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晚间，期盼已久的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磅文件终于出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西部地区将“强化举措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其目标是： 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对于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的西部，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定位变化。 事实上，去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三个十年以来，相关政策已先后上马。 从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全国战略，到今年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世，一系列政策背后，西部将迎来怎样的新格局？ 在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看来： “ 第一个方面是在国家全局中，西部地区具有的薄弱环节特征和短板性质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需要通过继续实施大开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中央审时度势，结合当前全球形势分析，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角度，赋予西部地区更加重要地位。 ” 格局 一个极强烈的信号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即将被重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指出，《意见》中，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是西部地区要和全国同步，一方面是“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要解决包括扶贫攻坚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上，西部也要和全国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留给西部地区的期限只有15年。 目前，西部仍然面临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错位的问题。截至2018年底，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70.6%，人口占27.2%，经济则仅占20%左右。而与此相比，东部地区同年的经济总量占比则达到53%。 具体到省市上，去年，广东GDP已突破10万亿大关，而西部甘肃、宁夏、青海、西藏4省GDP仍不足万亿；在去年迈入万亿俱乐部的17座城市中，东部城市有12座，而西部仅成渝2座。 “近年来，西部不少省份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要实现目标，要求仍然是非常高的，意味着西部城市还要继续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这样的增速。”陈耀指出。 在东西部差距仍然较大的当下，为何能够提出如此要求？ 有观点指出，现在东西部之间不仅仅是过去“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再带动西部落后地区发展”的逻辑，相反，二者越来越多地站上同一个合作平台。 比如，尽管同样是产业转移，但对于东部来说，“抢先一步与西部的开发开放平台建立战略协作、协同关系，有利于在互惠合作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利用东部已经积累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有利于嵌入并引领西部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有利于推动要素流动并高效使用，获得更强的竞争力。” 《意见》进一步为西部增加了更多合作筹码。比如，在进一步深化东西部科技创新合作上，“协同创新共同体”的思路被提出。一方面，西部地区将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明确支持“双一流”高校对西部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新公司。 与此同时，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增长。 陈耀指出，除了“沿海带动内陆”的传统思路，“城市带动乡村”“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发挥出愈加重要的作用。中心城市也愈加成为西部发展的动力源(行情600405,诊股)，带动其国际化能级的大大提升。 基于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庆、成都，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等中心城市，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节点城市，均有望成为下一轮建设发展的重点。 成渝 这次“大礼包”的内容，不少涉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 《意见》提出，“完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以“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而从已公布的定位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成渝地区统筹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 冯奎认为，东西部科创合作需要多元主体、多种形式共同努力。 “ 已有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都在东部的三大城市群，应加强在西部重大研究基础设施布局。 ” 他说，“此外，要集结优势学科、优势领域、形成合力。而最近成都、重庆共建中国西部科学城就是一个创新之举。” 他还提到，在建立以成果应用为牵引的机制、打造吸引东部研发类机构落户西部的重要条件，上海交大与重庆两江新区共建研发平台就有示范性意义。 更多具体利好集中在推动内陆开放领域中。 在此前发布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曾对“十三五”期间交通枢纽重点建设城市进行全盘规划。其中，成都-重庆为重点打造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昆明、乌鲁木齐、西安等城市则将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如今，步入“十三五”收官之年，各城市定位也发生变化。 《意见》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业内认为，随着“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的格局展开，西部城市将迎来“内陆变前沿、客厅变门户、低地变高地”的开放机遇。在“门户”新定位下，重庆、成都和西安三市将有全新的发展空间。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意见》提出将“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 去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公布，被认为是“深化陆海双向开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关键之举。其中，三条“南向通道”主通道之一，正是由成都出发到达广西北部湾。 如今，成都国际铁路港 “升级”，是否将进一步提升这条开放通道的战略价值？ 开放 陈耀认为，《意见》体现出西部大开发的两大主题是“两大”，即大保护和大开放。通过推动“两大”，才能进一步实现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西部地区的开放仍然相对较慢，到现在为止，西部地区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外资利用，在全国占比均不到20%，比例相对较少。