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在美国的某个地方的工人从水流中发现黄金，掀起一番淘金热，把这个地区命令为“金山”。 此后，淘金者们为区别于澳大利亚新发现的金矿引起的淘金热，就把这个区域称之为旧金山。 那时的旧金山与中国港口的贸易往来频繁，国人在暴富心态的驱动下，旧金山涌入大量中国人，这其中夹杂着”猪仔”贩卖的屈辱史。 国人用自古以来“吃苦耐劳”的精神，用斑斑血泪浇筑成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似锦，承担着脏活累活，为旧金山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最底层的动力。 淘金热吸引了无数中国人去建设这个城市，到最后却成为城市崛起的尘埃。 虚假的“淘金时代”早已过去，在一百多年后，真正的淘金时代的开启，却是当年被骗至旧金山淘金的国人的故乡——中国。 中国的两波淘金热，从实业到资本业 1978年10 月27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在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到达大阪的途中留下”：新干线比风还快，就象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天空飘着小雨，在大版的松下电器茨木电视机厂大门外，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站在雨伞下等候邓小平。见邓公从车里下来，松下先生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这位久经商场的老人毕恭毕敬的姿态背后，一方面是对这一伟人的敬佩，二则是对中国市场的渴望。 见面之后，邓公操着浓重的四川话，直接开门见山：“松下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 74岁的邓小平和83岁的松下幸之助历史性的第一次会晤，这两只饱经沧桑的手，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的第一单“国家生意”。 在当时，不仅仅是松下电器，很多的国际企业看中了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人群，从宜家、肯德基、可口可乐再到大众入华制造的国民车”桑塔纳“，均是那一年代的标志。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国人从懵懂到接受，从时髦到普及，衣食住行跟这个国家的开放进程一起飞速成长 。从这时间里，国人早已褪去了当时好奇惊喜的眼神，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跨国公司。 实业的淘金热给了中国制造带来了近百年的进步，而在资本市场，外资的淘金热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于1990年，分别在上海，深圳成立交易所。作为新兴事物至今，也只有短短30年的时间。在这时间段里，从最初的4家上市公司到如今3929家，总市值近77万亿元。 A股大部分时间里的投资风格与国际市场格格不入，题材炒作，非法杠杆融资屡禁不止。最具代表的便是2015年杠杆造就的牛市行情。 在2015年，Ａ股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股民们经历了千股跌停、千股涨停、千股停牌，在断崖式下跌的过程中，股民们见到了数十年难得一见的股市奇观。 2015年中国市场危机的背后暴露出来的是国内资本市场体制的不成熟。在之后，A股开启漫漫熊市，市场去杠杆让很多企业的价值来到低估洼地。 格雷厄姆曾经说过“股票低估一般不超过三年，市场会纠错，如果超过三年没纠错，那可能是投资人错了！” 这次中国市场纠错的，外资主导的资金是主要推动力。 而金融的开放，外资能够放开手脚的大举买入，离不开近几年国家政策的支持。监管层开始注重制度体系的建设，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A股国际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制度的完善是催化外资加速流入布局A股的直接原因。 由此，在国内的资本市场外资掀起一番淘金热。根据数据显示，在2014年互联互通机制开放伊始，2015年陆股通日均流入金额仅0.8亿元，随后逐年提升，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为2.6和8.5亿元。 2018年之后，北上资金布局A股的进程明显加快，日均流入量明显放大，2018年陆股通日均流入突破10亿元，达到12.8亿元，2019年进一步上升至15亿元。截至2020年7月15日，通过陆股通净流入A股市场的北上资金已经超过了1.15万亿元。 在2018年6月1日，首批226只A股股票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比例为2.5%，这意味着A股被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新兴市场指数。 A股成功“入摩”后，A股国际化进程开始加速。2018年9月，富时罗素公布将中国A股从“未分级”上调为“次级新兴市场”，这意味着A股将被正式纳入富时全球股票指数体系。截至到2020年6月19日，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因子提升至25%。 外资买入在市场的表现以上证50指数最为明显，该指数由沪市A股中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50只股票组成。可以看到从2016年整个A股市场处于熊市状态，上证50指数逆势上涨，这其中很大的买方力量是外资。 外资做多中国，2万亿机构布局五大行业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境外投资者投资更加便利。