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6日，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美方宣布因涉港问题对相关中方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发表谈话。发言人谈话全文如下：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错误做法。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国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是国际通行实践。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只会使香港拥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维护“一国两制”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联合声明》。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全部履行完毕。美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资格援引《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已超600万。欧美部分遭受疫情侵袭的发达国家已经启动复工，但距离遏制住疫情尚有不小距离；与此同时，疫情的第三波高潮已经侵袭至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防控能力薄弱的不发达国家，预计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上升。在渡过国内供给侧冲击的第一道关卡后，中国经济正在迎来第二道关卡，海外经济暂停、贸易活动萎缩、失业上升的影响将通过产业链反馈至国内。 纺织服装行业承载大量就业，对于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具有重要地位。服饰是受经济景气程度影响较强的可选消费品，疫情之下全球服装消费大幅下滑，订单大量取消，对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外需冲击。我们前期报告《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评估》的研究发现，纺织服装产业的外需风险敞口较大。近期，工信部亦指出，纺织行业特别是中小纺织企业经营存在较大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纺织服装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较早的产业，近年来还面临着较大的产业外迁压力。在外迁、外需的双重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如何变化，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哪些风险压力，政策上应当如何应对，值得高度关注。 图表1 服装出口大降，防疫物资推动纱线织物出口骤增 资料来源：Wind，京东数字科技 纵向看：产业外迁压力近年来加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1年—2010年期间，“入世”后的外贸需求驱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加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布产量从290亿米上升至907亿米，纱产量从761万吨上升至3733万吨，化纤产量从841万吨上升至4886万吨，均为全球第一。 图表2 本世纪中国纺织服装生产历经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Wind，京东数字科技 2011年—2017年左右，中国纺织服装产业进入平台期。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体迁移。期间，纱和化纤的产量增速较前十年显著放缓，布和服装的产量整体上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趋势。 2018年以来，产业主要产品产量负增长，衰退迹象凸显。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使得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纺织服装商品受美国加征关税威胁，企业利润受关税挤压；另一方面，环保限产政策不断出台，产能受限，合规成本大幅上升，污染较高的纺织印染首当其冲。 在此背景下，企业较以往更有动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迁往关税较低、对承接产业发展有迫切需求的地区，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其中成品服装生产主要转向越南、孟加拉国，以及土耳其、摩洛哥等新兴经济体。例如，美国品牌耐克（NIKE）和盖璞（GAP）在华生产仅保留了23%和21%，优衣库（UNIQLO）则正在实施让越南承担40%生产的计划。受此影响，纺织服装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几乎腰斩，从2003年的7.5%下降至2018年的4.3%。 图表3 纺织服装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不断下降 资料来源：CEIC，京东数字科技 纺织服装产业在就业上的贡献远大于经济效益上的贡献，成为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显示，纺织服装产业在从业人员中的占比达到8.4%，远高于占营业收入的4.3%。一旦产业过快萎缩，出现倒闭潮，失业返贫风险必然大幅提高。 横向看：出口结构在竞争中变迁 纺织服装产业链较长，上游涉及天然纤维（如棉、麻、毛）和化学纤维生产，中游包括纺纱、织布、印染等加工步骤，下游包括服装、家纺、工业用纺织品等最终产品的生产。 图表4 纺织服装产业链总览 资料来源：京东数字科技 中国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中的占比达到40%，高于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24%）。我们基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14年，中国出口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HS50-HS63）中的占比从13.5%逐年提升至41.0%，又逐渐回落至2018年的35.8%，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可能进一步下降；进口占比则一直围绕5%波动。 图表5 中国在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中的份额先升后降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京东数字科技 中国的价值链地位正在逐渐从低端向高端升级。我们仍以中国进出口在全球相关贸易中的占比来分析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尽管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服装生产外迁，但中上游化纤、面料地位相对稳固，纺织机械等高附加值资本品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 图表6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中，技术密集度越高的产品出口增速越快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京东数字科技 服装 产业外迁背景下，下游劳动密集、低附加值服装生产正被缓慢挤出。2014年，中国服装出口占据全球服装贸易的41%，为历史高点，之后缓慢下降，到2018年比重为34%。2010年-18年间，服装出口的年复合增速为2.3%，在纺织服装产业链中表现仅好于天然原料。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在服装领域面临越南、孟加拉国、印度、印尼、土耳其、柬埔寨等国的竞争，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中国形成替代。不过，产业转移是一个长期过程。事实上，海关总署早在2008年便已对纺织服装向东盟等周边地区外迁提出预警，世贸组织亦指出孟加拉国服装出口在2008年-2018年间增长两倍。但从体量看，2018年中国服装出口1578亿美元，仍以34.3%的份额占据全球第一，而上述六国同期份额分别只有6.7%（越南）、5.6%（孟加拉国）、3.7%（印度）、3.6%（土耳其）、2.0%（印尼）和1.8%（柬埔寨），加起来也只有23.5%。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劣势，而经济体量小、产能有限是掣肘其他新兴市场完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图表7 六个新兴经济体正在部分替代中国的服装出口份额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京东数字科技 化纤、面料 中上游化纤、面料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中国是重要的化纤和面料出口国，到2018年，纱线面料出口占据全球贸易三成，化纤出口占据全球贸易四成。事实上，中国是为数不多服装、面料和化纤均为净出口的经济体；下游生产国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赖进口面料。 UN Comtrade的数据显示，中国纺织品不仅出口规模大，增速也处于领先地位。较服装而言，纱线、面料、化纤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更高，对劳动力依赖小，因此中国劳动力要素优势减退对这些行业的影响较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与生产有关的其他成本如电价、棉价高于国外，因此部分面料生产仍面临别国竞争。就纱线、面料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有德国（9.3%）、土耳其（5.9%）和印度（3.6%）；就化纤出口而言，在全球市场份额较高的有印度（5.1%）、印尼（3.9%）和土耳其（3.8%）。 图表8、9 中国纱线、面料、化纤进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京东数字科技 纺织机械 纺织服装行业资本品出口大幅上升。2000年以来，中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纺织机械的净进口国，进口一度占据全球纺织机械贸易量的四成。但近年来，中国织机出口的份额不断攀升，占全球织机贸易的比例从2000年的1.9%上升至2018年的26.9%。这表明，随着技术密集度上升和研发强度提高，中国纺织机械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从出口份额看，中国已经跻身纺织机械第一梯队，份额已经超过德国、日本等传统出口国。 图表10 中国跻身纺织机械出口的第一梯队 同时，服装生产外迁，使得下游国家对纺织机械的需求大增。