1%。 在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中，这种收入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80年到2014年，美国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从10.7%提高到20.2%，占比接近翻番。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税前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 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一，对发达国家而言，部分制造业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也是本土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要求。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2018年的8.5%，同期制造业GDP占比从20.0%下降到11.0%。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对部分州比如五大湖地区的冲击更大，全球化更容易被当成替罪羊，2016年制造业占比高的州也更支持特朗普。 第三，债务泡沫和资产价格膨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政治精英通过逆全球化来转移国内矛盾的诉求更加强烈。 相比于收入分化，财富分化的速度更快。2009年到2018年主要国家中除法国外，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提高。而且这些国家的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都在60%以上，远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这意味着财富分化问题本身就比收入分化更严峻。 贫富分化扩大，除了收入分配不均外，更重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维持了低利率环境，债务持续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统计，2019年三季度全球债务上升到252.6万亿美元，和GDP的比率达到322%，创下历史高点。显然低利率环境和债务扩张，无论是从融资还是投资的角度看，对富人和有产阶级都更为有利。 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进入金融市场，在今年大跌前，美股整体是在创新高。在美国10%的人持有了84%的股票，这部分人群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居民，这导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从年龄结构上看，美国大多数的财富集中于出生于1946-1964年的老龄人口手中。对于年轻人而言，资本市场入场时机已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这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低学历白人更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本身就面临着缺乏一个新兴的、能够加杠杆的大型经济体的问题，经济和贸易处于增长停滞状态。新冠疫情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稳定市场和重启经济的措施，将会使债务扩张、资产泡沫和贫富差距等问题进一步积聚，可以预见民粹主义将更进一步盛行。对中国经济和市场而言，需高度警惕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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