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无视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蛮横地人为切断产业链和供应链。多国顶级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制造”难以取代，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推行激进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在科技领域。此举将导致很多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在消费电子领域。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指出，美国企业可能会从生产成本较高的制造商那里采购零部件，这就相当于给美国消费者加税了。 在罗奇看来，美国妄图将中国从供应链中排挤出去，实际是为了掩盖自身的经济疲软。目前美国国内储蓄严重短缺，从广义上说，它无法与其他国家脱钩。 亚洲CEO论坛IMA Asia董事总经理理查德·马丁指出，试图将中国从供应链中剥离的做法注定会失败，而且还会导致成本上升。美国正将一些产品的产地转移到越南、台湾地区、印度和印尼，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商都要从中国大陆进口零部件以及材料。 他说：“最终，这并没有真正让美国和中国脱钩，只是迫使贸易转移，而这又增加了美国的成本。” 有证据表明，自美国2018年单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全球供应链都深受影响。 今年，美国的重点放在科技领域。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8月17日发布公告，拟针对华为公司修改出口管制规则，并将38家华为相关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这让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大为震惊。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主席约翰·诺伊弗指出，对商业芯片销售实施广泛限制将给美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严重破坏。 加拿大战略咨询公司创新未来中心地缘政治学家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表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让很多科技企业非常困惑，将中国从供应链中剥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一些公司可以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但是那里的工厂无法生产最关键的零部件，目前看来美国公司仍将依赖中国。 高风咨询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祖墀（Edward Tse）指出，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仍然保持高度的韧性。 “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力，特别是相较于美国。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的制造业供应链已经开始恢复。”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可以做到其他国家根本做不到的事。当外部客户想要创新的产品时，他们希望能够快速设计、批量生产。中国人对此非常擅长，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 安盛投资管理公司新兴亚洲高级经济师姚远（Aidan Yao）表示，尽管美国在供应链问题上火上浇油，但是新冠疫情给各大企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它们不愿意做出任何大的改变。 他说，很多企业已经在中国建立强大的供应网络，很难迁移出去。“中国不是一夕之间成为世界工厂的，而是花费了30年或者40年。跨国公司将供应链建在中国是有原因的……它们去那里是出于合理的商业和经济考量。这些因素都没有改变。” 事实上，美国企业尤其了解在中国建立供应链的优势。今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中国发布一项联合调查报告称，受访的在华美国企业中有超过70%表示不会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而计划将生产和供应链迁至海外。 姚远指出，中国仍将是大多数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中国已经成为许多亚洲供应网络尤其是电子产品的中心。中国拥有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熟练的劳动力，政府的优惠政策，还有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运送货物的物流。” 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伊恩·戈尔丁认为，美国政府对全球供应链的一些想法已经过时。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的初衷是通过让制造业回流增加国内就业岗位，但是由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由机器和机器人来完成，即便制造业回流也不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显然，中国制造业已经不再立足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是更多地与其供应链的先进和规模息息相关。中国经济不再依赖于生产和出口廉价商品，而是朝着到2035年成为全球技术领先者的目标前进。 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需要在中国建立供应链，进而进入其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市场。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6亿左右。 咨询企业贝恩的合伙人托马斯·吕迪说，中国市场不再由出口驱动，而是依赖于国内消费。“这个国内市场对从电子到化学的全球行业至关重要。它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公司需要在那里为之服务。” （英文文章原载于《中国日报》8月27日1版和2版）
目录： 双循环格局的一般均衡分析 双循环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 双循环1.0：大转移与大失衡 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当今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故都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World Bank，2020）。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新格局供给侧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需求侧的关键词之一是消费。这也是本文的重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占比长期偏低，与其说是社会保障和文化等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因为劳动在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其中大量制度设计是人为的。所以，消费长期以来处于一种被束缚的地位，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制度改革。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总是在选择最容易的道路，那么，提振消费已经变为那条最容易的路，因为部分曾经束缚消费的力量已经转而变成了助推力。 一、双循环格局的一般均衡分析 从全球来看，所有循环都是内循环。从国家来看，内外循环互为因果。 国民收入账户和“斯旺模型”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或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常用工具[1]。 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式关系要求“净借款”——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和必须为零，这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尔拉斯定律的应用。由此可以得到，国民净储蓄（居民储蓄-居民投资）等于资本净流出（对外净投资），后者又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对应。资本流出等价于进口需求，从而导致内需不足。 净储蓄、净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是等价的，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嵌套和镜像关系。人们习惯于纠结这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恒等关系是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强的约束。任何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政策，都会映射到国际收支账户。任何扩大投资和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都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甚至包括不健全的《劳动法》和宽松的《环境法》（宽松的环保标准），因为这相当于对可贸易品部门的隐形补贴，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投资和产出，而与此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降低了消费（佩蒂斯，2014）。 国民收入账户的平衡是会计意义上的平衡，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它对于经济是否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 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可在“斯旺模型”中表示（图1）。横轴为实际国内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当其与总产出（Y）相等时，就达到了内部均衡。横轴还可以被用来表示政策的刺激力度，越往右，刺激力度越大。纵轴为实际汇率，等于名义汇率乘以国内外价格之比。实际汇率下降表示国内竞争力的提升，这可能是由名义汇率贬值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国内的成本和商品价格相对于国外下降引起的。 