我们利用海关总署数据测算，2019年中国纺织机械出口30.4亿美元（即HS4位码中编号为8444、8445、8446、8447、8448、8449的商品）。前五大出口目的地为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尼，均为服装生产大国，这五国的进口合计占据中国55%的纺织机械出口。这表明中国在产业链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渐确立。 图表11 中国纺织机械出口主要目的地，恰好是目前全球主要的服装生产国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京东数字科技 新冠疫情短期内冲击零售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会使目前与产业迁移有关的直接投资活动暂停。但长期看，比较优势的持续以及关税等保护主义压力，将促使产业转移加速，使得产业链区域化、多中心化。劳动力资源萎缩及用工成本上升，将使服装生产进一步离开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纱线面料制造。然而，受到低油价和规模经济的推动，中国化纤产业在全球的份额有望持续上升，而服装产业加速外迁可能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纺织机械的研发与出口。 外需、外迁叠加下纺织服装产业风险不可忽视 海外疫情对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冲击在出口。对中国这样的全球价值链枢纽而言，疫情对一个产业链存在供需双向的冲击：一方面，中国进口以中间品为主，海外的产业链上游停工、断供可能导致中国的中下游生产停滞；另一方面，外需收缩将使得中国出口环节遭受压力。就纺织服装而言，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并且基本没有“卡脖子”的技术壁垒，因此主要应当关注外需影响。 海外疫情对纺织服装产业出口的冲击将在二季度大幅上升。一季度美国GDP下降4.8%，欧盟下降3.5%，韩国下降1.4%，中国香港下降8.9%。由于二季度海外疫情恶化，防控措施升级，因此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面临的外需压力已经在二季度爆发。事实上，4月、5月中国出口好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海外防疫物资需求大增以及居家办公造成的计算机需求上升，大部分品类出口实际上是负增长。例如，4、5月织物、面料出口大幅上扬，反映了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出口需求高涨。 图表12 海外防疫物资需求推动4、5月织物出口高增 资料来源：Wind， 京东数字科技 疫情对纺织服装行业的冲击大于总体经济活动。服装是线下属性较强的可选消费品，在疫情影响下，居民削减支出和线下消费活动停摆，更是对服装消费形成双重打击。今年前4个月，中国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4.7，但服装零售下降31.3%；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上升8.6%，但穿着类零售下降12%。海外更加不容乐观，欧盟纺织、服装、皮革商店零售3月同比下降40%，美国4月服装店零售同比下降89.2%，跌幅创历史记录。海外需求断崖式下跌导致中国大量出口订单被取消，已经生产的库存积压，企业“无工可复”。 疫情产生的外需冲击贯穿中国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我们沿用《疫情大流行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评估》中的方法，以出口交货值与营业收入比例作为行业出口依存度的测度。测算发现，纺织服装服饰的出口依存度为22.4%，在制造业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纺织的出口依存度为11.8%，处于中游，但需注意到，纺织是服装服饰的上游产业，海外对服装的需求下降，最终势必体现在对纱线、面料的需求下降。 图表13 纺织服装产业对外需的风险敞口可观 资料来源：Wind， 京东数字科技 外需冲击下纺织服装企业的经营压力将显著上升。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看，近年来纺织服装产业利润率下滑，其中受环保因素影响，纺织业利润率降幅更快；经济效益下降也导致杠杆率上升，特别是纺织业资产负债率已从2016年的51.7%上升至2019年的57.2%。我们对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现金支出压力也显示，在停产情况下，纺织服装产业公司的账面资金仅能维持2.16年的固定支出，在全部行业中排名垫底。受经济效益下滑影响，一季度整个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38%，纺织、化纤、服装分别减少37.1%、45.8%和19.2%。 此外，纺织服装产业的一大特点是民企密集、中小微企业众多。我们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调查估算，认为全国28个重点纺织产业集群约有7.6万户企业，其中约4000户是规模以上企业，其余7.2万户是年收入不到2000万元的规模以下企业，而这些企业资产负债表脆弱，在国内外疫情的持续冲击下生存压力陡增。 图表14、15、16 纺织服装产业对外需的风险敞口可观 资料来源：Wind， 京东数字科技 国内外疫情持续冲击下企业停产倒闭引发的就业压力值得高度关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稳就业保民生成为全年重点。2018年底规模以上纺织业从业人数331.8万人，纺织服装、服饰业从业人数335.6万人，而到2020年2月，上述数字已经分别降至263.8万人和249万人，就业岗位不断流失。我们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调查估算，纺织服装行业的规模以下企业至少雇用了289万人，因此总就业规模仍不少于800万人。1月-3月的国内疫情造成企业停工、工人复工困难，已经使不少规模以下企业身处困境。而3月下旬开始的外需冲击预计仍将持续一、两个季度乃至更久，面对长时间的需求剧烈萎缩，小微企业倾向于直接关停企业，导致失业上升。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借助“入世”契机发展成为全球纺织服装制造中心，但产业外迁、环保压力和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纺织服装产业近年来的发展逐渐放缓，近两年甚至出现了衰退迹象。 从产业结构看，纺织服装产业在逆境中表现出产业升级趋势。中国纺织服装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下降，主要体现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即服装。在行业中上游，中国化纤、面料自给能力提升，纺织机械等资本品出口也在显著上升，中国在产业链上游的地位正在逐渐强化。 在疫情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的主要风险在外需萎缩。海外疫情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将在二季度大幅上升，而纺织服装受到的冲击往往大于总体经济，并且将贯穿整个产业链。纺织服装产业中小微企业众多，应当关注纺织服装企业的经营压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就业压力。 在外迁、外需双重冲击下，纺织服装产业应在行业自身和政策支持两个层面联合行动，以转危为机： 行业层面，有条件的企业短期内应努力自救，例如可通过转产抗疫物资，满足国内外需求缺口，缓解现金流压力。而面对产业外迁，下游企业应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重塑，实现降本增效。中上游企业应当通过加大研发，进一步占据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国际市场。 政策层面，积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政策部署，帮助行业渡过难关。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应当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具体而言，可以借助更加宽松的货币环境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好扩大、延长减税降费和还本付息等措施，保障资金链吃紧、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帮助研发密度高的企业维持正常研发活动。对于面临失业压力的人员，可以针对性地发放消费券或现金券，并开展再就业技能培训。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朱太辉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 徐天辰为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近日，星展银行发布对绿景中国地产（0095.HK）首次评级告。 报告称，绿景中国凭借20余年的旧改经验，参与过深圳10余个以上的大型旧改项目，公司拥有强大的业务敞口，其中包括人民币2400亿元的大湾区潜在可销售资源以及深圳市30万平的投资物业。深度参与旧改项目使得绿景中国地产在过去五年里的毛利率超50%，明显高于同行。 鉴于该公司即将进行的城市旧改项目(大部分位于深圳的黄金地段)，星展银行认为该公司的利润率能够继续维持高位，但目前资本市场表现尚未体现绿景中国的优势，公司目前的股价尚未体现其价值。 星展银行给予绿景中国买入评级，目标价为2.97港元，并建议投资者留意近期对公司股价的有利的三大催化剂。 一、星展银行“看好”绿景，三大因素或催化公司估值提升 由于绿景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住宅+商业”的双轮驱动业务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特别在深圳持有大量优质的项目和物业。 根据报告显示，星展银行多次表明，公司的估值及投资价值短期面临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将推动公司短期的价值释放： 1.深圳二手房价格持续回暖；2.深圳办公物业指数；3.白石洲项目进度加速； 1.深圳二手房价格持续回暖 一手房房价方面看，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0.5%，同比涨幅为4.9%。其中环比涨幅出现了扩大，而同比涨幅出现了收窄。这表明随着复工持续，新房市场快速回暖。 二手房房价方面，根据近期深圳二手房指数显示，指数呈现回暖上升，或对公司股价由刺激作用。 2.深圳办公物业指数 而写字楼方面，从全国办公楼销售均价上看，整体保持稳定上升。结合目前大湾区发展趋势，预计2020年区域内的投资物业价值指数仍能保持稳定增长。 而深圳办公楼的租金同样一直保持平稳。虽然租金受到疫情影响出现轻微下降，但是预计未来随着复工会重新上升。 3. 白石洲项目进度加速 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被深圳业界称为“城市更新航母”，项目地处深圳核心城区，紧邻深南大道，并毗邻科技园及华侨城片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及庞大的规模使其成为了最受市场关注的优质城市更新项目，同时也是被寄予了极高综合社会效益期望的旧改片区。