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请稍候... 自动播放 play 黄奇帆最新演讲：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影响有多大？ 向前 向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奇帆 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放开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短期内还不应该完全放开，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户籍制度改革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会有重大意义。 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目前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01 户籍制度对城镇化的制约 我国现在的户籍制度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烙印，而在人口大量流动时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严重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限制劳动力合理的流动。 二是影响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受户籍制度影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却无法分享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利益，不仅收入少、经济地位低而且面临各种社会保障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和质量。 第三是人户分离引起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因为以户籍所在地为基础，而产生的居民与政府的矛盾激化问题屡见不鲜。 02 户籍制度改革有何重大意义？ 这次中央决定，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这是“十八大”确定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城市居民改善自己生活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使得农村进入城市的2.6亿农民工能够改善福利，让他们扎根城市，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能够达到扩大消费，带动农民增加收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等多重功效。 不仅如此，农民工户籍制度的改革，还会带来的稳定劳动力，还能推迟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大增加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红利等等。 这里要做一个解释。一位农民工从18岁出来打工，干到45岁以后，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再雇佣他了，他可能在四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回农村了。一位正常的城市工人则可以干到60岁，而农民工就少了十四五年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人生的工龄少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农民工每年1月初可能就要探亲回家，形成了农民工回城的现象。中国每到春节有近两亿农民工回乡，到了2月、3月又从农村返回城里，这就有了中国农民工几十年来每年有两个月回乡返城的状态。这个状态使得一年中农民工稳定的工作时间只有10个月，少了两个月也就是六分之一。 我们可以想象，一生少了三分之一，一年少了六分之一，实际上就使得农民工实际有效的工龄少了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只有城市劳动力的一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化率刚到60%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的短缺、退出。 如果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这2亿多农民工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倍的工龄。按3亿人的话，就相当于多出来1.5亿人的劳动力。 这就能够大大缓解中国人口红利短缺淡出的状况，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就会在城市化率到70%甚至75%以后才开始出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举措，是延长中国劳动力红利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利和地位的一种举措。 03 放开落户限制的路径 2014年，国务院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可以看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在逐步放宽，当前大城市落户条件已全面放开。全面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意味着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不再受到户籍门槛的严格约束，也不再受到社保、医保等属地化福利的掣肘，这无疑将会加剧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 04 户籍放开已是大势所趋 这两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性日益严峻，高新产业以及支撑这些产业的人才储备显得至关重要。 二是人口生育的形势、劳动力人口的形势、老龄化的形势均遭遇前所未有的拐点之变。在这种背景下，谁能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谁能吸引更多年轻劳动力，谁就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正是各地抢人大战爆发的背景所在，也是深圳、武汉、沈阳等地出台人才落户政策的原因所在。 户籍放开已是大势所趋，城市吸引力提升也是必然。 从当前城市情况来说，不同等级城市由于就业吸纳能力、公共服务水平等存在差异，对非户籍人口的吸引力也会有高有低。 随着人口城镇化率不断的提高，三四线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不仅是数量也包括质量。 05 户籍改革的几点建议 因此，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要把握好几个方面。 第一，应注意把握户籍制度改革的五项原则： 一是明确对象。应该是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场所居住的农民工为主。也就是说不要把没有工作的流动人口过分地吸引为户籍落户对象。 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以后，应该有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个方面、“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现在事实上是有区别的。比如医疗保险，城市居民企业缴交1000多元一个月，农村的农民工可能只缴交了三四百元。养老保险也有这样的差异。农民工子女读书跟城市居民子女读书保障也有所不同。 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以后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也就是农村的“三块地”，是他的资源、有价的财产，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资源是集体所有权，但是使用权归农户，农户哪怕进城了，这三块资源应该允许他自愿保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要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以公平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的选择。 