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年终策划】我的2020 2020即将过去，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被不少人称为“糟糕”的一年。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一年里，中国由于率先控制疫情，经济逐渐复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搜狐财经将目光聚焦各行各业最普通的个体，讲述他们的2020故事，希望通过每个个体的故事，拼接出最真实的经济世界。 今天推出专题第二期，走进三位地产销售的故事。 杨毅主业是滴滴司机，副业是地产销售。“主”与“副”之间，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 在他的网约车手机支架旁边，放着两盒名片。名片上没有公司名称，而是印着两行字——欢迎来北三县看房，杨哥为您服务，背面是他的电话号码。 今年以来，房企“渠道争夺战”的背景下，新的“打法”层出不穷，例如“全民经纪人”和“线上旗舰店”。杨毅正是在今年“全民经纪人”浪潮中辞职成为一名“独立”的经纪人。 赵然的工作也在被“渠道争夺战”改变着。赵然在广州一家地产开发商售楼处工作，今年以来，直播卖房成为她工作的常态。 由于一季度的地产销售几乎停摆，为了完成全年销售目标，各家房企下半年的业绩压力都远大过往年，根据12月15日公布的今年前11个月数据，全国商品房累计销售额达到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7.2%。 这种压力自然传导到一线销售人员。然而，多位地产人员反映，他们今年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增加。 2020年末，搜狐财经采访了多地的地产销售人员，试图从行业基层人员的故事，窥见地产这一年的变化。 渠道争夺战 这是赵然第十次直播卖房。谈及今年的变化，她称“线上卖房”成为常态。 赵然举着手机，从小区大门一路走向售楼中心。“这里是已经竣工的一期、二期……这里是直通地铁的楼巴……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活动中心……”她的直播流程和线下代客参观时一样，只不过如今面对的是一部手机。 “线上销售就是比线下增加了一种获客办法。”赵然表示，“当然最后签约仍然要到线下进行，从线上引流到线下的客人，我也可以获得佣金提成。” 走进售楼中心，赵然站在沙盘前，很熟练地用激光笔标出项目和周边配套设施的具体位置。随后，她带领线上直播间的顾客看了几个样板间，全程大概1个小时。 楼市整体低迷，房企资金承压，受疫情影响，今年房企主要销售业绩来源于下半年，面对比以往同期更大的业绩压力，很多房企不得不想尽办法加紧卖房。 然而，更大的业绩压力下，赵然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升。赵然认为，这与中介渠道高昂的渠道费用不无关系。 中介渠道高企的佣金费用，与开发商自身渠道弱小无法摆脱对中介渠道的依赖，成为日趋尖锐的矛盾，横亘在地产公司与中介之间。 “与中介做斗争”是蒋涛今年新增加的工作。蒋涛是北京房山一家开发商的销售人员。由于项目位置较为偏僻，他所在的售楼处需要借助中介渠道完成销售目标。 据蒋涛描述，他了解到今年仅北京就有多起中介与房企销售人员的争执事件，双方甚至恶语相向。 这虽然不是一手信息，但是大量新闻表面，今年以来房企对中介的提防与日俱增。今年11月，有媒体报道称，多家售楼处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 一位男子“戴头盔看房”的新闻甚至引发热议。 “有的自访客户看完房以后，会找中介合作以求“返点”，如果这样的客户被判定为渠道成交的话，会增加不少销售佣金费用。”蒋涛称。所谓自访客户是指购房者自己主动去售楼处看房的客户。渠道客户则是由中介带到售楼处的客户，这样的客户如果成交，开发商就要付给中介分销佣金。 他也坦承，北京不少楼盘的售楼处确实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此举目的并非侵犯客户隐私，仅是为了区分客户来源，把本来不该给中介的佣金费用节省下来。 “然而，仍然很少有楼盘有底气完全不用中介渠道。”赵然说。营销成本上升，渠道带客作用凸显，这背后的信号是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楼越来越难卖了。 “渠道暗战”愈演愈烈，渠道佣金返点最高已达两位数。 “广东这边渠道佣金一般在3%-6%，一些销售不理想的楼盘为了突击回款，甚至会给到两位数佣金。而随着佣金抬升，一些本来该由购房者享受的优惠可能会被渠道佣金成本挤压。”赵然表示。 在房地产日子“风光无限”的那些年，“财大气粗”的地产商并没有过度在意支付给中介机构的佣金开支，但伴随着疫情而来的2020，去化越来越难、毛利越来越低，房企不得不想尽办法降低销售费用。 为了降低销售费用，主流房企亦在想方设法争夺渠道。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房企亦相继尝试线上卖房，希望打通新的销售渠道。 其中，一些房企先后在天猫、京东等互联网平台开通线上官方旗舰店。今年“双十一”期间，天猫号称打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线上售房，碧桂园、保利、富力等品牌房企的房源被依次展出。 不过阅读房企线上旗舰店的销售说明可知，绝大多数房企线上销售的仅是优惠券，最终目的仍是导流到线下交易。 “希望通过线上渠道，可以提升获客能力，增加房企销售人员的收入，同时摆脱对中介的依赖。”赵然表示。 “独立”经纪人的获客成本 在今年三月份“全民经纪人”的浪潮下，杨毅离开了中介公司，成为一名“独立”经纪人。 “那时候疫情期间，中介公司一个多月都没开门，我2月份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杨毅回忆道。 杨毅说：“当时周围好几个亲戚朋友都靠着给大房企带客户，拿到了不菲的佣金，而且比在中介公司挣得还多，所以就萌生了自己干的想法。” 彼时，恒大等众多一线房企，相继推出线上看房平台。 “恒大还出台了专门针对兼职销售员的激励政策，兼职销售员通过邀请好友以及推荐成交，就可以宅在家里轻松赚取丰厚的佣金和奖励。”恒大彼时表示。 在恒房通的页面，实时滚动播放着“兼职销售员”获得佣金的数额。“在中介公司干，卖一套房子实际到手的佣金只有1%左右，自己干的话，佣金都是自己的。”杨毅说。他十月以来一共成交了三套房。 不过，房企的“全民经纪人”模式由于动了中介奶酪，遭到多家中介联合抵制。今年6月，中原地产、链家、Q房网、乐有家地产等中介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抵制“全民经纪人”，甚至称其为“违法违规营销模式”。 对于两种模式的优劣，杨毅也表示：“做全民经纪人的好处是佣金高，但地产商的一个通病是账期长，往往当月客户买了房子，佣金要两三个月后才到账，甚至更长。在中介公司，过去基本上给销售员都是当月结的。” 除了全国性购房政策的变动外，河北“北三县”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由于毗邻北京通州，任何一点政策上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这个区域的房价。 “你别去看规划展览馆，你找这里的任何一个房地产销售，都能给你讲明白。”杨毅的脚频繁在刹车、油门之间切换，“这里规划一座通州到燕郊的桥，这里是北京地铁平谷线在燕郊的地铁站……” 东西干道长不过五公里的燕郊，杨毅带着搜狐财经记者绕了足足一个小时。下车时，他右手一划屏幕，金额显示57元。杨毅随手微信转回了一半的车资：“交个朋友，以后来燕郊买房一定要找我。” 在如今地产销售“渠道为王”时代，这一半车资，或许就是杨毅的获客成本。而他的收入并无显著增长。据其介绍，今年作为“独立经纪人”大概赚了20多万，而燕郊房子最为火爆的时候，他曾经一年的收入就买了两套房，然后又通过炒房实现收入翻番。 2020将过，无论北方的杨毅，还是身处南方的赵然，收入都经历了“V”型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仅2.03亿元，同比下降24.7%。 而根据12月15日公布的今年前11个月数据，全国商品房累计销售额达到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提高1.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9.5%。 而在这场“渠道争夺赛”中，中介、个人、房企销售，究竟谁拥有更强的获客能力，谁会顺应变化，杨毅、赵然们都用脚投了票。 而结果如何，直播卖房能否成为风口？线上旗舰店能否战胜线下？“全民经纪人”能否长久持续？这些答案或许在2021年会逐渐清晰。