但是最近这些年，它的开放增速非常快，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到海外共建园区，让开放已经开始对于西部经济增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 数据显示，2019年，民营企业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其中，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综合成本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增长达22.4%，超过东部地区13.6个百分点。而在外商投资领域，成都的英特尔以1265.4亿人民币居2019年中国进口企业第三，仅次于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公司。 那么，西部地区下一步开放的方向和重点在哪？ 《意见》对西部各省份进行了全盘布局： 重庆、四川、陕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形成西向交通枢纽和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中心”； 甘肃、陕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 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云南：“提升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可以说，尽管每个省份侧重点不同，但都与开放深度绑定，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推动新一轮开放在西部地区的探索。 这种全面开放思路，在交通建设中也可见一斑。比如，在港口建设上，《意见》不仅提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还提出将完善北部湾港(行情000582,诊股)口和加快位于南宁的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等。 除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也将有所改变。 陈耀指出，“现在所说的开放跟过去不一样。它不仅是一些传统、落后产能的输出，更是通过这种开放，带动我们的高品质、优质产能输出，并通过这种改变，带动资源高效利用，提升环境承载力等。” 《意见》也提出，将推进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 而除了对外开放，对内开放也将进一步实现。比如，西北省份与江苏、山东、河南等东中部省份的互惠合作、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东西部自贸试验区交流合作、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合作互动等，不一而足。 “通过开放，能够使西部地区的发展逐渐摆脱对国家投入的依赖，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和更强的生命力。”陈耀说。
20所高等院校、120家科研机构、57个博士后流动站、10多万名专业技术人员、44名“两院”院士……作为教育大省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市近年来持续关注高校科技资源和城市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在容纳了全市70%教育资源的南京市鼓楼区，以高校为“核心”的城市“硅巷”初显雏形，成为激活老城区的一股创新“浪潮”。 据介绍，南京的现代高教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南京工业大学校区，百年前的1915年，这里就曾是同济医工学堂机师科的校园，培育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初代工业“匠人”。这片承载了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创新内涵的校园，目前由南京工业大学与南京市鼓楼区、万谷集团三方合作，共建体量面积70000平方米的城市“硅巷”，打造一片融合现代产业园、创业孵化区、人才公寓、餐饮服务、生活体验为一体的高品质、智能化、个性化生活工作区，让具有历史余韵的老城区城市肌理重获新生。 据南京市鼓楼区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洪礼来介绍，打造城市硅巷是南京市创新名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区域创新载体提档升级的关键举措和主城老城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作为南京市高校云集、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鼓楼区将有效利用区域内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人居环境，以校地融合、产城一体为基础，建成万谷、金川、南财等城市硅巷超20万平方米，让区域创新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洪礼来表示，该区将持续加快提升硅巷周边环境品质，着力完善社区、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公共服务，注入更多硅巷元素，更好满足科创精英对大都市、主城区、高品质工作生活配套的需求，打造南京主城区的靓丽“名片”。 据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介绍，该区域建成后，将进一步推进“学校所能”和“社会所需”的无缝对接。“作为工业类高校，南京工业大学将继续发掘虹桥校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发挥建工学科优势，以建筑设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建筑产业现代化等为主导产业，打造具有产教融合、校地融合、创新驱动、复合经营等特质的高校‘硅巷’，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创新能量和建工智慧。”(完)
在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深圳都市圈正式起航。2019年，这个包括深莞惠河汕五个城市的都市圈，GDP总量达到4.27万亿元。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正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这是在打破行政边界。。。 特区深圳40年，走过了一段不断“拓展边界”的历程。 从最初327.5平方公里的“特区内”，到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再到纳入深汕特别合作区“飞地”。如今，深圳正式筹谋都市圈发展。 近日，深圳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充分借鉴三大世界级湾区发展经验，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合理确定都市圈发展重大任务举措，助力河源、汕尾融入大湾区建设。 深圳与莞惠河汕几地间素有渊源，五城均来自于昔日的广东惠阳地区。2014年10月，在深莞惠经济圈（3+2）党政主要领导联席会议上，汕尾、河源首次参加会议，正式加入了这一区域合作体。其实，这几个地方的产业合作早于深莞惠经济圈（3+2）的诞生。 2019年，五城GDP总量相加约达4.27万亿元，若参与全国省市排名，这一成绩可以排在第八位。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认为，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场自发行为走在了政策规划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一体化乃至同城化发展。放在更大的范畴来看，为什么会有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阎镜予说，就是要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但大家各干各自擅长的事情，发挥比较优势。 