外汇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729亿美元，其中，净增持境内债券596亿美元、股票133亿美元。 截至6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债券余额3691亿美元，持有的股票余额3684亿美元，合计人民币2.57万亿元。比2019年末的余额分别上升了13%和16%。和2016年末比，债券余额是2016年末的3倍，股票余额是2016年末的3.4倍。 截至到7月27日，外资在A股市场各行业持股比例中，消费、医疗健康、科技占据前三位置。 万亿规模的机构持续看好中国，总部位于洛杉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资本集团日前提醒投资者称“不要忘记中国的长期投资机遇”。 该机构旗舰基金Europacific Growth Fund(欧洲太平洋成长基金)已将中国升至第一大重仓国家，斥资超百亿元人民币重仓阿里巴巴和贵州茅台。并表示，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类似下一个腾讯、阿里巴巴的企业。 这家机构的资产规模截至2020年6月30日，该基金规模达1533亿美元，为全球少见的主动管理巨无霸基金。基金于1984年设立，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基金投资组合囊括了318家公司，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区域。 截至6月30日，这只基金投资中国资产的规模达237.62亿美元。从持仓动态来看，欧洲太平洋成长基金二季度大幅加仓阿里巴巴、贵州茅台。当季，该基金对阿里巴巴的加仓幅度较上一季度达到93.45%，对贵州茅台的加仓幅度达到31.09%。截至二季度末，该基金持有阿里巴巴股份规模为36.40亿美元、贵州茅台股份规模为16.87亿美元。 截至二季度末，该基金重仓的前五大中国公司分别为阿里巴巴、贵州茅台、腾讯控股、美团点评、药明生物技术等。 外资最主要的逻辑就是买行业标杆，而从这家机构的动作，可以看出外资的未来几年布局。 该机构表示看好国内的五大行业： 1，云计算：中国企业采用云技术比较晚，尽管一些创业公司率先试水，不过传统企业启用云技术仍然较慢。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在家工作”成为新潮流，很多公司被迫采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长期来看，部分相关公司未来可能与德国软件巨头SAP和美国的甲骨文相抗衡。根据信通院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云市场规模将达到603.6亿元。 2，半导体：这一行业是中国实现关键技术自给自足的关键步骤。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进口国，在2018年贸易纠纷之后中国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国产替代兴起给国内企业带来增长空间。 3，生物技术：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对私营医院的需求将会带来诱人的投资机遇。 4，旅游：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可维持高速增长的行业，特别是一些机场企业可能长期向好。 5，消费：在消费股中，资本集团提到了美团点评。具体到其它消费类公司，资本集团认为，一、二线城市较为富裕的消费者目前消费欲望比较强。从细分领域来看，奢侈品、高端化妆品、护肤品自三月以来的销量正在强劲复苏。 小结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带来的是中国企业逆势崛起的时代，国人从好奇到习惯，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跨国公司。 而相比于国际百年历史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市场还是个少年，不成熟的体制、资本环境有待优化。近两年来，国内的投资风格从过去题材炒作、漫天妖股到机构主导的投资市场，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进步，或许在未来，随着金融开放的扩大，带来的积极因素会更多。 对中国来说，“开放，就是最大的改革”，过去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
基于陆股通纳入A股的MSCI目前处于观望期，近期港交所推出的SPSA集中管理（Master SPSA）服务，解决了此前MSCI提出的综合交易机制问题，MSCI旗舰指数是否有望扩大纳入A股？MSCI如何看待北向资金近期波动的扩大？未来是否将纳入科创板？试行注册制的创业板会否对现有的纳入造成影响？ 7月28日，MSCI中国研究主管魏震向记者解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进一步纳入还需观察SPSA集中管理的运行和客户反馈；尽管首批沪深300杠杆及反向产品上市，代表着A股衍生品更加丰富，但MSCI及其客户仍更希望中国监管层能批准MSCI与港交所计划推出的中国A股指数期货；此外，在交易假期、资金交割周期等问题解决之前，MSCI仍对进一步纳入保持观望态度。 魏震称，短期北向资金波动加剧和外资在A股的持有比例大幅上升有关，短期调仓实属正常。同时，外资普遍感受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加速，目前科创板若要纳入MSCI旗舰指数仍需先进入陆股通名单，而创业板试行注册制并不会影响A股的准入性，因此也不会影响已被纳入MSCI旗舰指数的股票。 四大问题仍有待解决 早在去年11月，中国A股以20％的纳入因子部分纳入MSCI指数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成功实施。