辛丑牛年春节，记者实地走访湖北商业龙头武商集团旗下购物中心及超市。2021年春节七天，武商集团旗下购物中心及超市较2020年春节销售同比增长280%，与2019年春节销售相比，则增长20%以上。 武商集团2020年业绩预告显示，2020年预计盈利4.5亿元至6.5亿元。“受疫情影响，旗下购物中心暂停营业2个月，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去年三四季度业绩加速恢复和冲刺。2021牛年春节公司业绩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下一步，武商集团将进一步放大华中区首店首发优势，继续全力培育积极引进国际顶级奢侈品牌集群，进一步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顶级商圈‘武商MALL’，加速布局区域市场微购项目。”武商集团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旗下购物中心春节销售业绩表现亮眼 据了解，武商集团旗下湖北省内10家购物中心春节七天销售同比2019年春节增长62%，客单数增长15%。其中，武汉国际广场全馆销售同比2019年增长100%以上，一楼国际名品区更是表现惹眼，LouisVuitton、Hermès、Gucci、Dior等品牌销售增长200%以上。 “现在的消费者不会大肆挥霍，但也不会消费降级‘退而求其次’，而是呈现‘回归理性，择优消费’的趋势和特点，更看重所购买的产品价值，而非价格。具体来看，一是国际名品服饰和珠宝消费明显增长，二是小众品牌受到年轻族群青睐。我们也因此获得更多国际品牌首发活动资源，比如《看见LV》全球巡展首发武汉，宝格丽艺术灯光装置首次点亮武汉。”武商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记者从武商集团获悉，春节七天，武广化妆品销售同比增长127%。囊括20家人气品牌的“王炸”直播，爆款、明星款、刚需款1折起，直播2小时实现销售30万元。 武商世贸广场春节期间黄金珠宝、国际名表区销售同比2019年增长近1.2倍，其中黄金珠宝同比翻番，钟表区增长2.2倍。 今年春节，武汉市政府面向全体在汉过年人员陆续投放1亿元“武汉春节消费券”，武商集团加推90变100、180变200、360变400三档“武商贺岁券”，进一步放大武汉春节消费券的节日聚客引流效应。 探访中，市民陈女士说：“我抢到了28元的武汉春节消费券，来众圆买90变100的武商贺岁券，就等于实付62元可买到价值100元的商品，相当于6.2折！” 超市保供稳物价 开通线上购物直通车 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今年春节期间，武汉市当地消费市场呈现出需求总量增加、网购比例提高、国产生鲜更受追捧等特点。 为了保障市民就地过年，武汉市商务部门督导全市重点商超、电商企业及农贸批发市场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加大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外采力度，在春节期间营业不打烊、配送不断档，并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便利群众日常消费。为此，武商集团也采取了相关措施保障居民就地过年。 记者来到武商超市国广生活馆，看到超市生鲜区域“春供”专区里摆放了五花八门各式鲜蔬商品。来自河南的杨女士正在挑选蔬菜，“家里有五口人，今年全家在武汉过年，来超市买菜很方便，价格划算，菜也新鲜。”杨女士说到。 来自宜昌的90后小张正在进口食品专区选购，“经过一年的时间，疫情防控已经常态化，今年继续在武汉过年，可以放心愉快地购物了。” 武商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市民大多是一次性大量购买，与去年保供不同，今年春节除了米面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之外，备货层次更加丰富，尤其是礼盒走俏。” 针对“就地过年”年夜饭需求增长，武商超市还推出年夜饭线上预订免费送到家。此外，还推出了河北、黑龙江、吉林籍顾客可在武汉市超市门店领取“年礼”一份的暖心之举。 上海财经大学电商研究所执行所长崔丽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一年的时间，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武汉本地商业不仅恢复正常，而且线上线下融合和应对突发状况有了更多经验和准备，整体向好。而“就地过年”则是将消费留在了本地，给本地商业带来了一定的贡献，无论是与异地亲人“虚拟”团聚带来的信息消费，还是人们在本地休假产生的本地生活娱乐需求，都会助力本地消费。
2月19日，跨国食品巨头达能发布2020财报，公司去年销售收入下降1.5%至236亿欧元，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至2.99欧元。 在谈及2020年达能业绩时，达能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范易谋表示，新冠疫情让我们在诸多关键品类和地区都遭遇了短期挑战；但很显然，我们也发现了重大的长期机遇。这些机遇都存在于达能的战略框架和过去几年我们所选择的品类投资组合中。 “2021年将是复苏的一年。现阶段的重点是力争最快在今年二季度恢复销售收入增长。我们完全有信心创造恰当的条件，把握积极的发展势头，在下半年尽快回到实现盈利性增长目标的轨道上。”范易谋称。 具体来看，2020年，基础乳制品和植物基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其中基础乳制品实现低个位数增长，植物基产品同比增长15%，由2019年的19亿欧元增至去年的22亿欧元。 2020年，专业特殊营养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微降0.9%，经常性经营利润率下降74个基点至24.5%。在中国，国内销售渠道的业务在第四季度恢复增长，这主要得益于爱他美产品的出色表现，其在“双十一”期间销售排名领先并在第四季度取得更多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尽管跨境销售渠道的业务环比有所改善，但仍受到持续的边境防疫措施及旅行限制的严重影响。 饮用水和饮料业务销售收入去年同比减少16.8%，经常性经营利润率降至7.0%。第四季度，脉动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实现了正增长。考虑到中国的出行情况仍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这一业绩表现令人鼓舞。 在环保层面，2020年达能的碳排放量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00万吨，其中50%的减排量得益于达能的再生农业计划，去年每股收益的碳成本也降低了4.1%。 展望2021年，达能预计将于第二季度重回增长轨道，并于下半年恢复盈利性增长。全年经常性经营利润率预计将与2020年大体保持一致。 随着去年10月三季度业绩发布，达能推出了重大业务重塑举措，以期实现与盈利性增长等中期目标的衔接。它们具体包括：首先，通过投资强化品牌组合优势和差异化，优化执行，重塑组织架构，并对业务组合进行战略评估；第二，利用10亿欧元成本节约计划，增加对创新和品牌发展的支持；第三，加大对管理层执行计划的监督力度。