深圳都市圈的意义在于，在已有良好产业协同的市场基础之上，企业做不了的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譬如理顺合作机制，改善交通等公共服务配套等，这也是深圳都市圈规划最值得期待之处。 深圳式“扩张型外迁” 一家总部在深圳、在东莞惠州等地设有制造基地的上市电子企业研发部负责人，往返于深圳、东莞和惠州之间成为他的工作日常之一。 对于公司的布局，这位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研发工作要求对市场前沿接触得更多，制造则要以成本、劳动力资源等为导向，同时交通、物流等方面要有一定优势。而研发又往往跟制造密不可分，这位研发部负责人及同事经常需要去工厂交流、沟通，特别是做产品试验的时候。所以，这个布局就是自然而然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是深圳产业溢出的一类典型样本——总部仍然放在深圳，但在邻近的地方同时有项目。 以深圳的LED产业为例，一位行业分析师向记者表示，受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以及各地的产业政策影响，深圳的LED产业出现了一些产能转移，但很多并不会真正脱离深圳，因为在这里能够获得前沿的信息，招到高端的人才，参加优质的行业交流活动。 伴随着产能扩张以及研发成果的加速市场化，深圳企业扩展到周边城市布局，也被称作“扩张型外迁”。 这在大型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4年，中兴通讯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的研发生产基地开工，拟撬动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这一项目作为“1号工程”。 另一知名深圳企业比亚迪选择了汕尾。2015年，比亚迪与汕尾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汕尾方面将比亚迪项目的落户称作是该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里程碑。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华为将终端相关部门迁到东莞松山湖。2019年，华为系包揽了东莞市规模效益成长性、实际出口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效益贡献企业几大榜单的第一名。 几个官方披露出来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深圳产业辐射的力度。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34%源于深圳。河源方面在2016年指出，当地超过60%的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来自深圳，具体到高新技术企业，这一比例还会提升。惠州仲恺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在2018年介绍，高新区从2011年开始用了深圳这么一个主战场，在招商项目库里面103家，有87家都是从深圳引来的。 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珠三角，民营企业的这种自发外溢或者辐射，其实很多时候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制定都市圈规划，更多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并且加强未来的发展预期。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陈鸿宇则单独对深莞惠给予了较高评价，“区域一体化在很多地方提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你没听过有什么大的公司搬到隔壁市吧？因为行政边界太强了，墙垒得高高的，不让一滴水流到外面去。深莞惠一体化做得比较好，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深圳愿意敞开大门。” 都市圈产业竞合之辩 2015年，广东省统计局彭惜君发表了一项关于珠三角各地区间产业同构系数的相关研究，从中判断珠三角产业分工情况。从测算结果来看，深莞惠经济圈平均产业同构系数高达0.8945，产业同构现象最为严重，三市均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 这份研究指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水平较高，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成果，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得到创新，但与周边的东莞、惠州没有形成产业梯度一体化，产业差异化战略实施比较有限。 2019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约占据了“半壁江山”；东莞的五大支柱产业之首为电子信息制造业；惠州正在发展的“2+1”产业集群中，其中之一也是电子信息产业。 有经济学者指出，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竞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发展的格局。但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深莞惠三地恰恰是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的关系。同构性越高，说明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效果更好。 陈鸿宇也认为，虽然深莞惠都是电子信息业见长，但它内部是有分工的，并且这种分工是由市场去自发推动的，这是“积极的同构化”。 TCL集团下属的华星光电高世代模组项目，或许能够解释这种集群与分工的关系。华星光电曾创下深圳建市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工业项目纪录，2017年在惠州设立全资子公司。记者从惠州华星光电了解到，深圳利用一条生产线做新产品和新技术验证，从产品抽检上实现品质预警，提前拦截问题，而惠州则利用规模优势，推进量产。 深圳大学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主张城市分工，城市主体功能要有差别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度的市场分工，自然就促成了合作。” 袁易明认为，在都市圈时代，深圳将强化技术创新中心、商业模式创新中心、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地位，莞惠河汕则将在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形成新的优势。 这其实也给作为中心城市的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阎镜予说，深圳的制造业溢出将会是一种长期的客观趋势，政府的资源配置也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但现在的关键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进来？ “粤港澳大湾区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这样来看，深圳差的是什么？国际化。怎样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企业、人才来到深圳？这需要营造一种制度环境，包括通关、税收、信息管控等方面。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再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阎镜予说。 交通与公共服务是关键 基于市场逻辑自发形成产业融合之后，企业或个人对于都市圈还有什么诉求和期待？ 东莞市嘉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子健平日里与深圳、惠州等地来往沟通密集，他希望将来交通更方便快捷。 “交通”也是区域经济专家们提及的高频词。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深圳要实现降成本，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空间内布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周边区域“修路修桥”，形成连续的空间，让要素实现自然流动。 