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内部均衡状态，由向上倾斜的曲线表示，意味着经济位于自然增长路径，这是各国政策的重要目标。外部均衡要求净出口等于零，由向下倾斜的曲线表示。无论是内部均衡，还是外部均衡，都对应着实际汇率和实际国内需求的组合。两条曲线将平面分为四个部分，只有在交点处，内外均衡才同时实现。由此可见，失衡才是常态。 理论上，在无摩擦的条件下，任何非均衡状态都存在向均衡收敛的自然力量。比如，图1中的A点位于内部均衡曲线的右下角和外部均衡曲线的右上角，它表示国内实际需求过热和实际汇率高估，所以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的状态，一方面，货币汇率有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逆周期政策调控的方向是紧缩。两股力量会推动A点向均衡位置移动。现实中，由于摩擦的存在，非均衡并不必然收敛于均衡，例如中国和美国就长期处于外部失衡和内部（相对）平衡的状态。 结合现实经济的运行特征，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可分别由B点和C点表示（图2）。对于美国而言，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或美元汇率贬值都有助于推动外部平衡，中国正好相反。值得强调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整体失衡状况已经有显著缓解。美国的外部失衡状况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渐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改观，但并未像中国一样持续收敛。 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图3）。这就是美国为何将中国作为扭转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国的原因。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逆差。而且，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对冲，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就会部分对冲，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它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 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战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故事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90年代初开始又继续扩大，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冲突。 特朗普当局的叙事是，中国对美国的每一美元贸易盈余，都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引致的。在主流经济学家圈中，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而这些储备大部分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不稳定。人们关注较少关注的是，回流美国的储蓄并没有被用来投资，而是被用来消费。这是全球化大循环破裂的另一个结构原因。如果这些储蓄被用于投资，形成产能，而不是被消费掉了，那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许会更强。 二、双循环格局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 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阶段，每一个新格局都建立在对旧格局的反思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的矫正。 1949至1978年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外循环方面，建国初期与前苏联有过短暂的和有限的交流，1971年开始与美国接触。 经历短暂的混合经济之后（帮助战后重建），1956年底，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在一个农业人口占比高达80%和资本要素相对短缺的时期，自然就出现了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和农村补贴城市的结果。1953年实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强制征购、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却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原材料成本。1958年实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双轨制”，阻碍了农民与工人报酬的收敛。 内循环的特点是分权、分散和孤立。毛泽东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时期集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对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极不信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就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科斯，王宁，2013）。但问题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还直接造成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样的恶果。 外循环方面，中国与国外只有有限的交往，主要是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单边援助，后期，中国完成了“脱苏入美”的转变。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正式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但是，中苏友好关系并不长久。1956年3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主义，之后，中苏关系渐行渐远，矛盾不断激化，直至1969年在东北边境爆发军事冲突。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触，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 1978年至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1.0格局。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了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 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以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制定了向国外学习的十年规划，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在1978年启动的22个项目中，只有几个完成。所以，该计划后来被称为“洋跃进”。虽然计划终止，但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决定选择性的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认可。 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被称为中国的“外交年”，由副总理谷牧带领，各级官员和国企领导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共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与此同时，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共访问了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7国，于1979年初访问了美国。日本之行，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印象深刻，他告诉日本人：“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在新加坡访问的时候，邓小平非常诚恳的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寻求改善中国经济的建议，详细询问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新加坡的贡献。这一系列“开眼看世界”的访问活动坚定了高层改革开放的信念和信心。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大陆开放的第一站，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基点。从1980年的4个经济特区和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1992年浦东新区，再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2013年上海自贸区和2019年海南自由港，中国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 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企业，国营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这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营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不论是在生产效率，还是在增长上，乡镇企业都更加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科斯，王宁，2013），从而也成为双循环2.0的历史遗留问题。 经过80年代的摸索，和1989-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带来的迷茫和反复，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改革得以提速。1994年前后启动的一篮子金融、财税、物价和汇率等改革措施为理顺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机制奠定了基础，之后才逐渐形成真正的国内大循环。2001年加入WTO之后，内外循环被彻底被打通，中国经济进入高光时刻。