文 ｜ 李勤 今年夏天，特斯拉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在北区巡店，传达了一个关键指令：不要光卖国产特斯拉，也要兼顾进口车型。 这个指令的背景是，产自特斯拉上海工厂的Model 3上市后，带动今年中国区销量蹿升3倍，卖掉的98%都是国产车。与此同时，2020年特斯拉中国的销售门店量也涨到100多家，是此前门店量的近3倍，进店线索量也迅速增长到10倍以上。 对应的，特斯拉市值已从年初千亿美元迅速蹿升到此时的6000多亿美元，稳居全球车企之首。这背后，今年特斯拉中国区交付量占到全球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尤其在二季度，其北美工厂因为疫情停摆两个月时，上海工厂依然在正常运转。不能不说，中国市场是特斯拉神奇一跃的关键变量。 但特斯拉一边在饕餮中国红利之时，也在一边消耗着自己的明星光环和中国用户的好感。 “现在有些客户进店就说特斯拉‘做工差’、‘割韭菜’。”一位在特斯拉工作过5年的离职员工感叹，这是随着特斯拉服务体系、车辆质量和安全问题日渐暴露而出现的。特斯拉中国区高管都开通了微博希望接收市场反馈，但微博上车主维权“钉子户”则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涌现出蔚来、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等一批顽强的优质竞争者，依靠智能技术、用户运营、渠道体系，逐渐收获市场认可。 中国红利特斯拉还能吃多久？一年涨5倍多、如今6000亿美元的市值能否撑住？马斯克在今年12月的内部邮件中也写道，“投资者为我们的未来利润给予了很高期待，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们的股票就将像大锤之下一样被压垮。” 这个疑问，可能还是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答案。 上海工厂，中国供应链 特斯拉的中国红利发端于2018年在上海建厂。而这跟蔚来“撞车”了。 蔚来早在2018年2月，就把自建工厂选址在上海嘉定外冈镇，规划用地800亩左右。是年年中的IPO招股书中，蔚来还表示，上海嘉定工厂将于2020年底前建成投产。有接近蔚来高层的行业人士告诉36氪，自建工厂项目在蔚来内部叫做“NIO Park”，围绕该项目，蔚来还与上海市洽谈了一笔46亿元的投资支持。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2018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其中有一个硬性条件：只有当一个省已有的电动车项目完成了规划的产能之后，才能审批第二个。这是为了防止各地盲目上电动车项目，也意味着一城不容二厂。 前述知情人士向36氪透露，该政策颁布后，蔚来的工厂项目其实已经在上海市发改委获批，“政府有很多文件，已经批准的项目是绿色信封，蔚来的项目就在绿色信封里。” 但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到来，成为蔚来上海自建工厂项目流产的原因之一。 特斯拉早就是中国各地政府力邀的对象。在特斯拉美国总部门口、在行业会议上，华人面孔的特斯拉员工于欣不时会遇到中国地方政府的代理商 ，对方拿着红头文件，希望于欣向特斯拉高层转达合作意向，决心很大，“说这个事办不成就不回去”。 但当时还是2016年，特斯拉的走量车型Model 3尚在襁褓之中 ，走出美国、海外建厂的需求并不迫切。“马斯克不着急。”于欣将地方政府的合作意向用邮件发给相关负责人，都没了下文。 直到2018年，特斯拉才终于对“世界工厂”中国有了需求：它手握45万台Model 3订单，但美国弗里蒙特工厂用了1年时间才将周产能爬坡到5000台左右，老订单亟待交付 ，新订单也在积压。 2018年7月，上海市和特斯拉签订合作备忘录，特斯拉公司将在临港地区独资建设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 特斯拉临港工厂建设在即，势必与蔚来的工厂项目相互龃龉。蔚来不得不撤回申请，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一位蔚来高层当时曾感叹，“为什么不能让国内企业和特斯拉打一打？” 当然，最终的生产资质审批，也和工厂建设进度有关。有车企高管告诉36氪，如果特斯拉准备充足、速度更快，蔚来依然要撤退，而当时蔚来资金储备紧张，它叫停上海自建工厂项目也很合理。 上海工厂项目停摆之后，陷入资金泥淖的蔚来开始了一年多的颠沛找钱之路。而特斯拉上海工厂则进展飞速，2019年1月，特斯拉上海工厂开工建设，到2020年1月，仅仅一年时间，已经面向市场生产交付。 这是特斯拉在美国之外的首个超级工厂。它惊人的建设和交付速度背后，是中国低成本的供应链和庞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特斯拉的明星光环让其大受国内供应商追逐。一位特斯拉供应商高管向36氪表示，供应商一般会把客户群划为四个象限：明星、奶牛、瘦狗和问题，特斯拉在几乎所有供应商的列表中，都是明星，“如果要（从特斯拉）赚钱，也不是现在，会用2-3年的周期”。 没有进入特斯拉供应链，会果断让步、挤进去，而已经在特斯拉供应链中的公司，也希望绑上这条大船，拿到更多业务。 旭升股份是特斯拉早期在中国的一个压铸件供应商，为了拿到Model Y业务，不到3个月建起了一条产线，如今已经向特斯拉提供超20万套配件。“大家的策略就是赌，工厂、设备、模具全部自己投资。”接触到特斯拉供应链的行业人士告诉36氪，而特斯拉除了派工程师指导产线建设，不会出钱。为了跟上特斯拉的节奏，供应商的企业文化也在向特斯拉靠拢，“特斯拉60%离职率，旭升也差不多，公司员工很少超过30岁，能做到就做，做不到就换。” 围绕Model Y配备的热泵系统，有三花智控、拓普集团和旭升股份三家供应商在做，这三家既是合作关系，又都想吃下对方的业务。“三家就像搞谍战，信息相互渗透，彼此的车间、管理和工艺都清楚。”上述行业人士说，都在等着对方犯错，而特斯拉乐见其成，“多家竞争，价格降得快。” 不光是小厂，LG化学为了挤进特斯拉供应链也要做出妥协。接触到特斯拉采购部门的知情人士告诉36氪，“特斯拉希望单电芯能够装的电池容量更多，要求LG参照松下的电池标准，修改了电池帽设计。” 甚至像宁德时代这样的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也在“追星”行列。接近宁德时代高层的人士向36氪透露，去年特斯拉CEO马斯克来华，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兴奋地将其与“硅谷钢铁侠”的合影发给了李斌。此后接受外媒采访时，曾毓群也坦言，马斯克经常给他发信息要求降价。 供应链本土化成为特斯拉的降本利器，二级市场分析师普遍预测，国产Model 3的毛利率可以超过30%。在特斯拉第三季度财报中，即便国产Model 3标准续航版已经降至24.9万元，依然支撑了特斯拉全球高达27.7%的整车业务毛利率。财报电话会议上，特斯拉CFO Zachary Kirkhorn也指出，“特斯拉会持续降低生产制造和运营成本，本地制造和交付已经是成本降低的核心部分。” 特斯拉每辆车从美国到中国近万元的运输成本，以及起伏不定的关税问题，也都随着这座中国工厂迎刃而解。“2018年进口关税涨到40%那阵，车几乎卖不动，一个店一个月只能卖20多台，国产化以后，一个月能卖到700多台。”一位特斯拉华东区店长告诉36氪。 销量重压下，口碑滑铁卢 中国工厂建成之前，销量是中国团队争取运营资源的关键筹码。 一位特斯拉离职店长告诉36氪，特斯拉中国以前话语权不大，朱晓彤每个季度都要飞到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去洽谈，“当时全球只有这一个工厂，产能有限，产位的排布逻辑是有要求的， 比如前面是北美当地和欧洲的，通过水运很快就送过去，后面可能才是亚太的，那先排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的，都要去争取。”不光产能排布要争，销售方案内的贴息补贴、保险补贴，“都是要飞到美国去PK，PK的资本，就是你给我多少产能，我给你交多少车。” 国产化以后，销量更成为特斯拉中国的核心使命。成立17年的特斯拉，已经到了要交出漂亮的财务报表，才能赢得华尔街支持的阶段。“现在中国区销售目标就是生产计划，生产多少，卖多少。”有特斯拉店长级员工告诉36氪。 降价，是特斯拉刺激销量的直接手段。1月7日，国产特斯拉Model 3交付以来，起售价从35.8万元，接连4次调价，降低至如今的24.9万元。市场更有传言，国产车型可能下探至20万元以下。而中国工厂的核心价值，正是以低成本支撑起降价的利润空间。 特斯拉中国的运转体系也是为销量打造。“每周的例会，销售老大王淏就会挨个质问没有配合好销售的部门，包括售后、充电、研发等。”特斯拉员工透露。特斯拉大中华区总裁朱晓彤也说过，“作为销售什么都别管，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卖车”。 