交通一体化的进程有望加速。《深圳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在提到做好深圳都市圈发展规划时，专门提及“强化空间规划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在阮子健看来，开车的人想要改善公路，但更多的人希望把几个城市间的轨道网络铺得更好，这一点深圳都市圈需要向一些国际发达都市学习。 目前，莞惠城际、穗（莞）深城际已开通运营，深惠城际列入广东省2020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据公开报道，赣深高铁正加快建设，计划2021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把深圳、东莞、惠州、河源串在一起，深莞惠将实现半小时互通。 交通之外，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与均等化是另一个影响同城化进程的因素。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告诉记者，邻近深圳的一位地方领导曾向他抱怨，“来我们这里买房的人，20万人里面有一半是从深圳过来的，买完房却不在这里就业，老人孩子住过来，要我们建医院和学校。” 这位政策研究人士则回应道：“你们把医院、学校建好，10万人里有1万人被吸引在这里就业了，你的经济活动不就起来了？” 一位住在东莞、在深圳上班的年轻白领表示，她的两地通勤生活可能只是暂时的，等到要面临子女教育等问题时，可能还是要搬到大城市。 今年年初，广东省政协委员聂竹青建议，省政府可协调深圳、东莞、惠州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就临深片区合作建设大型安居社区涉及的户籍、教育、医疗等配套政策的突破进行沟通，将区域联动向纵深推进。 陈鸿宇向记者表示，只有实现了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人口才会真正自由流动。中央关于深圳先行示范区的文件提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这七个方面作为基本民生，必须要靠省级统筹。 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分割 无论是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一体化，都可能遇到行政壁垒的制约，而这恰恰是都市圈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在构建都市圈协同发展机制方面，该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建立联合招商、共同开发、利税共享的产业合作发展机制；加快构建都市圈协商合作、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机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曾撰文指出，同城化发展是改革的问题，是打破区域行政封闭管理体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孙不熟认为，都市圈本质上是共同发展、开放共赢。从短期利益来讲，地方政府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长期来看，产业走出去，很多时候是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有利于做大做强，最终实现了产业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如何让不同行政区内的主政者形成共识，将这种长期的考量制度化？阎镜予说，某个产业红火了，可能各个城市都想布局，这种竞争带来的往往是狭窄的格局。有的产业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宜，有的产业环节很长，譬如人工智能，有基础研发、应用研发、产品制造，还有销售等。对于这样一些产业规划，是不是可以有更高层面的统筹？ 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内，广东省在统一部署和推动都市圈发展，助推地市之间建立起政策联动机制，共同搭建平台，共同规划园区等。 5月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对外公布《广东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要“科学制定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发展规划”。 具体来看，要促进都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城乡同城化发展，率先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增强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乡融合水平。 陈鸿宇说，广东省提出制定各个都市圈规划，是在打破行政边界、构筑跨区域联动协调机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河南省信阳市新一轮的城市建设拉开大幕，变化日新月异，豫风楚韵的山水园林城市正由梦想向现实走来。 “要加快城市提质让平桥更加美丽，提升服务功能让城市更有品质，以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带来人民美好生活的高质量。”信阳平桥区委书记李灵敏说。 按照“把城市轻轻放在山水之间”的理念，平桥区持续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布局，前瞻性规划、精品化建设，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富有信阳城市记忆的平桥街区。 贯穿平桥城区南北的主干道平中大街，在改造过程中将城市园林建设与现代园艺结合，全新的街景充满惊喜，让路过的市民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也吸引着不少人专程前来“打卡”。 “我最喜欢‘街头博物馆’，隔着橱窗，里面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信阳人家的布置，有土灶台、黑白电视、缝纫机等老物件。再往前走是信阳钢厂、电影院、茶山等3D手绘壁画，也是老信阳主题，再配上绿植与景观，独具匠心的设计让人流连忘返。”市民陈连琴由衷感叹。 在城区绿化提升方面，按照因势造景、因地建亭的建设理念，平桥区加强街头巷尾的微景观打造，丰富绿化品质和内涵。在做好高矮配套、花树相间的立体式绿化精品示范道路建设的同时，加快城区10处绿地游园的改造。绿色，如今已成为平桥区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 各具特色的公交站亭，让等车时多了一份诗意；智能化的智慧书屋，让阅读成为一道风景；和家人在世纪广场散散步，欣赏灯光绚丽的音乐喷泉；在夏夜邂逅一场热情的城市音乐会，放声唱出对城市的热爱……对平桥人来说，最自豪的是“邀请远方的朋友来做客，他们总说想搬来平桥住”，而这也是对平桥最真诚的褒奖。 城市一分建九分管。平桥区拿出绣花功夫，让人民群众尽享城市生活的美好。从城市修补到内河治理，到老旧社区绿化提升，再到丰富城市业态，打造城市综合体――处处体现着管理者的用心。 从过去插花式、零星单栋改造到如今集中成片的整体化改造、精细化管理；从优化路网结构到配套设施全面改善、城市功能逐步完善；从百姓安居到文化理念的注入……和谐、幸福、美丽新平桥正因城市更新改造，而实现内功外景的双提升。（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通讯员 何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连平 马泓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家发改委《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两份重要文件。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我国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两份重要文件的颁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政策导向是通过深化改革，引导和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步伐向高质量发展。 