当时MSCI提及，对进一步扩大纳入展开公开咨询前，需要解决四大主要问题——风险对冲和衍生品工具的获取，在陆股通中形成有效的综合交易机制，中国A股较短的结算周期，陆股通的交易假期安排。 当前，前两大问题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 7月9日晚间，港交所宣布，于7月10日推出SPSA集中管理服务，作为进一步服务沪深港通的新措施。SPSA集中管理服务为全新可选服务，将方便基金经理提升沪深港通北向卖单的交易前端监控效率，以及从基金经理层面计算平均价格。 事实上，SPSA集中管理服务就是实现综合交易机制的变通方式。 所谓综合交易机制，这是发达市场基金管理人的通行准则。由于在穿透式监管下，中国境内采取实名制交易，每一个投资者的身份都需要确认。而国际机构所管理的资产组合背后可能有10、100甚至更多账户，在中国的实名交易体制下，就要一个个去做交易，这样每单交易所得到的价格可能都是不同的。 在海外，投资者可委托代表人(如基金经理人)在综合交易账户机制下买卖股票，成交后再分配至各投资人账户，这其实体现了海外基金管理人讲究的信义义务，即要使客户都得到最平等的待遇，即一次性交易后再公平划分到每个投资者的账户。 “SPSA集中管理服务可能解决了综合交易机制问题，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MSCI要审核一个机制是否有效，既要看机制是否落地，也要收集投资者的实践反馈。” 魏震对记者表示。 此外，衍生品的问题也仍需解决，MSCI方面仍不认为近期的沪深300杠杆及反向产品能完全满足外资的风险对冲需求。当前，国际投资者可进行A股风险管理的工具仅有新加坡富时A50期货，去年港交所宣布携手MSCI推出MSCI中国A股指数期货，但这仍有待中国监管批准。当前，国际投资者布局的中国股票已从知名大盘蓝筹不断下沉到中小盘股票，因此仅富时A50期货无法充分满足其套保需求。此外，当前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已可一定条件下参与中国境内的股指期货，但额度有限且只能从事套保交易，同时通过陆股通进入A股的投资者则并无法参与这类指数期货。 魏震称:“我们期待MSCI在港交所的A股指数期货产品能尽快在今年或明年落地，根据我们和投资者的交流，这可以极大满足投资者的风控需求，也会进一步夯实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北向资金波动加大是正常现象 MSCI是基于陆股通的名单来纳入A股，而互联互通机制推进以来，外资加速布局A股。当前，北上资金贡献了A股市场6%的交易量，而2015年该比例仅0.3%；海外投资者目前的A股持有量占流通市值的7%，而2015年时该比例还不到1%。近期，北上资金波动的加剧也引发各界关注。 例如，今年6月19日，北向资金单日净流入高达约180亿元；7月2日，净流入高达约170亿元，这两天均创出历史单日资金流入较高水平；7月14日，北上资金净流出173.84亿元人民币，刷新历史单日新高；7月16日，北向资金又净流出近60亿元人民币。 对于北向资金的大幅波动，魏震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尽管北向资金中不少是长线布局的大型机构，但是，不论机构和个人都有短期调仓需求。魏震称，截至今年年中，北上资金持有A股仓位达1.7万亿元，短期流出几百亿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持仓量已比较巨大的情况下，调仓需求肯定会有，不可能一直买入持有。 在他看来，在A股市场加速开放的背景下，外资逐步流入的大势头还是在的。根据MSCI的研究，如果中国继续改善市场准入并解决投资者关注的问题，那么MSCI将进一步纳入A股；若A股被100%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国股市将约占该指数的50%。 此外，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更多全球投资者的关注。新兴市场目前约占全球GDP的38%，但在指数的权重仅11%。新兴市场的准入性从1988年以来不断改善，近期沙特市场被完全纳入，中国A股也被部分纳入。新兴市场的演变（例如更聚焦消费）也反映在了行业板块的动能中。此外，ESG投资在新兴市场更为普及，例如MSCI ESG领导者指数（MSCI EM ESG Leaders Index）的表现远超MSCI新兴市场指数。 创业板注册制并不影响当前纳入决策 科创板迎来开板一周年，创业板也即将试行注册制。此前MSCI旗舰指数纳入的A股中已包含了部分创业板股票，注册制会否对纳入产生影响？未来科创板何时能被纳入旗舰指数？ 魏震说，当前还没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但MSCI会及时分析注册制的潜在问题。基本上，注册制并不会影响创业板的市场可准入性的条件，也不会影响陆股通的可买卖名单，因此这不会影响MSCI如何筛选股票的方法论。 在证监会同意锋尚文化、康泰医学、美畅新材、蓝盾光电创业板IPO注册后，深交所7月24日表示，将组织发行人和承销商陆续刊登招股文件。这标志着，注册制下创业板发行程序将于本周正式启动。“MSCI也会相应听取海外投资者的意见和经验，并保持和内地监管的沟通，尤其是中国证监会，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魏震说。 此外，去年11月，MSCI回应，纳入科创板的前提是科创板先被纳入陆股通名单，在此之前，科创板股票还不会被纳入MSCI旗舰指数。至于何时才会纳入，摩根士丹利此前提及，外资直接参与科创板的通道目前只限于QFII、RQFII，陆股通下的股票名单每年调整两次，调整生效时间为每年6月和12月。