据了解，城市更新项目计划分三期滚动开发，这一项目未来仍将持续注入公司，这部分价值仍未被市场充分反映。 二.市场关注度快速提升，梳理各机构的评级与预测 一家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决定了公司价值发现。而市场对公司关注度最为直观的衡量标准有两个方面：1.资金关注度及成交活跃程度；2.机构对公司评级的覆盖及预测数量及频率。 从资金关注度上看，公司在2017年进入港股通以来，南下资金对公司股份持股比例持续上升，但是在2020年以来得以加速。截至2020年6月8日，南下资金对公司股份持股占总股本比例上升3.09%，占流通股份比例达到17.7%。 而成交活跃程度方面，至2019年绿景中国对外披露白石洲城市更新项目后，公司成交活跃程度显著提升，这也表明市场开始越发关注公司的项目进展以及本身的投资价值。 而市场机构对公司的报告覆盖及评级方面，截至目前，一共有9家机构覆盖并对公司进行评级，其中进入2020年以来，覆盖绿景中国且看好公司发展的机构数量快速提升。 2020年以来，已有四家家机构发布对绿景中国的评级报告，机构分别为：安信国际、中投证券、AMTD及星展银行。其中评级对公司都较为正面，其中星展银行、中投证券及中泰国际都给与公司买入评级。 而目标价方面，各个机构给出的目标价都远高于目前公司的股价。 根据三家机构对公司业绩预测进行分析，机构一致性评估公司2020年预期利润为12.4亿元，2021年预期利润为14.1亿元，对应目前股价的PE估值分别为8.4倍和7.3倍。 而从三家机构报告中可总结，机构对公司业绩预测及估值较为保守，主要原因在于，机构及市场预计公司大型旧改项目销售释放期或集中在2022年后，而这部分利润及价值仍未充分反应在公司估值之中。 小结： 绿景中国这一标的在港股内房板块一直具有独特优势，是城市更新领域的“先锋”。绿景中国成立于1995年，成立至今一直扎根于粤港澳大湾区，所开发项目有90%以上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且近80%为城市更新项目。 简单总结，公司的长期优势有： 1.品牌与团队经验，与传统开发业务不同，城市更新对品牌和团队经验门槛较高，具备更高的壁垒； 2.城市更新领域具备周期长，项目前期不确定性高，核心地区项目竞争激烈等风险。绿景中国大股东在大湾区具备稳定获取项目的优势，同时通过独创大股东前期孵化、后期注资的模式规避项目风险对公司的影响。 与此同时，这一项目获取模式决定了公司招拍挂投资压力较小。因此，债务再融资的周期和空间远超同行。面临债务偿还及置换压力较低，经营目标更立足于长远； 3.公司坚持“住宅+商业”双轮模式，在粤港澳大湾区持有大量优质的物业。公司项目和持有的物业集中在深圳、珠海等极具优势的区域，而低成本能为公司带来十分客观的利润空间。其中，公司2019年整体毛利率达到64.2%，远超目前行业20-30%的水平，此外商业板块公司的毛利率能够达到89%，这在行业是稀缺的。 此外，这地区城市更新市场受政策推动，在未来10-20年呈现爆发的态势，能够进一步巩固高盈利带来的壁垒。 4.与华为、中国联通、景悦科技等达成战略合作，发力智慧城市。可落地的科技创新，有望形成新标杆产品，推动行业产品替代。新的模式也可能突破传统开发业务的商业模式。 正是由于上述护城河，一直以来绿景中国在市场获得的估值一直拥有溢价。截至2020年6月11日，公司PE（TTM）为6.1 x，目前行业估值中枢为4-5x。 总体而言，绿景中国在城市更新领域具备较高的护城河，这决定公司长远的投资价值。而近期，白石洲的项目正持续推进，刺激越来越多投资者及机构关注到公司。对比目前市值，随着公司未来业绩释放，公司价值也将快速释放。对于公司的潜在价值，市场没有充分反映。
前不久，经济学家李铁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貌似专业的观点极具误导性，我们很担心类似观点有可能继续拖累整个人口政策改革的进程。 李铁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要加快城镇化的建议和在相关领域的贡献非常值得认可。但是他在人口经济方面的论述却似是而非，近几年多次发表“中国人口过剩”的观点。比如他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人均耕地一亩多，所以还有很多过剩人口”，其实最近几年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早已在城市打工，从事农业的大多是老人。 李铁说因为这些（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导致中国就会有长期过剩的人口。言下之意，如果人口少了，这些人的就业就解决了。实际上，这种把就业和人口关联起来的思维，是非专业人士经常犯的错误。人口既是劳动力，但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这是经济学的常识。照李铁的逻辑，地广人稀的俄罗斯还会有失业问题吗？至于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韩国，就要普遍失业了吗？如果研究一下人口和失业的经济理论，再研读一下各国的数据，不难得出人口和就业率高低基本无关的结论。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面临着过剩，因为它会出现技术替代”，这个观点是非专业人士非常容易因想当然而犯错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的观点是，技术进步会取代一部分工作，但是又会创造很多工作。一百年前，大部分人还在从事农业，后来大部分人从事制造业，现在大部分人从事服务业。未来有更多的人从事创新、文化、娱乐、医疗和护理的行业。技术越进步，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就越小，人口多的负效应也就减小。技术越进步，人口多所带来的创新和需求的规模效应就更加明显，人口的正面效应就越大。所以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随着技术进步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在逻辑上，各方更应该珍惜人口规模带来的正面效应，担心人口萎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李铁还说，“老龄化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我们现在离日本还有20年的差距，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李铁对于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判断完全错误，中国现在老龄化程度跟日本差20年，但是任何人口政策改革的效果往往会有20年的延迟性，因为多生一个小孩，或者少生一个小孩，要小孩长大工作了才会对经济有影响，所以经济的影响有二十年的延迟。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今后20年有多少年轻工作人口，二十年后我们已经必然面临和日本现在一样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所能做和必须做的，是防止这种趋势恶化下去。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很多，日本的生育率1.4，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只有1.1左右，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面临如此悲观的形势，李铁怎能轻描淡写地认为还有几十年时间来解决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任何理由不完全放开生育吗？中国生育率几乎是全球最低，我们还是极少数限制生育的国家，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还在吃减肥药，居然还有些人对此丝毫没有紧迫感。 李铁又说，“（中国和日本老龄化问题）而且这20年差距仅仅是说我们现在看老龄化率上是20年差距，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的话，可能不是20年，可能是30年到50年的差距”。言下之意，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低生育率就不是问题。但是主流经济学观点是，老龄化指标是指每个年轻人口所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跟人口基数没有关系。人口基数大，年轻人固然多，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只要人口抚养比上升，中国就不得不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或者大幅度加重税负，来弥补养老社保基金的巨大亏空。 总之，李铁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据是错误的，论证过程很具误导性，结论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错误以外，李铁还忽略了人口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多带来的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尤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得益于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和人才规模，中国和美国两国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产业几乎碾压世界其他国家（详见后文）。中国的发展短板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相反，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的有利因素，更是中国的核心优势，我们应该尽量维持而不是消减这种优势。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过去三年出生的人口正在以每年3%的惊人速度递减，未来随着现在这批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工作和子女教育的三重压力，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将面临无比严峻的低生育率危机。在这种形势面前，“中国人口长期过剩”的论点可谓是“谬以千里”。 附录： 以下，我们再详细论述一下几个和李铁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一、人口增加并不会加重就业困难 从李铁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认为劳动力过剩是因为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劳动力是否过剩是相对工作机会而言的。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会导致需求大，于是工作机会也变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更大，衣食住行的需求也更多，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洲和美国的总和。 