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的条件，引导转户的居民、农民工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4：3：3”就是说，差不多有2亿多的农民工要落户，其中40%可以在五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落户，30%在中等城市落户，还有30%在小城市、区县城里落户。这样合理梯次的分布，使得各方面相对均衡。 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的成本机制。大家经常有一种恐惧心理，认为一个农民工在城里落户，平均要消耗十万元以上的成本。这个账十几年前就这么说，现在也是这么说，这个账大体算的是对的。 按这笔账来算，两亿多农民工差不多会消耗30万亿元的落户成本。许多城市管理者一听到30万亿，就吓得不敢落实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这属于杞人忧天，没有真正算过账—— 首先，农民工这个十几万成本，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来承担的。里边有40%的成本是由招聘农民工的企业来承担，比如养老、医疗或者其它的一些负担。 还有30%是农民工家庭自己承担，过去十几年在城里的这些农民工都是自己在承担。还有30%是政府必须承担，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配套。但实际上，农民工哪怕不落户，只要他们在城里活动，那么这些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政府就已经在承担了。 所以，这个承担的比例是可以按照“4：3：3”客观地分解的。 其次，这种“4：3：3”的任务并不是一年完成的，农民工在这里工作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个任务至少可以分解到15年以上。也就是说这30万亿是15年来承担，一年承担2万亿，这2万亿再按照“4：3：3”的比例来分摊，各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第二，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培育城镇体系。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群，五大湖的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城市群，都是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几大城市群的带动。最近讨论的长江经济带，从规划角度讲，也有一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问题。 考察这些城市群或者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 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都在70%以上。 第二，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的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也就是说，如果大城市有1000万人口，那么第二层级的城市可能是500万或者200、300万，也就是1：3、1：4，不会出现一个大城市1000万人，相邻的第二层级城市却只有100万或者50万。 这个道理就像一个大齿轮无法和一个极小的齿轮啮合，大齿轮、中齿轮、小齿轮是一个组合，现在城市群都有这样一种合理的配置组合。 第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的交通便捷，信息畅通。 第四，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我们推进城镇化应当以构建城市群为目标。积极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促进城市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功能互补。 最后，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放开已经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短期内还不应该完全放开，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北京、上海等人口已经超过2500万的超大城市，暂时更不宜完全放开。 (本文作者介绍：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巩固，楼市出现复苏。最新出炉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延续微涨态势，但总体仍较为稳定。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50个，数量较上月增加12个；二手房环比上涨的城市有37个，较上月增加5个。 从价格涨幅来看，据测算，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环比上涨分别为0.4%和0.2%，涨幅较上月均有所扩大。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因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说。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复苏，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4月平均恢复水平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八九成，部分区域已经开始超过之前水平。 据统计局数据，4月份，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略有扩大。不过，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一线城市楼市成交活跃，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环比价格均出现上涨，尤其是二手房市场价格领涨全国。 数据显示，4月份，4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1.1%、1.2%和1.7%，广州持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涨幅较大或与学区房炒作有关。这要求后续二手房价格监管体系应积极建立，进而促进二手房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数据还显示，4月份，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2个百分点。从具体城市来看，南京、杭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房价涨幅居前。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夏丹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房价格环比稳中略升，是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转暖的体现。一线城市管控较严，二线和三线大中城市相对出现补涨。 她分析称：“4月份库存下降变快，全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减少453万平方米。目前深圳、杭州等地房地产可售面积逼近2010年以来的较低水平，后续存在房价上涨压力；而北京、福州等地库存暂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房价有望较稳。” 目前楼市调控政策仍然以稳为主，多地优化人才落户、人才购房等政策。而某些城市涉及放松调控的政策均被撤回，表明“房住不炒”的定位没有改变。 