因此，理论上，科创板要被纳入陆股通名单，最早要到今年12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瞿芃 左翰嫡 侯颗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将于7月28日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本届年会以“互联互通，面向未来”为主题，将围绕与合作伙伴共同开拓市场、建设绿色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和应对未来挑战等议题展开研讨。 从2016年1月正式开业，到本届年会召开，亚投行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其间，如何践行“精简、廉洁、绿色”的原则，在加强自身廉洁建设的同时，推动廉洁丝绸之路建设？记者就此采访了亚投行行长金立群。 记 者：在您看来，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意义在哪？在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亚投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金立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得益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双边的金融支持。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也愿意为国际发展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要求，中国发起成立了这样一个国际多边开发银行。 成立亚投行，首先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多渠道动员各种资源特别是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也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机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提振作用；再次，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在各成员的积极支持下，经过近5年的不懈努力，亚投行的机构建设和运营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肯定，树立了一个专业、高效、廉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形象。亚投行的成员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由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目前的102个成员。在即将举行的理事会年会上，亚投行还将吸收一些新成员。成员数量的不断上升，是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一张信任票。 记 者：您曾说过，如果亚投行在反腐败上面没做好，将会是最大的败笔。亚投行自身的廉洁建设是怎么做的？您口中的亚投行“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金立群：亚投行是中国倡导成立的首个多边机构，中国是第一大股东，可以说，亚投行办得好不好，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反腐败决心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中国人，我在管理亚投行时，把反腐败和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 从制度层面看，作为“基本大法”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规定了亚投行必须按照国际高标准、良好财务准则运营。针对廉洁建设，亚投行董事会批准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包括《关于禁止性行为的政策》、《项目影响人群对争议问题的申诉与解决政策》、《采购政策》、《员工行为准则》等，都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保证。 从治理角度看，亚投行的“纪检委”可以分为三个部门。一个是廉政与效益评估局，主要开展项目执行中的反腐败，确保我们对外项目的贷款中，资金不被挪用，不出现贪腐行为。第二个是道德风纪办公室（ethical office），主要监督我们银行内部，包括董事会成员在内的道德操守和纪律情况，如果有人向这个部门举报或反映问题，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我是绝不干预调查的，我会在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后对确证事件作出处理，绝不姑息养奸。第三个是内审局，我告诉董事会，还有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过，内审局有权力审查任何一个部门，任何负责人如果拒绝提供信息或者隐瞒信息，我会根据有关规定除名他。此外，我们还积极推广廉洁和诚信，亚投行网站上设有专页，提供对舞弊和贪腐行为的举报渠道。我们会认真对待投诉，有相关制度确保这些投诉得到倾听。 制度是重要的，但如何把制度执行好，关键在于一把手，最重要的就是领导层。我一直对亚投行的高管强调，绝不能谋私利。对于一些小事，比如出差时在费用报销时捞好处，我都不能容忍，只要发生类似行为，立马开除。这就像一座大堤，如果你放任一个小漏洞在那里滴水，总有一天这个堤会垮掉。我向全行宣布，我接受所有员工的监督。我在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过，亚投行负责“纪律检查”的部门可以监督行长，如果行长违规违纪，道德风纪办公室可以直接向董事会报告，由董事会作出处罚决定，包括弹劾行长。 