一、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意见》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要求。明确了“五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响应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及的经济发展新理念。而“重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见》首次提及数据要素。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到如今“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必将促进新型基建发展，其涉及七大领域，包括5G、数据中心、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意见》将土地要素放在首位，并指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建设用地集中审批制度将进行改革，若如此则可能是历史性的突破。与此同时，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试点改革，将进一步增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念，具有很强的战略导向性。不仅如此，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和资本在更高水平上流动，给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带来源源不断的要素资源。 破除户籍制度壁垒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任务》提出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任务》明确要求增强城市集聚效应，完成户籍城市化目标，进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户壁垒。比较去年文件来看，《任务》的要求又进了一步，提出要取消落户限制从100万以下提升至300万以下城市，并取消大城市郊区新户落户限制。《任务》强调要落实总体性目标，2020年要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落户、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5%的目标。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户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4.4%，按照过去两年平均增加1600万人口来看，2020年实现目标没有问题。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任务》要求更广泛的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启动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这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激发内需潜力将起到重要作用，符合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任务》提出要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首次提及中央预算投资和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基金在城乡融合中所起的作用，以补缺传统城市发展的“盲点”。农民加快步伐进城和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可以说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动力。未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消除束缚这两大动力运转的因素，让这两大动力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深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 总体而言，《意见》提出了两个“加快”、两个“推进”和一个“引导”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路，而《任务》则重在举措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步转为慢变量，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和发展技术要素将作为重要的增量，推动土地和资本加快步伐向市场化迈进，将为“十四五”期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的重要支撑。 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六大趋势 在要素市场配置优化的基础上，未来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时代将是大势所趋。习总书记在去年年底《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提出“通过破除资源流动阻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中央文件和总书记的相关阐述，在《意见》和《任务》等相关政策文件的引领和推动下，未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呈现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趋势。 未来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不合理壁垒将进一步被拆除。其最重要的措施便是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以促成更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过往的研究表明，发生在城市环境下的人力资本普遍增长，劳动参与率提高将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国依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人口转城镇市民的空间依然巨大，按照联合国预测来看，假设到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那么未来十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6亿。全面、深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提高劳动参与率最有效的手段。《任务》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意味着未来户籍制度改革会加大力度持续向前推进，未来劳动力要素流动将变得更为便利和灵活，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在新的城乡格局下实现再平衡，为新型城镇化带来持续不断的动力。 随着人口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大城市、城市群人口集聚效应势必进一步增强。尽管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特大型城市，但依据国际经验，真正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往往是100万-1000万的大中型城市及其城市群。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与东亚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不够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群中人口占国家人口的比例，中国仅为28%，远不及日本（65%）、韩国（50%），人口聚集程度与日韩有较大差距。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口聚集程度可能会相对低于日韩这类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但无论如何不到30%是明显偏低了。