不过，这一切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这一年也是二战后全球化黄金时代的转折点，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峰值的61.5%下降到50%以下，资本流动规模腰斩，始于2018年的贸易纠纷和中美“脱钩”仍在发酵，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或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 所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2.0格局形成的起点，劳动力市场和外部环境都出现了转折，1.0格局中的扭曲在应对危机、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逆周期政策中达到了临界值。 整体而言，在双循环2.0格局中，供给侧要从要素数量投入为主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内需将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外需则依托于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巩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逐渐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提升附加值占比。 历史的蹊跷之处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双循环2.0格局中的内循环的目标结构与建国初期有一定相似之处。外部环境上，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她还支持和配合国国民党集团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内循环的结构上，50年代初期，中国的消费率高达80%，投资率低于20%。 显然，双循环2.0格局不是退回到闭关锁国式的自立根生状态，内循环不可能脱离外循环而存在，两者是统一的。面对美国的封锁和脱钩，唯独反其道而行之，对内深化改革，矫正体制机制性扭曲，对外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才能突围。 三、双循环1.0：大转移与大失衡 猜猜这段话描述的是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 国内生产总值在十年内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一党制国家为了促进工业化，将大量工人向沿海工业区转移。政府欢迎外商直接投资，给外国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其它福利待遇。在前100家最大的国内企业中，75%的资产属于国有部门。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政府储蓄翻了一番，而农业部门的就业率较上个时期却下降了三分之一。[2]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华裔教授黄亚生在2010年6月19日的《华尔街日报》文章中的一段话。笔者读到这段话的第一反应是在描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实际上，却是1965至1974年的巴西。 巴西是战后第一个获得“增长奇迹”称号的国家，但这种增长是建立在对家庭征税补贴企业而实现的投资驱动的模式[3]。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70年代中后期开始，巴西境内的储蓄已经不足以支撑投资需求，只能越来越多的依赖于资本流入，与之伴随的是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长的债务开始限制经济增长，并引发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紧随其后的便是“失去的十年”。将黄教授对巴西的描述看作是对中国的描述并无不妥，因为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特征与巴西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外循环特征却有较大差异。中国为“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并且，外资更多的是以FDI这种相对稳定的形式流入的。巴西从1967年至1982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外资大量被用于为政府融资，且多为短期借款的形式，最终出现了债务危机。 中国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非储备金融账户）格局始于1999年[4]，结束于2012年，持续14年。随着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剪刀差也在扩大。我们认为，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是考察内循环2.0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或者，消费为什么如此低迷？由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为镜像（图4，右图），该问题的答案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未来储蓄率还能保持这么高吗？双循环2.0新发展格局中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基于储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可以将双循环1.0划分为两个阶段（图4，左图）。1978年至2000年，最终消费率水平波动，1978年为61.9%，2000年为63.9%，低点出现在1993年（58.5%）。与之相对应，储蓄率和投资率呈水平波动态势，而且走势一致。储蓄率的波动性略低，均值37.2%。储蓄率并未持续地高于或低于投资率，所以经常账户也并未出现连续的顺差或逆差。所以，2000年以前并未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和滑坡的现象。 2001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滑坡、投资加速和经常账户盈余同步扩大，至2008年出现拐点。消费率的低点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的高点都出现在2010年，前者为49.3%（2008年为50%），后者为47%。[5]至2019年底，消费率已经上升到55.4%，投资率下降到43%，储蓄率下降到44.6%。 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一个特点（图5）。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与新加坡的储蓄率偏高，峰值都超过了50%。韩国的峰值为41%（1988年），中国台湾40%（1986年），印度38%（2008年），日本34%（1991年）。儒家文化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化因素既不能解释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储蓄率差异的主体部分，也不能解释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一系列强制储蓄、压抑消费和“劫贫济富”的分配政策和体制导致了高储蓄。 目前，亚洲主要经济体储蓄率的峰值均已出现，并已确定进入（或经历过了）下降区间。值得强调的是，从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经验来看，储蓄率的下降并不是无止境的。中国台湾在2001年触底（27%），下降区间持续15年；韩国的底部为2002年（32%），时隔14年；日本为2011年（23%），时隔20年。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和印度都还处在下降区间，中国已经持续9年，印度11年。 就中国而言，后危机的10年可被看作双循环结构的调整期，目前，外循环已基本平衡——经常账户收支占GDP的比重位于3%以内，但贸易结构仍需调整；内需中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结合消费的趋势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最终消费占比每年还将以0.5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提升。 双循环1.0中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2001年入世是重要节点，但由此而忽略内因就没能抓住主要矛盾。从投资驱动的角度看，消费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储蓄也是带有很强的强制性色彩。1.0阶段，内循环的结构和分配特征是：收入从非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和工业部门；社会总产出大大高于国内消费，剪刀差对应的就是高储蓄率，这对高投资增速提供了支撑。金融抑制政策降低了资本成本，连同高储蓄率形成了投资为主的内需结构。所以，这是一个非贸易部门补贴贸易部门、劳动补贴资本和内需补贴外需的结构。 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速较慢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与之相关的解释包括：第一，劳动力市场结构。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农村劳动力都是过剩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行。 第二，虽然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和1985年强制征购农产品计划的废除，使得农民获得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但仍存在大量制度性壁垒，加剧了城乡分化，直到1992年，国家补贴城市居民消费的政策才逐步取消，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仍然限制了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收敛； 第三，金融抑制的本质是将工业化和出口的成本转移给了居民部门；比如，在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安排下，央行和金融部门承担了对冲外汇的成本，但又以高存贷款的利差的形式转移给了居民部门，使得存款并没有获得与资本稀缺性相对应的收益。 第四，所有形式的贸易干预措施都有财富转移效应，所有鼓励出口、增加进口成本的政策都相当于加征消费税，压抑消费需求； 第五，2005年“721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被显著低估，这相当于对进口征税，对出口补贴，对内征收消费税。人民币低估的财富转移效应是将财富从消费者转移到制造商，以及在海外拥有净资产的富裕阶层。无论从税收效应，还是从财富转移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低估都会压抑消费。直到2015年，IMF的评估报告才称人民币“不再低估”。 除此之外，双循环1.0格局中压抑消费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宽松的环境保护环境、增强劳动者谈判权力的工会制度的缺失、不合理的农村土地征收价格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压抑了居民部门消费。