记者：说说您自己吧，从财政部副部长到国企董事长再到亚投行行长，您感觉工作上有哪些是一脉相承的，又经历哪些新的挑战和考验？ 金立群：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是要留在北外的，因为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我接受财政部的邀请到部里工作，一干就是30年。后来组织上给了我很多机会，比如在财政部一步一步做到副部长，2003年又推荐我去竞选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等等。这一系列工作机会都是非常宝贵的，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没有组织上的培养，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个人都是渺小的，没有组织的培养，我们个人什么也不是。 我在财政部工作近三十年，在担任司长和副部长期间，主管世行和亚行对中国的贷款业务，数额达几百亿美元。由于我们制定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财政部负责这些业务的工作人员无一人涉案。我深感当领导的只有做到自身清廉，才能够对下属从严管理。 作为一个国际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得到董事会和机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和广大员工的普遍支持，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之外，待人要有礼貌，尊重同事，就是《周易》所告诫的“劳谦，君子有终。”但是，国际社会更加看重的是职业操守和品行，尤其是能否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国际机构里不乏丑闻，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 近5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管理亚投行，取得了一定成绩，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也取得了亚投行成员的信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挑战将会频频出现，绝不能掉以轻心。法语中有两句谚语，我常常记着。一句是“鱼烂先烂头”，鱼的腐败是先从鱼头开始的。一个机构发生腐败，问题首先出在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另外一句话是“信任的丧失快如飞马；信任的恢复步履艰难”。亚投行要取信于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实为不易，只要有一件事处理不好，丧失了国际上的信任，再要挽回是非常困难的。亚投行是中国领导人倡议成立的，中国是亚投行的最大股东，为此，我们必须要从国家声誉和威望的高度，来坚持亚投行的国际性和多边性，始终保持亚投行这块锃亮的牌子。 记者：新冠疫情为全球化合作带来挑战，在抗议疫情方面亚投行做了哪些工作？您怎么看“一带一路”的前景？ 金立群：亚投行是国际组织抗击疫情的一只重要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对成员带来的冲击，亚投行管理层迅速调整业务战略，采取超常规方式快速灵活响应各成员应对疫情危机的需求。近期，亚投行董事会批准管理层建议，宣布建立一支初期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新冠危机救助基金，向成员提供快速紧急融资，帮助成员防控疫情和克服经济社会面临的困难，并考虑为最不发达成员提供优惠贷款。为了满足成员的需要，我们将基金的规模提升到130亿美元。亚投行还积极参与抗疫国际合作，参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应对新冠疫情协调机制，在国际组织集体协调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亚投行还积极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大力推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联合融资项目。 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成立以来已批准近2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这些项目均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亚投行会同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财政部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不久前，亚投行正式决定成为多边开发合作融资中心资金机制的管理人和执行机构。多边开发合作融资中心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其主要任务是推进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 亚投行积极支持《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在机构建设和项目融资等方面始终秉持廉洁的理念，对腐败实行零容忍。 