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有表演才华的人，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到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人口多的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售货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类唯有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过去30多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这也印证了，人口越多，就业反而可能越充分。 这种关系可从数据中得到印证。下左图显示，在全球180个有数据的国家和地区里，人口密度越大的国家失业率明显更低。其中，地广人稀的阿根廷和俄罗斯，失业率分别为10.6%和4.3%，远高于地少人稠的日本（2.3%）和德国（3.1%）。而下右图显示，在中国27个省区里，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关系微弱。如果不考虑因为人口密度太低而情况相对特殊的几个民族自治区，人口密度与城镇失业率呈明显负相关。 图1：人口密度与失业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世界各国失业率来自维基list of countries by unemployment rates，人口密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中国各省区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各直辖市归入最近的省份一并计算，以避免直辖市拉低图中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失业率。 那么我国人口变化对劳动力供给有何影响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已经连续八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340万人。由于现在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都是出生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而且不断走低的年代，除非中国大力鼓励生育并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否则劳动年龄人口的衰减趋势会长期延续下去，甚至可能不断加速。 从李铁的言论来看，他可能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助于缓解所谓的劳动力过剩。但人口众多并不意味劳动力过剩，人口减少也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我们从来不认为劳动力短缺是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的理由。 在长期低生育率下，由于年轻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萎缩先于消费市场萎缩，人口锐减在初期可能会带来劳动力短缺，尤其是在那些需要新技术和技能的行业。但长期更可能造成劳动力过剩。因为低生育率除了弱化人口的规模效应外，还会减少孩子在未来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成人，孩子更具可塑性，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既蕴含旺盛的未来消费需求，又能学习和掌握未来所需的技能。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其中包含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成为工作机会的源头。孩子的比例越高，社会对未来技术变化的适应性越好，不仅知识更新更迅速，而且创新创业也更活跃，让工作技能和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进而促进充分就业。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萎缩，恰恰降低了那些更适应未来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客观上又加大了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从而恶化就业形势。特别是那些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更好的家庭，目前往往生育更少，导致情况更为雪上加霜。 举例来看，东北的生育率在中国几大区域中长期垫底，人口已经开始处于加速萎缩状态。根据《中国就业景气报告》，从有数据的2016年开始，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每个季度都在中国几大区域中垫底。在最新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列的55个城市里，沈阳、长春和大连的就业景气指数分别为倒数第2、第7和第10。当然，就业市场的不景气，应当与近年来东北经济不景气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人口萎缩恶化并不会缓解的就业形势。 二、技术升级不会导致人口过剩 李铁在文中提到：“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完全不支持李铁所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结论。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让人们可以投入较少的工作时间来赢得更多的闲暇。更多的闲暇会创造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来满足，并催生新的行业和就业。比如，汽车的出现，固然导致马车夫失业，但却创造了诸如客车和卡车驾驶、汽车研发、制造、修理等职位，汽车行业的从业者要远多于以前马车行业。正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和供给，因此技术水平程度越高的社会，整体上就业可能越充分。一个数学天才在现代社会可能成为一个数学系的教授，但在农业社会却可能是村里的游手好闲之徒。 虽然技术升级对就业市场的长期和整体影响是正面的，但也可能产生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特别是在现代经济中，各个行业高度专业化，一旦某个行业的工作被新技术取代，该行业从业者长期积累的技能将失去用武之地，这些人会面临如何转型从事新行业的就业困境。如果人口相对年轻，这种新技能的转型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人口老化，这种转型会变得很痛苦，就会使得产生比较高的由于技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也会使得老龄化国家在这些新行业中的国际竞争失去竞争力。 有人会说，如果有一天所有工作都可由人工智能胜任会怎么样？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就意味着人类无需劳动就可获得物品与服务来满足自身的需求，社会的主要问题将变成如何把商品和服务分配给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的变化最终促使人类回归其更基本的意义，即生存、繁衍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还会限制多胎吗？ 三、现代科技让人口规模更加重要 李铁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李铁的言下之意是认为人口规模不再重要。其实在技术升级时代，虽然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但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于经济的意义不只是劳动力，优势也不只是低技能劳动力，更是市场需求的细分和多样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来自于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众多的人口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 近年来，美国极力阻碍华为设备进入西方通讯市场。对此，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澳大利亚市场还不如广州移动大，新西兰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徐直军的直言，充分体现了巨量人口规模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底气。得益于众多人口，中国现在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东南亚等国家，但巨大的市场规模及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会让很多高附加值的产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 李铁似乎认为技术和资本比劳动力更重要，但他恐怕忘了技术和资本有赖于人口规模的重要支撑。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这是因为，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过去就仰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人口及全球最大的市场规模，成为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中心，突出表现在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公司几乎垄断了全球互联网市场。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老牌的科技强国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这一轮的科技竞争中却落后了。 在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时代，少数杰出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李铁也提到：“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但质量与数量是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同等质量下，人力资源的总量与数量成正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数量多一倍，总体力量多一倍还不止。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会越优秀。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1万人要更优秀。未来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在这个要素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国到底会出现多少天才，根本上将取决于其年轻人口的规模。年轻人越多的国家，将越多出现为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科学家。 