所有出口导向的政策都有压抑居民消费的效应，也等价于强制储蓄，增加可贷资金，从而降低投资成本。中国的比较优势除了廉价的劳动力，更是廉价的资本。劳动是很便宜，但资本却像是免费的，甚至是负成本。 加入WTO拓宽了市场的边界，加速了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了GDP增速下行的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内循环结构的失衡。2008年之后的调整又是外生冲击引起的，虽然目前外部失衡状况有所缓解，但国内的政策应对放缓了内需结构调整的速度，最终消费占比仍然偏低。政策之所以强调要“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其说是在用时间换空间，不如说是时间抢空间，因为美国和欧元区也都在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 四、双循环2.0：大转型与再平衡 双循环2.0格局是由经济发展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决定的，前者就是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后者既包含经济中的一些趋势性力量，也包括大国关系等。约束条件决定了目标函数的可行集，政策在可行集内部进行权衡，确定方向和基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约束条件在2008年前后均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形成了新的趋势性力量，在中长期内仍将影响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 第一，供给侧而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资本压抑劳动的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素数量投入（资本深化和人均劳动时间的提高）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几乎是唯一可选的道路。这就需要加强国家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基础科研、教育、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基金等方方面面，关键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和分工，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于承认无知和包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辜朝明（Richard Koo，2015；2018）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图6）：第Ⅰ个阶段是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供给接近无穷弹性。该阶段，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资本所有者获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工资增长慢于GDP增长。由于资本所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和投资，所以这个阶段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深化。对于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资本深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供给侧力量。与之相对应，由于工资报酬较低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行。与此同时，在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旦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就进入第Ⅱ阶段，即成熟经济（或新古典发展阶段或“黄金时期”）。农村劳动力又过剩转为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工资涨幅或将超过GDP增幅，非熟练劳动力的涨幅更大，不利于劳动所有者的分配方式得到扭转，贫富差距收窄，或不再进一步扩大。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劳动报酬和消费占GDP的份额也会随之上涨。整体产能出现过剩，但劳动替代性、消费导向性和推动产业升级的投资继续扩张。贸易结构与第一阶段显著不同，出口产品复杂度和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逐步提升。城市化和工业化仍在推进，但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增速下台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 第Ⅲ阶段为被追赶阶段。刘易斯拐点叠加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状况更加严峻，但是，工资上升遇到瓶颈，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么会选择外迁，要么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完成，可投资的机会变得稀缺，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该阶段，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并且，只能靠新科技革命才能扭转经济增长停滞的状况。如果仅仅从速度和质量这两个维度来划分的话，前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高速度，第Ⅲ阶段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其中，第Ⅱ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阶段。 人口因素是三阶段的划分依据，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它们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工资水平和以及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对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进出口也有直接影响。对于任何国家，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决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都是不可扭转的力量。实证证据也证明，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亚洲经济体，都符合三阶段演化范式。以劳动力工资和城市化率的变化为依据，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从第Ⅰ阶段进入第Ⅱ阶段，并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第Ⅲ阶段。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和90年代末分别进入第Ⅱ和第Ⅲ阶段，中国台湾和韩国的阶段性拐点为20世纪80年代初和21世纪初。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两大结构拐点都已经出现。蔡昉（2013）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已经出现，亚洲生产力组织（APO，2018）测算得到的时间区间为2005年至2010年，从劳动与资本要素的相对成本来看，2008年是重要转折点。当然，这不仅仅是由刘易斯拐点带来的，还包含人口老龄化。2010年，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峰值和抚养比的底部都已经出现，工资指数开始上涨，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第Ⅱ阶段。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更大。日本和韩国从出现刘易斯拐点到出现老龄化拐点都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中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在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仍能保持20-30年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黄金增长窗口期会明显收缩（图7）。 人口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劳动与资本要素的分配格局，还限制了资本深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因为经济最优状态总与最优资本有机构成相对应，而劳动力相对短缺状况的加剧自然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报酬。将总产出从供给侧分解为：资本深化、人均劳动力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TFP，那么，人力资本积累和TFP是仅存的两个选项。 第二，需求侧。从总量上来说，净出口和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趋势性下行确定性的，结构优化是避免其拖累GDP增长和集聚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反之，提升消费则是顺势而为，但消费潜力的释放仍取决于制度性壁垒能否消除，以及政策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 我们一直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都不是全球化逆转的标志，而只是一个重要节点，只是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刻上了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烙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规模代表的全球化进程已经逆转。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失衡和不均基础上的，以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和德国等都是盈余方，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是赤字方，前者同时也是债权国，后者是债务国，任何债务型增长都有边界，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如果说2008年次贷危机是全球失衡的结果，那么欧债危机就是区域失衡的结果，目前仍处在再平衡的过程中。