亚投行愿同中国等成员以及国际组织等加强合作，分享廉洁反腐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实践，建立有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共同推动地区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6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提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路，这充分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期待。我坚信，通过不断深化国际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定能够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和促进长远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记 者：作为在国际机构工作的中国人，您怎么看文化的作用？ 金立群：我从小就喜爱祖国的语言文学，学习英美语言文学则是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延伸，而不是取代。网上传言我只喝咖啡，不喝白酒，言外之意是我崇洋过甚，对传统文化不以为然，此乃大谬不然。我还真是不喝咖啡，只喝绿茶。几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需要大量阅读英语材料和用英语写作，即便如此，我从来也没有放松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和精神营养。 我认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历史，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是肤浅的。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中国具有灿烂的文明，为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言必称希腊”，把自己的老祖宗忘了，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有文化的中国人。 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三个方面。一是注重系统性和统一性，重视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二是重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置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一切从大局出发；三是讲究做人的规范和道德标准，讲信用，重礼仪，重义轻利，对于今天的领导干部而言就是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这也是我从传统文化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记 者：不少年轻人把到亚投行工作作为自己的目标，您觉得对他们来讲，首先要做好哪些方面？ 金立群:目前到亚投行工作需要有3到5年的工作经历，今后我们也会考虑直接到高校招聘应届生。我认为首要的标准就是品学兼优，来亚投行工作要能够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工作，不谋私利。一个应聘者哪怕有再大的能力，如果不把亚投行作为他最重要的事业来做，我们是不会考虑的。 我希望年轻人始终记住，不仅要专业强、操守好，还要有一种为社会、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精神。我也经常跟年轻人讲，当你把自己的一生为公众谋福利时，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是最丰富的。一些在国际机构工作的员工看到因为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贫穷的国家把路修好，为贫困地区的妇女们提供好的就业机会时，他们会有一种充实感，会发自心底感到高兴。当你为集体，为整个社会，甚至为全人类服务时，你才会感到最充实，你的生活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者 隋娉娉 杨仕省 深圳报道 随着第三期ABS的发行，捷信消费金融（下称“捷信”）在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浮出水面。 7月23日，捷信正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25亿元的“捷赢2020年第三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券”。而在此次ABS发行说明书中，捷信还披露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的业绩数据：净利润0.3亿元，同比去年同期的2.93亿元下降近90%；新增贷款发放量约100.39亿元，同比减少57.44%。 一季度业绩失色的缘由，尚可说疫情所致，但记者回顾发现，捷信净利润下跌已在去年下半年初显，以致于其2019年的全年业绩被招联消费金融（下称“招联”）赶超3.26亿元，不得不将消金行业的头把交椅拱手相让。 “捷信早年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跑的比较快，一方面是起初国内消金政策不明、行业缺乏规范，但捷信主体在消金业务上经验已颇为丰富；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了人海战术，包括与大量分期产品方合作，处于一个跑马圈地的发展模式。”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对《》记者说，而近几年，中国消金行业已经从以往的一家独大的局面发展到如今的百家争鸣，捷信的优势正逐渐减弱。 