在张大伟看来，当前市场已经明显复苏，预计未来两个月房地产市场有望出现持续的“小阳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马光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统计数据显示：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下降0.3%，上海上涨0.6%，广州和深圳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1.1%、1.2%和1.7%，广州持平。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2个百分点。 关于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的准确性，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个统计数据的最大价值和意义不在于看具体数据，比如，某个城市具体涨了多少。而是看趋势，就这个数据预示的趋势而言，历史经验而言，还是比较靠谱的。 比如，一般情况下，如果环比上涨的城市数超过35个，一般都是市场反弹趋势基本确立的信号。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房环比上涨的城市达到50个，而3月份是21个，2月份是38个。 如果说新房受限价等因素的影响的话，那么看二手房，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为37个，3月份为32个，2月份是14个。 其实，如果中间没有疫情影响，这个趋势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确立。关于一二线城市已经反弹，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复苏的迹象不仅仅体现在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上： 第一、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从前两个月下滑16%，前三个月下滑7.7%，到4月份已经收窄到下滑3.3%；房屋新开工面积47768万平方米，下降18.4%，降幅也收窄了8.8个百分点。 第二、1-4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339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3%，降幅比1—3月份收窄7.0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31863亿元，下降18.6%，降幅比1—3月份收窄6.1个百分点。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4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上升45%。其中，上海上涨57%；深圳上升8%；北京、广州升幅相近，均超50%。4月北京全市二手房网签量约1.37万套，环比增加75.3%，基本恢复到去年的水平。 第三、土地市场回暖。根据相关机构的数据，1-4月50大城市卖地1.22万亿，同比上涨10.3%。 4月份全国热点50城市合计土地出让5044.7亿，土地溢价率也开始上行， 4月一二线城市的的平均住宅土地溢价率是2019年下半年来的最高位。平均溢价率高达15.54%，3月份为12.58%。 3月初，我在参加央视直播节目时，谈及今年的房地产市场，我表达了几个核心观点： 1、在全球受疫情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央行史无前例的放水，而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我很少见到大城市的好房子价格下跌的； 2、疫情不会改变中国房地产的逻辑，疫情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有限，一线和热点城市的房价今年会反弹，自住需求可以出手了； 3、房地产作为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结束了，即使各种限制措施放开，房价也不可能再暴涨了，在疫情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不建议投资需求出手。 这三个观点，至今没变，而市场的表现也在慢慢印证这些基本的判断和逻辑。4月份，中国的M2同比增速11.1%，创2017年1月以来新高，货币宽松的态势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很悲哀的是，很多人仍然愿意选择听那些他们愿意听的话，喜欢听说房价要暴跌的话。以致于再一次错过了买房的好机会。这样的完美错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有人总抨击我，骂我唱多房地产。我无所谓唱多唱空，我在2018年预判一线城市房价要调整，会下跌，难道是唱多？我现在预判四线及以下的房价到了历史天花板，难道是唱多？我说房地产作为最好投资品的时代结束了，难道是唱多？我只是实事求是，根据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基本面，说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未必完全正确，但都是出于客观。有人说这一波又是我唱多导致的。拜托，我也希望我有这么大的能耐，你真的太高看我了。 面对趋势，不要一厢情愿，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以自己为标杆衡量市场的力量。这几年，在普及经济常识和投资的基本逻辑的过程中，感觉最难的就是怎么说服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农民让他相信他们的小县城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我之前引用过郭德纲的一句极粗俗的话：一个农民发誓一旦他当了皇上，村里的粪得他一个人捡。话粗理端，很多人之所以一再错过财富的机遇，是的确陷入自己的思维出不来。小马过河的故事最主要的不是说自己要去体会水深水浅，而是告诉你，水究竟是深是浅，取决于自己的高度！ (本文作者介绍：独立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现任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略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解读2020年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2020年4月份，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因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各地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延续微涨态势，但总体仍较为稳定。 一、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略有扩大 4月份，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下降0.3%，上海上涨0.6%，广州和深圳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1.1%、1.2%和1.7%，广州持平。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2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因受价格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高于一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较为稳定，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二、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4月份，初步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0%，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6%和2.2%，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均连续12个月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1%和2.4%，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4个百分点，均连续13个月相同或回落。