《任务》进一步明确了300万以下城市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将加快破除制度壁垒，持续推动人口向优势区域持续集中，城市群和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动力。 人口更多流入要求大城市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背景下，补短板、盘活存量资源成为传统大城市未来发展的新路径。疫情下，城市公共管理的诸多潜在问题逐渐暴露。城市建设已度过了修路、拆迁、盖楼等相对粗放式发展的时期，政策供给将更多服务于新时期下的内生性需求。增量改革涉及公共卫生、公用设施和智慧城市建设，包括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市内进行旧区改造、开发“褐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城市商圈。未来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将会获得持续提升。 核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进入都市圈建设时代。未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将成为重要趋势。纵观全球城市化发展进程，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结果，突出的特征便是区域内通勤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正处在制造业从特大城市、大城市向中小型城市扩散的阶段，功能上侧重于纾解核心城市的压力。新时代都市圈建设需要破除不同行政辖区的行政管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上满足新进都市圈人群的需求。都市圈建设将是未来财政预算支出和基建投资的新领域，相应地也会带动部分配套的房地产需求。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要求不同区域行政管理上形成新的一体化机制，来适应都市圈发展，而不是让旧体制继续束缚其发展。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理念的核心是集约化，是建立在要素自由充分流动和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市场竞争更加充分、成本相对更为低廉等基础上，都市圈同城化建设较传统城镇化建设要来得效率更高。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势必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未来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将加快。这一点《任务》中的表述显得尤为突出。随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土地确权及其交易属性得到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障碍将会减少；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实施推进，将促使城乡结合地区间要素流动更为灵活，农村对工商业资本的吸引力也会上升。这必然有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步伐。 “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将逐步落地，重点在于改革建设用地体制和投融资制度。这方面政策旨在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借助资本的力量，助力农业人口进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劳动力和持续提升的消费需求。“人地钱挂钩”的配套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5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也是城市增量土地供应的标志性改革。重点城市所在地政府将获得更多对土地供给的自主权，“因城施策”的基调将不仅限于房地产市场，未来建设用地将逐步摆脱“均分”的理念，向着人流、产业聚集的方向配置，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将会获得较大的土地配置份额。城市投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革，将增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增加民生支出占比，并借助更多产业基金来撬动地方投资；扩大发行企业债、鼓励开发性政策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金融支持。“人地钱挂钩”配套政策的落地将有力地提升要素配置水平，促新型城镇高质量发展。 三、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格局逐步形成 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财税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必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人随资本和产业走，房地产则跟着“人地钱”走。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逐步摆脱过去“人地分离，供求错配”的时代特征。新的要素配置方式和方向将推动房地产市场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人口流入加大势必带动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房地产行业比重上升。未来，土地供应与人口流动方向匹配程度将会上升。农地转城镇土地的推进系城市土地供给的增量改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土地资源的调配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自2003年以来，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给了人均GDP比较低，地处中西部的人口流出省份。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一线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是2003年的1.69倍，二线城市比例为2.17倍，三线城市比例为2.20倍。而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线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是其他城市级别所无法比拟的。这是一线城市房价高企的重要原因。高质量城镇化建设将扭转这种供需错配的问题。随着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将会获得较过去要多的土地配置指标，相应的房地产行业占当地GDP的比重有可能上升，房地产市场仍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根据《意见》和《任务》两份文件所揭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度安排，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将不仅限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成渝、长江经济带、山东半岛、黔中城市群都可能成为劳动、生产要素流入的重点地区。而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发展也极具潜力，房企将相应增强上述城市群的布局力度，其房地产市场仍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诸如大型搬迁安置区、重点城市群城乡结合部等区域的房地产业依然可能有不错的生机。 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将提供多元化土地供给方式，抑制地价和房价快速上涨。