多位特斯拉资深销售告诉36氪，为了完成季度末的交付目标，特斯拉销售会动用各种策略，包括催银行放款，送车上门，“先交给客户，有什么问题再说”，以及用话术诱导处于摇摆状态的客户抓紧提车。微博上多位维权车主，就是因为被销售告知今年不会推出国产长续航版Model 3车型而提前提车，认为受欺骗。 “只要把车卖出去，特斯拉的销售从来不怕投诉。”一位从特斯拉离职的销售主管说。甚至今年一季度，特斯拉中国官方也被曝出因为零部件短缺，用2.5版本的计算机硬件替代3.0版交付给用户的失信行为，后遭工信部约谈。 今年国产化之后，特斯拉销售两周需要卖出10台车，如果达不到，就会被列为low performance（表现差），再过两周，完不成目标就会执行PIP（绩效改善计划），“哪怕你上个月是销冠，这个月完不成，一样PIP”，产品专家是特斯拉中国销售体系里的初级岗位，轮换之频繁可以达到“半年几乎换一遍” 。 重压之下，销量快速蹿升，2019年特斯拉在华销量约为4万台，2020年已经超过11万台。多家供应链人士告诉36氪，特斯拉已经为明年中国工厂定下了55万台的生产计划，比今年的15万台翻了快4倍——除了11万台用于出口，44万台将在中国本土消化。 而其关键供应商华域汽车收到的产能要求，更揭示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野心。接近华域汽车高层的人士向36氪透露，“（特斯拉）要求的产能是每周 1.5万套，每个月6万，如果卖得出去，估计明年60万台都没问题。” 但销量激增，产品服务却出现脱节。 “以前交车的时候 ，还可以细致的给客户讲解，但现在是一批车主同时过来，放一段20分钟介绍视频，就给钥匙开走。”包括周阳在内的多名离职特斯拉销售告诉36氪，很多车主都是懵的，会把主动安全功能视为问题投诉，甚至有车主在冷天时一路空调开着cold满风回家。 而且，特斯拉的销售和交付属于不同考核体系，交付拿着固定工资，月底要对交付率负责，量大的时候，有客户对产品做工有点疑问，交付经常直接一句话，“不要可以帮你退了。” 销量激增还带来了客群大幅变化。“以前的Model S/X车主不少是车主的司机来提车，有什么问题也不太计较，但现在价格降到30万以下，普通消费者也能用金融手段够得着，一点问题能和你闹半天。”特斯拉销售说，这些车主提车验车特别细，照着验车单画勾，拿漆膜仪测漆，带着量角器去量车标贴的正和歪的人都有。 变“挑剔”的车主，让特斯拉的做工和产品问题被充分暴露，如漏水、两个月新车门把手出问题、摄像头画面降级、防撞梁蹭一下修两个月等。“作为销售，听到客户反馈这些，有时候感觉很无力，你不能去推动改变什么。”周阳谈起在特斯拉两年多的工作经历，“只能说，恭喜，你买到了正版。” 而产销绑定，特斯拉在供应链侧也似乎难有改进的喘息机会。 有供应商向36氪反馈，特斯拉的最大特点是节奏快，“一般车企做产品验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特斯拉只要一个月”，传统车企对供应商的管理通常是派人驻厂，看到风吹草动都干涉，特斯拉是“工程师一周到厂跟踪下进度”。（也有行业人士指出，特斯拉的节奏快可能是前期做了仿真验证。） 今年10月，特斯拉开始交付采用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的Model3车型，售价下探至24.99 万元。但随即有车主反映，磷酸铁锂版Model 3出现北方冬季续航大幅缩水、电池无法充满等问题。特斯拉官方解释为，“磷酸铁锂电池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精准估算电量在行业内是一大难题。” 而接触到宁德时代高层的行业人士向36氪透露，宁德时代从去年9月前后开始为特斯拉开发磷酸铁锂电池，今年5月，特斯拉磷酸铁锂版Model 3就进入新车公告 ，也就是说，开发周期仅有9个月左右，“起码来不及做冬标试验，因为去年冬季时间（产品进度）赶不上，今年还没到”，而正常的开发周期，需要至少一年甚至18个月。 外部的激烈舆论，特斯拉大中华区掌舵人朱晓彤也有直观感受。接触到朱晓彤的行业人士告诉36氪，朱晓彤的母亲日常并不太关注他的工作，看到关于特斯拉的负面报道后，就打电话劝他，实在不行就别干了。朱晓彤告诉母亲，自己在干的是很厉害的事，而非不堪的事，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买车。 本土挑战者 销量的压力之剑悬在头顶，特斯拉中国团队不得不激进向前，而国内的造车新秀们也正切入特斯拉的盲区。 理想汽车CEO李想曾是特斯拉忠实拥趸，不光到处推介特斯拉股票，也是特斯拉中国区首批车主，但其在今年秋季的媒体沟通上直言，理想汽车的目标不是特斯拉，而是苹果。最新的微博中，李想也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始终相信，用户价值比企业欲望更重要。” 这也是新造车的经营理念与特斯拉的最大隔阂。用户价值的理念在蔚来有更直观投射，该公司CEO李斌也曾向36氪谈起过与特斯拉的核心差异，“特斯拉是以智能技术出发，但我更愿意思考和用户交互的方式，怎么重新定义企业的价值。” 特斯拉以三电系统、自动驾驶、芯片等持续的技术创新，聚拢信徒，用户的情感体验不在第一优先顺位，而李斌创建蔚来的出发点正是特斯拉忽视的用户体验。 这种差别首先是企业掌舵人的个性投射。马斯克在2015年就购入了私人飞机湾流G650ER，李斌的朋友向36氪转述，他们也聊过这事，李斌还是觉得乘坐公共交通，能多接触外界，“他认为在机场里看到忙碌的人，很有意思。” 汇报给马斯克的离职员工于欣向36氪回忆，从马斯克的工作方式中也难以感受到温度，儿子开着生日趴体，照样把员工叫过去开会，工作中也经常责骂员工，“一个事情他给你划条线，你做不到，那就是stupid（愚蠢）。他的商业战略就像是一台织布机，员工就是这台织布机上的线。” 企业文化投射在销售体系上，也相差很大。今年上半年，特斯拉中国区的各个门店，都背上了为特斯拉公众号引流的任务，部分门店硬性要求扫码关注公众号才能进店。“客户问不关注公号就不能看车吗，回答不能。”一位北区的特斯拉销售说。 而在蔚来，则有一套“用户至上”的运营体系，员工的绩效考核中包含着用户满意度，车主活动上，员工甚至会把纸巾送到用户手上，创始人李斌更是身体力行，坚持每天在各大区的用户群里发积分红包。 应对客诉问题中，特斯拉秉承的是契约精神和强硬的法务手段。从特斯拉离职，加入蔚来担任城市端负责人的辛锐告诉36氪，一个特斯拉店长应对客诉的goodwill权限最多3000块，一年两万公里的保养，“大多数时候的话术是，你的问题我理解，但是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没有太多空间。” 辛锐说，特斯拉最不怕打官司，“法务说以前在律所一年处理20、30多起案子，到特斯拉一年能处理200、300起案子”，处理客诉的人在全国飞来飞去解决问题，身边经常带着法务。 但法务策略并不总能奏效。12月初，特斯拉二手车主韩潮诉特斯拉官方涉嫌欺诈、销售事故二手车案已经在一审中胜诉，记者获悉的裁定书中，法院认定特斯拉构成欺诈，需退还韩潮购车款37.97万元，并按照假一赔三，赔偿113.91万元，累计151.88万元。 “这在蔚来几乎不会出现，如果有重大客诉，蔚来通常直接就给客户10万积分。”辛锐说，10万积分对应价值1万块钱，可以在蔚来积分商城里兑换大量礼品，“蔚来几乎不允许问题走到法务阶段，你凭什么让用户跟你对簿公堂， 即便我们在三包法上站住脚，也得道歉。” 一位蔚来高层向36氪表示，有人喜欢特斯拉的科技感，也有人喜欢蔚来的用户体验和粘性，“李斌说过，雷克萨斯进美国，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做到了冠军。靠服务不是没有可能。”2020年1月到11月，蔚来累计交付36721台汽车，平均售价超过40万元。 如果说蔚来的服务策略缺乏资金效率，今年的资本大潮则及时送来了弹药，从合肥投资70亿元到12月14日增发募资26.5亿美元，蔚来账上已经趴着近400亿人民币资金。 而小鹏汽车的打法几乎是近身肉搏特斯拉，其从2017年起搭建了千人规模的智能化自研体系，并且采用了包含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在内更冗余（多重保障）的架构。如今，小鹏汽车已经在特斯拉薄弱的座舱、泊车等方面，推出全语音交互和记忆泊车，而针对特斯拉引以为傲的NoA（导航辅助驾驶）功能，小鹏汽车也有NGP功能在明年一季度推出。 面对国内车企的技术差异化优势，朱晓彤不无担忧。有特斯拉离职员工向36氪透露，朱晓彤也曾在内部询问，是否可以为中国市场做一套安卓版车机，为本地应用提供更好支持。 特斯拉挑战者从来不缺，但新造车公司已然有实力站在特斯拉对面。特斯拉离职的5年老员工告诉36氪，“特斯拉销售体系里已经出现一种认知，蔚来是比特斯拉更premium（高级）的品牌。” 