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解读2020年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孔鹏表示，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略涨。 4月份，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因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各地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延续微涨态势，但总体仍较为稳定。 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略有扩大 4月份，初步测算，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下降0.3%，上海上涨0.6%，广州和深圳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1.1%、1.2%和1.7%，广州持平。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5%和0.4%，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2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因受价格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高于一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较为稳定，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各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同比涨幅有所扩大 4月份，初步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9%，涨幅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0%，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6%和2.2%，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均连续12个月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1%和2.4%，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4个百分点，均连续13个月相同或回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湛 消费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根据我国出口、投资及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数据来看，自2008年起，居民消费对GDP的增长拉动越发明显，其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 居民消费支出空间受挤压，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从我们监测的数据中可以看出，2008年之前，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保持着较低水平，且从未超过20%，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时达到高点51.8%。但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在14、15年兴起，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进入了加速提升阶段，截止2018年，已提升至53.2%。而此时，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并没有提升，而是逐步下滑，2019年同比增速下滑至5.8%，房贷规模持续上升对整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较为明显的挤压效应，2018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下跌至45.4%，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下滑至5.5%。 整体社消增速放缓。截止201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持续放缓，全年增速为8.0%，整体社会消费力将有所放缓，增量有限。们认为，在整体消费能力持续有限的情况下，低线城市将是看点，与此同时，具有高性价比的龙头品质企业将受益。增量消费看低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自2016第三季度进入拐点，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社会增量消费主要推动力。存量消费看重点城市。我们认为，随着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放缓明显，重点城市消费量将趋向有限，成为存量消费。 趋向“M”型消费，大众必选品优势凸显 收入结构逐步向两端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可以将我国居民分为五类，2018-2019年期间，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59%；中等偏下人群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86%；高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16%，这三类人群是五类人群中，同比增长幅度较大的，其中，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呈现持续增长。相反，中间群体（中等及中等偏上人群），可支配收入保持较为平稳水平。我们认为，受经济周期下行影响，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逐步放缓，我国收入结构将慢慢形成向两端分化，高收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持稳健势态，而中间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差距逐步拉大，整体形成“M型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转变，消费趋向“M”型。我国居民收入结构逐步形成向两端分化，中间部分群体随着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其消费能力出现下降，其中，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将下沉至“M型”的右侧，仅有极少数中等收入群体能晋升至“M型”的左侧。根据数据显示，根据数据显示，随着收入结构转变，我国大众餐饮消费已出现明显分化，人均价位小于50元及大于300元的餐饮收入均出现较高增长，尤其大众餐饮（人均低于50元一餐）增速增长较为明显。然而，价格位于中等价位的餐厅，收入增速相较两端而言，仅有12.9%的增长，我们认为，收入结构分化直接导致消费市场出现两端分化现象。因此在未来消费空间趋向于有限的背景下，具有高性价比的大众消费及消费群体较为固定的高端消费将成为消费支撑力。 企业渠道下沉，低线城市趋向品质型消费发展。当前，“拼多多”和“OPPO/VIVO”等打低价策略的品牌兴起，导致市场出现多种关于“消费降级”噪音。我们通过“拼多多”案例分析发现，并非是市场认为的消费降级，1）对比京东用户群体布局，拼多多将渠道铺设至三四五线城市，下沉到位，受到低线城市用户群体青睐。2）优质企业像伊利、五粮液等，通过入驻拼多多平台，可以成功捕捉三、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让低线城市有机会享有品质产品。从原来吃“康帅傅”到现在的“康师傅”，从原来喝“无品牌奶制品”到如今喝上“伊利”。随着企业渠道下沉，低线城市在追求品牌消费同时更注重高性价比消费，晋升至品质型消费。 居民消费习惯逐步优化，具有品牌及品质企业成为首选。