随着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链调整，过往大城市产业迭代后留存下大量低效的土地，诸如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工业锈带”等地块，在新政下此类城市存量用地将增加流通属性，为城市土地供给增添新的来源。尤其是都市圈同城化建设可能带来更多存量土地的释放。这将有可能较好地满足当前缺乏足量新增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一线大城市的需求。允许更多大城市和重点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入市，将丰富都市圈土地供应体系；亦有助于农村地区实现本地化、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形成多元化土地供给新格局。 这种土地供给新格局的形成有助于核心城区房价过快上涨的基础松动，为这些城市房价长期平稳运行做出贡献。与房地产行业长期供需错配问题对应的是房价。房产本身是商品。如果流通环节变得更加市场化，土地供给随市场需求而动，则至少能够满足基本面供需平衡，房价上涨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炒房”的基础可能仅存在于货币化层面。在货币供应增速处于长期平稳或下行通道的背景下，非核心城区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投融资体制多元化，优质房企融资前景将更为广阔。《意见》和《任务》都提及了改革现有与房地产行业有关的金融体制，相应地未来房企融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除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以外，未来房企将更有条件的增加直接融资比例。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宏观调控收紧货币政策，绝大部分房企都将面临融资压力，这对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而直接融资因市场化定价和来源多元化，更符合优质房企的需求。最近几年债券融资逐渐成为房企新增融资的渠道，2019年房企在内地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和ABS合计5400亿元，仅占全年开发资金来源的3%。未来在“扩大债券市场发展”的基调下，优质房企有望获得更多、更便宜的资金来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展望未来，基于改革深化后“人地钱”要素流动加快的趋势，整个房地产市场流通、交易环节的活性将会增加，房地产行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下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近2次土地市场改革的时间节点为2008年、2012年，政策出台后的12个月房地产销售均出现明显回升，不出意外的话2020-2021年房地产销售也有可能重拾增长，进而房地产投资也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从中长期来看，要素管理体制的改革，将合理配置资源，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首次置业和改善性置换的需求。 (本文作者介绍：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 贺骏 5月8日，腾讯产业生态投资宣布，投资政务领域SaaS厂商天阙科技，以进一步补充其在智慧城市领域的生态布局。 天阙科技是国内最早从事社会信息化治理建设和运营的厂商之一，其客户覆盖全国20个省，包括浙江、江苏、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河北、辽宁等。 疫情期间，天阙科技为浙江省在基层开展抗疫工作提供信息化服务。截至3月下旬，共有30余万条“疫情防控”类事件信息、近3000名重点人员管理信息，通过天阙科技提供的服务实现了快速、及时的采集和流转处置，为省政府的抗疫工作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支持。 天阙科技是腾讯产业生态投资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近年来，腾讯产业生态投资在智慧城市领域落地不断，投资了一批公司。其中，投资中大凯旋、飞渡科技等公司，搭建起智慧城市的应用中台、城市数据中台；在前台，投资东华软件、北明软件、奥格智能、天阙科技等公司，在数字政务、城市治理、城市决策等方向上布局。 腾讯产业生态投资总经理庄文磊此前曾表示：“腾讯致力于做产业互联网生态的助力者而非颠覆者，我们提供用户入口平台、技术平台、基础设施平台等通用型服务，在行业应用层联合专业的合作伙伴共建解决方案，帮助其与终端客户形成连接，以互相助力的方式发展产业互联网。在智慧城市领域也是一样：腾讯云的基础设施形成集约后台，同时与合作伙伴一起打造敏捷中台和生态前台。” 庄文磊称，2020年，腾讯产业生态投资将加速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布局，重点关注精细化城市治理、科学城市规划及决策等方向上的优质企业，“智慧城市的关键之一是数据的流转与分析，通过数字化手段搭建起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从经验决策到数据决策的转变。我们希望给予优质的企业资本和资源，共同推动智慧城市加速到来。”（编辑 田冬）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机构 安邦咨询 01 什么是危机三角模型 危机三角模型，虽然叫模型，实际揭示的是一种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复杂的循环关系。说它简单，是指形式上很简单；说它复杂，是指的内涵极为复杂。实际上这个危机三角模型是陈功先生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模型建构，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在2016年，现在据说盗版的价格也已经不低了。 现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有人用经济昏迷来形容，有人用休克来形容，总之美国出现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政治持续陷入混乱，联邦指责州政府，州政府指责联邦。此情此景，让欧洲人不禁开始感叹，二战后的大西洋主义正在破产，美国要丧失世界领导力了。 这么严重的危机和萧条，不由得让人再次想起了危机三角模型。 究竟什么是危机三角？ 危机三角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城市化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过后再次进入城市化的循环进程。陈功先生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是在这个循环进程当中持续往复，无法挣脱。为什么这样说？ 从人类的历史和进化来讲，从寻找安全感开始，人类就开始营造城市，实现了人口的积聚。此后，人口的积聚又导致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社会组织的需要，进而又产生了皇权，城市逐步壮大。 除了生产之外，扩大城市的方法，历史上更多是依靠战争，战争可以毁灭城市，但也促使更多的人重新积聚到城市，寻求安全感和落脚地，而且战争还带来了惊人的财富，推动城市走向华丽和壮观，这以古罗马最为典型。 《建筑十书》的写作年代，正处于“罗马和平”时代的开端时期，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雄心勃勃，要将罗马建设成一座大理石的城市。2这位罗马皇帝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著名的“七丘城”罗马，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四散分布的草棚屋。《建筑十书》用这样的文字，记载着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罗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营建活动 集中于两个区域：一是马尔斯广场的开阔地带，二是建 筑密集的古老集市广场。