2008年开始，全球失衡的状况就已经在调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和净资本流入规模都在缩小，中国“双顺差”时代也早在2012年就结束了，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8年的约10%降至2019年底的0.36%。 中美交恶的长期性已成共识，由此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和产业链的断层将导致产业链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个过程。中美贸易、金融、人员和信息往来已经坐实了“脱钩”的事实。美国银行全球研究（Browning，2020）的一份报告表明，产业链正在迁出中国，北美地区所有全球性的行业中，有一半行业中的企业正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企业的管理者们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供应链。报告预计，未来将出现一种“中国+”的结构——“在中国为中国”，以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以更加贴近消费市场。 按照美国的数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比高达60%，相比2018年已经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个缺口必须得到弥补，才能避免逆差。在华外国公司的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7%[6]，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不仅是出口，还有工作岗位的流失，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即使产业链不迁出，生产规模也会收缩。产能、市场和就业的流失也必须靠重建双循环格局来弥补。 投资需求方面，中国当然还有投资需求的潜力和需要，如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但无可否认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或者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空间都小了许多。2009-2010年的四万亿与2012-2013年和2015-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使中国的宏观杠杆率（M2/GDP）和实体部门杠杆率陡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位于世界前列，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连续11年快速上涨，已经从2008年的17.9%升至2019年的55.5%，房地产企业的杠杆也位于行业前列。债务已经成为投资的紧约束，而且，传统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需求的峰值也已经分别在2013年和2016年出现（刘世锦，2020）。深度城市化和新基建都不足以弥补缺口。 投资需求的下降既符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在不爆发毁灭性战争的前提下，任何经济体大概率只会经历一次工业化历程，也只会经历一次与工业化配套的投资热潮。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浓缩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是驱动中国高增长的最真实的故事。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验显示，任何国家有且仅有一次维持超长时间、超高增长的机会，也只有超高速的增长能够维持超高速的投资。即使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4.0会催生新的投资机会，但能否超过工业革命2.0的影响范围，还是未知数，至少工业革命3.0——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力远弱于工业革命2.0，即使在美国，也仅仅在1996-2004年出现了生产率增速的显著提升，年均增速大致与第一次相当，但显著弱于第二次（戈登，2018）。 所以，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是唯一选择。虽然消费不能转变为长期产能，但与投资对应的却是债务。所有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都会有两个约束：一是债务；二是国际收支平衡。任何一个约束的收紧，都会限制该模式的可持续性。显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两个约束条件都在收紧。债务方面，除了宏观杠杆偏高之外，杠杆结构的不平衡隐忧更大。国际收支方面，中国能够保持贸易盈余的前提条件是其他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吸收中国的出口商品，显然，无论是能力，还是意愿，都有消退。当然，增强国家金融能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可以释放一定的空间，但这都非一朝一日之功，至少目前还没有打开这个空间。 双循环格局2.0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就是：供给侧从要素数量的投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需求侧以提振最终消费为主体，同时降低对进口中间品和外部市场的依赖，优化贸易结构以增加附加值，推动城市群建设以形成规模报酬，提升投资效率；能否实现双循环格局的转换，取决于能否将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取决于能否打赢卡脖子技术攻坚战，取决于能否纠正1.0格局中对压抑劳动和强制储蓄的制度障碍[7]，但最根本的，还是能否建立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和公平、有序、正义和良序竞争性的市场秩序。因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经济行为和歧视性的政策的成本和风险都会被社会化，且很可能会被转移至弱势群体。 参考文献 1． APO，2018，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18．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 Browning C．，2020． The USD 1trillion cost of remaking supply chains： Significant but not prohibitive， BofA Global Research． 3． World Bank，2020，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4． Richard Koo，2015． The Escape from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and the QE Trap：A Hazardous Road for the World Economy， John Wiley & Sons， Ltd 5． Richard Koo，2018． The Other Half of Macroeconomics and the Fate of Globalization，John Wiley & Sons， Ltd． 6． 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7． 佩蒂斯：《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8． 科斯和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9． 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 刘世锦：中国经济何以行稳致远，《中国金融》2020年02期。 [1]还包括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2]黄亚生，2010． 中国式经济：“北京共识”的谬论，《华尔街日报》。转引自佩蒂斯，《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p.68-69． [3]除此之外，还借了大量的外债。 [4]经常账户顺差始于1995年，非储备金融账户顺差始于1999年。 [5]各指标均是相对于总产出（GDP）而言的，而非绝对值。 [6] BofA Global Research，2020． [7]对双循环1.0发展格局不利的因素，有可能对2.0格局有利。比如，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和出口是负面因素，但对于扭转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失衡却有帮助。再比如，人民币汇率升值降低了出口的利润空间，但却降低了进口成本，相当于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从而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
美股周四收盘涨跌不一，道指收涨0.57%，报28492.27点；纳指跌0.34%，报11625.34点；标普500指数涨0.17%，报3484.55点。热门中概股普跌，理想汽车跌17.11%、哔哩哔哩跌7.35%。A股两市主要指数高开收涨，两市成交逾8300亿，北上资金净卖出逾10亿。港股三大指数均收跌，小米大涨逾11%逼近新高，南下资金净流入54.82亿港元，大市成交额为1506亿港元。 由于美联储未能就未来政策给出更多细节，美元和金银扭转了通胀新政策公布后初步上涨，转为下跌，美元则盘中跳水后转涨。10年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创十周和两个月新高。WTI 10月原油期货收跌0.35美元，跌幅0.81%，结算价报43.04美元/桶；布伦特10月原油期货收跌0.55美元，跌幅1.21%，结算价报45.09美元/桶。 1. 全球累计确诊逾2429万例 美国确诊逾585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28日5时28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24,290,710例，累计死亡病例828,070例。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859,810例，累计死亡180,523例。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 实行“灵活形式的平均通胀目标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没有提供定义平均2%通胀率的公式，任何通胀超标将是温和的； 就业目标：就业下行风险已经增加，将就业置于通胀之前，寻求确保就业不会低于最高水平，不会设定就业目标； 联邦利率：将在未来5年内对政策策略进行公共审查，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比过去更频繁地受到有效下限的约束； 其它方面：主体街项目上正取得进展；除受疫情影响地区，经济仍然健康；问题出在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领域。 