中国红利还能吃多久？ 马斯克关注细节、控制欲极强，但交给“离炮火更近的人”做决策，一向被视为外企在中国参与本土化之争的基础。 不够本土化带来的掣肘从小到大都有。有员工回忆，2018年，市场部还是美国团队管，北京车展展台的物料和搭建都是总部来人负责，没有预知到国内A级车展的流量，第一天展台玻璃就被挤碎。售后部门也必须死板地按照总部的工时制给供应商结算，难以兼顾到国内的堵车情况。 朱晓彤就是特斯拉中国本土化的关键先生。他2014年4月加入特斯拉中国至今，先后担任了特斯拉中国超充项目总监、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等职务。在2019年6月上海超级工厂建造近半时，特斯拉组建大中华区部门，朱晓彤出任大中华区总裁。 在员工眼中，朱晓彤注重结果，雷厉风行，是马斯克战略意志的坚定执行者。马斯克追求高节奏，上海工厂建设期间，高管10分钟不回邮件就开人，朱晓彤同样奉行高压工作方式，他的微信名就叫“老朱很焦虑”，可以做到“半夜秒回邮件，甚至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 伴随特斯拉中国区的发展，朱晓彤的权力边界也在延伸。此前，特斯拉中国区的市场传播、商务拓展、售后服务等部门施行双线汇报：实线向美国总部汇报，虚线向中国老大汇报。但2019年中之后，“除了一些工厂供应链之外，销售、售后、工程、市场公关等中国区的其余业务线都要向朱晓彤汇报，由朱晓彤再向美国汇报。”在特斯拉任职数年多的中层管理人士李建告诉36氪。今年一位员工因电脑多次维修不好，越过中国区直接向马斯克发邮件反映，不久即遭中国区解雇。 从渠道和服务扩张的成果来看，朱晓彤的“集权”效果似乎立竿见影。2019年到2020年，智能电动汽车公司效仿特斯拉的直营模式，在中国掀起了渠道之战，蔚来几乎每周都在更新店面数量，至今全国已经开设200家线下店，还有宝马、大众汽车这样本身坐拥全国渠道的车企巨头，也已经分别推出重磅产品，如宝马iX3和大众ID.4等。 2020年，特斯拉全国体验店也快速扩张3倍，连同服务中心，全年将超过180家。“特斯拉今年基本完成了对一二线城市的覆盖，明年还要抢占更下沉的渠道。”李建说，在他看来，如果汇报线没有调整到国内，特斯拉的开店速度不会这么快。 新开店面属于商务拓展，这部分业务此前向美国汇报。“一个店从选址确定、申报预算，再加上预测销量，审批下来基本快一个月。”李建说，现在放在国内审批，如果前端的合同谈好，一周就能批下来。 除了渠道，在自营充电设施上，特斯拉已经在临港建设充电桩工厂，明年计划生产1万根充电功率250kW的V3充电桩，这比过去7年，特斯拉在中国建设的充电桩总数还要多。“原先的充电桩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等海关就要20天，很难跟上本地的扩张节奏。”李建说。 虽然渠道和充电设施扩张显著，但特斯拉中国的技术和服务体系完善，仍显迟缓。 2019年底，朱晓彤、陶琳、王淏、薛均成等特斯拉中国区高管入驻微博，接收外界反馈，有特斯拉员工透露，几位中国区高层还针对微博渠道建了微信群，专门处理收到的车主问题。此后，特斯拉又公开意见邮箱yijian@tesla.com，作为客诉问题的最后屏障。这显然不是长效机制，有不同车主告诉36氪，意见邮箱解决问题的效率的确提高不少，但随着时间推移，也不是所有车主问题都能得到反馈。 特斯拉官方回应36氪称：我们有各种渠道来和车主沟通，包括400电话、400邮箱、yijian@tesla.com邮箱等等，包括产品、服务等等的反馈，我们都是各部门及时跟进，甚至直接高层回复。 此外，特斯拉中国上半年就计划推出独立的中国区APP，除了常规的车控功能，也会像新造车公司一样，增加精品商城和社区板块，同时服务器也会迁到国内，解决APP断网问题。但李建说，“这款APP原计划是年底上线，看起来要delay（推迟）。” 特斯拉的核心武器是Autopilot功能，需要与本土应用场景和数据高度融合，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在视频演讲开篇就提到，要在中国建设一支本土化的Autopilot研发团队。但近期有面试意向的行业人员向36氪反馈，特斯拉在中国尚未开放自动驾驶研发岗，只有测试岗位。 特斯拉供应链国产化的想象力也在褪色。它曾被寄希望于带来苹果进中国的影响，但手机供应链出身的理想汽车总裁沈亚楠告诉36氪，从当下来看，差别还很大：首先是因为汽车体量没有手机那样的爆发力，同时也和商业路径有关。 “特斯拉的定位是能源公司，为推动电动车普及，价格越做越便宜，车也越做越糙。”沈亚楠说，特斯拉在国内主要是做一些车身相关等部件，追求便宜，“创新的技术还是特斯拉自己在做，而苹果的技术创新很全面，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电子行业供应链，扶植了蓝思、瑞声、立讯等一批企业。” 相比之下，中国新造车公司更注重与供应链建立良性协同关系。蔚来为了100度电池包能顺利交付，外聘专家派到宁德时代工厂，帮助后者补齐电池包技术，而沈亚楠透露，理想汽车也正在供应链上展开投资，扶植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电动力技术公司，“这也是国内公司的优势，你可以扶植一批优质供应链，以中国为基地去覆盖全球。” 特斯拉的销量依然在稳步蹿升，11月在中国交付量大增至2.16万辆。马斯克本月21日发推特，感谢所有员工的付出。很多人据此猜测，特斯拉完成今年50万台的交付目标已无悬念。 但就在本月，有接近宁德时代高层的行业人士向36氪透露，特斯拉希望宁德时代为其明年留出30万台产能，在一家新造车公司的说服之下，宁德时代只答应了特斯拉20万台。“宁德时代溧阳工厂的4条大电池产线特斯拉原本占了3条，但接下来，会被该新造车公司切走1条。” （应访者要求 ，文中周阳、于欣、辛锐和李建均为化名）
董登新：茅台三大危机冷思考 ——深度剖析茅台三大“硬伤” 作为A股第一高价股、第一市值股，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已无敌手，并且遥遥领先，地位不可撼动。在A股市值前五大公司中，它们依次排序为：贵州茅台（白酒）、工商银行(行情601398,诊股)、五粮液(行情000858,诊股)（白酒）、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农业银行(行情601288,诊股)。其中，白酒企业占据两席，这是A股的特色，但绝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特色。 截止2021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贵州茅台A股收盘价2601元，再创历史新高，其市值更是高达32674亿元，超过了工行、招行、中行三家银行A股市值的总和。其中，工商银行A股市值为14155亿元，招商银行A股市值11253亿元，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A股市值6745亿元。 在2020年第三季报显示，贵州茅台共有14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此外，还有许多神秘的私募基金重仓其中；同样，五粮液也有1100多只公募基金集中扎堆，当然也少不了大量的私募基金重仓其中。 基金集中扎堆贵州茅台，是否有“抱团取暖”的嫌疑？不论答案是什么，但公募基金在投资理念与投资组合上确实存在“同质化”现象，这对“基民”来讲不是好事，肯定是有风险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是茅台股价还能走多远？“头部”在哪里？谁是最后一棒的“接力者”或买单者？在此，我们要重点讨论贵州茅台的三个“硬伤”或称三大危机：第一，走不出国门；第二，价格双轨制；第三，权力寻租与腐败。这也是长期投资者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一）茅台简史：30年规模扩张与营收暴利 1986年，“贵州茅台酒厂”正式挂牌。 1989年，全面恢复人工踩曲，当年茅台酒销售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 199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贵州茅台酒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集团”）。 