人口规模效应是通过人力、物品、资本的需求和匹配来实现的，所以在一个体系内，交流和交往越密切，人口规模效应越大。到信息时代，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使得交流和交往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也就是说人口多一倍，交流和交往会多不止一倍，这更加凸显规模优势对竞争力的强化作用。而且高科技行业里，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人口规模带来的市场和人才等综合优势更为重要。 对一个国家来说，其内部的语言、法规、市场壁垒越小，通讯和交通越发达，信息和人员流动性越大，规模效应越能体现。主权国家是现代世界框架下的主体单位。主权国家内部交流和交往的流畅性一般要远好于国家之间，至少决策的权力和责任能够维持一致。所以在西方体系内，美国凭借其内部语言文化一致和政治统一的优势，尽管人口总量不及欧盟，但科技尤其是新兴科技却远胜于欧盟，使得美国人均GDP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最高之列。 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语言相通、文化一致、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的十多亿人口。数倍于美国并超过整个西方体系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底气。美国在1960年代就曾讨论高铁计划，但现在依然是空中楼阁，原因是人口密度不够，经济合理性不大。而中国高铁建设之所以能够高歌猛进，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同样，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被美国制裁后，依然可以顽强发展，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大的市场，以及科技人才和研发投入的规模优势。 相比之下，俄罗斯面积是中国的1.7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学学历人口比例全球最高。但俄罗斯仅有1.43亿人口，除非整合到更大经济体，与中国、美国和欧盟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也因为如此，俄罗斯除了能源和军事工业外，几乎在任何行业都没有竞争力。即便其军事工业，主要也是依靠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前苏联时期留下的底子。 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的四倍多，但实际人口优势却没有这么大。首先，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美国在语言、文化、安全上是一体的，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上更密不可分。这个体系的人口资源至少有4.5亿而不只是美国的3亿多。其次，美国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又显著放大了美国实际可利用的人口基数。目前，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里有1/3左右是移民，如果再计入第二代移民，这个比例可能上升到1/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人口规模上的优势的很大一部分，却被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一体化，以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广纳精英的能力所抵消。更关键的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远低于美国，按目前的趋势，如果无法大力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以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就将跌至美国的水平，中国将彻底丧失对美国，更不用说对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李铁作为能影响决策的官方智库重要学者，面对这样令人痛心的趋势毫不在意甚至乐观其成，实在令人遗憾。 四、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 李铁说：“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 李铁似乎在说，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才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人口众多，中国才有这么多富裕人口。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贫困人口的占比，或者整个国家的人均GDP。这方面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是，虽然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却不是很高。其实，但更恰当的表述是，中国还只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就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 也就是说，人口众多可以说是中国GDP总量巨大的原因，而不是中国人均GDP依然不是很高的原因。这种表述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因为，归根结底，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匹配。其中人均GDP反映技术水平，即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效率。而GDP总量反映的是匹配的价值总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技术和经济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人口多一倍的国家，GDP总量差不多也多一倍。 其实，根据我们上节的分析，更准确来说，如果其他基础条件相似，人口更多的国家，人均GDP甚至应该更高，只是欧洲内部较高的流畅性，弱化了不同国家的人口规模效应。但在欧盟内部，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即使在国家人口密度不大的北欧，情况同样如此。 这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内部能更清晰地呈现。比如，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区（不含直辖市）分别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除河南外，其他4省也是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几个省。当然，影响经济发展的除了人口这个基础因素外，还有历史轨迹、教育水平、文化和制度等因素。 那些相信人口太多拉低人均GDP的人，潜意识中把GDP视为存量。对于固定的存量来说，参与分配的人越多，自然平均到每人就越少。但GDP其实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那么很快就会被消耗掉。 由于GDP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也就是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和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说，发展经济需要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存量不是流量。但从使用价值来时，自然资源其实也是流量，因为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着人类科技发展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很少人能认识到石油和稀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自然资源占商品和服务价值的比例整体不到5%，而且会越来越低，远不到人口聚集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创造的价值。经济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有人的地方才有需求和供给，而资源永远是为人服务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很大程度可以弥补甚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 认识到人口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就知道人口萎缩对人均GDP提升的影响是负面而非正面的。这点能从东北的发展得到印证。东北资源丰富，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近年更是进入绝对负增长。与此同时，东北人均GDP增速却大大低于全国人均GDP增速。从1980年到2019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71%；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9年的比全国低34.1%。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 实际上，这种人均GDP增长更慢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人口萎缩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萎靡，更是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基础设施也会因为需求和财力的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不断地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着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地关闭，让居民的选择越来越少。 结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限制生育的政策把人口规模优势当成劣势来消减，把人口看作负担的错误观念也一再延误了人口政策改革的时机。中国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唯有力挽狂澜地扭转中国的人口颓势，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附近，中国才能实现长久的繁荣。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中国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抓紧调整人口政策事关人口健康可持续和长期经济增长。