3. TikTok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交易 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辞任 字节跳动确认TikTok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辞任。凯文·梅耶尔于今年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担任字节跳动COO兼TikTok全球CEO。随后，据CNBC，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凯文·梅耶尔系因被排除在微软与甲骨文的交易谈判之外而辞职。TikTok很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交易。 4. 小鹏汽车上市首日股价暴涨41% 市值达149亿美元 小鹏汽车(XPEV.US)于美股上市首日的开盘价为23.1美元/ADS，较发行价上涨56%，截至收盘，小鹏汽车股价报收21.22美元，较发行价大涨41.47%，市值达149亿美元。小鹏汽车招股书披露的信息显示，IPO前，小鹏汽车管理层持股达40.9%，其中何小鹏持股31.6%为最大股东， 阿里持股14.4%为最大外部股东。 5. 华为在日采购额暴增50%：已与日本供应商建立稳定关系 华为日本子公司董事长王剑峰在一场在线活动中表示，日本在华为的全球供应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示将扎根日本，持续推动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关系。他指出，华为2019年的采购额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13亿元），较2018年的7210亿日圆增加约5成。 6. 农夫山泉拒绝高瓴做基石 散户热捧认购近2000亿 截至8月27日晚，据头部券商数据，散户认购农夫山泉金额达到1817亿港元。若是加上未被统计的券商，此次的散户打新金额应该会超过2000亿港元。这相当于其公开发售部分5.843亿港元的342倍。不同的信源表示，业内知名的高瓴资本曾经主动找农夫山泉要求做基石投资者遭拒绝。这对于向来备受IPO公司欢迎的高瓴资本来说，在港股市场也并不常见。 7. 高盛上调阿里云估值至1238亿美元 阿里发布强劲业绩后，高盛、摩根大通等多家机构上调阿里云估值至千亿美元以上，其中高盛上调阿里云估值至1238亿美元。今年上半年阿里云营收达245亿元，市场份额连续四季度上涨，给市场注入强劲信心。 8. 新一轮外卖大战打响 饿了么在全国一百城祭出“百亿补贴” 饿了么宣布“百亿补贴”计划正式上线，此前该计划已经过近一个月的试点。活动首期已在上海、北京、杭州等24个城市上线，9月起将加码，重点覆盖城市从目前的24城扩展到100城以上。 9. 深交所：REITs审核、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和收购等相关业务系统已初步准备就绪 深交所表示，公募REITs审核、发售等相关配套业务规则的制定工作已基本完成，履行相关程序后将尽快发布。REITs审核、发行、上市、信息披露和收购等相关业务系统已初步准备就绪，将配合业务规则发布启动相关测试。 10. 中银协回应银行员工拒喝领导敬酒被打事件：拟建立行业禁入黑名单 中银协27日针对“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校招新员工与同事聚餐拒喝酒被领导殴打辱骂“一事发文回应称，涉事银行对外发布的说明，仅采取严重警告、扣罚绩效之类轻描淡写的处罚，无异于罚酒三杯，要对于此类有损行业形象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要“出重拳”“下狠手”“零容忍”。近期中银协修订了《银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以加强行业自律，拟建立银行业从业人员禁入黑名单，今后对从业人员因行为恶劣，对行业造成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的将考虑纳入行业禁入黑名单。 11. 海天味业：上半年净利润32.53亿元 同比增长18.27% 海天味业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32.53亿元，同比增长18.27%。随着国家采取果断有效防控疫情措施以及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各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渐回正轨，二季度公司产品的出货量也回复常态，生产经营良好的发展态势迅速恢复。 12. 方星海谈中美跨境审计争端 ：愿开展国有中概股第二次联合检查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中国证监会本月初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提出新的方案，允许美方挑选任何一家国有中概股公司进行第二次试点联合检查。不过，这一试点检查的前提是，中国证监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脱敏”处理。 1. 外交部：美有关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将采取坚定措施维护我企业个人合法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在本国领土上开展相关建设，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与军事化无关。中方企业和个人参与本国建设活动，合理合法，无可厚非。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相关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将采取坚定措施，坚决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2. 商务部：第19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等会议将于8月27至28日举行 8月27至28日，第19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第23次东盟—中日韩（10+3）经贸部长会议和第8次东亚峰会（EAS）国家经贸部长会议等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将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将就“后疫情时代”加强中国与东盟及区域国家经贸关系、推动东亚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地区和国际重要经贸问题交换意见。 3. 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折合年率修正值为下降31.7%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00.6万 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折合年率修正值为下降31.7%，预估为下降32.5%，初值为下降32.9%。此外，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00.6万，连续第二周大于100万人，预估为100万，前值为110.6万。 4. 李礼辉：今年年内或明年年初进一步扩大数字货币的试点范围是有可能的 中国银行原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业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李礼辉表示，从进展程度来看，今年年内或明年年初进一步扩大数字货币的试点范围是有可能的，但能否较快推广至全国还需要观察。从制度层面来看，在正式发行数字法币之前，监管部门还应当出台相关的法规以完善对整个系统的规定和监管措施，这将需要一个更长的准备周期。 1. 国家统计局：中国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9.6% 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 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95.1亿元，同比增长19.6%，增速比6月份加快8.1个百分点，已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增速逐月加快。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022.9亿元，同比下降8.1%，降幅比1-6月份收窄4.7个百分点。 2. 中汽协：今年1-7月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明显收窄 2020年1-7月，汽车制造业实现利润同比降幅与上半年相比呈大幅收窄，行业回暖迹象更趋明显。1-7月，汽车制造业累计实现利润2514.5亿元，同比下降5.9%，降幅比1-6月收窄14.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收窄17.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8.1%，比1-6月高出0.5个百分点，与同期大致持平。 3. 院线电影票房破50亿元 近九成影院复工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院线电影总票房突破50亿元。票房前五名的新片分别《八佰》《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多力特的奇幻冒险》《变身特工》《1917》，其中《八佰》票房达到13.7亿元。截至目前，复工影院总数为9512家，复工率达88%，总观影人次为1.4亿。 4. 工信部：深化工业大数据融合应用，稳步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2020（第五届）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在京召开。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杨宇燕参加大会并致辞。信息技术发展司将继续推动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工业大数据融合应用，稳步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5. 交通运输部：232个重大交通项目工程全部复工达产 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交通运输部重点跟踪的232个百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工程实现了100%复工达产，总体建设情况好于预期。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剑介绍，今年1至7月，全国共完成交通投资1795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4％，其中，公路水路投资完成13537亿元，完成全年1.8万亿元投资目标任务的75.2％，同比增长12.1％。