在居民消费空间有限及消费习惯转变的背景下，从数据可以看出，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下沉城市在网购时，对于质量和品质关注度是不断提升，其次是用户口碑和评价，以及品牌知名度。相反，对于价格而言，不管是对下沉城市还是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而言，都是趋向弱化。 刚性消费成为首选。目前，不管是低收入、高收入及中间收入人群，消费需求都出现转变。低收入人群开始逐步追求品牌消费同时更注重高性价比消费，部分消费群体更是晋升至品质型消费。而中间部分群体，随着收入增速放缓，同时被房贷挤压，中间部分群体消费需求出现明显转变。新中产圈分析报告显示，新中产人群更追求品质、价值和服务消费，达到一种“少即是多”的简单消费理念，更希望达到高性价比品质消费，而不是随便乱买，形成一种浪费。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未来刚性消费是首选，其中，具有品牌、品质过硬且不断创新优质的企业将是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中山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林采宜、汤咏仪 深圳是目前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建城不过四十年，但无论是在吸引劳动力，还是在提高居民收入与消费方面都十分出色，由于城市本身年轻而富有活力，劳动力人口占比全国最优，因此拔得头筹。与之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北京、上海分别排在了第3、4、9位。 厦门、杭州、合肥是二线城市中的翘楚。厦门、杭州除了人口数量与结构方面的优势，其居民消费能力也远超其他二线城市，仅次于北上广深。合肥不仅常住人口增长迅猛，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在28座城市中名列第一，其发展潜力在二线城市中引人注目。 上海、成都、重庆不同程度受到人口结构老龄化影响。 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由于老龄化严重，劳动人口占比仅66.28%，因此仅仅排名第九位。而渝、蓉二市除老龄化原因外，还有产出效率不高、消费能力相对较弱的问题。 一、人口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劳动人口的增量密切相关 自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凭借着庞大的劳动人口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重要地位，也因此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05至2018年，我国劳动人口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0.68。 在2010年之前，我国的劳动人口比重呈波动性上升。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达到峰值74.47%，之后逐年下行，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抚养比逐年上升。2018年，人口总抚养比超40%，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23.68%，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6.77%。同期，我国GDP的年增长率也从10.6%降至6.7%。 2．年轻人口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人口结构影响社会消费总量和结构 年轻人口（儿童人口+劳动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人在幼年时只消费而不储蓄，是纯粹的消费者；在成年后收入增加，对于汽车、房地产的购置需求会上升，因此会增加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支出；步入老年之后，随着收入逐渐减少，除医疗保健外其他各方面消费需求也相应减少。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影响该国的消费结构与消费增长动力。 从总量上看，根据2005-2018年间的数据，年轻人口增量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呈显著正相关。2010年以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猛，2004至2010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69%，2010年之后，随着年轻人口增量衰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进入下行通道，至2018年仅为9%。 二、从人口指数看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前景 同样，城市的发展前景同样与人口的数量、人口的结构、人口的消费潜力密不可分。因此，我们选取了28个代表性意义的城市，从人口视角出发，编制了城市经济发展前景指数。 三、城市人口指数编制说明 1．人口数量（20%） 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出生率-死亡率）和外来人口的流入。大城市凭借其资源优势，吸引大批来自周边乡镇或小型城市的务工人员，这些外来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生产力和消费力。从各城市常住人口变动情况来看，东北三个省会城市在28个城市中增长率最低，其中长春十年来几乎没有增长。吸引外来人口比例最高的是合肥，常住人口变动率为58.57%，其后依次是郑州、银川、深圳，也都分别超过了30%。 2．人口结构（20%）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深圳是最为年轻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83.23%，比第二名郑州高出六个百分点。而上海、苏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难题，老龄化程度分别高达21.83%与21.02%，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国对于老龄化社会的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7%）。 3．人口产出效率（30%） 我们以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衡量人口产出效率，前者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后者主要体现产出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及其转向消费的潜在能力。就人均GDP而言，苏州、南京两座城市已经可以与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比肩，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北上广深则稳居前四，苏州、杭州等新一线城市紧随其后。综合考虑上述两项指标，深圳、苏州、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在人口产出效率上遥遥领先。 4． 消费潜力（30%） 在城市消费需求方面，我们选取了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动率三个维度来综合考量。就人均消费水平而言，北上广深占据前四席位，这与当地人的收入水平以及城市消费环境建设完善度密不可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合肥、厦门、重庆、石家庄、武汉等二线城市的增速均超过了9%，消费潜力可期。 居民储蓄增长率则是一个负向指标。数据显示，深圳居民的边际储蓄率最高，为24.37%，这一数据背后一方面是居民的财富在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当下消费动机不足，人们更多偏好延期消费。 (本文作者介绍：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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