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应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目录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 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1.2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1.3 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1.4 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2 中国人口三大流传甚广的错误认识 2.1 中国适度人口规模有多大？ 2.2 提高人口素质才是关键，人口数量没那么重要？ 2.3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3 政策建议：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中国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人口峰值临近 1.1中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 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1687、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2019年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16-2019年15-49岁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491、398、715、502万，其中生育子女数占比超85%的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分别减少194、264、398、331万，2018年主力育龄妇女数量较2017年多减134万，2019年较2018年少减67万。从生育水平看，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从分孩次出生数看，2015-2019年一孩出生数分别为879、981、713、629和593万，二孩出生数分别为658、715、892、760和747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三孩及以上出生数分别为118、90、117、134和125万（2019年数据为估计）。2016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131万，主要在于一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32万、贡献78%，二孩出生数增加57万、仅略高于2015年的增量53万；2017年全面二孩效应才开始明显显现，尽管当年一孩出生数大幅下降268万，但二孩出生数大幅增加177万；2018年出生人口大幅下滑200万，主要是二孩出生数大幅下降132万和一孩出生数下降84万；2019年一孩、二孩出生数分别减少36、13万，对总出生人口减量分别贡献62%、22%。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从2015-2016年的45%-47%骤升至2017年58.6%，2018、2019年分别为58.7%、59.5%。没有一孩哪有二孩三孩，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将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大减近40%，跌至不到600万的历史低位，预示出生人口还将明显下滑。从育龄妇女数据看，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降至2006年的1.67亿后小幅回升至2013年的1.73亿，之后将持续下滑至2031年，2032-2038年有所回升，2039年后再持续下滑；其中，2030年20-35岁育龄妇女规模将分别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按照当前趋势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快速下滑至2028年的不到1100万，2029-2036年有所企稳，2037年后再持续下滑至2050年的约800多万。 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一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二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三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四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1.2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美元。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较2018年增加945万，占比为12.6%、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与历史数据相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2001-201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2018年年均增加约0.4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水平的国际比较看，2019年中国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经济体中位居第61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2.2个百分点。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9.1%，高收入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分别为18.0%、10.4%；全球老龄化程度位居前三的经济体为日本、意大利、葡萄牙，占比分别为28.0%、23.0%、22.4%。从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对比看，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分别在1978、1981、1994、2019年，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1.2%、9.2%、5.8%、12.6%。美国、日本、韩国、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2.6%分别是在1990、1992、2015、2019年，当时人均GDP分别为2.4万、3万、2.7万、1万美元。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2年将进入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约35%。随着生育率下行和寿命延长，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中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老龄化速度前所未有。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1971-1995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1990-2018年），德国用了36年（1972-2008年），日本用了11年（1995-2006年）。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中国将于2022年、即用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再11年后即2033年前后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升至2050年的29.5%、2060年的35.2%，企稳一段后将再度上升至2084年及之后的约40%。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76亿，预计到2050将达3.76亿，2058年达4.14亿的峰值，届时大致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并且，高龄化问题也将日益突出。2019年中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超过3200万人，占比2.3%。预计2030年高龄老人将达约5300万，占比3.8%；2050年高龄老人将达1.3亿，占比10.3%；2073年达1.74亿的峰值，占比继续升至17.1%；2100年为1.56亿，占比20.8%。 此外，从人口年龄中位数看，1980-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9岁升至36.5岁，预计2030、2050年将分别升至43.0、50.7岁。从国际看，2015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4、46.4、26.8岁，到2050年将分别为42.7、47.1、54.7、38.1岁。到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明显高于美国、欧洲、印度，制约国际竞争力。 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2018年中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11622亿元，剔除财政补贴后的实际盈余为-6033亿元，连续6年为负。养老保险在社保体系中占比70%，2018年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盈余为-4504亿元，实际盈余同样连续6年为负。当前社保缺口主要在于历史欠账，即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办社会，部分人群未在退休前缴纳保险费，但享受养老金发放福利。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2020年底之前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补充社保。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凸显，这也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难题。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看，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8年的13.7个月，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55。