塔博曼亚洲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国华 李兰8月26日13时， 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办，200余位地产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后疫情时代的企业战略和布局。塔博曼亚洲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张国华出席论坛，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商业运营是动态的过程，要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 张国华强调，做商业没有秘密可言，首先要最大限度的理解目标消费者是谁，了解消费者需求之后，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个前提之下就能获得一个最好的销售额。 在商业运营方面，张国华表示，目前中国购物中心行业也存在包括规划、建设和经营在内的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从增量上来讲，一些区域还是缺乏国际一流品质的商业供应，甚至缺乏一些有规模的、高品质的城市购物中心。 在存量市场方面，需要经营存量，因为目标消费者在成长，需要不断的进行品牌的调整，业态的调整，精细化的经营等。 比如在开业之后持续的招商阶段，消费者自身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要根据消费者习惯不断进行调整，这个是要周期性、持续的经营过程。 谈及塔博曼的优势时，张国华表示，首先母公司70多年的商业运营经验及技术积累，对市场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很好的团队基础，这都融到企业的血液之中了，特别关注细节，讲究精益求精，对于企业来说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另外，同中国本地的商业伙伴合作，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服务中国的消费者，这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同时，塔博曼在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比如王府井集团，中国最早的零售行业领军企业，将合作伙伴对中国市场的深入洞察和塔博曼北美的零售经验和品牌资源整合，塔博曼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谈及未来的愿景时，张国华表示，塔博曼在中国不一定以量取胜，但一定会特别注重品质，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国际一流品质的购物中心，做一个就必须要成功一个，并持续的在市场上占具主导地位。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经济金融在过去十年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显性化，各领域遭受全方位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近日召开“危机下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专题研讨会，就当前形势下国内外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疫情会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逆全球化趋势如何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外资机构如何看待中国金融开放以及将如何调整中国布局等问题展开讨论。GAMF论坛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出席会议并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01 判断当前形势有几个大的问题。 一是疫情是否能得到控制。疫情防控针对的是全球范围而不是某个单一国家，如果某些国家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那么全球的旅游、交通、交流等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难恢复正常。而疫情很难判断，控制疫情的关键在于疫苗是否研制成功。目前疫苗研制在各个国家均有所突破，基本上都进入了临床三期试验，但这也并不能保证完全控制住疫情，因为病毒在变异。我认为明年才能真正的控制住疫情，所以疫情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因素。 二是中美关系正处于四十多年以来全面紧张的状态。以中美两国在全球中的体量来说，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方面将有很多难以预测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当前政策被政治化、民粹化“绑架”，很难预测今后几个月内，特别是美国大选临近时会发生什么。 三是各国的短期政策因素。因为中长期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国、美国、欧洲各国的结构性问题，暂时很难判断各国在面对较差的短期环境时，是否能强有力地推出结构性改革。当然中国有这种可能性，越是受到压力的冲击，越有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对短期政策来说，各国都有不错的应对。 四是投资的国别风险。我不看好以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我同意刚才嘉宾所说，中国不会出现V型反弹。因为作为深度融入全球的大型经济体来说，上述的三个因素没有解决，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V型反弹。从7月份数据看，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服务业生产加快恢复，市场销售持续回暖，我估计中国全年可能出现正增长。 全球看，东亚地区可能是在疫情冲击之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当然其中有中国，也有东亚国家在疫情防范上的贡献，这些措施总体上是有效的，因为这些国家在意识文化上没有特别极端的表现。在东亚地区，可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众较为支持政府对疫情防控的管理措施。所以东亚受疫情影响较小，在全球经济占比方面，最近几年也呈现上升态势。 02 谈到中国，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不错，就不再给大家回顾了。在经济政策上，财政政策已经极度宽松，名义赤字率是3.6%，实际是6%以上。因为1万亿特别国债对应1%的赤字率，其实际上是由中央财政付利息，地方为主使用，跟一般赤字一样，所以名义赤字率加上1%就是4.6%。而今年的地方专项债是3.75万亿，比去年多了1.5万亿左右，赤字率为1.5%，合计赤字率提高到6.1%。货币政策以宽松为总基调，但掌握适度，这一点很好。不能过分宽松，以免之后造成通货膨胀。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终端的需求不足，所以CPI的上涨并不多。实际上，在2.7%的CPI中，因疫情和非洲猪瘟的影响，猪肉本身就占比2.5%，其他的基本上没有涨。 现在各国的政策方向是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资金要如何流向实体经济？我观察到，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次疫情下能较好的配合，特别是在结构上。比如，央行推出一些结构性的工具，财政给予适度的补贴等等。 此外，政策上，监管方面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不论是查出问题的金融机构，还是一些地方小型银行，此前长期不重视风险，各地区、各金融行业盲目扩展。监管架构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出现风险，现在正在进行治理。 我们还观察到监管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证监会正在清理场外配资（不规范的加杠杆资金进金融市场、进股市）。银保监会虽然支持发展银行理财业务，但是要求理财必须子公司化，进一步隔绝风险。因为我国长期资金来源较少，主要的资金在银行，银行母行如果过度发展理财，容易对银行自身带来大的风险隐患。我认为，今后银行理财会进一步子公司化，银行理财子公司和母行会进一步隔绝风险，股权占比降低，同时会继续清理资金池。本来提出以资金池做投资的金融机构都应该净值化，而不应该用各种各样的会计准则来操纵收益。《资管新规》给了过渡期，逐步实行净值化，现在把过渡期适当延长是必要且理智的。但是金融机构希望再延长，我认为该适可而止，还是要按市值计价，不然我们穿透不了底层资产，我们看不到风险，没有纪律，也扭曲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 我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外资金融机构持股的股权比例和可投资范围都在大幅度放开。从7月份出台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将给予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者以资金进出的方便。此外还提出需要防控热钱的跨境流动，这两者是有矛盾的，需要掌握好。作为机构投资人，在配置调整中，需要把握适当的时机对中国加仓、减仓，如果退出碰到很大的麻烦，就很难进入中国。所以要对这些配置型的投资给予资金进出的方便，但是要防止热钱的跨境操作，这在全球是有经验教训的。 我观察到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市场很感兴趣，我觉得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的表现，在S&P500大幅度下跌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受了一点影响，但没有大跌。中国股市涨的时候，也没有像S&P500那么大的反弹，但是基本也呈上涨态势，所以两国的市场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从经济的底层情况看，目前中国在全球来说是最好的，这个基本面有力的支撑了市场。 在此环境下，境外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开放政策下进入中国是非常对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是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主动管理很有余地。以流动性股权类的资产举例，假设它是指数增强型，我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工作时，我们委托给境外的投资人，能够高出指数2-3个BP，就算做得很好了；而我们在境内委托给公募股票基金管理人，均选择头部的管理机构，能高出指数两三百个BP。原因就是在不成熟市场，好的基金管理人是有余地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熟悉发达市场不等于熟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它是个不成熟市场，好的主动型管理人，它将会获得好的超额收益，但也要重视风险管理。所以，我建议境外投资人管理要本地化。第二个就是加强风险管理。中国人有风险偏好倾向，很多情况下，你看到的是风险，他看到的是机会，两者之间要平衡。严格按照成熟市场的风险管理，在中国就做不成；完全按照中国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理念，就会散户化，两者之间要平衡。 另外，投资人在目前情况下要重视资产类别和地区的分散。