1999年，茅台集团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 1999年，“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台”）成立。2001年，贵州茅台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上市，募集资金20亿元。 2007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 2010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 2012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 2013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300亿元。2012年12月“塑化剂事件”爆发，白酒行业元气大伤，盲目杠杆扩张势头受阻。2013-2015年贵州茅台营收一直徘徊在300多亿元。 2016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400亿元。 2017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600亿元。 2018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700亿元。 2019年，贵州茅台年度销售收入首次突破800亿元，为888.5亿元。 2020年贵州茅台原定营收要突破1000亿元，但年报预披露贵州茅台预计2020年营收977亿元左右，净利润455亿元左右。 不过，贵州茅台“暴利”，确实是名符其实。据2019年报，贵州茅台毛利润率高达91%，净利润率接近50%。2020年可能继续维持这一盈利水平。 与我国先进制造业相比，贵州茅台的“暴利”程度更是令人叹服。贵州茅台的营收虽不及格力电器(行情000651,诊股)的1/2，但其净利润却接近格力电器2倍；同样，贵州茅台的营收不及宝钢股份(行情600019,诊股)的1/3，但其净利润却接近宝钢股份的4倍。这足以表明贵州茅台作为一家传统酿酒企业，其行业“暴利”能力远超先进制造业企业。 （二）茅台知名度：出口外销比例仅为3%左右 2021年1月21日，胡润排行榜发布，200强中国品牌价值总和9.2万亿元，其中，贵州茅台品牌价值上涨63%，首次突破1万亿元，连续第三次成为“最具价值中国品牌”；排行榜第二位天猫品牌价值仅4900亿元；五粮液品牌价值翻了一番，达到2950亿元，排名上升至第五。与A股市值前五排名“惊人相似”：两家白酒企业竟入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前五名！再次重申：这样的排行榜，绝对代表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真实水平！ 贵州茅台是中国最知名的白酒酿造企业，并号称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可口可可乐”。然而，大家不要忘了，作为世界品牌，在国外必须要有足够的知名度和销售量，否则，只能关起国门号称“第一”。 事实上，从出口外销规模来看，茅台出口只相当于威士忌、白兰地的一个零头。 2019年，苏格兰威士忌出口达到49.1亿英镑（约合70亿美元），在全球106个市场出口（按70cl瓶装规格）数量相当于13.1亿瓶。 另据法国科涅克管理局发布统计报告，在2018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1日一年时间，科涅克（Cognac）白兰地出口达2.111亿瓶，出口总值达34亿欧元（约合41.5亿美元）。 2019年贵州茅台出口总值约为4亿美元，大体相当于英格兰威士忌出口总值的5.7%。2019年贵州茅台外销比例只有3.15%，海外华人是其主要消费者，当然，也有一些国人借出国之机，再从国外“回购”一些茅台带回国内。据传，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贵州茅台在配方上作了若干改良，使其口感更甘甜、更柔和，但效果不佳。 由此可见，贵州茅台要想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它离跨国公司的差距更遥远！所谓品牌价值，不能只是关起国门来“大概加估计”。 （三）短缺经济+饥饿营销模式：价格控制与配额销售 由于历史原因，贵州茅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袭了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配售、凭票供应模式：经销商按计划分配，定量供应，计划指导定价。很显然，贵州茅台并非国计民生之类的基本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其销售模式却仍保留计划配售、凭票供应、定价管制，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与怪胎，它与市场经济精神格格不入！ 1981年至1985年，贵州茅台零售价指定为18元。 1986年至1987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128元。 1988年至1989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140元。 1990年至1999年，贵州茅台零售价上调至200元。 200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185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220元。 2001年至2002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26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260-280元。 2003年至2005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26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320-350元。 2006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30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400元。 2007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35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500元。 2008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438元，零售指导价上调至650元。 2009年至201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499元，零售指导价不变。 2011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619元，零售价一度上涨至2000元。 2012年至2017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819元，零售价大约在2000元左右，其中，2014年贵州茅台零售价曾一度跌破1000元，逼近出厂价。 2018年至2020年，贵州茅台出厂价定为969元，零售指导价1499元/瓶。但茅台实际卖价保持在1600—1900左右，多地零售店、烟酒店标价到了2200左右并且货源紧张，茅台经销商单瓶利润过千。 根据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茅台国内经销商为2401家，国外经销商106家。一直以来，贵州茅台直营渠道营收比重大致在5%至10%之间，经销商渠道营收占比高达90%以上。目前茅台拿货渠道及价格体系有好几种：一是经销商拿货价格969元；二是商超拿货价格1299元；三是大集团的团购价1499元。 2019年以来，茅台酒价格持续上涨，市场流通价格从1900元，上涨到2200元以上。茅台酒的销售除了直营外，主要依靠遍布全国的经销商渠道。这其中又分为两个环节，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手中以969元的出厂价拿货，再加价卖给终端渠道。