这些营建活动，主要是由共和 国最后数十年中的主要政治对手及其党羽所发起的，他 们是庞培、恺撒、屋大维、阿格里帕，较次要的还有安 东尼……与罗马老城区相反，这些纪念性建筑构成了一 座辉煌的新城，震撼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斯特拉博 （Strabo）在公元前 9 年至前 6 年写道：“实际上，庞培、 神圣的恺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的妻儿朋友及姐妹， 对于城市建筑的热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并为此耗费了 钱财。大多数建筑集中于马尔斯广场，因此，除了广场的自然之美外，远远望去更是令人惊叹不已。 古代社会，通常财富的来源只有两种：农业与矿产。但 这两种财富的产出方式，无论是依赖开山取石，还是依靠天 气造化，均极为不易，于是战争和抢掠就成为古代人最常用 的致富方式，而且成效非常明显。 中国其实也一样，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价格是在上涨的，这其实在任何时代都一样。《三国演义》中刘备占领了成都，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封赏群臣，赐予他们宅邸和金银，当时只有富有远见卓识的赵云一人反对，其他人都赞成。 这样的现象在历史上司空见惯，辉煌壮丽的城市就是这样出现的，那是胜利者的凯歌，带来的是价格上涨。如同现在一样，在城市扩张的同时，争抢土地资源带来的是 “地王”现象，只不过今天的房地产价格疯涨，还带来更多资产价格上涨，扩张的竞争性催动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拉高价格，甚至是虚高的价格。 狂欢之后，紧跟着到来的噩梦就是危机。价格上涨及竞争性增强，鼓励的从来不可能是理性和均衡，虚高不仅仅是价格表现，更是一种诱惑，引诱着以想象力为基础的生产，进而实现疯狂的过度生产和超级供给，最后在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造成问题，而熨平这一切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一场重大危机。 如雪片般纷扬而至的违约、合规标准的破坏，还有如山的债务和库存，这是让账本数字以一种可接受理由消失的默认选项。从过去到现在，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冥冥中存在的上帝之手都在以这种方式涂抹账本，而危机过去之后甚至就在危机进程中，总会有人或者无数人站出来大声呼叫，声称为了让灾难性的危机不再发生，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建设更大的城市以及随城市而扩张的基础设施。 从古到今，城市是金钱铺就的辉煌。 问题在于，无论何朝何代，建造城市总是需要大量的金钱。古罗马时代的造城，往往基于战场上缴获的数量惊人的财富；现代社会的造城，则通过世界金融体系塑造的资本。 在城市发展史上，资本与城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城市因为资本而显得无比壮美，但除此之外，资本还会为我们带来和留下什么？ 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影响力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城市化，涉及经济增长，涉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也涉及发展经济学。在最终形成一套贯穿始终，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种危机的逻辑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哲学有关。 02 危机三角模型与陷入经济衰退的美国 于是，一切从头来过，循环在继续。 现在的美国，危机还在不断深化，失业人数已经达到2000多万人，而且失业率还在升高当中。特朗普总统的办法是发钱，用美联储的公告来说，就是无限量的发钱，因为“我们要支撑流动性”。 特朗普总统在新闻简报会上强调，他希望在第四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一项“非常大手笔和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总规模将达2万亿美元，集中用于就业和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现在无人怀疑，需要惊人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犹如1933年的美国，争议只是建在哪里、建设些什么项目。 早前，投资银行高盛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当前美国经济从结构上已不再倾向于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已近乎对衰退免疫（The Economy Is Nearly Recession-proof）。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19年10月9日曾表示，经济衰退是繁荣的副产品，但美国经济没有哪个板块特别繁荣，所以，他不认为美国经济十年的扩张，一定要让位给经济衰退。根据鲍威尔的观点，2007-2009美国的经济衰退，是由2000年左右的房地产泡沫所引发。 基于危机三角模型，安邦智库认为，高盛有关“美国经济对衰退近乎免疫”的判断，目前还难以确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并且在陈功先生看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都面临着过度城市化导致的资本过剩。“城市化-资本过剩-经济与金融危机”所构成的危机三角关系，是影响甚至控制经济脉动的重要原因。从“危机三角”来看，资本过剩不仅是理论认识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还是造成过度生产的重要原因。在过度生产的世界里，资本过剩不会表现为通胀，而是会表现为债务和库存；此外，资本过剩还会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高企（如股票价格上涨）。 美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之后最快复苏，表现出高盛所认为的“对经济衰退免疫”现象，在安邦的部分研究人员看来，这与美国经济结构有关，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已经高度资本化，不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业高度发达，很多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紧密相关。 这种情况下，资本过剩的局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美国市场的繁荣。即使是靠泡沫支撑的繁荣，在下一轮泡沫大破灭造成危机之前，资本过剩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就表现为“对衰退免疫”的表象。 03 高度富丽堂皇背后的巨大危机 危机三角模型的基本原理用一种简洁的形式告诉我们，大危机之后，就是一轮更大规模的建设潮，规模要大到能够覆盖原来的损失，而且还能满足和实现更加辉煌壮丽的“梦想”。这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带来了毁灭，而且还带来了更大的可能性，而现实中的区别仅仅在于，有的国家能够拥抱这种可能性，有的国家则一沉不起，永远失去了再次起飞的机会。这种区别取决于政策的创造力，美国的地缘资本主义已经决定它肯定有条件去实现这一切，但其他国家则未必是这样。争议和冲突，建设窗口期的错位，都可能导致一些国家与新一轮的机会失之交臂。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决定了在大危机之后，明智者应该关注的不是进一步的巨大投资会导致什么问题，而是要看谁能在后危机中存活下来，走的更远，而让别人先死。残酷吗？的确残酷，但别无他法，除非世界能够振作理性，在舍财取义方面达成书本上的那个几乎不可能的共识。 现实就是这样，就像美国病毒大封闭当中，众多示威者们打出的口号，病毒不会杀死我，饥饿会杀死我！不理性的做法，在看懂了之后就会发现，实际就是最理性的做法，争取“死在别人之后”的竞赛，已经鸣锣开跑，沉沦者留下的空间和市场，等待明智者去享有，账本上的数字也会跟随改变，一切又会显得再度光明而令人鼓舞。 至少有机会，继续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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