如果从当下回看以往的这一年，捷信的确正在承受着因国内行业监管趋严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阵痛：净利润持续下跌，上市计划搁浅，屡次成为被执行人…… 巨头争雄 头把交椅难坐 一旦了解捷信在消金行业深耕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为何这家外企能在中国消金行业长期独占鳌头。 起源于捷克的捷信集团，自1997年就开始从事消费金融业务，并在2002年选择俄罗斯作为其涉足全球的第一个国家。在当地展业五年之后，捷信进军中国，于深圳设立了捷信中国总部，并开始在华南初步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2010年，捷信集团在天津成立消费金融公司，正式开始独立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并成为中国首批4家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也是行业里唯一的外商独资企业。此时的捷信早已熟悉了行业规则，而当时国内的消费金融市场还处于萌芽期，捷信占领中国市场之路也就相对顺利。 此后，捷信净利润一直跻身于行业前三甲，并常年居于榜首，被业界成为“消金一哥”。截至2018年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的市场占有率达28%。 但随着近两年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整顿逐渐深入，以及民间金融的风险不断暴露，这类风险开始通过共债的渠道传染到了一些消金公司，后者的坏账压力由此逐步加大。陈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强调消金公司本身的风控能力，包括它是否能承受为风控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捷信作为一家依靠在线下开发项目的消金公司，线下团队的运营成本居高不下。而资产端，国内消金公司已经壮大，尤其是2020年疫情影响下，前两年依赖跑马圈地发展的消费型公司就会面临比较密集的违约，也要开始面对贷后管理难度加大的现实和挑战。”陈文说。 的确，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捷信的盈利能力每况愈下。《》记者统计，在去年前两季度中，捷信净利润共计7.93亿元，相比招联的7.1亿元尚处优势地位；而后两季度，捷信净利润逐步缩减至2.4亿元、1.07亿元，相反招联稳中有进，依次获得3.77亿元和3.88亿元的净利润。 由此，捷信失守2019年利润宝座，甚至成为去年唯一一家营收净利双降的消金头部公司。而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也仅实现了3000万元的净利润，降幅接近90%。 在财报中，捷信盈利下滑将现象归因于三点：中美贸易战的宏观经济增速降低；中国消金行业竞争加剧；中国监管趋严。在监管问题上，捷信特别提到，中国监管机构出台了各种旨在遏制市场上不可持续的借贷活动的法规，例如清退不合规的P2P等，但新的规定对捷信影响主要在于引入利率上限的规定，这将减少捷信的费用收入和佣金收入。 而在招股书中坦陈在利率方面“不能保证总是遵守中国有关规定”的捷信，也必须要承受相应的后果。 上市限制因素多重 2020已六度被执行 尽管捷信官方称推迟上市是“市场情况所致”，但业界的分析却众说纷纭，这也间接昭示了捷信的上市和定价受多重潜在因素限制。 一位富途证券分析师认为，捷信推迟上市，一方面是由于消费金融板块并非港股市场的热门板块，另一方面捷信呈上升趋势的不良贷款率让投资者较为谨慎。最新数据显示，捷信在中国区业务的不良贷款率出现短期内翻倍迹象，自2016年至2019年6月30日分别为4.3%、7.2%、9.7%、9.6%。 而一位交易人士对媒体给出的原因则指向要更为直接：在全球经济因素下，捷信的估值被投资界削减至与中国大陆网贷机构相当的水平，估值不及预期促使了公司暂停IPO。据媒体报道，去年7月15日，捷信向港交所首次提交IPO上市申请时的募资金额约10亿美元，之后又将募资金额上调至15亿美元。 记者调查后发现，捷信自带的“光环”的确有可能成为限制其估值上升的因素之一。 官网显示，捷信股东为捷信集团，后者的实控人Petr Kellner为捷克首富。截至2019年3月底，捷信集团在中国的贷款余额为133.53亿欧元，市场占有率约28%，而其分布在中国的贷款总额更是占总集团六成。由于是中国国唯一一家外商独资的消金公司，且其创始人又在捷克当地拥有高度富裕的背景，因此，捷信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背后的政治原因不断引起国际媒体的探讨，而近一年来尤甚。 不仅如此，在近两年国内政府对消金的监管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外来客”捷信开始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症状。其在招股书中称，“或无法遵守中国规管消费金融行业持续演变且严格的合规要求”、“无法保证中国法院将会赞成我们任何年利率及服务费用”；一旦监管机构对捷信过去不合规事件作出指控，将可能导致捷信遭受监管调查及制裁，从而对其业务、声誉、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一张价目表中，捷信产品的年综合利率达到35.568%，已接近高利贷36%的年利率上限 正是由于捷信在利率问题上存在违规风险，投资者开始思考其业绩是否能够与估值相匹配。截至目前，聚投诉上对捷信的投诉超过3.6万起，黑猫投诉平台上也超过3.2万起，几乎全指高利贷和暴力催收问题。 此外，捷信在最近一年的司法风险也突然增加。天眼查数据显示，捷信累计成为被执行人12次，其中，发生在2019年9月之后的占据9次，执行标的接近35万元，而2020年合计执行标的超过28万元。 需了解的是，由于捷信提交的招股书采用的是2019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根据港交所规则，如果在2019年不能上市，公司则需要更新财务报表，重新提交上市申请。