2018年有4省入不敷出，18个省的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在12个月以下，8个省的抚养比已降至2以下；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2013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并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医疗支出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2013年中国调查地区居民两周患病率（患病人次数/调查人数）从14.3%增至24.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患病从33.8%增至62.2%，2013年老年人口的患病率是平均水平的2.58倍。 1.3中国人口突破14亿，但即将陷入负增长 2019年中国人口突破14亿，《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期的2020年14.2亿不可能实现。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错误的原因在于过高估计了全面二孩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认为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5-1.6之间，预期2020年、203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14.5亿人的峰值。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同样存在高估，中方案预测2031年达14.6亿人的峰值。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中国人口有9个预测方案，其中中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0、1.72、1.73，进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1年迎来14.6亿的峰值。此外，其低方案假设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5、1.32、1.23，人口将于2024年达到14.5亿的峰值。 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中国人口总量将急剧萎缩，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至不到8亿，届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9%降至7%。相较于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的世代更替水平2.1，日本1.4的总和生育率大致意味着日本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萎缩约1/3，韩国0.98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韩国出生人口每隔一代人将减少超过50%。尽管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即使以1.4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峰值；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3或者1.5，中国人口将在2021、2024年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195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为22%，2019年小幅降至约19%，2100年将大幅降至约7%。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 1.4人口红利消失，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 从经济增长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预计2050年比2019年减少23%；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人口数量红利是过去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统一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人口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生产和储蓄多，消费少，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储蓄超过投资部分产生贸易顺差，同时过剩的流动性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升级，经济潜在增速较高。但是，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推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6%逐渐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从绝对水平看，当前中国人口总抚养比约40%，未来一段时间仍处于人口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小于50%）。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预计2050年将较2019年减少2.3亿至7.6亿，即减少约23%。随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萎缩，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 从消费看，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并引发消费结构变迁，比如医疗保健占比将逐渐提升。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会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8年居民消费占比从35.6%升至39.0%，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5.3%降至9.5%。并且，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比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约14亿平的双峰，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
“田心小镇让传统科研院所裂变全球，京沪线上刷新地表极速，率高端装备首登北美重地（波士顿）、受命出关让’解放’’红旗’王者归来，中国尊上续写巅峰故事。” 这是知悉前中国中车（601766）总裁奚国华调任中信集团后，一位曾在中车工作过的前员工所写。在这位前员工看来，奚国华是一位有思想、有技术、又有卓越管理能力的国企领导人。 6月23日上午，中信集团官网披露，当日中央组织部干部四局有关负责同志宣布：奚国华接替王炯担任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此前，奚国华是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多个消息人士称，履行完相关程序后，奚国华将接替王烔出任中信集团总经理。 在奚国华之前，原央行副行长朱鹤新已接替退休的常振明出任中信证券董事长、原中国太平保险控股副总经理任生俊接替蔡华相出任中信集团监事长。等奚国华正式出任总经理，中信集团的“三长”更换将全部完成，且均由中信系外“空降”而来。 曾有中信集团的人表示，常振明任董事长时，身为总经理的王炯更多是分管中信集团的产业，也就是非金融板块。研究出身的奚国华多年来在中国中车、一汽集团工作，具有实业管理经验，他来到中信集团后，或许也将延续前任的分工与配合。 王炯生于1960年3月，目前已满60岁，消息人士称，他将正式退休。王炯也是中信体系内成长起来的王炯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在中信体系工作多年，历任中信上海公司副总经理，中信上海（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协理，中信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直至2013年5月，常振明从中信集团总经理升任董事长，第一副总经理的王炯接任总经理一职。 3月20日，朱鹤空降中信集团，接替常振明出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彼时，凤凰网财经曾报道，如何带领四十岁的中信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是新掌门人朱鹤新所要面临的。如这也是与朱鹤新搭档的奚国华所要面临的挑战。 奚国华出生于1963年12月，浙江东阳人，1985年毕业于上海铁道学院机车电传动专业，后来拿到中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有一个工商管理的学位。他曾先后担任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北车（601299）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等职。 奚国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就进入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围绕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株洲规划了田心轨道特色小镇。作为电力机车研发领域的专家，他曾主持过多个国家级与省部级的攻关项目，2001年获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人才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是国家“863”计划现代交通技术领域专家组专家。 2007年和2008年，南北车集团先后成立股份公司，实行股改上市。2008年，奚国华出任中国北车的执行董事、总裁。2011年，京沪高铁（601816）开通，中国北车了承担京沪高铁“G字头”列车58%的运能。 在南车、北车都工作过的奚国华，主导并见证了南北车的合并。2015年，南车以换股方式吸收北车，合并成立新的集团公司——中国中车集团。奚国华为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常委。2016年11月，他出任中车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在中车合并前后，奚国华还带领团队，在2014年获得了波士顿地铁284辆车辆订单，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面向全球的招标中首次胜出，奚国华曾在央视讲述这段跟踪四年、投标前19天紧急解决保函有效性等的历程。中车成立后，继续不断斩获海外订单，让“高铁”成为一张中国名片。 2017年8月，奚国华离开了工作32年的轨道交通装备行业，转任新兴际华集团（601718）董事长、党委书记。2018年6月，他再次回到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出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奚国华赴任一汽时，一汽自主品牌大部分车型销量难见起色，红旗品牌陷入销量注水的风波，一汽夏利等还处在重组的关口。彼时汽车业媒体都认为，奚国华来说，引导一汽混改，擦亮红旗、解放等品牌，都会是奚国华面临的挑战。 奚国华在2月21日的《国资报告》发文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也是名副其实的车轮上的国家，但大而不强是我们亟待改善的痛点。“不强”的根本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但几乎没有金融背景的管理者，能否胜任金融业务占半壁江山的中信集团总经理一职？曾有中信集团的人表示，常振明任董事长时，身为总经理的王炯更多是分管中信集团的产业，也就是非金融板块。研究出身的奚国华多年来在中国中车、一汽集团工作，具有实业管理经验，他来到中信集团后，或许也将延续前任的分工与配合。 无论是中国中车，还是一汽，都是有着多个业务板块和子公司的集团公司，而奚国华对如何管理这类公司，发挥总部与各业务板块的管理和协同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奚国华在前述《国资报告》上发表的文章里写到：“按照责权利对等、实时全程监控、负面清单管理、及时沟通协调的思路，和战略协同、信息知识平台系统等共建共享原则，不断加强和优化集团总部和各业务板块、分子公司的管理和协同。”