以地区分散来说，我建议关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是表现较好的一个地区，经济情况较好，而且该地区无论是东盟，或者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波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重视对另类资产的配置。无论是私募股权，还是困境债，困境机会，还是基础设施，这方面应该适度加大。就固定收益产品来说，目前收益率很低。我认为风险管控之下，应加大信用债，加大在表现较好地区的配置，比如我之前所说的东亚地区，不管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都有较好的机会。而对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来说，其收益可能不错，但资产是汇率资产，收益按资产类别获取收益，但折成美元后可能是负的，因为其货币会大幅地贬值。而在中国，我不认为汇率会大跌，日韩也不会在汇率方面出现大的问题。这是我对投资方面的一些看法。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是可以比较好解决的，但也很难预测。其中最难预测的是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为它不合逻辑。特别是在目前大选和疫情的情况之下，都将其政治化。美方处于少输算赢的“负和博弈”思维中，我认为中美双方都要理性，不要引起过度的摩擦。 长期看，我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受资本趋利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有不合理的部分，例如收入分配的恶化，就业机会的转移等，需要各国采取政策加以校正，特别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采取根本性的措施予以校正，但是全球化不可阻挡。中美脱钩，我认为是双输，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最终走向正常，但短期会造成大幅度的波动，长期看，中美互相进行投资，长期还是利好的。 03 我认为，放任自由的全球化不可持续，需要在效率、公平和安全之间进行平衡。例如这次疫情显现出的，因为工厂在国外而造成的口罩短缺现象，国家很可能以补贴的形式，把涉及卫生安全的产业链往就近国家，甚至往本国拉动，这是必然的。 第一方面，完全靠利益驱动的产业链的布局也会改变。例如第一季度，湖北和武汉实行封城，造成全球汽车行业紧张。因为武汉在某些汽车零部件领域供应了全球70%以上的产品，如果武汉再封锁一个季度，全球汽车零部件的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后全球化不仅仅取决于效率和利益，更要分散风险，这和过去的全球化不一样。 第二方面，逆全球化被政治化是比较可怕的，需要各方面合作。我了解到国际投资者都比较看好、并愿意投资中国。所以我想给大家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越有压力，越要推行改革开放。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峰会上，习主席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实行大规模开放，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近所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外部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推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之前谈到资产类别分散、国别的分散，注重长期投资等，这时候特别要重视ESG投资。目前情况下，不要急于配置大宗商品。我的看法是，短期之内经济不会很快复苏，作为长期投资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配置大宗商品，但是，可能要忍受更多的短期波动。 本文为作者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的讲话整理
图片来自网络8月27日，中国人寿召开中期业绩发布会，并与会上回应了增持万达信息一事，表示与万达信息在客户、业务等方面具有较高契合度，希望通过此次定增，进一步和万达信息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8月26日晚间，万达信息发布公告称，拟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中引入中国人寿为公司战略投资者。公告表示，此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向其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有助于提升万达信息的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和持续融资能力，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快速提升业务规模，增强整体竞争力。图片截取自万达信息公告根据公告，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9285.05万股，发行价格为21.54元/股，募集资金不超过20亿元，全部由中国人寿认购。中国人寿今日在其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称这项投资还有待于万达信息董事会、证监会和银保监会的核准，是一个附生效条件的交易。万达信息官网信息显示，其业务领域涵盖卫生健康、民生保障、平安城市、企业服务、电子政务，以及智慧城市公共平台的建设与运营。而中国人寿于会上表示，中国人寿正在践行“科技国寿”战略，在推动金融科技的生态建设。双方在客户、业务等等方面有很高的契合度，协同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基于对万达信息的行业分析，希望通过此次定增，进一步和万达信息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具体协同的领域方面，中国人寿也有所说明，表示主要为医保科技，健康服务管理等双方均具有一定专业优势的领域。其中在医保科技方面，中国人寿透露双方的协同已经有了成果，目前已中标海南医保基金监管的项目。健康管理服务方面，双方也已在资源融合上交叉运作，包括就医挂号，境外医疗等等。“健康服务平台也是将来我们重点打造的平台。”中国人寿方面于会上说到。此外，中国人寿称，在其他方面，如智慧城市，医疗健康，云计算，大数据等万达信息有优势的方向也将有所协同，如疫情期间中国人寿与万达信息合作推出“市民云抗疫防控专版”APP，已服务11亿人次。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定增前，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为18.21%，成为万达信息第一大股东，并完成了管理层的驻派，中国人寿委派3名董事参与万达信息的公司治理。此次定增完成后，中国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万达信息24.15%股份，仍为第一大股东。同为8月26日晚间，中国人寿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与万达信息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计划于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未来三个年度内，给予万达信息上限不超过43亿元关联交易年度金额。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开展基础技术类、数字化经营管理类、医保业务领域类、客户资源开发类、健康管理类等关联交易。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人民警察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我国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力量，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惩治违法犯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隆重热烈。红色背景板上，“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字样格外醒目。300余名身着警礼服、特警战训服的人民警察身姿挺拔、精神抖擞，整齐列队。 10时30分，授旗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仪仗队员护卫着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分别向公安部部长、总警监赵克志，国家安全部部长、总警监陈文清授旗。赵克志、陈文清向习近平敬礼，从习近平手中接过中国人民警察警旗，面向全场展旗。全场人民警察向警旗庄严敬礼。 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警察牢记宗旨使命，忠诚履行职责，勇于担当作为，甘于牺牲奉献，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证明，我国人民警察是一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 习近平对人民警察队伍提出4点要求。一是对党忠诚。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警方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坚决听从党中央命令、服从党中央指挥，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二是服务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三是执法公正。要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教育培训，严格监督管理，规范权力运行，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四是纪律严明。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焦实战、强化训练，着力锤炼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充分展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中国人民警察警旗”的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参加授旗仪式的人民警察进行了集体宣誓，誓词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 郭声琨主持仪式。丁薛祥、张又侠、陈希、周强、张军出席仪式。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仪式。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旗面由红蓝两色组成，红色为主色调，警徽居旗帜左上角。警旗是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标志，是人民警察荣誉、责任和使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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