7月28日，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其中，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中央关于华润集团董事长调整的决定。 具体而言，王祥明同志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免去其华润集团总经理职务；免去傅育宁同志的华润集团董事长职务。相关职务任免按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办理。 华润集团在官微并未披露人事调整原因，不过外界大多解读为系由于傅育宁已到退休年龄。 观点地产新媒体查询，傅育宁，1957年3月出生，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兼任招商银行董事长、招商国际董事长、蛇口工业区董事长、招商轮船（601872）董事长等职。2014年4月23日，傅育宁出任华润集团董事长。 另据资料显示，接任傅育宁的王祥明，历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党组成员。2016年5月起任原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董事，2016年8月起任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9年3月4日，华润集团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宣布，王祥明任集团董事、总经理。 在去年3月“两会”期间，傅育宁也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王祥明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管理者，加入华润以后一定会为华润作出贡献。 另于7月10日，招商局集团也宣布李建红退任的消息。其中，缪建民同志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其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免去李建红同志的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中国黄金协会今天（28日）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生产黄金217.80吨，与2019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7.30%；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323.29吨，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38.25%。 从整体上半年的国际金价走势来看，金价从今年从年初1517.18美元/盎司开盘，到6月末收于1780.72美元/盎司，国际金价上涨幅度超过了17%，而国内金价也是突破了400元/克，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同比2019有所下滑，中国黄金协会有关负责人指出，进入二季度以后，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态势持续好转和各项促消费政策的落地生效，黄金消费和回购量同比降幅度较一季度均收22个百分点。 此外，据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1-6月份销售2020版熊猫金币2895.8公斤，同比2019年（2682.19公斤）增加了213.6公斤，增长了7.96%。 此外，随着金价的上涨并持续高位运行，上半年黄金回购量同比增长162.88%。
7月28日，紫光国微发布公告，原董事长刁石京因工作需要，决定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已选举马道杰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公告显示，刁石京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紫光国微方面表示：“刁石京作为紫光集团联席总裁，将继续统管紫光集团整个芯片板块，但会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战略性新兴项目上。” 马道杰简历：1964年8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博士，高级工程师，200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曾任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副总经理；联通华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翼电信终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电信移动终端管理中心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工会副主席；联想集团副总裁，MBG中国业务常务副总裁。2017年12月起历任紫光国微常务副总裁、总裁、副董事长兼总裁，2020年7月起任紫光国微董事长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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