（记者宋维东）ST抚钢董事长季永新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将合规经营摆在重要位置，抓住“混改”契机与红利，坚持“特钢更特”发展战略，全力发展“三高一特”重点品种，积极推进国产材料替代进口，提高核心关键材料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在“小而精”产能范围内做强做优特钢品种，把公司建成重要的高端特殊钢材料研发生产基地。 “混改”见成效 中国证券报：沙钢集团入主后，对公司进行了哪些改革？ 季永新：ST抚钢被誉为“中国特殊钢的摇篮”，是我国重要的特殊钢生产企业。近年来，公司生产经营遇到巨大挑战。2017年起，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钢及公司启动“混改”，引入中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沙钢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 2018年9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同年12月底，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沙钢集团实际控制人沈文荣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后，沙钢集团着力从体制机制、日常管理等方面对东北特钢及公司进行全方位改革。此次“混改”备受关注，被寄望成为“东北振兴的示范工程”。 按照辽宁省委、省政府要求，推进“混改”过程中确保员工队伍、生产经营稳定。为此，沙钢集团全面提升公司生产效率，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激发企业活力。 沙钢入主后，进一步明确ST抚钢继续发展特钢产业，坚持高温合金、高强钢、高档模具钢、特冶不锈钢的“三高一特”品种方向不变。同时，实施“特钢更特”战略，完善沙钢集团的特钢板块，强化与沙钢集团的融合。 “混改”过程中，沙钢集团向公司输入了的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经营机制，全面提升全员市场意识和效率效益意识。同时，公司从人员绩效管理、生产物流过程管控、采购供应规范管理、财务流程管控、纪审法务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对标提升基础管理，大力推进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建设。 公司坚持以绩效为导向的考核激励机制，机构设置则全面实施扁平化、高效管理。 中国证券报:“混改”实施以来，公司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季永新：随着“混改”的深入推进，公司目前已恢复了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2019年，公司在产量规模略有降低的情况下，实现净利润3.02亿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原辅材料供应紧张，下游需求减少，公司仍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效益持续保持较好水平。 2019年，公司“三高一特”品种产量同比提升9%。其中，高温合金产量同比提升44%，高强钢同比提升32%，特冶不锈钢同比提升12%。2020年以来增长势头不减，1-5月“三高一特”产量同比增长20%。其中，甲类高温合金同比增长8%，高强钢同比增长30%，特冶不锈钢同比增长47%。 “混改”效果显现，并逐步得到全体职工认同，激发出了巨大的能动性，有效地保证了公司各项改革深入推进。 强化合规经营 中国证券报：公司在规范治理、合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季永新：2018年初，公司在控股股东东北特钢重整期间爆出19亿元资产失实问题，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多家银行冻结对公司的新增授信，且出现强制收回贷款的现象。公司资金链断裂，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 上述事件使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厉处罚。这让公司充分认识到合规经营的重要性，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进行了全方位整改。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改选以来，将信息披露作为工作重点，严格关联交易管理，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强化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与交流，全面规范经营业务。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审核，关口前移，打造诚信合规企业。 中国证券报：如何重塑公司形象、重拾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季永新：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高度重视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的沟通，全面提升治理水平，实现公司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全力扭转因此前资产失实问题造成的被动局面。 今后，公司将以更加真诚开放的态度，介绍公司发展战略及工作动向，充分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实施“特钢更特”战略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公司的竞争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季永新：企业发展积淀很重要。公司在国内特钢行业的综合竞争优势比较明显，且优势不断扩大。 技术创新方面，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承担了百余项国家及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并获得多项荣誉。公司大力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反对守成”的创新氛围，科研人员面向生产、面向市场搞研发；建立灵活且激励作用显著的用人模式，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公司2019年实际投入研发经费超过3亿元，2020年将继续扩大。 装备方面，公司的底子不错，拥有从冶炼加工到后部精整、热处理、质量检测直至产品包装的完整装备设施，特种冶炼能力位于行业前列。特别是沙钢集团进驻以来，公司加快推进技改，大力推进前期钢材深加工、一炼钢厂炉壁氧枪改造、进口电渣炉等技改项目迅速达产达效，同时结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要求，快速实施7000吨压机、30吨真空感应炉、30吨真空自耗炉等项目。这些项目投产后，对提高公司特冶品种冶炼、加工能力，降低优钢品种冶炼成本等具有重要作用。 公司“三高一特”产品在国内市场均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高温合金、高强钢、高档模具钢和特冶不锈钢分别占据60%、90%、35%和35%的市场份额。特别是超高强度钢等产品具有领先优势。 当前，钢铁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一批民营企业进入特钢和高端钢市场。而特殊钢属于小众市场，容量有限，公司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同时，以产能水平计算，公司面临着人员数量过多、人员结构老化、吨钢成本较高等挑战。 接下来，公司将综合施策，通过灵活的体制机制、强有力的研发投入、更具针对性的降本举措、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结构调整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证券报：如何实施“特钢更特”发展战略？ 季永新：ST抚钢的50万吨年产能在中国钢铁行业总产能中微不足道，但这50万吨产能附加值高，是不可或缺的优质产能。长远看，这些产能关系着国产材料替代进口等方面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特钢更特”的发展思路，全力发展“三高一特”重点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公司将继续加大技改投入，逐步将年产能提升到70万吨水平。在“三高一特”的基础上，继续精确瞄准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发电设备等重点领域，进一步优化高盈利、高指标性能品种结构，确保高温合金、高强钢等8大重点产品产量占比超过85%。部分产品产能实现翻倍增长，推动产品系列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公司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对现有的特种合金板材、特种合金管材、机加工等产品延伸生产线，进行深层次技术改造，同时建设产品加工中心，形成“高性能、高精度、高效率”的服务模式。 同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形成独有的技术、成本和品牌优势；继续实施精品战略，力争成为航空航天、能源装备、模具工具、交通运输、石油化工、节能环保、工程机械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特种合金和特殊钢原材料供应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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