从经销商手中拿货的价格是2300元，然后再加三、五百元出售。照此计算，经销商每瓶茅台酒的毛利润超过1300元，终端销售环节则不超过500元。 贵州茅台在生产环节“暴利”的前提下，经销商在整个流通环节也是十分“暴利”的。这就催生了一套非常固化的经销商“套利”模式：假设经销商从贵州茅台提货10吨，只需要出货5吨便可以收回成本，剩下的5吨囤货待涨，成本就此锁定，剩下的全部是利润。 （四）贵州茅台“价格双轨制”：钱权交易与权力腐败 众所周知，价格双轨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它是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产物，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时代，它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由于“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差价暴利，滋生了权力寻租空间，也就产生了“官倒”、“倒爷”腐败现象。 时至今天，贵州茅台却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的“价格双轨制”模式来定价和销售，人为主观制造“饥饿营销”的市场环境与氛围，让消费者在正常价格下很难买到茅台酒，但茅台经销商囤货惜售、黄牛党炒货、串货与假货等各种乱象频发。 特别申明：以下有关“腐败”表述直接引用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文字材料。 在“价格双轨制”营销模式下，谁掌握了贵州茅台的配额权、配售权、审批权，谁就握有贵州茅台的生杀大权，就会拥有谋利、腐败的机会。一瓶500毫升装53度飞天茅台酒的出厂价是969元，市场指导价是1499元。然而，由于供需关系紧张，想以指导价买到茅台酒很难，商超、专卖店的价格大多在2000元以上，只要拿到酒就能挣到钱。于是，在权力染指下，茅台专卖店成了酒中“4S店”，严重污染了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近12年来，茅台集团共有五轮高管因涉嫌违法被抓捕，所涉及的职位越来越高。茅台集团屡出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自2019年5月茅台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袁仁国被通报“双开”至今，茅台集团及其子公司已有至少13名高管被查。一系列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茅台“靠酒吃酒”腐败的根源在何处？存在哪些制度漏洞？管理混乱背后是怎样的政治生态？ 2020年1月12日，反腐电视专题片《国家监察》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在第一集首次曝光了贵州茅台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 袁仁国从2000年起就先后担任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重大事项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利用手中权力违规批专卖店、批“后门酒”，谋取巨额私利，最终走向违法犯罪。袁仁国一方面长期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搞攀附权贵、搞政治投机的工具，通过利益输送找“后台”、寻“靠山”，为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等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办理茅台酒经营权并增加配额指标。另一方面，袁仁国靠“批酒”大肆谋取私利。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妻子和儿女违规经营茅台酒就获利2.3亿余元，其多个亲属甚至司机也在袁仁国的帮助下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并为其他不法商人牵线搭桥，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千方百计和袁仁国拉关系、搭人脉，大搞利益输送，袁仁国办公室外的走廊，曾经每天门庭若市。 片中披露，有个经销商为了讨好袁仁国，送给袁仁国一个定制的5公斤金鼎，上面还刻了一句诗：“酒冠黔人国。”金鼎上这个“人”换成了袁仁国的“仁”字，“酒冠黔仁国”，来讨好他。2019年5月，袁仁国被“双开”。他说：“我知罪、认罪、悔罪，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对茅台集团的整改提供一些制度上的反思，从制度上铲除腐败的土壤。” 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光，家中有一间房子堆满了茅台酒，数量达到4000多瓶，请注意，不是40瓶，也不是400瓶，而是4000瓶！落马前，王晓光觉得家里名酒太多不安全，为了销赃，他把年份茅台酒分批倒入了自己家里的下水道。 王晓光还是一位“股神”副省长，他和关系密切的企业主先是违规操纵所控制公司的股票价格，提前获知内幕消息，而他则以所谓“借款“名义找企业主拿来本金入市，盈利后返还。经查，王晓光股市交易额达4.9亿元，盈利达1.6亿元。此外，王晓光还长期做着卖茅台酒的无本生意。他通过时任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等人，为家人和亲属办了四张茅台特许专卖经营权，7年获利4000多万元。 2018年9月，王晓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9年4月，王晓光一审被判20年，并处罚金1.735亿元。 以袁仁国案为突破口深挖，贵州省严肃查处了茅台集团原总经理刘自力、原副总经理高守洪等一批以酒谋私的高管，仅2019年就先后有8名集团原高管被逮捕，罪名均涉及“受贿罪”。其中，李明灿于2015年7月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家齐从2011年3月起担任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7月7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对其进行审查调查。 销售系统也是茅台集团腐败的高发地带。2019年11月至2020年2月，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马玉鹏、原董事长王崇琳、原副总经理雷声、原华东大区经理罗爱军相继因涉嫌受贿被逮捕。早些时间，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聂永、原总经理肖华伟、原系列酒事业部负责人王静也分别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其中聂永、肖华伟已被判刑。这个腐败高发地带的产生，与茅台酒营销体系异化导致的价格背离有关。 身为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崇琳之妻的李太明，为茅台酒经销商在签批零售茅台酒、增加合同计划量、专卖店日常管理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名牌手提包、手镯、珠宝项链等财物。王崇琳、李太明夫妻双双受贿暴露出的茅台“近亲繁殖”、家族式腐败等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茅台集团是贵州的财税大户。2018年，茅台集团实现税收380亿元，上缴税款约占贵州省税收总额的14%。记者了解到，以前由于担心影响财政收入，对于茅台暴露出的问题，应对性措施多、根本性措施少，不愿、不敢触及深层矛盾，未能动真碰硬。2018年8月赴任的贵州茅台集团纪委书记卓玛才让坦言：“茅台此前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监督缺失。集团党委这个层面不愿意让纪委去履行职责。” 2019年，贵州省监委驻茅台集团监察专员办公室挂牌成立，权力的笼子进一步扎紧。2020年4月27日，贵州纪委监察委网站披露，该省2019年狠抓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牟取私利问题，已严肃查处利用茅台酒牟取私利问题397起，处理379人，党纪政务处分284人，移送司法机关80人，督促取消通过违规违纪违法手段获得的茅台酒经营权。 （五）建议贵州茅台废除固定渠道和价格管制 贵州茅台是垄断专卖品吗？当然不是！它比国计民生的石油还重要吗？为什么要垄断销售和定价？为什么要专卖？ 贵州茅台真的是稀缺品、奢侈品吗？它比黄金、钻石还稀缺、还珍贵？黄金与钻石的销售与价格不受任何管制，为什么贵州茅台还要采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时代的计划分配、价格管制？ 贵州茅台既然是奢侈品，而非基本消费品，更不是消费必需品，就应该完全放开市场和价格，由国家税务局开征高额奢侈品消费税，让奢侈品消费者多纳税、多消费。这难道不好吗？ 目前我国白酒（包括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消费税从价比例税率为20%，这对普通白酒（比方，每瓶价格在100元以下）而言是适当的，但对纳入奢侈品的白酒系列（比方，贵州茅台和五粮液）则应提高其消费税率，可以参照烟草消费税率来执行。 我国现行香烟消费税税率：在生产环节，甲类卷烟为56%、乙类卷烟为36%，雪茄烟为36%，烟丝为30%。批发环节，对所有卷烟按11%的税率征收从价消费税。 只要将贵州茅台的消费税率提高至香烟水平，就可以完全放开茅台酒的销售和价格，废除经销渠道，废除统一定价，废除销量配额，所有烟酒商店均可采购销售，价格自定，利国利民。 不过，直至今天，贵州茅台仍然没有找到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的办法，很是苦恼。 在2021年初的经销商大会上，茅台提到了第三方渠道直销投入的问题。茅台方面表示，茅台将把市场统筹作为关键任务，持续优化自营体系，统筹实施非均衡精准投放，同时以商超、电商、团购等渠道为重点，加大直销投放力度，实现新老渠道的错位发展、互为补充。 但这只不过是换了个花样，依然是“新瓶装旧酒”，毫无意义。目前，单瓶53度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为2800元以上，直奔3000元，这与1499元的市场指导价相去甚远。 贵州茅台按计划配额投放在苏宁、京东、天猫电商平台上，更是加大了草根炒酒的侥幸。你打开近期的短视频搜索，就有许多播主分享线上抢购茅台的技巧和攻略。比方，苏宁非会员只能在每周一、三、五抢购茅台，但只要每年缴纳149元会费就可以成为苏宁普通会员，每周一至六均可以参与抢购茅台的活动，抢中者按固定价格1499元付款。有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内从苏宁和京东共抢中5瓶53度飞天茅台，他在天猫没有抢中。他说成交价1499元，转手可卖2500元，5瓶可赚5000多元，比打工划得来！还有一位神秘播主说一次下单抢到了200瓶。 长此以往，如此下去，贵州茅台将成为继“房住不炒”后的第二个反面典型：“酒炒不喝”！从全民炒房转向全民炒酒？ 由此可见，贵州茅台三大危机之首是“价格双轨制”，这是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的根源所在。因此，贵州茅台必须砸碎“饥饿营销”的计划经济模式，全面、彻底放开酒价和销路，还奢侈品本来面目，还有钱人消费的自由与公平！切莫以照顾穷人为借口，管制价格和销量！ 贵州茅台如果不能彻底废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营销模式，则权力寻租与制度腐败难以根除。更何况，茅台毕竟只是烧酒，其销量与价格的完全市场化，不会有任何阻力，只会对贵州茅台更有利，而且也绝对动摇不了国之根本，其酒价完全市场化也不会影响国计民生，甚至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最后提醒各位：请不要过度“神化”贵州茅台！让它安静地揭开面纱、走下神坛，还原烧酒的实质。 附：贵州茅台股票上市20年来的年K线图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7日讯据浙江广电总台《1818黄金眼》栏目近日报道，11月份，王女士看中了一套公寓。她说跟销售人员确认过，房子里是落地窗，可付了定金后，发觉窗户有遮挡，她想要退房。 王女士家在温州，她的孩子要来杭州上学，就想在杭州买套房子，之后他们看中了杭州汇铂金座公寓的房子，总价99万8千8。 “当时销售也再三跟我们确实，说有落地窗，整面全是落地窗，等于就是全透明那种，采光比较好，想着接下来孩子来住的话，相对来说视野也比较好，所以才考虑买下来的”。杭女士告诉记者。 杭女士表示，她和销售确认过，房子朝外的部分，全部都是落地窗，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然后他们才付了10万定金，可现在她才发现，本该是落地窗的地方，实际上下半部分是墙体。 “之前销售带领我们只是在外围走了一圈，里面没有带我们去看，因为当时我们也要求去内部看看，销售就说没有钥匙，不好进去看，他是带了我们看了40多平方的样板间，样板间里面是有落地窗的，我们又问了下，销售说跟样板间一样，也是有落地窗的”，王女士说。 从外部看，王女士购买的房型下半部分有明显的墙体，另一边的房型则是落地窗，王女士表示不想要这套房子了。 “一开始销售说帮我申请退房，说是可以的，过几天我问他申请进展，他说领导不同意退房，只同意换不同意退”，王女士说，前面能退，销售意思是自己失误了。具体失误就是他之前不知道这个户型里面的机构是这样的，不是全落地窗的。 记者问当时是否有到过房子里看过，杭州汇铂金座公寓销售章先生说，“我没有权限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不好意思”，对于该联系谁，也没有回答，便挂断了电话。 记者找到杭州汇铂金座销售中心，工作人员让记者留下联系方式，表示会有专人回复。不过截至发稿，对方仍没有作出回复。 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杭州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日，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蛇口”，股票代码：001979)旗下全资子公司。招商蛇口发布2020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杭州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务性质为房地产开发；招商蛇口间接持股100%。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1日讯银保监会网站今日公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台州监管分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台银保监罚决字〔2020〕19号）显示，台州银行存在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理财销售存在代客操作行为；销售理财未进行双录3宗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中国银保监会台州监管分局对台州银行罚款人民币80万元。 资料显示，台州银行始建于2002年3月，注册资本18亿元，总行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截至2019年末，台州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600036.SH）、吉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均为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以下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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